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新：实录文革中的的小公主——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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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文革中的的小公主——李纳

刘道新

历史不应当留有空白

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及邓小平多次讲话中，对灾难沉重的十年“文革”，已做了全面彻底的否定。
在军报创刊40周年的时候，屈指一算，曾参加过军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是1973年8月党的十大以前）日前仍在位的同志，为数不多了。30多年匆匆而过，但血染的编年史却给人们以永恒的烙印。“文革”浩劫长达十年，占军报创刊历史时期的四分之一，是军报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军报的老同志有责任将这一历史告诉军报的后来人，军报的后来人有权利也应当知晓这一段不平凡的岁月。对历史不应当回避，不应当掩盖，忧心忡忡和惊慌失措更是十分荒唐可笑在。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我感到自己是冷静和理智的，它不是针对某一部分和某几个人，因为军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也不应当对军报的这一段历史现象承担责任。同时，同所有人一样，我也非常赞同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一切应当向前看，但另一方面历史也不应当留有空白。“前车覆而后车不诫，是以后车覆也”，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醒世恒言，我们应当记取。从军报干部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的角度，其中也有许多值得吸取的教训。这样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历史，才可能使后人得到借鉴，对一些干部珍惜今天的宽松环境，发握手党的优良传统，把报纸办得更好，也许会起到积极作用。

“我是他们的代表”

1968年“文革”中正当军报清队运动搞得人人自危、红色恐怖愈演越烈时，11月6日肖力（江青女儿李讷的化名）在电话中对李志高强调说：“在军报要特别树立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威望，我是他们的代表。”
肖力的这番话，表明她在军报的倒行逆施，所作所为，不能她个人的行为，谁对谁就是反革命。这一把尚方宝剑，一把超级红色保护伞，一种天下无双的政治身份，把全体干部都镇压住了，也从而为肖力等人打击和迫害广大干部敞开了大门，铺平了道路。
1966年下半年以后，军报的“文革”运动同全国的这一场狂飙运动既有共同之点，也具有其特殊之点：
一、由肖力一手领导和控制军报的“文革”运动。她平时不在时，主要由亲信“四个小将”李志高、金锋、刘福山、陈贻林，以及其他少数顶级造反派控制着运动。
二、江青一伙直接插手，对军报运动很早就定了调，即他们所说的军报“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军报很复杂，坏人比较多”，“几朝人都有”，军报“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要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等等。他们为全面否定军报过去的工作和军报干部队伍大造舆论，乱发号施令，乱下政治结论，直接干涉军报运动。
三、运动全过程可用几个“一”来概括：一手遮天，一队（突击队）专政，一个人（肖力）说了算，一边倒，一种声音，一把衡量革命与反革命的尺子，一棍子打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遭难全家株连。
四、以对军报建设做出贡献的全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和老干部为迫害对象，比起其它单位迫害范围更扩大，莫须有罪名更多，手段更残酷狠毒，迫害时间更长，后遗症更严重，消除这些后遗症更难。

火药味浓烈的政治口号

军报“文革”开始后，极少数人为了达到迫害和打倒多数干部从而夺取领导权的目的，种种卑劣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先后在文件和公开场合，大力制造和宣传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提出若干令人胆寒心惊、毛骨悚然和火药味浓烈的口号，作为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镇压群众的借口。它们像紧箍咒一样套在每个干部头上，随心所欲地置于死地。
这些口号主要有：
一、肖力同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唯一正确代表！
二、紧跟肖力同志就是方向，就是路线，就是胜利！
三、向肖力同志学习，向肖力同志致敬！
四、反对肖力同志就是反对江青同志，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五、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是反革命！就坚决镇压谁！
六、紧跟肖力同志，坚决揪出打倒“1·13”阴谋集团一小撮阶级敌人！
七、紧跟肖力同志，坚决揪出打倒“1·20”阴谋事件一小撮阶级敌人！
八、紧跟肖力同志，揪出打倒“3·24”阴谋事件一小撮阶级敌人！
九、紧跟肖力同志，坚决打退“8·23”反革命复辟逆流！
十、紧跟肖力同志，坚决横扫报社一切牛鬼蛇神！
十一、坚决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挖出隐藏更深的阶级敌人！
十二、坚决保卫肖力同志，坚决保卫以肖力同志为首的军报红色政权！
十三、谁反对以肖力为首的军报红色政权，谁就是反革命，就坚决打倒谁！
十四、紧跟肖力同志，将军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十五、密切注意反对肖力同志、反对军报红色政权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十六、坚决揭露和揪出一小撮反对肖力同志、反对军报红色政权的野心家阴谋家！
十七、毫不手软坚决镇压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篡夺军报红色政权的疯狂破坏活动！
十八、紧跟肖力同志，将军报清队斗争进行到底！
十九、紧跟肖力同志，加速军报斗批改步伐！
二十、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同志团结起来，同一切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不使一个坏人漏网！
二十一、肖力同志是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
二十二、坚决和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二十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十四、高举革命大批判旗帜，彻底摧毁刘邓黑司令部！
二十五、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十六、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和肃清旧势力影响！
……
为了制造舆论，极少数人在各种场合、文字材料和大字报中，反复出现了更多的具有威慑力的提法。其中主要的例如：“正当军报乱云飞渡的时刻，是毛主席派来了亲人肖力同志，这是对军报和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怀和支持。”“忠诚战士肖力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排除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干扰破坏，坚决执行林副主席关于‘要斗争，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重要指示，创建了军报红色政权，肖力同志为军报、总政和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

“天方夜谭”式的冤假错案

为了打倒干部，以肖力为首的“新革命造反突击队”采取了捕风捉影、臆想编造和无限上纲的手法，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天方夜谭”式的冤假错案，一大批干部受到了牵连和迫害。
属于个人和几个人的一般冤假错案不说，例如路知音“三家村黑店”、“周孙陆”和“刘玉柱”保皇反动组织，卢文华反对毛主席“一分为二”，汪杰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等以外，影响比较大的家喻户晓的主要冤假错案有四大案件。
一、“1·13”胡痴阴谋小集团案件。所谓“罪名”是：胡痴等人进行阴谋活动，1967年1月13日贴出反革命政变大字报，拟出组阁名单，妄图篡夺军报领导权。受这一案件牵连的有胡痴、和谷岩、宋琼、栾保俊、韩犁、杨子才、董海燕、李景荣、胡学方、张文荣。除胡痴外，他们均是大字报的签名者。
二、“1·20”阴谋绑架肖力同志反革命案件。所谓“罪名”是：1967年1月20日军报古田战斗队勾结军队院校造反派冲击报社，采取各种阴谋卑劣手段，妄图绑架肖力同志，夺取报社领导权。受这一案件牵连的有：唐建亮、李连永、黄中英、游道睦、田晓光（女）、芮淑英（女）、刘兰珍（女）、李恒起、吴凤山、王振强、姚玉璞等。
三、“3·24”阴谋颠覆军报红色政权案件。当时“文革”办公室的一些干部贴出有关涉及林彪等关于1968年3月24日“杨余傅事件”讲话的大字报，反映了对报社运动的某些观点。操纵运动的极少数人对此无限上纲，歪曲愿意，采取逼供信手段，制造根本不存在的“领导班子”名单，扣上“颠覆红色政权”的帽子。受这一案件牵连的有：洪炉、立抚时、麦辛、戴惠安、傅大庆、李挺、鲍同、黄中英、李连永等。
四、“8·23”复辟逆流案件，总编辑赵易亚按照统一部署，开始进行解放被打倒干部的工作。1967年8月23日，操纵运动的肖力和极少数人贴出大字报，颠倒是非，歪曲事实，指出这是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流，遂将赵易亚、杜越凯等人揪了出来，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看守所，一大批干部受到牵连。

帽子满天飞

被迫害的干部在监禁和管制前后，有一顶共同的帽子差不多都要戴上，这就是“现行反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肖力”、“反对军报红色政权”等帽子。所谓历史问题、社会关系问题，无非是很多干部在历次运动的审干中早已做出明确结论的一般问题及出身成份一类问题，其中被审查的问题有不少是强加的。
据不完全统计，戴在干部头上的各色各样的帽子共有58顶，均是以肖力为首的新革命造反突击队和少数造反派强加和认可的。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漏网右派、中右分子、隐藏更深的阶级敌人、阶级敌人的代理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集团成员、阴谋集团成员、真国民党假共产党、假党员、阴谋家、野心家、投机分子、刘邓走狗、刘邓黑爪牙、彭德怀走狗、彭德怀吹鼓手、资产阶级走狗、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三开人物、独立王国国王、小赫鲁晓夫、文艺黑线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小“三家村”分子、黑帮、文化特务、反动文人、胡风分子、黑作家、黑诗人、黑军师、坏头头、坏分子、保皇派、保皇小丑、复辟分子、旧势力、变色龙、小爬虫、漏网地富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死党、叛徒、土匪、特务、汉奸、兵痞、黑猴、罪人。
在被监禁的人员中，最多的戴四顶帽子，也有只戴一顶帽子的，一般都是两顶以上。可怕的帽子满天飞，人人自危，担心落到自己头上。这样多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帽子，恐怕连北京老字号帽子店盛锡福也要自愧不如。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迫害监禁一些干部，有时固然要戴上千钧之重的帽子，有的则不需要戴任何帽子，一些小事即可作为由头抓起来。例如：
一、夏云成（军报仅有的一位老红军）在揪出芮淑英大会上，由于四川籍口音或由于紧张，他喊的“打倒小芮”被听成“打倒肖力”，于是当场被抓起来监禁了几天。
二、在揪斗干部期间，由于某种原因神经过度紧张，刘兰英打印文件时将“打倒肖华”错打印成“打倒肖力”，成为以后她被监禁的重要罪行之一。
三、郭毅由于将父亲多余的空屋租让给居民，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投入囚室。证据之一是郭毅有一枚印章字迹几乎磨平，便肯定是收租金时间之长的结果。
四、赵文军是军报唯一能掌握速记方法的干部，笔记本上记有许多诸如“社—资—主义”、“无—资—阶级”、“文—革—动”一类速记简化符号。笔记本被造反派发现后问赵：“这是什么意思？”由于怀疑他有政治问题，遭到莫名其妙的批斗。
五、总编室秘书廖瑞滨的经常工作是拆复社领导的来往公函，一次他拆开了外单位寄给肖力的请柬，于是被认定是“盗窃肖力同志机密”，在经过多次批斗后被处理复员。
六、司机李富（战士）因执行公务时发生轻微车祸，被认定是“别有用心”，被打发回乡。
七、在“小院”4号囚室里，造反派当着七个被监禁干部的面，诵念毕永畅同爱人之间的信件，进行训斥，以暴露别人的隐私和侮辱人格为乐，并列为毕的罪状之一。这个“四大打手”之一的造反派刘东升走后，毕永畅伏在床上痛哭起来。
八、姚玉璞是时事处的电传稿接收人员，由于多年前在接收新华社一份稿件时疏忽大意，漏收了一段，清队时老账新账一起算，被隔离审查，进行批判斗争，后作复员处理。

触目惊心的数字

运动中被监禁干部的数字之多令人触目惊心。
按全社干部288名统计，被关在私牢“小院”（包括单间）的有55人，占干部总数的19%，被监禁在西直门大院10号楼的有48人，占干部总数的17%。上述是作为敌我矛盾审查的，共计103人，占干部总数的36%。另外，在公安院集中受到审查的有80人，占干部总数的28%。根据上述三项统计，当时的打击面占到64%左右。其余的30%左右，有的也经常听候澄清问题，等待有人登门清理“四旧”和抄家。有的部门甚至百分之百地被打成反革命，受到监禁审查，例如当时总编室美术组（刚调来的两名新干部未计在内）即是。有的处大部分干部被专政和被勒令交代问题，已经没有几个人编发稿件了。
每个干部在受审查过程中，造反派所采取的手段是：先专政，后逼供信；先上纲，后凑材料；先定性，后甄别，决不允许干部进行任何申辩和澄清。有不少干部是在工作岗位上直接被揪进“小院”的。施强赴张家口采访，返京后在西直门宿舍传达室被截住监禁起来。叶鲁风采访归来刚进平安里三号宿舍便莫名其妙地被关进了“小院”。冒雨吉是在人民日报帮助工作的岗位上被揪回军报后投入到囚室的，难友们在第二天早晨打饭时，才发现这位新来的“客人”。在战争中失掉左臂的李杰处长，有严重耳疾的邱岗副总编辑，以及其他有多种疾病年龄较大的老干部，也都未能幸免被押到囚室中。甚至对已经怀孕的芮淑英也不放过，唯一的“优待”是在囚室开饭时增加一小盘豆腐。私牢中被关押的女囚有六名。

被专政和控制干部一瞥

按当时一般群众的习惯说法，广大干部受审查的类型可分为“小学”、“中学”、“大学”、“留学”四种。受审查者的名单和等级是采用三种方法产生的：第一种是肖力和突击队直接确定审查和揪斗的；第二种是由各处造反派提出经突击队认可，或由突击队指定各处造反派审查揪斗的；第三种是由各处造反派确定的，肖力和突击队以此都进行了反复和详细的磋商研究。
一、“小学”，在平安里三号军报西邻公安院受“审查”的干部，被当作问题比较轻一些，是人民内部矛盾，但“红色政权”并不信任，要“吐故纳新”，多数要被处理。上“小学”过程中采用“走读”办法，白天交代问题，晚上尚可回家。
二、“中学”，在西直门宿舍院小礼堂集体受“审查”，被当作问题比较严重一些，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看待，保留帽徽领章，问题搞清楚后严肃处理。晚上不允许回家，吃饭、理发、如厕均有人尾随看管，无行动自由。
三、“大学”，即被揪出来集中到私牢“小院”（包括单间监禁室）中监禁和审查的干部，是彻头彻尾的敌我矛盾，撕掉帽徽领章，政治待遇、生活待遇按照囚犯对待，挨打受骂，完全丧失人身自由。
四、“留学”，被认为问题特别严重，态度特别“顽固”，存在“危险倾向”的干部，当作罪犯押到北京卫戍区看守所和白庙监狱看管起来，其中有的是从“小院”升级送去的。
监禁在“小院”（原总编辑华楠住处）的共有61人（其中有几个非军报干部），分为七个囚室，两名看管人员（战士），将其编为1至6号男牢和1个女牢。
1号室：李杰、宋维、冒雨吉、洪炉、郭毅、叶鲁风。共六人。
2号室：吕梁、毕永畅、李方诗、和谷岩、林剑、栾保俊、施强、孙景瑞、宋元成（炊事员）。共九人。
3号室：章文龙、李久胜、薛真、宋琼、王宇、周涛、顾峰、王植庆（已转业干部）。共八人。
4号室：冯征、王焰、张秋桥（张春桥弟弟）、刘道新、郭苏、任登第、邹英毅、汪杰。共八人。
5号室：邱岗、王时春、卢文华、黎亚、李树村、彭飞、孙立、石凯、郭志全（木工）。共九人。
6号室：华楠、姚远方、宋群、曾光军。共四人。
女牢：田晓光、杨云霏（邱岗夫人）、彭素华（张文荣夫人）、王植庆夫人。共四人。
被造反派说成是参与颠覆红色政权和企图绑架肖力要案的干部，则被隔离监禁，每人一个单间，门玻璃糊上报纸，窗户钉着挡板。他们是：方抚时、麦辛、戴惠安、傅大庆、鲍同、唐建亮、李连永、黄中英、芮淑英（女）、刘兰珍（女），以及楚汜、肖颖、曹振峰。共13人。
“小院”中被监禁的干部要时刻接受突然袭击式的检查和审讯，不敢有丝毫马虎。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后，被曹进堂带领到“小院”视察，干部要主动地自报家门。见到薛真后，曹声色俱厉质问：“你是什么人？”薛答：“反革命。”几个人走进4号；囚室，由任登第带头8名干部立即原地肃立，造反派问冯征：“背背政策！”冯面带困惑：“什么政策？”“对你的政策！”冯在慌乱中答：“坦白从严，抗拒从宽……”问者怒斥：“什么？”冯当即改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视察者对冯的表现很为恼火。从此，8名干部只好认真练习默记某些政策条文，以防不测。4号囚室从此实行了有人来立即肃立的规矩。
“留学”的有：赵易亚、杜越凯、唐平铸、胡痴、唐建亮、李挺、武将、张文荣（1·13事件开始时，和谷岩、宋琼、栾保俊、韩犁等人曾在看守所关押一段时间）。其中有的是经军委办事组批准下达命令逮捕的。在1969年1月23日召开的旨在进一步迫害干部、加紧逼供信的所谓“宽严大会”上，当场将唐建亮戴上手铐投入监狱，至1973年3月26日共关3年又9个月，受尽了非人待遇。

