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中宣部批斗“大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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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批斗“大阎王”

郝怀明


　　1966年11月28日，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在会上号召说：“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
　　一场新的批斗中宣部的“阎王”们的恶浪在全市以至全国掀起来了。
　　11月30日晚，中宣部文革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根据陶铸、陈伯达关于斗争陆定一的指示，讨论斗争陆定一的问题。“大家认为，陆定一是最顽固、最凶恶、最反动的大阎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他在全党全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一定要“积极组织这场大斗争，斗倒、斗垮、斗臭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会议决定由部文革委员会直接领导这场斗争，成立斗争陆定一工作小组，做具体组织工作。并根据陈伯达的批示，在斗争大会之前展出陆定一地主家庭罪恶史，“揭露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的罪恶历史”。（参见中央宣部文化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简报》第114期，1966年12月5日）
　　中宣部在12月间连续召开的三次批斗陆定一的大会上，是把陆定一当作“地主分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来胡批乱斗的。

　　陆定一：“我不反对毛主席，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12月9日晚，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社全体同志举行“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头目陆定一”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中央编译局的同志，以及从无锡市五一中学来京送抄家材料的红卫兵。
　　这次斗争大会，是他第一次被拉出来在如此广大的群众范围内公开批斗。接着，在10日晚、11日晚，又连续开了两次斗争大会，每次都长达四、五个小时。为安全起见，有两次批斗会是在部外军队的礼堂进行的。
　　第一次斗争陆定一大会，陶铸出席。大会主要揭发批判了陆定一三个方面的所谓“罪行”。
　　一是说陆定一是“混入党内40年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官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主分子”。主要根据是无锡五一中学红卫兵从陆定一无锡老家抄家抄出的一些材料，如祖上的画像、地契、分家时的字据等。在分家时，早已离家参加革命的他也曾分得一份田产、几千块银元，这样他就被诬为“不折不扣的地主分子”了。他在会上坦承，钱他是拿了，但都交给了党组织，作为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经费使用了。
　　二是说“陆定一、严慰冰反革命夫妻黑店实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从会上揭发的情况来看，严慰冰对工作人员的一些不妥的做法，陆定一并不知情，他听了大家揭批的一些事情后，左一个“道歉”，右一个“有罪”，倒也痛快，一条都没有反驳。
　　三是说陆定一“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说他从1954年起，就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猖狂攻击毛主席。他在1956年7月说：“看到苏联的例子，我感到官僚主义、思想僵化是最危险的东西。特别是在北京的人了解实际情况太少……而且由于我们做了很多好事，于是听到的是一片万岁声。这样就会闭塞起来，听不到批评的意见……人家不讲话，我们就耳不聪，目不明，再过若干年就变成木乃伊了。”1956年11月20日至23日，他在15个省市宣传部长座谈会上说：“社会主义可以有斯大林独裁制，也可以有民主的办法。以为我们的社会中不能产生专制主义，不对。一旦产生以后，权力比秦始皇、希特勒的权力还大。”1958年3月20日，他在征求《对宣传文教工作的几点意见》（草案）的意见座谈会上说：“斯大林在某些制度环节中出了毛病，所以生产下降。”1964年6月23日，他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斯大林的时候，他一个人说了算，别人都不做独立的调查研究，没有独立的见解，只要会背斯大林如何讲就算。”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我们党如果没有群众路线，是要亡党的。”“党没有群众路线，就像国民党，名为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以党治国，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但陆定一在会上拒不低头认罪。他的头被“造反派”摁下去，但只要对方稍一松手，他就昂起头高喊：“我不反对毛主席，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陶铸在大会结束时的讲话中说：“我们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陆定一的斗争，是一场十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陆定一统治旧中宣部21年，一贯是阳一面，阴一面，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结成反党黑帮集团，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罪大恶极。彻底揭发他们，彻底打倒他们，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了。”陶铸号召全体革命同志再接再厉，把斗争“大阎王”陆定一的仗打到底，一定要彻底取得胜利。并警告陆“必须俯首认罪，彻底悔改，争取重新做人”，否则“是死路一条”。不知此时的陶铸对陆定一“现在是什么人”是否已经真的认识清楚了。但话说得够狠，够劲。那时，不论由哪个在台上的大人物来讲，大概都会是这一套。
