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为平：评袁隆平文革史“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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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战秦琼——评袁隆平文革史“回忆”

　　在杂交水稻培育过程上，袁隆平给我们编了一部文革受迫害史。这个回忆录完全是颠倒事实，造谣诽谤的假历史。而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表现了他的卑劣，这个“回忆录”只能出于政客之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是一个科学家在说他的文革经历。而且由于是造谣，所以不顾事实漏洞百出，在时间上颠三倒四，完全是“关公战秦琼”的可笑谎言。

　　一开始他说是工作组整的他——他还是全校第一个“现行反革命”。
　　谁不知道，文革中是刘少奇、邓小平派的工作组，毛主席没有派过一个工作组。刘邓派工作组的目的正是为了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了围剿革命派以外，他们还打击了一大批，目的正是为了转移目标。不是别人，正是造反派坚决反对拉出一大批来顶缸，这也正是走资派和保守派整造反派的“罪行”之一——反对批牛鬼蛇神、包庇牛鬼蛇神。因此从袁隆平所说我们可以看到，他被工作组打击，不但不是文革派的责任，正是文革反对派、走资派和保守派的罪责。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在1966年7月下旬回到北京，看到刘邓派出的工作组，把学校弄得冷冷清清，广大革命群众受压迫，一大批无辜者或者有一般错误的人，成了刘邓转移目标的对象。毛主席指示下，撤走了工作组，此时1966年的八月还没有到。
　　因此袁隆平受工作组整的时候，必然是在1966年六、七月份。他不是说：

　　“然而，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很快[注意！]，写满了“向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袁隆平猛烈开火！”、“打倒篡改毛主席‘最高指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袁隆平！”、“打倒袁隆平！”的标语、口号一夜之间铺天盖地向他袭来。各种油印小报、漫画在安江农校的校园上空漫天飞舞。批斗袁隆平的大字报从东三楼贴到石板坪，足有100多张。”

　　也就是说。他挨整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工作组时期。正是毛主席救了他、文化革命救了他。也正是造反派反对整他。可是他不但不知恩，不感谢毛主席救了他，也不感谢造反派顶着风浪、冒着风险反对整他，不痛恨通过工作组无端整他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反而缅颜事仇，倒打一耙诬蔑文化大革命、诬蔑红卫兵和造反派。这是什么样的卑劣心态和卑劣行为。不就是因为邓贼篡了权，他就去投靠权势者了。
　　左派们指出了这一点。本人就指出工作组是刘邓派的，不能怪在文革上。当时我还是把他作为不明真相的人对待，采取婉转的口气说的。我可以断定，袁隆平看了我的网上的贴子。
　　因此后来袁隆平说的就不一样了，态度显然是包庇刘邓的工作组，继续进一步地加罪于文革，加罪于红卫兵和造反派了。

　　我们不能不着重指出，袁隆平回忆的文革史，完全是关公战秦琼，其中有四件事在文革刚开始，1966年六七月份的工作组统治时期，根本就不存在。第一是所谓的“臭老九”，第二是红卫兵袖章，第三是“牛棚”，那时也根本没有这个称呼，第四：据说有人“向革委会检举揭发他”————文革开始并没有什么革委会，革委会也不会和工作组同时存在。最最重要的是，工作组和造反派一个钉子一个眼，是对立面，根本不可能是一伙。可是袁隆平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全部是谎言。
　　他实在是说谎不要脸，也不怕千秋万代留骂名。谁都知道，尽管邓贼千方百计地摧毁文革的历史资料，并且提出历史宜粗不宜细的公然篡改历史的反革命纲领，但是一手遮不了天。至今，亲身经过文革的许多人还在，与文革有关的历史资料也不是他想毁灭就会全部被毁灭的。即使中国的文革资料全部被毁灭了，外国人收集的可不是他有权力毁灭的。美国就把中国的文革资料大批保存着，文革中的红卫兵小报全部保存着。——也正如此，现在出现了国际上的文革研究学家，不是到中国来收集文革资料，而是去美国研究文革的不正常现象。“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美国；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美国。”这一美国引以自豪的口号，正说明了邓贼企图毁灭和彻底篡改历史的罪行，也说明了篡改历史的终究不能得逞的真理。就算没有美国收集的资料，历史还是不能篡改的，后代总是比前代聪明，作伪者无不破，这是自古以来的真理。
　　未来的文革学家，将毫无疑义地明白，“臭老九”、“牛棚”这些称呼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怎么产生的，红卫兵的袖章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革委会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尤其他们将知道，工作组和造反派，和文革正是对立面。根本不可能出现造反派听命于工作组，和工作组是同伙这种怪事。到那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肯定袁隆平是在说谎，是一个卑劣的政治骗子。他可以欺骗现在的人于一时，却不可能永久欺骗人们。何况经历过文革的人们还没有死完呢。本人就作为一个亲历者和亲身参加者，在电脑面前揭露他的卑劣行径。
　　即使到现在这个时候，袁隆平的造谣文章中还无法完全掩盖刘邓工作组正他的事实。
　　据他说：

