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洁：胡乔木在文革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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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在文革末期

张成洁


余秋里说：“邓力群是个汉子，每个观点，每句话都完全负责啊，胡乔木就不是这个样子。”李先念、陈锡联对邓力群说：你们顶住了，胡乔木就顶不住啊。罗瑞卿有一次同邓力群说：你们的胡乔木怎么能这样干。
　　1975年年初至1976年年初，胡乔木因邓小平的关照曾有过短暂复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后又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受到批判。胡乔木上纲上线地写了十八条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想挽回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无奈形势瞬息万变……

　　参与1975年整顿

　　1973年，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2月初，邓开始代生病的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就在邓小平即将主持国务院工作前，1月6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要他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任国务院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这时，意识形态领域仍然由“四人帮”把持，中央的“两报一刊”、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文化部，体委，北大，清华两校，辽宁和上海两地等都是“四人帮”直接控制的。邓小平正着手部署各方面整顿工作，他知道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同“四人帮”抢夺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性。这次谈话后，胡乔木即出席1月5日已经开始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接着出席1月13日至17日的大会，自此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生活。
　　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工作已显露成效，但由于舆论宣传掌握在“四人帮”手中，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央圈发的文件，在报刊上都得不到宣传。所以，无论是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的进一步斗争，都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恰好此时，负责整理《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康生病重，胡乔木被吸收进整理队伍，这是一个最佳时机。6月8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谈话，借编《毛泽东选集》第5卷工作之事，打算正式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按邓小平的设想，政研室和《毛泽东选集》整理小组是两个机构，一套人马。胡乔木提出，是否多找些“革命造反派”加入，被邓小平坚决地拒绝了。10月中下旬，邓小平挨毛泽东严厉批评后，胡乔木11月10日又提出，是否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邓小平坚定地说：不要!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妥协。邓小平提出，政研室成立后要“代管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显然，邓小平是要通过政研室掌握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社科队伍的领导权。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邓小平坚决排斥“造反派”加入，并要求政研室“分管学部”，其意图就是要建立与“四人帮”对垒的舆论阵地。显然，胡乔木不想直接与“四人帮”唱对台戏，怎样配合毛泽东才是他的固定思维。
　　从另外两件事情也能看出来。第一件事是，1月6日谈话后，胡乔木于2月28日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到解放初期毛泽东曾要他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一直没有写，觉得非常对不起毛泽东，现在想写写看，请求组织上考虑能否允许给他配备一两位助手。邓小平在6月8日的这次谈话中告诉胡乔木：这封信已送主席和中央各常委传阅过，主席也同意了。邓小平说：现在别的工作更重要，这事暂时放一下，以后再说吧。邓小平说的更重要的别的工作就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社会主义前途的1975年整顿。另外一件事是，胡乔木在去编《毛泽东选集》第5卷之前，正在组织几个“隐士”编学习毛泽东理论指示的材料，胡乔木出了一批题目。参加者有邓力群、陈禹、冯兰瑞等人。最后编成一本《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后因政研室成立，就未继续进行下去了。
　　7月5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负责人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7人。后来政研室发展到近50人，设有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和图书资料室等机构。政研室成立仅4个月，在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政研室做的事情主要有4方面：第一，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和李鑫主要负责这方面的编辑工作。邓小平首先选择了毛泽东一篇最重要的讲话《论十大关系》进行编辑，当然邓小平选择这篇文章是为治理整顿提供理论支持的。邓小平对胡乔木整理加工的这份稿子非常满意。7月13日邓小平上报毛泽东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毛泽东批：可以印发全党讨论，暂时不要公开，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这篇整理的《论十大关系》等于就此搁浅了。据邓力群回忆：在编辑整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时，胡乔木和李鑫争论得很厉害。胡乔木主张改得多一点，李鑫主张改少一点，保持原貌。
　　第二，意识形态领域同“四人帮”的斗争。政研室成立后，开始收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因为这时毛泽东也开始转向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试图调整文艺政策。政研室收集的材料有：上送“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和宣传“三突出”的材料。转送《创业》编剧张天民的申诉信和《海霞》主创人员给毛泽东的信，得到毛泽东关于这两部影片放映的批示。转送周海婴、姚雪垠给毛泽东的信，使鲁迅著作和小说《李自成》的出版提上议事日程。转送冼星海夫人给毛泽东的信，使冼星海和聂耳的纪念音乐会冲破“四人帮”的阻挠如期举行。抄转李春光的大字报给毛泽东。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通过胡乔木转邓小平，然后转毛泽东的，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段时间，“四人帮”基本处于劣势。9月中旬，政研室围绕评《水浒》与“四人帮”进行了一次斗争。“四人帮”借毛泽东评《水浒》向周恩来、邓小平发难。邓小平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时，江青在大寨大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遭到毛泽东批评。
　第三，代管学部，筹办《思想战线》。政研室7个负责人中，胡绳分管学部。胡乔木给国务院打报告调了一些人手，组成了学部党组。胡乔木还专门给党组召开了一次会议，谈《思想战线》怎么办的问题。胡乔木说，这个杂志要全面宣传党中央的指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目前报刊上丢掉了毛泽东三项指示中的“安定团结”和“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个杂志要全面反映各项指示、各条战线。由于形势的恶化，1976年1月17日，胡乔木起草了一封给邓小平、张春桥等的信，请求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学部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杂志。所以该杂志一直没有出来。
　　第四，起草或修改了被“四人帮”诬称“三棵大毒草”的三个重要文件。这三个文件是《科学院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科学院汇报提纲》是胡耀邦起草的，因语言太尖锐，邓小平要胡乔木组织修改。胡的修改稿有很大改动，其中一大特点是编了十段毛泽东在文革前论述科学技术的语录。这是用来挡火的。这个文件转给毛泽东后，被退了回来，未置可否。后来被“四人帮”批判的是胡耀邦那份没有毛主席语录的稿子。《工业二十条》由计委起草。胡乔木、吴冷西、于光远、邓力群等参与了修改。《论总纲》是胡乔木分配给邓力群的任务。打算全面宣传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准备在《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胡乔木对邓力群起草的《论总纲》第一稿不满意，认为太尖锐，后又组织了一些人起草。这三个文件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治理整顿期间的精神，所以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感。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四人帮”诬为“三棵大毒草”遭到猛烈批判。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