戴红五星红领章的罪人

从1968年11月7日召开“九大”前夕，在西直门宿舍大院小礼堂举办“中学”学习班。他们是穿着军装，戴着红五星和红领章被群众专政的现役军人干部，尾随看管却是战士和老百姓。这可以称得上是军报“文革”中的一大奇观。
受审查的干部共有48名：
军事处五人：王素之、尚力科、陆辉、徐乐天、杜家慎。
政工处七人：邓果、李振华、施善玉、戴仁杰、齐中彦、赵鹏飞、张翼昌。其中赵鹏飞、张翼昌是最后一个月从“小学”升级到“中学”的。
文化处七人：西虹、林欣、刘绍荫、顾工、常恒强、黄业敬、刘天鸣。其中西虹、刘绍荫、顾工、常恒强也是从“小学”升级到“中学”的。
理评处四人：叶寒青、吴之非、何仅、赵文军。
时事处四人：夏敏之、张孝先、程天麟、姚玉璞。
通联处四人：翟捷、李建功、王志强、李恒起。
民兵处一人：纪流。
记者处六人：朱悦鹏、靳思彤、钟时、邢志远、孙浩刚、宋玉芬（女）。
总编室四人：王金、黄风波、董辰生、廖瑞滨。
秘书处六人：刘朴、郑延年、吴凤山、王振强、游道睦、陈之谊（女）。
对于上述干部的若干个“不准”，有不少与“小院”大同小异。多数干部睡地铺，每天的任务是交代问题和罪行。每天起床后，先集体进行“早请示”，请示词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您老人家请罪，一定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和罪行，并积极揭发其他人的问题和罪行……”他们不断地写材料交代问题，或危襟正坐地回忆反省自己的问题和罪行，气氛死寂，人人自危。王素之、林欣的床铺在小舞台上，强烈的灯光刺照着眼睛不能入睡。林欣无奈中奢望想用校官呢大衣“贿赂”看管的战士，要求换到别处去。事发后，林欣和战士遭到训斥。李振华无意中将毛主席像倒放在床铺上，被批判后罚清扫大院三天。黄风波在运动初期曾随唐平铸赴人民日报社工作，必须交代包庇唐平铸的罪行。由于他有梦呓癖，害怕说错话惹出麻烦，索性睡觉时用胶布死死封住嘴巴，效果尚好。何仅一次在听呼叫他名字时，慌乱中将铅笔当作香烟叼在嘴中。纪流交代材料已搜索枯肠，山穷水尽，只好经常端坐在床上闭目养神，作深沉思考状。这些苦涩的小插曲，反映了造反派剥夺干部人身自由达到了何种程度。
军报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干部，基本上还没有听到哪个造反派风云人物作过正式忏悔，对当年受害者长期金口紧闭，装聋作哑。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曾打倒军报半数以上干部的肖力，2011年春节期间曾被邀到军报参观访问，遗憾的是对受过迫害尚健在的25名老干部，没有主动地发出只言片语的忏悔之声，缺少起码的自审自识意识。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时代性的错误更是不可避免。但是每个人都应当反躬自问，承担自己应负的那份责任。
从1966年10月肖力被派到解放军报社，至1968年1月离开，她和她所操纵的革命造反派突击队，在“文革”中将军报搞得天翻地覆，乌烟瘴气，留下了极为严重的后遗症。1967年8月23日军报成立了肖力当家的“红色政权”。肖力离开后，突击队于1969年8月23日写了一份“给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决心书”，竭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能事，读后令人震惊。同时，它也是一首令人作呕的拍马溜须的绕口令。
如果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弥天大谎，请看这份“决心书”；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口蜜腹剑，请看这份“决心书”。其中所说的“大好形势”，同当时全国一片混乱被说成“形势很好，不是小好中好，而是大好”，可谓如出一辙，对这份3000余言的奇文，很有必要择其要者进行一番解读。

新革命造反突击队写给毛主席的“决心书”

本书作者按语：新革命造反突击队趁毛主席对成立以肖力为首的军报领导小组报告的批示之机写给毛主席的“决心书”，实际上是一份直言不讳的效忠信。他们至此得意地宣告，军报的一大批新老干部已被打倒，以肖力为首的少数造反派已完全一统天下，掌握军报大权，就是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也绝不后退一步。我曾写过一篇杂文《解读弥天大谎》，着重对少数造反派的阿谀奉承、人身依附的思想品德，进行了解读。我们现在从政治上进一步对“决心书”进行剖析，便不难发现，他们在“文革”角斗场上，对权力和名利毫不加掩饰的拜物教正式追求，是何等狂热，何等急不可待，何等不择手段；他们对广大革命干部怀有何等深仇大恨，并千方百计置之于死地；他们声嘶力竭地鼓吹带有封建色彩的“血统论”，力挺肖力为军报的唯一接班人，又是多么卑劣和令人作呕，暴露了惊人的政治堕落。
这篇奇文早为军报广大干部所十分关注，完全有特点列进“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见识一番。

给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决心书

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原文）在您老人家的亲切关怀下，军报领导小组诞生了，这是您老人家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您老人家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原文）我们——肖力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的新革命造反突击队全体革命战士，怀着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衷心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原文）毛主席啊，毛主席！学习您老人家对成立军报领导小组报告的重要批示，回顾军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艰难战斗历程，我们心潮如浪，热泪盈眶，我们多么舍不得离开您老人家的忠诚战士、我们最好的领导肖力同志啊！
（作者解读）完全是弥天大谎，什么“忠诚战士”，“最好的领导”，完全可以从反面去理解。被摧残殆尽的军报新闻干部队伍，群魔乱舞的军队最高舆论阵地的出现，其祸根正是肖力和突击队倒行逆施造成的。至于什么“心潮如浪”，“热泪盈眶”完全是装腔作势的表忠和背离人心的讨好，使人觉得肉麻。
（原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当解放军报社乱云飞渡的严重时刻，您老人家给我们派来了亲人肖力同志，这是军报革命战士的光荣和幸福。肖力同志到军报后，高举您老人家的辉的伟大红旗，最坚决执行您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带领我们顶狂风、战恶浪，贴出了《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革命大字报，揪出了汉奸胡痴，揭露了和粉碎了胡痴阴谋小集团，点燃了解放军报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作者解读）所谓揭露了胡痴阴谋小集团，乃是肖力和突击队一手制造的军报第一起冤案，是妄图镇压全体干部的最初的下马威。受这一案件牵连的有胡痴、和谷岩、宋琼等11名干部，他们均被监禁成私牢关押，受牵连的群众难以计数。突击队那张大字报，则完全是迫害广大干部的杀气腾腾的讨伐令。肖力曾多次声称她是代表毛主席、江青和林彪在军报掌权的，反对她就是反革命，反对突击队就是反对她，就要坚决打倒。这使人想起元曲《谢金吾》的，和几句戏文：“我奉圣人之命在此，你骂我就是骂了圣旨一般。你骂圣旨该得何罪？”这是多么横蛮无理的荒唐逻辑！但是肖力和突击队就这样说和这样做了。
（原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总政大阎王肖华及其在军报的代理人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扼杀军报文化大革命的紧要拳头，是您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怀着誓死保卫您的革命路线的坚强决心，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贴出了在军报文化大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大字报，揭露和粉碎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华及其在报社的代理人的罪恶阴谋，进一步揭开了军报阶级斗争的盖子，把军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原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当肖华的死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易亚伙同王、关、戚反党集团，妄图毁我长城，破坏总政文化大革命，在军报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时刻，是您老人家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排除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干扰破坏，坚决执行林副主席关于“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的重要指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揭穿了反革命两面派赵易亚的画皮，推翻了赵易亚的反动统治，创建了军报红色政权，使解放军报这个重要的无产阶级舆论阵地真正回到您老人家的怀抱。肖力同志为军报、总政和全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者解读）这一段话虽然谎话连篇，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彻底砸烂了解放军报社，彻底砸烂了总政治部。明明是大肆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却侈谈什么排除右和“左”的干扰，真是荒诞之极。至于“揭穿了反革命两面派赵易亚的画皮”，正是肖力一伙所制造的第四起冤案，即“八·二三”复辟逆流案件。为此，赵易亚被关押到北京卫戍区看守所达8年之久，同时一大批干部受到了牵连。其所谓“罪行”，则是他上任后按照统一部署，坚决落实政策，解放了大批干部，将此说成是“复辟”，真是荒谬到了极点。赵易亚的爱人林静也受到了牵连被关押，最后被折磨死于狱中。
（原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以来，当报社一小撮阶级敌人紧密配合社会上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公开跳出来向军报红色政权发出猖狂进攻的时候，是您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坚决响应您老人家的“卫三红”的伟大战斗号召，发动和领导了保卫军报红色政权的伟大斗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终于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颠覆军报红色政权的罪恶阴谋，胜利地保卫了您老人家亲切关怀的、林副主席亲自肯定的军报红色政权，使解放军报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终沿着您老人家指引的航向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作者解读）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颠覆军报红色政权”，完全是天方夜谭，是肖力一伙制造的第三起冤案。事实真相是，群众组织贴出涉及1967年3月24日“杨余傅事件”和对军报形势估计的某些观点的大字报，于是便被突击队无限上纲，歪曲原意，扣上颠覆红色政权的政治帽子。他们将7名干部打入私牢，并采取逼供信手段虚构出一份根本不存在的“内阁”名单，将一些干部置于死地，最后装模作样地宣称取得了保卫红色政权的胜利。
（原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您老人家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紧跟您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按您老人家的办报思想办报，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扭转了解放军报落后保守的局面。她亲自组织了对“支左爱民模范李文忠”、“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门合”等重大典型的宣传；她亲自组织撰写了经您老人家审批的《抓好形势教育》、《大兴党的三大》大等重要社论，大大推动了全军和全国的思想革命化。她狠抓大政方针，深入群众，亲自调查研究，组织制定了报纸宣传计划。您老人家在百忙中两次审阅了这个宣传计划，并作了极其重要的伟大批示。这是对肖力同志和肖力同志领导的军报红色政要的最大关怀和支持，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原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您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用您老人家的光辉思想辛勤地培养和教育我们，在斗争中锻炼我们无限忠于您，无限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无限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斗争的红心，紧跟您老人家奋勇前进！是您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用您老人家的光辉思想辛勤地培养和教育我们，使人们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的面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您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用您老人家的光辉地培养和教育我们，使我们在胜利面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夹起尾巴作人，不断革命，彻底革命。
（作者解读）突击队完全不顾事实，无节制地往肖力脸上贴金，自然是他们的自由。但如此离谱，如此编绕口令似的进行拍马溜须，居心何在？其实有一个道理是很浅显的：越把周围更多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和旧势力，都在反对和迫害肖力，肖力岂不就是彻底革命、绝对正确和光彩照人的非凡人物了吗？此为虚伪和庸俗的“烘云托月”法，被突击队用到家了。
（原文）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忠诚战士肖力同志为了保卫您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完全彻底地实践了您老人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伟大教导，她常常不分昼夜地连续工作，几次昏倒在工作岗位上。我们从肖力同志的身上更好地学到了您老人的光辉思想，更深刻地理解了您老人宾革命路线，更加深了对您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原文）毛主席啊，毛主席！反复学习您老人家的重要批示，我们深深懂得，还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肖力同志来承担，这是革命的需要，大局的需要。今天您老人家把军报的革命重担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最大的信任，您老人家给我们撑腰，我们一定给您老人家争气，我们一定把肖力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接过来，传下去，决不辜负您老人宾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我们向您老人家庄严宣誓：
（原文）我们一定要以肖力同志为榜样，无限忠于您老人家。天变地变，无限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山移海移，无限敬仰您的信念坚决不移。
（原文）我们一定要以肖力同志为榜样，孜孜不倦地读您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您的话，不折不扣地照您的指示办事，忠心耿耿地做您的好战士。我们坚决做到：学习您的光辉思想如饥似渴，执行您的战斗号令完全彻底，宣传您的最新指示满腔热情，捍卫您的革命路线赤胆忠心。
（原文）我们一定要以肖力同志为榜样，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您老人家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我们一定要用您老人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武装头脑，“斗私、批修”，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警惕和继续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坚决保卫肖力同志亲自创建的军报红色政权。如果阶级敌人胆敢兴风作浪，我们就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导，发动群众，再一次把他们斗倒斗臭！我们一定要坚守住军报这个重要的无产阶级舆论阵地，就是阶级敌人刮到十二级台风，我们也绝不后退一步，我们一定要让军报的天，成为您老人家光辉思想的天，让军报的地，成为您老人家光辉思想普照的地。我们一定要永远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您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过细地做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速斗、批、改的步伐，夺取军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胜利。
（作者解读）突击队一伙信誓旦旦地宣布要永远占领军报这一重要舆论阵地，永远掌握领导权。至于那些有能力、有经验的老报人，都是眼中钉，必须全部根除而后快。少数缺德少才的突击队一伙，能掌握好全部笔杆子吗？令人怀疑。很快，他们所畏惧的“十二级台风”终于真的刮来——“四人帮”倒台。《红楼梦》中贾元春的爆竹谜“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成灰”，正是当时形势的生动写照。呜呼哀哉，沐猴之辈刚刚来得及弹冠相庆，便宣告退出了历史舞台。
（原文）我们一定要以肖力同志为榜样，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拼死拼活地办好解放军报，让您老人家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解放军报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原文）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这些肖力同志亲自培养和教育的革命战士对您格外亲，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们对您的无限忠诚。条条江河归大海，颗颗红心永向您，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啊，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解放军报新革命造反突击队全体战士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言者有罪的活标本

