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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乱之，终弃之，大学红卫兵是可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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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为安文江， 原复旦大学红卫兵司令。 1 一位编辑同志在给我的信中写到：“你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极其生动的文学作品。”读到这句话，我笑了，笑得很涩、很苦、很沉…… 海岛上光屁股的顽童，上海滩好梦幻的少年，复旦园锋芒毕露的才子，“文革”中显赫一时的红卫兵司令，矿井下负重爬行的臭老九，还有威信颇高的教导主任，荣登红榜的省模范电大老师，浔阳城知名度甚高的所谓作家……这些斑驳的色彩合成我的肖像，这一条跌宕起伏的曲线描绘出我前半生的轨迹。 历历往事，可堪回首！我不怨艾，不嗟叹。命运把我扔进了五味罐，备尝人生的甜酸苦辣涩，我感谢生活的馈赠。一个人，只要自信的脊梁不断，那么，迭宕曲折的经历便是得难得的财富。 我不想把这笔“财富”匿于密室，所以，在大家鼓励下，我创作了一部中篇报告小说展示自我。今天我感谢《东方纪事》又给了我贡纳“财富”的机会。 自尊与自卑，乐观与颓唐；追求与失常；理想与幻灭……我的心灵历程是特定历史时期光波在我身上聚焦与折射，是60年代知识分子很典型的代表。所以，我这个人具有“标本”价值。没这点价值就不必占用自由的篇幅。 在我眼中，“当代人自由”专栏不是扬名获利的地盘，它是冷峻的标本解剖台。我决定躺上去就准备脱得一丝不挂，用自己的手攥紧手术刀开膛切腹，亮出无遮无掩的灵与肉，接受旁观者五花八门的评点。所以，自由需要真诚，真诚需要勇气。 三月底，我接到《东方纪事》的索稿电报，“速将自白寄我们”。一位同事探头看了电文，突然神情惶悚地打量我，眼光曲里拐弯地搞得我莫名其秒。他问：“你，怎么搞的？这，怎么回事？”我恍然大悟，他把“自尊坦白”，以为电报是哪个专政机关拍来的。一笑之余，我觉得沉重。在中国，说真话真难。连“自白”都成了可怖的字眼。细一想倒也不奇怪。孔夫子早就有“述而不作”的律条，也就是说说尚可，切不要记诸文字的意思。他的大作便是弟子们记录整理的。延至当代，伟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也没写过自传，有几本传记还出自洋人的手笔。瞿秋自傻乎乎地写了篇自白，结果为证明他是“叛徒”提供了白纸黑字。还有个刘晓庆斗胆包天写《我的路》。由此招来的风风雨雨成了茶后饭余“看客们”的谈资。 我写自白会不会撞到“左轮手枪”的枪口上去？只能说“但愿不会”。 说话难，说真话更难，说别人不敢说的真话难乎其难。明知其难还迎难而上，我冒傻气了，换个说法叫“不成熟”。 一颗豆，浸透五味加上文火烹煮，早该熟透了。我们依然咯崩脆的，而且还挺得意，自诩“青春常在”我觉得，人活着已经够累的了，用“俗套”自律就累上加累。世事洞明，人生练达是好事，我很想学一点，但本性难改也就不敢了。敢想敢恨敢爱，这才是鲜淋淋的人生。不成熟拉倒，我就当一颗煮不熟的五味豆。 确实，就个人私利而言，我全然不必心旌飞扬地在方格子里作大激昂。和同龄人相比，我走出昨天的泥泞，提前达到了“小康”。夫人当科长干得有滋有味；独女上大学读得有声有色，收入不低。稿费不少；彩电冰霜电话书房一应俱全，很可以学一点陶渊明的“悠然”。我的家推窗便见庐山，即陶渊明悠然而见的南山。但是，我做不到“守已”。也实难“安分”。巴金先生说：“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人，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恶梦……”为了不做恶梦，为了后来人不重复我们的恶梦，我写下这篇自白！ 2 1980年，上海来了位20出头的外调人员，他挂出一张鲜红的公章脸蛋诘问我：“你最好说说你当红卫兵头头的动机和目的！”我朝他苦笑，朝他摇头。他恼了，一拍笔记本吼道：“你态度放老实点！”我也火了，说：“假如你以为坐在你面前的我是贱民而不是与你同等的公民。我有权利请你滚出去！”同来的老同志赶紧打圆场。我说：“回顾历史需要赤诚，评价历史需要公正。这位小同志不懂历史又要评判历史，我只好缄口。如果割断历史，仅仅从个人品行着眼去追究千百万红卫兵的罪过，只能得出荒唐结论！” 这不是遁词而是大实话。 中国的史学，文学往往堕落为“瞒”与“骗”的工具，魏徵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是，某些史学家、文学家为迎合某种政治需要总把历史搞成哈哈镜。近几年，这种倾向受到评击和纠正，对中国的蒋介石，外国的布哈林以及文化界的林语堂、钱钟书等人给了相当的公允，但是对红卫兵的评价却是“犹抱瑟琶半遮面”，害怕犯禁。我的两位校友在《历史沉思录》一文里写道：“一边是历史的高压水龙头洗刷着成山的冤屈；一边是红卫兵‘冲锋队’一样出现在小说里，‘还乡团’一般出现在银幕上。”面对被扭曲的历史和被扭曲的一代人，老知青梁晓声写了《雪城》，老三届肖复兴写了《啊，老三届》，而“文革”中处于焦点、热点的大学红卫兵反成了空白。于是，在今天的青少年眼中，像我这样的父辈成了灰蒙蒙的谜。1985年，我执教语文的高三学生中有几位在作文里骂“丧尽天良的红卫兵暴徒。”我笑着说：“你们把红卫兵看作希特勒空投的党卫军或威虎山潜伏下来的土匪，这是大误会。我安老师当年就是红卫兵，而且是‘司令’，你们觉得我像不像座山雕？”看，她用了一个“吓”字，可见，他们心目中的红卫兵是何等狰狞。 大学红卫兵超过百万，连同中小学的红卫兵、红小兵超过一亿人。假如历史不能给矛他们以真实的描绘、客观的评价，未来必将遭受历史无情的惩罚！ 空话说多了，下面请读者沿着我走过的路、顺着我的心态历程，通过我这只“麻雀”探究一下“红卫兵谜案”。 3 我的个性是矛盾的集合体，自卑与自尊、温顺与桀骜、内向与奔放、软弱与刚强……时而冒出这一面，时而冒出那一面，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两个灵魂构成两个自我。这大概是生活的“杰作”。 我生在舟山群岛，童年时，父母带哥哥定居上海，我伴着奶奶守着幢宽敞却又寒伧的老屋。撒娇的年龄却得不到慈母的抚爱，孤独时得不到胞兄的温情，受欺侮时得不到父亲的保护，奶奶对我很疼爱，但为了不负我父母的嘱托，加上她自己是个半虔诚的佛教信徒（她只在阴历的初一、十五两天吃斋，说是这两天菩萨开眼巡视凡界。很有点胡弄神灵的味道）。于是，我听到的更多是“不要”、“不许”之类的训诫。这样，一个天性机敏活泼的我变得孤寂、腼腆、驯顺、纤敏，像一株无遮护的小草抖索在岩缝里，面当碰到过度的冷漠、欺凌时，我又时不时地暴发出自尊、孤傲和刚烈。五岁那年的夏天，几个小伙伴吹牛比胆量。“谁敢钻后山的坟墩子谁就胆大！”我一听就亮开嗓子叫“我就敢！”我老家有钱人生前就造有坟道的椅子墓，很宽敞的。我硬着头皮哆嗦着钻进了墓道，“哇哇哇”大叫几声就奔出来。事后越想越怕，第二天发了高烧，害得奶奶着灯笼叫了半夜魂。还有一次，在小伙伴挑唆下，我在改成学校的中峰庙，翻墙上顶爬到尖檐边上，掰下了护法神手中的木头剑，挖出了他的眼睛--两颗玻璃球。在迷信十分的故乡，我少不了给大人们骂“造孽胚”。这种反常的胆量其实是要求被同伴认同、被大人器重的心灵变态，我的童年实在是太孤单，太凄苦，太没有温暖了。 1953年冬到上海，1955年又回到故乡。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使我惊惧、迷乱，又使我眷恋、向往。妈妈送我上海轮，我没有掉一滴泪，我有一种被遗弃的忿懑。海浪滔滔，孤鸥点点，已过10岁的我萌生了执拗的“学本事回上海”的愿望，想做一个强人。那一年，我除了读书就是学画，沙地、粉墙、厕壁、香烟壳……到处是我无师自通的“大作”。语文老师周惠敏特别喜欢我，给了我不少纸笔。那年“六一节”，我创作的画《老师，敬礼》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两本练习薄。周老师拉着我的手一个劲问：“画上的老师是谁呀？”我朝她甜甜一笑拔脚就溜。画上的“我”正恭敬地向齐耳短发的“周老师”行队礼，背后柳树一侧一个调皮鬼正眯着眼睛吐舌头……32年过去，我还记得十分清晰，这是我第一次成功，周老师又是填补我母爱的第一人…… 1958年夏，我终于到上海定居。当年考初中，我报考浙江美院附中，终因没有良师指点，缺少系统训练而各落孙山。 我爸爸是海员，当时月收入80元，不算低。但三代人，我和哥哥读书。父亲又是烟又是酒，一个人就去掉30元。三代人蜗居在18平方米的前楼，进大学前我和哥哥没尝过上床的滋味。冬天地板上铺床棉絮，夏天则铺张草席。在浙江老家，家常饭是红薯粥，家常菜是盐棕子。（用棕叶包粗盐放在炭灰里煨黄，醮着下粥存一股清香。）“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困难时期，家常饭是“三色粥”（上清中混下白，妈妈喝上层，奶奶喝中层，我和哥哥吃下层）。但我从不为儿时的清贫而自轻自贱。红薯粥、三色粥给矛我的卡路里超过了牛奶面包，少一层肥膘，多一点筋骨，使我能迈出漫长的坎坷。更使我欣慰的是，我们有一个堪称伟大的妈妈。她瘦弱但从不弯腰；她凄苦但从不嗟叹；她贫寒但从不乞怜。“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是她的口头语。瘦削的肩头扛起养育三代人的重担，她咬紧牙关发誓要把我们兄弟俩培养成故乡第一代大学生。她自己也进夜校，风雨不断苦了一年多，从目不识丁到能读书看报写流畅的家信。她的誓愿实现了，她却过早地走了……假如我身上还有什么优点，那一定是她的恩赐。特别是自尊自强的烈性和恶不怕、善不欺的脾气，我得益于她潜化的影响。 童年、少年时代的我具有良好的天赋，美好的梦想，外柔内刚的个性和追逐理想的志气。这么个挺可爱挺有个性的孩子怎么会变成1966年“野性十足”、“犯上作乱”的红卫兵司令？是什么改变了我又怎么地改变了我？ 这得从1967年说起-- 4 中学六年理应是充满阳光、充满诗韵的黄金时代。个性成型，世界观奠基，人生走向的确立都将在这一时期大体完成。当然，这又是可塑性最强的敏感期。 那一时期的学校宁静、神圣、老师忠诚、辛勤；学生驯良，用功。这都是事实。可我要说：自1957年始，学校像教堂，老师像牧师，学生像羔羊。苍天有眼，切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回复到羔羊时代去！ 这六年，我们是在“颂歌”与“战歌”交响回荡的噪音里长大的。唱着“毛主席万岁！”学的是“三面红旗迎风飘”。读的是“台湾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报纸有台湾消息专栏，题目图是铁丝网后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瞪着淒绝的大眼睛……所以，即使在困难时期饿得膝盖发虚，我们也充满幸福感，穿着打补钉的裤子照样扭秧歌。同时，反右斗争，大跃进，蒋介石反攻大陆，反修斗争，反右倾……我们稚嫩的神经束不断被被绷紧被叩击，一忽儿红旗招展，一忽儿刀光剑影。盲目的偶像崇拜，虚浮的理想主义，亢奋的斗争激情浸红了我们的骨髓，也使一代人成为最少自主意识，最缺个性光彩，最易被驱使的工具，其最强烈的反馈就是“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问世。 我也不例外。 一个纯真地寻求理想、寻求温情、企盼受到理解与尊重、得到进步与发展的我，是很不安分的。另一个驯顺地满足温饱、慑于规矩、怯于师长的我，又是很守己的。在学校里我受着正统教育，聪明听说，于是当文体委员，中队长。一放学我就拜倒在莫泊桑、契诃夫、托尔斯泰、马克吐.吐温和鲁讯、巴金、徐志摩、郁达夫的脚下。那个时候有个好处，一是学生的负担不像今天这么沉重，二是借阅各类书刊较方便。所以，学校门外有我自由的小天地，书籍。这样，我就受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学校里既有系统扎实的知识传授，又有“兴无灭资”的教诲和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熏陶；走出校门就对不起了，人情、人性、人道通过迷人的艺术形象感化着我。前一个我盼红色的革命、斗争；后一个我向往绿色的自由、温馨。《雷锋之歌》激励我摒弃自我，“每一声呼吸都是革命革命革命！”《红与黑》的于连又引导我个人奋斗走出昨天的清贫与低贱……前者给我心的震撼，后者给我灵的纤颤。震撼比纤颤强烈，纤颤又比震撼久远。从中学到大学，两个迥异的自我不断地搏斗扭杀，切割着我的个性。因为胜负难分，我的脾气就变得浮躁。这是其他糖罐里泡大，母亲抱大的同龄人所没有的。 我拼命读书到了胡啃蛮咬的地步，结果呢，语文一枝独秀，不论什么语文类竞赛，我几乎包揽冠军，数理化却中等偏下。上理科偷偷看小说之类的事也常常发生。班主任严肃地批评我“不要光想着成名成家。丁玲‘一本书主义’批得够臭了……”我只有认错且表示要“全面发展、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读课外书像犯罪一样，我只能搞“地下活动”。强制性的禁令是虚弱的，你越禁我越被吸引。《少年维特之烦恼》、《约翰.克利斯朵夫》、《忏悔录》、《金陵春梦》、《金瓶梅》（洁本）就是怀着偷食禁果的惶恐在高一时读完的。 中学时有两件事刺激了我也改变了我。 也许和从小难以得以母爱，也没有姐妹亲昵有关，我对异性自小就多亲近的欲望，情窦似乎也开启得早些。初二时，班上长得最秀气的女同学Z对我很有好感，送了一叠画片给我，我好兴奋。居然写了首情诗，其中一句“哦，你别朝我笑一笑，我失落太阳了。”她有点懵懂，我把她暗喻为太阳，她却怀疑我骂她，她去问别人，一问就糟了。周六下午的全校训导会，教导主任一脸敌情地训斥：“还得了吗！初二学生就写情诗。还说那个女同学一笑，太阳都没了”排列得比兵马俑还肃穆的1000多学生嘎然大笑。知情的朝我指指戳戳。我当时的感觉：太阳真的没了！初萌的纯真的情感横遭羞辱。自此，我对“爱情”产生了过敏性惶恐。进大学后，有两位女同志给我来信，半年以后，我嗅出了超常的温情，我不敢玩火，非常自觉地割断了情丝。大学二年级，我在上海医院住院割扁桃腺，一位女护士对我十分友好。可是“敌情通报”很快传到团支部。书记对我大谈“克服小资产阶级情调”。那时候，团支书就代表组织、代表党的助手说话，我只得诺诺。过几天，有同学在楼下叫“安文江，有人找！”踱到窗边一看，来的正是那护士，我吓得一边朝喊话的同学摆手示意，一边猫腰缩到窗台后面。事后，觉得对不起她，人家也没说过半句情话。可一想到自己克服了小资情调，心进也平衡了。多么的不合情理！像剃度的小和尚不得思凡一样，我搓揉着自己自然的天性。 高一时，音东老师见我有点才气，委我以校文工团团长的重任。为了排练一套歌颂“三面红旗”的节目，带我们去参观马陆人民公社。回校后，我为大联唱编撰歌词井该印了几十份。因为错刻一个字，我被解除团长之职。这一刀砍伤了我，由此产生了对“阶级斗争”刻入骨髓的恐惧。以后的业余创作我特别注重政治性、思想性。15岁就领教了文字狱的滋味，闻到了批判的腥味，而告发我的女同学年仅14岁。 