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自：在父亲田家英离去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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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曾自及其父亲田家英简介

曾自，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其父田家英，原名曾正昌、田家英1922出生，1966年自杀身
亡，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陕
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
历史组组员。田家英和明代状元、大学者杨升庵、著名抗日将领王铭章并为新都人民的三大骄傲人物。1948
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著有
《学习〈为人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妇女生活史话》。

我没得父亲田家英，原名“曾正昌”，自1948年起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帮他副主任等职。他参与过许多党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是当年公认的秀才。然而他从不把自己看作为官之人，自称是“京兆书生”。

就是这样一个书生，在多次重大历史关头，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为老百姓的利益讲真话。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我们的母亲董边，是和父亲一道从延安火热斗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1948年， 在邓颖超大姐的引导下，她走上妇女工作岗位，一直在妇女战线奋斗了50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华都献给了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母亲也去世10年了，然而他们的事迹却越来越广地被传扬，他们的品行、神采、精神、风貌化作不朽的人格魅力，每每令我们感动和欣慰。

今天，我们姐妹追溯一段苦难岁月中同父亲和母亲共同度过的难忘岁往事，也许记忆会告诉人们，什么是人生中最可宝贵的东西。

往事如烟，有些事经岁月的磨洗，便淡漠如烟；往事如昨，有些事却经历愈久，愈加清晰，而且每当追溯，便让人心潮难平。

难以承受的打击突然降临，妈妈一下落入万丈深渊

她欲语凝咽······

1966年5月23日对于妈妈来说，无疑是天塌地陷的一天。我的父亲田家英，“文化大革命”的最早殉难者，在那一天含冤离世，此距标志“文革”兴起的“五一六通知”发出，不过一周。
5月23日，下午3时，妈妈还在妇联机关里。上午，她在党组会上刚刚做完检查，缘起是《中国妇女》杂志，跟不上“文革”发展的形势，作为杂志的总编兼社长，她责不可卸。此刻，她并未因自己暂时交了帐，内心稍得安宁，却更惦记着我的父亲。
22日，中央三人小组来打我家，宣布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
在随后清理文件的过程中，父亲一直闷闷的，什么话也没说。
23日早晨，父亲问妈妈：“中午回不回来？”
妈妈想着要做检查的事，就答道:“不回来了。”
她见父亲靠在床上，似乎一夜未睡，安慰了他几句，可父亲依旧未说什么。
现在他会怎样了呢？一向颇有主见的妈妈，此刻心里却仿佛没有着落的。
妈妈正想着，突然接到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亲自打来的电话，让她立即回中南海西楼会客厅。
“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妈妈的心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在西楼会客厅，安子文、汪东兴在座。组织上对妈妈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
这难以令人置信的消息，使妈妈一下坠入万丈深渊：这是怎么了，早上还是活生生的，突然就与尘寰隔绝？妈妈只觉得天旋地转，欲语凝咽。
安子文一定要妈妈去看一下父亲的尸体，并且还一直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的路，妈妈不知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她的丈夫田家英“畏罪自杀”的事实。
永福堂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父亲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妈妈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妈妈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妈妈看到了父亲那张蕴涵着无尽痛楚和悲愤的面孔。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就在这时，她耳边响起了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的指令。妈妈拿了几件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的行装还要简单，连抽屉里的工资都未没有带走一分，匆匆的离开中南海的寓所。
临出门前，她看到父亲的手表端放在办公桌正中，显然是父亲有意放下的，妈妈只拿了这一件父亲的东西。在此后的整个“文革”期间，始终陪伴着她的，就是父亲这唯一的遗物。
妈妈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办的一座机关宿舍大院。陆续放学的姐姐和我，已被守候在中南海门口的工作人员拦住送往那里。
当时我们还都在初中读书，即便是在今天的初中生眼里，那时的我们也太懵懵懂懂，不谙世事了，我们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家中究竟出了什么事，只是对突然离开温馨的家、那有着读不完的图书的家感到不解，向妈妈睁大了询问的眼睛。
那天的晚饭，我们是在丰盛胡同口的饺子馆里吃的。我清楚地记得，坐在我对面的妈妈，筷子挟着饺子，几次举到嘴边又放下，半天也没吃下一个。
妈妈眼圈红红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始终没有落下来。那时我太幼稚，真的什么也不懂，但妈妈那强忍痛苦的眼睛，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直到“文革”结束后，妈妈才详细地同我谈起那个难忘而恸心的不眠长夜：
