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清：林彪的衣食住行与性格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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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衣食住行与性格爱好

李根清


奇特的衣食住行

　　新中国成立了，和平到来了，林彪也病倒了。被病魔纠缠的林彪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然而展现出来的另外一种奇特，同样让人们瞠目结舌。
　　比如说吃。人们通常都会这样想，像林彪这样的大人物，肯定是天天山珍海味，顿顿美味佳肴，享尽人间口福的。我第一次给林彪送饭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出乎意料，厨师卜金华交给我的却是一个盛着白开水煮卷心菜的小保温桶，一个一两多的热馒头，一盘二两牛肉做的清蒸肉饼，这三样东西和一双用热毛巾紧紧包裹着的竹筷，被一起装进一个食盒里。我问卜师傅：“还有吗?”他回答：“没了。首长就吃这些。”我以为下一顿可能吃好的，可是下一顿还是这三样。我以为明天会吃好的，到了明天仍然是这三样。一年到头，天天老三样。1965年春天在苏州住时，一位姓吴的厨师负责给林彪做饭。一天，吴师傅哀求似地对我说：“小李，我是国家特一级厨师，什么样的面点，什么样的饭菜都会做。你给首长说说，就让我给他做点好吃的吧，我保证让他满意。”当我把吴师傅的心情说给林彪时，他嘴角含笑，轻轻摆手说：“谢谢他。我吃的很好了。每餐一份蔬菜，一个馒头，一钱盐，一钱油，二两肉饼，不加作料，雷打不动。”
　　“老三样”也有变样的时候。随着季节转换，卷心菜会换成应季蔬菜，煮菜的白开水会换成小米稀饭，稀得米粒碰不到米粒，喝开水变成喝菜粥。馒头可能换成玉米粉，牛肉可能换成猪肉、鱼肉，如此而已。变与不变，变成什么，全是林彪自己发令。一段时间吃延安产的小米，吃些天后他会说吃延安小米“出汗”，便下令吃井冈山小米。过一段时间有可能把井冈山小米换成麦片，或者再吃延安小米。一年到头，换来换去，也逃不出他认可的几样东西。
　　林彪从不敢尝鲜。许世友常把打来的猎物选一些送给林彪，林彪从来不敢品尝。有人也会送些时令鲜果，他看也不看便送人了。1967年12月5日是林彪60岁生日，内勤向林彪提议“适当改善一下伙食”，林彪摆摆手说：“不要”，照吃他的老三样。唯一有所不同的是，妻子儿女各自端着自己的饭碗陪着他吃了一顿饭。
　　林彪吃的贫乏无味，连家常饭菜都不如。但林彪用餐时那副贪婪的样子却是天下无二。他用的“碗”就是那只装了半桶白开水和青菜的小保温桶。只见他打开桶盖，首先把馒头掰成几块投进桶里，再倒入肉饼，然后用筷子快速搅拌桶里的食物，打得桶壁“啪，啪”作响，直到食物被全部搅碎，便端起保温桶“哧溜，哧溜”地吃起来。吃得那香甜，吃得那贪婪，像是几天没有吃过饭的饿汉。我常想，桶里食物的温度肯定还是烫嘴的，但林彪就喜欢吃烫嘴的饭菜，一旦端起饭桶，便片刻不停，直到全部消灭干净。林彪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重复地吃着一样东西——菜糊糊。
　　林彪行政三级，月薪四百多元。叶群行政九级，月薪二百多元，全部由管理员掌握使用。林彪不知道人民币什么样。那时，在中海岸边有一处中央国家机关供应站，林彪一家日常所需柴米油盐酱醋茶都从那里采购。当然，对符合特供条件的供应对象价格上是优惠的。如果离京到外地居住，当地也有专门供应机构，加之林彪从不奢侈，所以，林彪一家每月开销并不太大，存折上总有钱。
　　由于林彪吃的过于单调，不饮水，不吃瓜果，运动又少，所以经常便秘。大多数时间一个星期才解一次大手，偶尔两三天解一次就说拉肚子了。由于排解困难，我几次听他便后诙谐地说：“唉，简直像打仗一样!”
　　林彪冬不穿棉，夏不穿单，除必须穿军衣的场合外，常年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而这套中山装是没有衬里的。在中山装里面穿的不论是毛衣、布衣，其衣领、袖口和衣袋都是被拆掉的。一年365天，林彪就是穿着中山装加一层又一层的布片，上天安门是这样，会见外宾也是这样，而那件中山装已经穿了十几年了，衬衣的袖口、肩背更是被王淑媛缝了又缝，补了又补。
　　林彪在毛家湾睡沙发床，到外地也睡棕床。一年四季从不盖棉被，几层毛巾被，一两层布单子，就是一床铺盖，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脏了洗，洗了再盖，缝缝补补，越旧越恋。
　　战场上的林彪精于谋略，生活中的林彪也是计出必奇。他自创了一套“着衣法”、“盖被法”，严格依“法”办事。林彪认为，厚薄不同、质地不同、新旧不同的衣被，各有不同的保暖性能。因此，他凭自己的经验，对穿的每一件衣服，盖的每一条毛巾都判定一个“保暖度数”，逐一缝上标签。例如，他说：“布衣为2度，毛衣相当3层布衣，薄呢相当2层布衣，厚呢相当2层薄呢。”穿衣时，以室内温度30℃为基点，当室内温度为30℃或高于30℃时，都只穿他平时穿的那件灰色中山装或布军衣。当室内温度低于30℃时，低多少度，就增加多少度的衣服。比如当天室内温度为22℃，那么就再穿8℃的衣服。
　　什么温度条件，怎么穿，怎么盖，林彪自己都提前计算好了。他让我把他亲自制定的“着衣法”、“盖被法”制成表格，挂在床头的屏风上，内勤伺候他穿衣、盖被时，只要查看好当天室内温度，然后照表格要求去办就行了。林彪的卧室、客厅、走廊、卫生间都摆有温度计，常年温度大体控制在22℃左右，所以，林彪穿衣盖被一年四季变化不大。
　　林彪自创的穿衣盖被法，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他适应外界环境能力差的问题。林彪视为护身法宝，数年如一日，因袭不变。他对自己穿的每件衣服，盖的每条毛巾被都熟记在心，一看一摸便知是几度，越是穿盖年头久的，他越觉放心。不少衣服、毛巾被补丁连着补丁，也不让换新的。1966年秋，由于频繁接见红卫兵，经他同意添置了两件白衬衣，他让王淑媛放在水里反复揉搓，直到他觉着跟穿过的旧衣服差不多时才肯穿。
　　林彪的作息时间很有规律。每晚九点多躺下，早晨六点钟起床。下午一点多午休，两点多起来，常年如此。
　　林彪不洗澡是真的，但是刷牙、洗脸、洗脚、理发、剪指甲这些事还是做的。每天早起，我给他打一盆洗脸水，水温不超过40℃。他自己把毛巾放到水盆里浸湿，拿出来拧干后，用湿毛巾擦擦脸和手，然后刷牙。用的牙刷是只有6撮毛的小型牙刷，牙膏是“中华”牌留兰香型牙膏，每次挤出黄豆粒大小，三下五除二，涮完牙就散步或坐下来整理散记。洗脚水不超过45℃，双脚泡五至十分钟拿出，用毛巾包裹起来放进被窝里擦干，再穿上袜子睡觉。林彪在总结洗脚经验时写道：“以40℃以上的热水洗脚十分钟，泡后立即入被内擦干，是治疗体弱受外寒后低温羁留不退的办法。”因为他只在“有低温不退时”才洗脚，洗脚后又害怕着凉，所以，洗脚是大事。每逢洗脚，我们都感觉比给吃奶娃娃洗澡还紧张。
　　林彪常年穿着衬衣衬裤睡觉。冬季上床前，我们会用热水袋把被窝预先给他暖和一遍，起床前也用热水袋把他的衣服暖和过再给他穿。由于热水袋暖衣服不均匀，刘文儒经常把林彪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等捂热乎了再给林彪穿。
　　由于常年累月打针，林彪的臀部肌肉几乎完全失去了弹性，青一块，紫一块，摸上去都是硬块，打针时常常针头变形，难以拔出。林彪却总是一副我疼我的，你打你的，毫不在乎的样子，好像屁股不是他的肉一样。只有少数几次，刘文儒给他打针时，我看见林彪疼得直咧嘴，但并不出声，也不责备大刘。
　　林彪户外活动少，随着年龄增大，常说“身上冷”。在健康人那里，这些都是不难改变的，但对于林彪却需要一场革命。比如晒太阳，连小学生都知道人离不开阳光。可林彪呢，忽而说，“从无光的地点转到有光的地方坐，觉得身上不很冷了，可见阳光很重要”;忽而又说“晒太阳时有低温不退”，似乎阳光洒在身上有无重要性还值得怀疑。1967年初夏，林彪同意在他卧室开个天窗，装上从德国进口的紫外线玻璃，每天晒20分钟太阳。
　　林彪身体好的时候，也会到院子里去散步，但必须是风和日丽的日子。他散步就是围着院子中央的葡萄架和芍药圃转，像在室内一样漫不经心，时而停住脚步看看花草树木，时而仰望一下蓝天，并不做什么动作，我们就站在房门口远远看着他。一般情况下，一次散步20分钟左右。如果遇上刮起一阵风，他就会即刻转身回到客厅。
　　林彪坚持最好的户外活动就是“转车”——坐着汽车到北京街头或郊外转悠，每次半个多小时，除警卫秘书李文普外，不准任何人跟随。有一次，他发现后面一辆吉普车上有警卫人员尾随，就发了脾气，说你们再跟着，我就不走了。李文普只好要警卫人员改变对策，远远地跟着。1968年夏，林彪不知想起啥，让李文普给他借来几匹马，到香山一带骑马散心。此外，我再不知道他有什么别的户外活动了。

