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大寨
造假事件始末

作者简历

顾万明，网名“大国老记老顾”，上海市人，1969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1982年毕业分配到国家通讯社黑龙江分社当记者，1989年调到广东分社。2011年退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开展“农业学大寨”期间，山西省昔阳县被揭露存在长期、系统性的粮食产量虚报，累计虚报约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左右。‌

农业部原副部长杨显东1979年在大寨调查弄清事件真相后，公开揭露了大寨造假事件。

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大寨村在陈永贵带领下改造自然成为全国农业典型。此后，为维持“政治红旗”形象，基层开始层层加码、虚报产量。‌

1978年，杨显东带领800多名农业专家参观大寨，发现虎头山光秃秃、麦苗矮小，与宣传严重不符，并了解到耕地面积、产量、自力更生等均有虚假成分。‌

1979年春，杨显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公开批评：“动员全国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并指出陈永贵“欺骗了全国人民，欺骗了党中央”。‌

1980年，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1年，国务院正式揭开大寨问题“盖子”，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戛然而止，‌大寨造假是“典型被神化”的结果。‌

大寨“神话”的兴起与坠落


据记载，1967年至1979年，昔阳县粮食产量虽增长1.89倍，但虚报达2.7亿斤，占实际产量26%。造假压力主要来自“大寨必须增产”的政治要求，而非陈永贵个人道德问题；也有资料指出，早在1964年“四清”工作队就已发现产量不符，但因政治因素未被处理。

大寨问题被揭露后，农业政策转向实事求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行，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释放。大寨造假事件成为反思“典型宣传”和“浮夸风”的重要案例。‌

1963年，大寨遭遇特大洪水灾害，十年积累毁于一旦，可大寨人拒绝国家援助，喊出 “三不要、三不少” 的豪言壮语，凭借双手重建家园，年终粮食亩产达700多斤，还上交国家12万斤粮食。

大寨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党中央重视。毛主席赞扬陈永贵，周总理在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寨精神概括为 “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农业学大寨” 的号召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

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年，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了一场盛大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组织代表们前往大寨参观学习。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亲自出面接见了代表们。陈永贵并在会上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农业科学的重要性。他谈到，几年前大寨的玉米突发怪病，农业技术人员告知他必须立刻拔掉病株焚烧，以防病情扩散。

然而，陈永贵却凭借着自己的经验，认为没那么严重，拒绝了技术人员的建议。结果，玉米地颗粒无收。陈永贵感慨道，从那以后，他才真正认识到农业科学的权威性。

台下的专家们听着陈永贵的讲述，不禁瞠目结舌。一个掌管着全国农业发展方向的副总理，竟然对如此基本的农业科学常识懵懂无知，还让全国农业以大寨为标杆学习，这一现实让他们既惊愕又无奈。

另外，陈永贵讲话时，台上右角落坐着一位年轻人，手中紧握着小本子，时不时轻声提醒陈永贵一些农业数据和专业术语。扩音器将提示声清晰地传递到与会者耳中，这一幕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听完陈永贵的讲话，代表们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路线，分组在大寨村里参观。他们怀揣着好奇与期待，希望能近距离感受大寨人的生活与劳动场景。

一路走来，田间地头不见一个大寨农民的身影，家家户户大门紧闭，仿佛整个村子都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代表们心中满是疑惑：正值农闲，大寨的农民们都去哪儿了？

再向前行，代表们又发现几乎每家的窗口上，都摆放着一个精致的金鱼缸，五彩斑斓的金鱼在水中悠然游弋；小天井里，必有一个大缸，里面栽种着各类花木，花朵娇艳欲滴，散发着阵阵芬芳。

这看似温馨美好的景象，在代表们眼中却显得格格不入。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沿海相对富裕的城市里，也并非家家都有闲情逸致养金鱼、种花木，更何况大寨人每日在田间辛勤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碌的他们哪里来的时间和精力摆弄这些呢？

这难免让代表们心生疑窦：莫不是为了参观者特意打造的 “门面工程”？

怀着复杂的心情，代表们终于登上了大寨山头的最高处，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大失所望。为了建造人造山间小平原，大寨人砍掉了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将小麦种到了山顶上。

原以为会看到麦浪滚滚的丰收盛景，现实却是麦苗稀疏矮小，夏收季节早已过去，麦苗却只有六七寸高，麦穗更是寥寥无几，毫无丰收的迹象。

代表们在玉米地里惊异地发现，大寨附近生产队地里的玉米，叶片枯黄、茎秆细弱，显然是缺乏养分和精心照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寨本村的玉米地却一片生机勃勃，玉米秆粗壮挺拔，叶片油绿发亮，穗大粒饱满。

代表们恍然大悟：大寨的玉米地是吃“小灶” 的，背后有着国家额外支援的化肥等物资支撑，才能有如此出众的长势。

这一趟大寨之行，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彻底打破了大寨在人们心中的完美形象。代表们议论纷纷，质疑声此起彼伏。
有人指出，大寨一味追求粮食产量，忽视了农业生态的平衡与多样性，砍掉树林、放弃畜牧业，这种短视的做法注定难以长久；还有人质疑，大寨的经验既然连周边生产队都无法推广，又何谈全国学习的普适性？

更有人批评大寨的农业管理模式粗放、单一，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只重高产、速度，却忽略了自然规律和土地的可持续发展。

当时参会的农业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全程面色凝重，沉默不语。他深知，眼前的大寨与宣传中的大寨模样相差甚远，农业的发展一旦脱离了科学的轨道，必将陷入盲目与困境。回到北京后，杨显东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了一场有 6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决心揭开大寨的盖子，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1975年，邓小平卓琳夫妇在大寨。江青摄

