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鼎亮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

bluesky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一）

忻鼎亮


前言

　　年近古稀，本应已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但总觉得有心结未了。为了使坎坷
跌宕的人生画圆句号，不留遗憾，只得重新启动即将老化的思维，做人生最后一次笔耕。

　　回忆文革是我一生最大的心结，我真正的了解社会、了解中国、了解自己的思维脉络
是从文革开始的。单从表面上看，文革几乎毁了我一生，不但耗费了我精力和体力最佳时
期的大好年华，而且使我这样一个名校的好学生，险些沦落为永难翻身的反革命分子。但
它使我学会了在逆境中坚持伶俜苦旅，深度地理解了人生的真正价值。现在，文革的时尚
代名词就是“十年浩劫”，它成了大众赌咒的恶魔，也是探讨研究的禁区，这样的一笔抹
杀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这样的亲历者有责任、也有义务恢复文革的真实面目，
这段历史不澄清对国家的未来将留下无穷的遗祸。近十余年来，许多朋友在不同的场合均
劝我尽快写些自己文革的经历，以免留下人生遗憾。但“写什么？”和“怎样写？”这两
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以致迟迟未能动笔。非常感谢《记忆》和《昨天》等文革研究的网
刊、网站，为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和说真话的平台，也为还原真实文
革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还为我解决两个困扰的问题给出了一定的启示。

　　连续五年，坚持不懈地读完了每一期《记忆》和《昨天》等网刊，在同好们的许多有
价值文章的启发下，我基本确定了写回忆的主要内容。在文革中，我并非名人，也没有能
力深层次地阐述和研究各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但对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自己挨整的经历则
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作为一个“犯思想罪”的大学生受到整肃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当然，这类内容以前也有许多文章涉及，但我个人认为，似乎存在一种偏向。受害者往往
受个人情感控制，对刑讯逼供这类残酷场面描述得过于浓墨重彩，把整人者一定程度上作
了妖魔化处理。而对因制度性而产生的精神恐怖和纯熟的威逼整人技巧揭露不够，缺乏对
祸害巨大的政治整人运动的机制作深入挖掘和思考。大家不妨回忆一下，自建国以来经历
的大大小小的多次政治整人运动，哪一次不是以整人者大获全胜而告终的？当然，本质的
原因是他们掌握了权力，但运动的发起者和倡导者必须就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对全国人民做
出合理的解释。在具体运动实施中，也必定有强有力的手段迫使挨整者内心屈服，单靠暴
力是达不到有效的震慑效果的。历经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政治运动，整人的机制逐渐完善，
整人的手段也日趋成熟，整人的经验得到不断总结提高形成系统化格局。我认为，我国能
称雄于世界的最强项就是对政治异己分子的整肃，这经过了反复成功实践一直沿用至今。
当然，这类运动最后终将被历史彻底抛弃，但这需要经过受害的人们共同努力，深入地从
体制上揭露其非人道的罪恶。

　　写回忆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真实，几乎每一个作者都这样说，但给读者们的感受则
并非完全如此。关键首先在于对真实二字内涵的理解，我认为回忆的真实性有三个方面的
含义：第一是事件本身真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把当时的场景做尽量客观的描述，这一点
，我相信大多数作者都在努力这样做，但人的记忆有一定的选择性，与事实有偏离的回忆
和利于己方的回忆时常有之，在所难免。真实的第二层含义是事件的描述应该是全方位多
角度的，因为每一事件都是由各个小片段组成，单选了A片段，删去了B片段，就会对事件
的真实性产生重大影响，另外，视角的不同也会对事件的描述形成差异很大的结果。这一
点要做到有相当的难度，也是一些口述史不能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但回忆者则应尽可能
这样去做。第三点应强调的是思想真实，就是说作者应当如实地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脉络
，不应以现在的思想去解释当年事件发生时的行为。这点更难做到，因为思想的真实性是
无法客观检验的，而且，作者遗忘的可能性更大，只能根据其当时的言行作逻辑性判断了
。另外，影响真实度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取决于作者是否有功利性目的。有些老干部的回忆
之所以不能得到读者的采信，原因就是他们极力想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失当行为洗白，把自
己装扮成文革的一贯反对者。其实在文革初期他们大都是拥护这场运动的，在整肃、打倒
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同僚们时的积极性远比平民造反派更发自内心，只是没有想到火会烧
到自己身上。现在为了显示自己是浩劫中的受害者，就将文革中某一小段的痛苦经历集中
描写，而对自己的劣迹只字不提，以　“为尊者讳”的形式，达到描红自己的目的。这种
回忆掩盖历史真实，对后人严重误导，危害很大，关键是其功利目的十分明显。我辈一介
平民，回忆文革一是出于恢复历史真实的社会责任心，另外也是为了解除自己的心结，毫
无功利目的可言。但人总有好面子的痼习，特别当回忆自己挨整的经历时，受害人往往会
侧重写自己与整人方不屈的抗辩，或是虚与委蛇地巧妙周旋，而整人方常常被写得词穷理
屈、暴跳如雷，以至武力相向。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挨整者在多数情况下是屈服、检
讨、认罪，以致揭发同伙以求立功。上至刘少奇、彭德怀、章伯钧、罗隆基，下至普通老
百姓，大多如此，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作过“永不翻案”的屈辱承诺。所以，在写这
类回忆中，应当对自己屈从、被降伏的状态作适当实事求是的描述，虽然这样展示自己的
负面形象会令人难堪、尴尬，但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认识到政治整人运动的现实危害性和
形成的制度性原因，以求最终铲除这长期害人的毒瘤。

　　我已是一个暮年老人，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一生虽无大为，但自觉坦荡，无所
欲求，将自己这段经历如实示世，以求还原历史，揭露整人制度之罪恶，其余一切均可置
之度外了。

一，文革前的我

１，我的家庭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原因历来都是个谜，许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都在对此
问题进行研究，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认为不管是谁，塑就其内外在形象的因素
不外乎：先天基因、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而其中家庭影响则是幼年性格形成的主要因素
。

　　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家庭。祖父是晚清官吏，他在１９０４年光绪恩科中进士，后历任
潜山县知县、亳州知州、宁国府知府，晚年在沪授课著书，是忻氏家属中杰出人物。父亲
是祖父的独子，天赋十分聪慧，在古汉语、书法、诗词等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国内和台
湾所办的当代文学艺术家传略中均载有父亲的小传。但父亲的一生中，其才智始终未得以
充分发挥。行运不佳固属重要原因，另外也因性格所致。父亲心性淡泊，处事懦弱，而且
职业远离了他的专长（父亲一生主要在中国水泥公司从事财会工作）。因此他的才具伴随
其平铺的一生悄然而去，没有留下应有的传世之作。不过，父亲一生还是相当愉快的，他
技艺甚博，琴棋书画、中医、篆刻、星象、射谜均有涉足，且具相当水准。他自幼秉承家
学，打下了深厚的汉学基础，后入西洋学校就读，肄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就职后便有一份
较丰厚的收入，三、四十年代时在水泥公司任财会主任，属高级白领，虽然子女多、家负
重，但生活大都维持在上海中上层社会水平。１９５８年后，退休赋闲，经济收入大幅下
降，但子女们大都已参加工作，且能行孝，故生活仍能保持一定水平，平时以读书、赋诗
自娱，“文革”中居然也未受什么冲击（在那时也算是奇迹了），平安地度过了晚年。母
亲是慈溪富商之女，与父亲成家后，共生了九男四女（其中五人幼年夭折，现存我兄弟姐
妹８人）。母亲虽然一生从未就业，文化也只有小学程度，但她极其聪明，博闻强记，待
人接物、处世谈吐皆不亚于当时上层社会的太太们。在识人方面，她有极好的直觉，评价
言简意骇，一语到位，对我们这个大家庭始终有着相当的控制能力。不但父亲惧内，我们
大多数子女对母亲一直敬畏有加。

　　我出生于１９４５年四月十七（农历）卯时，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末期，上海经常遭受
轰炸，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故而父亲给我起名叫鼎亮，字可采，乳名惠曾。据说这是父
亲用了《左传》中“亮采惠畴”一语，三个字正应了我的三个名字。因为我是父母最小的
儿子（按顺序应为第１３，按现存男丁，我排行第六），幼年时比较得到父母钟爱。另外
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父亲认为我的八字较好。父亲不但自己替我排了八字，而且得到了
当时著名星象学家马万廉的首肯。我的八字是：乙酉、辛巳、丁酉、癸卯，年支和日支双
见文昌和天乙贵人，日元丁酉称为日贵格，火命坐财，俗称朱雀乘风。按紫微斗数算法，
命宫见紫微、天府，称为“紫府格”。应该说，这一命格是相当好的，但缺陷是四柱不见
正官、正财，且行运不佳，多刑冲，这也许是我命不符实的原因吧。总之，我一直觉得自
己比较坎坷的一生并不像命格中显示的那么好。

　　我在家中排行最小，只有哥哥姐姐而无弟妹。平心而论，我的兄姐们均有各自突出的
天分，如机遇好，几乎都有成为名家的可能性，这也许是遗传的原因，父母的智慧在子女
们身上得以闪光。应该说，他（她）们不平常的经历都可以独立地写传记，但本节的主旨
是想谈兄姐对我性格形成的影响，特别是在“文革”中，所以就尽量删繁就简了。

　　我们家最有官运的是二哥，他名鼎言，字可坊，生于１９３０年，据说此名出典于《
论语》：“言可坊也”。他在学生时代读书非常用功，是父亲最满意的儿子，并有意培养
他上大学（当时培养一个大学生是很不容易的事）。后因在高中期间不幸遇车祸，才被迫
缀学而未圆大学梦。其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他便参加了工作，成了一名机关干部。他似乎
生就具有当领导的素质，不久便获培养并多次提拔，三十岁后就提为上海普陀区税务局副
局长（这在未有解放前革命经历又如此年轻的干部中颇为罕见），最终他官升至闸北区委
书记，至今年逾八十，仍被奉为闸北区“区宝”。在我懂事后，父母就一直叮咛：二哥就
是我们这些弟弟们仿效的楷模。但由于年龄上的差异，且又不住在一处，缺少直接接触交
流，他对我在思想上实际影响甚微。对我年青时代思想性格影响最大的是四哥和五哥。四
哥名鼎永，字可久，生于１９３４年，此名出典于《易。系辞上》：“可久则贤人之德”
。他才华出众，风姿倬雅，是我们兄弟中最具男性魅力的、也是有相当叛逆性格的一位（
这点对我影响颇大）。他在未修完高中学业时便自愿报名参了军，在西北空军部队担任地
勤技师。当时他年青热情，对新社会充满信任，是我家中最拥护共产党的一员。不久，无
情的现实便浇灭了他的激情，１９５７年，他与中国数万右派一样，因“言论罪”划为中
右分子，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复员回上海，在某化工厂任技术员。１９５８年，我随
父亲回沪上中学，我们弟兄三人（四哥、五哥、我）都住在康定路老宅中，生活在一起达
六年之久。在与他的日常交谈中，常能听到他对时弊的抨击和对时事的讲解，对我影响颇
大，也使我隐隐地感到社会的不公正。五哥名鼎亹，字可闻，出典于“亹亹可闻”。他１
９４１年生，长我四岁，由于年龄相近，我们相处最久，感情也最好。五哥笃信诚实，克
己从人，待人处事极为宽厚，他长于奕算，从小数学非常出色，弈棋也有过人的天赋。我
在读中学时，他是我恒定的数学家庭教师，也是我棋类的导师兼弈友，我的理性思维形成
得益于五哥不少。他１９６４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是我国第一代计算
数学专业人才，工作勤恳踏实，业务能力也很强，惜不善处世，以致在专业上未能得到应
有的社会地位。好在他生性淡泊，素来不争，业余时棋牌消日，自得其乐。非常可惜的是
他在２０１０年得了癌症，未到七十岁便谢世了。

　　我出生在康定路８８弄（涵养邨，一条较好的新式里弄）１４４号一栋三层的小楼，
它位于当年徐家花园的东邻，弄内居住的大都是中高级职员，生活水平处于社会中上层。
我家东方文化气息甚浓，常以诗礼传家而自豪，邻里们亦公认忻家是擅长读书的人家。那
时，我和五哥及许多子侄们频频收到一些名牌中学（育才中学）和名牌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等）录取通知书时，邻里们除了投以敬羡的眼光，同时也觉得这本是理所当
然的事。父亲从小就要求我每天背诵一些古文名篇（《刻舟求剑》、《劝弈》等），那时
我也不大识字（四岁左右），就像小和尚念经似的死背。这样的做法从长远看确实效果奇
好，我至今仍能一字不差地背诵这些文章。而后便是每天练习毛笔字，临一份高振霄先生
手书的魏碑（张猛龙碑）帖。我的兄姐们大都有一手好字，父亲也支持我们看一些古典小
说，这也是从幼年到老年一直保持的一大爱好，大约在小学三年级时，我已将《三国》、
《水浒》、《西游记》、《封神榜》等名著读得非常熟了，以致至今尚能将全书的回目、
１０８将的姓名、绰号等细节倒背如流。正是因为在这样的传统文化影响下，我幼小的心
灵中形成比较牢固的意识是：用功读书——忠心报国，这也是父亲所希望的主流导向。但
在另一面，我似乎更喜欢仗义疏财、豪气纵横、好广交朋友的侠士，特别欣赏那些不附权
贵具有独立叛逆性格的英雄。所以，我确实觉得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匡扶汉
室名臣固然是我仿效的楷模，但像武松、吴用那样的好汉对我也具有同样的吸引力，而像
欧阳春、展昭那样的侠士则更是令我心醉，这样的性格伴随我度过了整整的一生。

２，我的学生时代

　　我在小学时代是一个合格的好学生，由于家庭的教育和父母的遗传，我的学习成绩在
班上一直是数一数二的，各门功课都比较出色。另外举止也比较文明，言谈行为皆有度，
显得有着良好的教养。虽然三年级时曾从上海转学到南京，但这并不妨碍我在老师和同学
们心中好学生的地位。唯一会和老师发生轻微冲突的是：当我的好朋友受到老师不公正批
评时，我常常会仗义执言，这种与老师不保持一致的行为常使老师感到不快。１９５８年
，我小学毕业，被南京中央路小学选为全校七名保送生之一，可以选择南京任何中学免考
就读。但因父亲退休回沪，我放弃了极好的就学待遇，回沪参加初中考试。虽然当时上海
与南京教育质量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仍以相当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育才。进了中学后似乎境
况不怎么好，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的逆境。首先上海人的那种本能的排外情绪使我甚是尴
尬，当有些同学知道我来自南京，鄙夷的眼光随之而来；另外，育才中学毕竟集中了同龄
人中智商较高者，我在初一时学习成绩并不突出；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我竟在体检中被查
出曾患过肺结核，（当时乃是一种可怕的病）这样，我一贯良好的人缘、长期拔尖的成绩
以及老师的呵护、同学的尊重统统消失了。好在这段时间不长，一年之后，经我自己的努
力，境遇大幅度地好转，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学习成绩从中游迅速跃升为前茅，特别
是数学和语文更为突出，另外我豪爽乐于助人的性格很快地扩大了我的朋友群，还有从小
好强的性格，使我在乒乓球、象棋、唱戏、看古典小说甚至跳绳、拍毽子、扯铃等娱乐游
戏都玩得非常好，因此我人缘大增，很快就成了同学中的中心人物。那时，我非常欣赏韩
愈在《原毁》中的一段话，“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说来也惭愧，
那时真不知天高地厚，觉得人家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但这句话倒确实使我一生中处
事始终保持着很强的自信性。