我的案前放着武将同志十几年中不同时期拍摄的三张照片。一张是1964年1月在部队任新闻干事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摄的，脸上洋溢着追梦的青春朝气。另一张是1968年9月被肖力和革命造反突击队打成反革命后在北京军区白庙看守所拍摄的，这是一张胸前符号为“377”的标准囚犯留影，但脸上看不出消沉表情，却透露出不肯屈服的神色。第三张是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9月彻底平反后重新穿上军装到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拍摄的，那神采，那笑容，重现了往日中国军人的潇洒形象。
每当看到这三张照片，我就想起了歌剧《白毛女》中的唱词：“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曾几何时，肖力和突击队把一个正直的干部打成了鬼——反革命，但十年后人民的力量又恢复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尊严。人就是人，鬼就是鬼，世间一切鸡虫之辈休想改变它的规律，休想把它们颠倒了。
三张照片令我感慨万千。人们都会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天真纯朴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被无端地戴上那么多可怕的政治帽子，为什么竟被戴上手铐打入十八层地狱？
英国培根说：“猜疑使君王变得暴戾，使做丈夫的产生嫉妒之心，使智者陷入重重困惑。”军报有55名干部被投入私设牢房，那么多的忠诚干部被陷害，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肖力及突击队，是一批不可理喻的怀疑狂、迫害狂。谁都知道，“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曾经患上这种不可救药的顽症，致使许多人遭到她的残害。为了消除武将这个心腹之患，肖力和突击队为其制造了许多罪名，但一听就知道都是无中生有的诬陷，非常不靠谱，因为戴同样政治帽子的人实在太多了。真正使他们如坐针毡，若芒刺在背的是武将所提出的批评，那才叫切中要害：
一、由于肖力和突击队专横跋扈，怀疑一切，脱离人，于是武将在突击队会议上提出来要找找突击队存在的问题，要克服缺点，要联系群众。当遭到他们的围攻后，武将于是向他们申辩要执行毛主席的“言者无罪”指示，否则就成了“言者有罪”。
二、武将在会上说，突击队的同志要革命，不能不让人革命，对有的同志不能随便说是黑线人物，要允许他革命。武将还不接受肖力说他是“脚踏两只船”。
三、肖力曾妄图利用版面监督组永远控制军报，但由于大权独揽，弊端丛生，武将于是提出，赵易亚已正式到任，建议撤销版面组，突击队作为群众组织，不应该再继续监督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的总编辑的工作。
不要小看这几条今天看来很平常的工作建议，在当时极为凶险的政治环境中，能说出这样的话，武将是要有天大勇气的。正因为如此，使得当时早被权欲熏昏头脑的肖力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最后置武将于死地。武将当时可能没有预料到，一个天使如果被几个阿谀谄媚的魔鬼包围，天使会对所有不同声音视为异类，进行迫害和打击。突击队七名队员中有四人（武将、方抚时、孙浩刚、宋玉芬）未能逃脱这个厄运，就充分说明问题。“势力之交，难以经远”，诸葛亮的这句名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本来，武将如果官瘾成癖，想爬上“四个小将”之外的第五个“小将”地位，只要趋炎附势，出卖灵魂，也并非绝无可能。可是“不识时务”的武将偏偏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他当时对肖力是敬重的、信赖的，应该跟她说心里话，而不应当无原则地奉承，最后终于敞开心扉说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说出的话。
武将在那个政治上绝对专制的年代里，以几句掷地有声的逆耳忠言，却换来十年牢狱和冷漠的岁月，代价何其沉重！这也是那个时代无数共产党员命运的缩影。值得庆幸的是，我还看到1981年春节期间所拍摄的武将全家团聚的第四张照片。为了母亲的安详慈爱，为了妻子儿女的深情笑容，我们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理由，永远诀别那个可诅咒的动乱岁月。武将当年曾当面听到肖力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上山去打游击！”（舒云按：这句话毛泽东说过多次，肖力是鹦鹉学舌）武将说：“如今‘文革’终于寿终正寝，但遗憾没有看到肖力上山打游击，也许她如今改变了看法。不管肖力怎么想，已经大大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会创造一切条件坚决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

监禁中的日常生活

干部在“小院”监禁中的日常生活内容是：一、反复学习《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其中指定必学的文章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以敦促被监禁的干部老实交代罪行，缴械投降。二、写交代罪行和思想检查材料。三、写揭发别人的材料。四、写思想汇报（每周上交两次）。五、接受“提审”和写旁证材料。六、给军报以外单位写揭发、旁证材料。七、部分干部被押送到外单位参加陪斗。八、接受各种突然检查，聆听各种训示。九、部分干部参加公差勤务。十、自发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上述任务最使干部诚惶诚恐的是每周写两次思想汇报。由于头脑里的东西挖空了，已无话可说，只好零碎引用《毛主席语录》中的每句话进行反思和交代。一句语录联系思想写一次汇报，大都是些套话、老话、空话、假话，好在也不被追究（造反派也可能不用心看）。
每月只发20元伙食费，每周伙食标准为1.42元，一天一斤粮食，副食是清水煮白菜帮子和萝卜，节假日一律。干部普遍营养不良，体力不支。章文龙一次打饭时曾昏厥过去；华楠一次想多要一碗稀饭充饥，被炊事员周文宝训斥拒绝。病号比较多，无药可医。整个冬季没有暖气，有的囚室（如3号囚室）四壁挂满冰霜，害冻疮者众多。许多烟瘾比较大的干部只好忍受着烟瘾的煎熬。有的干部趁早晨到“小院”外面清扫垃圾时，拾些烟头回来偷着吸。6号囚室的曾光军出于怜悯之心，有时劳动时捡烟头带回放到窗台上，让姚远方享受。薛真说，他放出“小院”后第一件要事是买一包香烟吸。
在精神和肉体遭受摧残的日子里，多数干部能够相濡以沫，互相鼓励，对前途存有信心。华楠对宋群多次说过：“这样的时光不会长久，我们一定会全部释放的。”干部之间谁有困难，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有的干部食物不够吃，另一个干部会将多余的食物秘密转送给他。宋群每周一次偷放在窗台上的咸菜，是白送给我的美味佳肴。和谷岩每次打开水时，都将几个热水袋藏在怀中，为病友解决燃眉之急。
“小院”平时死一般沉寂，只有厕所是窃窃私语的去处。但如果发现有人来了，便仓皇离去。4号囚室的郭苏在靠窗户的床上监视外面，如发现看守人巡视，便敲打床板，于是大家交谈之声戛然而止。每个囚室都被突击队和造反派指定一个人，按时向看守人员秘密报告情况，充当“内奸”、“线人”的角色。不过并未发现尽职责者。为了打发艰难时光，2号囚室的林剑、孙景瑞、和谷岩学会了用报纸纸型制成各种精致的生活用品。在1号囚室，郭毅私下里搞了一次民意测验：“走出‘小院’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有的说“洗澡”，有的说“买盒好烟吸”，有的则说“吃顿红烧肉，不贩撑破肚皮”，接着便是一阵苦笑。国庆那天，负责打扫4号囚室的冯征，从垃圾堆拣来辣椒头、葱头藏在手套里，回来后分给大家，说是要“改善一下伙食”。这一天，王焰也穿上了新军装，平静淡定地说是纪念共和国的生日。我的床位与5号囚室王时春处长的床位只隔着一扇门，有时能听到他唉声叹气，有时又听到他轻轻地笑声。我想，他的心情肯定不会平静的。
在被专政的严酷日子中，大多数干部除了不得不说些众所周知的套话、违心话之外，都能够基本上做到实事求是。为过关而胡说乱说、落井下石和造谣诬陷者毕竟是极少数。这也是一些人的问题和几起冤假错案，使突击队和造反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始终反反复复，迟迟不能定案的根本原因。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年龄、党龄长的比较老一些的领导干部中，在政治压力下拒绝随波逐流和坚持直言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些，博得一些同志的钦佩。他们同那种直到现在还将谎言编成花环装饰自己的个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在被关押期间，最为尴尬和痛苦的是去门诊部两次碰到老战友鲁胡春、景志宏，互相凝视，欲言不能。另有三次是亲友来访，被粗暴告知我“有问题”，不允许会面，特别是妹妹桂珍刚从外地来京探望遭到拒绝，使我很难过。

三十二个“不准”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被监禁的干部完全丧失自由。据不完全统计，“小院”（包括单间监禁）中所实行的“不准”达32个，这在任何正式监狱中也不多见。其中包括：不准外出，不准通信，不准说话，不准串连，不准看报，不准备看《毛泽东选集》以外的书籍，不准听半导体，不准交党费，不准备鼓掌（在释放大会上领导干部陈金元讲话时有的家属鼓掌，被喝令制止），不准治病（极特殊的除外），不准吃饱，不准喝足，不准吸烟，不准与家会面，不准家人送食品，不准子女去食堂买主副食品，不准子女办包干医疗证，不准在“小院”内随意走动，不准睡觉时闭灯，不准平时卧床，不准洗澡，不准取暖，不准在小凳上垫软垫，不准提建议意见，不准询问问题，不准申辩，不准翻供，不准延误交思想汇报，不准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后期），不准使用剃须刀片（可能怕干部自杀），不准家属住原屋，不准保姆到“反革命”家中工作。谁若违反了某个“不准”就要遭到谩骂、侮辱和殴打。
遗憾的是，有的干部由于思想压力大，问题想不通，情绪烦躁，互相之间偶然也发生过冲突。4号囚室的邹英毅、汪杰因在室内活动碰撞了一下而大打出手，别人不敢劝架，被赶来的战士训斥惩罚了一次。

逼供信

制造冤假错案不对迫害对象进行逼供信是不可能的。突击队和造反派所采取的手段是：一、首先根据需要捕风捉影设几个框框，如有人“疯狂迫害肖力同志”，有人妄图“颠覆军报红色政权”等，然后向“四人帮”一伙汇报，待下令让追查后，他们便以各种手段进行逼供信。二、由于威胁、恐吓、殴打、逼供、诱供及举行所谓宽严大会，使有的干部受到精神刺激，产生畏惧多疑心理，出现幻听、幻觉、癔症，被迫交代出似是而非的“情节”。例如李连永在遭受残酷折磨（包括轮番突击审讯，不许休息，威胁不发棉衣等）后，出现了某些不实的口供，甚至由审讯者口述，李连永被迫写出供认材料。三、以此为根据再逼迫其他人交代问题，情节对不上，便进一步逼供，说什么“别人都交代了，就看你老实不老实”，“拒不交代，死路一条”，“坦白了争取早些解放”等。“3·24”事件中的所谓召开夺权黑会，拟出班子名单，议论攻击肖力，对红色政权不满等材料，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纯粹是子虚乌有。可是操纵运动的极少数人听了这些“供词”后，却在会上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看来夺权是有预谋的，领导班子不仅仅是没有名单的名单”。
所谓“1·20”事件，同“3·24”事件一样，是在完全相同的背景、压力、手段、氛围中所产生的荒唐无稽的“神话”。那些绘声绘色的事件细节，那些五个W俱全的完整口供，均是在逼供信下产生的“杰作”。
对其他监禁干部都不同程度存在逼供、诱供现象。例如一方面反复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另一方面对干部的实事求是交代，却又随意扣上“不老实”、“死顽固”，“不肯竹筒倒豆子”等帽子。对所掌握的旁证和本人的罪证（如过去写的文章和笔记本等），常采取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分句拼凑、歪曲原意等手段，逼干部承认，然后定罪。我被责令交代问题时，王建勋等多次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天晚上你看揪赵易亚的大字报时，对身边一个人说了一句什么恶毒的话？”“一次你们的战斗队开会，你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些什么字？”“你们同别的战斗队串连，讲过些什么黑话？”我交代了很多材料，他们均不满意。有一次问我：“你曾对别人说‘肖力来报社不久，对情况不了解’，下面你接着又讲了些什么？”我几天几夜苦思苦想也没有印象，但由于逼得紧，只好想出三句话，供其需要造反：“肖力来军报不久，对情况不了解，但她是从中南海来的”，“……但是她有后台”，“……但是她的思想比较左”。这些材料交上去后没有下文，可能因为这些话太不沾边。关于保胡痴问题，由于紧逼加码，我无奈给自己订了三条原则：凡是保胡痴的言行，我都承认；凡是别人揭发我保胡痴的言行我都承认；凡是我头脑里想过的有关胡痴的问题，我都交代出来。可惜的是，我虽然实践了这三个“凡是”，仍没有换到对我“老实坦白交代”的评价，白费了一番心思。
造反派对历史常识的无知，使逼供信变成走不出来的死胡同，解不开的死疙瘩。宋群、林剑在日寇投降后参加我军时，因形势需要而改名换姓，于是硬要他们交代有什么不良动机，他们怎么解释也不满意。刘绍荫参加革命后，于1946年初国共谈判期间曾和国统区一个朋友通过信，于是造反派便认为有问题，责令交出20多年前的旧信，使他十分为难。我曾在东北沦陷区大连念过高中，于是王建勋便咬定我由于长期接受沉重的“反共”教育，于是今天才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不满。殊不知我当时乃是一名幼小的“亡国奴”，连“共产党”一词尚不清楚。有的造反派的历史知识是空白的，在审讯受害者时闹了不少笑话。

