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白河：怀念王白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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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的前言

我的这篇文章从酝酿到杀青约有三周的时间。古人写文章，杀青是写作的第一步，意即刚刚开始；现代则意味着文章已完成。我刚刚开了博客，在电脑中设了一个杀青文档，在这里我既没取古义，又没取现代义，自己明白是草稿。小女在我的电脑上，见到了杀青稿，误以为是定稿，据她说读了以后很感动，便自作主张地在我的博客上发了出去（我曾经和她开玩笑说过，如果你给我做策划、推广兼秘书的话我会成为作家的，但你不能给我的文章做主）。这当然不行，其他事情小女都可以代我做主，但文章不行。因我对文字格外敏感，不能容忍文章中有自己能看得出来的纰漏，故命她立即从网上撤下。好在发出去还不到一天，阅读者也就200人左右，误人还不算多。

但先发出去也收到了意外的收获：我文中提到我大学的那位朋友——一位心理学教授，竟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对我和王白沙最后的误解给出了种种分析，读来很受启发。待正式发表时我则全文引用，以飧那些关心结局的读者，并试着对他的分析作出自己的判断。

这篇文章的杀青稿，我曾全文发到李晓奇的邮箱里，他对这篇文章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在正式放到博客上时我也会做某些修改。

文章中我多次提到：文中关于王白沙的事都是真实的；但这里我还是想补充一句：真实的东西我还没有全部写出，原因很复杂，有的是在现在人们对文革的看法还很纷纭，写多了怕对她有负面影响（比如我文中多次提到说，我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那实在是和王白沙相比得出的，她在文革中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很像一个英雄。）当然更重要的是目前我还不想流更多的泪，滴太多的血。我重复说几遍：写王白沙就一定会写到了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杀青稿结尾处说：关于王白沙我还有许多的话要讲的原因。

既然杀青稿已经发过十几个小时了，也有几百个人看过了（说实话，如果仅为点击率的话，我不应撤下。在没有任何推广的情况下，十几个小时读者达几百人。点击率已算很高了）。为了不扫大家的兴，我会尽快修改，且定一段稿发一段，不是为了连载，而是为了让那些关心王白沙、关心这篇文章的人早一点看到。今天我就将这些连同刚刚改完的《前言》先发出去。明天开始发正文。


前言

王白沙，很多荒友以及后来她大学前后的朋友们只知道她叫王征，而不知道她的本名，尤其并不知道她极富色彩的一生。我的荒友——一个资深的媒体朋友李晓奇，曾两次向我约稿要我写一写王征，我都没有写，因此总觉得欠了朋友一笔账。我最近经常想，李晓奇为什么总让我来写王征呢？也许第一，在很大程度上她文革中的遭遇（包括在黑龙江建设兵团一师六团的那些年）有其典型性；第二，王征43年的人生在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这代人（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出生的那一代，即现在人经常提起而又行将被人们忘却的“老三届”。）的坎坷经历；第三，也算是20年之后对我的学友、战友、难友、荒友的的怀念；既有约稿，悬揣写成文字世间会有读者。也由于我已退休，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回忆往事，因此，写出来放到博客上，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李晓奇曾对我说过，兵团战友中我是最有资格写王征的。的确较之他人我确实对她了解得多些，我知道她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要不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事情我本不应知道；但由于处在那个年代，却让我知道了，那是历史造成的，有其必然性；当然其中也有偶然性。

开博感言 - 石白河 - 石白河的博客
           我的下乡荒友李晓奇（左二），摄于1970年

我不想对王白沙的一生做什么评价，因为我实在没有这个资格。我只是把我亲身经历的，亲眼见过的王白沙的事情罗列起来，供人们去读，道听途说的绝不下笔。因为我要对历史负责，对她的家人负责，对朋友负责。文中人物说的话，凡带引号的一定是原话，不带引号的则是原意。事情绝对是真实的。

王白沙在文化革命中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本文所记的也都是一些有关她的琐事，但在文革中又有多少做过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的大事的人呢？能做个逍遥派，平安度过已属不易，甚至可以说福莫大焉。王白沙就没有那么幸运，她落难了。一个没有去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想平平安安度过文革却不能，最终落得一个轰轰烈烈的灾难结局，其悲剧色彩更浓。

写王白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写我自己，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实在难以将她的事情和我的经历分得清清楚楚。如果仅写一篇怀念同学或怀念荒友的的文章，怎么会写几万字这么长呢？她对我青年时代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了其他人没有可比性的程度。这些事本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但历史偏偏开了一个玩笑，就让它发生在我身上。因此我把它写出来，似乎也成了我的责任。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经常泪流满面甚至于心在滴血，（朝华是美丽的、香甜的，是被人呵护的，夕拾才是最令人高兴的的事；朝华是苦涩的，是被人摧残过的，有谁还愿去拾呢。如果非要拾来 ，痛何如哉！）但读者可能莫名其妙，并未觉得有什么令人激动、令人震撼的内容。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一踏上俄罗斯大地，便长跪不起，捧起一把土深情地吻着；杨朔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所有人都这样吗，不是的，没有他们特殊经历的人是不会这样的。父亲送儿子上火车再普通不过了，但在朱自清那里却有了不朽名篇《背影》；坐了一次洋车，鲁迅就能创作出名篇《一件小事》。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吗，不是的，只有文学大师才能做到。我不是作家，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的泪流满面，我的心在滴血在很多人眼中，似乎就有点儿莫名其妙了。但有着和我相同或相似经历的人，是会的，程度不同而已。（未完待续）

王白沙，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中644班学生，1969年下乡前改名为王征，我是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中654班学生，她长我一岁，高我一个年级，所以说我们是学友；文革中观点相同，基本都未参加附中的文革运动，而主要参加了地院的运动，所以说我们是战友；文革中因同样的原因，受同一伙人的陷害，同时遭难——我身陷囹圄一年多，她则被学院群众专政一年多，我们又同一年解除监管，所以说我们是难友；我们同一年下乡，到同一个地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一营五连，所以说我们是荒友。

我们初次相识是在文革刚刚开始时，那时学校已经停课，有一些学生开始批斗教师。一天下午，一些学生将我们班的班主任拉到了水泥砌成的乒乓球台上，开始批斗。老师胸前挂了一张写着“走资派”的牌子，弯着腰，低着头任由学生们侮辱着。这时一个学生跳到球台上，大声历数教师的罪恶，并说我早已不想考那资产阶级统治的大学了。说完拿起蘸着黑墨汁的毛笔重重地在老师白白的衬衣上写上“反革命”三个大字，那次批斗会由于是我文革中见到的第一次批斗，觉得相当凄惨，相当恐怖，给我心灵极大的震动，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文革了。那次批斗会虽是极少数人之所为，但多数人仿佛是伸长了脖子的鸭，鉴赏着这一英雄圣举。

我当时小声嘀咕道（假如当时我没有嘀咕这一声，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故事）：不愿考大学，还考高中干什么。这时一直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学生，侧过脸小声对我说：这是咱们学校高三有名的混混，什么不考了，他是根本哪个大学也考不上。我仔细端详了她一下，她穿一件女式的列宁装，中等身材，眉目端正，虽谈不上是个美女，但绝对漂亮；牙齿雪白，上齿虽微微外翘，但绝不过分，给人一种恰到好处的美感；她肤色不白，但绝不黑，恰给人一种健康的美感。记得当时我曾问她：你是高三的吗？一个普通的老师又不当权，怎么成了走资派呢？她说，我是644班的，这个老师不是你们高一的教师吗？她是学校中唯一的一个普通教师而又是党支部委员的。于是她就从这位教师开始讲起，讲到了学校的各个方面，慢慢地她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语调也从一般交谈变成了富有激情的演讲。内容大致是讲学校各方面工作的不足，其中也讲到了食堂中的种种问题，而食堂的问题是最容易引起学生们共鸣的。我们高一的学生本来就因为来校时间短，对学校各方面都了解不足，因此听得格外认真，态度也极为虔诚。这回该轮到我们这些高一的学生一个个像伸长了脖子的鸭了，聆听着这位漂亮的女演说家的演讲。她确实是个演说家，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不紧不慢，落落大方，张弛有度。讲到后来也许她有点累了，声音不像开始时那样洪亮了，像是不想继续讲了。但当时我们这些高一听众却是意犹未尽，记得我曾经问她：停课大概会持续多少时间。她不耐烦地说：你们太小，说了你们也不懂，不跟你们说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就此结束。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二）我们从相识而成为学友 - 石白河 - 石白河的博客
这是文革刚开始时（1966年夏），我和我高一的同学们在颐和园的合影。现在他们都已经杳无音信了。

当天晚上我和同学聊起白天的事来，有人问那个高二的女学生是谁。我班一个同学说，你连她都不知道，那不就是王光美的侄女王白沙吗。我当时一愣，心想就是她呀——我进学校不久就听同学们说王光美的侄女在我们学校，但那时觉得她是谁和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这时，我依旧认为白天的偶遇是不会和我有任何关系的。其后我也没有再见到她，对她的演讲也淡忘了。

大约过了十天左右，文化革命渐进高潮了，我当时很是茫然，不知该做些什么。一天晚上我在学校操场上独自溜达着，忽然听到一个女学生说：高一的那个学生你过来一下。我一看正是王白沙，当时她正跟几个女学生坐在地上，好像是在聊天。我说：你是在叫我吗？她冲我一招手说，你过来吧。问过我姓名、班级后，她便又和那些女学生聊了起来，并不时问我一些对学校文革运动的看法，我则按自己的想法、看法回答了她的问题。我记得她们聊的大都是对学校工作队不满的内容。临走时她说，以后吃过晚饭，没事儿就到这儿来聊一聊。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明白，学校那么多学生，其中更有很多干部子女，为什么她会跟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的平民子弟聊天呢？我只记得她曾对她的同学说过，这个人挺有头脑。可她又是怎么判断出我有头脑的呢？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即使在后来我们的交往中，我也从没向她问起过这个问题。不过，从这一天起我们也算是认识了。

我和王白沙认识后，确实和她们在晚上聊过几次，至于她的那个小圈子里的其他几个人，我确实是记不得都有谁了。聊的都是什么也大多记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她们对工作队越来越不满，大有“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劲头。而我多数情况下都是做看客或听客——虽然有时也插上几句，虽然也因受其影响而反对工作队。王白沙显然是这个人员并不固定的小圈子里的主导者，这从她讲话的语气便能觉察到：“就到这儿吧。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看他行。”等语气坚定，不容反驳，一锤定音的语句经常挂在她嘴上，俨然一个学生领袖，一个战役的最高指挥官。其时我为认识她们而高兴，因为在学校里能和高年级的学生交往，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更何况她们已经把我当成她们圈子里的一员了，而我又是那个圈子里的唯一的一个男学生。后来我从教多年，我觉得相差一个年级的学生之间，好像不像我们那时觉得差距那么大，也可能是学生和教师看的角度不同吧。

认识时间长了，聊天次数多了，慢慢地我自觉已融入了这个小圈子里了，和她们尤其是和王白沙已成了真正的学友了。但谁能想到，在其后相当长的岁月中，我们那时的相识竟几乎改变了我的整个青春。也许看到后面读者会觉得我文革中的落难和我认识了王白沙有关系，而我却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相反文革中我如能全都听她的，则我完全可能避免这场灾难，起码可以逃过这场灾难。这篇文章不是写我，至于我遭难的原因，那就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过多涉及的的内容了。（未完待续）

文革中我们成了战友

有一天晚上我们聊得很晚，学校里多数学生都睡了，我正准备回去，她突然问我“你知道红卫兵吗?”我说：“好像听说过。”她说：正好，那你就跟我们来吧。我记得好像是到了一个办公室，里面已有不少人，男生女生都有，个个都很严肃，窗户已经用什么东西遮住了。是一个男学生主持会议，会议内容就是成立地院附中红卫兵。誓词已挂在墙上，领誓的就是王白沙。她神情凝重，严肃而又虔诚，她举着右臂，一句句念着誓词，声音不大，但语气坚定，铿锵有力。我们则一句一句跟着她念。誓词的全文我早已忘记了，只记得第一句是：“我们是红色政权的卫兵。”宣誓后她首先报出自己的名字——“宣誓人王白沙”。接着我们一个接一个小声地报出自己的姓名，颇有地下工作者的样子。（就其程序来看倒和后来我入党时情景有些相似，我没有入过团，不知入团是不是也这样。）从这时起我觉得在这场文化革命的战斗中，我和她已成为战友了。尽管多年后，觉得我们实在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参加了一场不知是为了谁在打，和谁在打，而又打了谁，谁又打了我的错误战争。但在当时我还是充满激情，兴奋无比的。

红卫兵——现在文学作品中好像凡是出身好的年轻人，戴上个红箍就是了。其实最早的红卫兵绝对是非法的，而且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它不是经党组织批准和领导下的群众组织。那时的红卫兵没有固定的宗旨，更没有什么标志，而是根据学校的某些问题，看法一致或相似的一个群体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群众组织。对待出身的要求，不同红卫兵组织也并不一样。因此会有这种情况，一个学校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的红卫兵组织，但又彼此都不清楚对方的存在。到红卫兵完全合法后，同一所学校一下涌现出两个甚至更多的红卫兵组织，观点不同甚至完全相左，这就是文革中最早的所谓派性。

其实红卫兵成立后王白沙在附中也没干什么，基本上也没参加学校的文革运动，多数时间她是和地质学院的大学生们在一起，参加了大学的运动，和同处秘密状态（虽然时间更短）下的地院东方红（秘密成立于当年的7月份）频繁接触，我所记得的就是给学院工作队贴大字报等，更深层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多年后想起文革初期的那段岁月，我和王白沙因基本未参加附中的文革运动而少了附中的许多是是非非，但却因过深地卷入了大学的文革运动而给我和王白沙埋下了祸根。

文革开始两个多月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处在秘密状态下的红卫兵，突然间变成了英雄，因为红卫兵得到了领袖的肯定了。8月8日地质学院东方红正式公开了自己的组织，主要领导人朱成昭、张华府、田春林、梅建民等（网上《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忘却的名字》错写为梅建明）。（我的好友李晓奇建议我文中交代一下朱成昭，要想讲清楚，那实在是太难了。我只能作如下的简介：朱成昭，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发起人和灵魂人物，是文革中大名鼎鼎的“首都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的司令，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是他的副手。他因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早结束了一个单位的派性，而使整个单位免受派性斗争之苦的人而名噪一时，他是那个时代青年中最早开始觉悟而走上反叛中央文革道路的人，结局当然相当的惨。感兴趣的人可以在网上看一下我前边提到的那篇文章。）那段时间，全国老少男女几乎人人都戴上了红胳膊箍，可我也敏感地意识到：此时的红卫兵已绝非彼时的红卫兵了，所担当的角色和要执行的任务也大相径庭了。这时的红卫兵主要的任务——这里我主要指中学的，他们走出学校，开始造反了——破四旧，抄家等等。我对这种打人抄家的事是很反感的，王白沙对此更是深恶痛绝，多次告诉我不要参加此类伤天害理的事情。那时王白沙身穿一身女军装，腰束一条军用皮带，英姿飒爽。我曾目睹了一次地质学院两派为争夺学院广播室而发生的冲突，王白沙当时站在最高处，发表着慷慨激昂而又激动人心的演说，她的演讲极富鼓动性，很像一个指挥战役的女指挥官,威风凛凛,叱咤风云。我则因无事可做感到苦闷，找到王白沙，我想她是最红最红的五类，问问她，总会给我出出主意的。她劝我说，她是地院东方红的核心成员，已经无路可退了。而我虽已加入了东方红，但涉入并不深，千万不要过于激进。她还告诉我，现在地院的两派都有中央领导在支持，让我一定多加小心。她说：你要实在觉得没意思，就先到外地转一转；我在北京再观察一下，如果外地不错而学校运动不顺利的话，我就多约几个人一起到外地去，这次就算你先探个路吧；如果东方红胜利了，你就回来；回来之前，一定要给我家打电话（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她家的电话号码:556573），这样我就约了几个人一起去了西安。半个月后手里带的那点钱快花光了，我决定先回北京，回北京前我也没给她打电话，因为那时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打长途电话。但当时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回去后可以告诉她，外地还是可以的，有必要的话可以组织一些人到外地去。也就是说，她交给我的任务我已完成了。

回北京后，学校还是乱哄哄的，只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包括附中在内，地质学院已经是东方一片红了，所有派系都归依了东方红。而我和王白沙等最早加入东方红的几个附中学生，突然变成左派了。但我对附中的文革并不感兴趣，因为我自己深知：我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因此我不会去争什么红卫兵的领导，自觉也没那个资格。且当时王白沙已经以东方红附中支队负责人的身份，成了地院东方红的核心成员了。她和当时的负责人朱成昭、田春林、张华府、程希平、梅建民等来往密切，我自然也就跟他们有了来往。来往时间长了，我慢慢体会到，我们之间的来往其实和学校的运动没有太大关系，只是一种个人之间的往来，觉得有些乏味。我把这种感觉和王白沙讲了，她说她也有同感。于是她就约了几个外校和本校她的同学或朋友，连同我一起去了广州。

一路上看上去她好像很高兴，总是带头唱歌，其实在我看来她歌唱得并不算很好，但绝不跑调（因为她以前唱歌我曾笑她跑调，自那后她特别注意）。后我们在武汉换车，乘的是闷罐货车，由于车里就我们七八个人，她一高兴又跳起新疆舞来，她跳得很投入，脖子还真能像舞蹈演员那样水平地左右摆动，不仅形似，尤其神似，我们当时都说她科班学过，但她却决口否认。昨天我在一个北京101中学的班级博客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里边介绍了他们在初中时曾排过一个大型节目，总导演便是王白沙，且参加那个节目的多数学生，过后多参加了学校的舞蹈队，所以现在我仍怀疑她是受过训练的，不然她怎么会跳的那么好呢。（我提到的博客是新浪网“北京101中学64届初三（3）班”的博客。感兴趣王白沙样子的人可以去那个博客的相册里找“老照片”，里面有一张王白沙初中时的一寸照片。我手里的王白沙照片在文革中全部被抄走没收了，这是我一直非常痛心的事情。我的朋友们正在收集她的照片，如果能够收集到，我会将其全部放到我的博客上。）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三）文革中我们成了战友（上） - 石白河 - 石白河的博客