　　林彪爱好什么

　　我看见的林彪实在没有什么爱好，更没有不良嗜好。他不爱玩、不爱穿、不喝酒、不抽烟、不钓鱼、不玩牌、不跳舞、不玩女人，也不游山玩水、提笼架鸟、养花弄草，不把玩古件、不烧香拜佛，甚至不喝茶水，几乎属于男人的爱好，在林彪那里都找不到。
　　我看到有些书上说，林彪吸食毒品，是个瘾君子。更有人说，林彪每逢上天安门之前都要打一支吗啡针，否则便不能支撑下来。但是他们都说不出何人能证明林彪吸食毒品，更说不出这些毒品是何年何月、经过什么人、什么渠道提供给林彪的。
　　我给林彪当内勤两年，整天在他身边转来转去伺候他的衣食住行，可以说，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不要说抽大烟、打吗啡这样的事，就是喝口水也要经过我们，并且记在当天的《病程日志》里。林彪要吸食毒品，没有内勤帮助是做不到的，可是我们内勤谁也没有给林彪做过这样的事。李文普从五十年代起，就给林彪当警卫员，林彪的日常生活、安全保卫都是他负责。我问过他：“林彪吸毒吗?”他肯定地说：“没有的事，都是谣传。”
　　林彪不喝酒，但是闻过酒。说是习惯谈不上，偶尔闻闻酒香。我给他做内勤时，在衣柜间的一个贮藏柜中，常年备着两瓶茅台酒，是九元钱一瓶买来的。林彪偶尔会让我们把酒拿给他，他拧开瓶盖放在离鼻尖十来厘米远的地方，用手掌从瓶口外朝着鼻孔方向扇动，然后鼻孔凑过去闻闻酒香，可从来不敢尝一口。
　　林彪踱步时爱听唱片，但从不跟着哼哼。他最爱听京剧，唱片也以京剧片子为多。梅兰芳、张君秋、程砚秋、荀慧生、周信芳等京剧名家的唱片都有，但林彪最爱听的还是梅兰芳的片子。《宇宙锋》《霸王别姬》《凤还巢》等，翻来覆去，百听不厌。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天安门上喊“破四旧”，但回到家里照听不误，而且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听到哪儿。
　　除了听唱片，林彪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也不爱看样板戏，生活枯燥而乏味。所以，叶群偶尔给他讲个小笑话便会乐得前仰后合。儿女也懂得他们的父亲，回到家里常会刻意给林彪讲些轻松愉快的事情，逗林彪开心。1970年春，不知道叶群从哪家王爷被抄的物件中，给林彪搞来一台八音盒，打开盒盖，拧紧发条，转动起来便会弹拨出八种曲子，叮叮当当，别有韵味。虽说总是老调重弹，可毕竟是件新鲜物,林彪把它放在卧室门口，白天晚上都听。“九一三”后，这台八音盒被展览，大批特批林彪“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我看见林彪题过不少词，但没看见过他吟诗作画。《重上井冈山》等诗词，是叶群叫人为林彪写的。“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是作者附会，并非出自林彪之口。叶群办公室摆着一口青花瓷缸，里面保存着林彪写的东西,别人送给林彪的字画，也这样保存着。林彪的客厅、卧室从不张贴、悬挂什么条幅。那几年，我见到林彪卧室悬挂过的字画只有黄胄画的驴和何香凝画的《梅花图》，悬挂不久就摘了下来。《梅花图》是林彪六十岁时何老亲笔绘制的，林彪甚爱，叫我给他挂在卧室东墙上。此外，客厅、卧室基本上常年白净一片，并不悬挂诸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一类东西。
　　仔细想来，林彪唯一的爱好，大概只有炒黄豆了，也许还有划火柴，闻硝烟，在普通中透着一点怪。
　　林彪性格内敛，心气平和，在工作人员面前很少有心花怒放、心急如火、气急败坏这样极端的表情。在我的印象里，林彪总是那样不紧不慢、温良恭俭让的样子。所以，我在他面前，除了一分恭敬和一份谨慎之外，并无惶恐。正因为这样，林彪发脾气才成为难得一见的风景。
　　我给林彪当内勤不久，他对我发了一次“火”，使我记忆深刻。那天早饭后，林彪按电铃，我上去了，看见林彪靠在沙发上，有气无力的样子。他对我说：“我觉着有点不好，量一下体温吧。”我把体温计拿来递给林彪，见他含在舌下，便站在一旁等候。那时的我有工作热情，但是没有医护知识，像怎样测体温这样的事也不知道。大约五分钟过去了，林彪向我递眼色，我不理解。林彪从鼻腔里发出“嗯、嗯”声，我还傻呼呼地站在那儿。他见状，便自己把体温计从口腔取了出来，问道：“几分钟啦?”我回答不上来，因为我根本没拿表。那时我还没有手表，即使我戴着手表也不知道看点。我当时想，量完了，林彪会把体温计取出来给我看，我向他报告一下体温是多少就可以了，头脑里根本没有五分钟这个概念。林彪见我没拿表，便把体温计扔在地毯上，瞪我一眼，慢慢地说出两个字：“呆——子!”等我去捡体温计的时候，他又咕噜出三个字：“学学嘛!”
　　回到内勤值班室，我向刘文儒、屈真讲我的故事，他俩哈哈大笑，说我真是呆子，并当笑话讲了出去。叶群大概怕我经不起林彪批评，专门拉着我去见林彪：“一〇一呀，小李长这么大，没打过针，没吃过药，他哪儿懂量体温啊，你不会真生小李的气吧?”林彪走过来，说道：“不生气，不生气。”我也连忙表态：“首长，我会好好学的。”林彪听了，嘴角微微一笑，转身散步去了。从那天起，我便虚心学习医道，最后也成了一名“卫生员”。
　　林彪平时昵称林立衡、林立果“小孩儿，小孩子”。他拿我们内勤几个战士也是当小孩子一样看待的。无论我们工作做得多么好，他从不说一句表扬的话。无论我们做错点什么事，他也不责备，说我“呆子”，那是对我最严厉的批评了。
