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乐趣在于，回溯我们接受的“常识”是如何诞生的？

编者按

陈寅恪在1929年赠与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诗中有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二十世纪的日本东洋史研究，既是中国学者竞争对垒的对象，也是彼此学习引介乃至融合的过程。日本东洋史研究对于文献与语言锱铢必较式的钻研和求解，以及文献精读和对比之后所形成的宏观的概念，使得日本的中国研究有着不同于中国与欧美不同的特色。

相比于群星璀璨的古代史研究，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则稍显黯淡。一方面，由于近代中日历史的情仇纠葛，不可避免地使日本学者思考中国历史的时候，连带思考日本在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角色。以至于研究的视点，难免介于理智与情感之间，难以抛却个人的政治立场乃至偏见。以至于常常以中国作为酒杯来浇日本现实的块垒。另一方面，日本学者长于史料的搜罗与解读，相对于欧美已经社会科学化的中国研究，则多少显得落伍乃至手足无措。随着中国对于档案资料封存的日益严格化，以及近现代史研究成为禁区。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难逃螺狮壳里做道场的窠臼，并难以与现实政策研究拉开距离。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石川祯浩先生无疑是日本近代中国研究与党史研究的执牛耳者。他的作品无论是早年对梁启超政治思想的研究，还是在中共党史领域对于毛泽东形象的流变和中共建党时间的研究，都有着属于日本上一辈东洋史和汉学传统独有的特色。既有着在异域史料之间游刃有余地对比梳理的余裕，也有着如同侦探般抽丝剥茧、化繁为简的人文科学的魅力。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国内中共党史研究对于重要史料的发覆和既定叙事的质疑，石川祯浩的研究给予了我们别具一格的视野，以及属于日本研究者的谨严与轻盈的美感。或许对于自诩于语言优势和生活经验的中国研究者而言，在资料与档案的管理渐成禁区，外部压力越发不可测的今天，石川祯浩的研究或许与百年前的日本东洋史学研究一样，既是后辈学人心向往之的楷模，也是未来挑战与超越的对象。

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对于现代中国史的研究无疑是带有对于现实中国的信念感与使命感的工作。尤其是对于中共党史而言，历史与现实间的连续性，驱动着某种知识与道义上的热情去推进自己的工作。然而对于日本学者而言，中国是他们理解日本的镜鉴而已，抑或是某种对于知识与考证单纯的乐趣而已。因此，在石川祯浩的研究中，我们所更多看见的是对史料的来源客观的厘清或是不偏不倚的叙述。然而，对于历史学而言，对于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追求，永远是最优先的。尤其是今天的中国正在变得越发复杂迷离，在站在不同立场之上去讨论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的时候，确定性的知识与真实的分量，其实是开展对话与辩论的起点。

本文系两位中国青年历史学者在2020年对石川祯浩先生的访谈。已经过石川祯浩先生的审阅与校订。

一、关于个人生平、京都学派研究方法、“共同研究”

1.在之前的采访中，您谈到自己是在1980年代中期来中国留学。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中日关系以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的新变化都很重要。198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对于中国革命史的兴趣似乎在退潮，一方面像野泽丰这样的革命史学者不再满足于中共史观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一些像狭间直树老师这样的学者开始以“1920年代的中国”、“梁启超研究”为基点走向思想史、远离民众运动史。您那时候的留学是否会感觉到中国学者的观点过时或者偏于保守？回国之后在日本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时候，您会感到有些格格不入吗？在1990年代以后，包括您在内的日本新一代学人如何重新看待革命史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位置？

石川：我是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念三年级的时候（即大学本科三年级），去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不过，那时的我对于日本学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状况几乎一无所知，对于所谓人民史观、革命史观、民国史观等等学界专业术语也可以说毫不了解。我是在1986年留学归来后，才将京大授业恩师们的研究放在战后日本的研究脉络中尝试理解的。可以说，在学问和研究上，我并不早熟；在留学之前，对于学界时兴的历史观，以及对中国（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感受、评价等等，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北京大学历史系诸位先生基于革命史观范式的授课，在当时的我听来，总感觉对于共产党和中国有着过多的自我赞美。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我只是普通的进修生，并没有所谓的指导教师。不过，我也的确获得了和其他的中国学生一起学习革命史、深化知识储备的机会。对我而言，北京大学诸位先生的视角都非常独特（意思是说，同日本学界讲授的中国史有所不同），但并没有感觉到过时或保守。留学回国后，我虽然明确了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方向、并着手准备毕业论文，但却并非是对共产党历史的研究，而是选择了“资源委员会”这一国民政府时期承担工业建设的统制部门的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在这段时期，我还没有明确地想将中共党史或者革命史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我于1988年本科毕业，进入京大的研究生院进一步学习。在研究生的这三年时间里（1988—1990年），我才开始正式关注中共的历史。