　　我讲个最有趣的故事，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组到学校来搞运动。当时他们有一个指标，要揪5％的牛鬼蛇神出来，一个礼拜揪一个，已经揪了5、6个出来了，我是第7个，牛棚里的床铺都要准备贴上“袁隆平”三个字了。

　　这就说明文革刚开始时整袁隆平的不是别人，正是工作组，而工作组是刘邓派下来，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一个工作组都没有派。而且在1966年7月底，毛主席就把工作组全部撤走了。并且批评刘邓派工作组镇压文化大革命，还说出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的名言。可是袁隆平居然把工作组秉承刘邓和一切走资派意旨为了对抗文化大革命整他，归罪于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反对真正整他的刘少奇、邓小平。
　　《袁隆平传》这样说——当然出于袁隆平的“回忆”。

　　他讲述了一件往事，那是在“文革”期间，因为他坚持搞杂交水稻研究，工作组长的人员找他谈话，说他这是走“白专”道路，袁隆平幽默地说：“我不走白专道路，我走的是‘白米’道路。”受到奚落的工作组长拍案而起，说他这是干扰“抓革命”，袁隆平却继续调侃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我就不研究水稻了。”

　　这是为了吹捧袁隆平写的，对工作组他有没有反抗精神我们且不究，也许当时袁隆平还没有那么卑鄙，也真抗争过。但这再一次地告诉我们，整袁隆平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刘邓的工作组。他调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绝对不会是当时真相，现在编出来，一则吹嘘自己，二则矛头所向不言自明。了解文化大革命史的人知道，尽管《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在工作组刚统治时期，这段语录还没有广泛地运用。这段语录的广泛运用是在1966年8月，造反派是为了对走资派造反，保守派是为了打击造反派，以及在打击一大片和乱抄、乱砸、搞武斗（私刑拷打）。那时工作组已经被毛主席撤了。所以这完全是袁隆平自己作秀。在当时即使他真的有调侃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贼心，也决不会有这种贼胆。一般来说，我们不相信袁隆平当时会有如此贼心。

　　凡是反动政客，攻击文化大革命的造谣文章都是同一个腔调。邓贼刚复辟时，我看到反动造谣文章《疯狂的节日》，说1966年8月大抄家，上海的红三司把一个老教授的眼珠子打出来了。尽管我对红三司也有不同意见，但红三司的历史我还知道的。我说：“这怎么可能呢？1966年8月大抄家时红三司还根本不存在，红三司是1966年10月才成立。”可是文革反对派们还是像“狼和小羊”一样，“不是你就是你的父亲”，一口咬定就是造反派干的。其实稍微了解事实的都知道1966年 8月大抄家正是走资派操纵下的保守组织干的，目的正是为了对抗文化大革命，转移目标。由于造反派没有去，还得了一个“反对扫四旧，罪责难逃”的罪名。这些保守派确实也带了个红箍箍，但几天以前他们还在攻击红卫兵是反动组织呢！也正是这个原因，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对于把红卫兵的历史写成扫四旧史、串连史，恨得切齿。这些修正主义的伪“红卫兵”，大多数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全国到北京告状的造反派代表后才于一夜之中，在走资派的策划下“成立”起来的。不少所谓的“工人红卫兵”才几天就被党中央和毛主席解散了。因为他们不是造反派，而是保守派，骨干也不是工人，而是工厂里的机关人员。但对学生中的伪“红卫兵”，只能让他们存在。如果当时自称红卫兵的组织，有的可以承认、有的不可承认，那么不被承认的只能是造反派的真红卫兵。所以对于学生红卫兵，采取成立一个承认一个的政策，真正目的只是为了承认造反派的真红卫兵。防止把他们置于非法地位。不久以后由陈伯达出面指出存在“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正是指保守派。也正是一开始紧跟着走资派或工作者，八月下旬打着“扫四旧”的旗号，乱抄乱砸乱打乱抢的保守派。
　　袁隆平说得比“红三司八月大抄家”更荒谬。