我再不敢放任自己了。我再不敢随心所欲地嬉笑怒骂了。我赶紧打入团报告靠拢组织了。我少看西方书而每天坚持读党报《解放日报》了。我渐渐地弄不清我是谁了。我变成我自己也不喜欢的我了。我想，本来我会写不少朦胧诗的。 高二时，我和五十八中、继光中学几位同学办了份自编自写自印自读的油印小报，办了五期。有同学提醒“不太好吧”，我赶紧退出。 大学一年级，我们寝室出版了一期文艺壁报，取名《杂啼》。第二天晚上，我们的班主任，大姐一样可亲的秦家琪老师一脸忧色地踅进我们寝室，劝我们不要冒失干傻事。她爱人就是在南京大学被莫名其妙戴上右派帽子的。我们长吁短叹，结束了刚刚出声的《杂啼》。 我学乘了，我被驯化了。进入复旦大学是中文系，我本当诗情勃发写一点赤诚的东西。结果呢？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一入学，我就为联欢会创作了朗诵长诗《我们是继往开来新一代》，效仿最流行的鼓动诗；二年级为复旦话剧团创作朗诵长诗《我站在珠峰之巅》，气势磅礴，这个“我”绝对是代表人民的“大我”，接着破格担任《复旦文艺》诗歌编辑，不时作补白之作，几乎全是高八度的进行曲……这是我可悲的“进步”！ 一个纯真的，有灵性有朝气的，企求个性自由发展的我被揉搓成一团，塞进模具，塑造成被认可的工具。 有些人至今还怀恋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的教育，且摆出九斤老太的架式对80年青少年大发“一代不如一代”的谓叹。对这种方图让新一代青少年重新退回去，适应传统钻进模具的言论我有着本能的反感！ 20年前的我们的确驯顺、勤奋、纯朴、赤诚。然而，这是支步伐整齐而没有锐气的方阵，是一群唯鞭是听的羔羊。理想主义的教导，倡导公共利益的伦理约束，抑制个人自由的兴无灭资的教诲，对个人权威的虔诚膜拜使千百万莘莘学子成为有虚浮的使命感、道德感的“理想型”人物，成为这一时期稳定社会的重要因素。但是，佛教的五诫也曾使千万信徒在极乐世界诱惑，轮回报应的怖慑中表现出群体性的道德完善和牺牲精神。这值得肯定吗？十字架上的耶稣也曾使上亿的教徒表现出“信仰，仁爱，希望“的崇善精神和以《摩西十诫》为规范的人道境界。这也值得赞扬吗？假如我们不否认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个人崇拜等浓重的一统意识曾败坏我们的政治肌体，不否认这一时期的教育有厚重的迷信式灌输的色彩，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掩盖其非科学、非理性的一面！ 青少年在“文化革命”中爆发出的愚味、野蛮，黑暗，正是这种教育的负价值效应。 因此，尽管80年代的青少年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与不足，我还是要说，我热爱他们！他们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阵痛期，处于寻找失落的自我的求索期，由此产生寻觅的困惑，思考的浮躁，追求的狂悖实在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有一些堪称青年导师的同志常常有意无意地要把后辈纳入不定期时的道德渠道，我感到费解。有些同志在回溯个人磨难后说过“娘打儿子儿不怨。”我很受不了。娘错打了儿子，儿子为什么不能怨怪？为什么不能据理力争说：“娘，您糊涂，您打错了！”借此促成娘的自省，求得深切的理解与和谐岂不更好？在家愚孝，在国愚忠，崇尚负重且忍辱，大老爷打你板子还要叩头谢恩，这正是我们民族雄风难振的劣根，是人治得以悠久的渊薮。以此律已，无可厚非；借此律人，几近于牧师无疑！ 被驯化的我必然会在最高统帅号令下应命而动。而灵魂深处不服驯化的我则蠢蠢然待机而发。前者为展示革命性，后者则寻求真正的自我价值。“文化大革命”恰恰为两个对立的我同时提供了表演的机遇。这是我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原始心态。也是我同代人狂热地充任浩劫工具的大同小异的心理轨迹。 所以，把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视作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错误，抑或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人“五鬼闹中华”的丑剧，这是可怜的浅薄。 红卫兵是个人迷信、宗教膜拜孕育的怪胎！ 红卫兵运动是被极左压抑的民主意识、自主意识的强劲反弹！是对阶级斗争怖慑到极点而迸发的变态绝叫！是几千年积淀的封建意识的回光返照和集成展览！ 十年浩劫过去之后，我们反思历史，毛泽东同志要负一定责任，但不应叫他承担全部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躬自问：那些年里我们自己又干了些什么？上上下下都那么清白吗？倘若，一个个官似彭老总、陈老总，民如张志新、遇罗克，一帮20岁左右的红卫兵岂能演出天崩地裂的活剧？！ 历史是公正的，面对历史最好多一点赤诚。 正因如此，回首当年，我感到悲怆，感到沉痛，但没想到忏悔。 该忏悔的是我们积垢厚重的民族。 5 不少人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通古斯大爆炸一样的突发事件，这是断裂历史的观点。我以切身经历体验到“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文革”的预演，悲剧的前奏。 1965年到1966年6月，我以工作队员的身分与复旦高年级师生一起亲历了两期社教运动。半年在奉贤县胡桥公社，半年在宝山罗店公社。实质上充当了一年阶级斗争的工具。 在学校里讲阶级斗争终究是抽象的。以工作队员身分真正面对农村现实，我发现我一向崇敬的党员也有令人作呕的丑行，一向以为天堂般美好的人民公社也有不堪入目的阴暗面，而我一向觉得勤劳。俭朴的贫下中农也有那么多自私。保守和落后…………。我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但是，失去理性思辨力的我们不可能从历史的高度去理解没有挣脱精神束缚的自然经济产生贫困落后的必然性。相反，我们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即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1962年进复旦，始终在紧锣密鼓的警报声中读书。是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同年9月，他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６３年他提出“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的警告，结合苏联的教训提出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现实可能性，后来他又首次使用“党内走资派”的新名词，我们则通过批判《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大批文艺界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灌足了火药的我们在“文革”中爆炸决非偶然！这是社会学家，文艺家评析红卫兵运动时基本上没有触及的命题。 在奉贤，我负责一个生产队的运动。在“包袱”阶段，我队没半只“包袱”上交。我怀疑自己犯了毛主席批评的“心慈手软”的右倾病。工作队领导又反复强调“加强敌群观念”，“警惕走过场”。我就将病殃殃的女会计找来，拉长脸大搞政策攻心，反复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终于，五天后她红肿着眼睛“交代”了六十四元“贪污账”。我一边写汇报，一边心里打鼓：凡会计都会贪污吗？她为啥说不清怎么贪污的？工作组长开导我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嘛，隐瞒作案过程为的是反攻倒算！”我也便心安理得了。现在想想，对她有一种犯罪感。我这个人心肠很软，但阶级斗争学说唆使我开了杀戒。 在宝山县，运动到了建党阶段。我所负责的鲍家宅生产队同样也要“吐故纳新”。我这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居然承担起先锋队发展的任务，找对象谈话，讲解党章，填写申请，写个人鉴定等等。当三名新党员站在党旗下宣誓时，我谇然涌起一种失落感。 所以，“四清运动”虽然比“文革”温良文明，却同样闪烁着极左的刺眼弧光。怀疑一切，无限上纲，乱纠蛮批，以至逼供信，大民主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我们呢，在毛泽东同志描绘的“党变修，国变色”的前景的难以辩清根底的落后面前感到迷茫，怖慑。这种惊悸浮躁情绪又在“反修防修”的引导下转化为要冲击什么要捣毁什么的狂热。 激荡的感情缺少有头脑的理性判断，必然成为冲天浊浪和荒原野火。“四清”是大学生红卫兵的孕育期，这是史实，尽管有人要掩盖。 6 1966年6月，我们突然接到立即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我敏感到有一场比“四清”更剧烈的运动等待着我们去投入。 初夏的复旦园燥热，憋闷。从党委到学生都有股惶惶然的情绪，害怕发生什么又急切地期待着什么。《海瑞罢官》的超常规批判，“三家村”的全民性声讨，陆平，匡亚明的揪出和两报一刊充溢硫磺味的文章使校园笼罩在令人窒息的浓雾之中。像活火山下的居民，我们等着喷发又害怕喷发。茫然中，我竭力寻找明确的走向。那一段时间，我几乎一字不漏地聆听每晚的新闻广播，天天逐字逐句地研读两报一刊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总想在字背后找到支撑灵魂的东西。北京的高干子弟以揭竿而起，我还在观望之中。我老是做梦，一会红一会黑。 校党委也被毛泽东的指示搞迷乱了。一边放映反映匈牙利事件的电影《前夜》、《黎明》，警戒可能蠢动的学生，一边违心地组织对周谷城，周予同的批判以对应时局。在少数师生贴出揭批党委书记陈传纲同志的大字报后，经上级批准，校党委宣布陈是修正主义分子，陈书记不久便饮恨自杀。这种丢卒保车，舍一人保整体的做法意在控制主动权，但与其愿望相反的是客观上鼓励了学生的蠢动。 陈是修正主义,那么被陈提为宣传部长的原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徐震是什么主义呢？我们依照极左的思想进行想当然的推理。6月25日，我和同年级的十一名同学贴出《徐震是什么人》的大字报。徐讲话多，又是笔名公今度的杂文家，和“三家村”一对照，辫子一大把。于是，又贴出了《二论徐震是什么人》、《三论徐震是什么人》。凭心而论，徐震同志豁达平易，对我们也很器重，大字报的领头人还是他精心培养的尖子。可是，《人民日报》尖锐的指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当然不做保皇派了！于是，揭竿而起踏上了造反的第一步。 校党委意识到“徐震问题”可能会成为冲决党委的缺口，在力保办个月后就放风“党委对徐震问题早有察觉。”党委负责同志说：“6月中旬，我们就叫徐震考虑问题了。”7月25日，该同志又说：“决心下得晚了。”次日，中文系党总支组织百余人贴出《彻底打倒徐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的综合材料。徐成了又一为保车而弃的卒子。这无疑宣告了我们的胜利，激发的我们乘胜追击的斗志。校园里一派“向中四小将学习”的欢呼，我们则更坚信了“怀疑一切”的极左信条。--这是一段有人不愿重提，有人力图掩盖的史料。文革中，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现象遍及全国，有多少周谷城早在红卫兵诞生前被批斗，有多少陈传纲、徐震被推出来充任无罪的替罪羊以至走上决路。把这些账搅浑了统统算在红卫兵头上，对得起历史吗？假如全党共止之又将如何呢？ 在没有法治，没有权力制约，充满个人迷信色彩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不能苛求各级领导同志挽狂澜于既倾。但是，反思浩劫，面对周谷城的高帽，陈传纲的尸体，从策略出发组织或批准对他们上纲批斗的当时的领导能不问心有愧作必要的反省吗？你们可以“根据上级指示”推诿，那么，红卫兵“根据最高指示”又作何论？何况，一些共产人在狂潮中观风使舵，卖友求荣，辱格求荣，踏上贼船也是一股显见的浊流。止是有些人有权利使自己“一贯正确”。 1966年10月。上海文化广场休息厅。出席批判资反路线大会的市委某负责同志在我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主动提词：“打倒ＸＸＸ！”这是超前性口号。当时的上海还在“火烧”。这一自乱阵脚的表态是鼓励造反派提前升温。当时，我出乎意料。二十年后，我在中央级报纸上又读到该同志的长篇追悼文章，称“我的亲密战友ＸＸＸ同志”。我感到寒心的滑稽！文过饰非的恶习不改，中华民族的脊梁段难坚韧！邓小平同志曾实事求是地说，在“文革”中，周总理也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做过不少违心的事，这无损于周总理彪炳日月的伟大人格。但是，有些人似乎比周总理更伟大，一说“文革”就撩起衣襟亮出伤疤，摆出一贯受害又一贯正确的姿势。这是又一种“欺”和“瞒”。 借此促成娘的自省，求得深切的理解与和谐岂不更好？在家愚孝，在国愚忠，崇尚负重且忍辱，大老爷 打你板子还要叩头谢恩，这正是我们民族雄风难振的劣根，是人治得以悠久的渊薮。以此律已，无可厚 非；借此律人，几近于牧师无疑！ 出席批判资反路线大会的市委某负责同志在我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主动提词：“打倒ＸＸＸ！”这是超前性口号。当时的上海还在“火烧”。这一自乱阵脚的表态是鼓励造反派提前升温。当时，我出乎意 料。二十年后，我在中央级报纸上又读到该同志的长篇追悼文章，称“我的亲密战友ＸＸＸ同志”。我感到寒心的滑稽！文过饰非的恶习不改，中华民族的脊梁段难坚韧！邓小平同志曾实事求是地说，在 “文革”中，周总理也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做过不少违心的事，这无损于周总理彪炳日月的伟大人格。但是，有些人似乎比周总理更伟大，一说“文革”就撩起衣襟亮出伤疤，摆出一贯受害又一贯正确的姿势。这是又一种“欺”和“瞒”。 7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登上城楼接见红卫兵。宣告“文化大革命”进入狂飙突进的红卫兵时期，中国顿时成了烈焰遍地的非理性世界。 “八。一八”核辐射炙热了中国。到处是“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赞歌和“拿起笔作刀枪……滚他妈的蛋！”的呼啸。