　　我对社会、人生有一定的看法始于高中时代，当时我虽然学习、人缘都很好，但我一
直不是共青团员，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我觉得班上的团员相当一部分是因讨好班主
任而被吸收入团，德才皆无可取之处；其二，我不愿意自己提出申请，心想团支部如能像
刘备请诸葛亮那样来请我入团方觉遂愿，现在看来当时的想法真是十分幼稚可笑。到了高
三，我似乎开始脱离了孩子气，关心起政治来了。主要是因为当时中苏论战给学生们震动
很大，“老大哥”忽然变成了敌人，学生们从小形成的理念出现了颠覆性的改变，也使一
部分学生开始独立地对政治对社会进行思考。我就属于其中的一员，同时也从内心感到毛
主席敢于挑战权威的伟大、了不起，就从那时起开始自觉地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时，我的
班主任赵婴婴老师对我很是偏爱，当然主要原因还是我的学习成绩好，性格直率真诚。另
外，我在同学中也有较好的人缘，于是，我入团，当团小组长，下乡劳动评为标兵，一气
呵成，一贯有点白专倾向的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补上了“红”的一课。毕业高考后，我
如愿地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人生一路顺境，我踌躇满志地第一次离家到了北
京。

　　我在大学里非常要求上进，进校后不久便当上了团干部，（支部宣传委员）学习上仍
能保持较好的水平，平时自觉学习毛主席著作，刻苦锻炼自己，还递交了入党申请，应该
说还是在顺境途中正常前进。但我和政治指导员的关系始终处得不太好，原因我至今也不
很清楚。我当时虽然积极靠拢组织，但喜欢独立思考的个性丝毫没有减弱，对指导员经常
要求我们无条件服从颇为反感。例如，在团支委会上，大家经常会因为一些不同意见发生
争论，对方常常会以“这是指导员的意见”话语作为评判对与错的标准，这使我感到非常
不快。有一次，为了一位同学的入团问题，我直接与指导员发生了争执。我同班且同宿舍
的关XX，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入学后不久，哮喘病发作，学校决定让他休学。这就意味
着他从此以后不能再进科大的校门了，而且，这样的病不能坚持大学学习的结论需大打问
号。于是该同学就直接给郭沫若校长写了封信，力陈自己能够坚持学习，希望学校能收回
成命。后来，在郭校长干预下，关XX恢复了学籍，事实证明了他完全能够完成大学学业，
学校前面所作的决定是有一定问题，对学生的前途缺少应有的关心。当时，他还不是团员
，我是他的入团联系人。他各方面都表现不错，当即将讨论发展他入团时，我的提议突然
受阻，我才知道此事指导员有异议，于是，我和指导员之间一场不愉快的谈话就发生了。
指导员明确地指出：关XX不听党组织的话，直接给郭校长写信行为和内容都有问题。我对
此说法非常不解，学校的不当决定不是被郭校长纠正了吗？怎么是不听党的话呢？难道基
层组织的错误决定就不能向上申诉吗？指导员严肃地纠正我：我们的党是伟大、正确的，
这也体现在基层组织上，并不是说，组织的每一个决定都保证正确，如果确实是委屈到了
自己头上，正确的态度是先接受，相信党以后是会纠正弥补的。过分考虑个人得失，凭自
己感觉判断对错，立即要求上级纠正，以保证个人利益，置组织的威信不顾，这样的行为
能说是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吗？他还批评我：你是个积极要求入党的人，这样的认识距离
党员的标准很有差距，朋友的利益和党的利益应该怎样摆难道不懂吗？这样还能为党的利
益牺牲一切吗？我听了内心非常郁闷，如果在这基础上讲道理，我确实驳不倒他，但在情
感上我也实在接受不了，这使我对指导员只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随着文革的临近，阶级斗争的气氛逐渐浓重起来。那时，毛主席的一些内部讲话也通
过各种传了出来，其中“与毛远新的谈话”、“与王海容的谈话”和“春节座谈会上的讲
话”，我看了以后觉得心情十分舒畅。当然，其中深刻的含义我根本无从理解，只觉得毛
主席是提倡抵制不正确的领导的，与基层组织对我们的思想要求有所不同。另外，毛主席
反复提醒：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都隐隐觉得中国可能要出大事，只有紧跟毛主
席才能在阶级斗争风浪中站稳立场。于是，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学习
小组，学习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学习毛主席著作，讨论国内外形势。现在回
想起来，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如果中国要出事，肯定发生在上层。

　　许多朋友对我在文革初期会加入造反派的行列表示不解，像我这样的名牌大学的好学
生，在前途上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为什么要选择造反？当时的具体想法现在很难回忆，冲
动的成份较大，毛主席反复提醒的“要防止出修正主义”是精神支柱。究其内在的思想和
性格原因，我的叛逆性格和独立思考的个性可能是其必然性所在。直接起因可能是指导员
强行灌输“驯服工具论”引起我强烈的思想反弹，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贴指导员压制学
生的。综上原因，也许是我选择造反的原始动因，但一旦进入运动中，许多事情就会身不
由己了。

二，我在文革中

１，文革初期

　　在文革中我的经历复杂，事情也比较琐碎，删繁就简，我主要根据自己思想演变脉络
，重点突出与“一打三反”有关的事件进行叙述。

　　在北京大学生的理念中，文革的真正开始时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当天，《人民日
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上，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犹如一把烈火，把运动的气氛一下子轰起来了。每个学生都在这样考虑问题，北大的陆平
、市委大学部部长宋硕都是黑帮，我们学校的党委就没有问题吗？当学生们贴出大字报质
问校领导时，其实每个学校的领导的反应几乎都是一样的。一方面强调本校与北大的不同
，另一方面以反右斗争的经验威胁、警告所有学生。但这一次，他们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
，北京所有高校均无例外，校党委被宣布有问题，由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进校领导运动。这
是北京高校第一阶段的运动概况。

　　我们学校的党委在６月９日被群众轰倒，党委书记刘达停职反省，我们系６月９日晚
开了批判黑帮爪牙大会，会上，两位与造反学生冲突较为激烈的政治指导员被批斗（包括
我们年级的那位指导员）。我在这一阶段站在怀疑校党委的师生一边，人生第一次尝到政
治斗争胜利的喜悦，甚至误认为自己毛主席著作学得比较好，政治嗅觉敏锐。其实这一阶
段时间很短，学生的政治选择有较大的偶然性，大致上，一些个性较强、易冲动的、平时
与领导关系较差的学生比较容易选择造反。造反的师生们在那一阶段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压
力，但由于时间短暂，对我们的心理影响并不太大。

　　我们学校的工作组是中国科学院派来的，科大一直是受科学院和北京市委的双重领导
，科学院的影响更大些。工作组进校后，一方面对校党委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另一方面
组织师生学习社论和文件，让学生们的思想和行动纳入正规渠道。政治冲动是有一定惯性
的，学生们对工作组许多限制其行动的条条框框不满，而且，大家还存在着这样的怀疑：
科大是属于科学院直接领导的，科大党委有问题，难道科学院就一定没有问题？现任党委
书记刘达有问题，难道前任党委书记、现任工作组长郁文就没有问题？于是，和其他学校
一样，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陆续出笼，到６月下旬达到高潮。这次造反的师生们的境遇就
很惨了，工作组毫不留情地发起了“抓游鱼”运动，一些对工作组提意见较激烈的、语言
出格的师生们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整肃，受批判、斗争的约有近百余名，多数都是前阶段
反对过学校党委的，被重点整肃的有贾志斌（二系教师）、王国政（四系）、沈连芳（三
系）、陈思轩（六系）等人（后来他们大都成为东方红公社的负责人）。虽然我校整人程
度不像清华那样厉害，但学生们毕竟第一次感受到政治运动的无情和恐怖，好端端的同学
一夜间就变成了反革命。虽然现在已对文革进行了全盘否定，但对刘邓主持的这场五十天
的整人运动，别说挨整的同学不能原谅，大多数的当年亲身经历者都不能释怀。我虽然没
有勇气公开反对工作组，但对被批斗的同学们很同情，也写过为他们鸣不平的大字报，对
工作组的做法内心非常不满，隐隐觉得他们的言行与《人民日报》多数的社论精神不符，
虽然自己并未被整，但觉得这五十天的日子真是很难过。

　　当我们听到北大传来陈伯达、江青等批评工作组的讲话后，非常兴奋，同学们多数都
有很大的解放感，觉得自己真的能够当家作主了。运动又发生了转折，工作组奉命撤走，
但没有给被批斗的同学平反，只是笼统地承认了对运动不够理解的错误。师生们当然不肯
罢休，强烈要求工作组深刻检查，说清自己的问题，为被整的师生们道歉、平反，相同观
点者成立了“红灯联络站”，意为对工作组不放行。也有另一部分师生认为，工作组虽有
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校党委是定性的黑帮，应将运动转入斗、批、改的轨道，不
应揪住工作组不放。北京各高校情况大致雷同，平心而论，各校党委领导运动时间极短，
劣迹不多，而工作组在五十天内一片恐怖，劣迹斑斑，同学们对其痛恨程度远胜过对校党
委，揪工作组更发自内心，后来各校的造反派基本上都在那时串联形成。

　　我当然是持批判工作组的观点，与许小昆、焦大化等同学组织了《齐卫东》战斗队，
写了些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在这阶段，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思想上理清了脉络，特别是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造反有理”的语录给我思想上震动很大，结合反修防
修的斗争，我想了很多。首先，我确信修正主义一定出现在中高层官员中间，他们并不是
原先就是坏人，而是在领导的位置上被权力腐蚀的。所以，防修反修的关键是要让人民群
众拥有揭露和监督官员的权力，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新特点。８月８日《十六
条》公布后，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并特别注意到文件中多次提到：“运动的重点是整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另外，我还注意到《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和第九条：第五
条讲的是党的阶级路线，不但没有支持那些官宦子弟狂吼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所谓的“
阶级路线”，也没有提到“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样官方习成的说法，而
是强调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孤立右派。这样的提法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新的
阶级路线？我隐隐觉得，由于所处的时期不同，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把主要矛头对着已
失去权力的地富反坏右，似乎不合适了，应该重新确定阶级阵线，以便对最大的敌人“走
资派”进行斗争。第九条讲的是文革中权力机构的组织形式，它没有强调党团组织的领导
，也没有提到政府部门的职能，而突出了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
大会这些新的组织形式，还重点强调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我觉得旧的机构和组织已不
适应新形势的需求，而且新组织形成的原则有利于防止领导脱离群众而变修，这是从机制
上反修的重要措施。

　　当然，作为一个刚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不可能作更多深层次的思考，在运动初期，我
确认了几条道理：为了防止中国变修，矛头应当永远对准当权派；至于他们是好的领导还
是走资派应取决于其对群众的态度；不断地从机制上制约领导应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
命的主要内容。我自以为这是对文化革命的正确理解，甚至还误认为这是毛主席在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内容，毛主席说的如此决然：“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既没有前提，又没有条件限制，他就这样说了！难
道我们还不该义无反顾地造反吗？

２，上海串连

　　到了８月下旬，学校里的两派依然争论不休，北京社会上血统论猖獗。我们便萌发了
出去串连的念头，大家一致意见是去上海，这是我的家乡，我自然很乐意。我们当时同去
的六个同学中，只有许小昆和冯正中是红五类，那时学校里已有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卫
兵总部，我们既无资格参加，也反感他们的言行，觉得不是红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的原则
不合理，写了一篇《我们就是红卫兵》，做了几个无字的红布袖章就出去串连了。在火车
上，我们遇到了北大、北京邮电学院、北大附中、北京七中等学校的同道学生，大家自愿
结合在一起，起了一个“北京南下造反队”的队名，在同车偶遇的上海某中专老师建议下
，于８月２４日，我们到了上海文化广场旁边的上海机器制造学校。该校是上海一所最好
的中专，以前称为国立高机，学生们大多是学习优秀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该校的运动状
况也比较典型，师生们以对党委的态度分为保守和造反两派，运动中呈现的模式几乎和我
们在学校里遇到的一样，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支持造反的一派。由于上海的运动比北京有
滞后，加上我们北京红卫兵的身份，我们的快速表态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惊动了上海市委
，此后，我们在上海再也脱不开身了。（这段经历我在《与顾训中访谈录》中已有较详细
的讲叙，这里不再赘述。）

　　从我们到上海后直至１０月，可称为在沪的第一阶段，在这阶段，上海的造反派还处
于弱势，我们的主要活动就是支持各单位和部门的造反派炮打司令部。与我们原先同来的
伙伴们由于种种原因多数都离开上海回北京了，所剩的主要成员就是许小昆、我和北大的
高冀芬，后来又有北京师大女附中郭宝珠、刘丽芬和北大的胡伯安等加入，我们将队名改
为“首都齐卫东”，这个队名一直用到我们最后离开上海。我们这段时期联系的单位和部
门除了上海机校外，还有复旦大学、上海海关学校、上海青年话剧团、黄浦京剧团、上海
舞蹈学校和上海红西南红卫兵指挥部等，我们始终坚持“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支持各个
部门的造反派，并与他们建立了较长时期的联系和友谊，有些朋友情谊一直保持至今。

　　我们在上海这样的言行，必定将触及上海市委。在８月３１日，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
委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要求上海市委解决各类问题，最后冲进了市委大楼，与保卫市
委的人员发生了肢体冲撞。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冲市委大楼的行动，但全力支持北京红
卫兵，反对上海市委压制群众，压制造反，也写了传单，参加了街头的辩论，常常被人围
攻。在这段时期，虽然我们的处境不佳，但我的想法很坚定，牢牢掌握矛头对准走资派的
大方向，深信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并看清了文化革命形势的。但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时，也
常有觉得解释不清的时候，并为这些困扰感到纠结。主张保上海市委一派经常强调：上海
是文化革命的发源地，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前哨，柯庆施是官方重点肯定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那么上海市委怎么可能是黑帮呢？怎么可以把矛头集中炮轰上海市委呢？许小昆在
对红西南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有这样一番解释：上海市委以前是好的，但并不能保
证它在条件环境改变后永远是好的，走资派就是因为脱离群众地位改变后变坏的，所以上
海市必须在群众运动中接受检验，形而上学地认为上海市委能进保险箱是错误的。当时还
有这样一种说法：“十六条”明确指出，干部分为四类，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你们
这样遍地开花地狂轰滥炸，难道就没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嫌？这个问题也提得很棘手
，确实，我们是毫无例外地支持了炮打，因为没有一个领导欢迎群众给他贴大字报的，也
没有一个领导不为此组织反击的，难道真的是“洪洞县内无好人”？开始，我们只能针对
具体领导理论，避免延伸推广，直到《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一概念，我们的疑团释然而解。好的干部只要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也会
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只要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就应当接受批判、
炮轰，目的是通过批判，让这些干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当时还有一个让我们头疼
的问题是：北京来沪的红卫兵相当一部分主张血统论，宣扬红色恐怖，有的甚至肆无忌惮
地打人、抄家，同时他们中多数又持反上海市委的立场。我们和他们是炮轰市委的同盟军
，但又不愿在宣扬血统论和胡作非为等方面与他们为伍，所以，我们有节制地与他们相处
，谨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和许小昆等在整个文革中，没有抄过一
次家，没有打过任何人，也没有砸坏过任何公物。