　　我们先看第一：臭老九
　　袁隆平第一个谎言就是据说文化革命一开始，就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予以打击。袁隆平也就在所难逃。

　　校园里贴出了“打倒资产阶级臭老九袁隆平！”

　　——这是谎言，是编造历史，是荒诞无稽的“关公战秦琼”。
　　且不管是谁出于什么动机整袁隆平的。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应该负责任地说，在1966年整年、1967年整年和1968年大半年，还没有“臭老九”这个说法。“臭老九”也不是文化革命和“四人帮”发明的，而是某些知识分子自嘲。1968年8月26日姚文元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后，也不知那个知识分子，最先提出自己是“臭知识分子”，在许多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共鸣，后来又改为“臭老九”。原因是，文革前有地、富、反、坏、右，文革中出来了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大概在1967年开始，被人合称为“黑八类”。《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后，有人就认为自己的地位仅次于黑八类了。而在此以前绝对没有“臭老九”这个说法的，也从来没有谁把知识分子称成“臭老九”。
　　由“臭知识分子”到“臭老九”也是随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普及得到启发才编出来的。杨志荣不是被座山雕封为威虎山八大金刚后的老九吗？文革刚开始，绝大多数人对样板戏只听说，没有看过，甚至很陌生。电视播过，但当时电视还不普遍，看过的人极少。《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4日才出来《剧情简介》， 1967年5月30日才发表老剧本，后来才听了广播，1970年7月报上才宣布《智取威虎山》电视纪录影片拍成——还是按老剧本拍的。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1969年4月的九大已经胜利结束了，此时已经属于第二次大跃进时期。拍出电影更加晚了，已是七十年代初了，文革前的大学生全部毕业了。1970年8月毛主席还提出：“样板戏要普及，要提高，不要工农兵的戏，工农兵看不到。”全国的文艺小分队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才大规模地排演样板戏。一直到1970年9月底才宣布彩色影片摄制成功，是新版的，十月一日国庆节起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陆续上映。所以“臭老九”这个说法，不但1968年8月26日前根本不存在，在那以后也不是很快出现的，尤其不可能在工作组统治时期出现。可是袁隆平居然说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校园里的大字报或大标语称为“臭老九”了——这不分明是造谣吗？
　　最早的大标语也是在1966年8月才出来的，还不普遍。到 9月才普遍起来。但几乎都是走资派指使下的保守派贴的，是围剿造反派的。所以说，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贴了大标语，也是谎言。
　　在严肃的中央文件和报刊上从来就没有这个说法。本人搜索了《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臭老九”是1977年8月23日，在伪十一大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原文如下：

　　“四人帮”根本否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抛出一套所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荒谬理论。他们所谓的“新变动”，就是老干部变成“走资派”，老工人变成“既得利益者”，青年工人“更不行”，贫下中农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后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杂志，乃至舆论，就是一大堆类似的捏造，口诛笔伐，到处围剿。自从伪十一大开了这个头，到处都造起谣来了。《人民日报》也是连篇累牍地谴责把知识分子称作“臭老九”。
　　而“四人帮”掌管《人民日报》时，连把知识分子比作“老九”都根本不存在。1976年为了批判邓小平的造谣——说毛主席说过什么“老九不要走”。在某些场合对这一说法有过反驳，《人民日报》还是没有“老九”这一说法。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各主要报刊都从来不用“老九”这个称呼。
　　谁都知道，邓贼集团骂“四人帮”就是为了骂文革，造“四人帮”谣也就是造文革的谣。
　　所以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根本不可能有“臭老九”这种名词。所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贴出“打倒资产阶级臭老九袁隆平！”完全是个谎言。袁隆平当时臭不臭我不知道，至少愿意相信他不臭，但根据复辟以后的表现看，尽管邓小平和他自己套上了一圈又一圈的光环到了吓人的地步，所作作为臭不可闻。现在中国是三十年没打扫的牛圈，大家都身在臭中不知臭了，以后人人将恶心，就算他以前多少有点功绩也被这股臭气压倒了。