皮肉之苦

要获得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假口供，就必须要对受害者施以皮肉之苦，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的干部遭到毒打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有的纯系造反派想找个借口出出气。究竟有多少？难以计数。被单问监禁的干部更是无一幸免。我耳闻目睹和亲历的“皮肉之苦”，可顺手举出14个事例：
一、吕梁趁到印刷厂锅炉房担开水时机，捡到刊有1968年10月中下旬召开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新闻的《解放军报》，并在少数干部中传阅，事情暴露后遭到看管人员（战士）毒打。各个囚室里均可听到打耳光声和怒骂声。第二天，吕梁的双眼圈呈紫黑色，面部肿胀，多日未见消退。
二、李方诗要家人送来《联共（布）党史》，被看管人员（战士）发现后审问他：“谁让你看这种书？”李不语，在不断呵斥下，李答：“毛主席提议要看的。”又问他：“毛主席著作你学好了没有？”随即狠狠打了李一顿耳光。
三、姚远方询问代买牙膏的看管人员找回的零钱数目有出入，看管人员（战士）便认为这样问别有用心，随即将姚毒打了一顿。第二天早饭时，大家看到姚的面部肿胀并呈紫黑色，数日不消。
四、宋琼被说成“顽固不化”，不老实交代“1·13”阴谋集团活动内幕，多次遭到毒打，并令他书面交代进行阴谋活动的详细过程。在一次批斗大会后，他被造反派狠狠一脚踢下台阶，他爬起来后吃力地四处寻找眼镜。
五、楚汜被揪斗的当夜大会上，试图如实说明“罪行”中的某些细节有出入，当即遭到造反派陈金元连续抽打耳光和用脚狠踢。在批斗现场，楚汜边挨打边后退，嗫嚅不止，终于被剥夺了辩解的权利。
六、黄中英被认为是“1·20”案件的骨干分子，态度极不老实，拒不交代详情，几个人多次边毒打边审讯，一次被毒打后仍不“彻底交代”，于是穿着拖鞋被驱逐到雪地上罚站很长时间。
七、刘兰珍被认为是“妄图绑架肖力”事件中的重要分子，夜间被突击审讯，其女性身体之要害部位遭到造反派何石成歹意毒打。一次被毒打侮辱后，其凄惨哭声传到傅大庆的囚室中。
八、汪杰由于在《毛泽东选集》上写了些学习心得批注，被说成是“疯狂反对毛主席”，多次遭到殴打。在一次搜查中，发现其被褥下有几枚捡来的铁钉，被说成是图谋不轨，造反派彭万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
九、曹振峰被说成是“隐藏更深的阶级敌人”，从办公室被造反派架走时边走边打，不容分辩，在楼梯上将其打得血溅白衫。但在参加揪斗大会前，造反派令其将衬衣上的血迹洗干净，以免暴露其打人真相。
十、周涛夜间在“小院”里观看墙上的壁虎吃蚊子的趣景，未经允许发出“咯咯”笑声，被看管人员发现后遭到毒打，第二天面部肿胀。
十一、卢文华坐在囚室上向外观看，巧与正在巡逻人员对视一眼，被认为是别有用心，叫到室外尝了一顿老拳，边打边质问他：“瞪眼看我是什么意思”？
十二、李挺参加革命前曾在旧军队中干过，档案中早有结论，但他被硬说成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伪军”，成了重点批斗对象，多次遭殴打，情况最惨。一次被多人拳打脚踢，鼻青脸肿，伤痕累累，躺倒在地上不能动。在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又被说成是“顽固分子”，第二次被投入监狱中。
十三、已转业的王植庆因受折磨，神经错乱，跪在“小院”雪地上胡言乱语，被认为是“假装”的，遭到了无端的殴打，加重了病情。
十四、1968年9月2日夜，曾发生过一次震惊军报大院的集体搜查殴打活动，人称“92事件”。造反派借口被监禁的顾峰“非法向肖力写信反映情况”，在突击队统一组织下，几个打手深夜闯入小院，令全体干部穿着内裤内衣在冷风中罚站，有重点地进行审问威胁，并将顾峰写给肖力的信件搜走。当夜约有半数以上的干部遭难，呵斥声和殴打声此起彼伏，有的被打伤，被殴打最厉害的是宋琼、顾峰、汪杰、栾保俊等人。造反派打人最凶的是彭万华、杨秉文、刘东升、陈贤德，后被称“四大打手”。单独监禁的干部也同时遭到恐吓和殴打。后来“92大搜查”被人称为谈虎色变的“恐怖之夜”。
由于残酷折磨，据不完全统计，有五名干部受到精神刺激，导致不同程度的神志失常和精神恍惚。他们是张文荣、王植庆、麦辛、鲍同、黄中英，其中王植庆、张文荣最为严重。有的人至今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有的干部由于肉体受到摧残，造成终身残疾。我被批斗时，左胳膊由于被扭关节脱臼，加上不给予及时治疗，形成骨化性肌炎，左胳膊至今不能完全弯曲，造成残疾。李连永被殴打耳膜受损，留下后遗症。顾峰的牙齿被打脱落。 有不少干部坐“喷气式”时，胳膊被扭伤，手拿不住筷子，长时间得不到恢复。游道睦（食堂会计）因“1·20”反革命案件受牵连，长期受审查受迫害，思想压力大，预备党员转正受到影响，于1971年5月27日出走武汉，在汉江大桥自杀。赵易亚的夫人林静由于在军报写大字报揭发了陈伯达的两面派手法，受尽皮肉之苦，最后惨死狱中。清队造成的“两死一残五个精神病”，是当时很多人都清楚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突击队于1974年2月26日在写给“四人帮”的小报告中，竟进行了无耻的辩解，胡说什么“在清队中，我们没有搞过任何刑罚逼供，没有使人造成残疾，报社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死人”。他们对自己的恶劣行径，竟然全盘否认而不脸红，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良知未泯的普通人

在可怕的运动漩涡中，在高压的政治气候下，由于芝麻大的事也可能挨整挨揪，因此多数干部言出谨慎，对一些敏感话题讳莫如深，但还是不少同志良知未泯，对受迫害的同志倾注了同情，有的采取了不同方式加以保护。一些凡人凡事将永存我的记忆之中。
我首先想到的总编室的秘书崔子昂。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冒着危险向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发泄对极少数人非人道主义行径的不满。1968年8月12日我被揪斗胳膊脱臼后，有时他陪我到门诊部，在往返几百米途中，他毫不顾忌地同我侃侃而谈。他的勇敢使我震惊和激动。在北京这个与世隔绝的黑暗角落里，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秘密地向在中国大西北的爱人单位寄去了一封隐瞒实情的“平安家信”。在当时被监禁的干部中，我可能是能够通信的唯一幸存者。

三百米内外

儿时，我最喜欢萤火虫。在萋萋的高草丛中，在黄昏的断墙残壁下，在荒冢的迷雾中里，那飘忽的淡绿色光芒给我带来许多美丽幻想。可惜由于它的光亮微弱，却常常被人们忘却，这是不公平的。在我的心中，萤火虫永远是光明的象征。
1968年夏季，自然气候的火势和政治气候的高压，已使得一些越发疯狂。黄钟沦落，瓦釜鼓噪。在军报一个早已亮出了炙手可热政治身份的造反派头头肖力，操纵“革命造反突击队”发动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清理阶级队伍”战役。在血雨腥风中，至8月下旬，“小院”——私设的牢房中人满为患，囚禁了老干部和共产党员61人，戴上了58顶各种类型的政治帽子，制造了四大冤假错案，扼死了91个群众战斗队。
难忘那个“红色恐怖”之夜——8月13日夜，批斗会结束后，我已大汗淋漓，左胳膊被扭断脱臼。是他，陪着我来到总参门诊部医治。在300米路途中，他脸色阴沉，始终沉默着。女医生抗议说：“这几天这样的外伤已有几个人了，你们怎么能把人打成这个样子！”她把一杯水放到我的身边。
在“牛棚”八个月里，他多次被指派押送我到门诊部。这使我很慰藉，因为他同那些声色俱厉的押送者绝然不同。“牛鬼蛇神”最怕的也许不是生活磨难，不是皮肉之苦，而是孤儿和冷漠。在那严酷和恐怖的环境中，只要有人向你说一句话，同情的眸子瞥你一眼，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并没有完全冷却，像彻夜中眼前飘过一只萤火虫。
这一天依然是他押送我去门诊部。在300米的途中，看押人员同专政对象进行语言沟通，是要触犯天条的。可是他忽然和蔼地低声对我说：“昨天我值班，你爱人从酒泉火箭发射基地打来长途电话，由于几个月没有你的音讯，她很着急……”他如此“敌我不分”向我通风报信，使我很惊讶。他说：“我已告诉她你很好，让她不要牵挂。”他再三叮咛：“你马上给她写一封回信谈谈近况，可惜小院‘三十二个不准’中有不许通信一条。”他想了片刻，指着路边的绿色邮箱说：“这样吧，下次我陪你到门诊部时，你远远跟在我后边，偷偷把信扔进邮筒。”
接着又说：“你切记不要让她复信，不然复信落到那些人手里可就要坏事了。”商量结果，还是他帮我将信稠密地寄到大西北荒漠。
这一天依然是他押送我去门诊部。在300米的途中，他忧心地说：“天冷了，小院的人有的还穿着单衣，又不供暖，有人生了冻疮，听说过些日子要给你们发棉衣，他们正在研究。”可是后来并未见发下棉衣，有许多囚犯在结满冰霜的私牢中，度过难熬的严冬。三号囚室最冷，我在打饭时看到美术编辑王宇的耳朵都生冻疮了。一次在去门诊部时，我在小院门口看到已怀孕的打字员芮淑英也被押送去看病，由于营养不足，她的脸色浮肿蜡黄，表情‘恐惧呆滞。据说红色政权已批准每顿饭给她增加一碟副食。这个当初的“小将”似乎对我保持警惕，一句话不说，我跟着沾光也乘上了吉普车。
这一天依然是他押送我去门诊部。在300米的途中，他见我体质日渐衰弱，面有菜色，非常同情。在路过一家小店铺时，他低声说：“听说你们的主食不足，只吃白菜帮子，真够受的，下次路过这里，我在前面慢慢走，你在后面买些香肠和别的食品回去偷着吃，解解馋，不过千万不要让造反派发现。”在饱的日子里，我于是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饿鬼一样，在精神被摧垮的时刻，消受了几次难得的美味佳肴。
这一天依然是他押送我去门诊部。在300米的途中，人为的隔膜似乎已经被一种高尚的感情所消融。于是我说话的胆量更大了一些：“听说我们被关进小院后，都被抄家了，抄我的什么都行，那些毛主席像章可要给我留下哟！”他笑着说：“你住在西直门宿舍，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抄你的东西，毛主席像章自然好好的，可以放心。”这时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快速地骑着自行车，发疯般地高声朗诵着毛主席语录，引起行人惊奇的侧目。其实我在进“牛棚”前就看到此人每天上午骑着自行车，喊着语录和口号路过办公大楼，有人说他可能在“文革”中受到刺激，是个精神病患者。
这一天依然是他押送我去门诊部。在300米的途中，他一次次勇敢地向我打开了黑暗的“世外桃源”的扇扇窗户，使我知道了不少闻所未闻的“文革”消息。他津津有味地告诉我：“知道吗？报纸上发表了一条消息，介绍沈阳部队有个叫赵普羽的卫生员，发明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针灸，治好了不少疑难病症，全国闻名，真是神了。”他还告诉我，发给我的布票、粮票有人代寄给我爱人了。这时，远处传来阵阵锣鼓声，大概是庆祝报纸上发表最高指示，或某地成立革委会，或又揪出什么大走资派等消息。但欢庆的报捷声给我带来的只有迷惘和悲哀。看到残废的胳膊，想想“小院”里被关押被残害的几十名干部，我想：也是，“文革”中本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你想不通那是因为你对这场伟大的运动不理解，是怨不得别人的。
这一天依然是他押送我去门诊部。在300米途中，他不断望着阴霾的天空说：“我总觉得，你们被关押的时间不会太长了。”此时我紧缩着身子，像一条落荒的丧家之犬紧紧沿着墙边走，积雪被踏得“咯吱咯吱”作响，到处散落着鞭炮的碎屑，看上去像点点鲜红的血痕。虽然白日当头，我却感受不到一丝温暖，冷得瑟瑟发抖。北京的寒气好逼人啊，雪莱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浪漫诗意，难道真的会在我们身上看到？……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69年3月10日，由于形势所迫，私设的牢房宣布解体。我们被解放的通知，是由那个被我们这帮“牛鬼蛇神”在工作岗位上宣传打造而闻名全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陈金元宣布的。他特别强调，是肖力和“革命造反突击队”挽救了我们，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伟大胜利，过去关我们是正确的，今日放我们也是正确的；出了小院不等于没有罪，今后要继续反思和改造。关了我们放了我们，原来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岂不是要我们“人头落地称好快刀”吗？这是什么混账逻辑！据说由于红色政权发现有人向小院通风报信而进行了详细调查，他由于赞同给囚犯发棉衣，而被造反派头头呵斥和罚站。此事曾使我长时间感到不安。
在这个非常年代，谁都不可能遮盖有虚伪的政治面纱讨生活，每个人的面孔都是如此使人惊诧和鲜活。他也许是比别人更能称得上是一个正直的、清醒的的普通共产党员。他的名字是崔子昂，时任解放军报秘书。（2012年4月1日）
我还想起门诊部一位不知姓名的女医生。揪斗当晚我被送到门诊部时，这位女医生看到我的惨状，毫不含糊地向陪送人员抗议：“这几天这样的外伤病号够多了，你们怎么能够把人打成这种样子！”她听到我在痛苦中要水喝，便急忙送来了一杯。在以后多次治疗中，医生们表现了感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工宣队都是老工人，质朴老实，深明事理。负责我的专案的丰台桥梁厂的老工人李义“敌我不分”，使我难以忘怀。他曾把总编室一摞揭发我的材料全部交给我看个够，自己躺在一边呼呼大睡。我慌忙地一条一条记录下来种种“罪行”材料。这些揭发材料为我以后对号入座“老实交代问题”提供了依据。他和另外的工人还教给我在斗争会上“过关”的办法，例如怎样给自己“上纲上线”，说怎样怎样充当复辟逆流的工具，并不在乎地说：“反正不算数，能解放就行”。他离开军报时，向我要了一本《毛主席诗词详细注释》留作纪念。有的工宣队员对干部常常是当众声色俱厉，私下侃侃而谈。
看管楚汜的一名工人，要他交代问题时，却蹲在地上同他聊天，劝他要想得开，并说要吸烟他可以代买，劝他要吸好烟，最好是“大前门”的（单间监禁有的可以吸烟）。
“小院”里的人大约都不会忘记食堂里卖小菜的李大姐，她对押送到食堂就餐的干部，压根儿就恨不起来，总是和颜悦色，给予方便。有一回只因为卖给被监禁干部一点西红柿，她便被造反派斥责一通后辞退了。
操纵运动的造反派的行径，遭到不少当时调到军报来的新干部的抑制，其中有的因此受到批判或调离，例如文化处的一名干部、总编室的刘俊元等。美术组的陈玉先由于某种原因对冤假错案有不同看法，不满意操纵运动的造反派的做法，于是遭到歧视，竟推迟恢复党组织生活的时间。

工宣队被诬为“工贼”