(这是她初三毕业时的照片)

在广州我们游览了许多的地方，每天要到哪儿去都由她来定。参观广州烈士陵园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她是最仔细的一个，到后来我才知道了其中的原因，那是后话了。在广州我们待了很长时间，那段时间，由于前去的多是她的同学和朋友，我和她很少交谈。那次我自做聪明地以为又发现了她性格的另一面：她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在广州我们住在一个学校的大食堂里，前去串联的红卫兵们来自全国各地，打着地铺，中间隔开，男女分住，总有上百人吧。期间她两次丢钱——虽然又找到了；她带了一个德国产的“莱卡”相机，那时简直可以说是顶级奢侈品了。一天我们出去玩儿，她竟忘了带了，问她放到哪儿了，她说忘了。晚上回来一看，相机就扔在地铺上。好在那时政治上虽很乱，但社会治安却还不错。那次和她一起出去，总的感觉她是一个多才多艺，性格豪爽的人。但后来（那是很久以后了）我慢慢地悟出她豪爽的背后是在掩饰着什么，其实她内心是很苦的。具体说她那次又说又唱又跳是在掩饰她的泪水，丢三落四是她战栗的心的外在表现——因为那时《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人们纷纷猜测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多数人已经明白：矛头直指刘少奇。作为王光美侄女的她，刘少奇的前景不妙，对她意味着什么，那么聪明的她是再清楚也不过的了。一个生活在前途未卜，充满未知甚至是凶险的世界上的人，该是怎样的憋闷、痛苦甚至恐惧呀！ 何况她还是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孩子呀！（未完待续）

回北京后，她就不怎么来学校了，而我则多是在宿舍下围棋，并开始学着打桥牌，仿佛是战斗中的短暂的休整。那时附中的文革运动几乎停顿了，多数人对运动已失去了初时的激情；地质学院的运动中心也已转入地质部了。期间我和王白沙去过几次，但她已不见了文革开始时的那种热情了。甚至有一天还叫我和她（还有两个人，是谁我忘了）去了一位地质部副部长的家——要知道那位副部长当时正是地质学院炮轰的对象，她还管那位副部长叫伯伯，可见她那时已对文革有看法了，或者说已开始觉醒了——尽管是被动的、初始的、肤浅的。借用那时一句时髦的话，已由“造反派转向保皇派”了。而我由于经常和她在一起，自觉不自觉地肯定会受她的影响，较之一般人也算清醒的早了些——尽管我们为过早清醒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谁让我们清醒的早了些呢？当多数人还在昏睡时，有人大声喊叫，唤起少数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而这少数人虽不时发出喊声，但这喊声不仅于事无补，反使他们饱受苦难；那么唤醒之事，唤醒之人也是悲哀的。哲学上讲，跟不上局势发展叫做“右”，跑到局势之前叫做“左”，王白沙和我尤其是我都左了。

也就是那天，她第一次跟我说：到我家去认认门吧。后来我经常想，那时她叫我到她家去，是不是她已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她家住在王府井旁边的红霞公寓里，我是随她从她家后门进去的，她家住在一层，先经过厨房，再走进她家的客厅。她给我指了指她的卧室说那是她的屋子，她的衣服和书籍都在那里。大约是傍晚的时候，他父亲回家了，我说了一句伯父好后就站在那里了。他老人家很是客气（31年后当我再见到他时，他依旧是那么客气），简单地问了我几句，得知我是她同学时，便说：“请坐，小将们谈吧。”那天从她家出来，她执意请我在一个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其实她是要和我讲点什么），吃的是什么我也忘了，反正那时无外乎就是一些小吃。那天她和我讲了很长时间，内容都是有关她家庭的情况：甚至连她家人的出生年月都告诉了我。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父亲是一位老革命，其时是四机部副部长；她的母亲也是一位老革命，其时是某某部（如果没记错的话，应是邮电部）的一位司局级领导；她与她的姑姑王光美的关系很好，文革前有一阵她每周都到中南海去看她姑姑。后来让他父亲知道后，狠狠地批了她一顿，并放出狠话，如果以后不经他允许擅自去中南海要打断她的腿，此后她再也不敢去了（多年后我想起这件事来，我以为一是知识分子的迂使然，二是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有优越感，也许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当然其中她也讲了一些为王光美抱不平的话。她的哥哥对她很好，但不经常回家，并给我讲了个中的原因；她的妹妹正上初中，也住校而不经常回家。他还给我讲了他父母的传奇婚姻，她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学的是无线电，大学毕业后即参加了革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讲的就是她父母的故事。（这就是文中说的“有很多我本不应知道的但却让我知道了”的其中一小部分）她还说她父亲对她要求极严，但又非常疼爱她，视她为掌上明珠。讲这些事时她神情凝重，黯然神伤。现在我以六十岁人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她：一个负重千钧，蹒跚行走在没有人给她指路，而她自己又看不清前行道路的花季少女，这该是怎样的悲哀啊！

后来她基本不来学校了，我则经常到她家里去，跟她聊聊学校的事，我能觉察到她对文革运动已不感兴趣了，有时我还没讲完，她就不耐烦地说：“算了，我们还是打羽毛球去吧。”于是就在她家外边两棵树上拉一根绳子，便打起羽毛球来。那段时间我在她家里又见过她父母几次，每次都是打打招呼，基本上没怎么说话。

1967年初，文革的基本格局连普通百姓都能基本看清楚了，这时的王白沙倒显得从容多了。现在我想那大概和下棋一样，双方胶着在一起时，那是最惊心动魄的时候，优势者不敢掉以轻心；劣势者还心存侥幸更是小心翼翼，而一旦胜券在握或败局已定的时候，反而会镇定下来。大概是一月中旬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上海现在挺热闹，约上几个人我们去看看吧。于是王白沙、我、程希平，大概还有地院的其他几个人，我们一起去了上海。

那时上海很乱，我们这些外来的弄不清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一会儿是“安亭事件”，一会儿是“昆山事件”；市政府刚刚挂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一会儿又挂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人民广场上有集不完的会。那时我们住在“建国西路1号”，那是一栋小别墅，外观很美，听说那曾是法国领事馆，里边却乱的很，横七竖八的住满了许多人，也不知他们到底都是干什么的，就如同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一样。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四）文革中我们成了战友（中） - 石白河 - 石白河的博客

  这便是“建国西路1号”。据说这座小楼曾是法国领事馆，不知它现在还是否存在。这张照片是王白沙拍的，当时正在学摄影的我  觉得这张照片照的不错，就让她加印了一张给我。

后来，我们到朱成昭家里去了一趟。那时朱成昭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一个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其时他不和中央文革合作，甚至反对中央文革的态度已初露端倪。在他家里，他分析了北京乃至全国的文革形势，其中他还说了一些对中央文革大不敬的话，（《朱成昭——一个红卫兵史上不应忘却的名字》一文中讲的在梅建民家的会议，是不是这次会议？）听众大都是地院东方红的领导们，后来这次聚会被称为“上海黑会”。从他家出来后，王白沙闷闷不乐，忧愁甚至于焦虑的表情流露无遗，我猜想她焦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大不敬，而是因为朱成昭对刘少奇问题的分析造成的吧。——朱成昭在那里讲道：刘少奇的问题才刚刚开始，预计他的结局是会很严重的。那时在建国西路1号住着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他总是给“语录”谱曲，并大声吟唱。看得出来王白沙很是不愉快，流露出极不耐烦的表情（主要是他太吵，弄得大家都不得安宁）。终于在这一天她爆发了，和那个人吵了起来，我和程希平还上去搡了那个大学生一把，双方很有大打出手的样子。见到这种情况她说：算了，不在这儿住了，我们走吧。

那时中央正号召学工学农，于是我们便到上海港务局联系，上了“战斗61号”轮船开始学工。学工的内容开始时是极其枯燥的，具体说就是每天给正在港口维修的轮船刷油漆，而我们三个学工的则每天都是拿着小锤——锤口是扁的，蹲在甲板上，叮叮当当地将船体上的铁锈敲打下来，然后由工人们再刷漆。王白沙干活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甚至连中间休息她都继续干而不肯停下来，船上的员工都对她印象极好。现在我猜想，当时她大概是想用身体的疲惫来淹没她心中的痛苦吧。没过几天，这条船修好以后，便空着开往大连去装货，正在船上学工的我们是可以和他们一起去的，其时正值春节前。由于船上只有王白沙是女的，所以船上对她的安排还算挺好的。船是空的，在黄渤海交界处摇晃得很厉害，连许多船员都呕吐不止，我们当时狼狈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到大连后，船装的很慢，大概将近一个星期左右，而我们又基本插不上手。船刚到大连时，我一连三天都觉得大连的地面是摇晃的，因此我不想再乘那个船回上海了，因为我一看到船就害怕，想坐火车回北京。但王白沙说不管多难受也得回上海，学工绝不能半途而废。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四）文革中我们成了战友（中） - 石白河 - 石白河的博客

这是我在“战斗61号”上学工时，王白沙给我照的。当时她并没把这张照片给我，而是留在了她那里，1967年5月，我在南宁时， 曾让在北京的她给我办一张6月的北京汽车月票，由于她手里没有我的标准照片，她便把这张照片放在了月票上面。照片上的红色印记便是月票痕迹。这张照片在我手中存放多年我都没有处理掉这些痕迹，留作了纪念。

回上海后王白沙提出，我们还没有徒步串联过，这个经历一定要有，这样才算我们完整地经历了文化革命。这时程希平提出，可以从上海出发，沿长江到芜湖，去他的老家安徽青弋江畔的泾县去。王白沙表示同意。于是我们整理了一下行囊——一人一个大地质背包，第二天便上路了。

头一天我们走了将近一百里，脚上都起了大血泡，我和程希平还好说，用热水泡过以后互相给对方挑破，然后再简单包扎一下，倒头便睡。而王白沙就惨了，她得自己把自己的脚挑破，用针自己扎自己，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第二天我们走了八十里。那时长三角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中午没有找到吃饭的地方，真是又累又饿，王白沙说，这点儿苦算什么，和当年长征根本不能相比。第三天由于脚疼得实在厉害，我提议少走一点儿，结果只走了二十多里，大约一个星期才走到无锡。这时中央发出了所有学生都要返回学校——当时叫“复课闹革命”。我们就此打住了前行的步伐，从无锡乘火车返回了北京。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四）文革中我们成了战友（中） - 石白河 - 石白河的博客

  这是当年我在从上海去无锡的路上，脚上的泡疼的难以忍受，坐下来简单处理一下，程希平在给我处理伤口，王白沙在旁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这次我们出去的时间不短，而且多数情况下都是王白沙主导，通过这次徒步串联，我对她又有了新的认识：坚强、有耐力、吃苦精神比一般人强；有主见、有号召力、领导能力比一般人强。但多年以后，当我重新审视这段经历时，我觉得实际情况远比当时想象得要复杂。在上海她情绪几次起伏，她宁肯在外地过年也要学工；她宁肯忍受颠簸之苦也不愿从大连返回北京；她宁肯徒步苦行也不愿早些回家；难道是只用坚强、有主见就能解释的了吗？我想那时她不愿回北京，恐怕她害怕不知哪一天，悲剧会降落在她自己亲人的身上。所以她宁肯一个人在外过年，也不愿亲身经历亲人随时可能被迫分离的场面；她宁肯自己挑破自己的脚，也不愿见到亲人的身体被挑破；她宁肯自己心里滴血，也不愿看到亲人身上流血。（未完待续）

回到北京了，这回她不能只是待在家里了，也不能只是待在地质学院了。最高指示发表了，谁都得回学校了。

回附中的第一天，一直在学校领导运动的东方红负责人，也就是学校负责人，把我们两人叫到学校临时办公室，说是开会，其实就是想把王白沙彻底地从领导职务上拉下来。会议刚刚开始，几个人轮番劈头盖脸地把王白沙数落了一顿，大意是说她凭着参加学院东方红早了些居功自傲，这么长时间不来学校她是个逍遥派，她一向凭着是王光美的侄女高高在上，在现在的形势下还敢吗等等。我现在仍记得她当时的表情：眼睛时而环顾四周，时而仰望天花板，完全是不屑一顾的表情，但又什么都不说，好像此事和她并无关系。而我则非常气愤，几乎他们说一条我反驳一条。大意是：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用这种态度和她讲话，她带领我们附中红卫兵集体参加学院东方红，怎么现在倒成了居功自傲了呢？她是学院东方红的核心成员，你们凭什么跟批判敌人似的对待她。她到上海是去开会，是去学工，是去徒步串联，怎么就成了逍遥派了呢？她以前什么时候以王光美侄女自居过？就是现在中央也还没最后给王光美定性，你们不要拿王光美侄女说事儿。她现在回学校不是来要权的，她回学校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要来读书的，现在她连学院核心组都主动退出了，你们放心，她不会与你们争权的。在我慷慨激昂地讲话时，王白沙几次用脚碰我的脚，而我当时正情绪激昂，根本没有理睬，甚至连她用脚碰我是什么意思，我都没来得及考虑。我很了解我自己，如果没有对手，“荷戟独彷徨”时，我的话很少，一旦有了对手，我确实会不顾一切地和对手辩论下去。

散会后，我还笑着对她说：你这个有名的演说家那么能说，到了关键的时候，怎么哑巴了，难道连给自己辩护都不会了吗？她说：我看你比我还能说；再说，你觉得现在我还能说什么呢？他们还会听我的吗？刚才你把他们说得哑口无言，你嘴上痛快，我心里更是痛快，但你就不怕将来给你戴上一顶帽子。说完后她眼神中流露出的只有痛苦和无奈、凄怆和酸楚。现在我想起她那时的眼神，心里仍感到很痛。没见过当时她那眼神的人，不了解她经历的人，没听过她演讲的人，是很难想象当时是多么令人心痛。文革结束后我经常思索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谁，将一个我在文章开头写到的一个伶牙俐齿、活泼可爱，颇似一个演说家的小姑娘变成了这么一个少年老成、悲怆伤感、痛苦无奈的人了呢？是什么，是谁将一个威风凛凛、叱咤风云，颇似指挥官似的人变成这么一个能够忍辱负重、忧郁悲凉的人了呢？悲哀啊，是她的悲哀，是有着和她相似经历人的悲哀，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文革之后她弃文从理，考了医科大学，当了医生；如果不是文革呢，我想她会学文，因为她实在是太喜欢又太擅长文了。看了北京101中她初中所在班级的博客，我更相信这种判断了，甚至我想她去搞艺术也未可知。

那天，我们两人在地质学院东门附近，席地而坐，谈了很长时间，我记得大概从下午两点多一直谈到黄昏。都谈了什么我记不清楚了。

我还记得的是：她说将来她有可能要遭殃，以后我们还是少接触，如果因为我而株连了你，我心里会不安的。我说那怎么可能呢，你已经够倒霉的了，还能坏到哪儿去呢。少接触可以，株连我是不怕的。从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看，她是有预见的；而我则是幼稚得多。所以在一般人看来，或者说按事情发展的一般逻辑来说，最后所遭灾难她应比我大得多。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我们几乎同时遭了灭顶之灾。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一点儿都不奇怪，她处处小心谨慎，除了和我、程希平说了一些“危险”的话外，她很少和别人说心里话。因为她心里清楚，我们两个是不会出卖她的。但我则不同，在很多场合下，对很多人讲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做了很多在当时人们看来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

那天她还讲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她在我一点儿都没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说，你做我的弟弟吧。我一愣说：怎么个弟弟法。她说：这个事儿我已想了很久了，如果就是咱俩在一起时，你叫我白沙姐或者干脆叫姐姐；咱们俩再认识新人时，我叫林军，你叫林林，咱俩以亲姐弟出现。（其时在地院东方红的核心小圈子里都有别名，只不过别人不知道而已。朱成昭叫林木，我叫林林，程希平叫林兵，王白沙叫林军）只是在熟人面前千万别暴露，否则对你不好（但后来她告诉了程希平，我则谁也没告诉——一直到湖北省组织部给我平反的文件中，我才晓得组织上也知道。上面写道：石白河，文革中也叫林林，曾和王白沙以姐弟相称）。记得当时我曾说：我们是同学，就咱两人在一起时，我叫你什么不行？你本来就比我大一岁，本来就应该叫你姐姐。她说：那你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是想告诉你，我叫你弟弟时，你必须听我的。比如你现在就很危险，而你自己一点儿都没感觉，今天，你舌战群儒，好像是个英雄，你一上来那个劲，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嘴上一点儿都不饶人。都到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替王光美说话呢？我几次踢你的脚，你就跟没感觉到一样。咱俩是同学，你可以不听我的；但我是你姐姐就不一样了，我说的话你必须得听。我想了一下说，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就按你说的办吧。我们俩的这个约定一直未变过，直到1970年的“一打三反”她误会我为止。

过了不久“复课闹革命”很快成了一句空话，王白沙又回家了，且基本不去学校。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咱们到人艺去吧，那里很不错。人艺即人民艺术剧院，那儿离她家很近。其时，那里聚集了全国文艺界的很多艺术家、演员。且人艺本身就是艺术家的聚集地，名演员、名导演、名作家比比皆是。我们到那里倒真的成了逍遥派，认识了很多艺术家，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员，王白沙脸上又有了以前的笑容——起码表面上是这样。白天我们和那些艺术家、演员聊天，或看那里的大字报；晚上，她回家，我就住在人艺的单身宿舍里。那里的人们一直以为我们两个是亲姐弟俩。

期间在学校食堂里，因为我们有段时间未在公共场合出现了，已经叫惯了，脱口叫了一声“白沙姐”，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弄得我很尴尬。事后，她见我不高兴，就跟我说，不要在意，只是我现在更担心了，我要是真的倒霉了，看来一定会牵连到你了。记住现在已到了关键的时候了，你可一定要听我的啊。（这就是我在《开博感言》中所写：“我们仍是好姐弟”的由来。）

但这样相对安宁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灾难便开始降落到我们的头上了，从此我们便开始了几年的梦魇般的生活。（未完待续）