　　其次：再看牛棚，前面我们举例中已经提到过一次了。他说“牛棚里的床铺都要准备贴上“袁隆平”三个字了。”不仅如此，他又说：

　　作为首当其冲的“牛鬼蛇神”，造反派早已在“牛棚”中腾出地方为袁隆平搭铺。
　　…………
　　对此袁隆平早已做好心理准备。
　　工作组长来了，结果出人意料。“‘牛棚’你就不要去了……”

　　我们看到，袁隆平不得不承认无论关他还是不关他，都是工作组操纵的。但他把罪责归于造反派，据说这造反派还是按照工作组的安排为送他进“牛棚”作了准备。工作组长口中，还亲口吐出“牛棚”两字。
　　——这又是谎言！！！众所周知，1966年7月底毛主席撤销刘邓工作组前，“牛棚”一词还未发明。所以不管工作组要关他，还是文革要关他，在工作组长口中都根本不可能吐出“牛棚”两字来。
　　“牛棚”这词的产生，最早在1966年9月，或许还在10月初，也是保守派发明的，那时候和那以前“牛棚”的大权都控制在走资派和保守派手里。工作组存在时根本没有这个词，但关人的权利也在工作组手里，和文革、和造反派、和红卫兵根本无关。可袁隆平把最早九月以后才出现的词汇用到了七月，或许六月。这还叫作杂交水稻的“历史”。
　　“牛棚”一词刚出来时，里面同时关着造反派。造反学生能够不被关进“牛棚”就非常幸运了。而造反的教职员工倒确实关在里面，如复旦大学的蒋彩珍就被关在牛棚里。根本不可能有造反派把持“牛棚”，要把袁隆平关进“牛棚”，并为他在“牛棚”里搭铺的权力。说造反派在文革一开始就把持牛棚，就好像说法国大革命开始时的革命派把持着巴士底狱，并把袁隆平关在巴士底狱一样地荒谬。
　　事实上在全国，到一月革命时，造反派才开始掌握“牛棚”大权。一般来说，学校造反派推倒走资派、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间要早一些，最早也要到11月份，我们复旦大学是在12月3日，而像安江农校这样的中专，学生批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半还要晚一些。在此以前造反派一直是被整的。造反派翻身后，对“牛棚”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一大批人放了出来，还为有的人平反，被关在里面的造反派战友，则作为英雄来迎接。就是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大的，或者还未充分暴露的，也被放了出来。如复旦大学的顾元壮是一个CC分子，在保守派八月大炒家中，瞎猫碰到了一个死耗子，不知怎么抄到他的家中，发现私藏枪支，被保守派关进了牛棚。造反派在12月3日打倒走资派后，认为他的问题不大，把他也放了。1968年清队，发现解放前和他关系密切的都是特务，而且他有许多一般人不知道的军队和特务的知识，才对他从新审查，到1970年才肯定他是一个CC分子。
　　一月革命中，造反派花时间最多的就是平反，平反的人远远比打倒的人多得多。
　　即使如此，那以后也常常被别人控制了“牛棚”大权，自己也常常被关进“牛棚”。

　　第三：红卫兵袖章

　　这一天下午，学校文革办公室的一个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叩响了袁隆平家的门扉。虽说袁隆平早已做好了挨批斗、关 “牛棚”的思想准备，但这位红卫兵的到来，还是把全家吓了一跳。
　　“小同学，是要批斗我吗?”
　　“好像是今天晚上要开你的批斗会。不过，工作组王组长让我叫你到文革办公室去一下，我也不知道这是否与开批斗会有关。你准备一下，自己去找王组长吧，我要布置批斗会的会场去。”