让人难忘的那一天，事情发生之后，晚上，照顾我们入睡后，已是夜深人静，可妈妈的心却波澜翻滚，反反复复穷诘的，就是父亲为什么要自杀？在此之前，迹象是什么？
记得5月22日是星期天，下午3时，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代表中央三人小组来到永福堂的寓所，十分突然地向父亲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田家英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因此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
宣布完没有做任何解释，也没容田家英说什么。
戚本禹留下督促交文件，从下午到晚上，妈妈都在帮助父亲清点文件，包括父亲代中央起草的各类文件稿、《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父亲为研究党史长年收集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及各个时期的讲话。其中有一件胡乔木在延安纪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是建国初父亲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笔记，让妈妈抄的。
父亲特别拿起这份文稿问妈妈：“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会连累你。”
妈妈说：“交。我不怕！”
父亲这才把它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文件清点到午夜12点，电话铃响了起来，是戚本禹打来的。妈妈没有听清说了些什么，只听到父亲摔下电话听筒的声音。父亲气愤地对妈妈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戚本禹50年代初到中办秘书室工作，是父亲直接领导下的一名普通干部。他个人表现欲强，不安心本职，曾屡受父亲批评。1963年，戚本禹一篇带有明显政治批判色彩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使他崭露头角，不久，被陈伯达调到《红旗》杂志社。
在以后思想理论战线的斗争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戚本禹投江青所好，步步青云。
此时，戚本禹的电话是故意打来的，他仰仗江青之势施威风，使父亲感到一种不堪忍受的侮辱。而这些情况，妈妈当时并不了解。
妈妈见父亲脸色不好，想到他一直还没有吃饭，就劝他先吃点东西休息，有什么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说清楚。
父亲站着没动，过了片刻，他像是对妈妈，又像是自言自语：“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8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母亲是了解父亲的，她后来如此回忆：
家英把江青、陈伯达视为恶人，不是近期的事。他历来对江青不敬不畏，避而远之，这种态度，江青也明了，早就视他为眼中钉。至于陈伯达，家英与他共事长达25年，对他贪人之功，诿过于人、心地偏狭的品行深为了解，长期斗争。有次我跟他半开玩笑地问：“你总是和陈伯达斗呀斗的，你们的斗争是什么性质？”
谁料家英毫不迟疑的回答道：“当然是阶级斗争！他这个人是伪君子，野心家，不斗行么？”
想到此妈妈有些难以推理下去了，他了解父亲对江青、陈伯达的一贯看法，对他们也从来不畏惧，可为什么今天突然采取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妈妈在后来的自述中，这样追溯道：
“那晚我心如刀绞，彻夜未眠，我真悔呀！悔恨自己为什么没能够把问题看严重些，悔不该再去上班。现在家英义无反顾地去了，可孩子们还小，她们爱爸爸，怎么向她们解释呢？一切的一切只有自己承担起来。”
因父亲的牵连，妈妈成为妇联机关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揪斗的“走资派”
由于父亲是“文革”初期最早定性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妈妈很快就受到株连，这在那个时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她是妇联机关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
历来按党的宗旨和规则严格律己的妈妈，太相信问心无愧了，以至第一次参加批斗大会时，她居然端着水杯、拿着检查提纲坐到讲台上发言。可没讲三分钟，台下有人大喊：“她还以为是书记作报告呢？把她揪下来！”
妈妈立即被推搡到台下，被迫低头站着，大帽子一顶一顶朝她头上扣来，不容她分辨。当有人提出“董边和反革命丈夫一起开黑点，把持妇女杂志，贩卖封资修黑货”的观点时一位资格很老的女干部高声说：“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时就是大右派！”
她的话立刻引起群情激愤，冲上来的人又把妈妈从台角拉到中央，喝令他交待更多的“罪行”。妈妈的心在抽搐，父亲去世前说的“想不到····落得如此下场”，在脑际一闪而过。
妈妈是个自信心和个性很强的女性。她从小反对男尊女卑，她那向上的人生，完全是靠自我勤奋努力铺垫的。建国前夕，当组织上要她去党校学习时，她毅然选择了到邓颖超领导的中央妇委做妇女工作，一干就是十多年。
她主持《中国妇女》杂志工作后，发行量由初创时的5万份，扩展到90万份，成为全国四大刊物之一。妈妈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深得父亲敬重。
50年代，毛泽东和田家英关系融洽，无话不谈。一次无意间问到我妈妈从事什么工作，得知是编刊物的，毛泽东笑着说：“原来也是个耍笔杆子的喽。”
由于父亲在特殊的工作岗位，妈妈律己更为严格。搬入中南海后，我们家和杨尚昆、胡乔木等寓所相邻。他们是父亲的领导和挚友，他们的夫人李伯钊、谷羽，也是妈妈在延安时的领导或女大同学，关系很熟，但她没事从不去串门。她反对夫显妻荣，看不起靠丈夫提携的人。
可现在黑白完全被颠倒了，仅仅因为丈夫的“问题”，自己就被推入任意诬陷的泥淖。她此时的才对运动可能升级有所预感，更大的打击和迫害还在后面。
这一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题词，《人民日报》头版发的消息，点了妈妈的名：“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董边，罢了她的官，夺回了这个宣传阵地。”
从此，批斗接踵而至，妈妈几次被拉到北京市和中直系统的万人批斗会上挨批，严酷无情的打击，使她因精神过分紧张，得了小便失禁的毛病。