不过，这种关心，与其说是根植于对革命运动或中国革命的关注或共鸣，不如说是基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也就是说，我发现日本的社会主义文献，对于五四时期中国的年轻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对于革命，我并没有多少共鸣。另外，在我留学归国后进入近代史研究领域这一决定的背后，京大人文研究科共同研究班（狭间教授主持）为我提供了基础；但当我正式加入这一研究队列中时，研究班中的多数老师，早已不采取革命史观的研究范式了。1980年代后半期左右，革命史、共产党史已经不是近现代史研究的主流。它不是过时陈旧的研究领域，也不需要特别的觉悟或思想准备，无非是众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罢了。

2.据我所知，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有着悠久的“共同研究”传统，在这些共同研究中诞生了许多著名的日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作。那么，究竟什么是“共同研究”？您及京都大学的其他老师们是如何进行“共同研究”的？近来，我注意到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即将开展“20世纪中国史的资料复原”（二十世紀中国史の資料復元）研究，可以简单介绍下这项研究的大致计划吗？

石川：不仅在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整个京都大学人文研究中心都流行着共同研究班这种研究模式。人文研究中心的教师不仅要进行个人研究，同时也有义务组织、管理至少一个共同研究班。共同研究班会选择那些仅靠个人能力无法充分进行研究（或不可能研究）的、涉及广泛领域的主题。人文研究中心不仅有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者，同时也有从事西洋、日本研究的学者；研究领域也非常广泛，涉及思想、历史、文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等。大家会结合自己领域的研究模式，组织研究班、定期召开研究会。

说到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共同研究班，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我们会在每周五下午召开研究会例会，时长大约3个小时，其中集合了京都大学内外的研究者，以汇报研究为主要内容。每次报告者为一名，报告时长为1到1.5小时，之后由评议人进行评论，然后进入自由讨论环节。汇报的时间比一般学会的时间要长，因为不仅要介绍研究成果，还要分享研究构想、史料状况以及史料解读方法等等。换言之，在汇报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向研究班成员介绍自己是如何进行研究的，并接受研究班成员的意见、质询。此外，汇报人需要事先提交报告资料，点评人和其他研究班成员会提前阅读，并在汇报人报告时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也就是说，共同研究班不仅分享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为了提供一个支持的平台，让汇报者的研究更为精进。

我现在主持的“20世纪中国史资料复原”共同研究班（该计划2018年立项，为期四年），报名成员大约有40人，实际每次出席的人数大约在20人左右。大多数是京都大学或其他大学的年轻研究者（硕博士生、博士后），不过也有京大以外的大学教师。换言之，共同研究班超越了大学的界限，成为了研究者们共同学习、研究的平台。每年开会的次数大约在16到18次左右。这个研究班的主旨，是为了理解各个成员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经常使用的史料或史料集的来历，梳理它们的形成过程，并对有问题的地方加以订正。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些20世纪中国的统治党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虽然也非常热衷于自己的历史，并收集、编纂了不少史料；但也正是出于这种热衷，导致他们屡屡介入历史，甚至曲解历史叙述、改纂史料。因此，我们关注那些因偏见而被曲解的史料，尝试回溯它们的历史，恢复原本形态。

3.在之前的一篇采访中，您曾经提到对您影响很大的老师有两位。一位是狭间直树老师，一位是研究大正史的松尾尊兑老师。对于狭间老师，中国读者大概比较熟悉了；而从事大正史的松尾尊兑老师是如何影响您的呢？近年来，在京都大学从事日本近现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在研究方法（或问题意识）上有无相通之处呢？

石川：松尾先生是日本大正民主主义研究的第一人，研究方向是日本近现代史。不过，松尾先生并没有为日本史的研究所局限，同时也非常关注日本的社会运动对于国外、特别是东亚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些地区接受影响的过程。因此，松尾先生也曾研究过五四运动时期中日思想交流的情况（以吉野作造、李大钊为例）。此外，松尾先生也非常擅长史料收集与细致分析，他的研究风格，可以说是考证主义的。而我基于考证主义的研究理路，便是受自松尾先生。概而言之，在京都大学，不论是日本史研究，抑或是中国史研究，实证主义都是非常普遍的研究方式。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增订版）》与《红星》