　　到了当年的十一月以后，上海的造反派逐渐从少数变成了多数，从劣势化为优势。我
们写的《九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小册子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实际处境大
幅度地改善，但自己的思想却始终未能平静。我们当时参与文革的理念是反修防修，而且
坚定地认为不受群众监督的领导最容易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并误认为这是理解了毛主席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义。造反派转弱为强后，虽然还没有实际掌权，但已能起
到左右局势的作用。此时，再与一些造反头头们接触交往，竟发现他们的霸道程度丝毫不
亚于各单位的当权派。再往上看，中央文革中一些成员的作为令人生疑，他们不停地运动
群众，一点也没有接受群众监督的样子。这都是毛主席默许的吗？难道他们就不会变修吗
？这些萌芽状态的想法使我们渐渐地与主流造反派队伍拉开了距离，也为我们以后的挨整
生涯埋下了危险的伏笔。如果当时我们仅仅停留在思想上，哪怕只限于私下谈论，可能距
离危险处境还远些，但我们居然还相信：毛主席可能支持我们的想法，这才是致命的错误
。于是，我们有了一些行动。正当大多数造反派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姿态对逐渐倒台
的走资派“痛打落水狗”时，我们与复旦大学《杀阎王》战斗队的潘啸龙、谭启泰等不合
时宜地探讨着：造反派今后该怎么办？核心的意思是，造反派现在地位改变了，如果不能
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就可能成为运动的阻力，走向反面。对自己和本派战友，
不应争名夺利，而应防止因地位改变而变修；对被打倒和靠边的干部，不应罢官了事，而
应争取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保守派更应热情欢迎，以示造反不分先后
。我们和复旦的几位朋友在这方面的观点很有共鸣，他们不愧是新闻系的高材生，很快就
写出了一论、二论、三论《造反派怎么办》，其中许多标题很醒目：“文化革命不是罢官
革命”，“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我们不保”，“夺权就是夺人”等，很鲜明地
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文章出来后，许多造反派称其为大毒草，在两个阶级大决斗的时刻，
居然有人津津乐道地自揭短处！（文章我们并未具名，但在其后上海反逆流运动中，《杀
阎王》公开检查中提到，他们这些“反动思想”是受了齐卫东的影响）这时，我们开始了
和主流造反派的不同行进方向。对著名造反领袖批判，我们选择了表现最不像话的聂元梓
，公开支持北大的反对派井冈山、红联军。对中央文革，我们没有胆量像地院的朱成昭那
样公开抛出质疑文革的八大观点，也不敢像科大《雄师》那样在西单贴大字报质问“中央
文革向何处去”，我们虽然理想主义成分较重，但要“舍身撞雷”还是很害怕的。就我自
己而言，当时对中央文革也确实余情未断，虽然不喜欢江青、戚本禹的专横、跋扈，讨厌
康生、张春桥的奸诈、阴沉，但对陈伯达、王力、关锋等还是甚有好感。

　　到了１９６７年，正是造反派们为了建立新的权力机构争名夺利时，上海以复旦大学
为中心出现了许多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除了张春桥在历史上确有疑点外，更令大家反感
的是他在处理群众组织关系上经常采用两面派手法，所以，复旦大学原来颇不团结的三派
（红革会、红三司、炮司）居然在这个问题上一致起来了。那时，我也对张春桥甚为反感
，曾数次与复旦《杀阎王》，上海机器制造校《武工队》的朋友们议论此事。虽然还没有
冲动到公开炮打，但已被有关部门记下了一笔黑账。再加上我又做了“为陈其五、章博翻
案”等一些犯忌的事，我已被即将掌权的新贵们渐渐视为异己，当初“反旧市委的光辉业
绩”大为减色。一起造反的战友们的胜利不但没有给我带来社会地位的荣耀，也没有让我
内心感到喜悦，这样在春节后，我便无趣地离开了上海，返回科大。

３，动荡岁月

　　１９６７年是大动荡的一年，也是我们思想上激烈动荡的一年。我回到学校以后，正
是中央文革和主流造反派清肃十二月黑风完胜之时，不管是代表红二代的联动，还是代表
造反派的地院朱成昭、北大井冈山、红联军，均受到毫不留情的镇压。我们学校的《雄师
》、《井冈山》也属这类思潮，（详见拙作《科大的雄师和井冈山》）受到了科大主流造
反派《东方红公社》的坚决打击，《雄师》的五位骨干遭到牢狱之灾，其它成员不同程度
受到整肃。我们虽然思想上有类似的倾向，但幸好行动上没有卷入，《东方红公社》多数
人还是认可我们这几个老造反派的，但我们的名字已在东方红镇反组里挂了号，罪名是在
上海炮打张春桥，勾结北大井冈山、红联军反聂元梓。由于我们在《东方红》内的人缘和
影响力，负责镇反的６９６战斗队还算客气，仅作了一次变相审问，再没有深究。但从此
时起，我们已被划入随时有被整危险的人群行列，另册的阴影一直威胁着我直到改革开放
时代。６７年初，我们的境遇还算可以，科大东方红的大多数造反派的朋友们（包括大部
分总勤务站的头头）对我相当友善，经他们推荐，我在东方红动态组和《东方红报》工作
，虽然不是主要负责人，但也属有一定决策权的核心成员，这又为我继续违背无产阶级司
令部旨意的行为提供了条件。那年年初，社会上发生的主要事件是反击二月逆流，在中央
表现为老干部与文革新贵之间的矛盾，在地方上多数表现为支左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
，称为二月镇反，各地的造反派们因为军队在权力和理念上的冲突，其领头者纷纷被打成
反革命关进监狱。我在动态组每天都看到外地造反派受害的材料，出于在文革中共同造反
的情感和对整群众行为的痛恨，我开始为受害者讨回公道而努力。其中，重要的有如下几
个事例：

　　A，支持上海舞蹈学校“毒草派”：上海舞蹈学校《白毛女》剧组是江青亲自主抓样板
团之一，是一个不便进入的禁区。当时，该校的学员对芭蕾舞剧《白毛女》有香花和毒草
两种观点，香花派的理由非常直白，此剧是江青同志肯定的，当然没有问题。毒草派则运
用当年流行的大批判理论，认为喜儿、杨白劳都是中间人物，“逃到荒山”和“喝盐卤自
杀”都是消极行为，没有突出与地主阶级的正面斗争，所以，突出中间人物的题材就是毒
草，至少有严重问题。当然，持香花观点总是安全的，自然也是大多数；但持毒草观点的
基本上都是运动初期的造反派，他们没有在造反胜利后停步，成立了“卫东到底”战斗队
，其中有顾峡美、潘永宁等人，再次充当少数派。为此，他们在反逆流中又一次被整。我
与顾、潘等在６６年造反中就认识，对他们的遭遇非常同情，而且，我在当时也赞同毒草
观点，便公开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同年四月，《白毛女》剧组赴京演出，顾峡美原是该剧
的主角，因持毒草观点就取消了她在重要场次的演出，演出后，她大胆地拦住了江青，要
求向她反映问题。江青破例地单独接见了顾，并对她表示了宽慰和安抚，要她放下包袱，
还表示因观点问题整她是不合适的，最后叮嘱她，这次谈话不要外传。顾峡美鉴于对我的
信任，把江青接见的详细过程告诉了我。我认为这是“毒草派”翻身的很好的契机，于是
，我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在《东方红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把江青私下谈话中有利于“毒
草派”内容公示在媒体上。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造江青同志的谣
”、“攻击革命样板戏”等罪名自然就被加上了。

　　B，支持三军“冲派”：北京有许多军事院校，在文革初期，他们虽然不能像普通高校
那样直接参加文化大革命，但他们也受到地方运动的影响，学校的师生们也分为造反派和
保守派。军内造反派可没有那样能享受胜利的幸运，他们反对的是驻京三军的司令们，这
些都是林彪要力保的爱将，所以，他们相比其对立派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无革派
”）显得弱势，幸亏有强大的首都三司红卫兵的支持，在６７年上半年还能得以生存。是
年五月，三军无革派组织了一台文艺演出晚会，以壮大声势。三军造反派抓住了晚会没有
突出文化大革命和路线斗争的问题，大做文章阻止演出，以图挽回被动形势。直至发展到
５月３１日直接冲击演出会场，惊动了林彪、总理和中央文革，经上层权衡，三军造反派
终于被抛弃，被称为“冲派”，实际上被打成了反动组织，许多成员惨遭整肃，比地方上
的挨整者处境更为不堪。因为上层多次表态，北京及各地的造反派再也不敢公开对其表示
支持，其境遇更是雪上加霜。我们原先对三军冲派也仅是一般的支持，并没有过多的联系
，在中央表态后，我们去“军艺星火燎原”看望，见他们被整的惨状，激起了强烈的同情
心，遂给他们捐钱、捐粮票，还在《东方红报》上发了一篇褒扬三军冲派的文章。这当然
是闯了大祸，被指责为公然对抗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C，支持“上柴联司”，反对上海市革会：上海是我文革期间“创业地”，在京时我一
直关心着上海的形势。那里的“反逆流”和北京的“反二月逆流”完全是两回事，上海的
“反逆流”着重就是整炮打张春桥的造反派，其中“红革会”处境最惨，我的不少朋友均
因此事挨批遭斗，引起我对这一新生政权内心不满。是年夏季，我二次返沪，正值上海两
派激斗之际。一派以上海市革会、工总司为代表的一些左派组织，人多势众，掌握全市政
治、经济资源，又得到中央的支持，当然位于上风；另一派为首的是一个工厂的造反组织
，简称上柴联司，仅四千余人，但得到相当多的平民支持，其中主要的是在“反逆流”中
被打下去的一些组织，特别是工人造反派中的非主流组织，他们组成了各区的“支联站”
，经常在人民广场举行演讲，听者数万之众，居然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能与市革会对抗。
我在一月份曾去过上柴厂，当时只觉得是一个单位的两派之争未予重视，而且也并不倾向
于联司。但这次看到后，心境大不相同，一个完全没有背景的组织，居然能造成如此声势
，其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以及对群众心理掌控能力之强是异乎寻常的。而且，我对那些新
贵们本有不满，再加上我历来同情弱者的秉性，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支联”的行列。我
们以《齐卫东》名义，召开了几次支联派串连会，还组织了一次市内游行，虽然当时给了
联司较大的精神支撑，但最终效果却是事与愿违，不仅没有给联司群众任何实际帮助，还
把自己和朋友们都牵连了进去。不久，解放日报社革委会负责人之一是我的一位中学交情
极好的老同学，他看到一份绝密敌情内参，把我在上海的一些活动都当作阶级敌人反对上
海市革委会的动态通报了。他冒着“通敌”的危险把这情况告诉了我，并警告我迅速离开
上海，否则后果严重。这样，我又颓丧地离沪返京，开始了我的“退出江湖”生涯。

　　从６６年文革开始到６７年秋，我以十分积极的姿态投入了文革运动。虽然在实际行
动中不断地有磕碰，但我自认为信念很坚定，因为我确信文革是毛主席发动的一次反修防
修大演习，只有发动群众运用“四大”的武器，才能防止修正主义出现，防止资本主义复
辟。同时，在此期间，觉得充分体现了自我价值，误认为不管什么政治见解都能公开发表
（当然只是时候未到，以后是要毫不留情地被清算），所以，总觉得有潜在的动力支撑。
到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指示发表后，“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的警告犹如当头
棒喝，我开始意识到危险的降临，赶紧悬崖勒马，实际上为时已晚，在以后的运动中是难
逃厄运了。顺便说说，上述文革经历只是为了作为一打三反中挨整的铺垫，删繁就简，突
出了自己与运动主流的对立性和偏离度，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专门喜欢标新立异胆大妄为
的人。

４，思想变异

　　我在文革中之所以自信地投入，源自于这样的信念：总觉得毛主席会支持我的想法。
不管是前期与各级当权派的争斗，还是后来一些脱离文革主流的行为，我一直盲目自信，
认为自己是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确实有些朋友也曾提醒：我的想法和行为并不符合毛泽东
思想，特别是对大民主的理解，与毛泽东的想法是完全背离的。记得印象深的有两次：一
次是在６７年一月，我在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住地和地院东方红的朋友们聊天，一位《高
旗无畏》战斗队（朱成昭麾下主力队伍）的朋友在介绍朱成昭的八大观点。其中讲到朱预
计：随着文革的深入，大民主将越来越少。我当时甚为不解：毛主席不是强调如果中央出
了修正主义，要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吗？要是没有大民主，造反何从谈起？还有一次是６７
年春，我和许小昆与科大井冈山刘祖平、倪诗茂等谈论文革形势，老刘也说起同样观点，
我忍不住奋起反驳。老刘要我重新仔细阅读一下运动初期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说我的
想法与邓拓接近。我当时觉得不能接受，他们怎么会认为毛主席愿望是要强化专制？他不
是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的倡导者吗？直到毛主席６７年秋季后一系列指示发表，我才真正
意识到自己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是错的，促使自己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支柱信念轰然倒塌。

　　现在要重新回忆当时思想脉络的具体变化已是很困难，但有几点还是记得非常清楚。
首先是对“走资派”概念的理解，“十六条”中提的是“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我竟然把很重要的“混入”两字忽略了。毛泽东及其文革追随者的意思是：这些
“走资派”并不是因为地位改变而变坏的，而是原来就是混入党内的坏人，所以受到严厉
惩治的不是建国后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而是当年国共斗争中有过污点的“叛徒”、“特
务”，而只要忠于毛主席，不管如何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甚至镇压群众，都无关紧要
，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准炮打！这和我信奉的“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是格格不入
的。其次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解，也就是怎样防修反修的问题。毛泽东
的说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
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
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样对文化大革命实质的解释实在令我无法理解，建国十七年，国
共两党除了隔岸放些无效炮弹外，并无任何实际的正面冲突，怎么能说文革是两党斗争的
继续呢？莫非刘少奇、彭真等代表了国民党？或者说是受蒋介石委派的？反修防修又怎么
解释？苏联变修也是受了沙皇势力的影响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与我以前对文革的理解
完全大相径庭，甚至是对立的。“毛主席最终会支持我的”幻想实际上成了泡影，继续投
入文革的愿望嘎然而止。另外，随着那时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相继倒台，北京和各地的
不少思想略有出格的造反派均惨遭整肃，而且完全是永难翻身的态势。我感到极其灰心，
而且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我最崇拜的领袖居然在使诈，为了打到政敌竟欺骗全体国民发
起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造神整人运动！我当时的情绪就像祥林嫂用斧头砍庙门的门槛一样，
对毛泽东从崇拜到失望转至反感，当然，对以后的现实运动我兴致索然，开始了自己的认
真读书生涯。

　　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信徒开始怀疑毛教的教义，这让我感到既痛苦而又有超脱感，痛苦
的是我必须重新理清自己的思想，摈弃以前遵奉的信念；超脱感是因为我终于又回归到了
自我境界，摆脱了教义的框框，开始理性地独立思考。于是，我和许小昆、刘祖平、倪诗
茂、徐立林、王昌燧等人一起读书、讨论，脱离了实际运动。由于当时的文化禁锢，书源
很少，我们如饥似渴，凡是封、资、修，洋、名、古的书只要能找到，就一本一本地传阅
。中国历史是我们重点攻读的内容，在此期间，我读完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本和
部分《资治通鉴》等重要典籍，刘祖平古文功底深厚，经常给我们讲解《通鉴》中的一些
片断，使我得益颇多。我自己觉得长进最大的（用当时的说法也就是中毒最深）是认真阅
读了马、恩原著和国外的一些政治书籍。在此之前，我虽然笃信毛泽东思想，但对马、列
著作知之甚少，出于对毛泽东思想正确性的质疑，我必然会考虑：毛泽东是继承、发展了
马列主义了吗？两者之间差别何在？我那时像学高等数学那样去读马、恩两卷集，每篇文
章都认真地做了阅读笔记，力求弄通原著的每一句话的实际含义。在这过程中，许小昆对
我帮助很大，他有相当强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对译著的阅读能力，从中不但帮助我顺利地精
读完了这两册经典，而且还补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一课。当我读过了这些经典及列
宁两卷集、《马克思传》等有关书籍后，思想上确实有了质的变化。具体的读书体会就不
详细展开了，结论性的收获主要有两点：

　　第一，我已确信，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差别甚大，中国目前所宣传的马列主义的
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主义精髓（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强调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
学说）在毛泽东思想中几乎没有什么体现，实在感到难以将两者强连在一起。第二，通过
对原著的精读，我的思想信仰从毛泽东思想转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觉得马克思、恩
格斯分析问题有超凡的深度，逻辑性和穿透力极强，完全是高质量的理性思维，较之毛泽
东武断、直白的俗话确有天壤之别。（具体内容可能后章节会有一定涉及，这里就不展开
了。）另外还有一类书籍对我影响相当大，在许小昆家（其父是中央外贸部的高干）我看
到了许多“修正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内部参考资料，以及在反右斗争中一些著名右派（
如林希翎等）的言论集。这些从未见过的对社会观察的独特视角和理性思考问题的方法，
又如醍醐灌顶，使我眼界大开，深感到自己以前的无知和幼稚。在６７年初，我对文革中
出现的新思潮非常感兴趣，还搜集了不少这类文章和大字报，对比这时看到的书籍和资料
，很快意识到文革中理论的肤浅。