同时落难

1967年的春天，我和王白沙等一回到北京，便听说了朱成昭的事情，其时他已经开始落难。朱成昭的落难，实际上也是即将拉开我们悲剧的序幕。我和程希平、王白沙一同去看朱成昭。他所住房间的门上贴了一张纸，上写：奉中央文革之命，本人闭门思过一个月，此期间概不见任何人。下面有他的签名，日期记不准了。我们进屋后，里面已有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女的我从未见过，王白沙主动和她攀谈了几句，看样子好像她们原来就认识。看到人多，我们就出来了。我问王白沙，那个女的是谁，她告诉了我她叫什么，原来是一位中央首长的女儿。以后我在朱成昭那里又见过她几次，也打了招呼，算是熟人了吧。后来我还和她的哥哥、弟弟曾在同一个学习班，住同一个屋，睡同一个通铺。

其时，朱成昭和中央文革已彻底闹翻，我在那里听到他很多对中央文革大不敬的话，也看到了一些平时我们都没有听说过的资料或文件。我将这些向王白沙讲了之后，记得她当时很严厉地告诉我：外边已有传言，说你和朱成昭走得很近，你以后不要再到朱成昭那里去了，但我没有听，仍然经常去。但当王白沙问起时，我总说没有去过。但我猜想，她是知道的，不然她老问我这个干什么。我落难之后,在四面墙内经常反思这段经历，很后悔我没有听王白沙的。我确实是不应该总到朱成昭那里去，去了就会听到不应该听的东西，去了就会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人啊，不应该听的最好不要听，不应该看的最好不要看，因为听了、看了就会想，有些事想一想都是危险的。因为想了你就可能说，说了你就会招来祸。

我在朱成昭那里听到的一些话,在不同场合确实讲过不少，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加重了我的“罪行”，甚至也给朱成昭带来了不少麻烦，因为在刑讯逼供之下，我是不可能一点不讲朱成昭的事的。王白沙只长我一岁，但从她文革中多次在关键时刻对我的提醒来看，她在政治上要比我成熟多了。遗憾的是我除了下乡后在五连那次以外（其实那时我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自己也已成熟了），基本上没有听过她的。如果说她政治上可以做我导师的话，我则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从那次遇难后，我在政治上再也没有跌过大的跟头，包括“一打三反”时在六团五连，我问题最严重，但相对所受摧残和折磨却不是最重的，这当然是因为自己经历了一般同龄人所未经历的磨难的结果，可与王白沙对我的影响不无关系。

这年的夏天，天气格外热，地质学院的文革运动也格外热，我们这些人一个个都先后进入了梦魇。抓的抓、关的关、斗的斗、捕的捕。第一个是朱成昭，他闭门思过一个月后，向中央文革要求再闭门思过一个月。其后又绝不认错，拒不向中央文革低头认错。中央文革批示说他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下令限制他的自由，交由群众专政，开始他被关在一间学生宿舍里，或是一间办公室里，里面有一张上下铺的床。我邀王白沙去看他，王白沙说：你这次要是敢去，从此，咱们连一般同学的关系都不是了。但我还是去了（主要是“义气”在作怪吧——义气二字随我走过了大半辈子，虽因这二字多了一些朋友，但也给我带来大半生的麻烦）。我进门时，门口对我的情况一一作了记录。那时朱成昭已绝食两天了，以抗议中央文革的决定，当时他躺在下铺有气无力地和我打了个招呼，我只记得当时我劝他不要再绝食了。我回来见到王白沙后，她说全地质学院都知道你去看朱成昭了，看来你还真是讲义气，我不知道她当时的话对我是褒是贬，是肯定还是讽刺。我则把我看到的朱成昭的情况告诉了王白沙，她听得还很仔细，看来她并不是不关心朱成昭，而实在是为我着想。其后开始揪斗、批判朱成昭，气氛相当惨烈。主持批判会的和批判他的人，多数都是他昔日的战友。接着公安部宣布将其逮捕，一个呼风唤雨的时代人物就此终结了。朱成昭这一关便是十年，直到1977年才被释放，1980年由中组部给予正式平反。

进入秋天，王白沙被关起来了；和地质学院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王白沙的父亲也被揪到地质学院，批斗了一番后可能是被部里接走关起来了，也可能是被保护起来了。一年后被投入了秦城，这一关便是7年,直到1975年才重获自由；接着听说她的母亲也被关起来了，后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王白沙被关起来的那一天，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和寂寞，凄怆和恐惧。那天我独自一个人爬到了香山顶峰。时值秋季，很有屈原“风飒飒兮木萧萧”的感觉，满目凄凉。环顾四周，感到我已无路可走。“人穷则反本，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仰望苍穹，天呀，我的孤独和寂寞又该向谁去倾诉啊！；“疾痛惨怛，未尝不呼地也”俯览尘寰，地呀，你能不能帮一帮我的朋友们啊！（未完待续）

从香山一回到学校，我便开始找寻王白沙的关押地。有人劝我说算了吧，别人唯恐躲之不及呢，你还主动去找她，不是没事找事吗。到底我算找到了——地质学院女生宿舍楼里的一间宿舍，门口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看押她的人——一个地质学院大一的女大学生，我和她很熟。

这一天这位女大学生是让我进到王白沙屋里，去和王白沙见面的。她的情绪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还有说有笑的。那天我给她带了一点杏脯，她见了后，拿来打开便吃，还说真好吃。我说那以后我再给你带，她说不用了，并说如果再来就到我家给我拿些书来，说着便给我写了一张长长的书单。我还能记得的大概有《共产党宣言》、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十讲》、黑格尔的《逻辑学》等七八本吧。说着她把她家的钥匙交给了我，我说家中没人吗，她说预防万一吧。还说她很惦念她的妹妹，希望我能到她妹妹的学校去看看她。从她那里出来后，我心情好多了，可能是因为我看她情绪不错的缘故吧。

但从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来看，我觉得那天她的表现是装出来的。她为什么不问一问她父母的情况呢，她显然是全知道了。自己的父母都失去自由了，她能笑得出来吗？她这样做无非是在并非亲人的人面前保持一下自己的矜持，倘若是她的亲人来了呢，她会哭的，而且可能会嚎啕大哭的。她为什么要把她家的钥匙交给我呢？她讲的“万一”又是什么呢？显然她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家里的人，全部失去了自由，包括她家的保姆。她说只是让我到她家拿些书，其实也是想知道她家中的一些情况；让我了解一下她妹妹的情况，可能她确实还不知道她妹妹的情况。

第二天下午，我来到她家，我是叫门进的她家，开门的是她家的保姆。（王白沙管这个阿姨叫什么我忘了，反正她们之间就是一家人一样，这里我不敬地叫她保姆）老人个子不高，比较瘦，很慈祥，原先我到她家时，老人就喜欢和我聊。她说王白沙的妹妹已被学校带走了，近期不会回来了。我说王白沙要一些书，她打开了她的房间——就是我第一次到她家时她给我指的那间屋，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她当时有预感。那时她可能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也许不知哪一天她家里不再有人了，让我知道哪一间屋是她的，关键的时候我可以找到她所要的东西，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猜测。很快书就找到了，但黑格尔的逻辑学没有找到。保姆跟我说有人来翻过她家——其实那叫抄家，说只拿走了一些书和有字的东西，我想逻辑学可能就是那时被拿走的。阿姨不让我走，一定要给我做饭吃，我拧她不过，她一边做饭一边和我聊王白沙家里的情况。吃完饭后还没完没了地和我说个不停，她说王白沙有很多同学和朋友，但她就看我最可靠——这话可能是真的，因为王白沙也曾跟我说过，她家阿姨说她的同学和朋友中就我可靠这类的话。那次她还对我说，王白沙是在打仗（好像当时说的是白沙战役，但我后来查了很多资料，只查到了海南有个白沙战役，老人的一些说法看来还是有出入的。）的时候出生的，出生后放在了老乡家，是以后又找到的等等。（我到现在也无法查证这种说法的真假，我和王白沙重获自由后，我也没问过王白沙这件事，可能是谁都不愿再说起过去吧。现在我更不想向她的母亲问起此事，甚至我连见一见老人家都怕勾起她的痛苦回忆）我几次要回去，老人都不让我走，最后干脆叫我住在她家。我想大概是老人一个人感到寂寞想找个人说说话的缘故吧。她让我住在王白沙的屋子里，我坚决不同意；她又说她住王白沙的屋，让我住她的屋；我还是没同意，最后我在她家的地板上睡了一宿。那天夜里实际上我一点儿也没睡着，从文革我们相识到其时的局面，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流过，想到那时我们的处境，眼中噙满泪水。这泪水既是为王白沙忧虑，更是为自己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感到恐惧。想一想我和王白沙文革初期“中原北望气如山”，“剑指三秦，一战东归”，“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的“勇猛气势”，那是多么的不自量力，是多么的可笑！如今落了个“事无两样人心别”，“山川满目泪沾衣”的局面是多么的可悲！

隔了一天我把书给她送去。看管她的人已经换了，态度也明显变得冷酷无情。她先把我的基本情况作了记录，又把我带去的书翻了一个遍，检查的很仔细，每本书都翻了，然后才把王白沙从屋里叫了出来，不是叫我进屋去谈，是叫我们站着说。两天没见，再见她时我有些讶异了：脸色惨白，原来漂亮的眼睛充满了血丝，一身漂亮的女军装也满是褶皱。我吃惊地说了一句：你这是怎么了？她还没说话，看管她的人便说，不要乱问，有事快说。我说：逻辑学没有找到，你妹妹没在家也没在学校，可能是到外地串联去了吧。她听后倦怠的脸上好像若有所思，什么也没说。看得出来她好像觉察到了什么，只是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也可能是看押她的人对她早有规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然后我说，这是杏脯，你留着吃吧。看管马上说，凡吃的东西一律不准带。那天我是怀着困惑、痛苦、恐惧的心情离开的。刚走了几步，她突然又叫我回去，说让我再到她家给她拿一件衬衣来。（现在我以一个六十岁的人，来想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孩子，我简直佩服甚至惊讶，她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想得那么周到呢？也许是从他父母那里遗传来的做地下工作的基因在起作用吧。）我去了她家，衬衣也拿了。当天，我便给她送去了。但到门口，看管却说：今天不行，两天后再来。两天后我再送去时，她的脸色、眼睛、衣服和两天前比，好像更坏一些，且乌黑的头发看上去也有些凌乱，脑门上还多了一道血痕，我猜想镜子一定是没收了。（后两次我去看她，她的变化和随后对她的批斗，我在草稿中是没有写的。见文后小注。）我临走时，她说你以后再也不要来了，如果有事我会叫人找你的，需要钱时我也会让人去找你，钱就在我的屋子里。“这本《诗词格律十讲》我看完了，你拿回去仔细看看吧，好好看看会对你写诗有帮助的，看完了，看懂了你就送给别人或扔了。”说完她趁看管翻书的时候给我使了个眼色。看押她的人翻了翻，确定没夹带什么就给了我。

我在路上仔细地翻了翻，确实没夹带什么。那她为什么要给我使眼色呢？是我的错觉吗？我就一页一页地翻，还是没看出什么来，我已确定她给我使眼色是我的错觉了。但我突然又想到她为什么说：“看懂了你就送给别人或扔了”呢？为什么不说送回她家或送给我呢？于是我坐下来再仔仔细细一页一页地看，看到了！终于看到了！我很激动，也很紧张。中间部分一页一个字，而且写在什么地方是没有规律的，和书上的字一样工整，一样大小。共十四个字，是用钢笔写的，这十四个字是：弟弟快去串联越远越好云南新疆。晚上我仔细想了想这十四个字的含义：第一：我想对她的审问已涉及到了我，我处境危险；第二：问题严重，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第三：时间不多，一定要快；第四：再仔细分析她的话，如果没有钱可以到她家去拿，第五：看完后立即销毁。但为什么要写弟弟两字呢，要知道多一个字就会多一份风险。令人费解。但只一会儿我就明白了，当初我们的约定就是：“我以亲人的身份跟你说话时，你必须得听。”分量绝对不一样，我处境危险了，我是该走了。过了两天程希平被隔离了；梅建民也被隔离了；凡和朱成昭关系密切的一个个都被隔离了。我是应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可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可我留下来又能给他们帮什么忙呢？又有什么用呢？我是应该走了，而且走得越远越好。但我一走了之，让他们受苦，那够朋友吗？那还是战友吗？我心一横，不走了，要坐牢一起坐，要死一块儿死。大有“虽九死而不悔”，“终刚强兮不可凌，魂魄毅兮为鬼雄。”的大无畏劲头。我知道，下一个该轮到我了，但我完全没想到，在我失去自由之前，他们非得让我亲眼目睹集悲凉、悲痛、悲惨、悲悯、悲泣于一体的伴我终生的揪斗王白沙的惨剧，这是多么的残酷，多么不人道啊！人性啊，怎么扭曲成了这样呢？

小注：关于草稿中未写及王白沙被批斗内容一事，好友李晓奇提出异议，且小女也认为：在写文革的文学作品中你说的场景虽屡见不鲜，但你这不是文学，而是纪实，实际发生了的还是应该写上。我不愿写的原因，除了其场景不忍心回顾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我文中多次说到的：写王白沙就一定会写到我自己；明天写到我落难时的经历，人们就会知道她为什么会在两天之内有那么大的变化了。而我则真的不愿回首那段经历了，真的不愿用锥子扎自己的心，让心再滴血了。此外，这篇文章我是挂在博客上的，谁又能保证王白沙的母亲就一定不会看到呢，尽管可能性很小。如果王白沙当年没跟我讲错，且我没听错她父母出生年月的话，她老人家今年应该是九十周岁了，他们全家的每个人对王白沙文革中苦难的经历都不会比我知道的更多，因为王白沙的性格我了解，她是不会把自己的全部苦难经历告诉她的家人的。我这样做是不是残忍了些呢。（未完待续）

既然打定主意不走了，我就赶紧做了些准备。坐牢甚至杀头的思想都有了，那还准备什么呢？还是有需要准备的。一是，不能让他们拿到我的证据，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罪名；二是，不能让他们拿到朋友们的证据；以给朋友添麻烦；三是，看能否再看一次王白沙，希望能再得到点儿什么暗示。

首先是将日记销毁（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写过日记），用现在的眼光看那简直太可惜了，我此篇文章所写文字大都没有具体日期而只有年和季节，就是这个原因；和朋友们的所有来往信件全部销毁，哪怕是觉得极为珍贵应保留一生的；书呢，照片呢，当然应当销毁，因照片后面的字有我们活动的轨迹；书呢，仔细翻了翻，问题倒不大，还是放在床上吧。但有几样东西我犹豫了：王白沙、程希平、梅建民、还有北京女１１中的张青（关于张青，本文就不讲了）的照片我实在不想销毁；还有那本《诗词格律十讲》我真的舍不得，但又必须销毁，否则便是王白沙的罪证。可我又想，就这十四个字谁能看得到呢，我是在她反复提醒下，连看三遍的才看到的。退一步讲，即使看到了，别人又能把她把我怎么样呢？不就是让我去串联吗？可这十四个字对我而言太宝贵了，是值得我珍惜一辈子的。最后我决定保留这些照片和这本书，但应转移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于是当天我便把这些东西拿到我朝阳区的家中。

可我太幼稚了，我被隔离后，不但抄了我在附中的宿舍和我在地院的宿舍，万没想到的是连我朝阳区的家也抄（这次抄我的家，对我的家庭造成了极大的心灵上的伤害，我获自由后只有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此后家庭所有成员均没有再提及此事。）了，拿走了他们认为一切有用东西，包括所有的照片，这也就是为什么此文照片极少的原因。那本写有王白沙名字的《诗词格律十讲》的书当然是在其列的。

在这里我要较详细地说一说那本《诗词格律十讲》的传奇经历。最初学院的红卫兵倒是对这本书没看出什么，也没问过这本书的事情。可到了公安局专业侦查人员手里，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估计也许是因为我从王白沙那里拿回那本书时，看押她的人曾作了记录，才引起他们注意的。）那当然是以后的事了：审讯人员拿着那本书：“这本书中有没有王白沙给你写的信？”没有。“为什么让你到新疆去？是不是叫你投奔苏修？”我不知道，她从未叫我去新疆。“新疆不是离苏联最近吗？”新疆还离阿富汗近呢？于是在我多个罪名里又加了一个想通过阿富汗逃到苏联投奔苏修。这件事会给王白沙带来什么呢？她是怎么解释那十四个字的呢？后来我没问过她，她也没问过我，看来我们都没有勇气再去面对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但从给我所加罪名来看，我觉得肯定会给她造成极大的麻烦。

1979年初湖北省组织部到黑龙江建三江我的家中给我平反，当问我有什么要求时，他们一定觉得我会提出要回北京一类的要求，因为之前他们已流露出了这个意思（他们说过，北京青年和本地青年结婚的，回京较难。但我们湖北省组织部可以和北京组织部联系，因为你的情况很特殊，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只是没有明说。我没有提任何让他们可能为难的要求，我只提了一个简单的要求：能否将那本《诗词格律十讲》还给我。可能我的要求太低了，他们一口答应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帮我找回。可结果令人失望，一个多月后他们回信给我，现将信的全文转抄如下：“所有有关你的材料全部由中央文革第二专案组转到了中组部，中组部又全部转到了湖北省组织部，经我们反复查找没有这本书，也许在转交的哪个环节上丢失了，谨表歉意，如果需要我们可以给你买一本。”多么可悲的结局啊！难道我要的是这本书吗？我要的是难友之间的那份在危难时不顾个人安危，只为难友着想的那份情谊！我要的是能充分反映她聪明机智，遇大事时的沉着冷静的证明；我找它是想用它来教育我们的后代：告诉他们，他们的父母曾生活在怎样令人心酸的年代；告诉他们，他们应珍惜现在的美好时代，好好生活。同时，我也想告诉那些自认为看透人生，甚至玩世不恭的年轻人：谁说人到了危难时刻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此外，我也想告诉王白沙的亲人：王白沙在文革中的高尚品质——他们可能并不知道或全部知道。王白沙遭难后的的苦难经历和表现出来的崇高人格，也可能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告诉王白沙的孩子（我的荒友李晓奇告诉我王白沙有个很好的孩子，虽然我还没有见过）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他的母亲在十八岁时就已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和聪明才智，他有一个足以令他骄傲的妈妈。我还想告诉我们的同龄人：虽然我们所处环境不一样，个人的境遇不一样，受害的形式不一样，受害的程度不一样，但别忘了——我们都是受害人。是该我们好好反思反思那段历史了，如果不反思，谁能保证，悲剧不会发生在我们后代的后代的后代的身上。