　　邓小平治理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当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尤其是开始涉及毛泽东不想触及的环节时，矛盾就显露出来。1975年10月，胡乔木托邓小平转的清华大学刘冰告迟群和谢静宜的信，成为引爆的导火线。毛泽东对邓小平转的这封信大为恼火，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后来公布这段谈话时加上一句：“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1月初起，邓小平在政治局内遭到反复批评。11月20日，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委婉地拒绝了。11月24日，毛泽东召集了有100多人参加的会议，说要向一些老同志“打招呼”。后来印发了一个23号文件：《关于转发〈打招呼讲话要点〉的通知》。讲话要点主要除了谈刘冰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它的定性，说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打招呼的目的是“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12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席卷全国。1976年2月，接替周恩来代总理的华国锋，在毛泽东授意下召开了两次17个省市领导参加的打招呼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深入揭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4月的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胡乔木受到很大的冲击。政研室被诬为“邓记谣言公司”，胡乔木被诬为“邓记谣言公司的副总经理”“邓小平复辟翻案的黑干将”。就在毛泽东批示刘冰的信后，国务院就此召开专门会议，特意把胡乔木、胡耀邦等人找去传达了这个批示，并向他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做检讨。紧接着又开政治局会议，上纲上线地批评邓小平的同时，也批评了胡乔木等人。江青在会上尖锐地批评胡乔木参加了反对毛泽东的活动，是对毛泽东的忘恩负义。11月24日的“打招呼”会议在政研室传达后，政研室就开展了几次批评与自我批评。胡乔木是重点斗争对象。尤其是李鑫，说胡乔木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还骂他“是个什么玩意儿”。会上责成胡乔木认真交代，认真揭发。胡乔木当时“情绪很坏，身体也不好，有时竟不想活了”。原在政研室工作的郑惠也回忆，当时胡乔木精神完全垮了，我们都没想到他这样经受不住。1976年2月，政研室资料员农伟雄通过姚文元向毛泽东写了一封揭发信，说胡乔木积极鼓吹“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来又按兵不动，捂盖子，要求中央派得力干部来领导运动。毛泽东亲自批示：“印发政治局送胡乔木一份”。1976年2月召开的打招呼会议，胡乔木和农伟雄参加了。姚文元要农伟雄“把政研室的运动搞起来”，对胡乔木说“你的任务就是揭发”。农伟雄在“四人帮”的支持下，主持了政研室的揭批活动，先后发动了7次揭批高潮。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是属犯严重错误的对象。在强大压力下，为了过关，胡乔木被迫起来揭发邓小平，除了在政研室两次口头揭发外，他还直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详细的揭发材料。
　　胡乔木的口头交代和书面揭发材料，被冯兰瑞收进了她的《别有人间行路难——198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理论风云及其他》一书中。原在政治研究室工作的胡绩伟，在其所著《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书中也有所披露。胡乔木的揭发材料由三部分组成：一是1976年2月23日胡乔木在政治研究室全体大会上的揭发和交代;二是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写的18条揭发邓小平的材料;三是胡乔木1976年4月3日在政治研究室全体大会上的揭发和交代。
　　1976年2月23日，胡乔木在政治研究室全体大会上口头揭发和交代时，首先说：“我秉承这个最大走资派的意旨，在政治研究室积极执行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成为他所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积极参加者，鼓吹者。”“我决心与最大的走资派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决裂，坚决回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接下来，胡乔木检查交代了在政治研究室工作期间的6个问题：一是政治研究室的任务和组织问题;二是收集有关文教材料问题;三是代管学部和筹备学部刊物问题;四是《科学院汇报提纲》问题;五是三项指示文章和《水浒》文章问题;六是转信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政治研究室的任务和组织问题”，胡乔木说：“政治研究室是最大走资派提议成立的，但是它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最大走资派从没有正式规定过。……同政治研究室被他和他的忠实追随者我利用来刮右倾翻案风有很重要的关系。