由丰台桥梁厂、北郊木材厂和63军部分官兵组成的工宣队、军宣队，是1968年第三季度进驻军报的。当时号称共300人，（军宣队150人，工宣队150人），实际上低于这个数目，共约100人左右。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军报的目的有三：稳定混乱的形势，促进实现各派的联合，落实政策解放大批干部。特别是工宣队，大部分是老工人，由于学习和掌握了当时的各种政策，没有框框，对军报的复杂情况又不了解，有的便对突击队监禁干部太多和冤假错案提出不同看法。这样，操纵运动的突击队便逐渐将他们看成是眼中钉。
在突击队和其他骨干会议上，有的人便露骨地提出：一、工宣队对肖力同志没有深厚的感情，对肖力态度有问题；二、工宣队是来军报夺取领导权的，和真正的革命派不是一条心，对他们不能完全相信；三、他们不懂办报纸，不能让他们管报纸；四、对他们的言行要提高警惕，有些事不能同他们商量。由于当时毛主席发出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指示，极少数人便拍马溜须，公开提出：“肖力同志是工人阶级革命路线的唯一正确代表”，从而向工宣队施加压力，企图封住他们的嘴巴，不听取他们的不同意见。为此，军宣队、工宣队的领导干部曾被迫专门作过检讨。极少数人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有恃无恐地诬蔑工宣队是“工贼”。由于上述原因，军宣队、工宣队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很多困难，政策落实不下去，最后只得妥协让步，按照突击队的上海市工作。但这些很难改变军宣队、工宣队对运动的基本看法，有的甚至向被监禁干部流露出他们的不满情绪，对干部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在最大可能限度内落实干部政策。

肖力和“突击队”十年推翻了几届“政府”

“五鼠闹东京，十年不安宁”，有人这样比喻肖力和突击队“文革”十年政治生涯的“辉煌业绩”。其中四鼠自然是指掌权的以“四个小将”（李志高、金锋、刘福山、陈贻林）为代表的造反派小帮派。“文革”开始后，肖力和突击队没有一天停止过造反，折腾至1969年1月肖力最后一次向李南高发来秘密电话指示，一直牢牢地控制着报社的运动。从这以后，以“四个小将”为代表的少数顶级造反派继续造反，直到粉碎“四人帮”才绝望地放下屠刀。
十年中，他们推翻了几届上级正式任命和个别非正式任命的“政府”——社领导班子，这是有案可查的。其中包括：胡痴主持的一届，张秋桥主持的一届，赵易亚主持的一届，华楠主持的一届（1973年11月）。被推翻的四届“政府”中，有的此届吸纳另一届的个别干部，如华楠、廖初江等；有的则是被打倒后长期关在监狱里，如胡痴、赵易亚等。总之，这时的官场“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是“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走马灯模式。
与此同时，肖力和突击队对上面派来的工作组之类，也从未闲着，斗争矛头时时对着他们，百般地进行诬陷、干扰、排挤、攻击，轻则无法开展工作，重则落荒逃遁。其中包括：以张宗文为首的“军报组”，以迟浩田不首的“落实政策组”，由63军干部组成的军宣队，由丰台桥梁厂和北郊木材厂组成的工宣队。他们都是不同程度地“兴冲冲而来，灰溜溜而去”，处境十分困难和尴尬。
从“小院”走出来的老诗人章文龙，这样剖析小帮派的“造反精神”：“黑色的弹跳英雄，靠吸血未能把自己染红。捉住它，用十个指头不行，据说它是龙种。”

虚设“靶子”居心何在

肖力和突击队在运动中出于政治上的实用主义需要，虚构了如前所述许多根本不存在的海市蜃楼式的“靶子”，制造一起又一起冤假错案，对广大干部进行残酷迫害。
“靶子”之一：迫害肖力，究竟谁在迫害，怎样迫害，有什么可靠根据？除了牵强附会和无限上纲外，都是子虚乌有。
“靶子”之二：绑架肖力。究竟谁在绑架？怎样绑架？有什么可靠根据？同样子虚乌有。在军报，没有人要“绑架肖力”，好比说羚羊要追杀剑齿虎，刚懂事的也要笑掉大牙。
“靶子”之三：颠覆军报红色政权。究竟谁在颠覆？怎样颠覆？有什么可靠根据？统统是肖力和突击队施行逼供信瞎编造出来的。
“靶子”之四：抢旗帜。突击队确是军报运动中一面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暴力型造反派旗帜，虽光环耀眼，但也沾满点点血腥。一般群众组织胆敢想抢这面旗帜，取而代之，那是天方夜谭，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再说，这面旗帜麾下的李志高、金锋、杨秉文、彭万华之流，也决不是群众将领的偶像，只有被嗤之以鼻的份儿。
“靶子”这定型：旧势力复辟。运动开始后，“旧势力”即被悉数打倒或受批判，人权丧尽，面子丢光，终日生活在受凌辱和战战兢兢之中，保命要紧，哪有精气神和能量复辟，向谁复辟？
“靶子”之六：无产阶级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突击队曾经召开大会慷慨激昂，义正严辞地批判这一观点。可是有谁说过这样的话吗？有什么可靠根据？无的放矢虚张声势而已。
突击队为什么时候制造这些虚无缥缈的空靶子？一是进一步不间断地镇压和迫害广大干部，消弥一切异样的声音，营造一个恐怖的沉默的军报。二是进一步树立和巩固肖力及突击队在军报的声望和地位，如果不把别人说成异类低下，怎么会衬托出他们正确高大？三是为肖力和突击队最后完全夺取军报领导权，爬上权力顶峰而制造舆论。

建在白骨上的权力顶峰

1967年8月下旬，由极少数人操纵正式成立所谓军报“红色政权”（陈伯达口头批准成立的以肖力为组长的军报总编小组）。这个“政权”是在打倒了多数干部后在干部的“白骨”上建立起来的。这个比喻虽刻薄些，但也符合实际情况。当极少数人一只手弹冠相庆，举杯欢呼这一“胜利”时，另一只手却在签字画圈，继续加紧迫害干部。
一、一批干部发配返乡。
洪炉：开除党籍军籍，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并押送返乡进行监督劳动。爱人被迫同其离婚，子女受到严重歧视。他在生活和劳动中按“四类分子”待遇，受到管制和侮辱，精神受到严重摧残。不算在“小院”关押九个月，1969年12月返乡监督劳动近四年。
方抚时：开除党籍军籍，属敌我矛盾，帽子拿在群众手中，“划而不戴”，随时可以戴上。在农村种菜劳动中，按“四类分子”待遇，按时汇报思想和接受训斥，曾经被抄家。除在京关押一年半外，1970年1月开始在家乡劳动近四年。
麦辛：留党察看，1969年12月复员返乡后当了铸造工人，受尽歧视。除在“小院”关押九个月外，在工厂进行重体力劳动近四年。
戴惠安：留党察看，1969年12月复员返乡当了工人，受尽歧视。除在“小院”关押九个月外，在工厂进行重体力劳动近四年。
武将：开除党籍，23级降为25级，复员返乡当了木工。除在“小院”和白庙监狱关押一年又七个月外，1969年11月至1975年第一次平反后安排工作，返乡劳动达五年半，备受歧视。
张文荣：开除党籍军籍，1970年4月复员返乡后当了木工，从事体力劳动，除在看守所被关押十个月份外，在家劳动三年多。
汪杰：1970年复员返乡劳动，平反前受尽歧视。
有一批干部虽未遣返回乡，但仍在军报大院进行惩罚性劳动，其中包括傅大庆，李连永、黄中英等。另有部分干部被加上其它罪名，作复员处理。
二、一大批干部被无端地戴上“三严重”帽子分配到各军区农场劳动。所谓“三严重”，即有严重历史问题，严重社会关系问题，“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被分别戴上这三种帽子分配到农场的干部约有80人左右，约占干部的29%左右。每个下放的干部档案中均有“三严重”材料，并规定劳动后分配工作“不能提拔，不能任正职，不能做政治工作”。这些干部精神上备受摧残，思想上、政治上受到极大压力，在工作和生活中受到各种歧视。其留京的家属和子女也均受到牵连。
三、被划为尚未最后结案的部分干部，发配到驻河南的部队农场，继续接受管制劳动和审查。这些干部共十人，他们是：华楠、冯征、张秋桥、王焰、毕永畅、宋琼、栾保俊、楚汜、黎亚、王宇。这批干部在军报中平均年龄比较大一些，十人负责200头猪的饲养任务，脏活儿累活儿都得干。从1970年至1972年进行管制劳动达两年，同时接受政治审查。
四、一些职工和战士也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调离工作岗位或返回原籍。炊事员张述来、郑发、衡起良进了“小学”交代问题；石国文、任厚杰和进过“小院”的宋元成、郭志全，均被辞退返乡，自寻出路。战士郎春喜、李富作复员处理。

http://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2&t=1649

tuffy05

战斗队的可悲命运

运动开始后，在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煽动和影响下，……多数干部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积极性，被调动到极致程度。由于受到蒙蔽和压力，一些干部的心态完全扭曲被动，斗争直指各处副主编以上的特别是社一级领导干部，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般干部之间有的也互相厮杀，一时间，刀光剑影，人人自危。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表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革命性，战斗队组织如雨后春笋，多如牛毛，发狂般地投入战斗，写了数量不等的大字报。据不完全统计，运动开始后出现的战斗队计有：革命造反突击队，新革命造反突击队（革命造反突击队于1967年8月23日分化更名）、追穷寇战斗队，革命硬骨头战斗队，韶山红旗战斗队，无产者战斗队，秋收起义战斗队，无畏战斗队，环球赤战斗队，高炬战斗队，伏虎战斗队，星火战斗队，红新兵战斗队，红旗战斗队（A），红旗战斗队（B），遵义战斗队，延安战斗队，井冈山战斗队，云水怒战斗队，金猴战斗队，五敢战斗队，驱虎豹战斗队，红彤彤战斗队，青山战斗队，飞鸣镝战斗队，八五战斗队，中流击水战斗队，永向东战斗队，铁扫帚战斗队，从头越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揭老底战斗队，征腐恶战斗队，八八战斗队，争朝夕战斗队，红流战斗队，永红战斗队，风雷激战斗队，红世界战斗队，红兵革命造反战斗队，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独胆作战战斗队，烈火战斗队，平型关战斗兵团，理评战斗小组，革命到底纵队，造反有理纵队，红色造反兵团第一纵队，东风造反兵团，古田战斗队第一小组，古田二队爆破小组，斗争中学战斗小组，风雷战斗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揪住不放小分队，打落水狗小分队，民兵处革命造反同志，战斗组，战斗小分队，革命造反兵团筹委会，新革命造反兵团，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
上述69个战斗队、战斗组等出现的集体组织中，人数最多的是红新兵战斗队，共有30人次是向阳战斗队，共有15人，有的处有几个战斗队，有的处只有一个战斗队，人数不等。
除战斗队组织外，有的是以个人名义进行活动，写大字报和小字条，共有19人。他们是：红痞子，一柱峰战斗兵，学游泳，井冈山人，长缨在手，换新天，自新，斗私批修，新卫兵，卫东，革命造反者，小牛评，无穷，痞子造反兵，革命支援兵，一反修兵，公社一战士，兵团一战士，一革命群众。此外，署名造反战士，革命同志等个人活动者比比可见，这里不作统计。
1967年底由新革命造反突击队操纵成立了最大的“大联合”造反组织，即“8·23公社”，受其直接管辖的有十个“连队”组织。他们是：红军连（军事处）、红政连（政工处）、红时连（时事处）、红通连（通联处）、红理连（理评处）、红记连（记者处）、红文连（文化处）、红直连（总编室）、红勤连（秘书处）、红民连（民兵处）。成立这些连队，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大联合的目的，一大批被认为是反对肖力的和有问题的干部，以及所有中层干部，均被排斥在“连队”以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后的清队中被关押审查，被当成敌人对待，加以虐待和折磨。
多如牛毛的群众组织战斗队应运而生，其政治命运是十分可悲的。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绝对服从，充当工具。由于肖力的特殊政治身份和革命造反突击队的绝对权威，所有战斗队均自觉或被迫以突击队马首是瞻，指到哪里打到哪在，真正做到了绝对服从。突击队一声号召，一点信息，一句话，一个眼色，战斗队便团团转，以大字报表态紧跟，很少过夜。例如“1·13”事件后突击队提出砸烂旧社党委，进行彻底改组，于是战斗队和个人很快贴出了65张大字报，表示热烈拥护。1968年下半年开始清队后，战斗队在突击队的指令下，也毫不敢怠慢，掀起了抓人揪斗狂潮。
二、思潮有异，舆论一律。在肖力和突击队极左思潮煽动下，有的战斗队虽也存在某些不同观点，但没有表达的自由和勇气。一种不容置疑的现象是，对肖力的言行有质疑就是反革命，对突击队有意见就是别有用心。有的战斗队提出点新鲜观点，则自言自语被扣上“抢旗帜”帽子；有的表态不够积极，也常常被说成是干扰突击队的“战略部署”。总编室一个战斗队的大字报忘记写“打倒胡痴”的口号，便被追究同突击队“唱对台戏”。还有一个战斗队表示不同意某当权派是敌我，便立刻开会遭到围攻。令人奇怪的是，在战斗队张贴的诸多大字报中，人们从示发同有反对肖力和突击队的观点的，但在清队中却有36%的干部被扣上反对肖力和突击队的帽子，无情地予以关押审查。另外还有未被关押但被审查的38%的干部中，有的也被扣上“反对肖力和突击队”的帽子。这种红色恐怖下制造舆论一律的不正常现象，在当时任何一个开展“四大”的单位都是罕见的。
三、惨遭镇压，命运多舛。运动开始后，虽然绝大多数战斗队都无限忠诚，无限热忱，无限信任地紧跟肖力和突击队，遗憾的是“假洋鬼子”不准阿Q们革命，阿Q们也无可奈何。肖力和突击队将战斗队基本分成三类：一是保守不革命的，二是过左过激的，三是由“牛鬼蛇神”所把持的。他们均属不可信任，不可依靠的异类。这些战斗队的中坚分子在后来清队中大都被收拾殆尽。其中金猴、五敢、平型关等五个战斗队的命运最惨，寿命仅存一天，拥护突击队革命行动的大字报墨迹未干，即遭到镇压。古田战斗队也很惨，“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言犹在耳，即有四人被关进单间牢房中。1968年上半年清队开始前，所有战斗队实际上均已解散，荡然无存。
四、自作多情，不识时务。1968年上半年赵易亚主持党委整风时，由13名中层干部组成的青山战斗队（人称“十三层”），先后贴出了两张拥护整风、落实解放干部政策的大字报，但新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8·23”大字报后，青山战斗队即垮台。青山战斗队的悲剧在于，当时中层干部（处一级）本属当权派，是运动中揭发批判的天然对象，但他们竟然也组织成战斗队，对运动说三道四，自然要被肖力和突击队看成是一股复辟逆流。群众虽也钦佩青山战斗队的章文龙、林平在开门整风会上发言的勇气，赞赏他们的观点，但也为其捏一把汗，戏称他们“自作多情不识时务”，后来果然不幸言中遭到镇压。青山战斗队主要成员有：林平、石青野、高寄语、章文龙、王素之等13位中层干部，“青山”乃“踏遍青山人未老，继续革命向前进”之寓意。“十三层”的下场，反映了肖力和突击队反对和仇视一切老干部，打倒一切老干部的极左思潮本质。“8·23”后，大多数中层干部迷惘不知所措，对军报运动前途持悲观态度。1967年冬，林平写了一首题为《惶惑》的七言绝句，很具有代表性：“火烧炮打人皆勇，路线斗争我糊涂。非是是非非或是，自甘落后夜攻书。”
1968年下半年以后，肖力和突击队演了一出按照他们的某种标准发展突击队员的滑稽戏，以表明他们团结大多数群众，表明突击队是一个群众性组织。但人人都知道，虽然发展了一大批突击队员，队伍浩浩荡荡，但这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摆摆样子，实际上还是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把自己认为有问题的人，旧势力、保守势力、处级干部，绝对排斥在外。在此之前，甚至连普通的群众组织（如823公社、红色连队）也不允许加入。
“红色政权”的最后崩溃
突击队企盼在广大干部的“白骨”上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永远巩固，被打倒的广大干部永世不得翻身。他们在1969年8月23日散发的一份《决心书》中，是这样道出心声的：“我们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的面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要警惕和继续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坚决保卫肖力表示慰问军报红色政权。如果阶级敌人胆敢兴风作浪，我们将发动群众，再一次把他们斗倒斗臭！”他们准备同“红色政权”同生死共存亡，叫嚷着：“我们一定要坚守住军报这个重要无产阶级舆论阵地，就是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我们也决不后退一步！”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极少数造反派有时仍打着肖力的旗号，做一些很不得人心的事，继续打击干部。他们曾在干部中强制开展所谓“四想一查”活动（想想毛主席、林彪、江青、肖力是怎么说的，查查自己是怎么做的），继续向干部施加压力，但理睬的人不多，也没有什么效果。他们还拍马溜须，大搞形式主义，筹办了一个所谓学习肖力优良品质展览会，强迫大家参观学习，而所展出的木床、椅子、办公桌、脸盆、暖瓶一类肖力的工作和生活用品，实际上是临时东拼西凑的，在干部中影响不好，受到一些干部的嘲笑。
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展的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极少数人在“四人帮”的操纵下，继续玩弄各种卑劣的手段，制造各种花样翻新的政治帽子，迫害和打击广大干部特别是社领导干部，由于遭到广大干部的抑制和斗争，虽然搞得乌烟瘴气，嚣张一阵子，蒙骗了一部分群众，但政治颓势已定，已经没有“文革”初期那样大的能量和那种神气了。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极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文革”的灾难岁月已经结束了，那个作为囚室的“小院”自1968年4月开张，至1969年3月10日已经关闭。被迫害的干部从20世纪70年代前期开始，已陆续全部得到平反。粉碎“四人帮”后，极少数人已得到批判和处理。俱往矣，回忆肖力和突击队在“文革”中，其权势何其咄咄逼人，他们的话不能说“一句顶一万句”，也能顶五千句，但如今早已无可奈何地化为水中月镜中花。英国诗人拜伦有几句诗：
人啊
你这虚伪的片时客户
权力腐蚀你
奴役更使你卑污
谁把你看透
就会鄙弃你离开你
这就是他们的写照。泪干了，血消了，当我们同全党全国人民痛苦地翻过这一页沉重的历史时，我们不能不想起那句名言：“真理是时间的婴儿，而不是权威的婴儿。”

