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回忆起文革中的田汉

tuffy05

作者:屠岸 何启治 李晋西


第一次见田汉，是1953年4月，在田汉的办公室，东四头条的一间房里。那时他是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后改称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他的办公室很朴素，有一张桌子，有书架。我说：“田老，我来向你报到。”在戏剧界，人们叫他田老大，很少人叫他田局长，我们叫他田老。

我提到我的表哥屠模（字伯范），他在日本留学时，跟田汉一起搞过话剧运动。他说：“是是，在日本留学，演出时，我还给他拉大幕哩。我们要你表哥搞话剧，他却去搞化学。我知道，他有一个狗的鼻子。”我表哥是搞香料的，以此为职业，鼻子特别灵。

1956年，田汉有两篇文章是我发在《戏剧报》上的：《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后来有人认为这两篇文章，足够让田汉做右派了，但田汉没有被定为右派，只是被批得很厉害，说他是“无轨电车”。

田汉当剧协党组书记，跟其他的党组书记不同。有人说他是办事凭兴之所至，口无遮拦，浪漫主义。在党组里起作用的，是伊兵、孙福田，之后是赵寻。

田汉有一篇文章，评湖南戏《三女抢板》。戏中，姐妹三人，在一件冤案中这一个都要替另一个去死。田汉文章里提到，说毛主席看了这个戏后讲，这就是共产主义精神。文章已经付排，伊兵看校样时发现问题，说这是个古代戏，毛主席看戏时即兴说了那样的话，没有公开发表，不是定论。于是请田汉当场修改，田汉不大懂得党的内外有别原则，所以被称作“无轨电车”。

1957年，豫剧演员陈素贞到北京演出，田汉对她很关爱。一天，田汉突然看到报纸上公布，河北省把刚调来的陈素贞定为右派。田汉立即拟了一份电报，准备给河北省领导，请求不要把陈素贞划成右派。这个电报稿被伊兵看到，伊兵当即把电报扣下，说不能发出去，河北省已经定了，不可能改变，你田老去说情，说不定你也会陷进去，说你包庇右派。伊兵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汉，田汉才没有把电报发出。陈素贞的右派问题后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改正。

田汉是个爱才的人。戴不凡还在《浙江日报》工作时，写了一篇评论田汉《金钵记》（后改为《白蛇传》）的文章，《人民日报》刊登了。田汉看后，虽然是批评自己的，但觉得戴不凡有才，于是通过组织把他调来北京剧协工作。戴不凡是学者，对中国古典戏曲有很深的研究。戴不凡写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在红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1959年国庆后传达中央文件，批彭德怀，要求联系本单位来批，看谁有右倾思想。中宣部指示剧协党组批田汉，连续批了好几天。一天，在剧协三楼一个会议室（剧协重要的会都在那儿开），我看到田汉在那儿掉泪。我问，田老你什么事伤心呀？他说，毛主席不吃肉了。他为了这件事掉眼泪。那时经济困难时期已经开始。田汉只说了这么一句，没有再说什么。接着，他静静地听取会上人们对他的批评。

田汉早时的名剧《名优之死》，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北京人艺演出。《戏剧报》要有一篇评论的文章，没有组到，我就自己写了。写的过程当中，我到田汉家去访问过。他穿人民装，不戴帽子，头发不多，很和蔼亲切，给我讲了剧本创作的经过。说《名优之死》中的主角刘振声有原型，就是四十六岁就倒毙在舞台上的刘鸿升。他对戏曲演员在旧社会受的苦了解很深。他可能想在我写的文章上写点什么，拿了一支圆珠笔，笔写不出字来，丢了，又拿了一支，还是写不出字来。他说这些笔质量不过关，把那支笔放在桌上，又拿了第三支。笔筒里有很多圆珠笔，他说是别人送的，可这些国产的笔质量都太差。我看到他家里架子上有好多唐三彩，问是出土的吗？他说：“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都是仿制品。”他还请我吃糖果。我说，田老你也吃吧。他说：“你还不知道，我有糖尿病。”

