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三名普通師生「文革」時期的「海瑞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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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普通師生「文革」時期的「海瑞之禍」

2014-05-21 09:10:33|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海瑞之禍

　　「文革」即將開始之時，一名中學生，一名大學生，一名中學老師，因為各自寫了文章反對姚文元，卷入了一場始料未及的「文禍」

　　午夜，姚全興驚醒了過來，渾身是汗。他掐了一下胳膊，確信自己又一次做了夢。夢裏是批鬥的場面，滿牆都是批判他的大字報、大標語，無數只胳膊揮上揮下，口號聲震耳欲聾……

　　47年來，每隔一兩個月，他都被這頭夢的惡獸追趕，撕咬。近兩三年，夢的次數好像多了起來。

　　「聽老人講，人年紀大了，做的夢都是年輕時候的事。」林丙義一口上海話裏夾雜着福建口音。他的夢裏，也是滿牆的大字報，一張又一張的報紙，令人心驚肉跳。

　　報紙？「是的，報紙，報紙上又有文章點到我的名字了。 」

　　噩夢開始於47年前，那一年，姚全興23歲，林炳義28歲，馬以鑫15歲。

　　那年，那月

　　1965年11月10日，馬以鑫記得很清楚。在學校讀報欄，他看到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他是敬業中學的高中生，平日熱愛文學和文藝，關心社會動態。讀罷，頭腦裏冒出兩個問號——「第一，海瑞到底是好人壞人？我印象中海瑞名氣很大，是個很有影響的清官，老百姓一直很愛戴。第二，我們今天看海瑞的戲到底學什麼？ 」

　　他跑到閱覽室，又把文章認真讀了一遍。禮拜天，他到上海圖書館找來相關的曆史劇、吳晗的文章和劇本，看了大半天，覺得「文章和實際距離太大」。他用5張活頁紙寫下自己的思考和感受，把文章寄給《文匯報》，署名「馬捷」，同時附上一封信：

　　「編輯同志，我是一名中學生，喜歡文學，愛讀你們的報紙，姚文元的文章看了以後有點想法，現在寫成一篇文章，也許是不對的，但這是我的想法。」

　　四五天後班主任找到他，說《文匯報》來電話，讓他下課後到報社去一趟。「她問，你寫了什麼文章？我說反駁姚文元觀點的。她很驚訝，一下子全班都知道了。」

　　馬以鑫坐電車到了位於圓明園路的報社。一個頭發花白的老人正等着他，手裏拿着幾張用紅鉛筆畫了許多橫線的紙。他是時任《文匯報》總編陳虞孫。「他先問我怎麼會寫這個文章。又問我父母情況、讀書情況。」談話快結束時，他說文章「還沒有擊中要害，觀點比較散」，但他們準備采用，讓他回去抓緊時間改一改。

　　回家路上，興奮過後，一股悔意湧了上來 。「第一感覺大概是做了一件傻事，姚文元怎麼可能有錯？第二從班上的反應、老師的神態發現不太妙，他們好像都有些不屑。我真的有點怕了。」

　　他還是有一點「曆史經驗」。小學時，有一個姓鞏的數學老師，教得很好。「忽然有一天，學校不允許他給我們上課了——他被打成右派了，被分配打掃廁所。在學校裏，他被完全孤立了。」

　　馬以鑫覺得自己太鋒芒畢露，他沒聽陳主編要他「擊中要害」的指示，而把原稿改成一封態度謙恭的「讀者來信」，一再聲明自己只是個中學生，要好好學習雲雲。

　　第二天一早，他把改好的稿子送到報社。期間，他到附近的南京東路溜達一圈，發現新華書店裏姚文元的單行本出版了，綠封面的。他暗自慶幸把文章改了！

　　11月30日上午第二節課後，隔壁班有同學問他：「馬捷」是你嗎？你的文章登出來啦！他直奔三樓閱報欄，在《文匯報》第四版看到一行通欄大標題：「關於《海瑞罷官》問題討論（1）」，底下正是他的原文——《也談〈海瑞罷官〉》。他立刻托老師打電話到報社，問怎麼用的是原稿。那邊只說了4個字：「我們需要。」