本文系为纪念《解放军报》创刊40周年而作，初稿原载1995年4月8日第1395号《军报生活》，2011年重新修改补充。

读完肖力给李南高的4000余言密电后，引发了我的很多思索。关于她的个人性格，政治品德，“文革”中的立场观点，以及当时对党的广大干部的基本估计等方面，密电从一个侧面作了比较清晰的注解。
最鲜明的一个特点是极左思潮根深蒂固。根有多深，蒂有多固？看看军报被打倒和受迫害的有多少人，设有多少私牢，有多少非人的规定，以及对广大干部作了怎样荒唐的估计，也就无须多说了。事实证明，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模式，支配着她的头脑，着她的全部社会实践。在肖力的眼睛里，军报除了极少顶级造反派外，大都是不革命、反革命和不可信任的人。她在密电中提醒同伙：“对左、中、右、偏右的，保的，甚至已关押的干部，都要调查了解。”她一再说：对待张秋桥的文革势力，对保胡（痴）势力，对夏敏之一类的老造反派等方面势力的动向，都要严加注意。就是对紧跟突击队的陈金元、廖初江和上升的造反派刘东升、富强等一帮人，也要注意其言行，不能随便表态。甚至对军报组、对军宣队、工宣队，也决不能放松警惕。令人惊讶的是，就是对最早在一起“闹革命”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七个战友，也丝毫不手软，竟有四个人被打成反革命和列为异类。“左”到这种程度，“革”到这般地步，最后哪有不众叛亲离和分崩离析之理。刚涉世的文弱女性怎么会这样“左”？
有的同志认为，她有那样的老爸老妈，在那样的家庭和政治环境中生活成长，不“左”得出奇才是匪夷所思。
另一个特点是严重扭曲的双重。“文革”开始时，对同她在一起工作的干部关系尚不错，甚至“叔叔叔叔”叫着，声称“我爸我妈让我到军报向叔叔阿姨来学习的”；对胡痴、赵易亚关表面上也显得格外尊重，但在风云骤起的第二天，这些干部却都成了她的刀下鬼。肖力和突击队在讲话和大字报里反复地讲：“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对干部一定要坚决落实政策”，但在同时期的密电中，却换了另一副面孔，指示突击队面对广大干部“要沉住气，不要慌，让他们表演，不动声色地继续搞，总有一天他们没有好下场”。“他们要想刮翻案风，要顶住，也不要降级”。清队前，肖力曾找薛真、李方诗谈话，说了不少安慰他们和要落实政策的话，希望他们正确对待群众，要坚持工作岗位。但未过多久，清队的恐怖号令一响，他们二人便立即被投入私牢之中。肖力也曾同我谈过一次话，口气倒也和蔼平静，批评我的思想“确实保守”，但保守派也可以变成革命派嘛。此次谈话使我很受鼓舞，同一战斗队的杜淑芳甚至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时间不长，突击队即把我打成反革命，用暴力把我弄成残废，最后关押了八个月。突击队队员武将心直口快，愿意谈些建设性意见，肖力对此口头也表示欢迎，但同时却在密电中命令突击队：“要彻底清算赵易亚的小黑爪牙、反革命分子武将的滔天罪行！”武在经过批斗后被开除党籍军籍，关进监狱。这种可怕的扭曲的双重性格——口是心非，翻云覆雨，也许是所有造反起家的人的典型性格。
心计多端，城府很深是肖力的第三个特点。她曾三次告诫突击队在活动中要讲究策略，对广大干部的活动，“要不动声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到火候不揭锅”。这种含义的话我们听来好生耳熟，那是江青曾经讲过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也是对当年反右运动中“引蛇出洞”和“阳谋”策略，所作的非常具体和形象的注解。肖力对到军报落实干部政策的工宣队、军宣队，曾经表示热烈欢迎，但主意刚落，她立马变脸，敲打着突击队要头脑清醒：“既要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要心里有数，不能和底端。”突击队还诬蔑工宣队是“工贼”，直到逼迫他们作了检讨。在这种阴暗思想指导下，军报“文革”中的各种反常行径和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
古人有言：“无心而误，则谓之过；有心而为，则谓之恶。”除前面几点外，我们从附录的肖力的密电中，也许还能见识到更多的内涵。
肖力秘密电话及谈话记录
一点说明：此件原题是《肖力同志电话指示》，是“革命造反突击队”李志高拟的，不甚准确。准确的题目应该是《肖力秘密电话及谈话记录》，因为其内容都是肖力在夜深人静时打电话或亲口对李志高讲的，是高度保密的。
1968年初，肖力就不在解放军报社了，公开的理由是“离报社休养”，实际上是让当时的“军报组”取代她在报社管事。1月4日，肖力给李志高打电话说：“这段我不来，各种人要表演，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动声色”。2月24日，她又让李志高等人向“军报组”负责人张宗文，传达她的两点指示，李志高是这样记录的：“告诉张宗文，一、第一期学习班不要写以她为领导。肖力同志说，她不贪别人之功为己功，更不贪别人之过为己过。二、以后肖力同志不在报社，所写的一切报告都不要提在她的领导下。”但是，肖力却凭借她通天的政治背景横施淫威，在幕后操纵解放军报社的运动，为巩固她亲手夺来的“红色政权”而谋划，而斗争。给李志高打电话，是肖力在幕后操纵、控制报社运动的主要手段（她也曾几次于清晨时分到报社向李志高等人面授机宜）。李志高把肖力自1968年1月4日至1969年1月某日在电话里给他的指赤和当面密谈的内容记录了下来。从这份记录里，我们能看到肖力在解放军报社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制造大量冤假错案，肆意迫害干部和一般群众的内幕。因此它是一份十分难得的，具有很高研究价值的材料。
1977年1月，在粉碎“四人帮”的的“揭批查”运动中，肖力所依靠的“四个小将”之一的刘福山，给记者处党支部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具体介绍了李志高记录“肖力指示”的过程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我想，在抄录《肖力同志电话指示》之前，先见识一下刘福山这份揭发材料，对于读者了解事实真相会有所帮助。
解放军报记者处党支部卡片：刘福山关于肖力讲（电）话记录的交代，1977年1月24日送交记者处材料组，编号17，共三页。刘福山所写材料的题目是《关于“肖力指示”的材料的揭发》。全文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肖力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实际上秉承江青的黑旨意，在报社极力推行打击一大片的错误路线，严重破坏了报社的文化大革命。肖力经常给李志高打电话，作所谓指示，这些李志高均有记录。凡肖力作“指示”，都是找李志高接电话，李志高也自称他是代表肖力在报社工作的。只有一次，因为我们突击队内部发生争吵，肖力与金锋、陈贻林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是轮流接的），让我们不要闹别扭，要团结。
1970年报社总评时，群众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批评，当时张志同志根据群众的要求，让李志高把“肖力指示”整理出来，上报军委办事组。李志高说，肖力这些指示是给他的，说不让给任何人讲，能不能整理拿不准。张志同志让他先整理出来再说。后来李志高把整理出来的一本草稿（大约七、八千字，反正很厚）交给我，让我帮他复写两份，我复写好以后，连同草稿都交给了李志高。李志高曾讲过先送一本给肖力，并讲了核心小组让他上报军委办事组，看是否可以。后来一直没有核心，办事组也没有送。九一三事件以后，李志高还讲过，多亏没送办事组，要送就坏了。
长期以来，李志高是把“肖力指示”当成私有财产保存的，他每次传达“肖力指示”都说肖力讲不让记录，这一点当时各处管运动的人都知道。他的记录本也是随身带着的。据以上情况，李志高应有“肖力指示”记录本一件，草稿、复写稿各一件。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有关“肖力指示”的情况，我自己从未保存肖力所谓“指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另行检查。
刘福山1977年1月23日
下面是李志高记录的《肖力同志电话指示》的全文（错别字加括号订正，标点符号和年月日的书写等保持原样）

六八年元月四日
你要发挥大作用，起码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要挑重担子，要头脑很清醒，要争气。不要做坛（昙）花一现的人物，要兢兢业业。
这段我不来，各种人要表演。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动声色，你要起带头作用，无论从那（哪）方面讲，你都要挑重担子。
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决不排除反复，决不能人云亦云，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要坚持原则，但要讲究策略。
请大家独立思考，要冷静。
另外，新干部到报社后，要挑选三、四个尖子，要有魄力的，有思想的。

六八年元月十三日
要把锋芒收敛一下，不要和别人吵，要靠边站，不然要出问题，要冷静，你们要改变方针，要夹起尾巴做人，但不能放松，还要战斗。我们队要经常有活动，不要不懂策略，要把看到的都记下来。

六八年二月二十四
敬爱的江青同志接见了我和刘福山同志，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从江青同志那里回来，肖力同志让我们向张宗文传达她的两点指示：一、告诉张宗文，第一期学习班不要写以她为领导。肖力同志说，她不贪别人之功为己功，更不贪别人之过为己过。二、以后肖力同志不在报社，所写的一切报告都不要提在她的领导下。

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凌晨三点肖力同志来电话，指示我办好三件事：
一、我（肖力同志）不在报社，写报告一律不能写在肖力同志领导下，这不是谦虚，你务必告诉张宗文。
二、要把江青同志接见你们的事讲给总编小组、军报小组、夏敏之等人，大造舆论。如果有人问你们，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你们就回答江青同志只听我们汇报，没作什么指示。
三、标题和社论都不要管，只在统稿时注意，他们要砍版面组，一般坚持，如果他们硬要砍，就让他们砍去。总编组和版面组都是大泥坑。

六八年三月九日
今晨四时，肖力同志工作了一夜，特意来看我，我心里很激动。我向肖力同志汇报了一些情况，肖力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军事博物馆任远志（任弼时女儿，编者注）的问题，将来势必牵到唐建亮。
二、路线问题为主的宣传一定要坚持，如他们坚持四分之三的宣传，你可保留意见。
三、肖力同志问我报社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答：江青同志讲的，缺乏一种凝固的力量。肖力同志说：他们也凝固，但不是真正的革命的凝固。

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肖力同志于今晨四时左右来到报社，肖力同志指示我们，要不动声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到火候不揭锅。

六八年六月七日
肖力同志约我到钓鱼台，我汇报了报社的情况。肖力同志指示：揪坏人光看看历史，不搞透，这样不行。肖力同志最后嘱咐我，不要树敌过多，要和同志们搞好团结。
六八年六月三十日
一、对陈金元要帮助他，要观察一段看他行不行，陈金元的情况要随时向我报告。
二、要搞好队内团结，但要掌握原则。
三、暗示富强和刘东升注意情况，并要他们可以通过保密给我反映情况。
四、武将的材料，他要撤版面组，我和小金都可以做证。
五、要在各处找同盟军，不要孤家寡人。

六八年七月一日
对军委办事组要尊重，对下面的工作人员要尊重，但是要多思考问题，多想一想，要动脑子，要头脑清醒，有什么情况和意见要先向我反映。
不要出头露面，要暗使劲。
夏敏之让我来报社取纪念章，你告诉他，他爱给不给，爱怎么办怎么办。
要团结新同志，多与他们联系。

六八年七月十三日
对刘东升、富强不要表态，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动声色。
要注意张氏文革、保胡势力和所谓夏敏之这些造反派三方面的动向。
他们搞薛真的矛头是对向我的，他们寄来的材料是不过硬的，我还要看。
我上次在军委办事组批评你是爱护你，不这样就不能平大家的不服，要给李作鹏同志写个检讨，起码是不尊重了吗（嘛），对李政委的指示要坚决执行，但要给我报告。
不要忘了你的性格，要夹着尾巴做人，要搞好三人的团结。
陈金元可能要改组你们版面组，你要注意。
你看看那（哪）些人好，就让他给我写信。

