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伟青：中宣部“五七干校”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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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五七干校”纪事

吉伟青

“文革”时的“阎王殿”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中，江青一伙在上海密谋炮制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北京和中央一些报刊没有转载，后来又印了小册子，北京也没有发行。毛泽东听信了康生、江青等对北京市委、中宣部编造的一些谎言，说：1962年十中全会（指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当康生、江青造谣说到中宣部扣发了戚本禹、关锋关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问题的文章时，毛主席更为愤怒，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动学术权威，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大党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由此，中宣部即称为“阎王殿”，整个机关秩序混乱，无法正常工作。造反派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大字报先在办公大楼楼道张贴，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吉判官张口结舌，负隅顽抗》，写的是批斗会上，我反驳造反派诬陷我与北京市秘书长高戈通电话，传消息，搞阴谋的内容。继后大字报越来越多，只得在大院里拉绳挂大字报。中央派到中宣部的一位领导在讲话中说：原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是阎王，正副处长（即正副司局长）是判官（后来这位领导也被“四人帮”打倒迫害）。此信息传开，打倒“阎王”，打倒“判官”的声浪响彻中宣部大院内外。于是红卫兵到各“阎王”和“判官”家造反、抄家、批判。部长陆定一被撵出中南海，软禁在一个四合院里反省检查，并要接受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当时在部里的副部长经常被部内外的群众揪斗，有的群众组织还揪着一串“黑帮”（每个人脖上都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我是黑帮XXX”）到街上去游斗。

　　全国大串连开始后，中宣部大院楼内楼外，人山人海，乌烟瘴气。接着北师大学生代表进驻，把剃光头的“判官”押着到办公大楼打扫厕所，对这些人动辄拳打脚踢，开口即骂。我们宣传处处长王宗一不堪受辱，在家服毒自杀。另外，康生传出话：姚臻是中宣部派到钓鱼台写作组的特务。他也是含辱太甚自杀身亡。

　　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初，部里开会还由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召集，大家称之为“维持会”。突然，“四人帮”指使陈伯达写条子，派人接收中宣部办公室所辖的机要、秘书、档案和人事的权力，这就宣布撤销了部长们的职务，也正式罢了我的“官”（我当时任中宣部办公室副主任）。紧接着，部长们，如张子意、周扬、张磐石、许立群、林默涵、童大林等陆续被抓起来，关进秦城监狱。只有张际春副部长未被监禁，但剥夺了他应享受的待遇，他的车也没收了。张际春年老多病，折腾了一个多月就病故了。俟后，中央又派熊复、刘祖春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上任不到两个月也罢了官，和部里的处长、副处长一起关进了“牛棚”。中央又从兰州军区调来几位团以上的军官，对中宣部实行军管。

从蹲“牛棚”到“五七干校”

　　1967年下半年，中宣部实行军管后，大部分干部留在机关，应付全国大串连到中宣部来看大字报的接待事宜，又抽调一部分人看管我们这些“走资派”。大概是九月间，军管组带领一部分革命群众押解着我们住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二号楼。名义说是办学习班，目的是加强对“走资派”的集中管制，集中突审，要我们集中精力写交代材料，并配以大小会的批斗。刚去的时候，还让我们每星期回家一次，不久就不准我们回家了。一天，于光远到医院看病，时间晚了，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回到“牛棚”，受到批斗，并在院中罚站半天，晒得他满头大汗。过往的人都心中不满。“牛棚”管理人员只好允许家属每两周探视一次。原来我们是四个人住一间房，还有床睡觉，以后改为六个人一屋，睡水泥地板，铺上稻草把行李放上，人挨人的挤着睡。一层楼地板潮湿，人多空气污浊，加上伙食缺乏营养，闹病的不少,我就患了急性静脉炎，住院延迟，打了十几天的点滴，才停止发烧，而炎症一直不消，医生说是变成了慢性静脉炎。我的左下肢总是肿胀，疼痛不已。在冬天严寒的早晨和漆黑北风凛冽的晚上，都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冻的浑身发抖。在这里如同坐监牢，不能随便出入楼道，大小便都得向看管的人请示。