　　——说工作组能够指挥红卫兵、造反派？是比“红三司八月大抄家”更荒谬可笑的“关羽战秦琼”，就好像说法国大革命初，路易王朝指挥着法国革命派，蒋匪帮指挥着共产党对上海的人民盘剥和镇压一样荒谬。
　　1966年8月大抄家的保守派总算还戴了个红箍箍。而工作组在校时，除了北京一些高干子弟外，全国没有一个学校成立红卫兵，甚至听都没听说过。连保守派的假红卫兵也不存在。当学生成立红卫兵时，工作组早就被毛主席撤走了。
　　即使北京很少的高干子弟成立红卫兵较早，全国绝大多数学校还根本不知道，尤其红卫兵袖章还根本没有出来，即使北京的高干子弟也没有带红卫兵袖章。在那时红卫兵还是完全非法的。一直到8月5日毛主席给了红卫兵一封信，传到了全国各地，才逐渐为各地的造反群众知道。即使如此也没有红卫兵袖章。
　　目前网上有人说真正的红卫兵袖章是1966年8月17日才发明的！发明也有个过程。首先北京某些红卫兵为了标志自己，在自己的左臂上围一个红领巾，后来有人在红领巾上用毛笔和墨汁写上红卫兵三个字。当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时，才开始正式做出了红卫兵袖章。
　　这一说法不知是否完全事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八月份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传到复旦时，尽管复旦已经有一个战斗小组自称红卫兵，尽管复旦造反学生在八月十一日建立了15个战斗小组组成的联合战斗组，准备成立红卫兵。本人的战斗组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也还不知道红卫兵戴袖章，更没有张罗过袖章。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带上的红卫兵袖章——从照片来看，“红卫兵”三个字不像是黑色的。那以后，红卫兵袖章才在全国普遍起来。而工作组早就已经解散了。即使如此，由于走资派和保守派把持着几乎全部的资源，他们的修正主义伪红卫兵却比我们早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尽管不久以前他们还在攻击红卫兵是反动组织。在上海，陈丕显和曹荻秋最先承认的所谓红卫兵就是他们。造反派不能不去抗议。
　　不是我贬低安江农技校，要论消息，当然复旦大学学生们比他们灵通得多！——可是在袁隆平回忆（应该读成捏造）的文革史中，居然穿越了。六七月份工作组时期，居然安江农技校已经有人带红卫兵袖章了。那个时候我们复旦大学都没有人带红卫兵袖章，甚至没有听到过“红卫兵”三个字。

　　第四：据袁隆平说有人“向革委会检举揭发他”，由于“向革委会检举揭发他”所以他才被工作组整的。可是他没有告诉我们，那个时候革委会的主任是谁？主要领导人是哪一些？革委会什么时候成立？检举揭发的人向革委会哪一个办事机构告的。——这一些他当然说不出，因为革委会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
　　这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凡是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那个不知道革委会是1967年的新生事物，和工作组风牛马不相及。上海一月革命的时候出现的还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于1967年2月5日。最早的革委会出现于黑龙江省。而且革委会也是和工作组对立的产物。在工作组存在时，是绝对不允许革委会这样的政权机构存在的。

　　第五：最最关键的，那就是真正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绝对不会听命于工作组，也不是工作组能够指挥的。真正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文革派是和工作组根本对立的。紧跟工作组的，工作组能够指挥得动的是保守派，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可是袁隆平居然把紧跟工作组的保守派说成是文革派，真正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1966年五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
　　武斗又来了。“革命小将横刀立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瓶瓶罐罐彻底砸烂，多亏学生帮忙藏了几盆。

　　什么“革命小将横刀立马”，不就是把工作组和保守派的罪行强加到红卫兵和造反派身上，强加到文化大革命身上！！！在法国大革命中，难道能够把封建势力犯下的罪行加到革命派身上吗？在辛亥革命中，难道能够把假洋鬼子的罪行强加到黄兴、孙中山、陶成章、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的身上吗？只有满清遗老才会这么做。
　　谁都知道“革命小将”是指真正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就这样袁隆平通过谎言，把砸他坛坛罐罐的罪行加罪于那时还根本不存在的红卫兵身上。对于那个绝不可能戴上袖章的所谓“红卫兵”，袁隆平也没有给我们说出名姓来——因为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
　　冤有头，债有主，邓小平复辟以来，我们历来看到这种无头案，真正的罪犯连名字也不提，只是往红卫兵、造反派和文革上一推了之。
　　最最起码的，如果真是造反派整了他，红卫兵砸了他的坛坛罐罐，他就应该揭发，究竟张三还是李四，该送法庭的送上法庭，公开审判，该判刑的判刑，该杀的就杀。可是这一切都避而不谈，只是毫无根据地把罪责推给文革、推给造反派、推给红卫兵。连名姓都不说，谁知道是什么人，凭什么归罪于革命小将、红卫兵和造反派？
　　本来真正整他的就是走资派，就是刘邓的工作组，以及他们的走卒保守派。他们打击一大批目的正是为了转移文化革命的矛头，如果袁隆平真的被工作组整的话，那么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以及文化大革命反对派的罪行。
　　对走资派和工作组这类做法，造反派是普遍反对的。
　　比如：我们复旦大学发生八?六斗鬼风时，我们喊出了“斗鬼风从何而来？”在此以前，造反学生已经对走资派“批二周”、抛出一大批老教授，还抛出四百多个年轻教师和职工，都是不满的，指出这是转移斗争的目标。为此我们还被扣上了“包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造反派”等罪名，还“罪责难逃”。
　　在那时袁隆平大概正属于青年教师之一。
　　按理说，刘邓路线才是袁隆平的真正仇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撤了工作组，批判了刘邓的反动路线，同时也解放了袁隆平，正是袁隆平的恩人。我不知道安江农校的情况，但是全国的造反派是一样的，比如：四川的造反派就批判李井泉这些走资派提出“火烧百分之一百”的口号，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一切教师。上海如此、四川如此、湖南也是如此。可以推测安江农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也可能这样做，甚至有可能直接为他平反。可袁隆平媚颜事仇，被刘邓路线整了，还包庇他们，并且嫁祸于毫不相干或者甚至对他有恩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那完全是因为邓贼篡了权，有权优势，他的势利心使得他投靠仇敌邓小平，他知道邓小平集团需要攻击毛主席路线、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红卫兵造反派，就适应他们的需要，为他们开脱，嫁祸于自己的恩人。这不但是政客，而且是最最无耻的政客。
　　如果说“革命小将横刀立马”可能出于其他人之手的话，那么《中国青年》2002 梁振华《袁隆平：我曾是个散漫学生》中，则完全是袁隆平自己说的。除了吹捧自己以外，也正是他公然地诬蔑文化大革命把他打成“臭老九”，并砸了他的坛坛罐罐，