　　我见到林彪对秘书发火只有一次，那就是对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李文普。
　　李文普，文革前都叫他李副官。文革开始后，林彪说，不要叫副官啦，叫秘书吧，于是大家叫他李秘书。李文普被提拔为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后，又叫他李处长。他分管内勤这一摊。林彪的饮食起居、医疗保健这些事情我们都跟他商量。
　　一天晚上，林彪上床睡觉前，屈真看着林彪把安眠药服下去了。林彪也许是发现了什么，他又把药吐了出来。他掰开“鲁米那”胶囊，用舌尖舔舔里面的药粉，发现不是真的安眠药，于是发火了。只见他把药扔在地上，声色俱厉地朝着屈真说：“把李文普叫来!”见到李文普走进来便大吼起来：“李文普，我枪毙了你!”李文普见林彪把药吐在了地上，便知道造假的事情败露了。他不作掩饰，直截了当地对林彪说道：“安眠药里确实掺了淀粉和维生素，是医生建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药物的副作用。”林彪不听李文普解释，又大叫：“把叶群叫来!”叶群在内勤通报林彪发现药里秘密后，便急忙往客厅赶，听到林彪叫喊就连忙应声道：“一〇一呀，我来了。你不要批评他们了，是我叫他们这样做的。”林彪大嚷：“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叶群说：“我是你老婆嘛。我是担心你常年吃大量安眠药，副作用太大呀，肝脏受不了啊!我让他们在药里掺一点淀粉、维生素，减轻点副作用，对你身体有好处啊，你懂不懂啊?”叶群这几句话就让林彪的火气消去一大半。只听他对叶群说：“我睡不好觉，明天工作不好，怎么办呢?”叶群答道：“怎么办呢，以后叫他们给你吃真的，行了吧。”林彪说：“那好，那好。”
　　一场风波就这样简单地平息了，林彪“打假”成功。但是由于林彪过量服用安眠药，特别是半夜加服一两次安眠药，常使他第二天早起后仍然“昏睡”，甚至闹出笑话。李文普就曾经讲过林彪的一个故事：1970年5月20日首都百万人大会声援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斗争，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五二〇声明”。林彪为了圆满完成第二天的任务，头天晚上加服了安眠药，以致第二天上午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仍然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只见林彪摇摇晃晃地向毛泽东走过去，扯着嗓门叫喊道：“主——席——呀，你——好——吗?”搞得全场人都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着他。毛泽东问他：“我好。你怎么样啊?”林彪又尖着嗓子回答：“我——老——出汗呀。”毛泽东回他：“人哪有不出汗的?”会见西哈努克时，他靠在沙发上打瞌睡。在天安门宣读毛泽东的声明时，神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对着麦克风拉着长腔说什么“我要开始讲话”，把柬埔寨说成越南，把巴勒斯坦念成巴基斯坦，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究竟人民怕美帝，还是美帝怕人民”这样气贯长虹的句子念得毫无生气。会后，叶群安排李春生和我去钓鱼台“旁听”审查大会的新闻纪录片，康生、江青都建议对片子作技术处理后，再在电台、电视台播放，所以，从广播里听不到林彪说错话。事后，叶群把林彪出洋相归罪于工作人员，批评内勤给林彪服安眠药“过量了”、“服晚了”，批评李文普“没有把好关”，“失职”。
　　叶群对工作人员发火是家常便饭。林彪对工作人员发火，我就知道这一次。林彪对子女也不发火，对叶群就没有那么心平气和了。有一次，我给林彪摆上饭，他还没有吃上几口，叶群便叫着“一〇一”进来了，林彪对她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干扰吃饭，可是叶群仍然张口说：“海军李、王、张……”这时只见林彪“啪”地一声把筷子摔在茶几上，厉声说道：“你走!你走!”
　　林彪嫌叶群说话“?嗦”，除非是陪他聊天、讲故事、说笑话，否则在叶群给他“说事”时，总显得不耐烦，甚至不愿意见叶群。曾有几次对我说：“去告诉叶群，叫她不要来。”林彪说不让叶群见他，叶群便不敢去见。
　　有一次，秘书张益民看见林彪把叶群打得很厉害扇了一个耳光，接着又拳打脚踢，还不住地骂：“这个臭婆娘，你给我滚!我要和你离婚!”叶群嘴巧，见林彪如此怒火冲天，便止住哭闹，给林彪跪下，反求林彪不要生气。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也是唯一敢对江青发火的人。1967年初，因为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人煽动乱军，肖华被抄家，林彪把江青找到毛家湾当面大骂一顿，最后大声吼叫着：“快把江青赶走!”江青走后林彪说了一句话：“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
　　(作者为唐山市开平区政府退休干部)