　　1968年9月，军管组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干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决定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受管制的“走资派”，一律要到宁夏“五七干校”。此时，我爱人包湘君也下放到“五七干校”，我的两个孩子要到农村插队，除留我母亲在北京外，举家大搬迁。由于我受“审查”，工资不发，只发生活费，经济上十分困难，要每个人准备一套生活用品，根本没有钱去买。包湘君去军管组索借我的工资存款。军管组起初不借，包湘君据理力争，才借给只供我准备行装的几十元钱。万般无奈，只好向朋友再借了些钱，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从北京去宁夏的火车上，听到干校先头部队回来的同志念一首形容银川的打油诗：一条马路（从火车站到城市终点），两座楼（邮局一栋，自治区政府一栋），三个警察（从火车站到城市尽头的交通警），四个猴（公园中只有四只猴子），实在对银川有些贬义。

　　宁夏的冬天奇冷，夏天酷热，常年气候变化无常。本来是回族地区牛羊很多，但在银川却买不到羊肉。我们干校所在地，是距银川百多里外的贺兰县的一个空闲下来的劳改农场。劳改犯都呆不下去的地方，干校却在那里安营扎寨。除了有十余排破旧草屋，一片荒凉景象。

　　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到干校来了两百多人，编成两个连，一连在化建（地名），二连在财贸（地名），相距也有五六里路。我们这些“黑帮”被编到每个班组监管。班组长按部业务组和办公室下的科室划分编制，甚为严密。“黑帮”有专人看管。

　　艰苦的生活开始了。五六个人睡一个土炕，我夹在中间，夜间鼾声此起彼伏，空气污浊，臭味熏天。顿顿是白菜煮豆腐，大部分是吃窝头或馒头，很少吃米饭。一星期或十几天才能吃一次肉。当时，因我患有静脉炎，照顾不去大田（即水稻田）劳动，而安排在菜地种菜，除草施肥，每天都是日出（饭后）而作，晚饭时归队，几乎是一天到晚泡在菜地里，累得筋疲力尽。原来宣布的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村庄离干校较远，见不到农民，只是请过一两次农民（每次两三人）到干校来讲生产情况。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代之以抽时间就安排对“走资派”一个一个地进行批斗，交待“罪行”，以便对每个“走资派”定性结案。

静脉炎算啥子病？怎能不去干校

　　因为我患慢性下肢静脉炎，每天腿都肿得很粗，又疼，走路不方便。下干校的命令下达后，我曾提出腿不能劳动是否就不去干校，而放在留守的班子里。军管组根本不予考虑，说什么：静脉炎算啥子病噢！熊复患心脏病都得去干校，你这根本不是理由。把我顶回来。包湘君即去军管组，说：医生说老吉的病没有痊愈，还有发展的可能，弄不好还可能截肢，要求军管组允许暂时不去，等再治疗一段时间好转再去。他们就是不答应。到了干校不到一个月我的腿病发作，根本不能下地。经干校医务室医生多次交涉，批准我到银川医院治疗，一住就是半年多，用中西医的办法控制病情，没有发展，炎症渐消，才捡了一条腿，直到现在，这条腿走路还有些瘸。

刘祖春晨练太极拳被诬为“垂死挣扎拳”

　　随同我们这批“黑帮”下干校的人员中，有两个中宣部副部长，一个是熊复（原中联部副部长），一个是刘祖春（原华北局宣传部长），他俩调到中宣部，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革命”小将打成“保皇派”、“走资派”，和“判官”们一起集中到市委党校接受审查，然后与我们一起到干校劳动改造。