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我紧张的心稍微感到轻松了一些，就剩下最后一件事了，和她再见上一面，颇有诀别的苦涩和心酸，颇有即将告别战友的感觉和想法。到了那里，那里的人告诉我，她已被转移到别处，让我去找专案组。专案组的人明确地告诉我，你要找的几个人都已不能见任何人了。并告诉我：你来得正好，明天晚上七点在小礼堂开王白沙的批斗会，你得参加。我说明天晚上我有事，我参加不了——那实在是我最怕的场面呀！“谁不参加你也得去！”我估计其时春节刚过不久，学院里没有多少人，所以地点选在小礼堂。我被安排在了最好的位置——头排正中间，左右都是我熟悉的面孔，多多少少和朱成昭都沾点儿边。那天的惨剧是我最不想回顾的（这也就是我不愿在草稿中写出的原因），会场上布满了诸如“孝子贤孙”、“花岗岩的脑袋”、“不投降就灭亡”一类的标语。当主持人说“带上来”之后，三个东方红的女红卫兵将王白沙带上台来，她的两边一边一个，肩是往下压的，两臂是在后拧着往上抬的，批的是什么我几乎没听见，大概和标语上差不多吧。随着批斗的进行，一会儿将她乌黑的头发使劲往下拽，一会儿又将她乌黑的头发往后拽，（下乡在五连王白沙曾在宿舍号召同宿舍的女生剃光头，还真有几个剃了，但她最后并没剃。其实她那是在做最坏的打算，她知道头发被拽来拽去的滋味。但当李某某说完“没有头发揪耳朵”之后，她就打消了剃光头的打算，她真的不是在涮别人。）说是让大家看看她那花岗岩的脑袋。我是从始至终基本上没抬头看，愤怒？恐惧？心痛？悲哀？也许兼而有之。当让大家看一看她那花岗岩脑袋时，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她那漂亮的容貌，让认识她且又同情她的人不忍心再看了。那一刻她那平时炯炯有神的双眼噙满泪水，这泪水是愤怒？委屈？悲哀？平时深邃的目光现在变成了痛苦、无奈、无助、迷茫、甚至有些呆滞，当然也有仇恨。我闭上了双眼，双手紧握，心在战栗，身在抖动。当时的场面台上相当的惨烈，但台下相对要平静一些。可能与会的多是早已成人的大学生，他们对眼前的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弱女子还有一点恻隐之心吧。现在影视文学作品中我们见多了，我这里所写的远不如文学作品中的更惨烈，可人们想过没有：如果说台上是你的父母，如果是你的刚满十八岁的孩子，如果是你的亲兄弟姐妹，你又如何呢？那天会议后来怎么继续进行的，又是怎么结束的会，该记得的我的脑子已是一片空白了。我只记得总部的那个人和我说了一句：她的批斗会要连续进行三天，你每天都必须参加。这话对我简直如同五雷轰顶，他们这样做是想彻底摧垮我的精神么？我已忍受不了这种锥心的疼痛了，就是拉我我也不去了。第二天晚饭后，天色渐晚，我从附中的西北角跳铁丝网逃离了附中（那时附中的西部是一片稻田），为的是躲避王白沙的批斗会。到了颐和园，３３路末班车已过，我便一直走到香山，那时香山东门往北不远处便是一条山沟，从那里可以一直爬到山顶，我一个人夜爬香山，走到顶天还是黑的，那时香山顶上什么也没有。冬天的寒风格外刺骨，我早已没了感觉。力图一个人将那几天所发生的一切理出个头绪来，结果越理越乱，也许王白沙说的让我快跑是我唯一的选择，“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往什么地方跑呢？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真的就往而不返了吗？再说朋友们在受难我却跑了“伤怀永哀，汩徂南土”，那实在又不是我的性格。天高地迥，路在何方？下午，我一个人无目的地回了学校。地质学院的专案组就在附中等着我呢。我被隔离了。群众专政了。

我并没有感到意外，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审讯我的人我倒认识几个，文革初期都是朱成昭的对立面。这时我才明白，我和王白沙文革初期卷入地院文革运动埋下的祸根开始作祟了。审讯开始是平静的，但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时，这些大学生们开始恼怒了。刑讯逼供是在预料中的，但其残酷性是我没想到的，两条腿绑在下铺，两只手绑在上铺的床栏上。椅子上坐着的人开始审讯，我已出离愤怒了，拒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我说要关要杀由你们我就是不知道。“朱成昭绝食４８小时不是你还去看过吗，先饿你４８小时再说。”期间，除解手以外，均是这样捆着。他们轮流看着，手持一根木棍，我稍一打盹儿，棍子就落在我的脑门上，这种状态约维持了３０多个小时，期间没吃没睡，摧残可谓极致。不知这时为什么，我想起了我后两次看王白沙时，她满脸的倦色，形容枯槁，褶皱的衣服，凌乱的黑发，是不是也受到过和我差不多的惨无人道的虐待（这一段群众专政的时光，草稿中是没有的，是我不愿记起的，但为了说清我三次探望王白沙的变化也只能把锥心的事情写出来了）。接着是哄骗我们互相揭发，他们给我念程希平、王白沙揭发我的东西。因为我最后隔离，精神上早有准备。我仔细听他们到底已知道了哪些，王白沙到底承认了哪些。当我得出结论，王白沙只承认自己和揭发了我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时，我则以鸡毛蒜皮的小事来对付。但对王白沙及她的家人，即使小事我也格外小心。比如说，她父亲说你是革命小将，是不是想利用你，拉拢你。我坚决否认，说她父亲绝没和我讲过这样的话，为这句话我还吃了不少苦头。但对我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论我供认不讳，因为我当时已在多种场合讲过此类言论——甚至在宿舍里，想不承认也不行了。当然他们对我穷追不舍，问我既然你在那么多的场合下都讲过这些言论，为什么却没跟王白沙讲过呢？我回答，我想讲，但她不让我讲。在这过程中我确实说过对不起朱成昭、程希平的话，在这里我想向朱成昭、程希平道一声晚来的歉。但我可以扪心无愧地说，我没讲过一句对不起王白沙的话。原因很简单：她们家对我不错；她们家因王光美的关系已遭大难，我绝不能再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了；更重要的是，她在我可能要遭难的时候，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首先想到的是让我躲开这场灾难，我再做对不起她的事，还算个人吗？

1968年二月底的一个傍晚，北京市公安局将我带走，没有戴手铐，但头发是被拽得很低的，头快碰到地了。楼门口站满了许多仿佛伸长了脖子的鸭的人们，鉴赏着这一抓人的圣举。先是德胜门外的功德林，后是宣武门外的半步桥，前后长达一年之久。网络小说《四面墙》认真拜读过，其中的场景我没有遇到过。因为和我同在一室的都是相当级别的干部、艺术家、大学生，只有我一个中学生。但管教我们的军管会的人们却没有《四面墙》中的管教那样客气了。这篇文章是写给难友王白沙的，无关她的，在这里我不想多写，等我怀念学友战友难友荒友的心绪平静以后，也可能写一写那段岁月的文章。

1969年初春，从四面墙中走出，先参加了一个学习班，主要是和外面自由世界接一下轨，程希平、梅建民也在其中。那个学习班集中了几乎所有的文革中被打倒的，半被打倒的国家领导人的孩子们。其时我和他们下围棋、打桥牌倒也快乐，提到王白沙他们也大都知道。

一起下乡成了荒友

从学习班回到了学校，学校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我还记得的有一个叫陈林的高三学生，他和我讲文革中曾有个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那时我还在四面墙中，学校发生的事情我不清楚。）即使文革最高潮时，学校也没有教师自杀或被打死，但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却自杀了好几个——和学生们无关；教师整教师更可怕呀。不知什么原因，高二的一个女学生，她也是最早参加红卫兵的，但没有什么活动。清理阶级队伍时，她在学校跳楼自杀了——也可能是他杀。不知为什么当时怀疑陈林与这个女生的死有关系，因此有关部门始终没让他离开北京，最后当然是无中生有。这对他来说竟变好事，留在了北京且分到了首都机场工作，现在我们早已失去了联系。还有一个后来和我一起到黑龙江兵团五连的高中同班同学——他不怎么来学校，他为什么拖到那时还没走，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和我们这个圈子连边儿都不沾，对我和王白沙的事基本上一点儿都不知道，知道的也就是地质学院里风传的结论性的东西——尽管多数都是不着边际的结论。下乡后在“一打三反”时，连队里让他揭发我们，那纯属是找错了人。）也可能还有其他的人，但我不记得了。文中前边提到的张青还经常去我们学校，张青她终究没有下乡，开始还有联系，后来慢慢断了消息，不知她现在在哪里。我之所以讲讲这几个人，是因为我今后回忆我的文革生涯时，可能要说到这几个人。

再就是王白沙了。我是让学校的教师从学习班接回学校的（梅建民和程希平是被学院接回去的），路上老师告诉我，王白沙还在学校，也是刚刚解除监管。她大概知道我那天要回学校，我到学校时，她正站在学校食堂和宿舍楼之间的空地上。见到王白沙后我很高兴，很有战友、难友重逢的感觉。她则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高兴，只是很随意地说了一句“你好像长高了么。”我则回答可能是太瘦了显的吧，后来一量我还真长了三公分。当天她告诉我她已将名字改为王征了（我一直弄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改名呢，难道是想连同自己的名字一起忘掉那段梦魇般的经历吗），虽然她已恢复了往日的容颜，但她眼神中仍充满着忧郁、茫然和落寞，每天仍只是看书。有一天，我和她聊天，我问她为什么总不高兴，也不出去散散心。她说：能高兴起来吗，你想过未来没有。我说：那有什么，我们档案上是没有任何记载的啊。她随便用手一指，知道我们经历的人都是档案。当时我不以为然，事后证明她说的是对的。

我那时心情很不错，白天经常和程希平、梅建民等一起出去玩儿，在一起谈天说地，当然再也不谈文化革命了。期间我们两次登香山（我和香山很有缘，痛苦的时候愿去，高兴的时候也愿去，前些年为了锻炼身体每周必登香山一次，直到后来迷上网球为止）。晚上在学校就和陈林、王征在一起。王征又找来一本《诗词格律十讲》，开始研究起来，她对此显然研究很深。王征像是个杂家，什么书都爱看。我也是一个看书成瘾的人，且各方面的书也多有涉猎，这倒是对我其后的教师生涯颇有益处。那时王征也许是为了打发时间，也许是她对医学感兴趣——从恢复高考后，她考北医大并被录取来看，可能是她对医学确实感兴趣——那时她忽然迷上了针灸，天天拿着银针对着人体模型扎。有一天我对她说：你老对着模型扎，还不如在我身上试一试。她说：你有什么病，我确实可以试一试。我说我总失眠，你有办法吗？于是她拿针在我后脖颈上扎了好几针，边扎边对我说，这是安眠1，这是安眠2等，陈林说，今天晚上保你睡个好觉。但晚上我并没有觉得管事，依旧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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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离开北京前照的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969年10月

几个月后，黑龙江建设兵团来北京招人，我和王征商量，我去还是不去。她冷冷地对我说：和我商量什么，你自己决定就是了，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我当时也很不耐烦地说，这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吗，我又没问你去还是不去。她说你要是听我的话，早去云南或新疆了。这时我才明白，她是对文革中我几次没听她的建议，尤其是她冒着风险让我快走而我没走还在生气（也可能那十四个字真的曾给她带来过很大的麻烦），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后来她给我分析：兵团有建制，青年又多，发工资，生活有保证，应该去。于是我们便决定去建设兵团。当我们两人在海淀东升派出所办完户口转移手续后，工作人员将我们的户口卡片一撕随手扔在了纸篓里。那一刻我看到王征脸上闪过一丝惆怅的眼神。是啊，这一撕便将她扔在了黑龙江近六年之久，要知道，其他下乡青年期间尚可回京探亲，而她则孤寂一人，无家可归、无亲可探（她的哥哥好像去看过她一次，但比较了解她的高秀萍说绝无此种可能，１９７２年她也曾回过北京一趟，说是探亲，其实到了北京也就是和她事先约好回京的妹妹见上一面，父母都见不到，家也没了，只借住在她的好友高秀萍家中）。而我则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一年，当然我的情况和她还是不相同的，我后来主要生活在六师，那里政治气氛之宽松，对老高中生之重视，和五连比完全两重天地。

临走前的那些日子里，王征一个人静静地在宿舍看书，哪里也不去。而我则每天和梅建民、程希平等地院的大学生们做着告别前的最后几天的聚会。喝酒——从那时起我开始学着喝酒；吸烟——梅建民吸烟很厉害，我是和他开始学吸烟的，现在他是不是早已戒烟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他们俩的消息。一天我们去爬香山，坐在香山顶峰上，我把王白沙开始蒙难时，我当时的心情向他们讲了，他们听后也感慨良多，并随口编了几句“诗”，只记得最后一句是：“白沙他年返京日，必定攀上鬼见愁”。这其中包含了难友们对她的美好祝愿。我把这首诗念给王白沙听，她说：你们写得都是什么歪诗。但她还是很认真的把它记了下来，我想大概是诗写得怎么样并不要紧，毕竟其中饱含难友对她的未来寄予美好祝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每人发了一件军用大衣，还有军用棉衣棉裤，写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及其他的一段最高指示的白搪瓷缸。后来我们曾用那白瓷缸，大口大口地喝６５度的白酒，大概每缸也有一斤吧。

踏上了前往黑龙江的火车。当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又看了看北京站站台上写着的“北京”两个字，想起了在东升派出所户籍管理员撕碎户籍卡片的那一刻，当时我明白，北京——中国的首都已离我越来越远了。虽然我们三个地院附中和五个钢院附中的高中生没像那些六九届的，十五六岁的孩子们那样放声大哭，但我的心里也是酸酸的。火车上六九届的孩子们过了一会儿就高兴起来，有说有唱，我们八个高中生则一路无言。我对未来既充满期待和幻想，也充满疑惑和迷茫，一路上情绪复杂；而王征则从上火车的那一刻开始，一直是忧郁、怅惘、甚至是痛苦的表情，一路四十多个小时她基本没有说话，这我能理解：父母在哪里，一定在受罪；她一直惦念的妹妹，在陕北的穷乡僻壤受苦，且一直到走都没能和妹妹见上一面（那年九月我曾去过陕北一趟，但目的没有达到），她心里能不苦吗？

下火车时天还没亮，车站的名字是二龙山屯，我们上了一辆汽车还是拖拉机，我已记不清了。我们也不知道要把我们拉到哪里去，沿途经常有人下车，被分到某一个连队。我后来的好友邢俊和她的妹妹就在四连下了车。六九届的孩子们又叽叽喳喳起来，问北大荒的冬天到底有多冷，问到连队都干些什么，问连队里有电没有……除了我同班去的那个同学以外，其他七个高中生基本没怎么说话。我瞥了一眼王征，她眼神中流露出的依然是忧郁和无奈。天蒙蒙亮时，我放眼望去，那是根本见不到人烟、望不到尽头的大片土地，这种景象在关内是绝对看不到的。成片成片的黄色的，我知道那是土地；大片的黑色的是什么呢，给地里上的肥吗，又不像。天全亮了，我看清楚了，泛黄的是尚未翻过的庄稼茬地，而黑色的才是刚刚翻过的土地。学地理时知道有黑土，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会有这么黑的土地。

车到了一个高岗，去接我们的人往前下方一指说：到了，这就是五连。我看了看，一个小小的村庄静静地坐落在曲曲弯弯的讷谟尔河畔，其后的三年半的时光，我的青春就在这里流浪着。三年多的时间，我在这里结识了很多终生的荒友，现在还经常往来的朋友：李晓奇、曲培平、王灿寿、郭晓民、程正东、赵光明、徐卫平、张铁梅、郎克华、杨静、陈海燕……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在我和王征最不幸的时候，他们没有落井下石，而继续和我们这些另类交往着。还有许多虽然几十年未曾见面的，只要一个电话，也会感到分外亲切。昨天我和高秀萍通了一个电话，她便说了很多关于王征的事情，并告诉了我一些上海知青的情况，很有老朋友的感觉，因此五连有很多值得我回忆的美好东西。但五连也是我的伤心地，那里给我重重地上了一堂人生课，它使我懂得了很多人生道理，真正理解了鲁迅先生“中国人如何卖友，如何吮血”的深刻含义。王征在这里也度过了难熬的三年半时光，只不过我们后来的去向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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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团辖区地图，从中是可以找到五连的位置的，二龙山屯车站附近便是团部。（照片由李晓奇提供）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九） 一起下乡成了荒友（上） - 石白河 - 石白河的博客

从南岗（出五连时的必经之地——一个高岗）眺望长河屯即六团五连。远处的山就是有名的五大连池火山（李晓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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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团五连即长河屯的后河套，五连就坐落在讷漠尔河畔。照片也是李晓奇提供给我的，这应该是他多年后再去五连时拍下的，已全然不见了那里原始的北欧风光。
（未完待续）

到了六团五连，开始时我们还都觉得不错，虽然物质生活清苦了些，精神生活单调了些，但我们这些知青并不十分在意。先到的知青们住的是房子——一张大通铺，密密麻麻的排在一起。我们这些后来的男知青，连队为我们临时搭了一顶帐篷，帐篷中间的地上用砖搭了一个大炉子。晚上炉子里大块大块地烧木头（知青去的这些年，到底烧了多少木头，为此砍了多少棵树谁能统计的出来），睡在铺上倒也没有觉得太冷，但早上，铺下洗脸盆中的毛巾已冻在一起了。我问过王征，她们的情况如何，她跟我说，情况差不多吧。连队里没有电，晚上我们在马蹄灯下看书，在马蹄灯下下围棋，在马蹄灯下学弹吉他，在马蹄灯下做数学题。每到早上一个个鼻孔都是黑的，但我们大多数并没有觉得怎么苦，起码是可以忍受的苦。这从当时我给家中的第一封信所写的内容便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连队坐落在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旁，河中有多个小岛。据当地人讲，一到春天，岛上的树会开满五颜六色的各种花朵；秋天山丁子，野山楂等累累果实会挂满枝头；河中满是鱼虾，味道一定会很好；连队的南面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这么大片的稻田在北京是不可能看到的；吃的也不错，基本都是白面；业余时间我还是爱看书，希望家里能给我寄些书来……