《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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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林彪在毛家湾的衣食住行

作者：李根清（唐山市开平区政府退休干部）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我担任了林彪内勤

　　1964年底，我从北京到上海担任林彪内勤的时候，林彪住在徐汇区太原路的一座房子，那里的内勤有两个人，一个叫刘文儒，一个叫屈真。我去了以后，与刘文儒一起照顾林彪，还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渐渐地林彪也找我记录他口述的一些东西，誊抄他报送毛泽东、中央或中央军委的信件、公文稿等。
　　林办工作人员大体分为四摊，即秘书、内勤、警卫人员和外勤。内勤除刘文儒、屈真和我三个人外，还有王淑媛。我们四个人是林彪一家人的贴身侍卫，所以叫内勤。外勤是指司机、厨师、通信员、管理员、锅炉工等，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不经传唤不进内宅，所以叫外勤。
　　内勤除负有一般性的近卫安全职责外，主要任务是负责林彪的饮食起居、健康护理、传唤接待等。除王淑媛外，我们三个人都是从部队挑选的现役士兵。刘文儒、屈真两人都受过专门的医护训练，有一定保健知识和护理经验，唯我是个门外汉。
　　刘文儒是内勤组长，每天要记载林彪的《病程日志》，像朝廷的史官一样，把林彪当天的主要活动、言论以及饮食、健康状况等情况一一记录在案，文字简要，是研究林彪的重要资料。1966年8月，刘文儒下部队后，屈真过来照顾林彪，这项工作即由屈真来做。他们两个都是极端踏实、极端细心的人。刘文儒调走后，林彪一边踱步，一边不停地叨咕“大刘、大刘”，一天竟停住脚步问我：“大刘呢？”我说：“大刘下部队了。”他听了仍像犯魔怔一样嘀咕：“大刘下部队了，下部队了。”
　　内勤几个人一天到晚跟林彪一家打交道，几乎像林彪的家庭成员一样，对林彪的日常生活、工作习惯、脾气秉性以及健康状况等细枝末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时时注意。林彪怕风，人从他身边走过时产生的那点“风”，他也会设法躲开。但内勤无论什么时候从他身边经过，他从不会躲。因为我们从他身边经过时都会放慢脚步，尽可能不让风生。林彪爱吃烫嘴的饭菜，我给他送饭时就尽量脚步快点，不让饭菜变凉。林彪入睡后，我们都会脱掉鞋子悄悄离开卧室，然后轻手轻脚地打开客厅的窗户通风、清扫。
　　林彪每年都要去外地住些日子。每到一处，内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扯电线、安电铃。在林彪居住的卧室、活动的客厅、走廊，乃至卫生间，都装上电铃按钮，电铃指示牌装在内勤值班室。电铃指示牌上的每个编号都对应林彪活动的每一个场所，比如，1号牌是卧室，2、3号牌是客厅，4号牌是走廊等等，林彪只要按一下电铃按钮，内勤就会很快来到跟前，把林彪交待的事情立即去落实。
　　我给林彪当了两年内勤，1967年起又当了五年保密员。随着时间推移，林彪在我心中的感觉，渐渐由崇高变为平凡，由尊敬变为亲切，由新鲜变为平淡。然而，林彪的睿智、深沉、清廉、奇特，却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林彪不是神，也不是鬼。林彪是人。