　　特别是精读了《南共纲领》，心中既惊讶又敬佩，作者对用暴力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
国家弊病的分析，竟是如此透彻深刻，我当时甚至觉得自己在文革初期的思考和分析都是
多余。现在回忆起来，《纲领》内容中两个主要观点对我触动很大：第一，书中强调，无
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存在，并以新的形式出现，执政党应
当不断地铲除这些因素；而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也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没有
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完全可以通过和平斗争的方式，扩大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影响政权
的性质。第二，在现代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资本主义因素表现得最
主要新形式就是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这类国家中的最大危害。正是这些观点，使我
思想有了质的变异。我逐渐坚信：我国是个极易产生特权阶层的国家，它是社会进步的主
要危害。在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距离真正人类理想的
公平社会未必比我们远。（当然，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网络时代，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发
达国家的政论和时评，《南共纲领》的一些见解也不足为奇了，但在当年文化荒漠思想禁
锢时代，喜好用理科思维方法分析问题的我，见到这类文章时的惊愕心情现在人们难以理
解的。）尽管这些“修正主义”的观点和当时国内主流政见何等的格格不入，但他们仍是
尊奉马克思主义的，仍是认为共产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对十月革命和新中国成立还
是肯定的，只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容易产生特权阶层，产生压迫人民的新资产阶级，这一
点与我的想法很有共鸣。这样，我就逐渐进入了思想“走火入魔”时期。

　　说实在的，我当时对自己的思想和情绪的变化也有一定的恐惧感。毕竟那时思想犯比
比皆是，更何况我已经对伟大领袖产生了逆反，这比我在运动的一些越轨行动严重得多，
牢狱之灾，甚至性命之忧随时均可能发生。虽然我的朋友们都非常强调“江湖义气第一桩
”的原则，但有些想法也仅限于我和许小昆之间，特别是对毛泽东的非议。当时我毕竟还
年轻气盛，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仅仅为了解开思想上的纠结，竟将自己的一生
置于危险之中。既然是“走火入魔”，当然也无法在异端的思想道路上踩住刹车，于是我
还看了许多类似的政治历史书籍，如《第三帝国的兴亡》、《斯大林时代》以及波兰、匈
牙利等国家关于波、匈事件的政论和时评，我的思想初步形成了“反动”的雏形：

　　第一，我认定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第二，我们国家
的社会制度存在着产生新的特权阶层的弊病，南斯拉夫的政治见解是对的，赫鲁晓夫反斯
大林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第三，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利用群众对官僚体制的长期不满而设
计的打倒政敌的骗局，我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欺骗，但矛头对准“走资派”也就是官
僚特权阶层总是对的，这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症结；第四，那是从阅读大量“修正主义”书
籍和资料中知道了“不同政见者”这一词的含义，并对索尔仁尼琴这类人非常敬佩，甚至
认为值得终生仿效。当然，这些主要都是政治领域的思考，还有一些经济、科研和其他方
面的观点，当时也被认为是反动的，后来已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并为当政者采用实施，
在此就不做“表功式”的赘述了。这些观点，我和许小昆之间是认真交换过的，也经常一
起探讨、思考，但和其他朋友并没有非常明确地点破，仅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但应当实
事求是地说，当时我的这些朋友中多数对毛泽东并没有明确的不满，对整个国家的体制也
没有系统的思考，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持反感态度。

５，整肃开始

　　在６８年，工、军宣队进驻学校之前，虽然我在运动中多有越轨，出格言论不少，对
立派偶有大字报给我冠以“反革命”帽子，甚至本派也有一些人认为我思想反动。但这些
都是群众的诈唬，并没有制约效应，我也没感到有多大的压力，仍是我行我素，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享受着文革前期赋予的自由。工军宣队进校后，情况大
不相同了，虽然我校没有像清华、北大那样曾有过大武斗以及与工军宣队的对立，但按毛
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学生们挨整的时期不可避免地来到了。

　　我校主要由军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并掌握控制学校的一切权力。开始时，
军宣队组织学习，以及搞早请示晚汇报，绣毛主席像，跳忠字舞等令人不胜厌烦的造神活
动。其目的一是将脱缰的野马用强力收回，另外为了让这些学生们清醒，在集中的权力面
前，你们除了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服从管理，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了。

　　厄运仅仅刚开始，文革中大规模地对群众的整肃从６９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拉开了
序幕。刚开始遭整肃的对象主要是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教职工，每次开校级或系级的大
会上，总有一些倒霉者被陆续揪出来，关入由军宣队设置的专政队隔离审查。这和文革初
期群众自设的专政队完全不同了，大乱时的专政机构没有稳定性，也没有社会认同性，其
恐怖感远不如眼前的专政队。一旦不幸进入，就有永无翻身之日的可能，而且，被专政的
罪名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校内人心惶惶，气氛极为紧张，继工作组专政后，灾难又一
次落到科大师生们的头上。随着整人运动的深入，文革中的现行问题也进入了清查的范畴
，在６７年公安部六六通令规定的现行反革命条款上，又增加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和组
织策划大型武斗等内容。这样，整肃的范围不仅限于教职工，很快就扩大到了学生，遭此
厄运者数量渐渐增多。我的朋友刘祖平因为北大“红旗飘”组织的牵连被揪进专政队，另
一位关系不错的王元元也因上海铁路南站武斗事件而遭殃，现实的危险在逐渐接近，我们
已处于紧张、恐惧之中。

　　整人者往往有很好的阶级斗争嗅觉，我们系的军宣队进驻后不久就注意到了我们“齐
卫东”战斗队，准确地确定了我们是五系学生中清查的重点，并不失时机地成立了调查我
们的专案组。我们主要的“罪状”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其中包括反张春桥、反上海市
革委会、反对样板戏、支持“三军冲派”对抗林副主席，以及与上海、北京一些已被整肃
的“反动”组织关系密切。这些“罪名”要完全抵赖是不可能的，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辩解的基本原则是：坦率承认客观的事实，强调我们动机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因为认识错误才造成了不良后果，但对我们读书会中的一些议论及相关的“反动”思想严
防死守，坚决不能外泄。我们系里一位军宣队负责人找我谈过一次话，要我认真交待文革
中的问题，争取主动。我非常爽快地将运动中的错误细细讲了一遍，并表示自己毛主席著
作没有学好，对错误造成的影响感到非常痛心，今后一定在军宣队的领导下认真改造自己
的世界观。他看我态度挺诚恳的，他们掌握的情况我都已交待，说了些要和以前的错误决
裂一类的话，后来再也没有找过我。当时，军宣队准备怎样对待处理我们，我心中一点也
没数，仅仅感觉似乎有个专案组在调查我们，但结果会怎样，内心非常忐忑，这样的煎熬
过了半年多。

　　记得６９年初夏某个周六的傍晚，我在我三哥家度周末。我们班上一位女同学（因她
不愿在我的回忆中提到她的名字，故简称连X）来找我，她非常坦率地告诉我，她前一段在
搞我们的专案。我深知她这样做是严重违反专案纪律的，万一泄漏她也将受到牵连，很惊
讶她的行为。她说：以前也不太清楚我们在运动中干了点什么，这次通过专案清查，觉得
我们整个运动中的行为都是为了理想，没有任何私欲，不管是对是错都是令人钦佩的。我
当时听了真的很感动，这位连X虽说和我关系不错，运动初期也一起造过反。但她毕竟是学
生党员，除了党的原则，她竟然还有自己的道德判断，而且也同样不计私利。在上海串联
时，解放日报的一位我的中学同学曾给我通报过上海市革会整我的绝密消息，我为此事感
动过，因为我看到了情感和道德的力量。这是第二次类似事件，说明了在阶级斗争硝烟弥
漫的社会里，还有非政治因素存在的场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社会终究不能被残酷的斗争
哲学无情地全覆盖。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暂时告了一个段落，我们侥幸地度过了一次难关。军宣队专案组给
我们的结论是：革命小将犯错误，并当了我们的面销毁了专案材料。这其中既有偶然因素
也有必然因素。首先，这场运动主要对象并非学生，也不是特别强调现行问题，边缘的位
置使我们有了许多逃脱的机会。其次，由于在专案组内有同情我们的朋友极力帮忙，这比
我们自己的辩解有力得多。最重要的是我们私下的言论问题并没有涉及，我们好朋友之间
的友谊和攻守同盟经受住了考验。另外再加上我们平时人缘较好等因素，这场有惊无险的
灾难就这样逃过了，但也为我们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厄运留下了伏笔。短暂的成功大
大增加了我们的盲目自信，特别是我自己竟如此昏昏然：认为共产党的整人运动也不过如
此，我们这些名校高智商的大学生怎会斗不过没文化的军人和工人呢？其实，我的这类想
法不仅大错，而且给以后带来了一定的实际危害。挨整的要素主要是如下三点：社会大形
势、对象的“罪行”和对象周围的环境，（这问题在以后章节中还将进一步细述）我们的
这次幸运与自身的智商相关性是很小的。

　　此后，科大的师生又面临新的灾难，在林副主席的军委一号通令下，中国科技大学将
要搬迁出北京。中国科大是建国后新创办的一流名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任校长，
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等一流科学家都在校直接为学生们上课，文革前，我校一直被称
为科学家的摇篮。现在要把这样一所学校搬出北京，绝非一件小事，一些类如高速风洞和
实验室等国内稀有的实验设备可能毁于一旦，选择一个合适的新校址来安置万余师生也是
一件十分费周折的事。但在文革中，科技和教育地位低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最后决定
：科大搬迁到安徽。这一缺德的决策究竟是谁拍的板，至今尚无法查清楚，在科大校史上
留下了尴尬的一页。６９年年底，在强权的压力下，６９、７０两届的学生以及大部分老
师被迫就范。虽然大家怨言纷纷，但科大的前途不可能掌握在广大无权的师生们手里，只
能落户安徽。从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科技大学的命运一落再落，当年的辉煌只能
成为历史了。

（未完待续）

http://www.cnd.org/CR/ZK15/cr811.gb.html#1

bluesky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二）

　　　　　　　　　　　　　　　　·忻鼎亮·

（上接　zk１５０２c）

三，一打三反运动

１，山雨欲来

　　科大迁校到安徽后，“一打三反”运动接踵而来，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日子即将来临了
。科大到安徽开始落在安庆党校，那里的条件实在太简陋，于是又迁到了合肥。安徽省革
委会将合肥师范学院的地址让给了科大，总算有了房子能够勉强安置这群落魄的师生以及
一些拆散了的仪器器材。我随大部队到了安庆后，没有再跟随去合肥，便坐船回上海过年
去了。

　　在上海，我已听说有中央文件下发，要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重
点在于“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主要惩治文革中出现的现行问题。过完年不久
，我们班就有同学来信告我，要我尽快回学校参加运动。我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这次运
动来势很凶，从清查内容看明显是要整肃文革运动中的政治异己分子，我们恰好就是目标
，内心自然有本能的紧张感。但我的侥幸心还是比较重，心想：刚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运
动，已经被清查了一遍，而且有了明确的结论，应该不会出问题。更何况安徽这样的土地
方，工军宣队的整人水平会比北京的高？我们根据北京的成功经验，如法炮制不就可以了
吗？不必过度紧张，这样反而会显得心虚。于是，我故意晚了几天到学校，而且到了合肥
后，我还在大哥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去报到。那时，同学们大多数都已返校，大家见面
后几乎都是谨言慎行，没有嬉笑闲谈的场面，气氛比我想象的要紧张。我们班的临时班长
何世平带我去见系里的工军宣队领导报到，系工宣队队长姓谢，是淮南煤矿的一个造反派
头头。他见了我立即摆出下马威，厉声厉色地问我为什么迟到？我随便找了一个理由，他
勃然大怒：难道这事比“一打三反”运动重要吗？随即又给了我一个明显的威胁：不要以
为我们不了解你忻鼎亮。我心里明白，工军宣队已经盯上我们了，但我对谢队长这种虚张
声势的诈唬很鄙视，再一次地错误估计了他们的整人能力。

　　安徽省既然接纳了中国科技大学，显然非常重视这所学校，当然首要的任务是要它服
从。“一打三反”运动正是个好机会，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来压服这批桀骜
不驯的学生，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科大的学生们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到的迫害
，更甚于其他大专院校。安徽省革委会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工军宣队，来领导用以制服这批
带着怨气来的京城师生。工宣队队长是安徽省革委会常委李东林，原来也是淮南煤矿工人
，造反起家，荣升至省革会常委。军宣队来自李德生的嫡系部队十二军，有几个师政委压
阵。他们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在搬迁时闹得最厉害的四系（近代物理系）安置在白湖
农场（一个劳改农场），一系（数学系）在铜陵，二系（物理系）在寿县，三系（化学系
）在马鞍山，五系（近代力学系）在合肥本部，六系（无线电系）在淮南。各个系分别搞
运动，学校办了一个大型的学习班（在合肥），将当时的两派的核心人物集中起来开展运
动。我们由于后期游离在运动外，也没资格进入校学习班，在合肥系里参加运动。通过学
习，才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在１月底下发的１９７０年３号文件，其中突出的就是要打击现
行反革命分子。文件中这样说：“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
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
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我觉得其中仅“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条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他都应有实际行为
。但来势汹汹的气氛明显比文件本身更为可怕。

２，攻守同盟

　　许小昆到校比我还晚，有点奇怪，工军宣队并没有训斥他，淡淡地把他晾在一边。我
开始的处境也与许小昆相近，除了刚到校的那次下马威，他们再也没理过我。工军宣队在
运动开始时并不急于揪人，一方面组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另一方面要大家联系实际，
批判反对搬迁的思想和言行。因为我校的搬迁，是完全违背广大师生意愿的官方强行决定
，所以校内两派师生几乎一致反对。现在工军宣队上纲上线，要大家强行认识：迁校是无
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反对迁校就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明反动思想的萌芽已经存
在自己的头脑中。这一招确实相当厉害，每个人都有了“原罪”，谁不转变立场，立即和
工军宣队保持一致，谁就是继续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就要成为运动中惩治的对象。在
这样的高压下，大多数师生除了就范，无可选择。同时，工军宣队还开展了一个“检查思
想，公物还家”的小运动。背景是这样的：在北京时，当大家知道迁校决定无可更改时，
同学们非常愤怒，毁坏了一些公物泄愤。也有些人拆了桌椅，用木板作箱子、板凳，更普
遍的是用木板自制收音机盒子。这件事也被工军宣队小题大做，说这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
分子资产阶级思想大爆发，而且要大家把用公家材料做的物品归还，并检查交代用短波收
音机收听敌台的“罪行”，上纲说这就是现行问题。这样，人人都有可能被定为“反革命
”，为了自我保护，大家只能对工军宣队唯命是从，不敢有任何抗拒。在强大的思想震慑
下，群众已彻底表示了屈服，工军宣队初获全胜，整人的大戏正式开场了。

　　校学习班重点整肃的是原科大造反派《东方红公社》的一些核心骨干分子，详细情况
无从得知。我们系整肃的重点有两个：一是原东方红公社的作战部长陶荣甲，他和北京市
的一些造反派（多数已遭整肃）多有联系；另一个就是我们《齐卫东》战斗队，被工军宣
队盯上的除了我和许小昆外，还有徐立林、焦大化、钱德生等人。我系运动领导者除了谢
队长之外，还有军宣队的潘指导员和一位姓贺的结合干部（据说还是个十二级高干）。整
人者经验丰富，手法老到，有条不紊地先打外围战。当时，我们“齐卫东”中受到压力最
大的是徐立林，他被抓住的一个硬把柄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与一位干部子弟徐XX谈恋爱
时有越轨行为。工军宣队对此无限上纲，并对那位女同学做分化工作，告诫她不要受反革
命分子迷惑，而背叛自己的革命家庭。对徐立林则严令他老实交待问题，不准私自串联，
并对他的行动作了监视。而对许小昆和我则不动声色，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我有些迷茫
，猜不透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不敢与同伙们串联商量对策，只能被动地静观其变。
我们班有些与我关系较好的同学劝我应该争取主动，把以前运动中的问题主动向工军宣队
交待清楚，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我内心还有很多“反动”思想。我自然不会接受他们的劝告
，自己找上门去岂不是更显得心虚？