……我紧跟着最大走资派的指挥棒转，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往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引，往修正主义路线上引。这是我今天感到对毛主席、对党、对政治研究室全体同志非常痛心的严重错误。”胡乔木还说：1975年10月，邓小平开始受批判时，自己就“建议政研室今后要吸收一些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他马上摇头说不要，吸收青年就行了，这还是他6月间说的老话”。在谈到“收集有关文教材料问题”时，胡乔木说邓小平并不是真要研究文化战线的问题，只是利用政研室作为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刮右倾翻案风的工具的一个开端。还说邓确是曾想要通过政研室抓出版工作，在出版工作上刮右倾翻案风。然后，胡乔木检查了自己在关于收集文教材料活动以及有关出版工作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在谈到“代管学部和筹备学部刊物问题”时，胡乔木说：“最大走资派所以要抓学部，注15实际上就在于想办一个能由他指挥的刊物，也就是要办一个宣传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刊物，来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等等。应该说，胡乔木的揭发除了交代事实外，通篇用了许多上纲上线的语言。
　　1976年3月2日，胡乔木给毛泽东私自递交了揭发邓小平的18条材料。这18条材料是：“一九七五年一月谈话”;“一九七五年六月谈话”;“政治研究室是干什么的和怎样成立的”;论《十大关系》的编辑情况;注17“‘路线是空的’等等”;“关于双百方针和收集文教材料问题”;“关于代管学部和要办学部刊物问题”;“关于两部电影”;“‘高喊反复辟者就是复辟者’等等”;“关于‘党的作风’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吹出来的”;“关于评论《水浒》”;“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教育革命”;“两封未转的信及其他”;“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的一次谈话”;“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的又一次谈话”(第十八条在冯书中略去——笔者注)。注18胡绩伟的书中补充了一些冯书中略去的内容。如：第三条中，胡乔木说：“在毛主席批准我参加《毛泽东选集》整理工作以后，他(指邓)通知了我。但是毛主席同时对我过去在这一工作中所表现的主观主义、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动主席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思想的严重错误作了严厉批评。邓却没有正式通知我，要我防老病复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主席说你‘有时很固执’，‘提了过去的老话’。他反而对我说什么‘毛选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由我送主席审查’等等。”胡乔木还揭发说：“每次《毛泽东选集》整理稿送他以后，他表面上在一段时间里也召集我们开会议一下，但只是走过场，他没有认真下功夫。”还说：“他常常利用这种机会鼓吹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谬论。”第四条中，胡乔木说：“七月上旬，在读《毛泽东选集》第一篇《论十大关系》时，他(指邓小平)就借题发挥地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又说：‘路线不是空喊。’”“他还说，这篇文章在经毛主席审阅同意后，应当发给全党讨论。这是理论学习的好材料。不学习毛主席的这些著作，全国的理论学习怎样深入得下去?”接下来，胡乔木就批判说：“《论十大关系》当然是毛主席非常重要的著作，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决不应用它来打乱和代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示的学习。他的这个阴谋被伟大领袖毛主席识破了，没有得逞，但是这确实暴露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本质和破坏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险恶用心。”
　　胡乔木1976年4月3日在政治研究室全体大会上的口头揭发和交代，一条条交代了从1975年1月到1976年1月一年间，邓小平和他的 23次接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据郑惠回忆：“乔木想参加追悼会，江青他们不让他参加。他心里很难过，他和毛主席感情很深。乔木就写了一封信给江青。这封信别人都不知道，‘四人帮’被抓时，在江青的办公桌里搜出来了。这就成了大事。有人认为这是乔木向江青献忠心的表示。因为想参加追悼会，用不着写信给江青，可以写给中央办公厅。这就形成华国锋上来以后当时中央领导层对乔木的看法。”
　　邓力群说：“乔木说，他要求参加向主席遗体告别，就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并江青，其中有一句话：对于江青在政治局对我的教导和批判，终生难忘。”邓力群认为，这个事情导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一度要解散政治研究室：“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开会，宣布政治研究室解散。什么原因呢?就是乔木写的那封信。说主席去世后，乔木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经过汪东兴转的，是‘效忠信’，表示效忠‘四人帮’。”