上海市委为控制形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当然排除了以在串联亮相的造反派。我们则针锋相对筹建造反派红卫兵，后因观点不同，分成“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三伙。这是学生队伍自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分裂。 保守派红卫兵比我们更迷茫、更痛苦。他们敏感到毛泽东、中央文革以越来越鲜明的态度冷落他们而支持造反派。像最孝顺的儿女得不到母亲的理解，他们产生了凄绝情绪。为了表白他们的忠心，一反温良的常态而渲泄积聚的忿懑与绝望。于是，复旦的保守派在炎热的8月发起了癫狂的“打鬼运动”，粗暴地揪斗了一大批“牛鬼蛇神”。 在球场的乒乓球桌上，苏布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顶的头上，随即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做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愣了。 现在回想倒也可以理解，他们满腔赤诚悍卫党，结果落个“保皇派”。“我也造反给你们看看！”这是潜意识。“文革”中的各派学生像被疯狗追逐的人群，跑满了就有被咬而得狂犬病的危险，于是你追我赶。你用纸帽，我用铁帽，你叫火烧，我叫打倒，你说一个我说一堆……什么是非、原则、政策，统统失去了约束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 我就在狂潮中“脱颖而出”，且不可收拾。 1966年8月24日，校内贴出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他以冷峻似铁的语气写道“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计，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用心何其毒也！”最高统帅明确尖厉的表态给我们注射了兴奋剂，复旦园的造反派热泪横流，纵声欢呼。恰逢赴京上告的造反派代表某同学从北京返校，她作为上海代表荣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八。一八”大检阅。我们把她的上天安门看作造反派的胜利，把毛主席和她握手看作伟大领袖对我们的支持。当晚，大礼堂泪花盈盈，口号震天，震耳欲聋地回荡着杀气腾腾的战歌“……谁不要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把国骂普成歌唱遍全国是历史的荒诞，但当时的我们却感到难以名状的痛快。）我是大会主席之一。深夜十一点多，一千四百多激情难义抑的红卫兵应上海戏剧学院少数派的要求，高举精心裱装的《炮打司令部》，高唱《造反有理》冲向上海戏院。通宵的大辩论使几位誓死保卫司令部的藏族班学员昏厥过去，多数派则把更多未昏厥的藏胞抬上怠盾。这就是震惊上海的“八。二五”事件。返校途中，教辅蒋某失口错呼了口号，更给“八.二五”增添了恐怖色彩。 我是“八。二五”上海首次大串联的领队，又是上海戏院大辩论的主持人，我有些惶恐不安。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以鲜明的标题报道上海戏剧学院多数派“坚决捍卫‘十六条’”的消息。虽然没点名，我们实际上被指控为践踏“十六条”的暴徒。8月26日晚，复旦保守派在大草坪召开四万人大会，约请了全市各高校代表，声讨“八。二五”事件。ＸＸＸ市长出席并讲了话，他说这一事件“掺杂着两类矛盾”。我在会上被多次点名。在这种声讨气氛中扬名，我很紧张，很惶棘，我做不到坦然。可是Ｘ市长的讲话和毛主席的大字报形成的强烈反差又支撑了我 辐对信赖伟大领袖是无可置疑的。而伟大领袖支持造反派又是不容怀疑的。我怕个屁！于是，我们在宿舍楼前贴出对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度然毛主席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反对我们的群众无疑是保皇派，反对我们的领导必定是走资派。在当时，这似乎是一加一的算式。失去脑袋的我觉得自己有着颗最红的脑袋。这正是悲剧的根源。 在文化广场的一次演说中，我慷慨陈词：“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少数派！少数怕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暂时，虚伪的多数我们不希罕！有毛泽东思想指引，革命的少数发展为明天的多数是历史的必然！”何其雄壮哟！遗憾的是我们果真成为多数，荒唐的历史又一次挑唆我们延着极左的轨道讯捷滑行。在同一次演说的结尾，我大声呐喊：“有毛主席撑腰，我们就是最强者！白色恐怖，我们不怕！反革命帽子，我们不怕！拎着脑袋干革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何等的壮烈哟！遗憾的是我们徒有满腔赤诚，脖颈上只顶着被极左控制的灵魂。“拎着脑袋干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在66年确乎发自由衷。有人以为红卫兵造反是颈后长反骨，怀里包祸心，这是曲解。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绝食、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岁”献出生命的肯定要以万计数。他们是得不到历史公认的所谓“烈士”，是献给上帝的无辜贡品。后人可以鄙夷，可以抨击。但是，请不要怀疑他们沸腾的忠诚。 8 1966年9月，我怀揣战友们拼凑的百余元钱，瞒着父母赴京串联。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下占得一席之地，身边还躺着一位捷足先登的女红卫兵，外语学院的。挨挨蹭蹭的谁也没心率过速的异常。车过泰安，气温骤降，我们还合盖一件风雨衣，这幅画景今天看来挺粉色的。但当时我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下惠。伊斯兰教徒到麦加朝圣的虔诚“净化”了我们。 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木辛）、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几名高干子弟的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总理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每根神经都在纤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身后的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过去……接见完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高速奔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了！我一口气写了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四百多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兄嫂及宝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子弟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含的愚昧。 进京的另一条所得是高干子弟向我透露的大量小道消息、内幕新闻以及各大院校大字报揭示的真假掺和的材料。对党的崇敬感，对大人物的崇拜感层层剥落。我冲腾着幻灭的激愤和由此引发的要厮拼的冲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越加鲜明地支持红卫兵造反，强调“造反有理”，“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警告各级领导“不要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 蛊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持无恐。在小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斗牛是悍勇且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勃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高翘弯角，冲撞、踢达、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 正因如此，回沪后我以百倍的狂热投入狂潮。 组织并主持上海造反派首次大集会…… 发起复旦团委门前的静坐活动…… 支持协助徐景贤、朱永嘉在市委后院造反…… 组织、参与抢“黑材料”活动…… 发起、组织上海“红三司”总部…… 我成了不能自控的向左据旋的陀螺。 11月，重建“红三司”总部，我被一致推举为勤务组负责人，人称“安司令”，下辖大专院校中专技校等红卫兵近十万人。狂飙推我上涛头，我三分疑虑三分得意四分自信。 那时候，当头头无需看挡案查阅历级级批报，关键看“文革”中的胆、识、才。这三者我似乎都不缺，尤其是口才惊人。呱哒呱哒，不用纸片可以说上三四个钟点且决少破句。这也许得益于“四清”运动的锻炼。那时候，当头头也简单，关键看你的感召力、凝聚力。这一点也不难。封建宗法观念体现在红卫兵组织里是对头头的决对服从，这是愚盲、迷信的扩展下移，是丧失独立人格的红卫兵对强权的不自觉依附。有些红卫兵以见到安司令为荣，可见他们的瞳仁里的安司令也有一轮光圈。我不再是真实的我了！每当悲哀的我，彼时彼地却很得意，自以为挺伟大的。我自己弄不清我是谁了！想起西方哲人的一句话：“什么样的民众产生什么样的领袖。”推而论之，要是没有八亿人民的崇拜爱戴，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也不会那么严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化的毛泽东是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红卫兵本着“反修防修”的目的，高呼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是无论是思想武器还是行为方式形式都有着封建主义的深刻烙印，这就决定了红卫兵运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性质和它必然溃灭的命运。 可怕的崇拜的偶像被当成了万能之神！我在崇拜大偶像的同时也被当作小木偶被人崇拜。 9 1967年1月，上海发“疟疾”。自然界的寒潮使它抖索，政治上的夺权风暴使 它高烧。我也在“一月风暴”中从沸点跌向冰点。1月11日，我指挥近千名“红三司”战士浩浩荡荡冲进上海市公安局，宣布接管市局和各分局。何以有诺大狗胆？一有元旦社论的指示：“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二有中央首长的具体指示“公安机关是地地道道的黑窝子”（江青），“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派，镇压革命群众的。不把原来的那一套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泽东思想”（谢富治）。三是夺权势态的推动。《文汇报》被造反派接管后毛泽东高度赞扬“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此言一出，风暴骤起。“工总司”、“红革会”、“炮司”、同济“东方红公社”、交大“反到底兵团”……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气势先后接管了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港务局、铁路局……巍巍机关成风化岩石，沉沉乌纱似秋风落叶。这就是震撼世界的“一月风暴”。陈丕显、曹荻秋望风兴叹，张春桥、姚文元弹冠相庆！我们“红三司”岂甘落后又岂肯落后。 下午四时许，王洪文带一批他组织的头头闯进公安局，要求和我们联合接管。我心里明白他们无非是想“利益均沾”，但是佯装大度地表示同意。公安局联合接管委员会成立，我任主任委员。妈妈听说后吓得语无伦次，我却傲然一笑。 “文革”进行到１月，上海已成三强鼎立之势：市委机关联络站，上海工人造反队，造反派红卫兵。“机联站”的秀才摆出“上海文革小组”的架式发号施令，人少权大，“工总司”德毛主席肯定，张春桥撑腰，势力日壮，惟有大学红卫兵已成强弩之末，我已敏感到有失势、失宠的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大变革中的使用价值旧是吹鼓手。随着运动的发展，造反派到了夺权阶段，抢大印，插派旗，排座次的内讧也趋向白热化。我们红卫兵比“工总司”多一点虔诚，但“一月风暴”中同样沾染了进京后的刘宗敏、牛金星的气味。“红三司”接管公安局的动机之一就是亮旗子争头功，有明显的山头主义。 傍晚六时许，王洪文等人又匆匆赶来，一个个拉长嘴脚宣布退出联合接管。王洪文则令我“两小时之内撤出。”我燥火蹿了几丈高，骂他“变色虫”。王洪文冷冷一笑，甩下一句“不撤就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我们就唱“滚滚滚，滚你妈的蛋”当使的王洪文不过是工人造反派的头头，红卫兵不太买他的账。但他两小时的突变使我不能不想到促使他急转弯的幕后人物。我估计是张春桥。不久，朱永嘉从丁香花园急匆匆赶来，把我拽进厕所，好意地劝我撤退。他说：“春桥表了态：不支持。”又怨怪我“这么重大的行动怎么能不向他请示！”我的情绪大跌。张春桥以中央代表身分主持上海工作，他的表态等于最终宣判。我能不懊丧吗？张春桥整人的手腕我早有所闻，扶徐景贤疏郭仁杰，拉王洪文打耿金章，完全是亲我者贤，疏我者贼那一套。八点差一刻，公安局门口贴了大字报：“张春桥同志指示：对“红三司”接管公安局，一不支持，二不反对，三不表态。”这是不表态的表态。这对我是迎头一闷棍。我心里想到了完蛋垮台！坐牢……甚至想到了潜逃。但我装得镇定自若，一面电令复旦、交大、师院、政法院派人增援，一边把在局内的其他组织的头头和代表约近五十人请进会议室，向他们介绍情况。介绍会变成辩论会，唇枪舌剑的斗得很激烈。好在我们有政法“红三司”提供的关于支持“走资派”的材料和公安局内部造反派提供的关于黄赤波、杜蔚然的真假掺和、从政治言论到生活作风的第一手材料。四小时的辩论我始终占上风。