　　在一个休息日的晚上，我、许小昆、徐立林冒险在校园僻静处商量了一次对策。许小
昆重新强调了我们应付工军宣队的原则：文革运动中的具体事件一概承认，但拒绝上纲，
私下言论的事坚持守住。并再三提醒，态度一定要好，要安分，不要刺激工军宣队中任何
人。徐立林就问了一下焦大化、钱德生处是否叮嘱过，为了避免被发现，他先回宿舍了。
许小昆和我又谈了几个关键问题：第一，这次运动来势凶猛，声势远胜过清队运动，我们
的处境非常危险。这一点我表示赞同，但内心的侥幸心理仍未消。第二，我们能否躲过这
场灾难的关键是我们的言论问题不被败露。我觉得这点应该靠得住，因为尖端的观点和言
论仅限在我和许小昆之间，徐立林虽有些所闻，但知道不多。我确实忽视了平时口锋不严
，大不敬的言论已有一定范围的流传。第三，许认为，徐立林那里最危险，他的女友就是
工军宣队的突破口，应考虑如果小徐被攻破后怎么办。我觉得小徐很讲义气，他会顶住的
，即便有意外，只要我们俩死扛住也未必会有大难。最后，我们两人互相勉励了一下，觉
得为了理想哪怕坐二十年牢也值，似乎大有义无反顾的气概。现在经过四十多年后再回想
当时情景，我们真是严重“走火入魔”：两个毫无政治背景的小青年，为了一些尚欠成熟
的思考，居然能到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其实，我们的所谓理想太虚弱了，与强大的整人
机构过了几招，就遭到了惨败。

　　运动开展将近一月，我们的厄运正式来临了。起因是这样的：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梁XX
是已毕业的６３级学生，他出差路过合肥，来看望我们，我和徐立林一起接待他。这触怒
了工军宣队，谢队长质问我：为什么违反规定，私自和徐立林串联？我表示不知道有这样
的规定（不准和徐接触），更何况是外地有朋友来看望我们。他闻言怒斥：你居然态度如
此不端正！并当即决定：今晚开忻鼎亮的批判会。我心里已经早准备好有这一天，也想正
好趁机摸一下他们的底牌。第一次批判会他们未见成功，批判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过去炒过
的冷饭，积极发言的多数是对立派的同学，我平时关系好的同学多以沉默表示对我的同情
。我心想他们的招数只不过如此，则仍以无所谓的态度作进一步的面对。但工军宣队丝毫
没有放松，一方面宣布我是批判对象，让一个同学每天寸步不离地监管我，再不让我与其
他人在有联系机会。另一方面加紧了对徐立林和他的女友施压工作，我已无法了解任何相
关信息，只能从观察周围同学对我的态度来判断形势的变化。两天后，我隐隐觉得情况有
些恶化。有些同学竟会对我怒目而视，一些关系较好的同学路遇时也会有意转过脸去，为
什么会这样？事态趋于严重是肯定的，但严重的程度我实在无法得知，已处于孤立无援的
境地。工军宣队上有中央文件，下有各种手段掌握控制了群众，且拥有经验丰富专业整人
机构，信息畅通，知己知彼，完全是压倒优势。而我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只能接受“人
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现实。

３，屈辱投降

　　在第二次批判会时，工军宣队已经完全成竹在胸了。开始发言的几乎都是平时的好朋
友，揭发的多数都是我私下“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使我即刻崩溃的事是：有人
揭发我们是个“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这是文件中明确列在首位的罪状，如果坐实，
定是敌我矛盾无疑。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６９年初某一天，我们一些好朋友在许小昆家
吃饭，那时，我们的思想已对文革非常厌恶，对现实也甚为不满。在席间，我趁着酒兴，
说到我们未来前途暗淡，如果有机会，能逃到苏联等国，倒还有我们的用武之地。大家也
都附和，还说到在内蒙或沿海一带都有机会。其实，这仅仅是当时的一种发泄，大家也只
是说说而已，事过之后，我几乎忘了这个茬。在批判会上，我的一位参加这次“黑会”的
朋友揭发了这一场景，我才突然想起确有此事，顿时如遭霹雷，思维完全失控。工宣队已
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招的致命效果，冷冷地插话：“你别想狡辩抵赖，至少已有两个以上的
人证明了你的这一罪行。”顿时会场沸腾，“打倒叛国投敌份子忻鼎亮！”的口号声此起
彼伏，声音中确实带有许多愤怒的情感。我心中感到战栗，我明白，有不少同学觉得我欺
骗了他们，居然内心隐藏着如此反动的思想。在当时，对文革的不满，对一些无产阶级司
令部成员的不满比较普遍。但对整个国家制度不满，对毛主席不满，绝大多数人是不能接
受的。我们的思想已超越了群众认同性的底线，同学们不明白我们这样的想法究竟为了什
么，因此失去了平时的信任，甚至怀疑我们真的有罪恶企图。如果说第一次批判会同学们
多数屈从于压力，而这次却真心地站到了工军宣队一边。我确实崩溃了，第一次感到被社
会抛弃是什么样的滋味。工宣队胜券在握，像猫耍弄老鼠一样找我谈话，问我对这次批判
会的感受。我完全像一只斗败的公鸡，低着头，什么也说不出来。谢队长准确地掌握了时
机，用嘲弄的口气问：“你自己说你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我已没有任何申辩的力量，
继续无语。他软硬兼施：“你问题这么严重，我们还是想挽救你，关键是你自己要端正态
度。”我以往的“豪气”全消，连连求饶：“我一定老实交待。”他毫不放松：“态度老
实要有具体表现，我们只是点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吧？”进而威胁：“
最好你自己说，要不然再开次批判会帮助你？”我脑子顿时一片乱麻，鬼使神差地竟说出
了：“我反对毛主席……”“嘿，嘿，……”谢队长发出瘆人的阴笑：“这就对了，回去好
好写交待，把事情说清楚，我们才能考虑给你出路。”我屈辱地投降了，这令人终身羞愧
的一幕永远留在脑海中始终磨灭不去，从此，我完全掉入了工军宣队布置好的陷阱中，再
也没有抗争的余地了。自那时起，我的宿舍被调整，定名为“忻鼎亮学习班”的小组即刻
成立，与我同房的都是小组成员，为了加强对我的监管并防止出现意外。

　　那晚，我几乎整夜失眠。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它的狗头”的年代，我人生的前
景一片黑暗，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无法预测，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工军宣队的意志，老实交
待自己的“罪行”。第二天，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写了四十几张纸的交待，把自己怎
样开始怀疑毛主席及后来思想的发展，详细地交待了一遍，以表示是自己的“投降”态度
。结果，效果相反，谢队长怒气冲冲地把这一叠纸扔在我面前，声称：“全是废纸。”我
一时懵住了。后经学习班一位好心同学提醒，我才明白书写交待的格式，必须要一件事一
写，写明时间、地点、在场人、谈话内容和行为。我这才明白，工军宣队根本不是要挽救
我，给我出路，而是要把我这“反革命”言行坐实，以便定案。但我无法反抗，只能按照
其要求回忆、交待。由于我们都是随便的私下谈论，时间地点大多数已记不清，所以也永
远无法得到他们“态度老实”认可。我自己的情况已经无所谓了，“叛国投敌”、“反毛
主席”都认了，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关键是我要尽量想办法把我“投降”的事告诉许小
昆。工军宣队同样关注到这一点，他们胁迫我，要我在公开场合下揭发许小昆，一方面可
以给与“小集团”的一号人物心理上致命打击，另一方面能使我和许之间产生矛盾和不信
任，以利于进一步的互相揭发。这是他们彻底打垮我们的最后一步，校军宣队领导曲政委
不惜放下身段亲自找我谈话，警告我，如果不公开揭发许小昆，则说明以前的“认罪”态
度都是假的。我表示：揭发可以，但希望能在此前先见许小昆一面。这种“与虎谋皮”的
妄想遭到了曲政委无情的嘲讽：“你认为现在还有资格和我们讲条件吗？给你立功的机会
都不想要，你问题的性质自己清楚，别等进了监狱再说后悔。”高压下，我再次屈服，在
批判许小昆的全系大会上，我站起来揭发了许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我们“小集团”的
同伙在大会上接二连三的揭发，工军宣队顺利攻克了《齐卫东》最后一个堡垒。仅一个多
月的时间，我们便兵败如山倒，《齐卫东》小集团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学习班，每班都配有
六、七个同学或老师监管，完全失去自由。每天不是开批判会，就是写交待。五系工军宣
队成果辉煌，揪出了“齐卫东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系里成立了大专案组，由姓贺的
那位老干部负责，汇总我们每天上交的交待和揭发材料。

４，追查后台

　　事态发展日趋严重，专案组汇总材料时感到有些震惊，我们“反动思想”的深度超出
了一般大学生的认识境界。他们认为，这不可能是几个二十几岁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自己
悟出来的想法，后面一定有“长胡子”成年人指点和煽惑，于是，他们集中调查我们的各
种社会关系。我们究竟交待了那些“反动思想”使工军宣队起疑，我现在已无法详细回忆
，更何况我们的交待材料在平反后已全部销毁，只能靠记忆中仅留的点滴简述。我交待的
“反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有两条记忆比较深：一件事是我和许小昆在讨论《路易·波拿巴
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时，正值中共九大召开后不久。我们拿这篇文章与林彪九大政治报
告作比较，（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张春桥的大作）说林的报告是完全违背马克思的唯物
史观的。因为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
推动了社会进步，而林的报告丝毫没有突出这一点，而是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
原因。我们进一步批评了毛泽东的著名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
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用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历史的唯物主
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反的。于是
我们用马克思的观点逐段批判了九大报告。另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和徐立林在许小昆家
一起讨论恩格斯的《家庭国家私有制的起源》。许小昆在谈到国家这一概念时，强调了恩
格斯突出的国家阶级调和的功能，并批评在文革中“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无产阶级
专政的机器。”这一说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在这里偷换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把它变
成了暴力镇压异己的工具，才造成现在这样独裁专制的状态。

　　我记得谢队长曾拿着一叠我们交代的材料，对我怒斥说：“这样反动的一套理论，只
有你们这几个人才说得出来，这类材料不需要旁证，就可以定你们的罪。”工军宣队一面
对我威胁、恐吓，一面逼我们详细交待各种社会关系，以便确定指使我们的后台，把反革
命集团的案子定实，把阶级斗争的故事编得圆满。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后台，所有的想法
都来源于自己的阅读和思考。于是，案情进展受阻，陷入了僵局。工军宣队完全理解不了
，我们为什么要冒着坐牢的危险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一定有政治目的；他们也理解不了，
这样的“反动理论”怎么可能没有成人的点拨而自己形成。因此他们便认为我态度不好，
抗拒交待，几乎天天“批判帮助”，逼我供出后台。我更是痛苦不堪，一则我真的没有后
台，说真话就被认为是对抗运动。要我交待各种社会关系，是令我感到最承受不了的事。
自己身败名裂，反正也就这样无所谓了，而要涉及别人，必定是连累别人，也就是出卖亲
友，今后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于是，我尽量躲闪，避重就轻。但这毫无用处，我已
经完全进入被禁锢的牢笼中，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事后我才真正明白我国的整人制度的
厉害，被整者只有三种选择：坦白、抗拒和蒙混，一般人往往都选择蒙混过关。其实，从
实际效果看，却是最不理想的，在强大的专政樊笼面前必定是输得精光。工军宣队软硬兼
施：“你实际上也是受害者，那些给你灌输反动思想的人在毒害你，如果不把毒根挖掉，
我们怎么挽救你？”“你不交待别人会交待，你想保的人最后也逃不了，而你也因为抗拒
有同样的下场。”于是。“忻鼎亮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我几乎
接近崩溃。那时，我常闪过选择自杀的念头，最合适且可行的莫过于摸电门了。究竟是没
有勇气还是无法摆脱看管，我记不得了，但这些日子里的精神苦难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

　　工军宣队对付我们另一重要手段是将我们分别置于不同的位置，使我们各人之间产生
怀疑和猜忌。在我面前，他会说XXX态度好，并抛出一些让我不安的材料，使我对同伙的不
信任感增强。在另一人面前，则说我的态度好，并用同样手法进行挑拨，甚至使一些诈术
。这样，我们的关系网越展越大，许多线索的焦点集中指向了我。在我们这伙人中，我的
人脉关系最广，朋友也最多。往日，我一贯以“讲义气”自诩，朋友圈中也落下了“热情
仗义”的好名声。现在，他们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连累，而且事情发展的后果难以预测，
这些朋友会受到什么样的整肃？我们当时已被定为科大最严重的“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
团，在这种形势下，寄希望于别人在揭发时有丝毫的留情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自己觉
得输得精光，已经毫无抵抗的想法，只是不知工军宣队还要相逼到什么地步。其实，工军
宣队想法很简单，他们就是要把“阶级斗争的故事”编得圆满。如此“反动”的思想，要
是没有“后台”的教唆，没有实质性的反动行为，而仅是几个二十多岁学生的“胡思乱想
”，将使这一阶级斗争重大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笑柄。所以，他们从全面清查《齐卫东
》的关系网入手，致力追寻后台。我放弃了无谓的抵抗，实事求是地交待了我和朋友们的
思想交往，但确实没有人教唆我，也确实没有后台。这样，对我们的审查陷入了僵局。

　　为了进一步扩大运动的战果，大约在５月期间，工军宣队宣布成立展示“一打三反”
成果小分队，向科大各系所在的驻点巡回批判《齐卫东》反革命小集团，我作为反派主角
在全校被游斗。在小分队出发前，谢队长对我训话：“你明白不明白为什么选你去批斗，
因为许小昆现在态度比你好，你要好好在这过程中转变立场，尽快彻底交待问题，给你的
时间不多了，再拖下去别怪我们没给你出路。”对他那种离间式的心理战，我心里清楚。
选我去批斗，一是因为我的朋友圈大，各系都有一些好朋友，批斗我可起到两面施压的效
果；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在追后台环节上打开缺口。小分队由工宣队一位师傅和我系一位左
派老师郭XX负责，还有五六位同学是正方的批判者，有四位“中间人物”关X、连X、徐立
林及其女友（被我拉拢利用和拖下水的）上台发言，表明已经转变立场和我划清界限。反
派仅我一人，站在台上被批斗。小分队自合肥出发，经铜陵、（１系）马鞍山、（３系）
白湖农场、（４系）寿县、（２系）淮南（６系），游斗了一大圈，不但在本校，而且还
到工厂和其他学校批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每天在屈辱中度过，更令人难堪的是每次批斗
会后都要我谈体会，被迫不停地自我侮辱。在其他系，我也看到了有些朋友也遭类似的境
遇，在劫难逃的情绪更使我感到前景一片漆黑，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社会上的一些“
反革命分子”境遇就更惨了，被杀、被关的遍遍皆是。我有大学生的身份还算幸运，观看
过我的批斗会的工人们都疑惑：这样反动的人居然还没被抓进去？

５，侥幸免灾

　　也许是冥冥天意的眷佑，据说在６月份，中央下了一个有关在运动中被清查的学生处
理方案的文件，强调了只要没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学生都应从宽处理，按时予以毕业分配
。我至今也没有见过这一文件，在文革资料库中也未搜到，具体内容细节均无所知，仅知
这一文件是对我这样的“反动学生”“皇恩大赦”。近期，我也采访过当初搞过我们专案
并见过此文件的同学，他也记不起文件的详细内容，只告诉我：工军宣队对照了文件对我
们的专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讨论。当时主流的意见认为：我们虽然思想反动，但确实没有
现行活动，也没有社会背景和后台，主要的“罪行”是小范围内的“反动言论”。而且，
根据各人交待的言论绝大多数时间、地点、场合和内容都不能完全对上，能落实的“罪行
”不多，所以宜从宽发落。但也有认为：我们攻击毛主席罪名很大，即便有一条，按当时
运动的规则，也应从严惩处。那时，负责我们专案的是淮南煤矿的一位姓贺的干部，据说
级别很高。他虽然思想属于文革主流派，但把握政策还算可以。在他的主持下，我们问题
的性质从敌我矛盾中被拉了出来。