《田汉的〈名优之死〉及其演出》这篇评论我用了两天加上一个晚上的时间，到清晨完稿时，吐了一口血。

我把文章送给田老，他让我放下，第二天去取。我第二天去，他认为文章很好，说他只在最后加了一小段作为结束，那是他送给北京人艺演刘振声的演员童超的诗：

曾为梨园写不平，管弦繁处鬼人争。

高车又报来杨大，醇酒真堪哭振声。

敌我未分妍亦丑，薰莸严辨死犹生。

只缘风雨鸡鸣苦，终得东方灿烂明。

我在“文革”中被批，造反派就用上了这首诗。我解释说是田汉加上去的。一位姓徐的造反派质问我，为什么同意让田汉加上这首诗？我说这首诗控诉旧社会，寄希望于新中国，最后两句能说明。徐同志怒斥我，说田汉的“风雨鸡鸣苦”指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终得东方灿烂明”是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我听了，不能当面反驳，但心想：你真的这样认为吗？卑鄙！

1963年，顾工给中宣部陆定一部长写了一封信，揭露剧协迎春晚会的“资产阶级作风”问题。1963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批示下达后，各协会做检查，自我批评。这是第一个批示。各协会把自我检查结果送上去之后，毛泽东又在一个协会的检查结果上写了批示，这就是1964年7月的第二个批示，批示说这些协会已经跌到了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种团体的边缘。（裴多菲俱乐部是匈牙利一个知识分子团体，被称为“反革命组织”，1956年匈牙利事变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两个批示下来，各协会都要学习检查。

第一个批示下来，剧协的同志们到西山八大处一处文联休养所学习检查了好几天。检查的重点在田汉，大家和风细雨地对他进行了批评。但毛泽东不满意，要重新来。各协会要抓典型。美协抓了王朝闻，剧协再次整风，重点批田汉。中宣部文艺处派苏一平来坐镇。苏一平是经过延安锻炼的老同志，人却比较温和。这时还不像“文革”时期那样骂人，虽然上纲上线，却只坐在那儿讲。当时命令我参加，我把田汉的文章摘录下来，写在卡片上。虽然讲道理，但讲的其实是歪理。1964年的秋天，有一次批判会完了后，田汉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说：孺子可教也。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别人批我都是口说无凭，你做了卡片有根有据，你还认真。

1966年的8月上旬，“文革”已经开始，剧协领导运动的人已经换成了刘亚明。刘亚明是组织上调来当剧协秘书长的。刘亚明组织了一次对田汉的批判会。这时运动的火药味更浓了，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很危险。但刘亚明把我列为发言人之一。我意识到，刘亚明是想拉我一把，把我放在革命群众中去，但又觉得这个发言很难做。我没有办法，还得做。我的发言是批田汉在外事活动中的“无轨电车”行为，鸡蛋里挑骨头。当时，我脑子里也有疑问，到底田汉该不该批斗？

1962至1963年，田汉的秘书黎之彦有眼病要全休，妙英代替他做秘书时，小女儿章燕出生不久，妙英有时先抱到田汉住处放在传达室（那时田汉多数时间在家里工作），下班才抱她回来。田汉非常喜欢章燕，说这孩子太可爱了，有时抱一抱。田汉问妙英经济上有没有困难，还伸手到口袋里摸钱。妙英说，没有。我当时生病在家。田老可能想到妙英家里有病人，又添了孩子，所以想帮助她。田老是个热心肠人！后来妙英了解到田汉有一段时间很郁闷。因为中宣部又提起他1935年被捕的事，调查他有没有叛变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早就解决了，但这时中宣部又提起，是不是有新的情况？田汉的心情特别坏。这事只有妙英知道。田汉是不是叛徒？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文革”开始后，他的儿子贴大字报说他是叛徒。但是，我这次去批判他，不是批判他的叛徒问题。

这次批田汉的会在文联礼堂召开，很多人发言，都有发言稿。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坐在第一排。他对我说，你们剧协这次批判会搞得好。但他在不久后也被揪出来，被狠斗。1968年，刘芝明在造反派的严重迫害下身心交瘁，突然病亡。

这次批斗田汉，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因为看到了田汉下跪。一位当年是“孩子剧团”成员的女演员，在批斗会上指责说田汉把“孩子剧团”从大西南带到东北，送给了国民党，是对这些孩子们的政治陷害。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有个抗日的“孩子剧团”，抗战胜利后，为了生存，田汉千方百计设法把他们送到东北，使他们存活下来。这位演员是歪曲事实，但当时会上的听众反应异常强烈。舞蹈协会的一位姓周的同志站起来声色俱厉地叫田汉“跪下”！田汉不下跪，全场人都站起来，说：“跪下！跪下！”于是，田汉扑通一声跪下了，他的面色灰白，漠然无表情，依然挺胸，像一块僵直的石头。