那时我和王征也能正常往来。但当时的社会风气不比北京，男女是不能在僻静的地方单独说话的。我们的往来都是在公共场合，比如在去食堂的路上，打水的路上等碰上互相打个招呼而已。记得刚到不久，她还曾和我开玩笑说：我改名时，还不如咱俩一起改，都把姓去掉，成了亲姐弟，那别人谁也管不着了。这当然是个玩笑，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单调的时候，人们开开玩笑也很有意思。就我们两人时，我们仍是姐弟相称。有一天我因血压高晕了过去，王征和她几个同宿舍的女荒友，到帐篷里看我。我醒来时，王征正用手指用力掐着我的人中穴。我说，谢谢白沙姐。有些人好像听到了，但多认为是他们自己听错了，因为那时别人尚不知白沙是谁，这是我第二次在公共场合这样叫她了。她说你醒了，明天休息一天吧。我说，不用。她说你不请假我去给你请。第二天我还真的休息了一天。她给我带了一些水果，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水果是从哪儿来的——其时连队连个小商店也没有。

刚刚到五连的那一段时间，连里对我们这些老高中的北京知青还算不错，我们也经常去老乡家里吃饭，他们对我们也热情。钢院附中的王灿寿当了连报道组组长；曲培平的工作能力也得以认可；王征的处境也还可以，爱看书的她，一点儿都没变。有一天，她问我有什么新书吗，家里正好寄来一本名为《各国概况》的书，她说，拿来我翻翻吧。她则给了我一本《论法的精神》，两个星期还给我时，书中已写得密密麻麻了（这本书一直到我回北京时才捐给了建三江一中，不知还在不在）。而《论法的精神》她不要了，说是送给我了，多年来一直保留在我的身旁。在连队读这本书时，别人问我是谁的，我说是家里寄来的。由于这本书名字怪，作者名字也怪，里面的内容读来吃力，后来在《一打三反》中也就没遇到过任何麻烦——既不是黄色的，也不是修正的，更不是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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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冬，六团五连一打三反尚未开始，我还保持着自信并对未来有期待

由于那时黑龙江已到了冬季，连队也相对进入了农闲阶段，劳作也不是很辛苦，我们几个高中生心情也不错。那时我对未来是有期待的，甚至觉得是有希望的。自觉自己历经过磨难，已经是一个有思想，能思想，会思想的人了。精神状态也很不错，在宿舍里学弹吉他，边弹边唱，唱的大多是我们那代人耳熟能详的苏联歌曲：《三套车》《山楂树》《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革命歌曲也唱，语录歌也唱。一天，王征对我说：我在井边打水，听到你们尽唱苏联歌曲，应当注意点儿，要唱也得小声点儿，不要太随意了。我说没事儿。（后来我还真没因唱歌碰到麻烦，但钢院附中的曲培平却遇到了麻烦。原因很简单，吉他是他的，气得他要把吉他音箱锯下来当烟灰盒用。）那一段五连还真是有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除了前面说到的外，我们甚至有过类似现在青年人聚会的场景。那天晚上，我忘了是因为什么在食堂里我们聚到一起，唱起歌来。郎可华拉着手风琴（我记忆里她手风琴拉得很好），我们则如醉如痴地唱着，当然都是那时流行的革命歌曲，就像现在青年人唱周杰伦的歌曲一样。记得我当时突然冒出一句：来个《喀秋莎》吧，记得王征皱了一下眉，郎可华也愣了一下，我赶紧说，那怕什么，喀秋莎是火箭炮吧。于是我们在手风琴的伴奏下一起用啦啦声（没敢唱词）高兴地唱完了这首歌。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十） 一起下乡成了荒友（中） - 石白河 - 石白河的博客
精神生活单调并不可怕，帐篷中煤油下学弹吉它也很有趣，1969年刚刚下乡时



由于那段我们精神很好，因此劳动也分外地努力，高中生本来就已是成人了，身体也就好一些。一次，我们劳作一天已经下班该回宿舍了，路过场院（我和五连的场院也很有缘，就如同北京的香山，２０００年我到五连时特地到那里看了一会儿），看到场院上正热火朝天地将粮食入库。两位本地的职工将装完粮食的麻袋用力往上一提，先去的知青们潇洒地从麻袋下面钻过，右肩正好接住麻袋用力往上一挺身子，大步地将粮食送到几十外的粮库里。我们这些新来的看得目瞪口呆。好事者包括我，也立即加入到这个行列里，几个回合下来，竟也能将１８０斤重的麻袋扛起入囤。那次连长真的很高兴，几次在会上表扬：这才是真正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都下班了还能主动加班等等。其实我们心里清楚那是好奇的结果，根本就不是什么主动加班。那天回宿舍的路上，王征对我说：不要尽逞能，你那么瘦，别跟他们较劲。那时我确实觉得她真的像我的姐姐，她怎么什么都替我想到了。

知青刚到时，宿舍非常拥挤，根本没有放行李的地方，知青们就把行李放到场院的仓库里，要拿东西时，叫一下库房管理员即可。那天我从那儿路过，看到仓库门是开着的，管理员在外面站着，正好我进去拿点儿东西。管理员说，去吧里边有人。我进去一看，就王征一个人，她正在翻着箱子，我说：“白沙姐，伯父、伯母有消息吗？”她听完我这一句后，顿时两行眼泪落了下来，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凭眼泪不停地往下流。眼中流出的似乎不仅仅是泪，分明是无助是痛苦，实在让人心酸，这又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一个场面。我还从来没见她这样哭过，即使是那次让我终生难忘的、让我饱含仇恨和痛苦的，在地质学院小礼堂里批斗她时，她也没落下眼泪——她当时只是双眼噙着泪水。我当时心里极为紧张，以为她父母有什么坏消息。赶紧问她发生什么事情了，她说：没有，就是没有消息。我赶忙说，没事儿就好。要不你把你哥哥的地址给我，我让张青找找你哥哥。她把她哥哥的地址告诉了我，以后发生的事以后自然会写到。（这些我在草稿中都没有写，原因很简单，这些在别人看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对于我就不一样了。今天写到这里，我又泪流满面，别人是没看到，她双眼流泪时的那种无助、无奈、无依、无靠的神情是多么的凄凉悲惨呀！）我们之间的这种非常奇异的，甚至说是离奇的关系，五连没有人知道。当然王征和没和别人说过我不知道，我估计可能性极小，连队的人也都没什么感觉。只有钢院附中的一个叫李熙超的，他不知怎么好像是知道点儿，也许他是在诈我。我明确地告诉他，我们只是同学，决不是姐弟关系。

几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的这种和睦而清纯的姐弟关系，中断于1970年年底。过程极为曲折，结果倒是非常干脆而简单。

我们的这种无忧无虑，和其他知青过着相同日子的好时光并未持续多长时间，我和王征当然也包括其他的几个高中生（其实几乎所有的知识青年——只不过就是到现在，他们中的有些人自己也没认识到而已）先后进入了梦魇。开始时有一个信号，那就是审核兵团战士资格。那时我才知道我们到了兵团还不一定是兵团战士，还要通过审查。当时，钢院附中的李希超（他有海外关系，那时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曾说：要是我评上了，全连就都通过了。公布结果时，连里的知青基本都通过了，当然也包括李希超。没有通过的寥寥无几，其中就有我和王征。记得当时的知青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李希超说，看来你和王征的问题不小。因为其他几个没有通过的，问题都是明的，时间也不会久的，而我和王征一定是遥遥无期的。再见到王征时，她那无奈无助的眼神中又多了凄楚和悲凉，我知道咬噬我们魂灵的梦魇又要开始了，不过那时早已经历过大风雨的我，倒也没太在乎这些。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十一） 一起下乡成了荒友（下１） - 石白河 - 石白河的博客

讷谟尔河畔的欢笑（一营五连知青），1972年。如果不是“一打三反”，知青们还是很快乐的嘛。

右一上海青年外号“老坷拉”，右二赵光明，右三郭晓民，左一程正东，左二曲培平。



大约在那年初春，全国性的“一打三反”开始了，这场运动是国家的一场灾难，很多知青的一场噩梦。辽宁的张志新，北京的遇罗克，宁夏的吴述森、南京的陈卓然等多人就是在那场“一打三反”运动中惨遭杀害的，其中后两名是下乡知青。还有在我们知青中广为流传的，那首深沉缓慢的“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的《知青之歌》的作者，毕业于南京八中的下乡青年任毅在一片杀声之中，三次枪毙现场陪绑后“轻判”十年徒刑——没有其他罪行，只因写了这首能唱出知青心声的歌。

看过我这篇草稿的年轻人，甚至是当时下乡六九届的知青们让我介绍一下“一打三反”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觉的那就跑题了，因为那实在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今天如果时间允许，倒是可以附在后面一些资料，供有兴趣的人参考。

前面我写了这么多，无非是介绍一些大的背景，告诉年轻人这场灾难发生的背景。在现实生活中，张志新、遇罗克那样能最早看清林彪四人帮本质的有思想，同时又敢思想的人毕竟凤毛麟角；吴述森、陈卓然那样有思想深度又敢于挺身而出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像任毅那样才华横溢又敢作敢为的年轻人世所罕见。因此那场运动在大多数连队也就是喊喊口号、走走过场而已。但那场运动在五连却是一场灾难，“一打三反”在五连一直持续到1972年。为什么单单会发生在五连，原因是多方面的：全国性的“一打三反”是五连悲剧的必然因素；爱整人、会整人、敢整人、乐整人的人凑到了一起，不整出个惊天动地来，不整出个天翻地覆来，怎么能显示出他们的水平来呢？这几个人凑到了一起再加上极左的那位工作组长，是偶然性。我和王征就在那里，有现成的整的对象；荒友李晓奇给我发来邮件，是王灿寿的一篇文章，我看后才知道，当时还有敢这么不接受再教育的人，不把他整趴下怎能显出他们整人的本领来。其时连队的领导：指导员许某某，副指导员李某某，打手姜某内心之丑陋，手段之卑劣，心肠之冷酷，态度之蛮横令人发指。

最初的苗头是我们的排长——魏某某，他从团部或是营部开会回来，在一定的场合说过：王征是黑线上的人物，是刘少奇的人；石白河对组织不诚实，还有其他严重问题（这句话当时我就认为是上边传下来的原话，而且再也没有其他别的了。记得我们即将走出学习班时，文革专案组的两个人特意来到学习班将我、梅建民、程希平叫到一起对我们说：我们已经分别同你们每个人讲过了，现在再重复一遍。第一，你们的问题档案上一字不记；第二，今后对任何人也不要说你们这段的情况，你们谁说了谁个人负责。我们都和你们学校讲了，不准将你们的情况讲出去。至于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也说不清）；其他人——几乎囊括了全部八名高中生，这是我们噩梦的开始。随后李某某、许某某、姜某便开始了其卑鄙行为，对我们，当然还有其他几个人从精神的摧残到肉体的折磨便开始了。说句公道话，对我肉体的折磨倒是基本没有，但精神的摧残对我们来说就更可怕了。

这场残酷的运动刚刚开始时，王征碰到我，急匆匆地对我说，千万不要乱说，现在我们可不是学生了，“再乱说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这句话到现在为止我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其实那时我倒觉得我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了，她提醒我有些多余，我倒觉得她把问题看得太重了。诸如死无葬身之地的话，那时人们经常挂在嘴上，但那天从她的嘴里讲出来时，好像使我看到了她内心的恐惧和绝望。我仿佛又看到了她两年前的样子了。（砖瓦厂的博友说的对，要不是下乡后对王征的再次摧残，王征不会这么匆匆离开我们。）

接着便发生了传遍整个六团的五连“道士”、“尼姑”那个苦涩的笑谈。事情的起因是王灿寿蓄了一头长发，很长，可谓开了后来时尚男性留长发的先河。据他前几年自己文章中写的，是因为头发打理起来不方便而为之。其实在精神生活单调的年代，人们自己找找乐子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为什么留，可以有一说一了。正好那时和我们同住一栋平房的一女宿舍里发生了几个女荒友剃光头的事儿，王征就在那个宿舍里。李某某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胡乱上纲，变成男的留长发装“老道”（王灿寿的这个绰号一直叫到现在），女的剃光头装“尼姑”。并声嘶力竭地喊叫“这是对社会主义不满”，“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李某某是教师出身，我后来也是这个营垒中的一员，我知道教师要是心术不正，整起人来是最可怕的。）这几句话李某某大会小会讲个没完，偏偏王灿寿又是一个语言诙谐幽默但性格刚烈的人，他说那我剃成秃子行不行。李某某在大会上讲，他还要剃成秃子装和尚，我拽不着他头发，就拽他的耳朵，他跑是跑不了了。几天后宿舍议论纷纷，说那几个女的剃光头全是王征忽悠起来的，别人剃了她自己倒不剃了。记得当时我还说，人家女宿舍的事儿你们怎么那么清楚。可我心里明白，王征想剃光头发是很有可能的，她肯定是怕地院小礼堂里，她乌黑的头发被拽来拽去的那屈辱的一幕重演，自己剃了太孤单，想拉几个做伴；但听了李某某拽不着头发拽耳朵的令人恐怖的高论后，又放弃了剃光头的打算。

我碰到她后，对她说：你们宿舍里剃光头是不是你鼓动的？她说，大家说着玩儿的，他们还真的剃了，怎么是我鼓动的？我说：你为什么想剃光头全连就我一个人知道，现在别人剃了你没剃，别人都说你涮人。那一刻我记得她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我想大概是我那句：你为什么想剃光头全连就我一个人知道，是这句话刺痛了她的心，让她联想起了小礼堂令她屈辱的那一幕）。她说：那我也剃了吧！我看她挺痛苦的那个样，便开玩笑说：可别，那不是顶风作案吗，再说人家说了，揪不着你的头发还能揪你的耳朵呢。谁知听到这里，她顿时落下泪来，转身便走，然后双手掩面而泣。我目送掩面而泣的她一直到宿舍，当时我们两个是站在粮库门前说话的，管仓库的一个上海女青年还用很奇怪的眼神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是啊，我这玩笑开得太不幽默了——不剃是在涮自己的小姊妹；剃了，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两难的选择再加上屈辱的回忆能不痛苦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我们两个以同学朋友的关系最后的一次说话。（未完待续）



附：关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

１．潮起潮落，自有一定之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趋于沉寂。但是，它留下的历史震荡还没有完全消失，而人们对它审省还刚刚开始。

２．如今，当人们把审视历史的焦距对准它时，看到的还只是模糊不清的轮廓。关于它的真实面貌，人们仍缺乏基本的了解，即使是这场运动的众多亲历者，又何尝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难怪人们围绕这个话题，会流露出那么浓厚的兴趣，会提出那么多的“为什么”。

３．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正值“文化大革命”十年。在“文革”这场浩劫的鼓荡下，千百万下乡知识青年深受其害。揭示这种血脉相通的联系，对于教育年青一代，不再因盲目而盲从，因无知而无畏，因愚昧而受利用，也是很重要的。

以上引自刘小萌先生所著《中国知青史》序言部分

关于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

１．１９７０年１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


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同年２月５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简称“一打三反”。

２．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据统计，１９７０年２－１１月的短短１０个月间全国共抓捕了“反革命分子”２８．４８万名

　　摘自《中国国情总览》１９９３年版２４９页

３．一些下乡知识青年，也在这场恐怖活动中遭到野蛮摧残和无情杀戮。

４．下乡知识青年，处在社会的基层，也难逃其殃。不少知识青年，无故蒙冤，身陷囹圄；更甚者，因反对极左路线倒行逆施而被处以死刑。关于历史中这最沉重的一页应从“文革”初的“一打三反”运动追溯。

以上３,４摘自《中国知青史》２００９年版３７８页


许某某上任了，一个左的离奇，左的荒唐，左的不可思议的人登场了；一个整知青有瘾，整知青有道，整知青兵不血刃的人亮相了，身份是五连指导员。李某某是副指导员 ，姜某是打手，加上患有左派幼稚病的工作组长，凑成了一个整知青的最佳组合。

那个令无数知青欲哭无泪，心灰意冷，悲痛绝望的一幕幕人间悲剧的第一剧场，就设在知青每天至少都要进出三次的大食堂里（当然还有第二剧场、第三剧场）。许某某上任不久的一天晚上，开会！主席台上就坐着他们几个——连长都没有资格。一盏煤油灯还是汽灯，记不清楚了，反正从台上看不到台下的人，台下看台上倒是清清楚楚。李某某慷慨陈词、声嘶力竭地将五连阶级斗争新动向大大小小摆了一个遍。“半导体是谁偷的？”“攻击党的领导的言论是谁说的？”（李某某虽是教师出身，但有很多陋习。比如：他大便不用纸，是用一根棍处理。因此，六九届的孩子们便在宿舍里取笑他，一个人大声喊道：李某某拉屎——大家齐刷刷地喊道：棍儿刮。因此他在男知青中有了一个外号叫“棍儿刮”）他自封为党的领导，便把这些上纲到“攻击党的领导”。人们看到这里也许会大笑起来。但当时他把这些话上纲到“攻击党”，“攻击党的领导”——现在人们也许觉得很滑稽，但当时就是这样，那谁还敢笑呢。我写这些不是跑题，我是想说，丢一件东西，讲一个笑话就能上升到“阶级斗争新动向”，“攻击党”的高度，那么王征的身世，我的经历那不是明摆着的阶级敌人，阶级斗争了吗？“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除了任砍任剁，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果然，许某某开口便不凡：五连的阶级斗争，复杂得很呢，远比人们想的复杂啊！“现在我宣布：王征，是黑线的人物，是刘少奇的人。”他说这话时我的手有些抖动，这既是为王征担心，也是为马上就一定要讲到我而恐怖，我点上了一支烟，想安定一下自己的情绪。许某某说到这里，几乎全连人的头都在转动，找寻着王征，由于台下是黑的，转来转去也没找到。我在走进会场时，早已看到她坐在哪里，我朝她坐的方向看了看，也没看到什么。等会场稍微安静下来后，许某某大声说：“石白河，问题严重，是敌我矛盾。（说到这里他故意地停了一会儿，喘了一口大长气）——暂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人们的头又像伸长了脖子的鸭在找寻着我。曲培平就坐在我的身边，小声对我说：还不把烟掐了，给别人照亮呢。我慢慢地将烟使劲按在了地上。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本来就爱失眠的我，彻夜不寐是肯定的了。我和王征所受摧残和折磨还有没有头？忧伤和痛苦难道真的要陪伴终生吗？就像当时人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永无翻身之日”了吗？想起古人的“伤如之何，心惊骨折。”“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好像已能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是在寻求真理之路，而我是在寻找活路——一条能让我们活下去的路。