　　陆定一对大会上对他的无理的批判极为气愤。10日上午，审查委员会逼他交待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问题，交待所谓“反对派”的名单。陆定一大怒，拍了桌子，提出抗议，怒斥这是对他搞“逼供信”，搞“左”的“扩大化”。他宣布从这天下午开始绝食。他给家人写下遗嘱，说：“我犯了很多错误，对不起毛主席、党、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但我不是反革命。”自己“死得冤枉”，“死不瞑目”。他坚信，自己的“冤枉总会昭雪”。这位年过花甲的硬汉，当晚拒绝进食。但中宣部批斗他的大会照样进行，他仍旧被押来参加对他的第二次斗争大会。
　　这次大会着重批判了他四个方面的所谓“罪行”。

　　批陆定一反对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及允许有“反对派”、“党这些年来犯了‘左’的错误”

　　一是说他“一贯大反毛泽东思想，大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说陆定一早在1958年就攻击毛主席著作不是普遍真理，只是为理解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提供钥匙”。1959年1月，他不赞成北京大学学生要求联系实际进行哲学教学的意见，说“许多人连马克思主义都不看，只看《矛盾论》、《实践论》，这是不行的。不能要求学了哲学，马上就用，没有这样的事情。”1960年，他提出不要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反对毛著学习中“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形式主义”。这个问题，在文革中构成了中宣部天字第一号“滔天大罪”，涉及部里许多位部、处（局）领导同志，闻名全国。
　说陆定一和中宣部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当林彪提出“顶峰论”，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顶峰”时，陆定一说，这种话让后人去说，如果说马列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岂不等于说它再也不能前进、再也不能发展了吗？他对林彪搞的那个《毛主席语录》，宣扬的那套“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方法，也觉得不大对头。他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还是应当学习它的精神实质，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去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是背上几句毛主席语录，到处贴上个“毛泽东思想”的标签就是毛泽东思想了，问题就能解决了。他多次讲过，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把它当作偶像，不要把它看成包罗万象。毛主席没有研究过物理、化学，怎么能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物理、化学？贴标签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贴糟了，贴标签坏得很。贴标签，好像义和团差不多，念了一个咒，就刀枪不入一样。这一次乒乓球赛，星野到后来输得不得了，他想翻回来，头上扎了一块布，里边有个菩萨。现在把菩萨换成马克思在那里，行不行？这不是迷信吗？他不会救你的。不要贴毛泽东的标签，也不要贴马克思的标签。他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多次讲过上述这样的意见和看法，部、处领导同志都非常赞成和同意。当时在社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风气很盛行，中宣部行使自己的职责，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以防止和克服毛著学习中的这种不良的倾向，力图扭转由于林彪倡导并得到毛泽东支持而风行的那种不良的学风。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事迹
　　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央：
　　近年来，各地报刊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的宣传很注意，发表了不少的文章，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这是很好的。今后还要加强这一工作。但是，在宣传中也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现将我们最近检查的部分有关报刊书籍中发现的问题报告如下：
　　（一）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有些文章把某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发明或发现，简单、生硬地和毛泽东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或者说成是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例如，去年1月25日“体育报”刊登的“庄家富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一文，在介绍乒乓球选手庄家富去年跃进规划时说：“读透毛泽东选集的战略战术部分，创造独特的中国式横拍打法。”去年7月16日“健康报”的社论，把治疗慢性病的一种方法即“综合快速疗法”，说成是“从理论到实践上应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学说”的结果。
　　在有的出版物中，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牵强附会地和医治疾病直接联系起来。例如去年10月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雄心壮志”一书，宣传旅大市第二医院内科医生徐志运用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医治癌症的方法。其中说：“王梁氏的病情所以严重，是由于身体十分虚弱，病毒抗药力量强，这也正是敌强我弱的表现，为此得采取游击战术的服药方法才能有效。”于是他就根据“停停打打”的游击战术，采取所谓服服停停的游击服药方法，给患者服药，“先吃两天，再停两天，让病魔摸不到服药的规律”。去年10月6日“中国少年报”刊载的“跟毛主席走就是胜利”一文，对于这件事情也作了同样的宣传。