　　一下子，馬以鑫成了名人，全校老師和學生都在議論這件事。年底，他收到報社寄來的一筆「稿費」——十來本書，有《馬恩論藝術》上下卷、《毛主席論文藝》、《學習毛主席著作心得體會》等等。

　　12月16日，看到《光明日報》登出自己的文章時，姚全興的頭腦「嗡」的一聲——以後會有什麼麻煩麼？當然，小小的不安被更多的激動與狂喜淹沒。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印在報紙上，整整占了半版！

　　姚全興當時是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函授班學員。11月15日，他從《文匯報》上讀到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後，很不以為然，覺得姚「太霸道，太不講理」。

　　課堂上，曆史係老師王家範也談到姚文元的文章，「他說：吳晗未必錯，姚文元未必對，你們有興趣的話，也不妨寫文章表達自己的觀點。」當時報紙上正在鼓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受到鼓動的姚全興自信地寫下「不能用形而上學代替辯證法——評《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他寫道：「（姚文元）用了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來認識問題、處理問題」，「隨心所欲地把沒有必然聯係的兩回事拉在一起，進行機械的類比。認為劇本中寫了『退田』、『平冤獄』，也就是要我們學習『退田』、『平冤獄』……如果按照這種奇怪的邏輯進行文藝評論，那麼寫李自成起義的戲，就是要我們學習起義嗎？」

　　中學教師林丙義憂心忡忡地掃過自己發在《文匯報》上的文章時，注意到有一段編者按：「我們發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為了開展百家爭鳴，通過辯論，把《海瑞罷官》這出戲和它提出的一係列原則問題弄清楚，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昌盛。」

　　這讓他懸了十多天的心放了下來—— 自己只是響應黨中央的「雙百」方針，發表了一點不同看法而已。

　　林丙義是被人「推」「拉」進這場討論的。他是複旦大學曆史係畢業生，分配時，他的老師、著名學者周谷城勉勵他在工作崗位上繼續做學問。11月下旬，《文匯報》記者周國榮專程到虹口中學找老師們開關於《海瑞罷官》的座談會。周表示：「歡迎諸位發表不同意見，可以與姚文元商榷，展開學術討論。」在他的引導下，林丙義主要講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另一位曆史教師也發了言，為吳晗做一些辯解。

　　幾天後，周記者又出現在虹口中學，請他倆就之前的觀點寫一篇文章。林丙義答應試試看，心中卻顧慮重重。

　　「一個原因是1957年有過『反右』，對於『禍從口出』有深刻印象；二是60年代前期，文藝界批判《李慧娘》、《早春二月》，哲學界批判『合二為一』，史學界批判『資產階級史觀』等，我感到意識形態領域鬥爭劇烈。姚文元是大批判中的著名『左派』。寫文章與他商榷要慎重考慮。」

　　舉棋不定，他找了自己信任的校黨支部副書記，副書記表示：就按記者的要求寫吧。他又找大學同學沙健商量，沙健也支持他寫。「當時我們有個想法：社會上的大批判對象都是些代表性的人物，我們中學教師還夠不上成為批判對象。」

　　寫文章期間，他打電話給周國榮再次確認約稿主題，對方答複：「寫不同意見。」此後，周國榮每天都打來催稿電話。

　　成稿後，林丙義仍在猶豫，第二天傍晚才通知周。當夜12點，周派人騎摩托車趕到虹口中學將文稿取走。這在汽車、摩托車很少見的1960年代是很稀罕的舉動——這位周姓記者後來是「文革」期間叱吒上海灘的人物，1967年「一月風暴」後，成為《文匯報》3個造反派頭頭之一。