许某某知道只有抓到一条大鱼，才能增加他抓阶级斗争的政绩，方能显出他的英雄本色，因此在我和王征身上大做文章也就成为必然了。于是，他便先从我同班同学身上下功夫。其实我们两个不仅是同班同学，且在刚刚入学时我们还同宿一屋——２０１室。我这个同学政治上不成熟，个子长得很高，胆子却非常小。他把本来非常简单的事情弄得非常复杂，最后许某某甚至把我这个同学自己也给弄糊涂了，落得个成了我和王征的同类了，他自己似乎也认可了，每天好像比我们两个还紧张。其实他和我、王征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半毛钱关系，在附中再找出１００个和我们两个有关系的人，也不会找到他的头上。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和王征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和谁，什么时候，干了些什么，他真的一概不知。他所知道的就是我和王征被监管，还是“叶朱集团”成员（这就是我前文中所说地院风传的结论性的东西）。并可能将其他的道听途说的也向许某某一一作了汇报，这一点后来与许某某谈话时，我从他的问话中得到了印证。但他那样做的结果，是弄巧成拙，反而使自己处处被动，甚至连队风传他也是“叶朱集团”成员。既然我和王征都知道不存在一个“叶朱集团”，那么“叶朱集团”这一在地院风传一时的东西，怎么会在五连出现了呢？当然是我的同学说的。他当时为什么那么做，我觉得原因复杂：急于评上兵团战士，急于表白他和我们两个没有关系，或者想立功，或者想向别人表示他知道得多，也可能是被许某某吓破胆开始乱说了，都有可能。我也不想弄清楚了，可能想弄清楚也不可能了。但是我总觉得他还不至于是“吮血”的人，至于是不是“卖友”的人，我不知道了。其实他最聪明的做法，莫过于实话实说——不知道。把道听途说来的当真事儿说，比如根本就不存在的“叶朱集团”，不是越说越说不清吗？虽然他这样做的结果是给我和王征添了不少麻烦（但客观上却也帮了我的忙），可我早已原谅他了，毕竟他为此付出了代价——成了一个牺牲品。那时几乎全连的人都把他看成是同我和王征一样，被打入另类了，成了一个冤死鬼。何况他还是我的同学呢，还住过同一个屋呢。“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我不是勇者，王征也不是，我们没敢向更强者抽刀；我们也不是怯者，我们更没有抽刀向更弱者。我的同学是哪种，我不好说。

许某某找我谈话了，地点就在他的办公室——制造悲剧的第二剧场。那次谈话，他首先问我，王征是不是王光美的侄女，我说听说过，但没问过，你们可以直接问她或去查她的档案。我知道他这句话是明知故问，肯定是个陷阱，因为在全连大会上他已经基本讲明了，还来问我自有他的目的。如果我一说是，他马上就会问，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她什么，你知道她家什么……，一大堆问题等着我。接着问我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说你不是都知道了吗。他说我问你具体的。我说：中央文革专案组不让讲。又问王征的问题，我说不知道。他说，你们不都是“叶朱集团”的吗？听到这句话，我立即意识到：他什么也不知道——因为“叶朱集团”，其时官方早已没有了这个词。如果是北京方面来查，或外调材料上写的，是绝对不会有这个词的。现在他说出了这个词，恰恰说明北京方面没有查，也没有外调材料，那我现在应该是比较安全的。所谓“敌我矛盾”也就是他臆造出来的了。我说我从来没听到过“叶朱集团”啊。还谈了些什么，零零碎碎的记不得了。没有得到他想知道的任何东西，他心里总不会愉快吧。但我对他的态度是绝没问题的，记得临走时他还说了一些什么“好好接受再教育”一类的话。五连期间，许某某正式和我谈话只此一次。至于他找王征谈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因为那时我们已连招呼都不能打了。但从以后发生的事来看，他一定讲了什么，一定是恶意地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并取得了他预期的效果。

精神上的摧残我再举一个例子。传达中央24号文件（有关林彪的），如果我们没有资格听，不要让我们去会场就是了。但不是这样的，非要借此机会羞辱你一下不可。到了会场，宣布开会后，是许某某还是李某某我忘记了，说了一句，今天会议内容重要，经支部研究以下人员不能参加会议。下面念了几个名字我记不住了，第一个便是我，第二个是王征。后面还有没有我记不清楚了，但我和王征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撵出会场的，其场景之难堪，我则永世不忘。悲哀！屈辱！愤懑！梦魇一样缠绕着我的魂灵，毒蛇一样咬噬着我的魂灵，会缠绕我一辈子的，我想王征应会有同样的感觉。我和现在的一些朋友或我曾经教过的学生聊起文革，聊起知青下乡，有时他们总是说，别老是把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记在心上。我倒是经常想把梦魇推开，让它永远不再来到我的身边。为此我也尽过许多的努力，但都失败了，梦魇一直跟随着我，形影不离。我不信上帝，那谁还能来帮我一把？！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十二） 一起下乡成了荒友（下２） - 石白河 - 石白河的博客

当年知青的大食堂，许多整人的事情就发生在这里，我和王征被赶出会场就发生在这里，此照片为李晓奇提供。

肉体的折磨发生在王征身上，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当时连队里集折磨人的筋骨、损害人的健康于一身；集劳累和肮脏于一体的田地里的农活，莫过于站草车了。（老式康拜因是这样的，前面是联合收割机，后面拖着一辆专门拉草的拖车，前面收割脱粒完成后，便将麦秸和麦秸裹着的灰尘一起喷吐到拖车上。拖车上需站着一个人，不停地在充满灰尘的车上翻动着麦秸，使之成为草垛，以多装一些。站着的这个人就叫站草车的。）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十二） 一起下乡成了荒友（下２） - 石白河 - 石白河的博客

即便是干最脏最累的活儿，心里最苦的时候，她仍是要把美的一面留给他人，这大概是女性的天性吧——王征在康拜因上（此照片由李晓奇提供）

王征去站草车了，倒不是说她不应去，这活总得有人干，让谁干都应该。但问题是不应总让一个人干吧，中间勤换一换，这本是惯例。这个惯例在王征身上被打破了，她每天要连续地干，一干就是一个麦收季节。每天收工后，原本漂亮的王征成了一个泥猴一样的人。期间我也曾找过许某某，我说我来干这个活，找之前我是准备好挨一顿批的，他倒是没训斥我。冠冕堂皇地说，你不是这个排的，又脏又累的活最锻炼人，她这样的人需要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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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连长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并没有歧视我们，后排中为连长。

王征累倒了。她是因累而病的。她是因脏而病的。她得了肺结核。是吸入灰尘过多造成的。但许某某不让她倒下。王征不能休息——活还得干，累还得受，汗还得流，脸还得黑，病不能治。每天让她干什么她还得干什么，就是不让她去看病。王征自己给自己治病，每天到连队里买一点儿刚刚挤出的牛奶，放在窗台上让它发酵，她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自制酸奶，据说还真的起了一些作用。后来她的肺结核是如何治好的，我就不得而知了。考大学时她学医，是不是和这段经历也有关？这时，我给她的哥哥写了第一封信，信上没有落款儿，没有寄出的地点。信不是经过连里寄出的，是在团部寄出的。信的内容很简单，他的妹妹在受难，希望他能关心一下。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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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我困难的时候我也未曾缺过朋友，他们给了我以希望，这是和好友曲培平，摄于1971年夏天。

前面我说过，他们整人的手段很高，以致挨了整的人还说他不错。我五连的一个荒友曾对我说：王征觉得许某某还是一个不错的人。我根本没往心里去，觉得那根本不可能。后来我的朋友李晓奇曾对我说，王征曾和他这样说过：在她最无助的时候，许某某曾找她谈过一次话，希望她放下思想包袱一类的话。在那时，她觉得还有人能对她说这样的话，她感到温暖。我听后，怎么也不会相信这话会出自王征之口，我不相信她会那么幼稚，我可是曾把她当做我的政治导师来看的。但那是李晓奇讲的，由不得我不信。联系到我们后来的一段经历：她曾那样断然地结束了我们的同学、朋友的关系，到底是为什么，我真的要好好再想一想了。是王征在政治上并不像我想象中的强大呢，还是我在政治上已经比她还成熟了呢，抑或是他们整人的手段高到足以使王征这样聪明的人变幼稚了呢？（未完待续）


一时却成终生的误会

１９７０年夏季到１９７１年夏季，五连的运动进入了一个接近疯狂的地步。一个６９届的北京知青，他丢了一个半导体，事情本来很简单，有人拿走了。领导只要讲清利害关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事情并不难解决。可当时的领导李某某，一下子把这件事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吓得那人再也不敢承认了。他们胡乱猜疑，一口咬定就是某某偷的，逼迫他承认。那是一个六九届的孩子，他哪里见过如此阵势，在万般无奈之下承认偷了半导体，造成了天大的冤案。那个孩子背着类似阶级敌人的沉重包袱，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而丢半导体的孩子也并不好过，几乎每次会议（无论大会小会）都会把他的事情拿出来示众一番，使他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偏偏这个孩子又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最终他患了精神分裂症（据我对他的观察，最多他也只是个轻度精神分裂），被强迫住进了北安精神病院。听说这个孩子后来又转到了吉林的一所精神病院，直到现在也没好，还在那里住着。而当真相大白知道了是谁拿的半导体后，李某某等人不仅没有半点愧疚感，反诬在他们淫威之下被迫承认的那个无辜的孩子是“扰乱阶级斗争大方向”的人。

春天铲地（北京叫锄地，就是给苗松松土，且间间苗）时，李某某跟在一个知青的后边，那个知青在前面锄掉一棵苗，李某某就在他的身后捡一棵苗，跟了大约１０米后，突然大叫一声：都停下来，现在召开现场会。大家看一看，他十米之内伤苗２４７棵，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在工作队长的支持下，李某某大吼一声“把他抓起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再愚蠢的人也明白，苗间距应是多少（当时我记得好像玉米是４０公分留一棵苗），那么这个无辜的知青就是有意搞破坏，一棵苗都不留地全部锄光，１０米之内又会伤多少棵苗呢？顶多也就是２０多棵吧，可当时的现实就是那样，谁敢讲理，又上哪儿去讲理呢。他的话就是理，他的话不会错。现在的年轻人，你们的父辈就是生活在那样的年代——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人。

五连的一个女知青，给她的恋人写了一封情书，里边有：“我的叶哥哥”一句话，这封信被打手姜某私拆偷看还不算，竟还无耻地拿到全连大会上，拿腔作调地、酸溜溜地、令人作呕地奸笑着念道：“我的叶哥哥儿呀”，后边当然还念了很多。接着便毫不着边际地胡乱上纲，说什么这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资产阶级思想等等。这种卑鄙的、下贱的、毫无人道的行为，就是我前文为什么说他们心肠之冷酷，内心之丑陋，令人发指的原因。

当然其中也有“勇者”，前面我提到的王灿寿——它将刀指向了“强者”。他没有任何问题，却莫名其妙地挨了整。他不服，他上告，他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抗争，他为讨要正义而呐喊。结果他被群众专政了，他被批斗了。没有问题的他，却受到了最严酷的处罚。“勇者”的刀在“强者”的枪炮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没有任何问题的王灿寿尚且如此，那么我和王征呢？在当时五连的那种局面下，连里的知青也开始有些真的以为我们思想反动，是“顽固不化的花岗岩脑袋”。一次我和一个哈尔滨的知青开玩笑，说我们两个比一比，看谁更有资格先点烟，不料他竟会恼羞成怒，指着我便说：“你这个顽固不化的反动脑袋”。当时我忧伤的心该是怎样的啊，那时的我尽管在宿舍里也是有说有笑，但心里无时不充满着恐惧。我开始感到我也是一个负重千钧，低着头，弯着腰，行走在崎岖而又充满险恶山路上，却又不知何时是尽头的人了。王征呢，我想她会和我一样，对未来可能比我更感恐惧。１９７１年的夏天，我给他哥哥写了第二封信（那时我同王征早已没有任何关系了），信的内容，寄信的方法和第一次差不多，只不过第二次我是把信寄给了她哥哥的单位：里边才是我给他哥哥的信，里边的信没有封口。我之所以写上面这些，是想让人们知道，我和王征之间的误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为什么那场误会会如此令我刻骨。

1971年初，反正是个冬天（因为解冻之后是去不了原始沼泽地的永丰农场的），那是我们两人挨整最厉害的时候，也是连里抓阶级斗争最厉害的时候。即使我们在连里相互见面，连个招呼都不能打的，完全形同路人。一天，王征碰到我却突然大大方方地对我说：这本书你拿回去随便看看。我接过来一看，又是《诗词格律十讲》。我心里一惊，马上想到可能要出大事了。我一翻，果然里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明天上午十点在永丰农场小卖部等我。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到了种种可能，感到可能是事情非常严重了。但到底会是什么大事呢，既然能给我写纸条，有什么话不可以直接写下来呢，为什么非要冒着风险，到那里见面呢，看来事情比较重大，且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我想了种种可能，又一个个地推翻，最后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我们的事情又严重了，一场大的风雨可能即将到来，我们可能会再一次遭遇摧残。可我万没想到，事情竟会是那么的简单而冷酷。

第二天我是提前十分钟到的，王征已经站在小卖店门口等我了。她说：你先进去买点儿东西吧，我在那排房子后面等你。我在小卖部转了转，确实没有五连的人，又站在门口向南面五连方向望了望，确实没有五连的人向这里来，我便向她给我指的北面那栋房子走了过去。那天天气挺冷，但天是晴的，抬眼望去，便是我初中地理课上就曾讲过的，举世闻名的五大连池十四座火山。那十四座火山呈椎体，但山顶是平的。夏天远远望去，火山通体一片浓绿，绿的有些呈黑色了，也有的火山寸草不生，通体黑色；冬天，山体一片银白，白的有些刺眼。但我那时早已没有了欣赏风景的心情了，只是急于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没想到见面时间很短，话也没说几句（也许她曾预计时间较长），那天她面色严肃，态度冷淡，好像是在思索着什么。这是自我们相识后，她对我从来没有过的眼神和态度。我当时看她的眼神，并不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我就说：白沙姐（这也是我们两个之间，我当面最后一次这样称呼她），怎么了，这么严肃，有什么大事吗？事情早已过去４０年了，但当时她的态度和讲话的神态就像是刚刚发生过的一样，就在我的眼前晃动。她淡淡地对我说：以前你对我的帮助，我会永远不忘的，但今后我们不要再来往了，你也别再叫我姐姐了，就此为止吧。我看她如此冷淡，把话说得如此绝情，并不讲是为什么，也不问问我的意见，我已感到心寒，身上似乎一阵阵发冷，我半天没有反应上来，那一刻我似乎觉得这一切好像是在做梦。她见我总不说话，就说：你听见了吗？我见她态度如此冷漠，把事情如此做绝，已是伤心透顶，再加上我当时在连队的各种遭遇已让我倍感心力交瘁了，已经完全无心再做什么解释了。我也就平静地、冷冷地说了一句：以前我也没帮你什么，到此为止可以，只是不知这是为什么。她说，为什么你自己应该清楚。我当时愤怒地说：我不清楚，我也不想弄清楚。说完我扭身就走。连头都没回。连声再见也没说。（未完待续）

在回往连队走的路上，我真的很气愤。我们两人近五年来的情景——从学友到战友，从难友到荒友，一幕幕在我眼前闪动着。在文革最危险，最残酷的时候，我们共同患难，却有一种同生共死的劲儿，彼此从未怀疑过对方，可算是患难之交了。１９６７年让我叫她姐姐，是她自己定下来的，当时一切她都安排的那么周密——虽然她也听了听我的意见，但最终也都是按她说的去办的；现在断绝了这种姐弟关系，又是她一个人定的，而且不给我解释的机会，是不是有些太霸道了。如果是她对我们被监管时期互相“检举”了对方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耿耿于怀的话，她早就应该讲了今天的这些话了，她为什么还会在学校等候我呢？为什么还会和我一起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呢？来到五连之后，我们在短时期内还能很好地相处。现在怎么了，我当时不是委屈而是气愤。是谁挑拨了我们的关系，我恨他们。他们到底用了什么丑恶的手段，用了什么卑鄙的伎俩，挑拨了我们的关系？对这些我当时越想越生气，我觉得我们之间就此分手，不是不可以，但不应在相互埋怨，相互误解着的时候分手。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和她好好谈一谈，说一说，事情说明了，怎么都可以。于是我又站住了，决定等她。可我等了好一会儿，仍未见到她的人影。站的时间长了，我觉得有些冷，也可能是心冷了。算了，问清楚了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别人说几句，就怀疑对方，保持这种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还是回去算了，把事情解释清楚的机会总是会有的，在气头上的我现在去解释，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僵，还是等到冷静了再说吧，机会有的是。谁知道这一等就是２０年，而这天我们的见面竟是诀别。