六八年七月十六日
对武将要狠狠地斗，武将的问题上面已经点头了，上面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是很大的领导，你知道吗？
刘东升是不是要夺权，报私仇，他要求我给他们派两个人。对刘东升、富强都要小心谨慎，要冷静。对他们谈的情况要清醒。可以做工作，但不要直接让他们干什么，对刘东升他们要做工作，使人觉出你们在做工作就不好了。
对张氏文革不明确表态，先不要表态，但要暗做工作，有两个可能，一是个别人问题，二可能是一托（砣）子。这要看材料，可把情况告诉我，你们心中要有数。冷静待动，不要锋芒毕露，有情况要告诉我。服务组规定揪人要报告服务组，实际上是压。你想，方抚时我怎么好表态。

六八年七月十七日
第一次电话：
告诉刘东升要和服务组搞好关系，但要大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所有这些都要讲究策略，不要让人家看出来我在那里告诉该怎么搞，但是要大胆作（做）工作。第一要大胆，第二要谨慎。
（当我谈到富强同志告诉我，张氏文革开黑会时）肖力同志说：需要从一个薄弱环节突破。
第二次电话：
肖力同志看了我们送审的关于批判武将的大字报，指示说：标题定为《彻底清算赵易亚的小黑爪、反革命分子武将的滔天罪行》。
不要把队内的重要核心情况告诉刘东升他们，一般的情况可以。比如对方抚时的看法不一定讲，但心中要有数，可内部掌握，要全面考虑。
林付（副）主席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同志和我，作了重要指示。
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把我去报社的情况，写个报告给我，了解各方面的反映，注意保密。
肖力同志问：什么时候揪的方抚时？（我答：是星期日）揪之前和你们讲了没有？（答：没有）那就好。
肖力同志指示写个坚决贯彻林付（副）主席七月二十五日接见军委办事组首长和肖力同志所做的重要指示，这是关系到军报方针的大事，要坚决照办。

六八年八月七日
（肖力同志几次来电话）
主席送芒果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从来没有的大喜事，这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突击队要表态。
主席第二次为我们的宣传要点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这也是报社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我们要写大字报表态。肖力同志还嘱咐，两张大字报都一定要争取第一个贴出。
（这天，肖力同志和黄总长、文元、吴付[副]总长、李付[总长]一齐[起]到报社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军报的重要批示。传达完回去后，肖力同志打来电话，指示我做如下几件事）
一、和齐景昌联名建议总编小组要坚决认真贯彻执行主席的重要批示，要赶快研究方针，提出措施来。
二、建议和红新兵、吴玉善、刘东升、陈贤德等维护红色政权的人联名写大字报，写两个倡议大字报。
第一个倡议，结合报社运动学习“八·五”社论，指出在我们报社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不是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心眼，背着红色政权另搞一个班子，搞多中心，他们就是妄图夺权，推翻红色政权，这是办不到的。大字报的最后呼吁：报社的一切革命的和要革命的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保卫红色政权。
第二个提议，认真学习和领会主席的伟大批示，对这个批示的态度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第一步讲欢呼，第二步讲伟大意义，第三步讲呼吁广大群众、干部办好报纸。
肖力同志一再指示。要注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肖力同志讲，我们要搞大动作，不搞小动作，大字报要有爆炸性的效果，要软中有硬。
（肖力同志指示我把她这些话用我自己的话讲）

六八年八月八日
肖力同志来电话提出扩大突击队，红新兵、吴玉善、刘东升、陈贤德都可以。
我们要经常总结经验。
要注意张（氏）文革、服务组、总编组的情况，随时汇报。

六八年八月九日
肖力同志今天清晨亲自到报社和我们研究议定发展队员名单，以及公告内容。肖力同志指示以发展突击队的方式，组织报社的阶级队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当时有的同志画了同心园[圆]，肖力同志点头同意）
肖力同志当时强调两点：
一、大多数群众是好的，不要搞得人人自危。
二、反对红色政权就是反革命，可公开出面搞。

六八年八月十日
肖力同志电话指示：密切注意斗争形势，发展以后要积极活动，今明两天应开大会。
一、讨论报社形势；
二、讨论发展后的反映；
三、讨论第二批发展。
总之，要加紧动作，又要注意策略。
小李，你是我们队的老队员了，要发挥核心作用，要谦虚谨慎，每次军委办事组接见都得去，你不出面谁出面，我们战斗队到这里要出面。
你们开始提出揪出代（戴）惠安，付（傅）大庆再发展，我考虑尊重你们的意见，才讲可推迟发展。
六八年八月十一日
第一次电话：
你们要注意策略，不要打击面过宽，群众起来了，你们要掌握好。
有关的人要做深刻的检讨和揭发，但不一定作敌我矛盾处理，不然揪一堆人怎么定性，我们作为主导力量，要讲究策略，一定要讲究政策、策略；二又不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对于他们阴谋颠覆红色政权，散布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反动货色，要坚决彻底揭发批判，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但要注意策略。
我的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我们战斗队的几个核心同志可先讨论，然后战斗队集体讨论，要把讨论的情况报告给我。
第二次电话：
我和你讲的情况告诉了齐中颜（彦），让他整理一个稿子送来，寄给我，不许外传，同时转告陈金元，红新兵战斗队的几个核心成员知道就行了，你要督促齐中颜（彦）执行。
对新同志要热情，要经常有活动，否则死水一潭，在报社要形成凝固力量。
要发挥其他人作用，抄抄写写可让给别人，不要你们三个人疲于奔命。
第三次电话（七时二十分）
你告诉齐中颜（彦），我对他的那些指示，要他整理出来明天送给我，我审查后，通知他传达再传达，在没回话之前，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陈金元），如果违反，党籍处理。
军委办事组召集服务组开会，你和小金去，服务组剩下六个人都去。你们去主要听他们讲，不要发表意见，要发表意见最后讲，要逶（委）婉，尊重办事组，讲的内容就是我给你们讲的内容，特别要强调揭发批判，有什么揭什么，他们想颠覆红色政权，散布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反动的，不允许的，当然要注意策略。
肖力同志问，揪出张（氏）文革有多少人？（答：十多人）肖力同志说：这十多个人是不是都是敌我矛盾，张（氏）文革十个人不一样，要把材料整出来，从实际出发。你们揪这些人都没有报告办事组，是群众自己揪的，要赶快整材料。
我讲的这些可在队里传达，总的是要大胆，又要谨慎，不能挫伤大家的积极性。

六八年八月十三日
八月十日的《军报生活》，主席看了，作了重要指示，我们队要写大字报欢呼。对于这样一个具体的单位，主席一再地作重要批示，这是从来没有的。这说明主席为首、林付（副）主席为付（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们军报红色政权的关怀，也说明军报这个舆论阵地的重要。在报纸工作上，我们都是新兵，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这项工作，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阵地，决不退让，我们要为毛主席、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争气。
你们送来的报告我看了，同意你们的看法，前提是大揭大烧，狠揭狠批，他们要颠覆红色政权是严重的问题，这是决不允许的，在强调大揭大烧的前提下讲究政策、策略。
古田战斗队搞了一系列阴谋，他们攻击我们很恶毒的，他们背后可能有走资派，要彻底揭发批判，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不能手软。
前一段运动自流，责任要由服务组负。
我们大字报中要点服务组的名，服务组是右的，不能引导大家，有时成为运动阻力，群众对他们基本上还是信任的，希望他们不要撂挑子，不要成为阻力。
办事组的指示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发展问题，红新兵可大量吸收，中层群众要争取，不要搞小脚女人，但是有一条，搞两面派，阳奉阴违的人不吸收。陈金元、齐景昌都可吸收，实在不行和他们并队，要建立一支凝固力量。红勤连职工、战士只要政治上没问题，对我们态度好，就可吸收。要大量吸收，不要搞小脚女人。没有群众就没有一切。
当前这场斗争是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不知你理解不理解。
要注意芮淑英，这个人很坏，她在大字报中还在影射攻击我，她挑拨我们和三军的关系，对古田队要密切注意，有情况随时报来。
六八年八月十四日
为什么立足揭发批判，要放在第一位，因为有很多问题都没搞清楚，如第二套班子，张（氏）文革等等，不强调这点，怕有人误解，也怕有人捞稻草。因为办事组首长了解报社情况不够，对揭发批判强调不够。
现在运动处于自流，和服务组有关。他们有的有账，有的“心有灵犀一点通”。现在他们不能因为掌握政策而压制群众。现在炮轰夏敏之、黄宗（中）英很重要，尤其是黄。总之，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错打一个好人，尤其是不放过一个坏人。

六八年八月十五日（晨、晚两次电话）
你们的大字报有许多不妥之处，要修改，我强调大烧大揭，同时强调掌握政策。大字报不要急于贴出，看一看，等有变化后再贴出也不晚，先不急，改好后给我寄来。要注意发展，现在又在搞右翼势力了，要注意新动向。我们队敢于革命，但不善于革命。你们年轻，我惦着你们，怕你们犯错误。
可在我们队传达我给你们三个人的信（关于加强突击队建设的信）和我对服务组的指示，然后写个反映来。
发展对象一个是红勤连战士、职工，一个是红记连，一个红新兵，只要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对我们态度好就吸收，要最大限度地发展。把名单送给我。
刘东升这个人虽然还革命，但告诉他不要从私字出发，他们处揪几个人是不正常的，要从公字出发。
现在当务之急是稳步大胆地发展，这个问题要提到日程上来，没有群众就没有一切，我们要争（取）群众，只要我们有了群众，一切问题都好解决。每个处都要有我们的人，要削平各处的山头。成立一个大山头，但削平山头是实质上的，不是形式上的。各红色连队还可存在，红新兵还存在，将来怎么办，要跟（根）据形势发展而定。
我们要掌权，各处我们的人也要把权掌起来。
大字报先不忙，到关键时刻再贴，运动可能有反复，到那时再贴也不晚。
我们要谦虚谨慎。
你们老揪人，这不好，不是罢官运动，要大揭大烧，把问题搞清楚。听说有些人揪人不向队里报告，这不行，应向队里报告，突击队应统一步伐，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和外面串联可放宽些，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要拿出“一·一三”、“八·二三”的精神，要连续作战，这是战斗，这是阶级斗争。

六八年八月十八日凌晨
肖力同志说：第二轧钢厂给我们送蜜桃，这是工人阶级的心意，我们要写个倡议，建议去清华等地慰问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主席支持我支持。
发展问题要提高到我们队最高议事日程，你们的名单可稍增加，薛义（毅）、郝建国这些人怎么样？各处最好一个老同志，一个新同志。发展问题，一、历史清白，政治上没有问题；二、运动中表现好的。我们要有原则，千万不要把两面派吸收进来。
我们要主动，抓紧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揪人要很好讨论，应该大烧大揭，“黑班子”，“一·二○”事件都要弄清楚。
红新兵从基层发展，陈金元入队问题，你们三个人找他谈一次，说：“我们欢迎你入队，但你是红新兵的勤务员，你入队会不会削弱你们红新兵。另外到了我们队要受拘束，不能随便干，要服从总战略。”

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凌晨
你们发展的名单我看了，同意。出公告用红纸。把你们的倡议大字报送一份来。把军委办事组对总政文化大革命指示送一份给我。
你们的工作很不得力，我那封信是关系到我们队命运的，你们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要动脑子，特别是你，不要老字（子）自居。不能什么事都要我说，你们这样下去会被淘汰。当然还是信任你们的。
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凌晨
送来的队章我看了，我加上了一些，你们要好好讨论一下。很多事情你们几个人先议论一下，报给我，我批准了再执行。
要主动出击，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军委办事组的指示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军委办事组对报社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让小金跟服务组讲一下，建议语境传达，为什么不可以传达，有反复怕什么？对你们也是锻炼嘛。
注意陈金元的动向，并和小刘小金找他谈一次，入队自愿，出队自由。
你们有什么看法，随时报来，不要老让我讲。

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你们三个人对陈金元讲，我的那封信为什么不及时送回来，这是个政治问题，是对主席、江青同志和肖力同志的态度问题。讲时要违（委）婉。
关于报喜问题，你们问陈金元，服务组为什么不按军委办事组指示办，军委办事组明确指示不能单独行动，为什么不执行？

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你们的报告提了两个建议，一个是纪念“八·二三”问题，你们不要提，我们自己怎么好提，我们要强调大揭大批。
公社要纪念“8·23”，宣传我和突击队的丰功伟绩，这不一定是真心了。我们可提议不一定这样搞，如果他们一定要搞就随他们的便。
你们的第二个建议，想成立要害问题突击小组，如“1·20”事件，第二套班子等，进行纵深突破，我同意这样做，但不要声张，要找可靠的同志。服务组的问题也要搞清楚。总之，要害问题我们队都要纵深突破，你们还可考虑其它问题。
刘福山来信反映胡奇坤问题，这个问题不要急，你们可以调查，把情况报来。
报社的情况很复杂，李作鹏同志指示一定会引起很大反映。我们不要马上表态，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随时报来。

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听说你们和红新兵战斗队联合写了一张大字报，贴了没有？（答：贴了。大字报已给您寄去了。）那好，以后凡这些事，你们给我备个案就可以。
唐平铸的问题，你们要加紧搞，从各方面了解情况。
胡奇坤怎么样？你们可搞个详细调查材料来。宋琼是敌人，他交代的不可靠。
肖力同志问：我们队多少人了？（答：七十人，还有三十人送你审批）肖力同志讲，我们队要左右形势，我们队要把运动管起来。