　　文革结束后老干部对胡乔木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政研室对揭批邓小平的运动做了一个总结。其中谈道：“但是，也要指出，7位负责同志在揭发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说了过头话。有些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有些上纲出了格;在这一方面，胡乔木同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的揭发批判材料中，表现得很明显。对于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需要从中汲取教训，引为鉴戒。”
　　的确，政研室7个负责人当中，胡乔木受的压力最大，也是揭批最出格的一个。政研室其他人都是无可奈何，被迫违心地说了一些表态而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话。胡乔木的揭发材料却不同。他主要是回顾了1975年1月至1976年1月一年间，邓小平与他的23次谈话和交给的任务。材料基本在陈述事实，没有实质性的要害内容，也没有添枝加叶的捏造，但为了过关，胡乔木用了很多“上纲上线”的言辞。邓力群认为，胡乔木和邓小平私下谈话时，谈论“四人帮”的事应该不会少，但胡乔木一件也没有揭发。
胡乔木后来给政研室的人解释他揭发的原因：我就是想挽回在毛主席那里的信任。我看到主席下决心批邓小平了，就写了揭发材料。胡乔木的夫人谷羽说，胡乔木就是想要对得起主席，想报答主席，主席文革中有恩于他。
　　“四人帮”垮台后，高级干部对胡乔木揭发邓小平都表达了很大的不满。叶剑英说：“老干部，在主席身边那么多年，揭发邓小平，不能原谅。”余秋里说：“邓力群是个汉子，每个观点，每句话都完全负责啊，胡乔木就不是这个样子。”李先念、陈锡联对邓力群说：你们顶住了，胡乔木就顶不住啊。罗瑞卿有一次同邓力群说：你们的胡乔木怎么能这样干。胡耀邦对胡乔木也是意见很大。
　　不过，作为当事人的邓小平原谅了胡乔木。1977年5月，胡乔木托王震、邓力群、于光远他们给邓小平带了一封检讨信。邓小平说：不看了，信你带回去。我就讲，乔木在事实揭发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在于上纲厉害了一点，这个不好。邓小平还说：“这没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当谈到有人认为胡乔木政治动摇时，邓小平说：“乔木不是政治上动摇，是软弱。”“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使舵的不同。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说我五毒俱全。”邓小平以政治家的宽大胸襟原谅了胡乔木，他当然知道，当下正是用人之际，自己需要胡乔木这样的笔杆子。

《炎黄春秋》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