林彪钟爱的火柴与黄豆

　　我在上海见到林彪的时候，他正在客厅踱步。李文普对林彪说：“首长，小李从北京来了，今后就由小李和大刘负责照顾您。”因为是第二次见林彪了，我站着没有给林彪敬礼。李文普告诉我，林彪不让工作人员向他敬礼，林彪不伸手不要伸手与之握手。这样，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七年，就只是第一次见林彪时跟林彪握过一次手，敬过一个礼。林彪看着我，口气和蔼地说“好啊”，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回到内勤值班室没多长时间，电铃“嘟嘟”响了两下，刘文儒告诉我：“首长在客厅呢，你去吧。”当我见到林彪时，林彪还在背着手踱步。他看见我进来，抬起右手用三个手指在空中连续做了两个捏东西的动作，便又踱步去了。我回来问刘文儒：“首长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刘文儒轻轻笑了笑说：“首长要吃花生糖。给，你给首长拿去，他抓了糖你就回来。”我接过刘文儒递过来的一个糖盒，快步返回客厅，林彪果然抓了两块花生糖便转身离去了。我回值班室也就二十多分钟，林彪又按电铃了，这一次还是比划着要糖吃。从这天起，我知道林彪在踱步时有吃零食的习惯。他吃我们自制的花生粘、炒黄豆，有时还吃炒蚕豆。每次只抓两三颗，但是一天要吃六七次，至于什么时候换样儿，由他说了算。
　　林彪踱步时有个爱好，就是划火柴。我常常看见他在踱步过程中，随手拿起茶几上的火柴盒抽出一根“噌”地一下把火柴点燃，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望着眼前闪动的火苗，然后再轻轻甩动手腕，等火苗熄灭后把冒着一缕青烟的火柴梗凑到鼻子跟前，饶有兴味地嗅一嗅残留的硝烟。
　　我们专门买一些梗又粗又长的高级火柴摆在林彪客厅、走廊的茶几上，随他去划。燃烧过的火柴梗林彪便随手往地毯上一扔，只要他不睡觉，也不让我们清扫。所以平时不管秘书进来或者有客人来，都可以看见满地的火柴梗。
　　叶群曾经解释说，林彪打了一辈子仗，忘不了战场上硝烟的味道。

林彪关于踱步的学问

　　踱步，是林彪的一个重要习惯。一天当中，他除去睡觉、吃饭、会客、听秘书讲文件，其他的时间都在踱步。客厅、走廊都是他踱步的地方。北京毛家湾住地有东西两个客厅，面积加起来有近百平方米，东西走廊也有三十多平方米，给林彪踱步提供了很好的场所。林彪到外地去住，都注意选择环境安静，卧室和客厅宽敞的居所。
　　林彪踱步慢条斯理，平缓而有节奏。脚下穿一双老北京布鞋，似乎总是故意用脚后跟擦着地毯，每踱一步脚下便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他微微低着头，双手反剪，眼睛瞅着脚尖前方一两米远的地方，永远沉思的样子。时而会停下脚步，双臂合抱，抬头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时而会擦亮火柴，看着火苗，闻闻硝烟；时而会叫内勤拿点零食来；时而会拿起茶几上的铅笔，在纸上快速地写些什么；有时则叫内勤或秘书来，口述他的所思所得或对军国大事的意见。从这一点讲，客厅就是林彪的办公室，踱步是林彪办公的一种方式。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客厅、走廊、卧室以及卫生间这些凡是他能走到的地方都摆放茶几，在茶几上摆好纸和笔，使他能随时随地写下他的“思想火花”。
　　每天，我们都会在林彪上床休息后，抓紧时间把他写了字的散纸收集起来，放在客厅他座位前的茶几上。林彪早起洗漱后会坐在那里整理一遍他头一天写的东西。他认为重要的，会让我记录下来。他认为无用的，就随手往地上一扔，最后我会给他收拾起来送炉膛烧掉。因为林彪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眼睛不瞅纸和笔，因而写在纸上的字常常横不横，竖不竖，龙飞凤舞，字迹重叠，非常难以辨认，他如果认不出就会冒出一句话：“我也不认得！”
　　林彪的许多指示，是在踱步中作出的。林彪的许多“黑话”是在踱步中写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的林彪的几次讲话，也是林彪在踱步中构思而成的。
　　在林彪看来，踱步是休闲，也是思考方式、工作方式。他甚至把“闲着”、“踱着”上升到领导科学的高度，几十年持之以恒。他写道：“空着——即是在想着——不要以为空着是白过，是浪费了时间，踱着、躺着、玩着、静着，皆是想着……”“忙着——就是没有想，没有可能想，故不可忙。”
　　“闲着——即是在做思想工作，在进行领导。”
　　林彪也有不踱步的时候，那就是他自己感觉“生病”的时候。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情绪低落，踱步的时间一天比一天少，有时甚至整天蜷缩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不声不响，像活死人一般。