知青网我最近也经常浏览，怀念那段经历的知青大有人在，这不难理解。不管我们当初曾受过多少罪，不管我们曾遭过多少难，毕竟我们的青春在那里流浪了近十年的时间，毕竟那里留下了我们蜿蜒崎岖行走的脚印和我们岁月年轮的踪迹。但高调赞美那段生活，流浪的青春似乎变成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则有些迷惑不解。也许你们遇到了《北风那个吹》中的牛鲜花了，遗憾的是我们没遇到，我们遇到了许某某、李某某、姜某。五连的知青们：难道你们不怕许某某拄着拐杖动辄大呼小叫地“把他揪出来”，动辄“这是资产阶级脑袋”吗？难道你们不怕李某某“阶级斗争新动向”吗？难道你们不怕姜某拿着我们姐妹的情书，在全连当众的那丑恶的表演吗？反正我怕。怕得脚颤，怕得心惊，怕得肉跳，怕得血压升高，怕得手心冰凉。我想，不再叫白沙姐也好吧。万一他们哪一天知道了，姜某阴阳怪气失去人性地乱来一气，到那时恐怕我会和姜某一起死掉。我们这代人肉体折磨不怕，精神摧残不垮，人格侮辱难以容忍。（虽然已容忍了很多，但冲破底线时谁知道我们会做出什么。）

许某某手段确实高明，他无所不用其极地折磨王征，她竟说他还不错。这是多么大的悲哀啊。她到底怎么了，他几句话难道能比得上我们的学友情、战友情、难友情、荒友情吗？还能比得上我们几年来清澈见底的，不掺杂任何私念的姐弟情吗？也可能我的一个大学心理学的朋友说得有道理：男女是有区别的，男的爱理性思考问题，女的爱感性思考问题。在人生的路途中，在遭到巨大不幸时，如果遇到有人说几句好话，男性首先想的是“这是为什么”，而女性则会感到“温暖”。

但我想，我总会有解除误会的机会。而且也不用着急，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急。因为那时一是条件不允许，二是我当时已经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这些了。

１９７２年，大约是３月份，我听说她的哥哥来了，好像是住在连部，并说只住一宿就走。第二天早上，我站在宿舍前的操场上，亲眼看到了，王征和一个高个的男人，边说边走，我一直目送他们上了南岗。那个男人手提一个包，那包在当时的兵团是根本看不到的，即使在北京也是极少见到的，类似现在的公文包。但据当时和她来往比较密切的高秀萍前几天在电话里和我说的，根本不存在那种可能。那么来的会是谁呢？那年春天，王征做了一件很像是姐姐应该做的事情——虽然最后毫无结果，可我还是很感谢她。

１９７３年我调走了，调到了２５团砖瓦连，离开了我的伤心地——五连；随后王征也调走了，调到了６团砖瓦连，也离开了她的伤心地。我们从此天各一方，虽同是砖瓦连，却相隔一千多里，这期间我们都不知对方的情况，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通信。

１９７４年２月我调到了２５团团直学校。　

１９７５年４月王征的父亲——我的和蔼可敬的伯父，一个老知识分子，走出了秦城，获得了解放。同年，王征回到了北京（保定？），那年不知道她怎么知道了我的通信地址，给我写了一封信，里面有一句话：“那天在永丰农场小卖部，我讲话唐突了些。”信上没有寄出地址，我从邮戳上看出，信是从保定发出的。她显然并不想让我和她联系，我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里。那时我仍旧觉得，解除误会的时间有的是，不用急的。

１９７６年夏天，她在北京开始准备结婚了，却没遵守她的诺言（１９７２年，她给我写的：“不管我们俩谁先结婚，都要得到对方的祝福，不然将来不会幸福的。”），她没有通知我，也就没有得到我的祝福，而她知道我的通信地址。

１９７７年初，我结婚了。我也没有得到她的祝福，不是我不想告诉她，是我不知道她的地址。同年秋季她考取了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她又考取了研究生，后在北京的一所医院工作。

１９７９年我获得平反昭雪，历史给了我一个公正的评价。当年我回京探亲时，曾想过找找她，把误会解开，并把我们家庭的情况互相讲一讲，也好得到对方的祝福，让我的两个孩子多一个姑姑，她的孩子多一个舅舅。但事情一忙，也就过去了。

１９９０年我工作调动回到了北京，我想等我的工作稳定了再去找找她，听李晓奇说她正在美国攻读医学博士，我还觉得不用急，有的是机会。最近听他的朋友讲：她是自己考的公派赴美留学攻读博士的，在美国非常出色，有一年还曾被评为全美外籍杰出妇女奖。

１９９２年，再听到她消息的时候，竟是一个噩耗：她永远地离开了人世。这个噩耗是李晓奇告诉我的，那时我回京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和李晓奇等荒友的接触却开始多起来。我们是在搞一个什么小活动时，他告诉我的，我记不清了，反正我在听到这个噩耗后，已无心思再继续下去了，找了一个理由便告辞。我一个人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静静地回忆着，回忆我自１９６６年６月认识她开始，到１９７５年她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为止，近十年来的时间我对她的全部苦难的记忆，当然很自然也就记起了我的苦难来。想着想着不免伤感起来。“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她在花季年龄饱尝人间苦难，苦难过去，美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美丽出众、才华横溢、前程似锦的她却英年早逝，真是令人心碎的悲剧。她离朋友们对她所寄予的祝福“白沙他年返京日，必定攀上鬼见愁。”已不遥远了，在她即将迎来她人生顶峰时，猝然告别人世。年４４岁。她是患癌症离世，癌症是免疫系统受的损伤慢慢形成的疾病，不知她青年时代所受的灾难会不会损坏到她的免疫系统。她准确离开我们而去的日子是：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１日（这个准确的日子我是刚知道不久）。而这天正是她离世１９年后，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日子，不知是不是巧合。

由于她已离我而走，我们的误会再也无法解开了，这多少让我有些遗憾。但这和她美好的生命相比，那点儿误会对我实在不算什么，望她的魂灵在天堂里不要为这些琐事而烦恼，那实在是一群无聊的人给我们制造的一场悲剧，谁让她相信了呢。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王白沙——王征，我怀念她；永远地怀念她。

如前言所讲，王白沙是对我青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大到了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和她相比的程度。在我的青年时期，假如没有她的出现，我的历史肯定会重写，是更好还是更坏，历史不能假设。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我的经历就放在那里；我歌也罢，泣也罢，我的人生轨迹就摆在那里。我把它写出来，放到博客上，目的就是任人们评说。

今年她离开我们已经整整１９年了，倘若真的有在天之灵的话，我愿把此文作为祭奠她亡灵的祭文送到她的墓前（尽管我现在还不知道她的墓在哪里），以让她的灵魂得到慰藉，也让我的心得到一丝安宁。“岁既晏兮孰华予？”不管我们现在说什么，不管我们现在做什么，都不能让她美好生命的花朵重新开放，但我仍愿在她的墓前，给她献上一束美丽的鲜花。安息吧，王征！安息吧，王白沙！安息吧，白沙姐！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请接受我迟来的悼念。（未完待续）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十四）一时却成终生的误会（下） - 石白河 - 石白河的博客
这张照片是李晓奇提供的，具体拍摄日期他也说不准了，但看她的样子似应是文革后期，这不太像我记忆中的她，前面那张一寸的初中时的照片更接近我的记忆。

并非题外话  

１９９８年我的前任校长马振民有病住院，我经常到医院去看他，他是一个对我恩重如山的人。其时他住在那个医院的高干病房里，那是一栋平房，很多老干部有病也住在那里。有一天老校长突然对我说：你是不是认识一个王部长？我一愣，我？王部长？谁？老校长说，他说他女儿和你是同学。我这时已想到了可能是王白沙的父亲，但伯父怎么会知道我的现在呢？要知道我一直没有见过她的家人——直到现在，我仍不愿见她的家人，原因很简单，怕引起她家人的痛苦回忆，也怕引起我自己的痛苦记忆。老校长告诉了我原委：病友们聊天时，王伯伯从学校的纪念册上，一眼便看到了学校领导班子合影照片中的我。并说，这不是石白河吗！他是我女儿最好的同学。问清楚他住哪个病房以后，我立即前去看望他老人家。老人家和我在他家见到时一样，非常客气，非常热情。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白河啊，你怎么才来啊，白沙已经走了啊！”接着便要给我讲王白沙的经历，他的小女儿——王白沙的妹妹（她妹妹和我非常熟悉，文革中一段时间内王白沙经常带着她在我们学校）赶紧说：“您别说了，我姐姐的事儿，他比您知道的可多多了。”后来老人家仍是零零碎碎地讲了一些王白沙的事情，但他讲的我确实都知道，而我想知道的他却没有讲（很可能他更不知道）。那次见面，使我难过了许久。是为王白沙难过，也为她的父亲难过，想起了我和王白沙在她家附近的小饭店里她曾对我说过的话——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失去了明珠，老人该是怎样的悲哀啊。更怕我自己难过，其时我的工作压力极大，那时北京市刚刚启动了首批示范性高中的申报，偏偏我又非要第一批评上不可，忙的连难过的时间也没有。因此再进出医院时，我便匆匆而过，怕伯父因见到我而过度伤心，也怕我自己因难过而分心。在此，我祝愿王白沙的妹妹，希望她一切如愿，希望她和她的家庭一切都好。

２０００年夏天我回到了下乡地也是我的伤心地——六团五连，由于是五大连池市（行政区域划分上六团是属于五大连池市，也就是当年的德都县）的一位副市长和我一起去的，因此五大连池市电视台和二龙山农场（兵团时的六团）电视台的记者也都去了。下车后，我在场院上向南岗方向望了望。那里有我许多痛苦的记忆，那里也有我的一些美好记忆，那里也有些血色浪漫值得记忆。南岗，是平原上隆起的一个高岗，这样的高岗在那里还有许多，地理学上管这种地貌叫褶皱平原，是由于十四座火山的造山和讷谟尔河冲击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从五连往南看，南岗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当年我目送王白沙和她哥哥（？）远去的身影就到这里为止，为此留下的疑问至今无法解开；我们进出连队，那是必经之地，一条砂石路直通四连；夏秋两季，路的两边开满了齐腰高的野花，路的西边是一片白桦林，冬天连里叫我们在那里乱砍乱伐那些桦树，然后将砍下的树木用雪爬犁拉回连队，以做取暖用柴，伴随着砍伐树木的锯斧声，我们大声唱着想唱的歌，可谓欢乐已极（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环境破坏）；李晓奇在一次冬季夜间急行军时，就是在那里发现自己的耳朵冻成了铁板一块，还好没留下任何痕迹，可谓血色浪漫吧；那篇桦树林的南面，便是令人心寒的伤苗２４７棵的地方。我又在粮库内静静地站了一会儿，那里是我第一次看到王白沙眼泪如泉涌的，令人心痛的地方，但当时是多么的不懂事，竟然连一句安慰的话都不会说；那里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掩面而泣的地方，而起因竟是我的一个“玩笑”……走向连部的路上，看到男女知青的宿舍尚在——，只是没有了知青在时的那种生气了；那个给我、给王白沙、给许多知青带来数不尽的苦难和屈辱的食堂——会场尚在，只是更加破败了。连队的领导——当然我一个都不认识了，叫来了几个当初还能善待知青的老职工。在连部里，我对着记者说最好把摄像机关掉，不然会很尴尬的。几句寒暄过后，我便忍不住说：“当时连里为什么那样往死里整王征呢，当时她可是一个只有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啊，一个弱女子啊。”我当时是带着一台大屏幕彩电和三百册图书（当然，都是副市长准备的。回北京后我给他寄去了五千元，他又退回来了。他打来电话说，用的不是公款，是他自己的钱。）准备送给五连学校的，电视台准备好好宣传一下，我的这几句话将当时的气氛全给破坏了。那时五连的学校已经撤消了，电视送给了营部学校，书我让他们带回市里去了。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十五）并非题外话 - 石白河 - 石白河的博客
我正在对着电视台的记者说：“请把摄像机关掉”。



五连坐落在美丽的讷漠尔河（《中国名水》这本书提到过这条河，它是松花江上游的一条支流）畔，风景极为秀美，这条河弯弯曲曲地从五连北边静静流过，河水自由自在地淌着，没有堤坝，没有任何约束它的东西，因此冲出了许多小岛。夏季，小岛上各种杂木丛林郁郁葱葱，树木斜着用力向河的上方自由地伸展着，人们乘坐小船沿着小岛在树荫下漂流，非常惬意，很有几分北欧的美丽风光。讷谟尔河在五连的这一段是自东往西流的，在我挨整最厉害的时候，我曾说过“谁说人生不再少，讷谟尔河尚能西”，其实这句话我是胡乱从古人“谁说人生不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那里借来的，好在连里的领导，打手，卖友者们的文学功底太薄，不知道我这话的意思，否则“人还在心不死的”的帽子是戴定了。这次我再回去，这种风光已荡然无存，小岛已被开垦成了农田，河床满是黄沙（黑龙江原本是见不到黄沙的），已俨然一条水渠了。我坐在河畔，极力向北远望，极远处便是那十四座火山，而眼前却是一片原始沼泽，目光越过那片沼泽便是永丰农场，永丰农场的小卖店还在吗，那里是我的终极伤心地。三十年前在那里的短短几分钟却割断了我和王白沙几年的学友情、战友情、难友情和荒友情。我极力地在控制着自己，但终于还是不能自己，泪流满面。同去的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纷纷上前问我，并劝我回去。我只轻轻说了一句：“你们谁都不要过来，让我一个人静静坐一会儿”。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４日，王白沙的父亲，我的伯父王世光离开了人世。和肆虐的非典是否有关系我不得而知，是否和白发人送黑发人经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有关系，我不得而知，如果我没记错他出生年月的话，应是８８岁。

２００７年李晓奇回访二龙山农场（当年兵团六团），听说当年那个满口革命语言的全兵团学习《选集》的积极分子，连指导员、支部书记已经改变信仰去信教了，他惊诧不已，于是专门找到许某某，长谈了许久。李晓奇很想了解一些当年他所作所为的想法。包括他对王征等的做法，现在有什么想法，但他基本上都回避了。不过从极左到皈依基督，这其中的转变，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

２００８年（也可能不准，现在越近的事我越是记不清楚了。）当年借政治运动之名狠整知青的许某某来北京了，好友李晓奇约我，我去了，理由和心情非常复杂。在西二环附近的一座老北京酒楼门前我见到了许某某。李晓奇指着我问他：“你还认识他吗？”已经70多岁的人了依旧那么有心计，他说不认识。“这是石白河，他现在……”他说不记得了。但却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那握手的语言分明是“对不起了”，但他就是没说这一句道歉的话。其实当时他要是说一句道歉的话，我是可以原谅他的。为了不使请客的人尴尬，我小声但恨恨地说：“你敢说你不认识王征吗？”他一愣，我将手用力抽回。

整我们最有气力的几个人：许某某，文化革命中左得出奇的，现在怎么皈依了基督教了呢？是因为自觉不够共产党员标准了呢，还是因自己在五连整人太累了，想到教堂休息休息呢？抑或是因为在五连整人太多，整人太狠而准备到教堂里去忏悔了呢？李某某，据说凭着投机和心机扶摇直上，调到大兴安岭的一个什么单位任纪检书记，官级还不低；也有人说，文革结束后李某某有三种人问题，政治生命自然终止，这可能是善良的人们，凭着“恶有恶报”的良好愿望想象出来的吧，其实再密的网也会有跑掉的鱼；姜某，当年投机未果，不知行将就木前能否对自己当年的丑行有所悔悟，良心是否受到谴责。

王白沙——王征，一个平凡的人，说她平凡，是说她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名人；又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说她不平凡，那是因她是王光美的侄女。王光美的侄女曾是她头顶的光环，但在她的花季年龄，这个光环却突然变成了压在她头顶上沉重的巨石，压得她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看不清前行的路，望不到希望的光。当压在她头顶上的巨石被搬掉后，光环也不再那么鲜亮了，她基本上归入到普通队伍中来了，这是她期望已久的生活，她曾多次和我讲过，她希望过普通人的日子。现在她能过上普通人的日子了，却匆匆离我们而去，悲剧的角色一演到底，令人扼腕。

本文不是给王白沙做传，给一个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名人，更不是伟人的人做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一个在这个世上只生活了四十几年的人，她的经历却连她的家人都不甚了了，这不也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吗？现在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还了解她部分经历的人，是否有责任把她真实的经历弄清楚，还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方位的王白沙给她的家人；给曾经关心过她的人，给她的朋友们，给想了解她的人，尤其是给她的后代，一个有关她的真实经历，实在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父母知道自己孩子的经历，孩子知道父母的经历，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却使这段经历模糊起来，这是不正常的。因此把她从文革到离开人世的这段经历清晰起来，似乎很有必要。但这件事我一个人是做不来的，若真的要做这件事，还需要很多人共同来完成才好。她在五连时同宿舍的室友，其实她的室友有人已经开始做了，杨晶明的博文已经写了一些王征在宿舍里的事，但不知道那是小说呢，还是纪实；若是纪实还应交代一下时间，还应再详细一些。李晓奇告诉我，她在砖瓦厂也有两个朋友知道她很多事情，我猜想一定是男性，王白沙和男性好处，和女性难处，这是她的长处，也是她的短处。但这次我错了，那两个都是女性。返京后的李晓奇和王征来往也比较多，也知道她很多的事情，这些人合起来才有可能完成。这篇文章只是将我了解的六年时间内的王白沙立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让关心她的人，曾经关心过她的人，想了解她的人，甚至她的家人多知道一点儿她那一段的经历。

我的这篇文章，写出来是为了怀念同学、朋友王白沙的；同时也是给自己看的，使自己勇于面对那段心酸的经历；也让自己的孩子了解他的父亲的真实经历，这是我的义务，也是孩子的权利。这段经历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周围的人包括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都不知道，我不想让他们知道的原因很简单，好了的伤疤已不痛（这里是指我自己的苦难经历，而不是指王白沙的）了，何必再将它揭开让它痛呢；二是，这个事儿一句半句讲不清楚，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生活在我所处的那个特定环境中的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与其难以说清楚倒不如不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好友李晓奇，两次向我约稿让我写写王征，而我都没写的原因（因为写王征一定会写到我自己）。