4.我注意到，老师今年因『中国共産党、その百年』（筑摩書房）获得了司马辽太郎奖，真是可喜可贺！请问可以向中国读者大致介绍下这本书的内容吗？在您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处的基本理念（初心）是什么？其后中国的国家体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如何从流行歌曲中感受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

石川：获此大奖，我很荣幸。获奖作《中国共产党，它的百年》是一部通史，回顾了建党百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该书体量大约370页左右，日文约20万字，分析了构成中国共产党的DNA从何而来，通过回溯一些简单易懂的事例，爬梳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比方说，这本书的开篇，讲述了一张床的故事：那是展示在湖南宁乡刘少奇纪念馆中的、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时的一张床。那张床有点不同寻常，床脚被切掉了一块。从这段逸闻出发，我介绍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当时党的领导人经常使用安眠药的情况，并顺藤摸瓜地说明了个中原因（党中央会议经常于半夜召开）、更深层的理由（毛泽东的夜猫子性格，致使周围领导人也都不得不顺应他）、以及一些其他理由（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勤勉与压力、选择了一党专政从而不得不肩负的宿命等等）。

从这样细微的例子中，我试图勾勒出中共的一些特征。此外，书名虽然是“百年史”，但叙述重点还是集中在了1949年之前，这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对我所认为的中国共产党两大DNA（共产国际的由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与毛泽东）的来历及其确定的过程进行详细说明。

关于流行歌的文章收录了13篇，这是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体验后，加入的一些调剂：在阅读了跨越一百年的政治史（革命史）叙述后，读者或许会感到厌烦。共产党的历史不仅是政治与革命的历史；研究共产党史，本来决不能缺少文化宣传的内容。但限于篇幅关系，对此无法展开，只好收入几篇关于歌曲的文章，以缓解文化史缺失的遗憾。我自己非常喜欢中国的“红歌”，在去卡拉OK时也经常唱。在京都大学，我曾开过一门以流行歌曲探索中国近现代史的课程。结合当时的经验，我得以从革命赞歌向祖国赞歌的变化中，两相参照地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与社会风貌的变化。

5.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您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在具体论述中我似乎感到这三种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若单从国际因素考量，当时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准共产主义团体似乎是黄介民的“伪共产党”大同党，他们与朝鲜、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有更多的连带关系。但为何最终获得共产国际承认的却是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影响这一结果的因素具体是什么？

石川：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中的“人和”吧。黄介民的大同党虽然与国外人士或组织有关系，但却没有团结国内知识分子的威望。由于中共早期党员大多是学生和知识分子，相较与劳动者或外国组织等的联系，中共更需要党的指导者在国内知识分子党员中享有声望，具有克里斯玛型的领导魅力。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的名声在这一点上是绝对有压倒性的。惟陈独秀是党的发起人，中国共产党才没有经过内讧或主导权之争，得以顺利开启进程。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朝鲜共产党：伊尔库茨克派、上海派还有在朝鲜的组织没有决定性的指导者，群龙无首，其初期的历史内讧不断。如果没有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大概也会出现各团体分立的状态。从国际视角来看，代表中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张太雷，在回国后成为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的一员而没有另立山头，他的选择也很重要，但这大概也是因为陈独秀在当时具有压倒性的威望。

6.在《红星》当中，您曾着力反驳张戎的观点，认为《西行漫记》并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政治审查并被迫修改，此一结论相当令人信服。但埃德加·斯诺是否就因此没有受到中共话语的影响呢？在第五章的末尾，您曾写到，斯诺是“带着好几磅重的共产党杂志、报纸和文件”离开保安的，这些文件是他主动搜集而成还是共产党方面有意提供，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中共方面的组织、宣传对斯诺写作的实际影响？

石川：由于斯诺报道所介绍的情报是通过采访中共领导层得来的，因此受到后者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本人汉语水平也不好，采访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所以前提条件便是需要理解中共的说辞。从这层意义上而言，接受影响这一现象本身不应受到批判。进言之，斯诺对于一经公开发表的作品，只要没有特殊的情况，即使受访对象有所请求，他都不会修正。可以说，斯诺身上贯彻着记者精神。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斯诺确实在取材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近了受访者的感情或价值观。这种现象被称为“融洽”（rapport），过分泛滥则被称为“过度融洽”（over rapport），会影响报道的客观性。此外，对于斯诺或其他外国记者，中共的相关人员也倾向于特别对待，他们给斯诺就提供了很多远超斯诺本人需要的资料。比如，讲述中共瑞金时代或长征情况的照片资料非常的少，但由于斯诺要求，中共便慷慨地提供了那些宝贵的资料。这就是斯诺从保安离开时带的“好几磅重的共产党杂志、报纸和文件”。后来到了1949年，毛泽东还反省道，对于斯诺第一次采访，我方是被动的——这可以理解为过于回应斯诺的要求了。换言之，通过采访，斯诺与中共结成了较为亲近的关系，中共也大方地提供了服务，双方可谓处在一种田园牧歌般的蜜月状态。