林彪独特的读书法

　　我到林办的第一个工作日是为林彪抄写读书卡片。卡片内容不是林彪自己选出来的，而是林彪出题目，由秘书李春生从书上查找的。
　　那天上午一上班，李春生就给我抱来一摞书，有马、恩、列、斯的著作，有《毛泽东选集》，也有其他人的著作。书中夹着许多一指多宽、三寸来长的白纸条，从夹了纸条的地方打开书，可以看到李春生用铅笔画的一个个括号，每对正负括号之间的那段文字，便是应该抄写在卡片上的内容，也就是林彪要读的“书”。李春生交待我上午抄完，说下午便要给林彪看。
　　卡片是专门印制的，64开纸大小，正面上方依次印有“分类”、“标题”、“来源”和“编号”、“年月日”，“内容”以下印有横格，正反两面可以抄写二百多字。不过，很少有写得满满的时候，大部分卡片内容有一百多字，有的只有几十字。
　　为林彪抄写卡片是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我的字写得并不好，只是工工整整，从不敷衍，所以林彪愿意让我抄写。有一段时间曾经试用打字机打印卡片，林彪认为不如我写的好，便放弃了。在林办工作七年，由我制作的读书卡片不下万张，都是李春生查找我抄写的。
　　李春生，江苏常熟人，193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高材生，在1964年调林办前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哲学教员，矮个子，极善辩论，常口衔白沫，侃侃而谈，不论马、恩、列、斯的著作，还是费尔巴哈、黑格尔的“本本”，他都能像背“三字经”一样顺口背出一段，因而秘书们送他雅号“学者”、“小夫子”。由于他常年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又被戏称为“眼镜”。1966年8月，张云生调林办后，他被降格为“小眼镜”。因为他常年啃书本，不谙世故人情，不善办理事务，叶群也叫他“书呆子”。
　　李春生走后，我便一张一张抄写起来。因为要给林彪看，我用楷体抄写，努力写得工整些，每个字的大小、间距都差不多。如果抄错了，我会撕毁重来。
　　好在每张卡片内容都不算多，快到中午的时候，一摞书里的纸条就被我抽完了。正当我准备交活的时候，李春生走进来，又给我放下一摞书，要求我抓紧抄写，在下午两点前交给他。我不敢怠慢，决定放弃午饭。当我在下午两点前抱着书和抄写的一沓卡片放到李春生面前的时候，他又递给我几本夹着纸条的书，对我说，“下午把这些抄出来，”然后指指桌面上还没有夹纸条的书本说：“这些我看完再给你。”
　　这是我到林办的第一个工作日——没有吃午饭。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发现李春生看书的速度极快，准确地说，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翻书。他既能快速准确地从《马恩选集》、《列宁全集》中找出某篇著作，又能快速准确地从这些著作中找出有关论述，然后用括号一一标记出来。听说，李春生的前任李德也有这个本事。
　　从浩瀚的马列主义著作中寻章摘句，然后制成语录卡片，通过读语录卡片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林彪的读书法。1965年他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除了读语录卡片外，还要李春生把书中阐述的理论关系用图表体现出来，然后由我抄写在一整张图画纸上，挂在客厅里供他阅读。林彪还用过“剪贴法”来读书：在读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时，选择他认为“有用”的话剪贴起来。据老秘书讲，一本《共产党宣言》被他剪到最后只剩下“大工业、大机器”几个字。
　　我发现林彪读书有很明确的目的性，总是围绕着他当前考虑的问题来读书。一个时间段，围绕一个什么专题制作卡片，主要从谁的书上选择卡片内容，都是林彪自己提出的，秘书只需照他的要求看书，从书中把相关论述查找出来就行了。1964年10月到1965年初，他主要是围绕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这个问题读书。所以，那段时间制作的卡片都是马、列、毛泽东关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以及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等有关论述。1965年春他重点学习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制作了大量关于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有关论述的卡片。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集中的读书活动少了许多，直到1959年初为准备“九大”政治报告，他才一面让陈伯达起草那份《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稿，一面自己着手研究马列主义关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方面的论述，为自己在“九大”作口头报告做准备。
　　林彪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实际上，是他自己读书学习的切身体会。
　　林彪为什么不去一本一本地读马列原著，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而只热衷于读书中的语录呢？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林彪1960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找到答案。在那次讲话中，林彪说：“什么东西是‘完整’的、‘系统’的？我说这些都是糊涂观念。不同的对象，应该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对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应该比较系统的。比如说，学数学、物理、化学，前面不学，后面就没有办法理解。对社会科学，就不一定那样去学，这是另外一种对象。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它是用不同的形态，渗透在每一个问题中间去的。在个别中间有一般，这个一般就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你学一部分东西，就可以了解这个一般。”“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他们并没有编出一本书，叫你从第一课学到最后一课。”“搞什么‘完整的’那一套，把那个东西神秘化，费力大，得不到什么好处。费力很大，使用很少。”“应该是用啥学啥，需要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林彪强调：“我们要站在书上来读书，不要爬在书下来读书。要批判地读，要吸收地读。书应该为我服务，而不是我为书服务。让书牵着鼻子走，我不干。”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林彪读马列著作的态度和方法：做书的主人，学书中渗透着的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啥学啥”，而不是为了“系统”、“完整”而“让书本牵着鼻子走”。