　　林丙義是從史證和推論方法上與姚文元商榷的。他反對姚把明朝的「退田」、「平冤獄」與「單幹風」、「翻案風」等同起來，認為兩者「是很難比擬的，兩者性質不同，曆史條件也不同」。他也反對姚文元文章的基本觀點——說海瑞要鄉官「退田」，「實際上保護了中小地主和富農的利益。」

　　一名普通中學教師當然不知道最高層的風雲，他單純地以為這只是學術問題。他不知道另一個人也卷入了風波——他的大學老師朱永嘉。因為《海瑞罷官》，這位研究明史的複旦青年教師的人生由此改變。後來有人評價說，「以姚文元的水平，是絕對寫不出《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朱後來成為上海寫作組負責人，是「四人幫」集團的重要成員之一。

　　風波漸起

　　12月15日，一篇署名「勁鬆」的文章——《歡迎「破門而出」》出現在《文匯報》上，對林丙義點名批評，主要針對他所提出的「很難比擬」的觀點。

　　林丙義開始恐慌，他隱隱覺得這篇被許多報刊轉載的文章「有來頭」。他寫信到《文匯報》社，承認自己提出的「很難比擬」是錯的，但仍堅持自己的其他觀點。

　　三個多月後，《文匯報》又刊登署名「伍丁」的文章《為誰化裝？》，引用林丙義的一段話，提出如果按「對土地的占有關係是封建社會劃分階級成分的一個重要尺度」的角度去分析今天的「地主富農」，由於「經濟地位決定政治態度」，那麼他們大多數已降到貧雇農一個立場。最後還給林丙義扣上一個大帽子，說他為「失去生產資料的剝削者」打掩護，是為他們化裝。

　　林丙義認為，這文章通篇都是錯的」，而且他覺得，對方扣的這頂大帽子讓他無路可走，只有背水一戰。他立刻打電話給記者周國榮，告訴他自己準備寫文章反駁。周表示會將他的意見向上級匯報。

　　1966年4月12日，林丙義把反駁文章《論經濟地位決定政治態度——評〈為誰化裝？〉》送到文匯報社。他大量引用《毛選》《列寧全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著作的論點，還引用了土改時的政策文件，證明自己之前的觀點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分析問題，「旗幟鮮明，理直氣壯」。

　　石沉大海。他曾到報社去找周國榮，追問文章為什麼沒有發表，伍丁到底是誰。回答通通是3個字——「不曉得。」

　　據葉永烈《姚文元傳》附錄，姚文元從寫《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開始，到「文革」結束，共發表20篇文章，除去某些會議講話、賀詞外，剩下18篇，其中兩篇是批判林丙義的。「文革」結束後，林丙義從一位參與過上海寫作組的大學同學那裏獲知，「伍丁」就是姚文元。

　　「認識問題」

　　馬以鑫也感覺到氣氛在起變化。

　　先是校長找他談話，問他寫文章的緣由和經過。一晚，副校長蘇漁溪來家訪，笑嘻嘻的，只說讓他好好吸取教訓，不要有太大壓力。此後，蘇校長經常到他班上來，吃飯時也找他一起聊聊，像沒事一樣。「很長時間裏，他都竭力保護我。」

　　12月27日，吳晗的公開檢查文章發表後，蘇校長特意安排了一次活動，讓馬以鑫談談怎麼寫這文章的。「實際上相當於讓我公開檢討。但我當時沒有這麼理解。我就談我是怎麼愛好文學，又怎麼寫了這篇文章。一點都不緊張。」蘇校長最後做了總結發言，說同學們應該吸取教訓，我們的教育方針要培養紅色接班人。

　　壓力還是越來越大，學校裏開始有同學當面嘲笑他。馬以鑫寫了一封信給陳總編，說自己很痛苦、很後悔。幾天後，他收到一封寫着「文匯報社」大紅字的信，裏頭是幾行毛筆字。

　　以鑫同志，你的來信收到，你現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屬於認識問題。不過，從這件事你如能吸取教訓，改弦易轍，對你未必不是件好事。陳虞孫。

