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从北京到广州的“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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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广州的“大串联”


香港《苹果日报》2012-7-22


严家祺


    “大串联”是“文革”中的特有现象。就是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在文革初期，离开自己的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流动的现象。最早的“串联”是北京学校校际交往，後来，愈来愈多的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联”，接着，北京学生到外地去“串联”，把北京的“革命火种”传播到外地，不是学生的人也四处“串联”，或者介入各地的文革，或者到处游逛、看热闹。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八月三十一日，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人数有五十万人之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了有关“大串联”的文件，自发性的“大串联”得到了正式肯定。“学部”不是“学校”， 学部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学生”。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中央发出结束“串联”的通告，到这时还没有人离开北京到外地“串联”。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学部贴出大字报开始“文化大革命”，不到半个月，除了一位副主任潘梓年外，学部党委书记关山复和学部其他领导人，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学部的领导权落到了第一张大字报作者林聿时、吴传启手里。八月下旬，学部就分裂为两大派，掌握学部领导权的多数派是林聿时、吴传启和“红卫兵联队”，学部大多数研究所的文革小组都站在“红卫兵联队”一边。少数派是“红卫兵总队”，只有法学所和学部政治部的文革小组在“红卫兵总队”一边。我属于“少数派”。在学部大院的空地上，盖了一个专门用来开会的“大席棚”，在八月二十六日几百人参加的“辩论会”上，我在作批判吴传启发言时，哲学所“辩证唯物主义组”的一位研究人员突然冲上主席台，揪住我头发把我拉下了主席台，会议就此中断。这就事，引发了“两大派”激烈争吵。
   
   学部分裂为两大派最大的好处是给少数派和逍遥派带来了空前的自由。
   在“一派”独揽大权时，每一个人都要服从“文革小组”的领导，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抄写、张贴大字报，“向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学毛选。
   
   我常常被分配做会议记录，我很不愿意做，但也要服从。我也是哲学所反对林聿时、吴传启的八人之一，我们成立了一个“红旗战斗小组”。当学部分裂为两大派後，我们自然就不会参加哲学所文革小组安排的一切活动。“红旗战斗小组”有一个办公室，我们八个人（后来增加到十多个人）总是关着门在上班时聊天，没有学毛选、早请示、晚汇报一套，而且随时可以逛大街、回宿舍。
   
   我从科技大学学来的信念是，凡是不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理解。看到当时变动不停的政治，我完全看不清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并不关心学部的文化革命，我利用学部分裂为两大派出现的自由，几乎每天上街，到处搜集各种街头印刷品，包括传单、小报、油印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见到了一份署名“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伊林•涤西引用了斯大林《论反对派》一书中许多托洛茨基的话，说林彪的许多言论与托洛茨基差不多。我觉得，可以从历史现象来理解文化革命。第二天，我到王府井和西单新华书店买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没有买到。后来，在科技大学时常去的公主坟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书。我在大学时代是不会去读斯大林著作的，也不关心什么历史。在这时，我认真地把《论反对派》一书中托洛茨基许多“极左言论”摘抄在卡片上，锁在“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书桌中。当文学所的陈全荣、张大明记载有怀疑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的日记被抄出而遭受毒打时，哲学所就查抄了我们“红旗战斗小组”办公室，我的桌子被人抬走。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心急如焚，担心我摘抄的“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极左的语录”一旦被人发现，就会成为“反革命”罪证。因为，斯大林批托洛茨基的那些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影射林彪。在哲学所同事的帮助下，终于要回了我的书桌。在文革中，从此就不再记任何笔记。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我们一派因被指控为“反对中央文革”而被摧垮。这时我想到独自一人到广州“串联”。当时，乘火车已不要票，但有人告诉我，在北京站有“学部”另一派的人在守候，防止我们一派的人“外逃”。一月十一日傍晚，没有人可以“告别”，我从建国门外宿舍沿铁路步行到北京站附近，发现到车站附近就无法再沿铁路行走，有铁丝网和围墙隔开。在一处，围墙外地面垫得很高，许多人在翻越围墙，轻易就可以进入站内。我当机立断，跟着几个素不相识的人，进入了火车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冒险行动”。
   
   在火车上，每节车厢超员二、三倍，走道上、茶几上、椅背上都坐满了人，椅子底下、行李架上都躺着人，上厕所只能从人的肩膀上踩踏而过，上下火车只能穿过车窗，大家十分友好合作。当我来到广州时，才发现自己举目无亲，好容易找到广东哲学研究所住了下来。因为没有床，只能睡在铺有草垫的水泥地上。
   
   当我睡着时，有人叫醒了我。原来是我在北京哲学所同一研究组的同事陈一陞，他与我属于“敌对派系”。陈一陞正在广州筹建“首都批判陶铸委员会驻广东联络站”，因为是同事，他对我很客气，但要我明天回北京，接受审查，不能在广州停留。
   
   我在广州只到越秀公园看了看，就在街道上东逛西逛，搜集传单、小报和各种印刷品，就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临到长沙，我突然决定下车。随便找到湖南省机械局“大串联”接待处住了下来。我没有地图，对长沙也没有“概念”，沿街步行，四处流浪。当我在公园里休息时，我拿出钱包数钱。回到湖南省机械局，发现钱包、工作证、粮票全都没有了。我向湖南省机械局接待处，讲明情况，借了钱和粮票，留下了“借条”，回到了北京。我听说，很多人在“大串联”接待处不登记真实姓名，但我用的是真名实姓。
   
   到北京当天晚上，我被人从建国门外宿舍叫到哲学所办公室。到办公室，在明亮的日光灯下，坐着三、四十人，要我“交代问题”。在前排的是我原来同一派的几个同事，我记得有打字员杨少春，她对我做怪脸。我就讲了如何“翻越”北京站的围墙、在广州遇见陈一陞、在长沙借钱的经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大笑不止。突然，司机季连亭拿了一瓶墨汁，用毛笔把我的脸全部涂黑。我一点也没有生气，不过停止了狂笑。当时我感到文化革命是一场“幻觉”，一切不可理解，我的目标就是要弄清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责怪过季连亭。我毫不计较的做法，使季连亭对我特别友好。多年前，听说他已去世，这是我第一次把他的名字写下来，也算是纪念。
   
   我到过广州三次，第一次就是一九六七年的“大串联”。第二次是一九八六年前后，到广州开会，参加了广州市长朱森林的欢迎宴会，唯一留下的印象是，宴会厅的地毯比我见到的所有地毯都要厚，我在地毯上行走摇晃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第三次就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後经广州逃到香港。第一次“大串联”也是“逃亡”，时间不过十天，第三次的“逃亡”已历时二十三年，至今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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