　　林彪认为，围绕专题做卡片是读马列著作的好方法，卡片法帮他从本本中跳了出来。
　　1964年3月，林彪口授说：“经典著作有黑格尔文风，难读。”“卡片办法解决了食古不化、融会贯通、茫无头绪、浩如烟海的困难。早有此法，思想就会更成熟，费力会更少。”
　　林彪在盛赞卡片法的同时，对怎么看书、怎么选语录、怎么做卡片也有过明确要求。他交待秘书说：“看书做卡片。卡片分两类，一类是基本卡，一类是临时卡。比如宗教、艺术、道德；又如农业合作化等等，可以随时查找，做临时卡。而历史唯物主义这方面的问题做基本卡。”“书主要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些著作中主要是看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如生活、生产与消费、技术工具的作用；如论人的作用、思想的作用以及上层建筑的作用；社会生活、社会划分为阶级、阶级斗争；论党、论无产阶级组织政党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散在他们的著作中，（通过做卡片）把分散的论点按问题集中起来。凡属于同一内容、同一含义的都要，字句差不多的也要，不要怕重复。只有一两条就记不住，有几十条就可以加深印象。”林彪说，这样学力量就够，才可能，不然力量不够，也不可能。这也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林彪从读马列语录中尝到了甜头，因此他就倡导部队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语录。从指示解放军报每天结合头版头条内容刊登一段毛主席的话，到指示总政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像发武器一样”发给部队每一个干部战士，都是基于他自己学习马列著作的体会，从当时部队文盲成分多，干部战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的决定。士兵和老百姓读毛选四卷有困难，读《毛主席语录》就比较容易。《毛主席语录》是林彪发明的现代《论语》。通过它把毛泽东思想普及给全中国人民，应该说是一个创举。
　　我抄写的读书卡片到了林彪那里，他会先让秘书或内勤念给他听一遍，然后再精挑细选，反复研读。从我每次给他念卡片的情形看，他听得很认真，对感兴趣的卡片会让挑选出来，只有他让选出来“留下”的卡片他才会自己拿着看。常常是，几十张、上百张卡片读完后，留下的不过一二十张。而当林彪戴上老花镜或拿起放大镜用自己的双眼阅读这些卡片的时候，又会扔在地毯上一些。经过这样一遍遍阅读、筛选程序剩下来的卡片常常仅有几张、十来张而已，这才是林彪留着自己反复读的“书”，而“书”中哪些字句是“有用”的，哪些字句是“废话”，他还要甄别。
　　林彪对他选定的“书”读得很认真，边读边用红油笔在“书”上圈圈画画、勾勾连连。有的句子下面画一条横杠，有的画两条横杠；有的在某个字、词上画一个圆圈，有的画两个圆圈；有时把这一句与那一句用红线连起来，有时也会把这个字与另外一行的那个字用红线连起来；有时还会在卡片上写下心得体会，有时也会把心得体会写在另外的散纸上，或者口述让我们记录下来。
　　所有林彪读过的卡片，亲笔写的或让我们记录下来的心得体会，叶群都精心整理，妥善保存。
　　说林彪“不看报，不看文件”确实接近事实，说林彪“不读书”或说他只翻药典，则离实际太远。林彪是个爱读书、善读书、善思考的人，读书贯穿在林彪的日常生活中。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就拥有私人图书室，有马恩列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史哲学、释儒兵道、农桑医药等等，各种各类的书籍几千册，都是林彪几十年来读过的。叶群视为珍宝，要我兼管。翻阅这些纸张有些泛黄的书籍，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林彪在书中眉、腰处或扉页上写的读书心得，尤其是在他读过的马列主义著作中，林彪的批语更是密密麻麻，随处可见。这些批语或是所思所得，或是对书中观点、人物、事件的臧否，都胸臆直抒，毫无掩饰。下面列举几例，可以看出林彪读书的态度：
　　例一，林彪读《共产党宣言》后写道：“论团结的书。以论敌团结起，以论自己团结终。”
　　例二，林彪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时，感悟团结与斗争的哲学，写道：“斯氏（指斯大林）有错：只斗不团，只团不斗，皆错。”“只斗其坏部分而团其好部分［对一个对象皆当又打（坏部分），又拉（好部分）才对］。”
　　例三，林彪在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时写道：“为六亿人口衣食住行的满足而斗争，离此则文不对题；党要在增加衣食住的供应上去努力，为民生而奋斗。”“缺粮食，粮食第一。缺啥啥第一”。“一切以能增加生活资料为原则，何方法能达这些目的即用何法。”林彪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称作“为大众主义”，说必须“从大众经济需要上规定政策。”
　　例四，林彪读《大学》和《四书章句集注》时写道：“孰为大（一）格物——万事之首，不脱离实际，（二）民主——治国之首，不脱离群众”，“政治之本为德”，“德为先，爱民为先”，“爱民并从生产上治国安邦”是“得天下、保天下之总路线。”
　　例五，林彪读《毛泽东选集》后写了一个“座右铭”：“反热情主义［以此语代替‘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更易警惕些，并代替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等名词］。”
　　林彪认为“最易不觉得犯的错误是凭热情办事，把热情当了政策。最重要的是自觉的防犯热情主义的错误，就能保证胜利。”
　　他说，“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之区别于人者在凭热情还是不凭热情。”
　　从以上寥寥数例便可以看出，林彪读书不仅很多，而且不走过场，学而必思，有感必发，有得必录，因而他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很熟悉，常能脱口而出。