　　当时，刘祖春已年届五旬，腰腿关节有病，过去在家里每天起床后到院子里散散步，打打太极拳，活动活动筋骨。一天早晨，他在干校院里练太极拳，被军管组的人发现，立刻上前制止，并把“黑帮”们召集起来训话：你们这些人，到这里来是劳动改造的，除劳动和写检查材料外，不准乱说乱动，更不准打什么“垂死挣扎拳”，要记着你们是有罪的人，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们听后一片哗然，怎么把太极拳叫“垂死挣扎拳”呢？事后，中宣部的干部向校领导反映，说“太极拳”是我国传统的一种健身拳术，是毛主席肯定过的，把它叫“垂死挣扎拳”是错误的。军管组的负责人一听慌了手脚，毛主席肯定过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叫，必须马上纠正，于是又把我们集合起来郑重地说：今天上午批评刘祖春打的那个拳，不是“垂死挣扎拳”，是“太极拳”，是毛主席肯定过的，是可以打的。今后只要你们不耽误出工、写检查，早晨起来打个拳，组织是允许的。这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熊复犯心肌梗塞倒在贮菜窖口

　　1968年初冬，一车车大白菜从贺兰县城和立岗镇运到干校大食堂广场上，准备往早就挖好的一个很大贮白菜的地窖里搬。一到冬天，白菜和萝卜就成为干校的当家菜。军管组发出指令，革命群众押着“走资派”，分成两班，轮流把大堆白菜倒腾到菜窖里。在第一天运送大白菜的我们这个班的前头，突然倒下一位老者，他就是患有心脏病，而且心肌梗塞过两次的熊复同志。只见他卧在地上，脸色苍白，口吐污物，浑身抽动。当时场内一片混乱。校医给他含上硫酸甘油，然后让车紧急送往银川医院抢救。他的家属在现场哭着说：熊复这是第三次犯心肌梗塞了。他这样的病人，根本不能到干校来，更不能参加运送白菜这样的强劳动，这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吗？熊复躺在吉普车里，颠簸几十里转到银川医院。生命垂危，经抢救，在银川住了一年多，一直未治好。

袁水拍对驴大喊：“同志，站住”

　　袁水拍是原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身高羸弱，完全是一个“五谷不分”的书生。干校分配他工作，确实费了一番心思。最初让他放鸭子，因为干校二连买了一批小鸭子，准备喂大了改善伙食用，由于喂养不当，相继死去，只剩下三只小鸭子，让袁水拍赶着在田间地头或路边放养。一天，三只小鸭子被路上的行车给压死了，他后悔莫及，像做错事的孩子，在路边哭泣，然后向领导作了检讨完事。后来又安排他喂驴，并在豆腐房做下手，由他把做好的豆腐装在驴拉的车上，从驻地送到贺兰县城一副食店，回来的时候拉回一些油盐酱醋及佐料。有一次他赶着驴车回来，离驻地还有三四里地方，路上的汽车鸣喇叭，把驴吓着了。驴拉着车越跑越快，袁水拍坐在车上惊恐万状，又不会喊让驴站住的口令。他惊呼大叫“同志，站住！同志，站住”，连连呼叫多次毫无作用，驴拉着车直奔驻地马棚而去。驴停下来后，袁水拍吓得面如土色，因他有肺病，大口吐血，于是就让他休养。从此，再也不让他赶驴送豆腐了。

于光远的“特殊大米饭”

　　于光远原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兼国家科委副主任，这次也是以中宣部“黑帮”的名义到干校。他是上海人，在饮食上对北方人的面食（馒头）和玉米“窝头”，一见就发愁，最喜欢吃大米饭。可是干校由于自己种的稻谷，头一年颗粒无收，靠买大米，每周也就吃到一两次米饭，大部分是馒头或窝头，而且吃窝头的次数更多。于光远也在想办法如何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每次吃馒头和窝头时，他不要馒头而要窝头，大家都觉得奇怪，不吃细粮而要吃粗粮，结果发现了他的秘密。他买了窝头后把它搓碎，像粒粒米饭状（比米饭粒大一些），放在菜碗里混合一下，当做米饭吃，吃起来还津津有味的样子。所以当时有的同志就留着窝头给于光远换馒头吃。在干校里盛传于光远创造了窝头米饭，也叫“于氏米饭”或“特殊大米饭”。他的这一发明，成为干校一大笑柄，而他却显得其乐无穷。