三、关于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7.石川老师早期围绕梁启超的东学背景做过非常翔实的系列研究。可以说，梁启超之所以成为一代言论骄子，很大程度上从明治前半期日本“‘文明’的全盛时代”中汲取了思想资源；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亦得益于日本彼时掀起了社会主义热潮的独特“天时”。换言之，从梁启超到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都在日本摄取着自己认为能够救国的“文明”。那么，就您个人的研究而言，这两代知识分子在思想摄取的性格、取径上是否存在不同？抑或共性大于个性？具体而言，即辛亥革命带来的国体更替，是否产生了影响？

我认为，当考虑“东学”的作用及影响时，需要将当时较少国家分野意识（即对于中国、日本的体认）的知识世界纳入考虑视野。在梁启超大显身手的清朝末期，当时的知识人在摄取、介绍某种思想时，对他们而言，这些思想是否来源于日本渠道，想必并不是多么重要的问题。不管它们是否经由日语转译而来，肯定都是西洋思想。因为没有中译，所以经由日文转译，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我认为，这种思考倾向或曰感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也基本存留着。不过，由于无法直接翻译因而只能借用日语的情况，同时也可能会伴生出若干失败感或自卑意识。但不论如何，使用日语不仅省去了一一寻找对译词的工夫，而且不论如何，翻译成日语的西洋书也极为大量。正因为存在着这些优势，当时便很少有人再进行翻译西洋原文这样低效率的工作了。这并不是一个是非判断的问题，即这样的间接性受容是否正确，而是一个事实性问题，即当时是否存在这样的现象。

所以说，在受容认为正确的新思想时，时人并不认为有必要一一检视这些思想是否是经由日本渠道而来的。因此，东亚发生的对于新思想、西洋思想的受容，并非以中国或日本的单独个体为主体，而是东亚全体相互提携所进行的工作，只是在这一过程中使用的工具语言（共通语言）碰巧是日语罢了。我认为这样的思考方式可能更近于历史事实。因此，我并不认为由于日本的文献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日本就更优越，或者更了不起。

8.您在进行研究时，除了会关注档案、撰述这些“经典”史料外，还很擅长发掘文字之外的信息，比如对黄帝像的关注、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告示牌”的关注，以及对毛泽东像的关注。这既是中国研究者较为忽略的问题，也极大地延展了京都学派的“考据学”传统。同时，您的研究虽以实证见长，却不会流于琐细，背后始终有着大的问题关怀。就此，能否谈谈您个人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独特“蹊径”？希望您能对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生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

石川：我个人并非有什么特殊的问题意识，但如果非要举出一个的话，大概就是相较一般人而言，我会更多地去怀疑已经成为常识的东西。特别是当我开始中共党史的研究之后，这个倾向似乎变得更强了。在追问常识为什么会成为常识的过程中，会经常遇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这当然上升不到“研究意识”这样高级的层面，只不过出于好奇心的驱使，以及每当解开一个个小小谜团后，伴随而来的喜悦和成就感。相较于其他学科，历史学研究并没有清晰的目的设定，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中。但在人人习知的大问题或大课题中，几乎都包含着一些小小的谜团和矛盾点。因此，如果一开始就局限在小问题里，可能遇到的谜题会比较少，问题规模也没有那么大，但即便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意义。与之相对，由于大课题中残留着不少的谜团和矛盾，因此只要发现问题，努力耕耘，便有可能做出颠覆常识的研究。

关注非文字史料更多是出于我个人的情况。随着年纪增长，慢慢地读不了太小的字了，记忆力也没有从前那么好了，因此选择了画像、照片这类门槛比较低的史料。应该是这样的吧？不过，对于你们这些年轻人，这样的解答可能很难理解吧。

・本文原载于substack账号未定论
・感谢作者及刊物授权转载。

受访者简介

石川祯浩（1963~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曾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客座研究员。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著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革命与民族主义 1925—1945》等。

徐添丨编辑

夏生、冬生丨审校

来源：微信公众号 谓无名 https://mp.weixin.qq.com/s/gn4dWMY9007rZoAwZZqk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