父亲认为刘少奇等同志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
同时，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在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主席是重视实事求是的。他把在下边调查取得个数据、群众的意见等都准备好，只待主席返京即汇报。
然而事实同父亲的想象很不同。毛泽东在听父亲讲述意见和主张时，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出不悦的神情。听完汇报第一句话就向父亲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父亲一时没有做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主席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意见，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作声，报以一种思考的神情。父亲跟随主席多年，对主席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没再作过多的解释，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主席听后没做任何表态，很快就让父亲离开了。
父亲从主席那儿回到家中，情绪很不好，闷闷不乐。父亲工作中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妈妈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明显感到父亲带着思想情绪，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父亲没有避讳，向妈妈倒出了一肚子的话。
妈妈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父亲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
父亲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明白地在说是少奇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少奇身上推，不是让两个主席之间产生意见，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我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妈妈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此事也只在他们夫妻之间议论完了就完了。
很快，在北戴河会议上父亲因主张包产到户挨了批，这事就更不复提起了。
当“文革”初期被逼得很紧的时候，妈妈冥思苦想，就想到这么一件跟父亲议论中央领导的事来。她准备将此事向组织汇报，不料刚说了几句，就被在场的一位负责人打断了。
妈妈最初还纳闷，没得说时，一再逼我，这想起点儿来了，又不让说了。
随着运动的升级，刘少奇也被当作头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揪出来了，妈妈才琢磨明白，那位负责人的及时制止意味深长：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当年田家英从维护两个主席的团结出发，把“罪过”揽到自己头上，现在也不能让此事从自己口中传出去，以至牵连更多的人。
或许是由于交待问题，或许是就包产到户这件事的思索，或许是因为斯人已逝，妈妈开始了对父亲的追忆和重新认识。父亲常自谓“京兆书生”，不是个做官的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欣赏“书生”，看似降低了标准，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例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在一些关键时刻，才能显示出父亲不见风使舵、敢直言己见的“书生”气的难能可贵。
妈妈自参加革命以来没有受过太大的冲击，她完完全全依靠组织，追随组织，对党的方针路线从未有过半点怀疑。是那种哪怕自己想不通，宁愿自己受委屈，也要首先服从组织的那类比较正统的党的干部。以今天人的眼光审视，也许会觉得过于“理想主义”。
在长期的夫妻相处中，我的父亲了解妈妈的这种性格，也尊重妈妈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但他觉得有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他既不便于同妈妈探讨，也难于使妈妈完全的接受和理解。父亲就连庐山会议时，也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受到“左派”们的攻击，被指责为右倾，向毛主席作了检查一事，也没有和妈妈深谈过。父亲怕妈妈受刺激，自己把满腔的委屈咽了下去。
对妈妈，父亲更多的是取保护的态度，在一些大的方针政策出现转向前，及时提醒妈妈注意，以免在办刊物时犯错误。父亲自己却很少考虑自我保护的问题。他因特殊工作，靠近中央核心领导，了解内情，按说应有更多的自我保护的条件，他的人生历程本可以平平稳稳，可自建国以来，他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次大的湍流都几乎把它吞噬，可他并未因此变得谨小慎微，放弃他认为该坚持的真理。这样的“书生”，更接近于勇士。
1962年8月，因包产到户问题，父亲在北戴河会议上挨了批评。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主张包产到户的人刮“单干风”，并分析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
江青乘机给父亲扣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并到处宣扬。毛泽东也认为父亲思想右倾，整整半年不理也不用他。那阵父亲心里非常憋闷，几次同妈妈认真地商量，提出想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