　　干校领导把于光远看成科学家。他经常与管种田的同志研究，盐碱地的稻田种的稻谷，为什么颗粒无收，经研究：一是盐碱地种稻子，头一件大事就是放水压到什么程度，才能不使盐碱冒出来，这要请教当地老乡，摸着压水规律就好办了。二是缺肥，就派人到乌达县买化肥。三是田间管理太差，草长得比稻谷还高，呈荒茎状，于是加强田间管理。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第二年稻谷达到每亩高产七八百斤。大家都说于光远在解决种稻田的问题上有功。这样食堂伙食大有改善，每周吃米饭的次数有所增加。

　　平常于光远的任务是养猪，他就想尽一切办法研究猪饲料配方的问题。他养的猪又肥又大，大家由每月吃两次肉，改为每周吃一次肉。伙食改善了，大家对他大加赞扬。

我喊“没有醉”是翻案

　　每年春节干校革命群众都会餐，而我们“黑帮”没有资格参加。1969年春，第一次在干校过春节，发给我一斤白面、一斤菜、半斤白肉，让我自己做着吃。我不会做饺子，愁得闷闷不乐，春节的夜晚一个人坐在炕头上，涕泪沉思。最后，只好做了两碗疙瘩汤，喝完倒头睡去。

　　1971年12月，经过多次批斗，我写了多次违心的检讨后，军管组宣布解除对我的管制，也叫做“解放了”。就在这年的春节，原中宣部办公室的一些同志为庆祝我的“解放”，特邀我参加办公室同志的会餐，而且安排我坐到多数是女同志的餐桌。大家欢欢喜喜，大吃大喝。我第一次参加和革命群众同桌会餐，很是高兴。同志们连连不断的劝我喝酒，女同志都是一杯对一杯的碰杯喝光。我不知道他们事先有预谋——就是使我认为女同志不会喝酒来劝我喝。我失去警惕和控制，结果他们有的喝的是白开水，我喝的全是白酒，就这样喝呀喝呀，把我灌得烂醉如泥。散席时，我走不了路，有两位同志驾着我往院里走。我反反复复地大喊：“我没有醉。”这时被军管组一同志发现，说我有意翻案，说自己“没有罪”。第二天，又组织人批评我，说我明目张胆地喊“没有罪”。我反复解释，办公室的同志也帮着解释说，他喊的是没有喝醉的醉，不是翻案的意思，我才免遭一劫。

有妻携子女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爱人包湘君在宁夏青铜峡水利部“五七干校”，距我们干校也就一百多里路。1970年春节临近，她准备带着两个插队的孩子和在农村上学的两个孩子到干校看望我，使我们几年没有见面的亲人团聚在一起，过个在慌乱中亲情交融的春节。于是她给我们干校领导打长途电话，表示要来住几天。可是干校军管组不同意，在电话中说什么“吉伟青还在受管制审查时期，家属不能来探视。干校也无法安排房间住，还是不要来吧！”包湘君一听此言，火冒三丈，毫不客气地回敬电话中的人，她愤怒地说：“吉伟青受审查，但他不是犯人，你们干校也不是监狱。我和他相处二十多年，我相信他不是走资派，不是‘黑帮’，不是坏人。为什么不能相见，我不是去探视（探监的意思），而是我们一家人失散几年没有见面。我们两家干校虽然相距只百多里路，平时根本不能相见，只有春节放假才能请假。我们是去过春节全家相聚的，至于房子，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个大干校腾一间小屋没什么困难。我已经拿定主意，你们不同意，我也是一定要去的。我准备腊月二十九起身，不多说了，就这么定了！”弄得军管组无言答对，直说这女同志真厉害，也只好认了。

　　包湘君带着子女从青铜峡坐汽车到银川，已是晚上十点多了，长途公交车没有了，她们携带一些吃的用的大包小包，徒步从银川到干校。一路上小孩又困又累又饿，我爱人就领着大家唱歌、逗笑，几十里路走到天明才到。干校领导腾出了一间空房，土炕上铺上稻草，就算给我们安了个家。好心的同志们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还送来家用的炉子、锅碗瓢盆。我们很受感动。就这样我们一家人挤在小屋的土炕上，过了一个温馨愉快幸福的春节。之后，有的同志对包湘君说，人家说你真厉害。她斩钉截铁地说，对于他们这号趋炎附势的人，不讲人道的人，不厉害行吗？