　　在那时，我除了每天面对写不完的交待和受不尽的批斗，别的事情一无所知。当看管
我的人还一直说我态度不好，有重大问题没交待时，突然接到系里通知，要我第二天在落
实政策大会上作认罪发言，并宣布《忻鼎亮学习班》结束。几乎与世界隔绝的我简直不敢
相信这是真的，工军宣队就这样轻易放了我？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名？当时也不容我多
考虑，必须要认真准备好明天的“认罪发言”。第二天，系里召开全系落实政策大会。会
上，徐建中、钱德生、徐立林、焦大化、我及一个干部子弟，先后做认罪发言，表示和自
己过去的反动思想决裂。除了那个干部子弟外，其余人都是我们“小集团”的成员。（许
小昆因尚未结案，没如期分配，比我们晚走了一段时期）我那天的悔罪确有一定的诚恳度
，当然思想上想通是不可能的，因为隔离期间仅是权力的高压。我的后悔是内心意识到不
该如此轻率地用生命去作无价值的政治秀，还连累了许多亲友，另外，我对这样侥幸地劫
后余生原因完全迷茫，不知该感谢谁的帮忙，这种复杂的情绪也带入了我的发言中。会后
，我算是被解放了，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虽然，这一结果远好于我的心理预想，但我
的审查结论是犯严重政治错误，内容还是相当可怕的。当然，所谓的“叛国投敌”这条，
因查无实据没有写进结论中，但整篇结论仍显出“身带重罪”。我并没有留下当时完整的
结论记录，但三条“罪名”的记忆是很深的，结论说我有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社会主义
制度、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而且这一结论是进入档案的，它使我身处“另册”的阴影
在长时期内始终无法消除。客观地说，这样的结论原则上并没有冤枉我，思想上是有的，
言论也是说过的。问题是因言定罪的专制体制和政治运动，实际上扼杀了一代敢于思考社
会问题的年轻人，使中国的社会沾上了一层浓浓的奴气。不久后我才知道，文革中定为犯
政治错误的共分为六个等级，我属于最重的一级，再往后就是敌我性质了。比较其他造反
派大学生的定罪，我并不算“宽大”。不过，总算暂时逃出了樊笼，也经历了失去自由的
滋味，积累了难得的挨整经验。

　　劫后余生，我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这次被整是必然的吗？哪些因素会造成政治
运动中被整？今后如何避免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纵观我国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以及文
革中多次劫难，凡是遭到政治整肃者都有其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必然因素是指运动政敌
的涵盖范围，如果身处其中，挨整的可能性就很大。例如，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处于边缘
状态，逃脱的概率就相对大一些；而一打三反运动，我们正是整肃的重点，逃脱的机会就
很小了。偶然性是指被整者的综合人际关系以及运动中产生作用的大小，这种因素随机性
很大，属于不可控范畴。人际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与掌权者的关系，二是群众关系
，两者都可能对被整程度产生影响。一般说来，政治思想异端者多数性格张扬，在处理人
际关系上多少都有些问题，造成挨整概率变大，整肃程度也相对会严重。实事求是地说，
我的人际关系应该算是好的，主要是因为我坦率热情，乐于助人，但也有恃才傲物的毛病
，往往与掌权者关系较难相处。我们在一打三反中挨整，人际关系因素并未产生主要影响
。当一旦成为目标被击中后，被整人方掌握的材料则成了定“罪”轻重的主要因素。按如
今的法律，对思想犯的定罪时没有法理依据的，也无法确定“罪行”的轻重。但当时确有
反革命罪的条例，也包括了思想犯，实际的执行更是把侧重点指向有“反动”思想的人。
这样违反人权的法理，当时不但被掌权者当作震慑异端思想的专政工具，在一定的程度上
还得到了社会的认同，社会上确实认为：私下的“反动言论”是有罪的，这也就是一次又
一次的政治整人运动得以胜利的群众基础。

　　其实，在１９５４年，建国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有言论自由。但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地用专政的手段整治异端的思想和言论
，实际上属于法外私刑。更可悲的是这样一种政府违法行为，在领导意志和舆论宣传的强
力下，把批评政府同反革命罪硬性等同起来。这样，文明社会公认的政府违法行为变成了
合法化、常态化，而且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认同，也成就了整人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取得
了辉煌的胜利。

　　在一打三反中，具有“反动思想”的人按“反动”程度划分，大致可分为四个级别。
第一级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各种形式的发泄，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群众中对这类人
大多数是同情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反动思想”有相当大的共鸣度。所以，如果仅有这
类言论者，多数不会挨整，除非人缘很差当了替罪羊；第二级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成
员有攻击言论，这就相对问题严重一些，特别是对林彪、江青和周恩来的批评和讽刺可能
被定重罪。但在群众的内心对这类的“反动思想”也有一定的容忍和同情；第三级是对毛
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批评，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时代中，这无疑是头等
重罪，在群众中也基本没有认同度。但在一定数量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同
情者；第四级是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疑，在当时是极少有认同者，仅有个别
知识界思想先驱者，就全国总人数比例相对是非常小的。客观地说，我当时的思想已逾越
了３。５级，已处于严重“脱离群众”状态，人际关系瞬时急剧下降。平时比较要好的同
学们大都觉得：真想不到忻鼎亮堕落得那么快，思想竟会如此反动！一些道德上的亮点也
被作了另类的演绎：坦率成了作伪，热情成了别有用心，乐于助人被说成拉人下水，我当
时真有强烈的众叛亲离孤立感。即使在我“被解放”以后，有个当初的好朋友一本正经地
对我说：“鼎亮，今后千万不能再反对毛主席！”还有个上海的好朋友曾直言相询：“那
时说你们叛国投敌是不是真的？”我如实相告：“仅有逃出去的思想。”他追问：“如果
当时有机会，你会走吗？”我仍实说：“会的。”他长叹：“我们的思想差得太远了。”

　　我渐渐明白：这样的整肃思想犯的制度在当时确有一定的社会认同性，由于共产党长
期垄断了舆论，再被频繁洗脑状态下，老百姓要探索社会发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我的囹
圄之旅确有其必然性，可谓在劫难逃。在运动前的各种防范措施基本上是没用的，成为目
标后企图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更是低估了整人者的能力。如果一定要作策略的比较，选择一
言不发或者彻底坦白要比选择蒙混过关略好些。一言不发的前提是“反动言论”散布面极
小，且被整者有相当好的心理素质。可惜大多数被整者往往都选择蒙混与整人者周旋，结
果当然败得更惨。我相信，大多数有被整经历的会和我有同样感受，只是要承认自己有“
变节”行为难免尴尬，要知道，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容许“反革命”“坚贞不屈”的
。

四，“另册”阴影下生活

１，部队农场锻炼

　　我算是等到了毕业分配，在填志愿时，我尽量填贵州、吉林、广西等边缘贫困地区。
大概是为了不给我“叛国投敌”提供便利，将我分到了中原河南，先到军垦农场劳动。我
当然没有任何资格讨价还价，回上海探望父母十来天，就早早地到商丘８１８１部队农场
报到了。惊魂未定的我马上就进入了受严格管束生活，一切都和部队新兵一样，除了要承
担强度极重的劳动，整天还都生活在部队干部的监控下。让大学毕业生到军垦农场锻炼，
是文革中新创的改造“臭老九”的重要措施，为了使这些曾经有过不受约束经历的年轻人
夹紧尾巴。当然像我这样有严重问题者更是要倍加谨言慎行，不能有丝毫放纵。我非常明
白，我的档案已将我归入“另册”，考验我忍耐力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我所在的部队属于武汉军区，在商丘仅呆了三个多月，就转到６０９０部队，到湖北
沉湖农场去劳动锻炼。沉湖位于汉川、天门和沔阳三县之间，原是个围湖造田的劳改农场
，条件相当艰苦。我们连分在农场砖瓦厂劳动，工作就是烧砖烧瓦。我们班承担的是窑厂
最重活儿装窑和出窑，就是把泥砖坯摆列在窑里待烧和把烧好的砖装车运出窑外。我们工
作八小时都在窑内，出窑时的温度已经超过正常人忍耐的极限，许多同学都有在窑内昏厥
的经历。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胁迫下，多数昏厥的同学都是在外边被凉风吹
醒后继续回窑内劳动。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更不能因此而回宿舍休息。年轻人的适
应性是很强的，大约个把月后，因高温昏厥的事就基本没有了。我们在窑内不仅要适应高
温，而且要非常快的速度装窑、出窑，出一窑砖的总时间记录频频被我们打破，当地的民
工也为我们这些大学生能如此拼命劳动而感到惊讶。

　　我是“戴罪之身”，到了农场后就暗自警戒自己：好好劳动，谨言慎行。开始时，我
像阿Q一样，非常怕人发现头上的“癞疮疤”，闭口不谈文革和学校里的事。实际上，大家
很快就知道了我在学校里犯过政治错误。一是因为我们连里有很多科大的同学，二是连领
导在全连大会上已明确点出：我们连里有一些犯过政治错误的学生，希望能好好接受改造
。我这才慢慢知道，类似我这样的人却有一定数量，其中有一些著名“反动组织”的成员
，如：湖南《省无联》、《红色怒火》、湖北《北决扬》、复旦《孙悟空》等，相对说来
，我的性质较为严重。我原以为，同学们也会像在一打三反中一样，像避瘟疫似地避着我
。实际上，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好，同学们大多数比较友善，连领导也没有明显的歧视。但
我的精神压力仍很大，不仅在开会时经常要为自己过去的“污迹”不停地自我批判（？）
，而且在平时的言行中不能有丝毫差错，否则就要冠以抗拒改造的帽子并与过去的“反动
思想”联系起来。我又不能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过分积极，以免被人认为是作伪；我更不
能向管束我们的军人献媚示好，这种恶心的举动我实在做不来。我唯一能选择的保平安措
施就是拼命干活，我那时身体非常瘦弱，１。７６米的个头，体重仅一百斤刚出头。像挑
担、搬重物一类的硬活，我无法与人比拼，但一些比速度、比灵巧的活，我通常都干得很
好。例如：装窑、出窑，我总是在砖多的外道，抹砖、搬砖的手脚很快。一些农村同学看
我这样干活，连连摇头，善意提醒：长期劳动的农民没有这样干活的。我只好苦笑，我只
是为了有个好的表现强作的劳动秀。在几十年后，我用健康“还了债”：我的腰和膝关节
都有器质性的伤病。

　　当然，我在农场的生活也并非顺利，潜在的惊险和歧视性的屈辱也时有发生。排长是
个比我们年龄还小的农村兵，文化程度很低，对大学生们面上显得盛气凌人，以掩盖自己
内心的自卑。所以他特别喜欢同学们当面奉承，而这恰恰是我最不擅长的“软肋”。他觉
得我这样有严重问题的人竟敢对他表示冷淡，所以就不时地寻衅找茬。有一次，我被砖头
砸伤了脚，大脚指甲全黑了，恰好第二天要拉练行军，将走一百多里路。我们班长（同学
）提出，忻鼎亮明天在家整理内务，不去拉练了。排长坚决不同意，说这点困难都不能克
服，哪像接受改造的样子？我制止了班长继续申诉，第二天，咬着牙硬是没有掉队，坚持
走完了一百多里路。回来时，全身发烧，淋巴肿得像核桃般大，袜子上全是血，脱也脱不
下来。还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南矿冶的同学私下议论副班长的短处，被告发到连里。连里
竟上纲上线，认为我是“旧病复发”，抗拒改造。幸好当时正值河南到湖北调防，才躲过
了一劫。可见当时我的言行必须百倍小心，才能免灾。

　　最险的一次当然是７１年初清查五一六运动，虽然部队已明确运动的形式只搞正面教
育，但当时的气氛还是相当紧张。小病大养、浪费粮食等小缺点都当作阶级斗争动向来批
判。有一同学在批判会上发言，竟提到：我连有叛国投敌分子在抗拒改造。幸亏那时的连
领导还算比较掌握政策，再加上我有较好的人缘和良好的劳动表现，有惊无险的度过了这
一关。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宣布，中央号召学习马列著作，整个政治斗争的紧张气氛松了
下来，我的日子也相对好过了许多。说实在的，那时号召读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
论》等六本马列著作，我在文革前期已熟读过，随口讲述书中内容让同学们感到惊讶。有
些同学就大胆地在会上表扬我：马列著作学得好。总之，随着阶级斗争弦的松动，我的人
缘和处境也呈正相关上升。这样的劳改生活过了一年半，劳动锻炼结束，我被分到了河南
兰考县科委工作。

（未完待续）

http://www.cnd.org/CR/ZK15/cr813.gb.html#1

bluesky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三）

　　　　　　　　　　　　　　　　·忻鼎亮·

（上接　zk１５０３a　四，“另册”阴影下生活）

　　２，兰考和兰考的知青们

　　我正式踏上了工作岗位，处境比在农场是又好了许多，“紧箍咒”似的档案在县组织
部，本单位的同事都不知道我的过去。我表面上是和大家一样开始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我
还需倍加小心：不能得罪领导，不能参与任何政治运动，否则后果会比以前更惨，因为我
已经没有学生身份了。那时兰考很穷，穷得难以想象，但那里的人们还是比较老实、胆小
、善良，（不似现在河南专门造假的印象）处事比较实际，对政治理论淡漠。那时的大形
势是文革中的一个低谷区，政治环境也稍有宽松。我被分在兰考县科委，属政府机关，没
有什么太具体的业务工作，除了经常去工厂和农村蹲点外，我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也许
是本性难移，积习难改，我沉积了两年的思想又被激活了。在河南的那几年，我主要做了
两件事：一是结交了一批新朋友，二是读了许多书，清理了思想，写出了政论、文艺等方
面的一批处女作。

　　我来兰考前，上海有一批知青在兰考插队，分别集中在韩村、唐寨、大付堂三个知青
点。我到兰考后，不久就与他们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韩村的知青最多，以五十一中（位
育中学）中四和中一的学生为主体，另外还有颇有名气的上海中串会的核心人物，市东中
学的侯美度（红鸥）、复旦附中的张水荣等。我较为相知接触最多的是我的校友，比我低
两届育才中学的陈韶麟。这些插队学生多数是真心诚意到农村锻炼自己的，他们平时本分
地参加劳动，空余时还能认真读书，有一定的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大付堂的知青基本上
都是中学造反派，持中串会观点，如管宇春、邱月芳（海鹰）等在文革中都有一定的知名
度，他们对接受再教育一类的口号内心并不认同。接受再教育态度最好的应是唐寨的知青
点，他们积极参加劳动，认真地学习农活，与另外两个知青点少有来往。因此。他们很快
就得到县里的表彰和嘉奖。队长复旦附中的樊颂贤被评为毛著学习标兵，不久就上调参了
军。客观地说，这三个知青点的知青大多数都是下乡青年中的好学生，但他们选择到兰考
插队都不是正常途径的统一分配，而是自己和兰考知青办联系的。个人当初的内在动机至
今无法考证，但三十几个来自重点中学（大多数）的学生集中在兰考插队，已成为很有特
色的事件留在了知青下乡史上。我和他们相识在贫穷落后的兰考，那时，文化沙漠似的环
境和强烈的精神生活需求使我们很快有了频繁的交往。我和他们中近三分之一的人有过一
定程度的深谈，和其中的一些人成了好朋友，交情一直保持到如今，我的老伴也是当年兰
考唐寨的知青。