“工总司”的一位代表当场撕了“工总司”的证件，说“我支持你们！”财革会头头说：“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首都红卫兵驻沪代表说：“北京红卫兵愿做你们后盾！”我却没有兴奋的感觉，我明白决定胜负的关键在北京。 公安局大院里挤满了“红三司”战士。对组织的忠诚，对头头的信赖，使他们无须思考地站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隆冬子夜，北风凄厉，成千的红卫兵正唱着如泣如诉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第二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其中一段话是“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应当像上海市的革命造反派那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及时明确的仲裁呵。我当时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尤其是“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一句无疑是最明朗的肯定。彻夜不眠的上千红卫兵狂呼“我们胜利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也感动的涕泪横流。 上午，“红总司”等二十七个造反派主动上门承认“有个认识过程”，表示要发出支持我们的《联合声明》以挽回影响。下午，张春桥亲自召见，回避昨天的“三不指示”，说：“我的态度嘛，一句话：我支持你们。”事后才明白，当天深夜，他就“红三司”接管公安事请示了中央文革的其他领导，答复是“要坚决支持。” 我压下心中的不满，即令下属组织把“春桥同志支持我们”的标语刷满全上海。 坦白说，在公安局问题上，我与张春桥、王洪文的矛盾根本不存在原则是非。接管公安局是“一月风暴”的组成部分，是大乱上海的错误行动。实质上是为张春桥实施坐阵上海掀起全国性夺权风暴服务的。不过，张始而反对继而支持的反复造成了造反派内部的公开对立，又暴露了他以我划线的偏窄心理，文过饰非的诡诈嘴脸，这是促成我们日后炮打张春桥的原因之一。 13日中午，我赶回复旦，针对“红革会”在公安局接管问题上站在王洪文一边，炮制了《向红革会某些负责人大喝一声》的大字报，指控他们“制造分裂，排斥异己”,“学市侩争名夺利”。次日，“红革会”贴出《是谁制造分裂》的大字报，指控我们是“脑袋开始发热的投机商”。随即，我们又贴出《分歧从何而来》的反驳大字报。红卫兵开始第二次裂变。因为上海三大红卫兵组织的头头都是复旦的学生：马立新，劳元一，周谷声和我。复旦因此被张春桥称作“藏龙伏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被徐景贤称作“上海的晴雨表”。 复旦园的内战很快波及全上海。我是挑起这场内战的祸首之一。 红卫兵运动在６７年１月达到峰巅，也开始了衰败。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等一伙人的眼中，大学红卫兵完成了“历史使命”，渐渐失去的实用价值，甚至成了某种累赘。于是，在两报一刊上再也看不到《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而是“要斗私批修”，“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教诲。也就是说，你们到了革自己命的阶段。始乱之，终弃之，大学红卫兵是可悲的，但这种被弃使我们没有在极左道路上滑得更远，其中一部分开始自省，这又是红卫兵的大幸。 10 1967年1月28日，复旦大学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炮打张春桥事件”。我作为组织领导者之一，不久被压上批斗台，我的生活与思想也发生了急转弯。命运替我划了条黑色的弧线。 1979年，有人称这一事件“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先声”。 我觉得，不承认这一事件对“四人帮”的冲击，以及客观上有助于群众对“四人帮”的认识固然有失公允，但过高的溢美之辞也不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从没想到要去冲当反“四人帮”的英雄，就像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红卫兵暴徒一样。我之所以炮打张春桥，原因有三： 一是对张春桥劣性的直觉与敏感。任何东西隔远了看有一种“朦胧美”，走进看或钻进去看往往大失所望。我这人至今还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对聂元（木辛）蒯大富以至张春桥，一接触就没好有好感。１月中旬，在一次张主持的联席会议上，他突然提出让上海戏剧学院的赵某参加会议。赵是“红三司”的发起人之一，后因有私自抄家侵吞抄家物资等行为经张春桥默许关进了地牢。出来后，他拼凑了“上三司”，在上海到处张贴“立即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新市委”，高级马屁拍得正是时候，昔日阶下囚成了今日座上宾。我很反感，觉得张是搞培植亲信宠纳小人的一套 队上接管公安局时张的“三不指示”以及１２日阶见的文过饰非，我觉得此人不坦荡、不磊落、没有左派味。 二是怀疑一切的理论驱使。上海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前身，张春桥起的怪名）成立标志着上海运动的新阶段，“走资派”倒了以後，狂热尚足的红卫兵寻找着新的渲泄口。越演越烈的内战是其一，把矛头指向新政权中的可疑人物是其二。“怀疑一切”成了最时髦的口号。当时，对张春桥的怀疑还没有充足的材料，可是疑窦一开也就该他挨炮了。张不是旧市委的文教书记吗？旧市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就一身洁白吗？他老婆文静不是有历史问题吗？亲不亲，阶级分。他老张的屁股没坐歪吗？这么追下去，确实不干净的张春桥露了部分真相。 三是对“文革”中极左恶行的本能反叛。我这个人受家庭影响的西方书籍熏陶，人情味很重。这是我在文革中不参加武斗，不参加抄家的内在原因。我一边在狂涛中冲浪，一边在浓雾迷茫……在理性灰飞的浩劫中，我看到的血泪、尸骨实在太多太多。跳楼的外文系教师裸露的白骨，上吊的化学系教师暴突的眼睛，苏步青头上淋的墨水，谢希德胸前沈重的木牌……交织成一幅毛骨悚然的恶梦。我厌恶暴力，同情弱者，因为我本人是孤寂的弱者。可是我有处在弄潮的位置上 贰管我自己不参与武斗、抄家，但这只是“君子远苞厨”的伪善。这是想摆脱又无法摆脱的痛苦。巴金先生一度被押到我校劳动，曾住在与我相邻的房间里，每天拿扫帚清扫厕所。我曾以中文系学生的身分私下找他交谈过两次，听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谈他的身世和创作。我心里驱不散对他的敬重。十八年后，我写了篇颇得好评的散文《“清洁工”巴金》，发在《星火》上，我是真挚的……。另一次，我去参加上海师院“红三司”女红卫兵E的追悼大会，她是在外地串联宣传最新指示被流弹打死的。我作了半小时声泪俱下的讲话，号召大家向她学习。但内心却有个声音在叫：“不值！不该！”她父母成分不好，主持人居然不让他们上台。我一拍桌子责令主持人去请。但她的爸爸摆摆手，她的妈妈摇摇头，我的心也铅沉一般……尚未泯灭的良知与“文化革命”潜意识的对立和抗争在炮打中寻到了喷发的裂隙。 1月中旬，我们复旦率先贴出了一批言词含混但所指明确的大字报、大标语：《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万岁》，《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警惕反革命两面派》。接着又贴出针对徐景贤等机关联络站的大字报，企图从这里撕开口子再攻背后的张春桥。复旦伤风，上海感冒，来看大字报的人比南京路上的人还多。张春桥一伙慌了。 大约是22日下午，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召集上海各群众体头头开会，一个个点名要大家就复旦大字报表态，我虚晃一枪说：“没有材料证明张春桥有严重问题，我就承认他是革命左派。”而周谷声、胡守钧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说：“相信群众嘛，你们紧张个屁！”当天晚上，“机联站”二把手郭XX把我请到他家里吃狗肉，他劝我：“徐景贤和我想让你进市写作班子，春桥、文元也没意见。不过，你现在没毕业又当着头头。毕业以后再说吧。”我不是傻瓜，这块诱饵我不会吞。郭XX个性耿直，向来直来直去，那天说话却弯弯绕，我估计他是替张春桥、徐景贤当说客。 1月26日，“红革会”、“红三司”、“炮事”三军倒戈，直接把予头戳向张春桥：《再问张春桥二十个为什么》，《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我们不保》……从全市涌来看大字报的人把大字报区塞得水泄不通。三路有轨电车出现通车史上第一个高峰。下午，张春桥应约到友谊电影院电影院会见600多“红革会”战士，遭到长达六小时的围攻、训斥。同日，复旦“红革会”派兵奇袭丁香花园，绑架了徐景贤、郭XX，并关押在复旦外文楼。 28日夜，张春桥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命令解放军某师郭政委，动用全副武装的吉普车2辆，三人摩托18辆冲进复旦园，要用武力解救徐、郭二人。并对骚动的复旦红卫兵实施武力警告。 这显然是火上加油的败着。内战未息的三派在高压下迅即结成了“反张神怪同盟”。原本在观望犹疑的学生也在枪口下呼出了“保卫复旦园”的口号。 深夜召开的全校大会群情激昂，吼声震天，那一天阴雨霏霏，可我浑身燥热。“妈的！把枪对准我们红卫兵等于对准伟大统帅毛主席！”我的几个朋友劝我不要急于表态，再看看发展动态。我说：“不行！张春桥动枪，我们起码得动口、动笔！”我急匆匆赶到大礼堂，和两天前还在打内战的“红革会”头头紧紧握手。在会上作了《再问张春桥八个为什么》的鼓动性发言。会开了两个多小时，调门越来越高，火药味越来越浓。最后，大会一致决定：1月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性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反张示威游行。口号是：“万炮齐轰张春桥！” 当时我很乐观，得意地认为，就凭我们的大示威就足以使张春桥下台。但是，我完全估计错了。29日凌晨，“工总司”、“同济革”进入全面夺权阶级，红卫兵已是过山后的拐杖。已经失宠的我们纯粹是自作多情。 30日，我们赴京核实电报的真伪并伺机告状。先到北大找聂元梓，聂借口离不开会场拒绝见面。再到清华找蒯大富，蒯司令说电报是经江青、康生批阅后拍发的。他说了句聪明话：“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上海能乱吗？”我茅塞顿开！上海已成夺权样板，张春桥是“一月风暴”的大功臣。现实需要他，他就倒不了！这就叫“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我够蠢够愚够天真的了！ 其实，反思我所见过的政治斗争，从反右到“四清”直至“文革”，有多少事实求是？当时，我没有这份认识，但是，心冷了。人心一冷，脑壳也降温，这是“自我回归”的开始。 然而，“文革”不需要自我。八亿人一颗脑袋就够了。谁要自已的脑袋就得准备受批判！ 11 2月3日回到上海，等待我们的是刷遍上海的大标语：“坚决反击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坏头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绞死劳元一！""砸烂周谷声！""油炸安文江！" 先在全校大会上作检查，我用了三个小时。郭××指示将我的检查录音翻印成册由大家评点，结论是"不是检查而是辩护词。"接着在文化广场召开近八万人参加的全市性批判会。押上台的是我、劳元一、周谷声，主持人是郭××、徐景贤、王洪文等。然后，我被勒令到各高校巡回挨批，先到上海财院，再到华东政法学院……好在是"红三司"占绝对优势的院校，战友们对我很文明。上台前先打招呼："说得过火处别放在心上，批判嘛。"在复旦更是"惺惺惜惺惺"，大家心照不宣，除极少数看风派，极个别对中央文革怀着真诚感情的同学，谁也没想要和"坏头头"划清界限。在"红三司"整风会上，大家还叫我作动员报告。郭××气得骂："怪事一桩！让安司令作整风动员报告，整谁的风嘛！"要在政治上搞垮一个人很容易，要在政治上搞臭一个人却很难！这大概是有某种规律的。 其实，我自己反昨天的我打倒了……我失去许多也得到了许多：我糊涂了不少也明白了不少。吃大亏换来个大明白：我没有脑袋！ 虔诚的教徒有宁静的心境。癫狂的白痴没有痛苦的神经。我虔诚过，我癫狂过。一旦清醒，接踵而来的便是痛苦。这种痛苦由于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柱，看不清前行的目标而格外深切。希望的幻灭，理想的失落，被愚弄的激愤，被诱奸的耻辱把我压进思索、寻觅的炼狱……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刘曾在3月初来看我，他忿忿地说："你还忙乎些啥呀！老子算看透了！红卫兵是啥玩意？抹桌布！打狗棍！我们傻不愣儿的造反呀夺权呀，到头来肥了谁？！中央文革一帮酸秀才呗！北京的老红卫兵除了蒯大富他们几个既得利益者还在闹腾，谁不是透心凉的！"他还向我透露了不少消息：清华附中卜大华大伙公开反江清，北京公安局一次就抓走了120多名；有10多个高干子弟窜到凭祥越过国境线到越南参加抗美斗争；有一个老红卫兵绝望得割动脉自杀……他凄苦地笑着说："完啦！我们毁掉的东西太多，包括我们自己。"这句话激起我强烈的共鸣，在我耳廓里震响了很久很久…… 但是，小刘是高干子弟，这使我很难接受他的许多尖锐的观点。他甚至毫不隐讳地批评"毛主席晚年糊涂了"，说"母鸡司晨天下必乱"等等，这对当时的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我还不敢往更深层去想。也许是我多一点工农子弟朴素的阶级感情，也许是我对某些高干子弟有不可名状的反感-- 1996年5月29日，创造"红卫兵"一词的是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最早抡铜头皮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高干子弟、最早杀向全国串联播火的是高干子弟……他们耳聪目敏，他们悍勇敢斗，他们有恃无恐。他们最早感悟到"亡国亡党"的危险，于是最早喷发"誓死捍卫"的激情。他们具有"八旗子弟"的至尊心理，于是高呼"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革命儿接班，"要害是接班。