　　有的出版物，甚至把一些错误的措施不适当地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例如，1959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番禺南村农民学理论”一书，介绍农民学了“矛盾论”以后，为了解决缺乏肥料而拆了许多泥屋时说：“矛盾摆出来后，经过辩论分析，瓦岗社员亚娣就运用了‘矛盾论’的原理对儿子说：保万斤和缺肥是当前生产的主要矛盾，拆泥屋和个人生活有困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这样就打通了儿子的思想，拆了自己的房屋。”
　　（二）在宣传革命领袖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的事实不真实。例如，1958年7月1日“中国妇女”刊登的“毛主席来到我们的养猪场”一文，就完全是虚构的。同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在群众中”一书，选用了这篇文章。1958年8月“宣教动态”第九十一期，曾指出这篇文章是“客里空”的假报道，当时全国妇联也给各省、市委宣传部发了通知。1960年5月“内蒙古妇女”杂志刊登的“毛主席关于妇女运动的语录”，仍然摘录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去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七版的一篇“永远要做群众的小学生”一文又引用了这篇文章的内容。有些文章不从政治上着眼，去描写领袖的作用和特点，而是过多地描写生活琐事。1959年4月16日“新观察”上的“在毛主席身边”一文，作者把一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也写进去了。在一些描写领袖革命事迹的作品中，还发现有借描写领袖来标榜自己，渲染自己，吹嘘自己等错误和缺点。
　　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是一件十分重大、严肃的事情。今后应当加强这一工作。但在宣传中必须防止上述各种错误和缺点，以免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并将过去已经出版的出版物（包括革命回忆录）进行一次检查，分别各种错误、缺点的情况和程度，加以处理。有的应该停止发行，有的应加修正后才能再版。今后各地报刊书籍出版机关，在发表这类文章或出版这类书籍时，一定要经过省（市）委或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的审查。当否，请予批示。
　　中央宣传部
　　1961年2月23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都在这个报告上划了圈，并于3月15日以中央的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明确表示：“中央同意报告中的意见。”此件发至县团级。
　　可以看得清楚，这个文件反对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陆定一当然不是也不会反对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是提倡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科学的方法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是反对“言必称希腊”的，现在的毛泽东却喜欢“言必称毛泽东”，林彪主张的那一套可谓“正合朕意”。当时，这个文件的确是对着林彪主张的那一套来的。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林彪为什么对陆定一那样切齿痛恨，毛泽东也非要把他打翻在地，把中宣部砸烂不可了。
　　二是说陆定一“是反对和限制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的罪魁祸首”。基于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为保证质量而采取的措施，根本不是什么“罪行”，而且事情都是下面的同志操办的，现在要把账统统归到陆定一的头上，其罪名当然不能成立。
　　三是说陆定一“同赫鲁晓夫、彭真一唱一和，大反三面红旗，恶毒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说他攻击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主观精神”。“‘乱、糟、偏’，至少用一个‘乱’字。教育如此，别的也如此。”他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有错误的，“搞得问题很多，不可收拾，纠正起来花很大力气”。他说：“自留地是个好东西”。“现在都提出翻案，胡风提出翻案，农民提出土地回家等等，这不单是富裕中农主张，中农主张，我们党内也有人主张。因为三面红旗不红嘛，搞得没饭吃。一定要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改，这无产阶级专政都得翻掉。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变成拉科西。”“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几年还不够，可是这几年‘左’倾错误的经验够了。”“有一股风气，过渡到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少。客观地回顾我们过去的工作，有的是没有经验，有的是乱搞，只看到一面，没有看到第二面，理论水平是大问题。”“过去只讲成绩，不讲困难。这样情况再搞几年亡国就是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毛泽东语），这一个指头也真烂得差不多了，烂狠了也会死人！”“‘一个指头’可能是杜勒斯的癌症”。“长征时，最后，连电台都丢了，和第三国际失去联系，遵义会议才开得成。我们现在还没到这一步，要到东西都丢光了，才能觉悟过来。”“要告诉我们的党员和儿子、青年，要准备倒霉，准备没有裤子穿！路线错了，要倒霉！”他“大讲三次‘左’倾路线的‘教训’，大讲反‘左’比反右难，大讲所谓历代‘亡国’的‘教训’，等等。”他提出：“1958年以后，中央犯了些什么错误，向干部讲清楚，你不讲人家也会讲的。把文件翻出来，看看讲了些什么错误的东西，讲清楚吸取教训，是不是路线错误。”他认为，我们党这些年来犯了“左”的错误，建议中央应搞个反“左”的文件。