1975年，邓小平卓琳夫妇在大寨。江青摄

真相渐浮大寨造假被揭露


1978年的大寨之行，使大寨的诸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此后，专家、领导们纷纷打破沉默，大寨曾经的 “神话” 开始一步步被专家揭开盖子。

1979年的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杨显东更是鼓足勇气，直言不讳地披露了大寨造假：“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这其实是极大的浪费啊！这种做法，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兄弟们推入了穷困的峡谷。”

杨显东的批评直指当时担任副总理的陈永贵：“陈永贵同志当上了国家副总理，可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这种态度，怎么能让人心服口服呢？”

此言一出，会场内顿时炸开了锅。一位来自大寨的政协委员情绪激动，几乎是跳着脚，大声嚷嚷起来：“你这是诬蔑大寨，攻击大寨！大寨是毛主席亲手培植和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你怎么能这样说！你这是要砍掉我们的精神支柱！”

面对这样的质问，杨显东并没有退缩，他声音沉稳地说：“我说的都是事实，大寨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是许多人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我们不能因为一面红旗，就忽视了背后的真相，忽视了农民兄弟们的实际困难。”杨显东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在1981年的国务院会议上，大寨问题终于提上日程，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弄虚作假。大寨，这个曾经被树为典型的先进集体，其背后的真相却令人咋舌。大寨在粮食产量上造假，虚报亩产量，以此来博取荣誉和关注。

除此之外，大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也被揭露出来。大寨干部迫害无辜农民，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无辜的人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被打压，甚至失去了生命。这些惨痛的历史，如同一道道伤疤，刻在了大寨的历史上，也刻在了每一个受害者的心中。

其实，大寨造假的问题最早被发现于1964年的冬季。那一年，上级派驻的“四清”工作队查出，大寨粮食实际亩产量远少于陈永贵所报告的数字。此事等于宣布大寨的先进乃是一种欺骗，其所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对待大寨的粮食问题成了政治问题。在中国，任何问题一旦被政治化，科学和真相往往就被搁置一旁。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凭借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幸运地度过了那次政治危机，得以安然无恙。

因为大寨成为了全国样板，所以通往昔阳的公路，在1978年时即被修筑成柏油大马路；昔阳城里也兴建了气魄非凡的招待所，能一次容纳上千人同时用餐的大食堂，参观者在这里不吃大寨玉米，而是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山珍海味。由此可见，当时从中央到省，为了树立大寨这个全国农业样板，输送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

另据县志记载，1967年至1979年，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 9330 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然而，这辉煌数字的背后，却是昔阳农民的巨大牺牲。

这期间，昔阳农民因此伤亡1040 人，其中死亡 310 人。至于昔阳粮食产量，虽表面上增长1.89倍，可实际却虚报产量 2.7 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虚报的后果自然由昔阳的农民承担了，给国家的粮食一斤也没有少卖。

此外，昔阳在那段时期，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两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立案处理过的人数超过三千，每 70 人就摊得上一个。

直到陈永贵下台后，昔阳才开始了大平反。1979年全县就复查平反冤假错案70余件，许多因贩卖牲畜、粮食、占小便宜、不守纪律、搞婚外男女关系、不学大寨等问题受到处分的人，被取消了处分；一些由于偷了一点粮食，骂了几句干部，说了几句 “反动话” 被判刑的老百姓被释放出狱。

陈永贵、大寨造假事件末尾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中，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对大寨存在的粮食产量造假、将坡地改成平地破坏土地结构、动用外部资源为大寨服务等问题向中央作了反映。

大寨将大量的山坡地平整为平地种庄稼，山西分社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寨没有这么多劳动力，大量的治山治坡工程都是由解放军成团、成建制的士兵无偿完成的。这是其他农村无法学习的。在全国、省、市来大寨参观、开会前，陈永贵组织人将其他田地的玉米，集中堆到一块地里造假，让人看起来玉米丰收的景象。山西分社多次内参向中央反映大寨造假问题，引起陈永贵的不满，他不思量自己的问题，而对山西分社满怀抵触情绪。

毛主席逝世后遗体安放在毛主席纪念堂，各地干部群众派代表进京瞻仰。山西省的瞻仰代表团中有山西分社社长金嘉声。在瞻仰后回山西，组织报告团讲解瞻仰情况。金嘉声在讲解中，说到了毛主席遗体保管不慎，遗体有被老鼠噬咬的样子。

陈永贵听闻此事后如获至宝，他将金嘉声的报告上纲上线，指责金嘉声“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图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总社获悉后，抢在山西省之前，立即把金嘉声临时调北京总社工作，安排在总社新闻研究所编辑新闻资料，才使陈永贵无法打击报复。

1980年1月国务院会议期间，陈永贵对邓小平、万里支持的农村包产到户很有意见，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1980年2月，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不再担任其他职务。此后，陈永贵要求回昔阳县，中央没有同意，反把他的户口、工作关系迁到北京。

曾经有人举报陈永贵在抗战时期，参加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担任情报员，还曾担任伪村长。中央调查组查阅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据陈永贵自己说：他是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的。

‌此事上报中央后，周恩来指示“不要扩散”，毛泽东则批示“不要再提了”，并将此事作为历史问题处理，没有追究陈永贵的责任。

来源：微信公众号 新三届 https://mp.weixin.qq.com/s/u8kbvbvsovqq2Ll-2Dkt4g 原载微信公众号顾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