　　特别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戍“资产阶级臭老九”挨批挨斗，我用作培育杂交水稻试验秧苗的60多个坛坛罐罐全部被砸得稀烂，秧苗也都被折断，当时我感觉天昏地暗，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那时妻子安慰我说：“我和你一块儿去当农民。农民千千万，我去，我俩一块儿去。只要不离开土地，杂交稻就一定能搞成功!”事情过去快30年了，妻子这句话的每一个字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在她的“掩护”和陪伴下，我鼓起勇气，连夜从床上爬起来，愉偷摸摸将残留的部分秧苗藏进了苹果园的臭水沟，秧苗在臭水沟里又悄悄地生长出来了。

　　这儿只是说秧苗是他和他的妻子抢救的，而没有提到“多亏学生帮忙藏了几盆”——我敢肯定，帮忙的学生绝对不可能是保守派，倒很可能有造反学生和后来的真正红卫兵。

（待续）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5561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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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在1968年安江农技校发生了破坏试验田事件。袁隆平说：

　　1968年5月18日，整个试验田被人彻底毁灭。幸好在井中发现了几根苗子还没有死。

　　——1967年教育革命已经把研究杂交水稻列为课题，这个试验田当然不是袁隆平一个人的试验田。也不是仅仅安江农技校才在研究杂交水稻，自从1963年1月8日李竞雄在毛主席和周总理支持下，吹响了重新开始大规模农业科研，尤其是杂种优势利用的号角以来，全国许多地方、许多单位都有人开始了杂交水稻研究。
　　可是袁隆平连嫌疑犯是谁都没有提出来，就毫无根据地归罪于文化革命和红卫兵造反派。连作案的人的名字都没有搞清，凭什么强加到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造反派身上？不管他袁隆平是不是、是多大的科学家，在任何正常的国度里，他这个行为都是要以诬陷诽谤罪论处，并且对被诬陷者赔罪道歉的。
　　同样是安江农技校的李必湖同志明确指出，这一事件是阶级敌人干的。
　　1977年李必湖同志在植物学报上，发表《我们是怎样研究杂交水稻的》在“党的领导是取得胜利的保证”那一节里这么说：

　　1967年，在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水稻“三系”的研究工作正式列入计划。可是研究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有人不断吹冷风，搬出洋教条，说什么“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自交无害，杂交无益”。当试验田的杂种后代表现明显优势时，他们又说：“即使有优势，也不表现在产量上，只表现在稻草上”，“国外从五十年代起就进行研究，至今也没得到应用”等等。这些说法在当时的农业科技界有一定影响，但是我们有党组织的领导支持，没有因此而动摇。1968年，正当发现保持系的苗头时，实验材料遭到阶级敌人[注意！]的破坏，党组织又给我们鼓气，使我们没有因此而灰心，利用残存的3株不育株继续实验。