　　四是说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说的“反对派”，“是一个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大阴谋”。陆在这次大会文教小组会上有个发言，提出“党内不仅要有反对的人，还要有反对派”。“在桌面上做反对派是可以的，是好的。有时皇帝还允许反对派。唐太宗有一个魏征，就是专门同他作对立面的……反对派讲话，听起来味道不是那么好的。不是什么英明领导之类，而是戴点帽子，打点棍子。”他还提出要实行“新经济政策”，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斗争会上不讲事实根据，胡乱上纲批判说，陆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提出这样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就是直接为“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鸣锣开道，就是反革命颠覆活动！”现在，世人皆知，民主的基本内容或原则之一就是允许“反对派”，陆定一主张应当允许有“反对派”并不是一件坏事。1956年6、7月，他在部分省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必须把资产阶级自由这面旗帜完全拿到手”。他在部办公会议上说，我们的人民代表人大会是“议会”，“应该对政府唱对台戏”。他的这些意见，今天看来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当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迫不得已，只好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但对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的指控，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我不晓得有什么反党集团”；至于什么“搞颠覆活动”，他说：“我既没有这个志愿，也没有这个胆子！”
　　批斗会上，陆定一有时不免满头大汗。当时有种说法，说是因为批到了他的痛处。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年过六十的他，在绝食的情况下，站在台上连续接受长达数小时的激烈的批斗，还不时有人上去强制摁下他的头，要他低头认罪，在不断的折磨下，他会不会有点虚脱呢？

　　说陆是严慰冰匿名信的“主谋”，攻击叶群就是攻击“林副统帅”、攻击“伟大领袖”

　　11日早上和中午，陆定一继续绝食。看守所长急了。晚上陆定一还要参加斗争大会，若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经他一番好言规劝，陆定一这才勉强吃了几口上会。
　　当晚的斗争大会，又集中批判了陆定一在三个方面的所谓“罪行”。
　　一是批判陆定一“疯狂攻击林彪”。还是严慰冰写匿名信那件事。说从1960年到今年1月，“严慰冰用最恶毒、最下流、最反动的语言，写了数十份攻击林彪同志的反革命匿名信，其中半数以上是用明信片写的，实际上是在广泛散发反革命传单。”并诬陷陆定一说，严的这一切都是在陆的“指使下”干的，陆定一是严慰冰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谋者、指挥者”。至于匿名信的内容究竟如何，怎么“最恶毒、最下流、最反动”，仍旧一点具体情况也没有透露；陆定一怎么是她的“主谋者、指挥者”，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事实依据，只是说严慰冰写信时陆定一在家，因此他就是严的“主谋”、“主使”和“指挥”。对这种指控，陆定一矢口否认。
　　二是批判陆定一“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总根子”。大会说陆定一“一贯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文艺方向，反对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指示，指使周扬、林默涵在文艺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在文艺领域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主要“罪证”是，《文艺八条》是根据他的意见最后修改定稿的；“文艺界的三股妖风”，即“反题材决定论”，“全民文艺论”，“大捧三十年代文艺”，都是从他那里刮起来的。他讲过这样的话：“对文学艺术来说，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今天来说，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文艺上要分有益、无害、有害三种。无害就是有益又有害。有益的，这是我们的方向。但是我们的政策不能只是看到这些。我们还是要看到无害的东西，这是中间的。政策要从这里出发。”“让他们自由，有益无害。”“最大的格格就是不反对社会主义”，在题材、创作方法、流派上要给作家艺术家以“充分的自由”。他不赞成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说：“现在连戏剧也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吹毛求疵，搞得什么事都不能动。”“旧戏我看还可以演，演旧戏《蒋干盗书》，也是教育群众。我们还要借别人的头脑，甚至地主的头脑。”“光会斗人，这可危险。有的人一搞就给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帽子多得很，检讨，不行，再检讨，还不行……这是王明的办法。”“打击面越小越好。不要扩大打击面，不要斗红了眼睛，不冷静。”“群众运动需要头脑发热。头脑发热就会发生片面性。”“不要搞得文章不敢写了，课也不敢讲了，动也不敢动了。”他讲出的这些，至今看来仍然没有哪一条不对，可在当时却同样条条受到了批判。就连他写于1956年的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全社会高度评价的著名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陆定一受到众口一词的声讨，对这些问题的批判，他已经看惯了、听惯了，你们爱怎么批就怎么批吧，懒得去作辩驳，他应付说：“我推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不过，他又申明：“我文艺管得少，没有资格当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祖师爷。”不无几分幽默。