他们认为自己是父辈打下的江山的当然卫兵，于是傲岸地宣布"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们不乏虔诚和忠贞，也不乏桀骜和狂悖。当"文革"进入揭批资反路线阶段，狂流倒灌，野火反窜，乌纱纷纷坠地，大院阴风凄雨时，他们震惊地发现自己的父辈一夜之间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自己由当然的"红五类"沦为"黑七类"时，他们像钱塘大潮汹涌而兴急遽而退。于是，他们最早撕毁红卫兵大旗，最早发起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冲击。待十年浩劫过去，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磨难中挺起了脊梁，一部分忙于营修失而复得的楼园，也有相当一部分声色犬马利用昔日的权势，父辈的威望，以十倍的疯狂向社会讨索青春失落的利息--这是一页某些人不愿或不敢过多翻阅的历史！我认为，他们的功过是非放在中国这块宗法观念浓重的土地上剖析，不难作出公正的判断。遗憾的是这一批红卫兵的重要群体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特别是在揪"三种人"时，大概因为退潮早而被遗忘。有一位豪门千金，曾是狂暴地揪斗殴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组织者之一，这一条放在一般老红卫兵头上，够得上"打砸抢"吧？但是，报刊上出现的是对她的绝对正面的吹捧。我毫无将谁揪出来的用意，上帝最能原谅受骗的修女。但人人平等是必须的，这是民主政治的标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不得人心的封建心制的残余。 炮打受挫后，张春桥指示复旦"重新组织队伍"。受命主持复旦工作的郭仁杰组织了旷日持久的"反逆流斗争"。我在六号楼阁楼上单身独宿，在迷蒙中寻找自己失落的脑袋…… 1967年春天来了，复旦园还在凛冽的寒风哆嗦。郭仁杰假传圣旨说毛主席曾明确表态："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有杀劲"，还说炮打张春桥"这笔帐一定要算"！（后来揪郭仁杰，张春桥说他没传达过；而郭的笔记本上明明白白记着"春桥同志传达……"）当时，我如堕冰洞，害怕在其次，主要是困惑。我搞不清自己错在哪里？又不敢怀疑"最高指示"。第一次怀疑毛主席受了骗，可是"洞察一切"的导师会受骗？我糊了。心里空空荡荡的。3月底，我和几个同学悄然离开复旦到南方去游山玩水。全国大串联时，我们满怀政治热情留校闹革命，亏了。现在，憋在复旦挨整当然没有"忘情于山水之间"的洒脱与超然。 现在想想，我在"文革"中真该当一个逍遥派。在人人皆疯时，唯独逍遥派没疯--因为他们没有疯的资格。逍遥派基本上是被极左路线排斥在红卫兵之外的所谓"黑五类"、"狗崽子"。于是，他们有条件、有时间走南闯北游览名山大川，或者躲在家里啃书本读外语，寄托被遗弃被歧视的灵魂。浩劫过后，"两派都应否定"，唯逍遥派不存在否定问题。因此，一查档案，他们的最清最白。提拔干部，选派出国，他们成了最理想的人选。我同年级同学中有几位处、局级领导干部，没一个"铁杆保皇派"，也没一个"响当当的造反派"。别以为我当官不得发牢骚。不是！当初，一腔赤诚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工农子弟迄今还有相当一批人被沉重的档案袋压着。这使我想起，第一批国民党战犯大赦是在他们关押十年之后，他们得到了安置或当了什么委员之类的。宽容得到报答，豁达得到赞赏。红卫兵造反至今已有20年又2年，对他们20岁左右时的过失何以不能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宽容？！历史的恶作剧叫人啼笑皆非。我们党有魄力对沈醉先生等实行统战，我想更该对红卫兵统一统的。 我们一行偷偷溜出校门向南进发。浙江、福建、广州、广西、贵州、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但是，南国春光，秀山碧水不但难以使我宠辱皆忘，相反刻下了无法抹去的悲怆，又一次失落，又一次幻灭。 江南没有向我展示她的明媚秀色……广州白云山衣衫褴褛的乞丐向我伸出污黑的手指；平陆动物园门口，人民的警察用皮带抽打一位用石子丢过猴子的人民；阳朔的农田上踽行着人拉的木犁；安顺饭馆内刚挥去嗡嗡叫的苍蝇又围上一大群要饭的孩子，川江岸边古铜色的纤夫拽拉着逆流而上的破帆；庐山脚下一群冷漠的看客围观着一具倒毙的尸体……懂事后第一次走出大上海，看到如此的贫穷、寒怆、凄苦的图景，我给震懵了！从小到大，唱的是"社会主义好"，学的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推崇的作品是"童子面桃花开了"，"地球像颗红玛瑙"……我心中有一股想吼叫想骂娘的冲动。想起闻一多的诗：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恶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写于军阀混战时的《发现》竟和60年代的我产生共鸣，我惶悚，我困惑。我发现自己确是个十足的书生，以前的22年像浮在虚幻的云中，脚没有踩踏在沉甸甸的黑土地上。 还有更令人心悸的场景。 在贵州安顺碰到上海建材学校分配去的贵阳的同乡，他说了许多当地的落后、愚昧。在黄果树竹楼里，不少人家把毛主席像供在佛龛里点火跪拜，他们不相信毛主席是真实存在的人，而是菩萨；到重庆，恰遇"反到底"和"红成"械斗，当天又听到《红岩》作者罗广斌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在武汉，数万人在政府大院外静坐绝食，已有一名饿毙；……在九江我听说，赣州打派仗，被俘虏的冶院女学生押送农村，最"革命"的惩罚是蹂躏其身心…… 这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就是"损失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这就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 天真的我当时还害怕看到幕后的答案，努力用"局部的"、"暂时的"自解自慰。可是活生生的现实是空洞的理论压不住的，我开始怀疑"安司令"的价值。 斗牛罢斗。陀螺减速。我在迷雾中求索。 12 4月底重返复旦园，我有一种回囚笼的感觉。樱花开了，白得像雪。草坪绿了，青得像铅。同学们都说我黑了，瘦了，消沉了，我只有苦涩地笑。 郭××找我：“你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立新功。”我心里想：包袱能放，轻装做不到了，许许多多的问号沉甸甸地压着我。 同学们在礼堂里用掌声欢迎我，我上台只说了五分钟，其中三分钟是请大家起立为罗文斌默哀。舍此，我还能说些什么？ 冷眼向洋看复旦，复旦一片压抑的沉寂。坐镇复旦的郭××指挥棒失灵，“反逆流”阻力重重。为了控制学校运动，他炮制“共产党员造反联络站”，扶持所谓“轻舟派”，提出“归口闹革命”；出版《新复旦》，把我们比作阎王，提出“打倒阎王！”造反派红卫兵不甘沉默，针锋相对提出“让联络站见鬼去吧！”“保护革命小将！尽快解放一批头头！”于是，“保郭”与“倒郭”成了复旦的主要矛盾。其实“倒郭”是假，反张是真，一股再次炮打张春桥的暗流正在沉默中汇聚、运行。校门口柏油马路上刷着两行石灰水写的大字：“不在沉黩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正是复旦人情绪的典型反映。接着，有人贴出《复旦园里新资反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大字报，“倒郭”由地下转入公开。 红卫兵是可悲的。我们没有意识到随着王洪文、徐景贤们的崛起，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退潮的颓势，再抗争也徒劳。 郭××是可悲的。他心怀被张春桥冷落、在市革会被排斥的怨愤却又秉承张春桥旨意挥舞大棒。一次喝醉酒，他对我大发“良弓藏，走狗烹”的牢骚。不幸而言中，最后他被张春桥甩出来含愤自杀。他有所醒悟却为时已晚。 张春桥们扶植的红卫兵只有一类，即死心塌地地护卫他们的陈敢峰之流。陈是同济大学“东方红公社”头头，以看风使能出名。“文革”初期，陈丕显同志养病，他说“陈是毛主席肯定的红小鬼，不能动！”聂元梓到上海煽风点了陈的名，陈敢峰马上表态“和上海头号走资派血战到底！”1月26日，他打电话向我摸底准备炮打，他接管的铁路局已在北上列车两侧刷上“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上到，他最早组织宣传车到复旦狂呼“坚决拥护张春桥正确领导！”“誓死保卫中央文革！”上海人称他为“陈看风”毫不冤枉。可怕的不是投机者的存在而是他们被常识重用。我想，假如东敢峰不上大学，他只是个聪明的福建农民；假如他不搞投机，他只是个一般的技术人员……结果呢，青云直上，“市革会”常委、“红代会”文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直至当了林彪死党王维国的妹夫，锒铛入狱一命呜呼！历史上，投机而得善终的为数寥寥。所以，做人还是率真坦诚为上。敢峰被重用对他本人是上火炉，对我却是个教育。我由此看透了张春桥上伙的尊容。卒子往往是主子的镜子。 上海“红三司”仍认我为头，但我消极怠工，大权旁落在他人的手里。我很悠然。 复旦“红卫兵师”成立，我是常委兼管宣传，但我不管不问神游物外。我很坦然。 新我没有找到，旧我决不继续。这是一段空空落落迷迷沌沌的转型期。 大学五年级，按惯例7月分配。我只盼着早点分配，走向社会，对复旦已毫无眷恋之情。回想1962年8月第一次跨进校门时我那种欣喜的感觉，像逝去的幻景。五年，一场迷梦，一场恶梦。 可是，中央决定，大学生暂不分配，继续留校闹革命。又是一桶迎头冷水。继续一年？两年？天晓得。 我第一次产生对不起妈妈和哥哥的疚愧。我们班百分之七十的同学享受着助学金，而我这个经济条件偏下的没提出过一分钱的申请。总觉得党和政府送我上大学不易，能克服的就不该伸手。这份觉悟大大高于某些党员同学们。为了每个月15无5的伙食和杂用费，妈妈扳酸了指头，刚刚从师院毕业的哥哥作出了牺牲。原想读了五年走上工作岗位，让妈妈脸上多一丝笑意，让哥哥少一些拮据。而今还得“革命”，且是我渐渐厌倦甚至厌恶的“革命”。 我只有一种选择：混！ 忘我的狂热消淡，自我得失的盘算增长，当时还有腆颜，现在想想倒是跨跃前的后缩，未必不是进步。 我是汪洋中的一滴水，基本万分是H2O，和别的水没本质区别，但主客观原因使我1966年跃进上涛头，1967年又跌向浪谷。也许，我的跌宕幅度大些，但红卫兵的际遭是类似的。狂热--迷茫--震惊--压抑--自省--清醒--抗争……是大多数红卫兵的共同心迹。 复旦没有平静过，校内的“反逆流”，“倒郭”斗争，“打杨”战役，“红复旦”成立，校外的“上柴”、“联司”之争，对“市革会”的冲击……时阴时雨，就是没有晴天。从押上文化广场那天起，我再没写过一份大学报，偶而也到一些高校走走，上台发一通很应时的讲话，但“文革”初期的热情锐减。五角场饭店倒不时光顾，没有酒量，一杯啤酒下肚，晕晕乎乎蹒蹒跚跚走回校园，真有点宠辱皆忘。毛选不太读了，报纸不常翻了，有时敞开鸭嗓唱几段京剧样板戏，声音倒像野狼嚎。 1967年11月4日，空四军组成所谓军训团团进驻复旦。他们给学校的公开信中称：“我们军训团的全体同志，一定拜你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向你们学习，做你们的小学生。”我心里明白，这只是挑在刀尖上的假面具。红卫兵挨整的新时期到了。像无汁可榨的甘蔗渣，我这个甘蔗渣，红卫兵是进垃圾筒的时候了。他们进校三个月，我这个兼管宣传的“红卫兵师”常委一直与他们藏猫猫。作为军人，他们无愧是长城的砖石，作为人，他们也不缺七情六欲，但是，空四军作为林彪的直控部队，又受制于张春桥，他们进复旦是狼外婆敲门。果然，进校不入，他们秘密成立了“安文江专案组”、“胡守钧专案组”，为开刀准备砧板了。 196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革命会宣告成立。张春桥亲临会场，发表了长篇讲话。看来，他对挨复旦炮打耿耿于怀或者说心有余悸。他说：“小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不知不觉地侵蚀到我们革命造反派队伍里来，它可能变幻形式，花样很多的，变也很漂亮的毒蛇，很叫人喜欢的毒蛇……我们要准备垮台，有了这个准备就不至于垮台。说不定哪一天又要分裂，有思想准备就不至于分裂。我希望把复旦大学这个顽固堡垒完全、彻底地占领过来！”有神经的人都听得出话中暗藏的杀机，文笔很精的张春桥居然在贺词结尾处使用这等冰冷的语辞，这绝非疏忽。 但是，我没有参加这次庆贺大会，尽管作为革委会成员，我理应上主席台亮相。有人说我“闹情绪”，这也不算冤枉我。在复旦革委会筹备时直至徐景贤出面平衡组成，我始终在常委席，但成立当天突然降为委员。军代表老魏解释说：“你应该清楚，你父亲有历史问题！”我直视着他说：“当然，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姚文元同志的父亲，春桥同志的父亲都是历史清白的‘红五类’！”这句话是挖苦，姚父姚蓬子是鲁讯骂过的汉奸早已不是秘密，张父张开益出身地主任过军阀军职我是听市委某同志私下议论的。魏代表拍拍我的肩头说一句“要正确对待”就走了。我心想：我够正确了。我祖父是木匠，30出头因拇指砍伤破伤风去世，祖母28岁守寡至今，把年幼的女儿送人一户村夫当童养媳，自己携儿子到上海当佣人。我父亲16岁当工人，以后当海员，40年代中期因轮船公司裁员，失业回丹山，迫于生计当了余年税收员，挂过没子弹的驳壳枪，在西安事变解决的定海庆祝会上，他各游行者一起的确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历吏问题？！哈！蒯大富说得妙：“历吏要为现实服务。”张春桥等人在我阁校革命会统辖的上海，我安某人绝无出头之日。所以，谋官而不得的情绪本人没有，由此遭人议论或者怜悯的忿满绪倒是有的。新闻系某君劝我：“会还是去开，否则老张会怎么想？”我说：“他想他的，我躲我的呗。”掩饰自我充当人生大舞台的演员，比如说满脸嗲笑地上台对张春桥说：“您好！”这需要高超的技艺。我没有，至今也学不会。为此吃了许多亏，还是学不会。 在这一年中，我过得稀里糊涂，也不想多说，震憾全球的武力镇压“上柴联司”前夜，我接到总部电话，说可以去“前线指挥部”观战，我提不起劲来没有去。第二天凌晨我去“市革会”，只见大厅里躺满伤员，才知道张春桥策动，王洪文等人指挥的这场血战是何等激烈，何等残酷。这是上海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械斗，组织者竟是“工总司”（实际指挥者是张春桥为首的“市革会”）。对“联司”，我的观点是模糊的。我不是支联派，“红三司”的多数持反联态度，支持“东方红”。但对他们反对“市革会”，隐射张春桥又觉得快意。