　　我在劫后余生的日子里，居然很快地结交了一些思想上的新朋友，这是得益于兰考比
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兰考人很穷，最关心的就是怎样能不挨饿、不受冻，对生活上能给与
他们一些帮助的人都有感恩之情。比如，每次从上海回来，能给周围同事、邻居分送糖果
、牙膏、肥皂等小礼品，他们就会记住这些情谊。研究社会制度、政治理论离实际生活很
远，绝大多数人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不关注这类人，也不会认为这类人是坏人。所以，我
在兰考和一些朋友们谈论政治问题，也没有受到任何注意，我与那批知青的清谈沙龙一直
持续着。即使他们尽数上调到工厂，我们之间无穷的话题始终没有中断。

　　与我思想上交往最多的是韩村的陈韶麟和唐寨的朱学勤。陈韶麟是上海育才中学高三
学生，和我不但是校友，在文革中还有一段彼此不知的缘分。文革初期，我们中国科大几
个原育才中学的校友写大字报到母校，认为育才中学的教改是修正主义的教改，校党总支
和段力佩校长应对此负责，接受群众批判。此举马上受到强烈的反击，在育才中学校领导
的组织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给我们扣上放反革命邪火的帽子，指责我们是小右派分子。
在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下，陈韶麟等二十三个同学写出了《谁敢灭火？！》的大字报，指出
我们点的是革命之火，对我们表示了罕有的支持。我们在兰考邂逅相遇，谈起这段往事，
彼此的亲近感骤增，不久就成了思想上交往频繁的好朋友。他在７７年文革后首届高考考
入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中文系，７９年考入本校现代文学研究生，师承任访秋先
生，专事周作人作品研究。毕业后就职于中国科大，在科大少年班教中文，后调至上海华
东师大中文系工作至今。陈君为人坦诚，忠于友情。早在插队期间，就对鲁迅有深入仔细
的研究，在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买齐了鲁迅全集，并认真通读。只要谈到鲁迅及其著作有
关之事，他都能详细地谈出出处和原委。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又研读周作人的作品，对周
氏兄弟的文学成就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不愿笔耕，述而不作
，以至于他的精到见解不能问世。我们之间的交情已有四十余年，在政论、文学、社会现
象等方面，我们一直延续着没有谈完的话题。

　　朱学勤也是当年与我接触频繁的年轻人，他现在已是赫赫有名的独立知识分子，其业
绩不用我赘述了。他当年在兰考唐寨插队，和我老伴同一个集体户。他是６９届的学生，
文革开始时还在读小学，当时因仰慕这批兰考知青，单身一人来兰考，是这批知青中年龄
最小的一个。他志向高远，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读书极其勤奋，也有相当的领悟能力。
开始时，他不断向学兄、学姐们学习，像海绵似地吸取知识营养，不久在见识上就有了逾
越。那时我们相识了，经过多次交谈，我惊讶不已，如此年轻的上海知青居然对政治理论
极感兴趣。后来，应他的要求，我和他在开封陋室里谈了三夜，详述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
理解，我从自身经历谈起，按我独特的理解分析整理文革的脉络的各类典型事件。朱君听
得十分投入，并不时发问，许多内容他都记得很牢，多年后都能具体谈及。据说他回巩县
后，曾把我的谈话内容作了认真的回忆并作了书面记录，从此开始了正式的对文革资料搜
集和研究。我们之间另一重要话题是谈《南共纲领》，学勤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在旧书
店购得该书，读后十分兴奋，与我谈及此事。该书是我在６８年精读并作了详细读书笔记
的，我虽然当时身边已无书，仅凭回忆，我把整体框架和主要内容对他系统地讲述了下来
。后来在通信中他竟戏称“忻君吾师”。现在，青蓝易位，他业绩卓著，在历史学、社会
学、哲学等领域的高论，我大概连听也听不懂了。除了这二位，兰考的知青们在文史或理
工等方面做出成就的不乏其人，但他们对兰考的这段生活都觉得对自己一生有一定的价值
，并没有对当时非常艰苦的生活作不堪回首状的控诉。我也同样，认为在兰考时期精神生
活还是比较值得回味的，除了一批知青朋友外，我还交了一些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大学生朋
友，交往一直保持到现在。

　　３，浩劫年代读书和写作

　　文革后期对失落感很强的大学生来说，也许是个学习知识和提高承受力的合适空间。
那时，我们正处于精力旺盛求知欲很强的时期，在一片大批判的阶级斗争浪潮中，我们没
什么正经事可做，却又有大量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正是认真读书的好时光。我在兰考呆
了一年多，被抽调到开封地区推广优选法小分队，不久就留在了开封地区科委。在那里，
我和本单位的图书馆管理员保持了相当好的关系，我教她数学、中文和外语，（她正准备
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推荐上大学）她给了我翻阅封存禁书的自由。我如鱼得水，不但补看
了几乎所有的中外名著，还接触了萨特、弗洛伊德、悉尼·胡克、德热拉斯等政论和哲学
著作，顿时感到眼界大开，自觉思想境界又深入了一步。这又得益于河南这样的环境，人
们对我这样异于常人的举动缺少“政治敏感性”，只认为我是个爱学习的青年。经过大量
的阅读和思考，我对许多社会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鉴于大学时期的教训，我又不敢与人
交流，和好朋友的谈论也尽量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这样，我的思想成了一个只有输入而
没有输出的系统，我感到不爽，于是决定写些东西，留些作品，相信将来会有用，即便是
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也好。那时，我虽然还是单身，但已有一个九平米的独立宿舍，安全
尚可保证。于是，从７４年开始，我笔耕不止，写出了一批仅有手稿而不能公开的作品。
现在偶尔翻阅，虽然觉得当时见解上不够成熟，语言还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其中的激
情和敏锐仍为可贵，至少我现在是不复再有了。

　　第一个作品是一篇小说，题名为《经验》，写一个县级机关科研弄虚作假的事，是在
我相当熟悉的领域内虚构的故事。之所以初选这一题材，是为了先练练笔头，也让我这爱
好文学的理工科学生过一把文艺写作瘾。此后，我便一发不可收，先后写了《论自由》、
《李白与杜甫》、《谁之罪》等一批政论、杂文和小说。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那时写了两篇批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文章，这是我
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后，并将其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比较后的学习体会。我认为，毛
泽东在《实践论》中将人的意识和事件过程都简单化了。意识应该包括感觉和思考，而思
考则是决定人们行为主导因素。而《实践论》恰恰淡化了思考的功能，过多强调感觉。另
外《实践论》描述实践过程过多强调了经验感知，忽略了思维和间接知识的作用，特别在
知识共有的现代化社会，人们获得正确认识多数来源于学习知识，而不是亲身体验。毛的
这些哲学思想正是他历来罔顾科学规律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缘由。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过分突出对立统一规律，而将量质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视作其附属，这就将社会发展过程简单化，把制度的变更看作两个阶级的位置互换，这就
造成他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全部。它片面地强调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斗争，无视矛
盾双方存在的同一性，这就使我国长期处于斗争的气氛中，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他的内
因决定论更是显得缺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常识，也是全国人民一直陷于无休止的内斗
中的理论根基。那时，我对毛泽东的认识比７０年前又进了一步，当然从现在的眼光看，
这些想法不足为奇，更何况也未必都正确，我仅想说明当时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对社会问题
的思考。

　　另一篇值得一提的是题名为《血雨催春》的小说，它以７６年四五事件为背景，主要
描写一些当年经历文革的大学毕业生在这次政治事件中反抗暴政的表现。四五事件引起我
强烈的愤慨，觉得不写不足以平息内心怒火，于是我在没有具体材料的情况下，凭想象虚
构了这样一篇小说。这是用血写的文章，充满了激愤，现在翻看还竟不住动情。为了安全
，我的这批文字手稿在当时基本不示于人，极好的朋友也仅能看一些小说类的，如批评毛
泽东的文章在“四人帮”未被打倒前无一人看过。经过一次劫难，我仍然敢于如此“不安
分”，是因为随着阅读量增加，我越来越感到这样的专制制度肯定长不了。一旦龙归大海
万寿有疆之时，应该能看到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从现在的目光看，这些文章无论是思想或
表达方式都有一定的欠缺，但它毕竟是我思想变化的历史纪录。在上世纪末和前几年，有
些朋友都借阅了我的这批作品，特别是一些文革研究者认为其有相当的价值。而我仅把此
看作自己人生旅程的一个环节，也是我这样一个具有异端思想的人批评主流社会而发出的
不同声音。

　　４，人生的转弯

　　此后，随着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文革结束，我的人生轨迹出现了急转弯
。接下去的生活就是重新拾起数理化，苦读外语，考回科大回炉班，交大研究生，生活节
奏顿时紧张起来，精力和兴奋点又回到了我原来的专业领域。毕业工作后，因业务上逞强
的欲望使我陷入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必经的常规程序，集中精力不停地搞课题、写论文，为
了使自己的职称尽快从中级、副高到正高一步一步地升上去，因此能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
社会地位和比较舒适的生活条件。对知识份子应有的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责任心却在一定
程度上罔顾了，也许是心有余悸，也许是兴趣的转移，总之，我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基本
中断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可能我有些机会可以进入体制内，这便于名正言顺为社会变革发声。八十年代是中国
知识分子的春天，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掷地有声口号的感召下，社会上尊重知
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很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倡导下，许多平民出身的年青知识分子
被选入了“第三梯队”，作为新一代各级接班人培养，像我这样当过“反动学生”居然也
在此列。那时，我的档案已经过两次清理（林彪事件后和文革结束后），已经没有一打三
反运动留下的痕迹了。单位领导启动组织培养程序，派人到中国科大外调，了解我在文革
中的表现。那时科大力学系当政的是我同年级同学，他为了成全我的好事，重点强调了我
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受到迫害，对我运动初期造反派的身份淡然置之，至于“反毛泽东
思想”的问题估计一字未提，就这样我顺利进入后备干部名单。那时，正值控诉文革当热
时期，不少人将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痛苦浓墨重彩地上升为“受迫害”在各种公开场合反
复讲述，以便积累政治资本。一位与我颇为相知的领导见我从不谈文革，曾直言相询，问
我怎样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我实言相告：“我文革中被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批评毛主
席。”他听后频频摇头，而后又反复提醒：不要把这话再对别人讲。说实在话，我当时对
自己专业上发展甚为看好，对是否当官看得很淡，始终也不要求加入共产党。到了八九民
运以后，我彻底失望，中断了这方面的任何念想。这样，由于我的不配合，仕途无望也是
情理中的事，在体制内发声也就成了幻想。我退休后，逐渐淡出了专业，也有了大量的空
闲时间，“旧病复发”理所当然。但是非常可惜，在与朋友们接触中，我很快发现：由于
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研究的中断，现在的认识离社会科学前沿问题的讨论已很有
差距了。所以，我只能将自己在文革中思想变化的经历实录下来，希望能对文革研究和政
体改革作极微薄的贡献，也了却我一生中最后的心愿。

（未完待续）

http://www.cnd.org/CR/ZK15/cr815.gb.html#3

bluesky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四）

　　　　　　　　　　　　　　　　·忻鼎亮·

（上接　zk１５０３c）

五，余生的思考

　　１，我所理解的文革和造反派

　　文革是中国建国以来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我一生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就在文革中度过
，让我忘却这一年代是不可能的，简单的“十年浩劫”的评语和结论也难以令人完全接受
。自文革结束以后，官方的基调就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十年浩劫，其
主要罪状是打倒、迫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评价文革“宜粗不宜细”的权威话语的控
制下，对文革的深层次分析讨论一概禁止，不但官方媒体忌讳文革，甚至民间的研究和讨
论也可能受到警方的干预。其实，硬性设置禁区是罔顾历史的自欺欺人做法，十年间现实
的社会运动不可能真的被人们忘记，也不会因为高压让所有人都缄默不语，只有在此期间
作恶而又被粉饰者才妄想永远掩盖真相。由于民间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近年来不少文革
亲历者的著作在境外出版，文革资料也不断闻世。特别是《记忆》、《昨天》等民间电子
刊物、网站的发刊和流传，它给许多文革亲历者提供了一个话语平台，使文革研究的真实
性和历史性都有了本质的突破。作为经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中国人，应有责任和义务还历
史的原貌，力求把真实的文革留给后人。

　　我认为：文革的整体面貌至今尚未有客观公正的评述，其中包括文革的起因、进程的
分析、功过的评价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文革的起因涵盖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党
内高层的宫廷斗争，这方面已有不少论著和文章流传，我作为一介平民，也难辨真伪，且
不是草民们关注的范畴。另一层面是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会积极参加文革，他们的动因何在
？现在因为全盘否定文革的主调得到各级当权者的认同，所以大多数人在谈及文革时往往
强调自己的消极和厌恶，以表明从未与这类的邪恶同流合污过。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客观
地说，文革初期大多数人是以积极的姿态投入的。原因很简单：正常的公民都希望能在政
治运动中有个好的政治表现。共产党的强项就是搞运动，每次运动后都会提拔一批积极分
子，大家都明白，这是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捷径。

　　自从建国以来，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有：户籍、成分（家庭出身）、身份（所从事的
工作）、学历，还有政治表现，其中最具不确定性和可变性的就是政治表现。文革刚开始
，人们都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场空前规模的大政治运动，所以大多数人认真学习文件和社论
，积极参加运动当然是件非常正常的事。另外，毛泽东在运动中反复强调：“这次运动的
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点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不管毛本人是真
心这样说，还是政治诡计，老百姓们从内心情感上是认同的。因为建国以来，整个体制是
党领导一切，给普通百姓的实际感受就是党的领导决定一切，特别是反右斗争以后，批评
党的各级领导就是右派的等同语，平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受了委屈或不公正待遇，
基本上无处申诉。当然，政府的大政策是大体保证了绝大多数公民的生存权，但个人的个
性受伤害、自由被限制的情形比比皆是。具体执行政策的各级干部们，即便有的是真的愿
意为人民服务，也难免在处理问题上带有个人好恶，在基本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十七年来
，干部们累计的积怨已经造成了干群之间的情绪对立，这也是运动初期许多人积极投入的
重要原因。

　　运动刚开始，学生们是当然的先锋队，应该说，多数学生主流动机是为了争取有个好
的政治表现。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运动的积极表现形式是造反，潜台词就是：各级基
层领导在运动前的许多工作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起来造反就必须判断清楚，以往的事
情哪些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那些又是不对的，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就
给争取好的政治表现增加了难度，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要紧跟党的基层领导就能遂愿。对造
反内容的理解各阶层的和各个不同思想的人思维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十七
年来一定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现象，至少文革的发起者毛主席是这样认为的。造反派们认
为：最主要的不合理是各级干部们享受着不受群众监督的特权，处事专横跋扈，不听老百
姓的意见，这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而一些干部及高干子弟们则认为：十七年来对旧的
剥削阶级政治上处理得不够狠（反映在血统论的对联中），对文化领域的四旧也容忍过度
（反映在破四旧运动中），这样易造成资本主义复辟，产生修正主义。针对这两个不同的
矛头指向，引起了运动初期两派的激烈冲突。对于前一种思想，绝大多数干部是明确反对
的，但对于后一种思想，造反派们未必都反对，只是认为不是文革的主要内容。令大多数
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居然支持前一种想法，千钧重的砝码使天平产生了不寻常的倾斜，
以往的右派行为竟成了正确的左派。仅半年时间，造反的声浪对当权派的打击犹如摧枯拉
朽，各级领导像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顿时丧失了长期掌握的权力，当年的威望一落千丈
。这和他们十七年来积怨过多不无关系，保守派们除少数各级领导的亲信以外，也并非真
诚地拥戴他们的上司，主要是鉴于以往政治运动的教训，因选择造反过于危险才反其道行
之，这样的基础是不牢靠的。