　　三是批判陆定一“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祖师爷”。陆定一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抓教育。他的主要思想是学制要缩短，中小学实行9年或10年一贯制教育，并就这方面的改革进行了一些试验，如创办北京景山学校等。他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要有生产斗争的知识，学生要学会用脑来劳动，也要学会用手来劳动，这就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生要多读书，绝对不能因为参加生产劳动，挤掉上课读书的时间。他从当时农村学生小学毕业后上不了中学，而农村又亟需农业技术人才的状况，提出了办农业中学的主张，两年后已招生200万，是个利国利民的好主意。1962年8月，他曾签发过一个中宣部向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综合报告，反映教育革命“降低了学生水平，有些学校秩序混乱，大伤元气”，强调学校要把重点放在搞语文、数学、外语，把政治课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在当时，这是一个重要举措，一直影响至今。此刻，陆定一处于被告席，谁能想到呢，他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所付出的心血，居然也成了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行”。陆说：“在教育上想搞一个传至万世的东西不可能。对教育方针有不同意见，在党内是可以的，在党外也允许反对，不能压。教育方针要靠子孙做结论。”会上批判说，这就是“煽动牛鬼蛇神起来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的教育方针。陆说：教育有“双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培养接班人，就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二个目的是提高国家科学文化水平，培养一批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教授等等。”会上批判说，这就是“妄图培养一批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实行资本主义复辟”。陆说：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贯彻自觉自愿的原则，“不要强迫命令”，“不要采取任何组织措施”，“不要搞大呼隆”。会上批判说，这就是“极力反对学校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陆说：“学校和解放军不一样，学校要求不能那样严格，吹一声哨子就学毛选。学校的政治工作不能照抄解放军的。”会上批判说，这就是反对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陆说：“没有立，就不要破”，1958年教育革命是“乱、糟、偏”，打破了学校的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比不上北洋军阀时代和国民党时代的好学校”。会上批判说，这是“恶毒攻击教育大革命，千方百计维护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陆在1960年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中提出：“适当缩短学制，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毛主席指示教学要“少而精”，“课程可以砍掉一半”，他认为“少而精究竟怎么样，少到什么程度？怎么少而精？”“课程改革，第一要专家觉悟，第二要掌握分寸，不要搞得‘左’了，‘左’了不行。”会上批判说，这是“明目张胆”地“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公开反对毛主席”。再就是批判陆定一反对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陆说过“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是不行的”，要向知识分子学习。会上批判说这就是鼓吹同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搞“阶级合作”“国共合作”，“妄图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统治我们的学校”，等等。
　　熊复在大会结束时讲话说：“陆定一疯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是妄图破坏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颠覆我们这个作为世界革命根据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把我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三天的斗争大会证明，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热爱毛主席，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新的阶段，彻底把陆定一这个反党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斗倒、斗垮、斗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捣毁阎王殿、建立新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中宣部的斗争进行到底！”还是时下惯用的那套阶级斗争的恶话、狠话、大话，程式一步不少，套话照说不差。
　　中宣部批斗“大阎王”陆定一这出大戏到此结束，以后部内再也没有开过批斗他的大会。

炎黄春秋 2014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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