第三天，张春桥说：“砸司联 当天，我陪同毛主席坐车跑了趟南京路。主席说：“看起来，上海市民挺身高兴的嘛。” 意思是说，毛主席支持砸“联司”，这一笔历吏血债谁又敢算。不过，我怀疑老张扯虎皮，因为毛主席一贯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文化革命”演化为血流成河的惨剧显然有悖他的初衷，他是覆水难收了。 不久，以“红革会”为首，复旦园掀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运动。 这一次，口号更激烈，但逆转得更快。我在二次炮打中只充当了热情的观众，幕后的鼓吹者，没有公开跳出来疾叫。是胆怯？是保张？不是。教训使我明白：材料再多，没有中央表态也没有用。只要张有“现实价值”，什么“历吏问题”、“现实问题”都压不倒他。我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已的能量，以为打不倒“走资派”成立红色新政权有我们群众运动的大功劳，其实，我们只是被少数人作为“运动群众”的对象而已。如列宁所批评的：知识分子的叫器声比他们的力量大千百倍。我们却把口气当作力气，想谁翻一切，创造一切。智者的无知！ 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的时候了。”人民日报说：“对于红卫兵小将也必须作阶级分析，”“如果不能正视自已的缺点和错误，任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自已头脑里泛滥，那就有被阶级敌人利用的危险。”毛主席随即发表“要斗私批修”的著名号召…….温度越降越低，态度越来越严，直到1968年7月把大学红卫兵们贬之为“臭老九”，工宣队开进了复旦园。红卫兵运动进入了没落期！ 当然，那时的我全没有“打狗棍”的清醒意识，只有涩的敏感。敏感积多了成不满。不满积多了变成牢骚。牢骚不敢发作便退隐、逍遥。逍遥的最佳选择：谈情说爱。 13 从小到大，情与爱被扣上“资”、“修”的帽子，在我们眼中，爱情成了长獠牙的美人，既惑人又可怕。批判《早春二月》时，在礼堂放这部电影，我听见前坐的女同学小胡唏嘘不已地掉眼泪，第二天的批判讨论会上，她却柳眉飞扬地抨地击谢芳、孙道临的表演令人作呕，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臭货；男同学韦某谈上个挺秀气的女朋友，有人从钥匙孔里窥探动静并批评他“不正派”，毕业分配时就不照顾，“发配”到内蒙古草原；同班某女同学二年级时偷偷谈恋爱有了出格举动，团支部召开专门会议“帮助”，撤掉团支委之职加上记过处分，这位质扑……活跃的姑娘此后四年活像恶婆婆面前的童养媳，俯首走路，合眼说话……搞文学的往往多一点浪漫情调，但我们中文系学生活像一群不敢犯禁的尼姑、和尚。堂堂高等学府如是，整个中国可以想像。某些达官贵人利用权势变相纳妾，变相嫖“妓”，而革命样反戏昭示的英雄统统无情无爱，杨子荣、洪常青不消说，阿庆嫂有家，阿庆跑单帮去了；江水英有家，他丈夫在部队服役；大春和喜儿不能换成兄妹关系，就让喜儿参军解放全人类去了。一边纵欲，一边禁欲，典型的封建礼教的翻版。 “文革”大潮使无政府主义泛滥，被禁锢的爱情得到了相对自由。社会上到处是挺大肚子的女人，校园里也多了对对倩影。找不到情人的甚至演出了爬澡堂偷看女生洗澡，半夜三更摸进女寝舍作案，专门偷窈女生乳罩、内裤等等丑剧。老实说，当时我鄙屑他们，现在想倒也觉得可怜，这些作为从特定角度看不正是对建禁欲主义的变态抗议吗？！ 我本来是情感型的人物，企求爱与被爱的圣火从没熄灭过。当上安司令，校内外的大中专学生对我钦敬且又爱慕的自然不少。含蓄的、直露的情书不时飞来。要说我不动心，除非我是太监。但是，1967年1月之前，我确实一心造反，无暇顾。心一冷，那股潜伏的热潮反倒冲腾起来。 我曾与芭蕾舞演员，18岁的C姑娘谈过一段时间。闹得上海滩盛传“潘司令与争美人”的黄色新闻。其实，潘XX（首任“工总司”司令）找的是跳民族舞的M女土，和我一点不搭界的。不到两个月，我发现C在舞台上很光彩，一下舞台却是个单纯得近于稚嫩的孩子，和我所希望的谈吐高雅，风姿绰约相距极大。她和毛主席照过相，和江青谈过话，时不时流露出天真的骄傲和副“誓死捍卫”的模样。渐渐又发现，她心目中的我只是安司令而不是安文江。她说：“你好高好神。”我一点也不兴奋。因为我身高1米71，身体近于“苗条”，既不高也不神。我明白，她爱的是“司令”，尽管出自真情，但是多虚幻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政坛风云莫测，我的命运多舛，我供奉不起这位美丽的小公主。我就对她说：“你做我的妹妹吧。”她好不伤心，又捶又打，怀疑我另有所爱。过了两天，又叫同伴来劝和，我推心置腹地说：“小C是个瓷做的美人胎，我今后可能要“翻山越岭”我不妒忍心摔碎她。”小Ｃ见我铁硬，突然变得豁达起来。她说：“你再吻我一下”我就吻她一下。她说“你让我咬一口！”我就让她咬一口。这事就完了。我相信，若干年后她会感谢我的明智，有机智会重逢，她一定不会那么狠地咬我了。 该我深怀内疚的是T姑娘。她是我校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出身高知家庭，姣小娟秀，有一双喜欢斜瞥的大眼睛。在我押上文化广场挨批斗时，她以记录的身分坐在我身后。在那段迷迷沌沌单身独宿的日子里，在我的名字被倒写，淮海路高楼顶上用黑漆着“油炸安江文！”的时候，连一些平时紧跟左右的人都贴大字报以示划清界限，她却勇敢地坦诚向我表白爱情。世态炎凉，她是一块绿州，斗争无情，她是一堆篝火。我被深深地感动了。遗憾的是感动不等于爱……书读多了，我把爱情看得太神圣，因而也太苛求。我理智说：T是值得爱的！我的感情却说：我爱不起来呀！至今我说不清为什么，只是离别没有太浓的相思，共处没有太浓的激情。也许，爱情的微妙就在于没有标准，全看你心弦是否震颤。渐渐地发觉，我对她更多患难相知的感激，落水投木的感动。看着她日益加深的感情和敏感到我冷漠的痛苦，我决心“再见”。但我采取了自以为聪明的错误策略，我写信号给她说她的家庭适应不了我等等，其中有违心的鄙薄她父母的言辞。我的本意是不伤她的自尊推诿于客观原因。但她依然被我伤害…… 在她失恋时，军训团物理系军代劳某向她伸出了绿军装下的魔爪。确切地说，是同时向多名女大学生张开了淫邪的大口。为了取悦于T某，某劳竟和盘托出“安江文专案组”的内幕并当着她的面烧毁了部分材料。在我离开复旦后的一年夏天，劳某以到外地散散心为名，诱骗T同赴广州，住宿于白云机场。警惕性很高的警卫部队发现神情恍惚的女大学生，联想起前不久发生的叛逃事件，就拘留了T。T既无出差证明又没有带学生证更讲不清南下目的，她当即被武装押解到上海。一下火车，警车便尖啸着把她送进了四壁全是防自杀的沙发墙的高级拘留室。叛逃嫌疑犯！一个多月的审讯毫无结果。T人终于被开释。满腔委屈，惨遭凌辱的T跌跌撞撞回到家，钟爱她的妈妈气恼交加劈面给她一记重重的耳光。赶回学校，迎候她的“T人工流产去了”的流言蜚语。爱情碎了！母爱碎了！友情碎了！21岁的她心全砸碎了！自尊心极强的她终于被发配到唐山接受“再教育”。“四人帮”粉碎后，她面壁三载考取了研究生，而今是某大学讲师了，但是，失落的爱永远得不到补偿了…… 我没有欺骗她，但是我伤害了她。没有我的断交，她不会上人面禽兽劳某的当，也不会有蹲高级拘留室的凌辱。我对她永远抱着歉疚，但又觉得我的断交实无可悔。因为我不希望建造维持型的小家庭。对T没有真挚的恋爱，结合是一种道德掩盖下的欺骗。我祈求她的理解。对今天社会上那种千方百计维持感情破裂的婚姻关系的做法，动辄用僵尸陈世美吓人的怪论，我很厌恶。过于稳定的家庭结构建立于封建伦理观念之上，这是极端的不人道。我奶奶28岁守寡，93岁寿终，我尊敬她，但我决定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该散就散，各奔东西，方能让这世界充满情和爱。我感佩的是T具有真正的现代意识，在收到我的断交信后，她痛苦，但没有半句乞怜之词。她恼恨我，但在劳某面前，为保护我演出了迫使劳某毁我材料的一幕。1969年，她还以朋友的身分特地赶到九江来探望我。她，不是弱女子！ 1968年，我游移的感情终于得到归宿。她就是我现在妻子林芝。那时，她在南京工学院读书。南京两派对立直至武斗，“屁派”被“好派”赶出南京城。“屁派”头头听说上海安司令是林芝初中的同学，就派她出面求援，在上海找落脚点。我一一应允，利用权力拨了幢房子，调拨了油印机、纸张等宣传用品；在“南工东方红”成立周年大针对时，我邀请以旦卓玛为首的西藏歌舞团和“红三司”宣传队到南京演出；又以上海“红三司”的名义支持他们死保许世友将军……这一切显然掺杂着“私情”。因为，初中时，林是老师最宠爱的学生，一是成绩名列榜首，二是有“金嗓子”的美称。多年不见，我发现她出落成一个令人眩目的漂亮姑娘，据悉，在南工她有“南工一朵花”的雅号。我觉得她比C成熟，比T朴实，且有一颗时时为他人着想的慈善心肠……我下决心不放过她！没待我发起进攻，我觉察出她对我同样怀有发自内心的好感。但是我也疑忧：她喜欢的是安司令还是安江文？……在郭仁杰朝“炮打派”开刀，我已偷偷烧毁全部日记和发表过的作品时，我对她说：“我的前途叵测，也许你应该和我分手。”她坦然地说：“你当黑帮，我当黑帮婆！别以为我想当司令太太！”我大恸，我痴狂地把她抱在怀里……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不会有重逢她的机遇，这是我唯一感谢“文化大革命”，的一点。 今天，每当我听到《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心里就泛起暖洋洋的热浪，多么美好的全球性的祝愿哦！可是，在封建专制沿袭千年的中国，播撒的是仇恨，猜疑、敌视、妒忌、伟大的人道、人性、人情被强权折磨得吱吱呻吟，作为人的天赋权利被扭曲得变相的灵呼吁。 我想借此机会写下我对朱培坤同学的久疚。 1968年春天的某夜，我同班的张某神色慌张地溜进我的宿舍。他磕磕巴巴地说：“我思想斗争了很久，我还是相信你，我要揭发……和生物系的朱培坤昨天同和我聊天,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贼眉贼眼 ,一副奸相’……”我惊骇得失控地叫：“真的假的？”他说，同时在的还有一个。我认识朱，他是“红革会”中学部的头，也是老造反。我想不到他如此狂悖。要知道，除了毛，便是林。挨上这条杠便是专政对象啊！我没有犹豫也不敢犹豫，对张说：“你能主动揭发，很好！你暂时不在声张，我马上找军训团汇报。”我大步流星奔到小三楼，找到魏代表汇报了案情。第二天上午，一辆警车铐走了朱培坤，后被判刑15年。 我不想用当时的“公安六条”为自已辩白，也不想用“你不告，张某也会告，想盖也盖不了”洗刷自已。客观上，我促成了朱入狱。但我更为愤激的是，阶级斗争何以如此无情地离间着同志加兄弟，使原该充满情爱与爱的天地变得如此地阴森恐怖！ “希望会有一那么的一天，再也没有眼泪仇怨，再也没有流血离散，共有一个美丽的家园。”聆听着《让世界充满爱》，我献上我的疚愧和期待。 15 1968年7月，终于等来了五年级分配的消息。 频于崩溃的国民经济，熄灭的烟囱，停转的机床……容不下也不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大、中学毕业生。毛泽东同志再次使用他的绝对权威找到了难题的解式：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名义指示大学生“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为说明知认分子改造的迫切性，重要性，他又非正式地使用了“臭老九”一词；再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必要”的名义指示中学生“到广阔天地炼红心”。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从东向西，从城市到农村的知认分子、小知识分子的悲壮的大迁移！中国的现找文明出现了一次又大倒退！知识贬值，青春虚耗，时代断裂的恶果即便是百年之后，中国仍能感受到风寒遗留的隐痛。少数作品艺术地夸大“再教育”的价值，我说这些人不是出于无知，便是个人发达后对良心的叛卖。 当时，因为长期接受“听毛主席的话”的教育和恰逢其时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甘烈士名言的感召，作为知识分子又承受着牺牲个人利益的献身精神的熏陶，毕业生闪强装欢颜（一部分则是由衷欢笑），纷纷表示忠心，发宏愿：“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和王文英、朱作夫、王之平率先贴出了《走出毛主席指引的路---给毛主席的公开信》：“ 我们坚决要求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去，到内地去，到新疆去，到西藏去，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 其中最不虔诚的是我，我第一志愿填“新疆”，第二志愿填“江西”。最忠贞的是王文英，她患的先天心脏病，我们内定她分上海市区的唯一一个名额，把的男朋友朱立元分上海郊区。她坚决表示“非新疆不去！”朱立元支持她，毅然同赴乌鲁木齐县农村，活活受了冻馁难忍的三年煎后，他们才明白献身行为无助于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只能是高尚的愚昧！恢复高考后，他俩背水一战，发愤攻读双双考取研究生，终于“杀”回大上海。1988年4月，我去探望他们。朱立元已是小有影响的美学专家，王文英也在上海社科院任某室外主任，提起20年前的“忠态”，朱立元苦笑道：“幼稚！”王文英则凄然摇头。 献身精神是伟大的。但是，宗教信徒的焚身殉道，封建节妇的自杀殉夫却是十足的愚昧。真正伟大的献身精神必须具有清醒的主体意识，明确这种献身有助于马克思说的“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完善。”爱因斯坦说得好：“只有在有助于人的自由发展时，我们才应当为国家作出牺牲。”1968年开始的大迁移，是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的强迫性驱赶。其结果是除极小数外，绝大多数的人材积压，知识退化，酿成个悲剧累加而成的社会悲剧。 我们年级60人，除一名拒绝接受分配被取消毕业生资格外、分配去向是新疆、内蒙、贵州、四川、陕西、江西、部队等。当然不是用其所长，而是充任最原始方式的劳动力，当农民、工人使用。现在，有少数同学发挥昔日的专长，没一个是“再教育”的成果。相反几乎全是身处逆境，愤而图强、跳出原单位找到了早该得到的自身发展之道。 我认为，在中国重要的问题不是农民教育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而是知识改造农民。中国知识分子真若都变成农民，中国就完了，晚年的毛泽东同志错误之一，是他过分夸大农民在国家生活中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作用，把大批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幻想用这种方式来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靠农民打天下，还靠农民坐天下，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局限。 