“永远健康”的病号

　　从到林彪身边工作那天起，我就不断从叶群和周围人的口中得到这样的信息：林彪一生转战，受过五次伤（叶群说七次），尤其1938年遭阎锡山匪军冷枪，伤及中枢神经，致使交感神经功能失调，因而怕风怕水怕光怕声响；见林彪不要行礼，不要主动说话，不要快步从身边走过；林彪召见问事，站得不要距他太近，说话声音不要太高，不要罗嗦，谈话时间不要太长；林彪的客厅、卧室平时门窗要关闭严实，他睡觉后要保持环境安静，等等。如此这般，约定俗成，信号逐渐加强，慢慢成为守则，人人严格遵守，连其妻子儿女也不例外。我虽然从未听林彪本人提出过诸如此类的要求，但我发现林彪本人从不反感人们这样做。
　　在上海太原路住的时候，有一天，林彪告诉我：“你检查一下，是什么声音？”我仔细辨认许久，才听出从卫生间里传出的“咝，咝”声，原来是抽水马桶关闭不严有水漏出来。我看见，林彪显然有些烦躁。
　　林彪身体最常发生的问题是“出汗”。因为爱出汗，所以常“着凉”，且常伴有低温。林彪“出汗”不分四时、不论昼夜，随时随地都会莫名其妙地出起汗来。每到此时，林彪便会靠在沙发上，微闭双目，一动不动。这时，不管有天大的事他也不听，不论何方神圣来访他也不见，一般两三个钟头以后才会起身重新踱步，或叫内勤来，口述他总结的出汗的“原因”。
　　下面列举几条林彪20世纪50年代亲自总结的“经验”：
　　“胡桃吃后背发冷”；
　　“茶叶吃后膀胱出汗，容易受凉”；
　　“扁豆吃后着凉，青豆吃后出汗”；
　　“芝麻吃后感觉不佳，今后禁吃”；
　　“过去能晒太阳时有低温不退，自从吃红豆后有低温能退”；
　　“长春吃猪肉后能减少汗，北京吃猪油能使手心出汗”；
　　“在上海有一次从无光的地点转到有光的地方坐，感觉身上不很冷了，可见光很重要”；
　　“低温时不可刮脸，不可散步（放风），只可穿好衣服起床坐着……”；
　　“勿出城，勿坐车，城内城外，车内车外，冷热相差甚远，最易受病。”
　　类似这样的“经验”林彪几乎每天都在总结，内勤负责记载的林彪的《病程日志》几乎每天都有类似内容。
　　除了爱“出汗”之外，林彪另一个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失眠。他每天上床睡觉前都必须先吃安眠药、打催眠针，否则便不能入睡，往往半夜里还要加服一次，甚至两次安眠药，或者再打一支催眠针才能睡一会儿。他用的安眠药、催眠针剂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安全有效的速眠类药品，如鲁米那、巴比妥等，但用在林彪身上只有大剂量才管用。
　　林彪在他的疾病问题上常持唯心主义、片面性态度，不仅使人觉得有些荒诞可笑，而且也使他讳疾忌医，因为无法及时获得有效治疗而常年深受折磨。我曾多次亲眼看见林彪发病时的情景：瘫痪似地坐在那儿，头倚歪在沙发上，双目不睁，面色煞白，嘴唇紧绷，一动不动。如果有人进来，他就微微抬起一只手掌，简单地摇摆一下，示意不要打扰他。遇到这种情况，内勤会及时向叶群和秘书通报，他们便不讲文件、不报事。秘书们谁也不怀疑林彪是无病装病。
　　林彪不相信医生，也不知道有保健医生在为他服务。保健医生也从不去见林彪。有人说他相信药典，但我给他当内勤两年没有见到他翻过一次药书。我在整理图书时发现，他曾经看过的《药理学》一书中写了不少批注，其中一条写道：“中药不可服，错、对，均无案可查，无经验可用。”这说明林彪也不太相信药书和中药。他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自己的经验。1966年春的一天，林彪说青蛤“止汗”，点名要吃福建漳州一带产的青蛤。韩先楚很快派人给弄来了，林彪只吃了两个就不吃了。他总结“经验”说，吃青蛤“手背疼”。1968年夏初，林彪连续几天发生不明原因低烧，叶群与保健医生商量，决定给林彪做一次体检，但是无论怎样劝说，林彪就是不去医院。无奈，只好说服他同意请解放军301医院的几位专家来，把Ｘ光机等设备搬进毛家湾他的卧室，才做了一次体检。结果表明，林彪身体内部器官并无大的毛病。但是，林彪的表现依然是一副病态。
　　林彪1938年那次负伤捡回一条命，但却给他留下终身不愈的病痛。林彪的病到底是什么病，我在林办那些年并没有听说哪家医院、哪个医生给下过明确的诊断结论。所谓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只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解释了林彪为什么对风、声、光、温度等外界刺激反应敏感。保健医生蒋葆生认为林彪有精神病。林立衡也说，叶群曾对她说过，林彪的病是精神系统的病，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只要辞职，不让他当接班人就会慢慢好起来。林立衡说，为此林彪曾向毛泽东提出辞职，不当接班人，毛泽东不准。
　　据我观察，林彪用脑过度，入睡困难，睡眠奇少是影响他健康的一大因素，加之清教徒一样极其简单的饮食，且常年不做调剂，造成一定程度的营养不良，也严重影响他的身体健康，以致常年体重不过90来斤，50多岁时就像一个耄耋老人。
　　在当时的中央和军委领导高层，林彪身体不好不是什么秘密。即使在林彪死后，也没有听毛泽东说过，林彪是没病装病，是韬光养晦。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关心林彪身体，支持他休养调整。
　　在林办的档案里保存着毛泽东1963年12月14日写给林彪的一封长信，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林彪同志：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信尾，毛泽东又写道：“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毛泽东把他亲笔抄写的曹操的《龟虽寿》诗全文寄给林彪：“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幅珍贵的书法作品在林办档案中保存多年，1971年8月8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叫吴法宪索回转送给了病中的康生。
　　毛泽东对林彪不能主持工作，不能出席会议也给予充分谅解和关照。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已成为接班人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多次说过“林有病，可不出席”一类的话，或者明确指示让叶群代表林彪开会。林彪本来就不爱参加会议，经毛泽东这么一讲，也乐得逍遥。
　　当然，林彪也有以身体不好为借口推逃公务的现象。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过一个星期了，林彪还赖在大连不回北京就是一例。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大闹怀仁堂”后，毛泽东召集会议批评他们，林彪不出席也是一例。1970年12月，毛泽东让林彪见斯诺，林彪说，“斯诺是熟人，见面后他什么都问，不好回答”，于是也以身体不好为由拖着不见。至于平时以身体不好为挡箭牌不开会、不会客的现象就更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在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同时，也喊“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的口号，殊不知，林彪是个弱不禁风的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