　　到了６７年，运动的主战场成了新贵们为争夺再分配的权力，再由于军队的介入使形
势变得混乱复杂。造反派们也明显分化，一部分造反派成了争功邀赏的新贵，他们持续了
当初“走资派”的执政风格，同样压制不同政见，有的甚至更为跋扈；另一部分由于和介
入运动的军队冲突，再次遭殃，成了新权力中心的反对派；还有一部分带理想主义色彩的
造反派，看到了权力的更替并没有改变专制体制的本质，文革运动仅是一场“换汤不换药
”的罢官革命，于是有的开始逍遥，有的则成为政治异己分子，在后来的“清队”、“一
打三反”、“清五一六”等运动中屡遭整肃。后来的运动再也没有出现１９６６年下半年
的模式，结果都是权力方获胜，几经反复，新的政权渐趋加强，压制不同政见也随之加剧
，群众监督领导完全成了一句空话。于是，激烈的政治权斗场所逐渐从群众运动转入宫廷
斗争，不稳定的局面一直延至文革结束，十年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大多
数人在期间都受到过各种不同的心灵创伤。

　　文革结束后，对它的谴责基本上是众口一词的，但其内容则并不相同。以各级党政干
部为群体的人认为：文革中最坏的事情就是群众起来“炮轰当权派”。从当年“西纠”头
目孔丹在文革后给陈云的信中可见，他强调“西纠”们没有参与“炮打”活动就表明文革
中没干过坏事，至于肆意打人、抄家等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似乎不值一提。而陈云回复中则
明确赞同孔丹的说法，表示他们是“自己的子弟”，文革中并无明显过错。这清楚地说明
，干部们认为文革中最需要“拨乱反正”的就是“炮轰当权派”，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这
方面的工作做得最彻底。随着群众“四大”权利的取缔，干部的权力被无限扩大，不受人
民监督的程度比文革前更甚，为后来干部们大面积腐败提供了先决条件。普通老百姓们的
感受则不同，他们对文革最痛恨的是：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在文革中，
几乎人人都存在着成为阶级敌人的危险，没有可行的法制保证个人人身不受侵犯，再加上
经济遭破坏，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导致对文革怨声载道。更为可怕的长效性破坏是在
科技文化领域和道德领域的负面影响，知识社会价值的低落除了在八十年代稍有好转外，
其社会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道德沦丧的社会化需要非常长的时期才能修复，可惜这方面
的“拨乱反正”不但没有认真做，反有加甚，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以至于当我
们已成为经济大国时，还因国民素质低下而被人看不起。科学和民主是现代自由社会的精
神支柱，在这方面遭受的损伤负面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也是我国人民至今未能有真正幸福
感的重要原因。

　　造反派是一个特殊群体，它因响应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起来造各级党政领
导的反而得名。因官方对文革评价的影响，这一群体现在被严重妖魔化了，被描绘成一群
胡作非为的破坏分子，这完全不符合事实。造反派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文革中后期
进入政权机构者，上至王洪文及当上各省市领导的代表人物，在人数上是造反派的少数。
他们确实成了文革的新贵，不同程度上做过各类坏事。大多数造反派虽有半年的风光，但
在以后各阶段政治波折中相继落马，早就被新政权抛弃，而且多被整肃。再加上文革后清
查“三种人”的“补课”，能全身而退的数量甚少，可以说，他们是文革中境遇最惨的一
个群体。事实再次告诉全国人民，在现存的体制下，反对领导就是“大逆不道”，有独立
政见就是“图谋不轨”，一定会遭到最严厉的报复。

　　对于造反派有几点需要强调的：第一，他们是思想上能独立思考，不屑于奉承拍马，
敢于与领导抗争者，他们选择造反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风险，投机因素不占主要成分；其
次，文革中破四旧，毁坏文物，肆意抄家，对四类分子进行人身虐待，基本上是保守派所
为，当时造反派位于少数，身处险境，生怕受人以把柄，不敢也不能做这类的事；第三，
造反派绝不是文革得益者，恰恰相反，他们是文革受害最大的人群，遭到整肃最为严重，
身心两方面都遭受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当然，造反派们垢弊也不容掩盖，我也不能认同有
些文革研究者的见解，认为造反派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炮打司令部”是开创民主
运动的先河。造反派的行为实际上也没有民主理念，他们对付政敌的方法也是无限上纲、
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同样也是政治整人术。这样斗争的发展必然会演变成武斗，形成
暴民政治，这与和平、非暴力的现代民主运动相距甚远。重读当年造反派们的大字报，确
实带有较严重的极左派腔调。

　　学生造反派更是遭受文革蹂躏的重度受害者，他们与已有职业的人员不同，很少有个
人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动机，理想主义的成分占多数。如果一定要细究其功利性动机，
基本上是为了争取一个好的政治表现，也就是孙怒涛所说的：想当个党和政府认同的“优
质”大学生。运动初期，在我所接触的大学生中几乎都是积极参加运动的，而且都是积极
跟党走的，其动机应该说是很纯洁的。因为家庭或个人原因想捣乱的基本不存在，即便思
想上有不满，也不敢在一开始就有所表现。当时，大家比拼的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紧跟
程度，在基层党组织失控的状态下，评判和结论只能从报刊的社论中去寻找。如果，某张
大字报的观点和后来的社论精神吻合，那么大字报的作者就会成为大众认同的左派。这样
，学生们就以极其认真的态度研读每天的报纸，强调认识的前瞻性、思维的敏感性和创新
观点的正向效应，最初的学生造反派大体都是这样产生的。从性格角度分析，这些人大都
有独立思想，不喜欢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且有一定的冒险倾向，因为判断一旦错误可
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应当说，最早期的造反派领头者大多数是出身和表现都比较好的，因为如果这两方面
有亏，不但号召力受影响，还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那时的领头人物没有任何上
层的指定，完全靠的是自身的影响力，应当说在能力上必有过人之处。无论从哪个角度分
析，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处于少数地位时，其核心人物和骨干在思想、道德、智慧和能力各
方面，正向因素应该是远大于负面因素的。后来，造反派形成了帮派成了政治运动中的重
要角色，并在角斗中逐渐占了上风。那时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成分急剧淡化，为自己的帮
派争取实际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地位成了主要目标，届时进入造反队伍者，其动机就难以判
断和估测了。初战暂时获胜的造反派大体都这样考虑：最高目标是力求在新的权力机构中
争得尽可能多的席位和话语权，最坏的底线是不能被打成反动组织而遭受整肃。这样，“
君子不党”的古训已被抛在脑后，早期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则被实际的功利淹没了。随着一
次又一次的政治冲突和权力再分配，那些早期领头者，少数人被社会地位和权力所腐蚀成
了运动的新贵，多数人在各个阶段和新权力集团发生了冲突，成了运动的牺牲品。后来，
经过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学生造反派的骨干们几乎很少有人幸
免，成了文革中受害面最广的一个群体。直至文革结束后，对“三种人”的反复清查，应
该说，文革初期的造反骨干能免于整肃的基本没有了。数十年过后，这批才能超于常人的
群体在政界上层已经绝迹，少数人在科研领域或是商场中凭着自己的才智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自身的价值，大多数境遇悲惨，个别的连基本生活和基本人权都不能保证。经历了这样
的人生坎坷，当年对党的真诚热爱自然不复存在，多数把政治视作为畏途，被迫安于苟活
。少数继续关心国事者中，现政权拥趸寥寥，有向往民主政治者，希望中国顺应世界潮流
；也有沉迷于文革不能自拔，成了新一代的“毛粉”。

　　文革应当否定这是无疑的，但我认为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仅是６６年下半年到６
７年初的群众起来“炮打司令部”这一阶段。虽不能说这是民主运动的雏形，但老百姓以
独立公开发表政治见解的形式，维护自身的利益，向不受监督的官员们挑战，这一点是应
当肯定的。尽管其中多有偏颇和弊端，至少能容忍这样大规模地公开发表政治异见是建国
以来第一次。这也是对官僚特权一次巨大的冲击，将官场的弊病和劣迹公示于众，使群众
开始认识到专制制度的危害性，无疑是促进社会改革的冲击波。另外，这一运动过程至少
反映了一定的民意，官僚体制的积弊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民怨，以至于不少群众甘冒一定
的政治风险加入造反派的队伍。

　　２，社会进步与不同政见

　　我本是一个适合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文革中误打误撞陷入了政治圈，历经磨难
，终于又回到了我原来专攻的力学专业，从事人体力学的研究。人生的这一波折，我没有
后悔，反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科学与民主的相通。“赛先生”和“德先生”是五四以来中
国知识界恒定的精神追求，它既是读书人固有的理念，也是社会进步永恒的思想动力。科
学和民主的灵魂就是创新，创新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所以，独立思维是现代社会
的精神支柱。在自然科学领域，现代世界各国政府都鼓励创新，像哥白尼时期那样的惨剧
基本没有了。但在政治、社会变革领域，由于有专制政体的存在，独立创新思想就不很畅
通，当政者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往往会运用公权来迫害独立思想者，反右运动如此，一打
三反运动也如此，直到“六四运动”，类似的情景依然延续着。

　　其实，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应当和研究自然科学一样，必定有其最佳化模式
，最优化途径，目标函数应是全体国民的最大利益。事实上，各国政府都在研究这样的课
题，但因为其中牵涉到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当政者就不愿意正视客观现实，让各种不
同政见进行深入讨论和实践试行。世界上把有独立见解与政府意见不同的称为不同政见者
，在我国则以公共知识分子名称代之。不少政府对这类人相当厌烦，千方百计企图迫使他
们闭嘴，当年的苏联及东欧诸国皆是如此。一个国家只允许一种声音，这与世界进步的民
主潮流非常不相容，压制不同政见，迫害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结果只能是加剧社会冲突
。反之，宽容他们，参考他们的政见反能合理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推动民主政
治，促进社会和谐。我认为，对不同政见者的容忍度是当政者的自信力和民主意愿的标志
。一个工程系统，如果没有负反馈，系统一定会崩溃的。社会问题也同样，一个国家没有
不同政见（主要是反面意见）同样不能长治久安，早晚会有动乱，这不是“境外敌对势力
”制造出来的，而是系统本身存在问题。所以，不同政见者的存在，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
然产物，对社会进步利多弊少。有人担心他们的存在和发声会影响政权的权威性，可能造
成政权不稳，甚至被颠覆，这完全是专制体制下的思维模式。首先，如果一个政权被批评
就会垮，那么这个政权非常脆弱，一定不代表人民。再者，不同政见者的基本特征就是非
暴力非团伙性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只有和平、理性的抗争，根本不存在对政权的实质性
威胁。他们大多来自知识界，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能公开表示不同政见，就表明评
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并非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能对社会问题提出独立见解，则表明热衷
公共事务有奉献精神。如果，这样的知识精英都不能容忍，很难让人相信当政者是真心为
了国家强盛和社会进步。

　　其实，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古来有之，他们始终是历代专制君王的眼中钉，接二连三
遭到迫害和整肃，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启了整治异己知识分子的序幕。虽然唐代诗人章
碣明确提醒：“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指出了读书人不会搞颠覆，但仍然
减轻不了独裁者对来自文人反向言论的憎恶和打击。在宋代，文人的处境相对最好，因为
宋太祖有遗诏，对进谏向君王提意见的文人一律不杀。这样就形成了“清流派”的文人阶
层，以议朝政批评当政者为荣，所以，宋朝虽然军力衰弱，但科技文化则是历朝中最繁荣
的朝代之一，这与开放言路容忍不同政见有很大的关系。到了民国时期，世界上已经历了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博爱、平等、自由已成了基本人权的内容，形成了知识阶层的共识。
共产党就是以批评执政的国民党践踏民主作为号召民众的武器，延安的《新华日报》始终
以倡导民主为主调。毛泽东在七大闭幕式上讲话明确提到：“当前世界的潮流，民主是主
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执政后，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当年的宣传，对意识形
态领域的不同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专政的手段进行镇压，反胡风是如此，反右也是如此
，文革中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更是如此，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整肃的人也一
次比一次多。结果反对意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大量的正直且有社会
责任感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社会上阿谀之风陡长，奉承拍马的小人和唯唯诺诺的
平庸之辈接二连三地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对国家的兴旺和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相当的负
面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不同政见的存在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它是社会的调节系统，
有利于执政者不断地改善社会管理，推动时代进步。反之，如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政
见采用专政手段压制，必定会使社会畸形，产生内在的不稳定，最终导致崩溃，苏联和东
欧诸国就是明显例证。事实上，对待不同政见的态度是考量执政者是否真心推行民主政治
的标尺，这也是普世价值的内容，专制政体是应该到了被彻底淘汰的时候了。

　　３，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

　　我认为：文革最大的祸害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贬值。“知识就是力量”这是颠覆不破
的永恒真理，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在知识不断的更新中实施的，知识分子永远是
促进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核心动力。

　　当年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指出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是引导社会
进步的群体。他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分析，得出产业工人阶级是推动社
会进步主力军的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已经取
代了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成了与最先进的生产形式相联系的阶层。（近期在网上流传的
普利汉诺夫的封存遗嘱也谈到了这一点）所以，纵观世界各国，凡是重视知识，重用知识
分子的国家，相对都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反之，都将会出现各种难
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引起各种形式的政局动荡。

　　我国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那时对知识分子还是足够重视的。从经济地位看，按１
９５５年工资制定标准，教授收入比司局长略高，副教授比处长略高，讲师、工程师比科
长略高。从社会地位看，知识分子普遍受到尊重，对国家大事（特别是经济、科技、文化
等方面的事）也有一些话语权。随着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开展，知识分子们常常成
为受整肃的主体，反复被提醒要“夹着尾巴做人”，要“认真接受改造”。因此，其整体
社会地位急剧下降，文革期间降到最低点，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
派”并列为“臭老九”，读书无用几乎要变成了读书有罪，科技文化事业受到了巨大的摧
残。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动荡，百姓受难。十年浩劫过后，确实引来了一段可称之
为“知识分子的春天”的日子，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语千钧口号的引领下，
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骤盛，考大学、考研究生改变命运为广大年轻知识分
子提供了一条不用屈辱地乞求权贵并切实可行之路。不久，又恢复了知识分子职称评定，
并确定了技术职称的工资级别。教授工资介于行政正局和副局之间，能享受高干的医疗保
障，工程师的工资略高于正科，虽然这比建国初期的地位略有下降，但对“臭老九们”来
说已经是相当满意了。那时的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大多数人都感到报国有门。

　　随着权力的经济杠杆作用的日益增大，知识的社会价值不可避免地急剧下降。在后改
革开放时代，权力和金钱成了社会权重最大的两个要素，随之而来的则是：知识贬值，道
德滑坡，诚信缺失，腐败盛起，贫富差距悬殊，政府公信力下降，老百姓怨气上升。经济
的连续增长掩盖不了这些社会弊病的繁殖，也没有使人民实际体会到真正的和谐和幸福，
知识界又陷入了新的彷徨。不平则鸣，历代如此，现代化的网络成了我国知识分子公开、
和平、理性地表述不同政见的唯一场所，虽然经常被一些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们诬蔑为受
西方敌对势力操纵，但呼吁民主，呼吁整体改革的声音始终不断。因为自由地发表个人意
见已是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也是知识分子最看重的自身权利，对它的容忍度是检验一个
政府是否真正推行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准。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知识分子
就应该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境遇也应当是社会是否真正和谐发展的衡量标尺。近
年来，知识分子待遇与行政官员相比，相形见拙。以上海为例，１９９３年开始将教授级
的医疗高干待遇取消了（曾许诺以后恢复，至今未见任何兑现迹象），如今普通教授的实
际收入只能相当于公务员中的科级，对公众事务的话语权更是微乎其微。知识和知识分子
没有体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这样将产生的负面后果迟早会显现出来的。

　　回顾自己的一生，内心最自我欣赏的是自己的独立思考、喜欢直言的秉性。年少时就
是这样，愉快、顺利地渡过了学生时光；文革时过度爆发，以致惨遭整肃；劫后依然如故
，坎坎坷坷地走完了从业生涯；风烛残年还要这样，把一些本不应该示人的回忆见著于世
，给自己的晚年添烦。此时，不禁想起《屈原·涉江》中的名言：“余幼好此奇服兮，年
既老而不衰。”本性难移也罢，生不逢时也罢，我总是想把自己该说的话全部说完，为人
生不留遗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