1968年8月，我无所眷变地悄悄地离开复旦园。回头望灰蒙蒙的校园，心里说“永加别了！复旦。” 我口袋里的报到证上写着：江西省瑞昌县武山铜矿。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知道决不会是鲜花和太阳。 24岁的我迈着艰涩的步履走出复旦园。还是六年前的被絮，还是六年前的箱子。失落在12米又26厘米高的巨像下的是我的希望和作家梦；满载的是灵魂的碎片…… 从“３”到“14”，我坦城地勾勒了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这就是一个显赫一时的红兵司令走过的路。是妖是魔是神是人，也许是兽化的人。巴金先生在《随感录》里说：“是什么使人变成兽？我不清楚……”我就自我解剖，希望使后人清楚一些。现在不是到处高呼“理解万岁”吗？这可不是狗皮膏药！到处兜售，廉价推销只能使进而解贬值。我个人从不乞求理解，当我走出泥潭，冲净污水，自信地寻找自我，在生活中塑造一个新我时，我能得到我需要的理解。但是，一代红卫兵企盼着理解，行进历史需要理解！我曾写了一首散文诗，那是瞻望庐山五老峰的即兴之作，始刊于《星河》，后播于电台。请允许我引用后半章： “……安详，冷峻，肃穆的五老峰哦．后者仰望着你们，顿生三分庄重三分敬意三分畏怯．于是，山顶上没有蜂蝶蹁跹，没有百花的笑靥……凝望扬子江帆影点点，你们沉重的叹息化作丝丝缕缕的浓雾；倾听鄱阳湖鹤鸣声声，你们耷拉剑眉，绽出干裂的纹路…… 哦，多一点理解与宽容吧，五老峰！ 你们驻足的匡庐曾经是茫茫沧海．亿万年前，似五支拨节的春笋，你们喧嚷着、奔突着、涌动着、终于拱破地壳，告别昏黯，喷发出蓬蓬勃勃的地火，破坏着，完成了地质史上又一次痛苦却又伟大的分娩！ 何等炽烈！何等壮伟！在你们年轻的时候。 那么，请用你们的昨天度量，理解骚动中走动向创造的后辈吧，五老峰！ 瞧，你们白发覆额的颅顶有一丛映山红在笑……” 16 迷梦醒来是恶梦。麻醉失效后是更剧烈的痛苦。那几年我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井下杂活我已经适应了，一盒饭三口两口扒到肚里；下夜班在半尺宽的板皮上躺照样打呼噜；跟着赣南籍那批质朴憨厚的老工人，我学会了抽辛辣的喇叭烟，也学会了用粗话骂人；和抽调进矿的上海知青混熟了，我跟他们一起吹牛皮，学看相，还参加了一次赌博，输了八元钱，觉得对不起爱人、女儿、才洗手不干了。那时，我们大学生叫“4350部队”就是月薪43元5的意思。一到下班更难受，没有书看，没有报读。马恩选集、列宁选集、读了三遍后就提不起劲气读第四遍，铿铿锵锵的党报读了头痛。难得碰到放露天电影，赛似过节，早早儿找地盘放凳子，管他什么都看。光《地道战》我起码看过八遍。一个大雪初霁的晚上，听地质队放电影《智取威虎山》，地质队球场顿时人山人海，屋顶上，树杈上都是人。缩着脑袋跺着脚，在零下二度的冬夜里整整从七时等到子夜两点多，跑片才到。童祥龄有脸相更适宜演孙悟空，片子差，银幕上丝丝拉拉像下雨，那形象更不雅观。不雅观也观到底，直观到威武山红旗飞舞，老俵家公鸡啼鸣才罢休。复旦中文系毕业的我竟“饿”到这种地步，是好笑还是可怜？ 1970年10月，我妈妈死于非命！接到“母病危”的加急电报，我似遭雷电。奔到办公室请假。坑口革委会裴主任似信非信地打量我好一阵，才说：“快去快回！”签了假条，我刚在拔脚，他又补上一句：“今天晚上还要上！假从明天开始。”我麻钝的神经已作不出反应，一级级办完手续。11点依旧赶到东风井推矿车。班上赣南老师傅很同情我，又怕我出事，说：“你歇着。早点下班准备走吧！”可正在争取“纳新”的班长只同意我提前半小时下班我吞下火、吞下气、和大伙一起下班。油泥没洗拎起提包赶九江，坐火车直奔上海。我在心里呼唤：“妈-你可不能走哇！”妈16岁结婚，40多年没吃香喝辣，没骑马坐车，像嚼枯草的母牛挤光了乳汁，挨够了皮鞭，只剩下不满90斤的骨架，好不容易把哥和我送上大学，抱上孙子、孙女，可以过几年不愁温饱的日子，怎么能走啊…… 赶到家里，哥哥、嫂嫂佩带着黑纱。天！妈已经走了！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她是给大卡车撞倒在地，昏迷六天六夜后悄然离开去的呀！追悼会，我凝视着妈妈的遗容，我搡开携我的阿姨，我扑上去想多看她几眼，我凄绝地叫：“妈！你开开眼呀---妈！”妈不再理我了，嘴上留着我熟悉的苦涩的笑…… 各方认定是司机的责任，得爸爸、哥哥和我都宽容肇事者的罪过。死的不能生还，让活着的活得好些吧。可是，在议及赔偿事项时，虹口区公安分局军代表却脸膛似冰，活像是我妈妈撞死了汽车。冷眼！训斥！把受害者和肇事者倒过了个儿。事后才明白，这是因我是炮打中央文革的首犯之一。阶级斗争为纲，连死人也不放过！我吵！我叫！为我妈妈也为我自己！结果，尽管责任全在司机，也只赔偿了500元钱！ 妈妈=500元！ 这就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这就是全国一片红的中国人的价值？！我说的不是钱，而是由此表现出冷漠。 17 “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我给摔出个大明白！誓死捍卫的林副统帅竟是如此下场的野心家！黄吴叶李邱竟是一帮阴谋家！我们“誓死”值吗？我们造反对吗？捍卫真理外壳下的谬误，斗争被涂黑正义，这就是经卫兵的功绩？--我为自己被欺瞒的灵魂伤心。 当年国庆中止了大游行。林彪集团的罪行公布了；林彪早在井冈山就是革命的怀疑派；抗美援朝是反派对；林彪的私生活糜烂透顶，怕水怕风怕光；吴法宪是草包；邱会作色狼……我相信。统统相信。但是，我气恼。克制不住的气恼。为啥？这批材料铁证如山，很多是历史档案。那么，明知是虎，为啥要养虎贻患？！党报党刊吹拉弹唱是帮故意作假吗？真是荒唐大愚弄！ 我真该大彻大悟了。搞倒刘邓陶的人垮台，反过不该想想刘邓陶该不该倒？九届中央委员中，政治局委员有张春桥、姚文元，副主席王文洪。中央委员有王秀珍、陈阿大，连陈敢峰也当候补委员。这些人我个个认识，个个了解，当时除了姚文元、王秀珍，我个个反感。上海进京的如此，其他各省市就不是同类？呜呼！这样的新政权，这样的中央员会！ 我不想老老实实认命当矿工了！我觉得自己可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不安分的血性又喧骚起来了！ 批林批孔开始后，我针对武山狠狠整人搞得腥风血雨的现状，作了番偷偷的调查研究，写了一份长达万字的大字报《还裴××的庐山真面目》，把制造冤假错案作为重点挂上批林批孔的杠杠大加挞伐。内中也暗刺已上调的陈晓东。对这份大字报，我至今不悔！“文革”初期的大字报是蒙着眼睛说瞎话，这份大字报列举对群众专政的事实是我耳闻目睹。裴某作为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无可厚非，但错误毕竟是错误，且群众敢怒不敢言的淫威。 我的下场可想而知。 夏天，看电影时上海知青与人斗殴。矿革会头头说：“要揪胡子的幕后人物！”于是，猝发的打架变成有预谋的案件。几个上海知青被集中训导，让他们揭发我是“幕后人物”他们怕了，“揭发了”。上海人本就没有闽、广人的老乡义气，何况他们年轻。于是，讲什么故事，学过看手相，和那个姑娘有过接触，看过什么书……条条相加，总结出五大罪状，在所谓“政策兑现大会”上向全矿职工公开宣布。 第一条，“恶毒攻击革命导师马克思。”因为我说过：“马克思年轻时为燕妮写过两本情诗，可惜看不到。”出处是拉法格的《马克思青年时代》。 第二条，“恶毒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我在批《天才论时》时说过：“毛主席也是中国革命造就的伟人。他年轻时也信过迷信，信过孔夫子、孙中山……”出处是斯诺的《西行漫记》。 第三条，“坚持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立场。”我和林老师闲谈时说过我炮打张春桥的原委，也说过我至今还有怀疑的话。 第四条“算命看相散布封建迷信。”我和上海知青一起玩看手相游戏，乘凉时也给几个同乡职工扳过手掌。 第五条，“传播黄色刊毒害青少年。”这是事实，《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我们播种的爱情》被抄出来，“铁证如山！” 要整我，意料之中；如此整我，意料之外。 接着宣传布对我隔离审查，组织民兵三班看守，每班两人。审查期间发给生活费（工资的百分之四十。后来平反，这笔钱也没补发）。关了整整51天，我的心境不可能平静。怕，也有一点，我尝过阶级斗争的无情。但更多的是恨！恨这阴阳错乱罗织罪名以整人为快的不公道。 林芝的确是外柔内刚的女性，在我关押期间，来了四封信，言短意长，又寄了30元钱让我吃饱吃好。可怜的刚刚学话的女儿得了急性肝炎，住进了九江传染病院。我这是真有点后悔：我不该触怒上峰害得妻女受累。我请求告假一天去探望女儿，裴主任回道：“你的任务是斗私批修交代问题！”我实在安不下心来，“妈的！看女儿不犯罪。”豁出去了！当天下午三点半，我偷偷溜出矿区，也不敢在近处搭车。穿小道，翻山坡，步行两小时赶到九江镇县生机林车站，拦了部分大货车赶到九江。火急火燎冲进病房，看到正在喂药的妻子和一脸灰黄的女儿，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赶回了矿。居然没有挨整。我明白，掘进队领导黄炳绍、曹承葵一定庇护了我。在武山，他俩对一向持保护态度的。 矿革会蒋我的“罪状”上报公安局要求逮捕判刑。感谢瑞昌县公安局以“属教育问题”的批示驳回了上诉。我总算免了场牢狱之灾。 后来的上访团，我没参加；批邓小平，我没参加。胆小了？不是！我正在安装属于我自己的脑袋。我需要冷静地思索，认真地反省。挥去迷雾，抹去血泪，探索我应该走的路。生活给予我如此多的甜酸辣涩，我不用它们来滋养自己的筋骨，我将对不起生活。 马克思说过：“把人们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人的内心世界；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锁链。”这简直是现代中国的现场素描。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给现代宗教的锁链套得太久了。 我需要心灵的解放！ 我要做一个自主的人！ 假如肉体的不自由能换得心灵的自由，我将毫不迟疑地说：我愿意！ 18 1976年。陨石雨、大地震……天怨人怨、地动山摇……周总理、朱老总、毛泽东相继逝世……天安门事件，粉碎“四人帮”……天人感应的惊人偶合，的确惊心动魄！ 历史发生剧变，民族重现生机，我也踏上了新的道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随民族的兴衰而起落。这是真理。没有1976年，我仍将在黑沉沉的地下爬行；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不会写这篇自白的可能。 1979年，我才被宣布平反，销毁有关材料，补发“停升一次工资”的损失，但只补60%，说是应体谅国家困难。同时，保卫科阴笑着对我说：“你当时炮打张春桥大概是派别斗争吧！现在中央公布的材料你当时不可能掌握嘛。”我朝他冷冷一笑不屑一辩。我没有说我是炮打先锋、反“四人帮”英雄，可说我和张春桥是派别斗争岂非笑话。他们一贯正确，我们一贯错误。我预感到阴云未散，今后的日子不会是一马平川。天还是这块天，地还是这块地，霉腐的恶土不除，像×科长这类腻人的蜗牛还会孳生出来。孕育出“文革”风暴的风洞不堵，我们前面断难免雾雨雷电。 但是，我不是13年前的我了！春风拂过我，太阳照过我，浓雾缠过我，闷雷炸过我，暴雨浇过我！苦难和错误锻造了一个新我。这个我将抛去因袭的重负，无视暗角的冷眼，从浸透血泪的沉甸甸的黑土地上站起来，潇洒地向前走去…… 余后的十年，我骄傲地说，我的确活得很青春，很洒脱。我终于成了我自己的上帝！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长期以来，强权专制缺乏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对人的命运的关怀，无限扩大的阶级斗争更使人与人成了“狼对狼的关系”。个体的人被剥夺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向往，对个性的全面发展。我30岁前的曲折经历是很有说服力的注脚。所以，当我得到平反，调离矿井当教师，有了肉体的相对自由后，我致力于对灵的自由的追求。并不顺畅，也不安逸，但我决不停歇。 假如，每个人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脑袋，清晰地懂得属于自我的民主，自由、平等、尊严的权利，并愿为之头斗争。你哭，因为你难受，而不是为赚取别人的怜悯；你笑，因为你欣喜，而不是为了讨得别人的喜欢；你说，因为你有满腔真诚需要交流，而不是“紧跟照办”；你怒,因为你有压抑不住的忿满腔要宣泄，而不是为了取悦上峰、后台……由10亿这样的人组合的民族就能似珠峰崛起，而无需用“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为孱弱的体魄描金添彩。炎黄是什么东西？就不是原始的部落首领吗？龙是什么东西？不就是飞不能游不能的图腾吗！我们要做的是大写现代人。 19 在走向未来的途程中，当年的红卫兵是一支最坚毅最有活力的队伍。中学的老三届，1962年后进校的大学生有着较扎实的文化素养，经过十年浩劫，他们在炼狱中锤炼了筋骨，寻回了脑袋；在插队落户、四个面向的磨难中，他们像安泰，脚吻着坚实黑土，理解了真正的人生；错误与挫折，受骗与幻灭使他们有了后辈人难得的辨别力；而在以青春热血为代价的鉴别之后；他们对改革开放更多一层发自由衰的激情。 这样宝贵的人材库，有些领导不懂珍惜和使用，甚至斜眼相视，总觉得不放心，不可靠。掂着档案袋，戴着左视镜，时不时还要整治一番。 于是，上锁的人材库里拥挤着数以万计的二等公民。我很欣赏《历史沉思录》里写的：“回忆恶梦般的过去，他们得比别人多双份的勇气；走向曙色中的未来，他们得比别多几倍勇气！”“在那一场动乱之后，至今还背着沉重的包袱，尚不知应赎罪到何年何月何日！” 对于蒯大富、陈敢峰一类为虎作伥的人物和货真价实的“三种人”，我们无需怜悯。在千百万红卫兵中有那么些人物出现也很正常。 但是，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受骗的“修女”，被愚弄的“工具”，为什么不多一点理解与宽容？ “文革”中，人称复旦有三宝：“孙悟空的腿，谭启泰的笔，安文江的嘴。” “孙悟空”即以此命名的战斗组负责人胡守均。胡平反出狱后，一段时间得不到合理安置，现在任哲学系讲师，学生很喜欢他，但领导总是斜瞅着他；谭启泰则长期留复旦不被使用，在新闻系资料室外虚耗光阴。1985年跳出复旦到《南风窗》任编辑才有用武之地。 和广州相比，上海就沉闷多了。 我活得挺自在，但阴影从没离开过我。1983年调九江师专，试讲四节课反应极佳。一翻档案：当过红卫兵的头。对不起，请回吧！1986年，我在九江电厂学校任教，教师们以最高票选我为职代会代表，开会当天，我突然被剥夺代表资格，连招呼也不打。