妈妈性情梗直，虽然她并认为父亲在大的路线或是非问题上总是那么正确，但她相信父亲的为人，他的出发点，相信他既便犯了错误。她完全支持赞同父亲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父亲一起下去。她对父亲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我也一直在上边工作，很想多接触些基层的情况和同志。”
父亲的要求没有被批准，主席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父亲，又向主席表露了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主席仍然没有同意，还送了父亲一句话，你也想搞本本主义啊。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言事谈话，其中讲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话题。在整理这个讲话时，父亲不顾关峰的反对，坚持历史剧和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的意见。
回北京后，同时参加谈话的胡绳同志，到永福堂寓所，与父亲反复磋商如何整理主席的讲话纪要。妈妈还清楚地记得，他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互相对笔记时，父亲手持香烟紧锁眉头的样子。
十多年后，妈妈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
胡绳回忆说：将“讲话”整理成纪要，最初是田家英提出的，他是中办副主任，从中办的职能出发，凡主席重要的讲话都要整理成文。关峰是整理纪要时的执笔者。在杭州时，他对田家英坚持删去“海瑞罢官”一段，只提出了“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意见，家英没有理他。回京后，他用诡秘的手段向江青告了状，因此纠缠不休，非要把那句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了。家英这样做或许是出于他的政治敏感。但他所坚持删去的是主席通篇讲话的“要害”，当时家英和我都不是那么明确。然而从我接触中可以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的这段话，与他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
胡绳同志在1991年，故地重游，漫步西湖边，思及1965年末在杭州的那段日子，十分怀念故友家英，感慨万千，赋诗一首：“旧时明月旧时桥，眉宇轩昂意自豪；欲向泉台重问讯，九州生气是今朝。”回京后，他把这首《怀家英》诗写成条幅送给了妈妈。
在失去主席信任后，父亲仍然敢于把毛主席讲话中不符合事实的内容删去，而这些又恰恰是讲话的“要害”，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妈妈了解父亲的性格，他不喜人云亦云，更厌恶那种为了个人的目的随波逐流的人。这个删掉“海瑞罢官”内容的纪要，最终成为父亲“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主要罪证。
1966年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父亲凭着他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多年的直觉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迫害运动的到来已是不可避免了，他忧心如焚。妈妈记得是这年3月，父亲请挚友为他刻了一方图章“无我有为斋”。
当他拿着图章给妈妈看时，还对她解释了为何要起这么个斋号：“一个人光忘我不够，还要有为。忘我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故曰无我有为斋。”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田家英一贯右倾，说每一次反右倾机会主义田家英都是反对的，批《武训传》、《红楼梦》，批胡风他都不赞成。还严厉地指责父亲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父亲早已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了，这话是秀才朋友传过来的。主席对父亲的看法，在父亲的内心引起极大的悲哀。他没有像妈妈提及此事，或许他正是以新的斋号，吐露了他悲凉的心态。
可惜的是父亲虽肯“忘我”，却无力回天。而耿直的妈妈，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
一切都成为过去，田家英也义无反顾地撒手人寰，而那过去了的，才更为人们珍视；一个勇士的死，更给人以振聋发聩的警醒。
妈妈从思念回顾父亲的过程中，真正理解了父亲，因而她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遗言：不会冤沉海底，更期盼父亲冤雪案翻的那一天的到来。她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以她的顽强和慈爱激励温暖着我们。
1980年3月，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父亲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历经14年苦难的妈妈，更加坚毅、执著，她和父亲一样，为了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永远地追求着···
　
本文由作者曾自授权沈致襄先生向《美洲文汇周刊》独家提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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