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你们要稳住阵角（脚），不要慌，注意观察动向。他们主要强调政策，我们意见是既大揭大烧，又要掌握政权（策）。你们要沉住气，叫大家不要慌，要懂得这点。他们想压我们，但我们不怕，他们想刮翻案风，要稳住，也不要降级，要顶住。突击组要暗暗加紧工作。总之，要沉住气，不要慌，让他们表演，不动声色地继续搞，总有一天他们没有好下场。不急忙表态，有我顶住那（哪）。几次倡议，我们揪黑帮，他们对我们恨透了。
该作（做）的工作加紧做，比如“一·二○”、黑班子等。不要紧，怕什么。我们作（做）得对，大方向是对的，要顶住，但不要动声色，要他们闹一闹。凡事都要分析，继续革命就要揭发，不然怎么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军委办事组只是讲政策，是一个侧面，不全面，我不是说他们讲得不对，我们要全面强调。
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报来。
第二次电话：
刚才讲的这些，你们三个人议一下，讲得既策略又违（委）婉，我们队大了，会走露风声，以你们话讲，不要说我讲的。
对左、中、右偏右的、保的，甚至里的人都要了解。小院里的人要看他们和外面有没有联系，有没有串联，如方抚时等人，但要作（做）得自然。
让他们暴露，不动声色，这个翻案可能和总政有联系。要不动声色，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点很重要。
要调动队内积极因素，但最后你们要把关，我们大字报要从分析形势入手，要有针对性，大字报不要忘了辩证关系，又要重点突出。大字报不要轻易出，想好了再出，想成熟了再出。强调大揭大烧，最后还要讲政策。
突击小组要加紧动作，三个组或更多的组，向纵深突破。
你们三个人要拧成一股绳，你是老队员，要起到老队员作用。我信任你的，你有什么事要及时报告我。
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肖力同志说：我现在兼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报社我也管，两头都要管。这件事，你在适当的时候可在全社传达。
二、对宣传队的同志，你们要特别热情，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尽我们所能地帮助他们，支持他们。你们要兢兢业业，不要骄傲，不要翘尾巴，要和宣传队搞好关系，你们开会最好告诉宣传队，也可请他们参加。但要掌握分寸，如队内的核心组开会就要考虑。对宣传队即（既）要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要心里有数，不能合（和）底端，如果他们完全信任我们，我们也全部信任他们，也可能要有个过程，慢慢来。
三、请你转告宣传队，我热烈地欢迎他们，早就盼着他们来捅军报的马蜂窝了。
建议宣传队的同志也要抓生产，要有少数人，至少一、两个人，要熟悉报纸情况，你们不一定要跟班。我希望他们了解报社的整个情况，生产上也要熟悉，我欢迎他们站（占）领报社的一切阵地，报社的人要全面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四、我们队对当前运动要有个部署，如发展问题，对报社的各阶层的分析，今后运动怎么搞？有什么打算等（包括对宣传队的关系），要认真讨论一下。
发展问题，你们提个名单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五、你们要形成核心，各处至少要有一个我们队的坚强核心人物。
六、主席讲了清理阶级队伍关键是个准字。我们报社要注意这一点，对揪出来的人要区别对待，注意政策，对这些人能挽救的就挽救，但对于死不改悔的就是另一回事了。
对夏云成要宽大（夏云成，当时任解放军报社秘书处副处长，社内唯一的老红军，曾担任朱德同志的警卫员，因在批斗“1·20”案件受害者、秘书处打字员芮淑英时，呼喊“打倒小芮”，被人听成了“打倒肖力”，当即遭到批斗并被抓起来监禁了几天。“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他被勒令进“清队学习班”学习，随后就背后上“自觉反对肖力”的组织鉴定，携家眷被发配到驻广西某部农场劳动改造，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调回北京——作者注），他要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放了他他还会表演的，如果他没有历史问题，我们先不动他，这个态我们要表。
军报在人民日报那几个人的问题，还要军报来揭，要调查研究，掌握材料。揪出唐平铸、冒雨吉，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军报是很关心的，这是党的喉舌。
七、肖力同志最后说：我身体不好，先不能到报社看大家，请问我们队的同志们好。肖力同志一再嘱咐，报社很复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肖力同志说：在报社要特别树立主席、林付（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威望，我是他们的代表。

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我们突击队要有所突击，要有所突击就要做到情况明、行动有计划。
全面情况都要议，你们议了后写一个报告来，不一定等我回答，备案后你们就可以行动，凡是有关办报的事，你们总编小组都要议一议，运动上的事队里讨论，跟宣传队讲一下。
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关于清队问题，不要扩大化，我们的面有些宽了，一定要注意政策，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要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关于运动和生产部署落实问题，你告诉宣传队，让他们催军委办事组批方案，越快越好，这是我的意见。
你要兢兢业业，要谦虚，不要老大自居，一切事都要民主集中制，你们虽然年轻，不谦虚就要完蛋。你是我们队最老的队员，是代表我做工作的，要把我们队抱成团，要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成为核心。
无论运动上的事，出报的事都要民主集中制，运动上的事要队里集体讨论。出报的事要总编小组集体讨论。
六十三军是杨成武的嫡系，当然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你们要和宣传队搞好关系。你们接受他们的礼物要分清楚，要记下来。不断征求宣传队的意见，要做出样子，这个态度要常常表示。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心中有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动声色。
突击队是红色政权的核心，为什么军委办事组打电话光打给陈金元？陈金元的事要记下来，不动声色，要尊重陈金元，但心里要有数。
你们写那么多大字报干啥，大字报数量不要多，要少而精，这样就会使人看出分量，要在紧要关头写大字报。
我们队扩大了，要做工作，我知道你们很笨，但工作一定要做，团结他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要左右报社。
对报社过去的当权派，一定要派专人向他们做工作。
给我领件皮大衣，连同纪念章一起送到中南海西门。

六九年一月某日
凌晨二时和中午二时，肖力同志两次来电话：
你要以身作则，不要忘了，你是咱们队的老队员了。
宣传队对你们如何？
对陈金元要搞好关系，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老看阴暗面，阴暗面当然要看，但要记在心里，要克服你的老毛病。
你要大胆工作，但不要个人说了算，你这个人就是好武断，头脑简单。

猥琐的小角色

有道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文革”开始以来，本部门帮派小头目王建勋越来越像“君子”，唯我独革，傲视群众；包括王金、杜淑芳我们三个人的井冈山战斗队，早就背上“保守派”的臭名，越来越像“小人”，伤了元气。我们只能在背后骂他几句解气：“政治上混蛋，工作上草包，生活上腐化。”评价是尖刻些，但倒也符合他的情况。
作为本部门帮派小头头，王建勋秉承“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命令，用尽一切手段要把我们打成“反对肖力，反对红色政权”的组织。1968年8月13日下午，我正在编辑一篇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稿件，他破门面入，呼喊着口号，要把我揪到小院——私设牢房中去。他急冲冲地撕掉我的领章，命令我把衣袋中的东西掏出来，不停地命令：“快点！快点！”早已失去往日的文质彬彬，闪动着狼一样的眼睛。在当晚批斗会上宣布我“反对肖力”的罪行时，我只记住这样几条：一、肖力发出打倒胡痴、赵易亚的号召，我却坚持保他们，战斗队共写了30多张大字报，大都是我起草的；二、有的大字报竟然不写“打倒胡痴”的口号；三、明目张胆地说几个走资派是人民内部矛盾……
背着这些罪名，于是王建勋日夜对我实施逼供信，题目的内容不变：你和你们战斗队是怎样反对肖力的。这种惯用的“先关押后甄别，先定性后审查，先上纲后凑材料”的提审方法，这种先威胁一阵后反复宣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无罪到底，死路一条”政策的谋略，日渐把我逼到了绝境。在提审过程中，我一面看着被打得绑着绷带的残废的左胳膊，一面想着“突击队”对群众组织要实施“镇压”、“打倒”、“消灭”的杀气腾腾的大字报口号，瞬间感到了恐慌和绝望。我被迫承认“反对肖力”，但又苦于没有材料，真后悔我们三个观点一致的人，当初为什么没有开几次秘密黑会，没有制订出明文的“反对肖力”、“反对红色政权”的黑纲领之类，否则交代出来肯定会一鸣惊人，赚个“老实坦白”的态度，争取宽大处理，然而此刻我又不能信口雌黄，胡编乱造。
那天晚上，王建勋把我叫到办公大楼一间屋里。他聚精会神地翻阅着一摞材料，慢声细语地说：“你近来态度不好，没有交代出一份像样的材料，没有新鲜玩艺儿嘛！其实我们掌握了大量材料，革命群众的揭发也很多，你反对肖力同志的罪行是抵赖了的。”其实，我已经交代不少上纲上线的材料，例如“一贯反对肖力”、“对红色政权怀有刻骨仇恨”、“充当胡痴、赵易亚反革命工具”等等，可惜王建勋对此并不感兴趣。真是过提审关难，难于上青天哪！
疲劳战术的提审，敲桌子打板凳的提审，三堂会审式的提审，已经进行了多次，他们精力充沛不嫌累，我强打精神更不敢喊累。但案情并没有进展。
这一天，王建勋又把我叫去。他冷冷地老调重弹：“你反对肖力，一条是自觉的，一条是疯狂的，这是肯定了的。”他接着故作严肃地审问：“你曾恶毒地说肖力同志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就来到军报，说他很青年——”我急忙紧张地交代：“我讲过，讲过——”“慢！我是问你这句话的下面又讲了什么，那是很恶毒的污蔑！”后面又讲什么？我只好说：“我说她刚到军报对情况不了解，或是说他年轻没有经验，或是说她是从中南海来的……”“不老实，不只是这些！”我顿时语塞，无力地辩驳说：“我一天说过一百句话，要我讲清交代其中的某一句，很难记住。”王建勋气呼呼地说：“先把这些材料写好，补充好交来。”他于是拂袖离开。
过了几天，王建勋又把我叫去交代“反对肖力”的最新材料。我虽然讲了不少情况，但他很失望，脸色变得异常冷峻。人为了过提审关，于是小心地试探着：“我头脑里的错误思想可以不可以交代？”他急着问：“想什么？”我连忙说：“我反对肖力，有时就想起毛主席的诗词《满江红》，便套用——小小寰球，有几个肖力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令我不解的是，他对这一“过硬”的罪行材料，兴趣全无，既不作笔录，也不愿听下去，竟然一挥手让我回“牛棚”了。我感到蹊跷，或许他从中发现了在提审中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例如他要背负着逼供诱供的罪名？
一个降雪后的下午，王建勋又来到囚室提审我，呵斥我这几天在反对肖力问题上看不出有一丁点进步。我真比窦娥还冤。口头上交代了几十次，书面材料写了几十几百页，为什么还说没有一点进步？他再三地强调：休想蒙混过关，不要对胡痴、赵易亚存在任何幻想，不要只交代头脑中的“一线”、“二线”的材料，要交代“三线”的材料，为走资派殉葬没有人同情。他悲天悯人地开导我：“肖力同志是爱护你们的，红色政权是坚决按政策办事的，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他多次重复工宣队经常叨念的一句口头禅：是“割韭菜”还是“竹筒倒豆子”，主动权完全在我手里，我自然愿意“竹筒倒豆子”讲清问题，争取早日释放，怎奈“竹筒”如洗，实在倒不出什么“干货”，倒出的又不令王建勋感兴趣。我于是又问：“我头脑里想的算数不算数？”他问：“怎么想的？”我说：“我有三个原则，凡是说过保胡痴，保赵易亚的什么话，凡是别人揭发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凡是我头脑里有过的一闪念，我都会全部、坚决、完全、彻底、老实地承认，听从红色政权处理。”这位小头目对我的三个“凡是”似乎又感到索然无味，拔腿走了。
1969年2月，突然开罢几次“宽严大会”，有个别囚友竟然被释放了。几天以来，气温逐渐上升，玻璃窗似乎不再凝结薄薄的霜花，可以遥望远处的蓝天。但小院仍然像一座坟墓，死一样的寂静。囚友依旧星期一、星期四向木箱里塞陈词滥调的交代材料；同室的王焰、冯征、任登弟依旧清晨走出小院清扫垃圾；吕梁、和谷岩依旧奉命每天给囚友打三次开水；一天三餐依旧吃着稀饭、馒头、咸菜，清水煮白菜；在十几个私牢中，分别戴着58顶各种罪名帽子的61名囚犯，依旧虔诚地在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不过如果细心观察，小院似乎也悄悄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到小院提审的造反派少了，“狱卒”的呵斥声比往日也缓和了许多。
这一天，王建勋又来提审我。令我意外的是，他的态度似乎平静了一些，我甚至惊奇地在他棱角分明的嘴角上，发现了一丝别人不易觉察的笑意。但他在提审中继续反复地强调，我的政治错误仍然是十分严重的，自觉地、疯狂地反对肖力的错误性质不变。他严肃地、煞有介事地指出：“你们在运动中搞的是小团体主义，是非组织的小派别活动。”这顶政治帽子虽然是莫须有的，但是我仍然高兴，因为他没再提反革命活动了。我昨天还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那上面分明说小团体主义是属于狭隘个人主义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我还没来得及向王建勋感恩戴德，他忽然又指着我的鼻子慢腾腾地说：“你反对肖力，反对共产党，是你在日本统治时上中学接受反共教育的结果……”在这一瞬间，我忽然忍不住为他的臆断感到吃惊，因为我上中学时只有十几岁，压根儿没听到“共产党”三个字，我返回囚室重新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有关内容，突击队和造反派对敌伪统治下青年学生的诬蔑，同毛主席的教导是完全颠倒的。但我也不敢去争辩。
过了几天，按照王建勋的指令，我违心地写了“触及灵魂”的检查，反思了三个命题：一、我当初为什么进了“牛棚”——因为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肖力，反对军报红色政权；二、我现在为什么能够被宽大处理从“牛棚”解放出来——是肖力同志，军报红色政权落实了无产阶级政策挽救了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三、今后应当怎么办——要彻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一辈子紧跟毛主席，紧跟敬爱的肖力同志，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永远继续革命到底。在当时，对于这种粲花妙舌、口角春风的表态，除了能闻到一股浓浓的神坛香火味外，智商最低的傻瓜也明白，这是在枪口下不得不发出的伪豪言壮语，是弥天大谎。
回忆起这些早已褪色的30多年前的往事，我无意想责备谁，丑化谁，也不愿惹起谁的不愉快，我只想由此能引发人们更多的思索。剖析政治运动本身的丑恶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剖析在洪水猛兽的政治运动漩涡中，每个人要保持出于污泥而不染是多么艰难，有时甚至不得不牺牲原则和良知。要想扮演反胡风斗争的吕荧、“文革”中的遇罗克角色，谁都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这里的关键词是：践踏人权的暴力。
然而就是在当时，绝大多数人还是聪明地选择了沉默——自然包括有时不得不随大溜，说些违心的话。王建勋一类的人物只占极少数。例如在我所在的总编室，这种人物只有三两个，他们是在同四十几个打击对象作战，最后天怨人怨，不可能不败下阵来，遭到绝大多数人的抛弃。当然，这还必须首先决定于大的政治背景的变化。
对于王建勋这样的追名逐利，助纣为虐，落井下石，趋炎附势和自觉自愿地充当小帮派马前卒的人，我不得不称其为名利场上的孤独者和失败者，是一个“丑角”。他是高压政治运动中的产物，甚至可以说他是政治运动中的牺牲品。宋朝陆九渊说：“名利如锦覆陷阱，使人贪而堕其中，到头只赢得一个大不惺惺者。”大不惺惺者同绝大多数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王建勋在粉碎“四人帮”前夕，由于劣迹太多，日子不好过，被调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怎奈他积习难改，继续闹“地震”，向“四人帮”写陷害领导干部的小报告达30多份，还煞有介事地每份编写上号码，以作为将来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之用。但是好景不长，粉碎“四人帮”之后，组织上只得打发他带着处分回家。
王建勋是一个自生自灭的可悲小人物，他的政治生命肇始于追随小帮派参与打倒36%干部的运动初期，中兴于血雨腥风的“清理阶级队伍”恐怖岁月，鼎盛于建立“红色政权”一统天下的辉煌时刻，最后衰亡于“四人帮”土崩瓦解的末日。毫无疑问，我这里所说的“自灭”，是指他的猥琐的灵魂。他仍有条件重新开始生活。
肖力及其极少数追随者猖獗十年，其政治生命终究化为灰土。历史应该怎样作出评估？军报原文化处主编、诗人章文龙走出“牛棚”后创作的短诗《跳蚤》，写下了耐人寻味的注脚：
黑色的弹跳英雄，
靠吸血末能把自己染红。
捉住它！用十个指头不行，
据说它是龙种。

2002年12月15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