我火了。不能入党可以，不准提干可以，职工选我当代表竟被无理剥夺岂非践踏民主强奸民意！我冲进党委办公室，找到副书记。我坐他站。我问：“书记，你在‘文革’中有没有叫过‘打倒刘少奇’？有没有祝过林彪‘永远健康’？批邓时有没有喊过‘打倒邓小平’？你们受党长期教育的干部队可以犯错误，到头来一推了之照样升官；我们20出头的青年犯错误为啥揪住不放？！”副书记并不知情，平时待我挺好，这天他撞到我枪口上了。他一个劲劝我“不要发火。我能理解。”我粗着嗓门叫：“群众选我当代表，你们凭哪一条剥夺？这叫滥用民主强奸民意无视法制！懂不懂？中午一点之前，你们把代表证送到我家里来！否则，我级级上告！“不到12点，正书记亲自送来代表证并一再致歉。下午，我佩上代表证挺胸凸肚绕场一圈。我维护的是人的尊严和起码的民主权利。凭良心说，这些领导对我挺政策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但是，他们摆脱不了“阶级斗争观念”，惟恐犯了什么“立场”错误。我不恨他们，我怜悯他们没有自主的脑袋。 中国的“厕所文学”很有意思。一个在厕壁画只王八；第二个写“画王八的才是五八！”第三个写“乱涂乱写全是王八！”第二个写“你自己呢？政治生活中也有“厕所文学”，一边批极左，一边搞极左；一边说阶级斗争扩大化危害性重重，一边又扩大着阶级斗争。 红卫兵不是天兵天将，也不是妖魔鬼怪。他们是走出迷梦的一代普通人，其中不乏优秀人材。历史在否定红卫兵运动的同时将宣判红卫兵无罪！而50年代反右酿成的知识分子大报废的教训实在是不该重演的。 20 倘若有人把我的不平之词理解为“怀才不遇”的牢骚，那就委屈了我。人各有志，我的志不在当官。从小就想当作家，今天我得以圆梦，岂有他求？ 而且，我认为理解不能乞求，重要的在于真诚地生活，坦诚地做人。当你把握自我，通过奋斗弘扬了自我价值，理解自然就能获得。 1979年，我到铜矿子弟学校任教。我不轻视这一小小的转折。那几年我一直教高中毕业班，努力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家在九江，一小时的路程，我三周回一次。放寒假，我腊月廿八回家，初四返校。钻研教案，编写提纲，分析考试动向，做学生的思想工作。1981年夏天，我几乎没睡过一次午觉。学校的领导都懂行，老师也团结。高考入学率直线上升，在公司和县里名次居前。1982年考进了17名，这在矿区子弟学校不啻是个大突破。学生、家长于是对我刮目相看。说来也巧，那一年复习语文，我出过的作文题中有一题《达芬奇画蛋的启示》,且搞了评讲。7月7日考语文,试卷一发,作文题几乎是一样。考完试,学生叫“安老师万岁！”原本是巧合，一传出去就神乎其神了：“安老师不得了，高考题也猜得到！” 矿山人是纯朴的，他们不是孔雀石，晶莹夺目却无实用价值；他们是铜精矿，黑乎乎的，一经冶炼便是金灿灿的黄铜。他们在我最压抑的时候也把我当作一个人。今天，当我被赞扬声拥戴着时，他们给予我更多的支持与信任。 是年，我被选矿职会代表并进入常设主席团。次年，任命为教导主任。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瑞昌县换届选举，我被推举为县人民代表候选人。我挺胸昂首站了起来。 1982年，我应聘为电视大学瑞昌教学班指导教师，我讲授《写作》、《文学概论》、《现代文学史》直至论文指导。我极端负责。一是同情理解学员们的求知渴望，要对得起他们；二是我天性不甘寂寞，我在最大限度发挥我的潜能完善自我要求得社会的公认。我欣赏一位朋友说的：“你要行到社会价值吗？拿出你的实力来。”1984年，我被评为“江西省首届电大模范教师”。我尝到了自信自强的甜头。 假如领导能给我松绑，那很好；假如政策能给我宽容，那更好，假如这些都有限，那就迈开自己的腿走我自己路！那几年，我的确很苦很累很乏。1983年，我兼了文科班语文教师、世界史教师、班主任、教导主任四职；还有电大教师和小说创作。但我不叫苦，不抱怨。知识分子政策首先得由自己落实，自轻自贱抑或被档案压得自暴自弃，政策落实无非是加工资换位子。人字依旧没有大写！ 我的档案袋比一般老九重得多，不是“三种人”，但微妙的尾巴是少不了的。乞求思赐？悲天尤人？那是弱者的作为。“人活一口气，”我妈说得对。你把我当二等公民吗？我要比一等、超等公民做得更好活得更有生气。到时候瞧瞧，该谁歆羡谁！该谁抬头瞧谁！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忍辱负重的特点，长期以不被推崇为传统美德。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缺少阳刚之气，挺不起脊梁，一贯受整治受宰割的症结所在。我不！负重可以，忍辱不干！你敢辱我，我就叫就跳甚至咬！ 在超稳定的中国大一统社会里，中国知识分子沉浸在烂熟的封建文明里遏制了人性价值的追求。而“最本质的人性价值是人的独立性”（布迪曼）。先知先行的智者同样跳不出敬天崇父，仁为本，孝为上的礼教囚笼，扭曲自我迎合既定的传统，成为一群孱弱的“谦谦君子”。不敢“骄傲”，不敢“狂妄”，扼杀进取，怯于竞争。如鲁迅批评的“连小小的角都没有。”1957年反右，知识分子有过几声有力的抗议？劫难过后，还要宣扬“儿不怨”的孝道，充当害苦自己的封建意识的卫道者。可怜可悲！厨川白村说：“那些全不想发挥自己本身的生命力，单给因袭束缚着，给传统拘囚着，模拟些先人做过的事，而坦然生活着的人们，在这个意义上，就知畜生同列”。我们知识分子中这一类“畜生”还少吗？ 有些知识分子熬过了媳妇当婆婆，反过来虐待新媳妇。一旦当上官，整起同类来比非知识分子整人更阴毒，这就是无需加引号的畜生了。实例很多，否则不会有“窝里斗”一词。所以，看到80年代大学生在浮躁中思索，探求不同于先辈知识分子的现代模式，我感到欣慰。脑袋歪一点不怕，可怕的是丢了脑袋。 21 我是颗煮不熟的五味豆，有人为我捍汗，我却为之自傲。 历经十年折腾，背后有随时可揪的无形的尾巴。我可以“安分守己”的。但是，对我的民族“望之切而求之严”的感情，对祖国振兴的企盼使我不甘于“悠然望南山”。只要满怀真诚，我相信能得到理解。新一届中央领导和政策领导班子主张进一步改革开放，反复重申建设民主政治，完善法制建设，这是希望得以如愿的体制上的保证。 从1984年以来，除了在学校、电大的课堂上，我率直地披露自我外，我还利用小有影响的名声在大、中专院校和工矿企业作了十余场演讲，当然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我有两项可资发挥专长的工具：笔和嘴。我充分利用他们以尽教师之责，以扬自我价值。 1986年1月，在雪纷飞的晚上，我应邀到九江师专作题为《喜忧交加说文坛》的讲座报告。说来也怪，报告刚开始，停电了，独独这一层楼停电。学生们火了，买了近百枝蜡烛，讲台点了10多枝。烛光莹莹，很有诗意。那一天我发挥是特别好，整整四个半小时讲演掌声不绝。我着重讲了文学是感受不是教诲，当代文学的主旋律应是改造国民灵魂，文学要真诚地直面人生，干预生活，探索民族魂等纯文学问题。但是，我对建国以来的文学提对《新星》、琼瑶小说进行了不客气的抨击。尖刻但并不武断。听众是赞赏的。 我说：“诸位看我长得挺‘苗条’的是吗？那是因为我长身体时刚好碰上三年困难时期。这时里有湖口县来的同学，我知道那些年湖口吞观音土撑死不少人。但是，杨朔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散文恰恰是‘赞美诗’。这是很不真实的虚假文学！而现在中学、大学语文课本仍把这些东西列为必读的重点，这很可悲。” 我说；“神道主义在17年文学中危害很深，就说以雷锋同志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吧，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雷锋被神化了。‘每一个细胞都是革命革命革命！每一声呼吸都是人民人民人民！’假如雷锋同志患感冒，呼吸急促，血球增多，人民就更多了？革命更强了？雷锋也有七情六欲，他也谈过两次恋爱，但作品里的雷锋就没有，超凡入圣了……” 在批评《新星》的封建性清官意识和琼瑶小说是缺乏典型环境，没有时代气息，充溢着纯情理想的甜人的梦的同时，我列举了直面人生的报告文学相比，提出新文学处于痛苦的孕育期，面临着锁闭文学、西方文化、庸俗文艺的挑战和金钱的诱惑，新文学要走出夹缝是作家的自身超越。在回答提问时，我坦诚地剖析了自己从红卫兵司令到今天的思想轨迹，提出“人的观念现代化是伟大改革的根本点”，对大学生恋爱，我认为应予以宽容与理解，派专人捏着手电筒四出抓典型是愚蠢的做法……最后，我朗诵了专为他们而作的诗《假如，我像你们这样年轻》。 近两年，我依然有请必到，开文学讲座。这不是狂悖而是自信。 自信观念较新，观点对头，在复旦学的是文艺理论，多年来又有创作体验，应聘担任过《浔阳江》、《星河》编辑，教了两面三刀届中文电大，对文艺有一点发言权。我干吗为了他人的脸色眼色而缄口不言。20多年的扭曲已经够痛苦了，我不想再扭曲自我。何谓活得潇洒？那就是有错则改、没错则干。只要方向对头，对社会有益，喜笑怒骂尽可自由挥洒，能说的说、能写的写。碰死了呢？那没办法。先留下墓志铬：“这里埋着颗真诚而有斑痕的灵魂！”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民族精神现代化。经济上完成七五计划、八五计划，我非常乐观。但是精神素质的现代化很可担忧。“扎根边疆”演变为“出国狂潮”，拜神主义演化为拜金主义，有人叹息“世风日下，”有人感喟“逼良为娼”……症结在哪里？民族缺少凝聚力，公民缺少信心力。由缺乏自主意识的人组成的民族必然是易于被驱使被搓揉的民族。有段时间，反自由化把《丑陋的中国人》当把靶子，现代有人谩骂电影《红高粱》，自尊心够强的了。殊不知虚荣不是自尊。柏杨先生罗列的中国人的丑陋面不是什么新东西，鲁迅先生早就一一刻划过。谁敢说阿Q绝了后，祥林嫂没孝子？不敢正视现实且扮出一副爱国的假相乃是十足的伪善，最近，上海甲肝风引起怪相百出的甲肝效应，联想起1976年唐山地震引起全国性的地震恐怖症，实在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集中表演。为此，我写了一篇小说《甲肝效应》（《芳草》1986年6期）对上海同胞进行一番的调侃。 22 1987年，我着手创作自传体中篇小说《雾迷复旦园》，提笔前很伤了点精神，这几年，在报刊杂志上了近50万字作品，没有扛鼎力作，但也没有借稿纸换钱用，今年上半年已发和将有17万字，自思没有下三烂的。但白纸黑字历来讲究“文贵曲”，撞到枪口上去也要看值与不值。可是，电视正播放红卫兵凶神恶煞害人的镜头，又听同室龚老师讲一位中学生红兵无罪释放后实在想不通“信徒”挨整的原因，上庐山准备跳崖，大概少点跳的胆量，结果饿毙在锦绣谷，发现时已被禽鸟啄啃得剩一具枯骨；又想起轰动江西的赣州三中女红卫兵头头李××，她骂过林彪等人，结果被她的亲爱者告发。抓了放，放了抓，最后判处死刑。……为了活着的红卫兵，为了让历史告诫未来，为了让后人了解真实的昨天，我遏止不住创作冲动。千秋功罪无需后人评说。活着的过来人应写上一笔！ 我先写封信给《十月》编辑部侯琪同志。我不认识她，但我朋友徐锋介绍过她不乏胆识和慧眼，陈世旭的成名作《小镇的将军》是她三次力荐得以问世的，她又是《中篇小说选刊》两届优秀编辑奖获得者。 我便去信厚颜宣称，我将创作一部为文坛补白的力作云云，叙述了我的经历和创作意图。信尾很不礼貌地要求“15天内予以答复。”结果，来回十天就收到她热情的复信：“你说得很对，记载着几代人命运的那一段历史是不应该淡记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反思得还不够深刻。我和同事们非常支持你把它写出来而且寄我们《十月》。我们期待着你的成功！”在她的鼓励指点下，我阴阳颠倒地苦干了一个多月，学校领导照顾我除每周六节课外可呆在家里爬格子。写得很顺也很苦。老牛反刍般咀嚼梦魇似的红卫兵岁月，我一刀一刀切割着自己的灵魂。忐忑不安地寄出去，一稿拍板。候老师转告了编辑部的评价：“全篇透出真实、真切、真情。”我松了一口气！1987年第5期终于刊出我计划中的三部曲之一《雾迷复旦园》。 刊发后，收到不少来信，包括20年前的班主任秦家琪先生。他们给予我热情的肯定和支持。沈阳热电厂的李彤同志信中说：“假如你为写真话而坐牢，大姐我赶到九江给你送牢饭！”泰州韩矗雁同学来信说：“谢谢你让我们中学生了解了一段历史，理解了红卫兵。”这是播下真诚而收获的理解。值得！ 但是，复旦园却有人恼火了。校方某领导即令有关部门复印20册《雾》组织了专题讨论，当然不是文学性的讨论。大概想从字里行间嗅出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气息和阶级斗争新动向来，结果，据说是不了了之。80年代了，召之即来犹可，来之能战难办。至于是否整理过“座谈会纪要”之类的东西我无从知晓也不好妄自臆断，我也不予计较了，坦然笑道：“可惜只印20万册，要印上2万册为我多作些义务宣传多好！ 解剖自我，为历史的荒唐作注脚，老实说，一需真诚，二需勇气。同是“文革”过来人，某些大人先生们，你们敢把十年中的所言行所思所忧堂堂正正地写出来让人们点评吗？当你们抹着眼泪翘起臀部挽起裤管展示伤疤证明你们是受害者，你们没有想到屁股上露出封字号的斑章吗？巴金先生说：“我受骗，我也骗人；别人高举，我也紧跟……”多么伟大的赤诚，你们呢？女的全是张志新！男的皆系遇罗克！难道你们就没说过一句假话？没做过一件错事吗？ 这使我想起青年作家赵丽宏最近提出写“文革”题材的呼吁，他对“文革”题材不被重视，巴金先生“建立博物馆”的主张不得关注表示不理解。我斗胆说，我理解。正因为包括持“左轮手枪”的某些大人先生在内，现今30以上的中国人全都是“文革”的亲历者，过来人，他们除了伤痕还有疮疤。而处于权力中心，政坛漩流中的绝大多数或多少，或轻或重都有过做违心事，说违心话以至更丑陋的劣迹。八届中央委员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同志党籍时，除陈少敏大姐弃权抗议，其他人全都举了手的。这本是历史可以宽容，人民可以理解的事。但是，有些人偏要装作‘一贯正确’，通体皆白。于是，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成了一碰就痛的暗疾。没有自我批评的坦诚，又害怕别人触及，小平、耀邦倒是在公开会议上作过自我批评的。但下面一批“为尊者讳”的人物偏偏如迅挖苦过的，明明是烂疮也要说“艳若桃花”。于是，某些人便当然地“一贯正确”了。至于有人探究十年浩动的罪恶渊薮，也不难办，“左轮枪”早已瞄准了红卫兵们，当然，还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有晚年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上推下卸，唯我独清。这便是不提倡写“文革”的隐秘所在！巴金先生当此时疾呼建立“文革博物馆”似有此迂，赵丽宏呼吁写“文革”以告诫后人也有些天真。十三大后，没听说重申禁令，这是明智之举，历史毕竟是瞒骗不得的。 （全文完）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585088.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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