　　可將此信交予你們校領導一閱。

　　班主任當即拿走了信。這封信極大地保護了他，此後壓力有所減輕。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組，文化大革命迅猛地發動起來。

　　6月初，敬業中學裏的大字報已鋪天蓋地。馬以鑫發現，其中有不少揭發他「反對姚文元」、「惡毒攻擊姚文元」，是「反姚急先鋒」、「修正主義苗子」等等，還有很多是批校領導對他的包庇、縱容。

　　8月，學校出現紅衛兵，並分裂成兩大陣營。他做起了「逍遙派」，跑到各大高校去看大字報。他也曾偷偷溜到文匯報社，在滿牆的大字報中，讀到有人揭發說是陳虞孫授意馬以鑫寫反動文章，並為他取了「馬捷」的筆名。正覺哭笑不得，看到掛着圍袋、戴着帽子的陳虞孫，好像在打掃廁所。他沒敢打招呼，一溜煙跑了。

　　有一天，他接到學校紅衛兵要他到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命令。回到校園，有兩個戰鬥小組分別給了他一張毛主席語錄卡。他也做了語錄卡，抄了兩段話交給兩隊紅衛兵。傍晚正要回家，突然有人大吼：「馬以鑫，你不能回去！」他被四十多人圍了起來，其中一個紅衛兵命令他坐下，一個聲音高吼着：「馬以鑫，必須老實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他傻掉了，一時不明白自己到底做了什麼。有人「啪」地把兩張卡片重重摔在地上，正是他做的。「你還不老實交代，你對偉大領袖毛主席什麼態度！」「你這是感情問題還是立場問題？」

　　「其實要上綱上線的話，他就是犯了嚴重罪行了！」馬以鑫回憶起這個場景，比劃着當時「有點惡毒」的第一反應：看看對方，很誇張地彎下腰，伸出雙手恭恭敬敬把地上的語錄卡撿起來，捧在手裏仔細端詳——他這才發現，毛主席頭像背景外的那圈金光被他剪得有點毛糙。

　　正鬧得不可開交，兩個女同學突然站了起來，高聲說：「你們不要瞎搞，這怎麼是反革命啦？馬以鑫又沒剪到毛主席頭上身上，你們說來說去就是那個背景圓還是不圓！」紅衛兵中有人跟她們爭吵起來，更多人愣在那裏。

　　馬以鑫感動得想哭。「她們的名字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一個叫夏琪瑋，一個叫蔣璋。我同她們兩個平時不大接觸的，講話都很少。後來回想起來非常後怕。如果不是那兩個女同學，事情會沒完沒了，非逼你承認不可。我一承認就完了，直接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上報到公安局派出所。那個時候不跟你講任何道理！」

　　令他難過的是，逼他承認「反革命」的叫嚷聲中，情緒最激烈、嗓子都喊啞了的也是兩個女生，原是和他要好的朋友，經常一起拉小提琴，偷讀《紅樓夢》，彼此有一點超乎友誼的朦朧情愫。事實上，「馬捷」的筆名也是其中一個提議的；另一個在他第一次去文匯報社時，還提醒他要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要輕易放棄。「大概她們怕牽扯到自己，要和我劃清界限吧。」

　　之後，為了「深刻剖析馬以鑫的反動思想」，兩個紅衛兵押他回家交出日記。鄰居看到，還以為馬家被抄了。幸好他的日記就是日常生活點滴的記錄，既沒有閃光語言，也不是反動言論，沒被揪出問題。

　　此時，北京西路的聖彼得教堂，一場批評和自我批評大會也正在激烈進行中。姚全興上台檢討，說自己一時衝動，沒好好考慮階級鬥爭問題，今後要吸取教訓。

　　不久，他被要求交代自己的「政治問題」，搜腸刮肚地往自己臉上抹黑。由於他是編制外的函授生，再加之出身「清白」，躲過了最初的武鬥。但他覺得，遲早會有秋後算賬的一天，「我這評姚文章到底算什麼性質，要講講清楚，弄個明白」。