　　这就揭穿了袁隆平和邓贼造谣公司毫无根据地把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罪于文革，归罪于红卫兵和造反派。当时红卫兵和造反派正下乡劳动。
　　李必湖同志指出的党组织，自然是指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革委会和党的领导。反正不会指1968年被明确地永远开除出党的刘少奇和到江西去劳动的邓小平及其追随着吧！
　　可以肯定，文化大革命、安江农技校的红卫兵、造反派或者革委会等，对这一事件一定立案追查过。在当时对这种事件绝对不可能放任不管。可是袁隆平和现在的邓贼造谣公司居然根本不提，而是硬是要转嫁到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和造反派身上。
　　可惜李必湖同志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1967年支持的“有关领导部门”是哪些部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是哪些？鼓气的“党组织”又是哪些？ 1967年和1968年的领导是不是有人在邓贼复辟时被打成了极左、“四人帮”？不过我想大概不会飞了的。
　　这种事多半是那些人——对文化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和科学研究抱着敌对态度的文革反对派干的。还有就是抱着忌妒心理的人们，断言杂交水稻外国人没有研究出来，中国更不可能研究出来的人干的。在知识分子中有一伙人，具有极大的忌妒心理，对于革命事业，以及真正想有作为的人，往往千方百计地打击，脚下使绊子，采用阴谋手段予以破坏。这种破坏案件多半是这种人做的。
　　这种人也往往是文革开始紧跟工作组的人，整袁隆平的也多半会有这种人。——尽管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研究并没于决定性的成就，更谈不上完全是他的功劳。他仅仅是参加杂交水稻研究的几千个科技人员之一，在这儿，我们还是把他作为一个响应毛主席和周总理支持下的李竞雄的文章，参加杂交水稻研究的有一定朝气的青年教师对待。而那些文革反对派和心怀嫉妒的某些知识分子，对杂交水稻研究是抱着敌对态度的。

（待续）

bluesky

尽管整袁隆平的是刘邓派出的工作组，袁隆平实际上却是百般包庇的。也正如此，在被我们揭穿后，原来言之凿凿，安江农校第一个揪出的现行反革命，工作组一周揪出一个的反革命，忽然又没有被整了。他说：

　　工作组长来了，结果出人意料。
　　“‘牛棚’你就不要去了，继续搞你的杂交水稻试验，争取在实验中改造好自己，为人民立功”

　　这就是说，最后还是工作组让他研究杂交水稻。我们已经知道，那时根本不存在牛棚这个叫法，因此这全套都是“关公战秦琼”式的谎言。他就编造这样的谎言，一方面诬蔑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为刘邓开脱。

　　这天工作组组长突然找到我，要我晚饭后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我心想，糟了。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是抓革命促生产，既要抓革命还要促生产。他要我选一块试验田。后来我问工作组长为什么不批斗我，他说本来是要批斗的，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但是后来，上面来了一个文，要求重视和支持我的杂交水稻研究，他就去请示，问我到底是批斗对象还是保护对象，说当然是保护对象，于是就取消了对我的批斗。

　　不是说他的坛坛罐罐已经被砸了？不是说就是他研究杂交水稻作为把他打成反革命的罪行的？不是说他已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怎么一忽儿还要保护他的杂交水稻研究了？这不是自行矛盾吗？

　　“我一个预备役的‘黑帮’，一夜之间竟然成了工作组的技术参谋，我怎么会如此幸运?简直不可思议。”

　　这就是说不是工作组整他，工作组反而是保护他的。他以前的话只能算是放屁。
　　对工作组是如此，可是对于红卫兵和造反派他却更是不依不饶。据说工作组虽然放了他一马了，而造反派却还不死心，还是要整他。
　　至少前面他说那个套红袖章的“小同学”就是要整他，去布置批斗会会场。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在攻击红卫兵整他。而那时根本不存在红袖章。后来他又说：


　　“王组长，你还是谈谈今晚上开批斗会的事吧!”袁隆平单刀直入地率先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批斗会?唉!那是原先的安排，现在——今晚的批斗会与你无关了。”王组长说，
　　“你怎么知道今晚要开你的批斗会?”
　　“你派去叫我的那个学生对我说的。”
　　“这孩子真是乱弹琴。今天我们不说这个了，因为批斗会与你无关了。”王组长态度很平和，谈吐很诚恳。
　　似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人生如同登山，时而悬崖绝壁，时而峰回路转，时而山穷水尽，时而柳暗花明。
　　王组长把话题一转，对袁隆平说：
　　“袁老师，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你说那个孟德尔一摩尔根学说是怎么一回事?”
　　袁隆平尽管得到了工作组的赦免，但许多造反派却依旧对他虎视眈眈
　　…………