别了！“五七干校”

　　1972年初，周恩来总理提出给全国司局级以上干部进行体格检查，这是天大的好事。干校领导组织我们这批“走资派”（大约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两位准司局级干部，科学处龚育之，理论处何静修。所谓准司局级干部，即部长会议讨论过提拔为副处长，但尚未任命。他们和我们一起住牛棚）到银川最大的医院去做体检。结果查出许多同志有这种或那种病症。我和林涧青（科学处副处长）的心脏病较重，T波倒置，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军管组认为银川医院检查的不一定准确，又联系军队的医院对我和林涧青进行检查，结果和银川医院检查的一样。恰在这时，熊复因为长期住银川医院不见好转，他的家属给周总理打了报告，要求回北京治疗。不到半个月，周总理办公室就通知干校让熊复同志回北京治病。我和林涧青也向军管组提出要求，回北京治病，但迟迟不作答复。

　　1972年春天，包湘君所在水电部干校撤销，给干部分配工作。包湘君提出不参加分配，要求调到我们干校等我的问题解决后一块分配。经两个干校协商，包湘君调到我们干校，和我生活在一起，等待将来分配。从此，我在干校有了个家。她来后惊讶地发现，烧炉子的煤球放在屋檐下晾晒，第二天早晨就变成了一片雪白的元宵似的球状，可见当地水碱的厉害。

　　自从有了家，我爱人除去食堂打饭外，还可以自己做点可口的饭菜。当时干校规定，不准买鸡，只允许买鸡蛋，不知为何做这样荒唐的规定。包湘君不理那一套，又买鸡又买鱼（因地处黄河支流附近，鱼很多，鲤鱼、草鱼、鲫鱼应有尽有，价钱也很便宜，因为当地人不爱吃鱼）。我真正享受到家庭的幸福和快乐。当时照顾我不下大田，而在菜地劳动，早出晚归，蹲一天菜地也是很累的，筋疲力尽，而且经常夜里在菜地小棚子里值班，一团团的蚊子大肆叮咬，实在痛苦不堪，彻夜难眠。即使如此，我一回到家，就觉得一股暖流溢满全身。舒适的生活，使我心情舒畅，体会到爱是人间最美好、最奇效、最快捷医治身心苦难的良丹妙药，我尽情地享受着。

　　1972年五月间，军管组突然批准我和林涧青回北京治病。这一大好消息立即传遍全干校。很多同志给我们送行，帮我们搬东西装车，还说你们回去就不要回来了。大家也预感到干校快结束了，很多同志都欢欢喜喜地送我们上路，自由、和谐、安乐是人生多么美好的生活氛围啊！

　　1972年的七八月份，中宣部五七干校全部撤回北京了。在干校撤销前，军管组总想在中宣部的“阎王”、“判官”中，揪出一两个走资派。他们集中精力打于光远的主意，搜肠刮肚网罗一些莫须有的材料，大会小会讨论想把于光远定性为走资派。他们这一行径，遭到中宣部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也只好不了了之。

　　1972年10月，军管组开始分配干部，把吴寄寒（中宣部教育处处长）、郑必坚、龚育之、罗劲柏和我等六七个人分配到当时由迟群、谢静宜（“四人帮”爪牙）把持的所谓科教组工作。与他们的斗争又开始了。斗争是复杂的，又是微妙的，很难用墨笔简单说清。直到1976年中宣部还没有恢复，中央只成立一个宣传组，由耿飙负责。中宣部是党中央的一个重要部门，在那场旷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中，被“四人帮”明目张胆地践踏达十多年之久，真可谓是一段非常不寻常的历史。

(2004年10月间85岁老翁写于友谊医院病床）

http://old.hybsl.cn/57B-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