　　1966年下半年，他趁着到北京「大串聯」，跑到了光明日報社。一位姓喬的工作人員接待了他，說：文章肯定是錯的，但思想包袱別太重，按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十六條」，學生犯錯誤是認識問題，認識好了，積極改造，回到革命路線，還是有出路的。「這實際上等於告訴我：正確對待，接受改造，脫胎換骨。」

　　林丙義也在心驚膽戰中度過了1966年的夏天。虹口中學出現了不少揭發他的大字報，大多涉及他的文章。他寫大字報反擊，大意是他的《論經濟地位決定政治態度——評〈為誰化裝？〉》是捍衛毛澤東思想，還責問《文匯報》為什麼不發表，「伍丁」到底是誰。這篇大字報的原稿被紅衛兵抄去，後來成為他的「罪狀」之一。

　　不久北京紅衛兵到上海「煽風點火」。到虹口中學來的是以前的畢業生，鼓動林丙義起來「造反」。在他們影響下，同時也為了自保，林丙義開始接近紅衛兵組織。

　　從北京「串聯」回上海後，他參加了學校的「教工造反隊」，成為頭頭之一。到1967年，他成了區革委會教衛組核心組成員。區裏籌辦一所新中學，他被任命為籌建組主要成員，後來還是新學校的領導成員。

　　1968年1月的一個黑夜，一群來自虹口中學的紅衛兵翻圍牆包圍了林丙義宿舍，抄去他所有文章底稿，包括他大學時留下的學習筆記和大量資料摘錄。此後，他被撤去所有職務，接受審查和批鬥，罪名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大右派」。

　　「四人幫」垮台後，他從虹口中學教師中得知了一些內情：當時，虹口中學有個學生被派到市裏參加編寫工作。有一次，張春橋與他們座談，當知道該學生來自虹口中學時，即問到林丙義的情況。不久，時任市委書記徐景賢就在某次會議上對他進行點名攻擊。「所以，紅衛兵這次突然襲擊是有背景的。」林丙義推斷。

　　黃花滿地

　　惶惶不安中，馬以鑫等來了1968年底的高中畢業分配。他母親參加了街道革委會的「上山下鄉」動員工作，勸他去黑龍江。當時知青到黑龍江有兩種選擇——兵團和農場。他覺得自己的「身份」去兵團可能比較麻煩，就去了嫩江農場。

　　到農場沒幾天，有個哈爾濱知青說，「馬以鑫，你不得了，你反對過姚文元？」他大吃一驚，正猜想是誰走漏了消息。對方告訴他：「你的檔案裏有一份檢查。」

　　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馬以鑫潛入農場存放檔案的辦公室，找到自己的檔案：只有一份表，中間有他自己寫的交代材料。當時真想把它撕掉，終究還是不敢。

　　因為會寫文章，他被借調到農場場部宣傳隊，寫過獨幕話劇、小歌劇、舞蹈腳本，排練時還兼做導演，創作的節目在區匯演裏獲了獎。在嫩江農場，他有了點名氣，外號「小節目」，成了場部的「人才」。

　　但無論到哪兒，總有人指着他說：這人寫過反姚文元文章的；或客氣一點說：這人蠻會寫文章的，連姚文元都反過。

　　1973年，高校開始招工農兵學員。經過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審核、考試、體檢，馬以鑫終於走到最後一關。

　　一晚，上海師範大學負責招生的羅老師把他叫到招待所，一坐下就問：聽說你寫過反姚文元的文章。馬以鑫如五雷轟頂，結結巴巴把這事說了一遍，「上海人說『哭作烏拉』，當時大概就是這樣的表情。」

　　羅老師揮揮手讓他走了。走出招待所那一刻，他心如死灰。一周後，他卻意外收到上師大的錄取通知書。

　　作家葉永烈曾采訪過羅老師。談到往事，他只說了一句話：「不要因為17歲的一篇文章而影響他的一輩子。」「文革」結束後，馬以鑫到羅老師家登門道謝，並再次追問當年放他一馬的緣由。羅老師說，「當時我們對張春橋、姚文元其實很看不慣，有人反對不是蠻好嘛。」