王白沙的经历给我造成的痛，原本我以为已经过去了，但当我把这段经历拿出来晾晒时，我发现我的痛根本没有过去。如前文所讲，我讲的都是真的，但真的我没都讲，因此文中难免有的地方好像难以解释，有的话好像只说了一半。其实即使我自己又何尝没有这种感觉。当我写完《怀念王白沙》之十四后，尚有意犹未尽之感，但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再写了。因为我觉得，全部解开这个痛，我还没有这个勇气。“长歌当哭是应该在痛定之后的”，我心还在痛，因此是长歌不来的，待完全痛定之后再来思痛吧！痛定之后也许我会长歌的。关于王白沙，我还有许多要说的话……

（未完待续，还有一期将全部结束这篇文章）

再说几句  

一：这篇文章，我写的很累。我写东西从没有这么累过，写着写着便会泪流满面，心在滴血。别人可能很难体会到个中的滋味，但这是真的。有一次，我写完了一章，好像是《同时落难》那一章，我念给妻子听——她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念着念着，我哽咽了，实在念不下去了，那一章到底我没念完。不了解我的人会以为我是一个爱哭的人，其实错了，自从四面墙中走出来，我基本没有哭过。我曾说过，在那里，我将一生的眼泪都流干了，我已经不会哭了。后来我发现，那段经历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如果提起那段经历，我的泪水还是止不住的，我的心或战栗，或滴血。那段经历早已刻骨了，早已铭心了，忘是忘不了了。但这绝不是我的初衷，和我的博客上的“退休老教师，自娱自乐”毫不沾边。

二：关于王白沙，补充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听说她化学学得不错，我没和她在一个班学习过，不敢妄评；我的化学学得也是不错的，直到现在我仍能将元素周期表横向纵向地背下来。但她擅长文艺，爱好古典诗词，我是亲眼见过或领教过的。擅长文艺，文中已讲过了，北京１０１中学初三三班的博客上也有记载。爱好古诗后面我再讲。她性格中有两面性，在不是很了解她的人面前，她是坚强的，你根本看不出她内心在想什么，这在文中已有记录，比如她去广州的路上，比如她去上海、大连、无锡的路上，文中对她的猜测都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当时我也没看出来。但在熟悉她的人面前，她脆弱的一面可以表露无遗。她在五连粮库的两次落泪表现得最为明显，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她很有心计，鬼点子太多，这是一些人对她的评价（多为女荒友），但在我看来，她城府实在是不深，她对许某某的评价——也是我们断然抛弃同学、朋友关系的的原因之一。难道这不是她幼稚的表现吗？稍有一点城府的人断不会如此的。她在那种情况下，还将矛头直指林彪、江青（如果杨晶明说的是事实的话）那简直不是自找苦吃，而是自寻死路，这怎么能说她城府深呢？幸亏她的室友中没有卖友者，不然“死无葬身之地”的肯定是她。她年纪小时，政治上显得很成熟，比一般同龄人显得老练多了，但成人以后她倒幼稚了。是不是她已绝望了——父母身陷囹圄，看不到希望了，所以她也就什么都不在乎了，才使她这样呢？反正她后来变得幼稚了（起码表面上是如此），这是不争的事实。她在宿舍里做了什么令室友反感的事情吗，我不得而知，但同情她的男性比女性多多了。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这也是事实。

三：文中我说王白沙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去广州的路上，我们从她跳新疆舞推测她是练过舞蹈的，后来在北京１０１中学的博客上证明了我们的猜测。从她喜爱读古典诗词，我推测她喜爱填词写诗，她有一本自己写的诗词集，但她拒绝给任何人看，有人说那本诗集是抄的她所喜欢的诗词，大概她只喜欢读并不喜欢写。但我是坚信不移地认为她会写。最近，我在她北京１０１中学初中同学的帮助下，找到了她的毕业留言，那是一首词。虽然用现在我的眼光看，那实在是稚嫩了些，但不要忘了那是她初中写的，反正我初中的时候是写不出来的。在我的记忆中，她的字要比那个毕业留言流利多了，很可能她后来又练过字吧。现附在后边，供关心她的人浏览。

四：我说王白沙——王征对我青年影响太大了，到底怎么个大法，我只讲过没有她我的历史会重写，其他的我没写，因为太多了。我这里举一个例子，读书。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在高一时，我觉得和同时代的人相比，我读的书已经很多了。但认识了王白沙以后我觉得读的书既少也浅，她和我讲起诗词来，我好像只有听的份。记得我们徒步串联时，她突然问我，你知道什么是词吗？我说课本上是学过的，她说那你就写一首吧，我说，词牌呢，她说简单的“十六字令”吧。我当时往远处看了看说：“天，走到尽头还是天，快停下，别再费时间。”说后我很得意，她却忍俊不禁，说你根本不懂词，以后我给你找本书看吧。以后我记得她曾给我写了一个长长的书单，叫我认真去读，大都是古代文学和一些理论方面的书，我大部分都看了。在我印象中，她没事时总在看书，这对我的影响很大。１９６７年的夏天，我到她家去，她正在看书，我问：看什么书呢，她说是《楚辞》，我说是《离骚》吗，她说是《山鬼》。后来，她说你的记忆力太好了，不背些东西可惜了。她拿着那本《楚辞》说，你背下《离骚》后到我这里来。我翻了翻说就这点儿啊，明天我就来，她说至少三天吧。第二天我就去了。

“背下来了？”

“背下来了。”

“明白了吗？”

“不明白。”

“那你背一个我听听。”

我说：“你背下来了吗？”

“差不多吧。”

我说：“你背一句，我背一句，你先背吧。”

她说：“哪有老师先背的。”

我说：“第一句是说你的，还是你先背吧。”

她说：“看来你还真的看明白了，我什么时候摘掉第一句这个帽子，过一个普通人的日子呢？”

接着她一句我一句地背开了，约背了三分之二处，她背不下去了，于是我就自己一直背到完。记得她很惊讶地看着我，我则很得意地说，连《山鬼》我都背下来了。记得她当时说：“你真是个记忆才子。”（这是我这篇文章中少有的快乐的回忆）从那以后，我特别爱背东西。四面墙内我把《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共产党宣言》等都背下来了。后来我曾背过很多的东西，书也越读越多，越读越深，而且什么书都看，往杂的方面发展。古代文学的书也看得很多，时间长了，读书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了，这是她对我的影响之一。

五：王征不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范畴里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一说法的背景：稍微对政治敏感的人都知道，文革前的１９６５年“四六八学潮”——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一批干部子女为主的中学生进行串联、罢课，向中央提出了现在看来很激进的“进言书”。其内容大抵是批评那时的教育制度，要求参加阶级斗争实践。文革开始后，红卫兵运动高潮时，还是这几所中学为主，成立了名噪一时的“西城纠察队”，直至后来的“联动”。客观说，基本都是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确实干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大概是１９６６年底，王白沙带我（还有两个人，名字忘记了）到北京六中去，那里有一个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去看了一看，景象令人恐怖，那里有很多的刑具，墙上有红色的（有人说是血写的）字，上边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出门后，王白沙说简直是法西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四人帮”抓住此事不放，将很多干部子弟（包括很多没有参加此类活动的，而只是有些联系的）抓起来投入监狱，关了几十天（有些还更长），其目的不是简单地处罚这些孩子，而是以此为借口要把很多老干部彻底打倒。后领袖发出指示：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此事才算告一段落。这就是它的由来，是狭义的；后无限扩大为凡是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子女都列入到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范畴内，这是广义的。但我以为，不管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王白沙都不应在其列，因为她在文革中没有此类“错误”。

六：这篇博文分期发出去之后，朋友们纷纷留言，我都留心看了，仔细地分析朋友们的留言，有些分析还是很中肯的，对我们之间的裂痕，我是不是还要重新反思一下，不要把责任全部推给别人（包括王征），１．我们两个站在粮库门前的那次谈话，本来是她在很无奈的情况下来找我想办法的，结果我给了她一个两难的选择，是不是残酷了些。２．在永丰农场的那次谈话，是不是我由于当时心情不好，说话也急了些，处理问题也草率了些。当时我只考虑自己压力大，是不是站在她的角度上考虑的少了些，从而使她对我产生了怨恨情绪。３．１９７２年“一打三反”结束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我是不是应主动找她谈一谈，因为当时我毕竟是她唯一可以信得过的真正同学、朋友。如果我们谈了，是不是某些人的挑拨离间便不能得逞了。那年她毕竟先给我写了信，而我总觉得她永丰农场的态度和话语难以原谅，而没给她回信，从而使她伤心，致使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糟糕。４．我从１９７７年以后到１９９０年，除有两年没回北京外，每年我都是回北京一次的，为什么没主动找找她呢，就是因为她没给我地址吗，那她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还不是找别人问的吗，那么我又问过谁呢？如果这些都成立的话，那就会推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的是她先对不住我的这一理由。如果真是这样，那我现在的心情就更坏了，或者说是不寒而栗了。

七：文中我曾提及我有一个朋友，是大学的研究心理学的，给我分析了我和王征在永丰农场的冲突，他给出了四种可能让我选择。我说我会抄录下来供大家参考，但他看了我本文的正稿之后，给我发来短信说：看来我把问题想简单了，这次你们之间的冲突远比我想象中的复杂，送你一句话：宁可冤枉了自己，也不应冤枉朋友，永远要有感恩的心。因此我也没有必要将他的分析写出来了，但他的话使我开始怀疑自己几十年来坚信的东西了。

八：我在回复留言时，用了“畸形”一词。引起争议，双方都是我的朋友。一种观点认为：你的文章中就是这点写对了；一种观点认为：你在这里用词不当，完全不能同意。我现在再说一遍，我的本意就是字典上的原意，即：事物发展不正常。我在文中就是用的这个词的本意：按一般规律来讲，我本不会和她成为战友和难友的，但事情却没按一般规律发展。而我觉得事物早晚要按规律发展，因此早些断了未见得是坏事，如果由此引发争议，我可以收回我用的这个词，千万不要让无谓的争议影响了逝者的安息。另外，我不是一个幼稚的人，我有我的判断和分析。没按一般规律发展的绝不单单指我，王征就没有按一般规律发展，在她头顶光环的时候，她从没盛气凌人，相反她特别爱和一般平民百姓的孩子来往。她和地质学院的程希平来往频繁，而程希平是真正的农民家的孩子。王白沙的父亲是我很敬佩的人（值得敬佩的地方我没有写），他既是高级干部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秦城他用了几年的时间写了很有价值的学术文章。王白沙可能更多地继承了她父亲知识分子的那一面，这从杨晶明的博文中也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能交往那么长久，这还不足以证明她没按一般规律发展吗。我们都是过来人，有几个高级干部的子女能和一个百姓子弟长久保持联系的。王白沙和她的父亲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可以专门写一篇文章的。如果她和一般高干子女一样，那么我对我们之间的误会就不会那么在意了，我也不会写这篇文章了。

九：文中几次提到李晓奇约我写一篇回忆王征的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曾在黑龙江兵团有影响的一些知青几次编写知青回忆录一类的书，李晓奇觉得王征在五连的遭遇很有典型性，希望我来写一写，好编入其中。但当时我确实很忙，抽不出时间来写；另外，我怕回忆那梦魇般的经历，因此两次都没有写。其中第二次，李晓奇是特地来到学校，带着录音机和我聊王征的情况，回去以后将录音整理好，打成文字，再送给我，让我构思成文。我当时很感动，答应写写看，但终于还是没有落笔，因此也就有了文中的“欠了朋友一笔账”的感觉。另外，我在写“开博感言”时连个腹稿都没有，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很是随意，其中就有了“适当的时候我会写一篇回忆王白沙的文章”。既然说了，当然就得做，由于以上两点就有了这篇文章。草稿中没有王白沙在地院挨斗的场面——那对她的家人实在是太残酷了；没有我在群专时的那段——那对我的家人实在太残酷了；没有在五连粮库里的两段——那对我太残酷了（她哭了，发泄了；痛苦只能留给我自己了）。果然写到前边那两段时，我写不下去了，给李晓奇打了电话，说不想写了。他鼓励我，让我坚持，我挺过去了。可写到粮库那段时，我泪流满面（别人看这段时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以致哭出声来，我不敢给李晓奇打电话了，恐怕失态。我给他发了一条长长的短信，他给我回了一条长长的短信，我是夜里又爬起来继续写下去的。草稿中有意躲开这三段，为的是减少痛苦——不管是为我自己或我的家人，还是她的家人。因为我构思时想到了这三段，所以才泪流满面，心在滴血。但成文时没写这三段，作为资深媒体人的李晓奇一眼就看出来，我的感受和文章所表达出来的矛盾，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了，我只好再加上，所以就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篇文章。

十：我写完草稿后，全部发到了李晓奇的邮箱里，他给我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并动手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增添，改动了一些有误的地方，我基本上照单全收。另外，发给李晓奇的目的还有一个，因为他是一个资深媒体人，会帮我把把关，不至出大的差错。他给我指出了文章不足之外，还写了下面几句话，我照录如下：“‘揭开一些丑行，减少一些仇恨；鼓励一些反思，触动一些良知。’也可能这是我们这代人，特别是你们这些老高中生的经历能够留给中华民族最有益的财富了。”这几句话是我能把文章写完的一个动力，也成了我这篇文章的一个基调。文中本来还有一些对整知青的人更多的鞭笞与挞伐，但后来删了不少。在“揭开一些丑行”和“减少一些仇恨”之间力争找到一个平衡点。

十一：有人问到１９７２年的信是怎么回事。其实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封信，而是一张没有落款没有抬头的几页写着字的纸，是她写给我的，内容有两条：一条是如我文中所写，因还涉及到其他的人，我只能写到那样了；另一条是祝我往后的路越走越好，并有不管今后谁先成家，一定要先通知对方，只有得到对方的祝福才能幸福，否则是不会幸福的这样的字。我虽没给她写什么，但我记得很清楚。文中引用时有误写，成了会“不幸”，我会改过来的。

十二：有朋友问，文中引用古人的话大多没有注明出处，是不是编出来的。我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我讲过，我曾经背过许多的东西，但现在大都忘了。可在辩论时或写东西时，往往会不自觉地说出或写出，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如果是写论文或严肃的学术文章，当然要找原文核对，但现在要赶进度，查出处恐怕来不及，但应该是可靠的。我想得起来的，大概应该多是屈原、文天祥、曹丕等人的吧，因为他们经历坎坷，因此他们的作品多属发愤忧思之作，和我经历有相似之处的原因吧。

十三：有朋友问：为什么总整你们高中生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就引用一段巴金《随想录》中的话算是回答了吧。

“思想复杂”的人喜欢胡思乱想。思想会长眼睛，想多了，会看见人们有意掩饰的东西，会揭穿面具下面的真容。所以“文革”期间“思想复杂”的人遭受迫害，思想简单的人飞黄腾达。

思想不简单，怎么能创造出“忠字舞”？怎么想得到“早请示，晚汇报”？怎么能发明出“喷气式”？怎么能够不休止地召开以“高举”开始，以“打倒”结束的批斗会呢？

六九届的朋友们，这里你们千万不要认为我是说你们简单，并非说除了复杂就是简单，除了简单就是复杂。姜某，把知青要返城，说成“反”城，进而说是反攻城市，你们说，这是复杂呢还是简单呢？就是这样的人，不治治几个“复杂”的高中生，怎么能显出他的高大来呢？怎么能镇得住大批的初中生呢？

十四：在写这篇文章时，除李晓奇外，还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好友曲培平给了我很大的精神鼓励；高秀萍——王征后来的朋友，几次打电话向我提供王征在六团砖瓦厂，及王征回北京以后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而避免了一些时间上的错误——虽然至今我还没有和高秀萍见面；原六团砖瓦连的一些不相识的朋友对这篇文章留言甚多，从这些留言中，不仅可以看出他们对战友的情谊，而且对我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大有裨益的；好友王灿寿，他几年前也写过反映五连知青蒙垢受辱、命运多舛的文章，他可能有记日记的习惯，文中对五连发生的悲剧，不仅年月清楚，甚至连日期都准确记得，我的文章多处引用他的日期，对以上的朋友们，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经常见面经常联系的，还是未曾谋面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十五：为了能准确全面的了解王白沙的经历，我曾多次到北京１０１中学初三三班的博客上去了解她初中的经历，虽然有关她的记载很少，但正因为少才显得格外珍贵，我两次引用珍贵资料，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她初中的情况，全部来源于此。她初中的同学，也在留言中告诉了我很关键的信息，使我能准确地找到她的笔迹，在此表示特别真诚的感谢，如有机会一定面谢。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十六）再说几句 - 石白河 - 石白河的博客

和其他同学不同，她的留言是一首词，在我的记忆中，她的字好像比这个要流利的多，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找到的她的笔迹了。

十六：这篇文章，许多人读了后，感到我文不对题，明明初旨是自娱自乐，但现在写出来的却是血泪之篇，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样认为呢。我想到了大学时《美学概论》里是这样讲的：从美学角度看，丑也是一种美。并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家画了一个女人，其丑无比。这幅画问世之后，全社会引起轰动，人们纷纷问道：是谁把她摧残成这样的？并说这就是美的力量。因此这幅画有奇丑无比女子的画，就成了美术史上的名作了。套用这个原理，我的这个血泪之篇是不是也是一种“乐”呢？如同在歌厅里有人唱了一首煽情的悲歌，使在场的人潸然泪下，我们不能说这不是娱乐。


最后，这篇文章算是写完了，久不动笔了，写的还真累，再说我离开电脑的时间也太长了，打起字来还有点儿费劲，打字的水平恢复了，文章也写完了。

王白沙，即多数朋友所知道的王征，她的一生极富色彩。现在提起她，朋友们颇感心酸，我更有同感。关于她，还有很多的话题，多年后，还有再说起她的时候。文革初期当她度过了那段短暂的狂热之后，就一直想当个逍遥派，但没有当成；文革中她一直小心翼翼，最后却落得群众专政一年多，其中经历多少苦难，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站出来，说出真相；下乡后，本以为可以结束梦魇，却偏偏到了五连，屈辱和痛苦又伴随了她好几年；当即将迎来人生顶峰的时侯，她却溘然长逝，离开了她的亲人，她的战友，她的朋友们，令人悲痛欲绝。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汉末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来：“我生之初……”悲哉！（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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