　　就这样，袁隆平帮刘邓的工作组彻底摆脱了干系，而把屎盆子完全扣在造反派的头上了。并且接着把1968年这次阶级敌人的破坏事件，毫无根据地扣在造反派头上。

（续上）

bluesky

　　当然他永远不会告诉我们，他说的造反派究竟是谁？那个“小同学”是谁？因为根本不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根本不是文革整他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也绝对不会和工作组一起决定批斗袁隆平的。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小同学，那么第一肯定没有套红袖章，第二：肯定是保守派。
　　“这孩子真是乱弹琴。”——如果这个工作组的王组长真的说过这个话，那么真不是人！他不是一开始还供认自己“原先的安排”开袁隆平批斗会的？怎么一会儿把责任完全推到一个孩子身上？说到底，整个故事完全是袁隆平出于需要编出来的。而且背后还有人帮他编。因为他原来说话不小心漏了底，暴露了整他的是工作组，也就是刘邓，这不是暴露了“背后的人”的真面目吗？而且毫无疑问地受到了左派的揭露，罪恶昭彰。因此“背后的人”又帮他圆谎。结果是茅厕越搅越臭，圆谎的结果越圆越是漏洞百出。——这“背后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邓贼集团。
　　关公战秦琼斯的谎言还不止这些。
　　《院士传记?袁隆平院士》这样说：

　　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才刚刚开始起步，就遇到“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宁静的安江农校校园也不宁静了。党的组织瘫痪，造反组织林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震荡校园上空。学校的一切权力归造反派，矛头直指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这也是谎言！文化革命刚开始时，哪儿来的造反组织林立？又哪儿来的学校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当时是造反学生普遍受压迫，工作组把持了一切权力。“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在我们上海，在我们复旦大学都没有出来，何况湖南的一个安江农校？这一口号在北京出来要早一点，传到全国是八月份，学校里的工作组已就被毛主席撤了。袁隆平不可能不知道，文化革命的重点是走资派，首先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走资派和工作组正是为了避免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和刘邓的工作组，就转移矛头集中指向真的或者假的“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身上。这都被造反派认作是转移斗争大方向，予以反对的。也正如此被走资派和刘邓的工作组大批地打成反革命，哪儿谈得上“一切权力归造反派”，造反派一直到1966年末才开始翻身，而且第一件事就是清理走资派和工作组的“牛棚”，为大批无辜者平反，犯有一些错误的也大批释放。就是真正的反动分子，也不作为文革的主要对象。

　　“砸烂袁隆平的狗头，砸烂资产阶级的盆盆钵钵!”

　　——凡事亲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砸烂狗头”是一直到1966年底才出现的口号，1966年6、7月份，工作组时期根本就没有这个口号。就是在八月的红卫兵运动中，也没有出现砸烂狗头这个说法。九月也绝对没有听说过。

　　总之这些都是“关公战秦琼”式的谎言。关于袁隆平的文革史从头到脚就是由这样一些谎言组成。只可以欺骗没有亲身经历的青年。可是亲身经历的人不少还活着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全部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相，真正的文革史也是抹煞不了的。总有一天在真正的文革史上，人们将写到，工作组是刘邓派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组织，文革开始正是他们操纵着运动，并且通过打击一大批来扭转文化大革命方向，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有红卫兵，特别是不可能有红卫兵袖章。什么时候出现“牛棚”、“臭老九”、革委会，造反派和真正的红卫兵不但不是听命于工作组的，而且正是工作组的对立面。什么时候出现革委会。并且为研究文革史的人们所公认，从而看出复辟时期所有关于袁隆平的文革史全是一片谎言。袁隆平等人企图嫁祸于文革、诬蔑文革和红卫兵造反派，最后结果只可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们将会得出结论：这是一伙卑劣的历史伪造者。袁隆平不是什么科技人员，只是一个反动的政客。
　　从这儿我们也再一次地明白，为什么邓贼要提出“历史宜粗不宜细”的这个口号，因为这正是他公然篡改历史的纲领。他们篡改历史既不可能不漏洞百出，漏洞百出后还不允许人们推究，指出谬误，还原真相来。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