　　在北大荒，他有過兩段朦朧的感情。他結識的一個上海女孩，極漂亮，極有才氣，「我哼出一個調子，她立刻能把譜子寫出來。」1970年，他探親歸來，得知她的遭遇——被農場當時最高領導、一個副師級幹部奸污了。事情鬧得很大，她和幾個有相同遭遇的女知青到處告狀。再後來，她從分場調出，從此失去聯係。

　　他把這位能寫琴譜的姑娘、自己的經曆都寫進了半自傳的三部曲小說：《紅潮滾滾》《藍天浮雲》和《黃花堆積》。

　　千裏之遙的上海，林丙義和姚全興則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風浪中煎熬着。

　　從1968年初開始，林丙義發現自己被秘密監視了：只要走出校門就有人盯梢，私人信件都被撕開檢查，有的還被扣留。來看他的親友也被查問，甚至被牽連。

　　他哥哥曾專程從安徽來看他，到了虹口中學，看到校園內外貼着「打倒大右派林丙義」等大幅標語，不敢和他相見。直到「文革」結束，家人都不敢與他聯係。1978年，在福建的姐姐從《文匯報》上得知他平反的消息，立即寫來家信。分隔十多年的手足才得以重聚。

　　工宣隊進駐武進中學後，林丙義被關進「牛棚」。和他同住一間的，是一名外語老教師，叫孫立信。因為解放前在廣播電台工作過，他被打成「國民黨特務」。

　　孫老師患有嚴重高血壓，需要按時看病服藥。因為公費醫療卡被紅衛兵塗上「牛鬼蛇神」字樣，他到醫院看不了病。

　　一天淩晨，孫老師在穿棉毛褲時突然仰面倒地，腦溢血死去。「牛棚」只剩下林丙義一個活人，為死者換衣、把他背出「牛棚」等後事，都是他一個人做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牛棚逐漸取消。林丙義有了些人身自由。但組織對他的結論中還寫着「矛頭對着無產階級司令部」，到1973年「清隊」複查時才改為「經查明，林丙義與反動學術權威和修正主義黑線無關，是屬於認識問題，不予處理」。

　　「文革」後期，全國都在「備戰備荒」，林丙義被安排參加「人防工程」，後來又當電工。有單位請他講「二戰」，他依據《第三帝國的興亡》講戰前國際關係，相當透徹。

　　上師大悄悄請他去教材編寫組，「但又不把我的名字和身份署出來」。從此，林丙義又開始寫點文章上點課。但有「兩篇錯誤文章」壓在身上，他繼續「夾着尾巴做人」，過着提心吊膽的日子。他到35歲才成家。愛人家庭成分也不好，是「黑五類子弟」。結婚前，他嶽母還到虹口中學去調查他的「曆史問題」。

　　彌漫着有毒氣體的化工廠車間裏，姚全興整整當了12年「三班倒」的打包工。他不怕吃苦，惟一怕的是又被人翻舊賬。

　　進上海第三化學纖維廠不久，廠裏的造反派就貼出批判他的大字報——「徹底批判姚全興的大毒草！」「踩上一只腳，叫姚全興永世不得翻身！」接着又是批鬥大會，「喊口號，揮拳頭，幾個老工人上台批判我，說要是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陰謀詭計得逞，工人階級就要吃二遍苦，他們這些老工人就要遭二茬罪。」

　　自此，他連在車間班組裏讀報的資格也沒有了，「一打三反」時，被當作「混進工人階級隊伍的異己分子」。和他一道關進「學習班」的，有個叫「歌王」的青年工人，歌唱得很好。「人家叫他寫檢查，寫了以後還不夠，要他再寫，用太陽燈照他的眼睛，晚上也不讓他睡覺，逼他繼續交代。他這個氣質是受不得冤屈、受不得打擊的，就在鐵架子上面把自己的衣服、褲子撕成一條，上吊自殺了。」

　　「歌王」叫李世和。自殺前一晚，姚全興聽見他在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平行世界

　　1990年代的某個夏天，馬以鑫被市教委抽調到崇明島給中學教師們做培訓。招待所的一間大通鋪裏，他認識了林丙義，一聊，「原來有過一樣的遭遇」。

　　「四人幫」一垮台，林丙義就在虹口中學貼出大字報，開始為自己的「平反」問題四處申訴。在他的爭取下，校黨支部給出複查結論：他所發表的文章是根據「雙百」方針，「應屬學術討論，當時受到審查和批判是不恰當的。據此，當時加在林丙義身上的不實之詞應予推翻」。

　　1978年初冬，上海市社聯主持召開了一場座談會。五十多名被《海瑞罷官》一文波及的文化學術界人士參加，包括學者周谷城、李俊民、蔡尚思，以及被迫害致死的京劇名家周信芳的家人。因卷入海瑞戲冤獄的人數眾多，加之群情激動，組織方不得不舉辦第二輪座談會。

　　十多天後，《光明日報》和《文匯報》同時刊發署名高治的《震動全國的大冤案》，提到包括林丙義在內的一大串名字。第二年春，《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又相繼發表林丙義的文章《針鋒相對鬥文痞》和《談海瑞與「海瑞精神」》。

　　不久，虹口中學宣布為他「政治平反」。但遲到的「平反」對他已無實際意義。人生中最應有所作為的階段，他卻在批鬥、審查、監督勞動、做電工中度過。

　　1990年代初，林丙義負責主編上海市中學曆史課本。當時氣氛又緊張起來。一位老師怎麼都不敢寫「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部分，「我跟他說，你就抄中共中央決議好了，他還是不敢。我只好根據決議的精神自己動手寫。」這個版本的曆史教科書一直使用到2008年。

　　他當過兩屆上海市政協委員。官方教科書對近當代重大曆史事件和問題的表述與評價，一直是他最關注的話題。

　　我們第一次見面在2012年6月。彼時重慶剛剛發生一場風波。聊到時事，他沉默片刻，話鋒一轉提起溫家寶兩個月前的「兩會」中外記者招待會。他清楚地記得那個「答記者問」裏的字句。「我覺得溫總理指的就是這個。完全是『文革』遺毒！這是共和國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5月，馬以鑫的「文革」三部曲最後一部《紅潮滾滾》出版。姚全興也投身於「文革」題材的長篇小說創作，書名為《那年那月》。如果沒有特別的事，他每天有6個鍾頭在寫作。「不管最終能不能出版，我都要寫，都要完成自己的心願。」

　　雨在外頭斷斷續續下着。他們聚在一起，不約而同談起了時政，和四十多年前一樣，他們關心着社會上發生的一切。在這個時代，他們是活躍的網絡使用者。

　　可是，父輩經曆的苦難，自家孩子都沒有興趣聽。「他們覺得你囉裏八嗦，又在講過去的苦難史。」姚全興感慨着。

　　飯桌上的空氣凝重起來。有學者聊起著名史學家高華在毛澤東生日這一天去世的巧合。「也許，宇宙裏還有一個平行世界存在。」「文革」史學者金大陸半開玩笑地說。「這個世界發生一些什麼，會和那個世界遙相呼應。否則，曆史上不可能有這麼多巧合發生。」

　　忽然，他目瞪口呆望着窗外。順着他的目光往外看，一位老人在保姆攙扶下蹣跚而來，像是在做晚飯後的例行散步——他是朱永嘉，《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真正的主要撰寫人。

　　老人掃視了一圈，目光停在林丙義身上——「你吃了苦頭。」他微微一笑，話語裏無盡滄桑。

　　（感謝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複旦大學曆史係、上海社科院曆史研究所給予支持）

http://news.takungpao.com.hk/history/redu/2014-05/24881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