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田汉就是有罪，怎么就要下跪呢？我对田汉始终有负罪的心情。

我还参加过以集体名义撰写批判田汉的文章。上级让我起草，有一个月的时间住在颐和园剧协租用的房里写。有个厅，吃饭什么都在那儿。没写成，回剧协后继续写。从1965年春到秋冬。我那时在戏剧研究室编《外国戏剧资料》，又写批田汉的文章。写了一年，写得很痛苦，因为是“强扭的瓜”，讲不通的道理偏要讲“通”，改来改去，始终无法定稿。其间，也有他人来参加写作，最后把草稿送给理论权威何其芳，请他修改。他不改，只提了意见。最后，送给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他有本事，做了大的删改，总算把逻辑顺起来了，把本来讲不通的，似乎讲“通”了。最后以“田汉的戏剧主张为谁服务”为名发表，这个标题也是林默涵定下来的。文章发在《戏剧报》1966年4月那一期，署名是“本刊编辑部”。这期出了，《戏剧报》也就办不下去了，从此停了，“文革”开始了。

1966年，我还没有被揪出来，还在革命群众队伍中时，看到过田汉的书面交代。除了示众，田汉每天还要写思想汇报。这年国庆节，田汉写：“我听到了国歌的声音，心里还感觉到安慰，但我希望同志们注意安全。”他挨打挨得很厉害。田汉写那些字是颤抖的，根本不像他的手迹，他原是书法家呀！那时，田汉还有专车，司机是李光华，此人很好，每天不管再晚，都等着接田汉回家，还说这次田老遭罪了。有一次，红卫兵用铁丝把田汉捆在椅子背后，用鞭子打。我看见打他的是个女孩，初中生。那个时候北京有“东纠”（东城区纠察队）、“西纠”（西城区纠察队），都是红卫兵组织。这两个“纠”里的女红卫兵非常厉害。

1966年12月，田汉被红卫兵抓走。后来听说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监护”就是入监牢。他被折磨得很惨。后期，他被囚在一所医院里。他跟阳翰笙住楼上楼下。阳翰笙说，监管田汉的人很残暴，田汉有糖尿病，有时候把尿洒到了尿盆外边，那个监管员毫无人性地要逼田汉趴在地上喝下去。1968年，田汉在残酷迫害中死去。死前他写歌颂毛泽东的诗，这成为他的绝笔。

田汉含冤去世，我没有机会当面向他道歉。2001年，在《田汉全集》编辑工作完成之后，我曾给田汉基金会的邓兴器回过一封信，他们把这封信登了出来。信中讲了我参与编辑《田汉全集》工作时做了几件事情，并说：“我提及这些事，是说明我由于做了一些本应该做的小事而稍感安慰。对田老，我是有愧的。在1964、1966年，我曾奉命参加了对田老的批判会。田老反而表扬我说‘孺子可教’，只因为我做了卡片，批判时引用了田老文章里的原话。但那些批判，都是讲的歪理。每念及此，我即痛悔惭愧流泪不止。为‘全集’做了些许工作，何能赎我之罪于万一！”

田汉写旧体诗有极深厚的功力。他的舅父易象教他写旧体诗，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田汉写旧体诗有时沉吟半日，有时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但他也仔细，他的口袋里装有一部《诗韵全璧》，袖珍本。他说有时候别人请他题诗，他仓促上阵，怕用字不合诗韵，随身带着《诗韵全璧》就方便多了。田汉是人大代表，在各地视察时亲笔题赠的诗比较多。60年代，他的秘书黎之彦曾随时抄存过。我也做了一些搜集工作。1962年9月，我到苏州去养病，田汉托我把他为周瘦鹃《拈花集》题的几首诗代交给周。周是早年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翻译过大量外国小说。60年代，周瘦鹃和我父亲同为苏州市政协委员。我拜访了周瘦鹃，把田老的诗交到他手里。由此，我对田老的旧体诗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做收集田老旧体诗词的工作，见到一首抄一首，送给田汉审定。我有一大沓他的旧体诗的抄稿，“文革”中被抄，再没有还给我。

为订正田汉诗作的一些字词，1998年5月5日，我曾到田老的长子田海男家去过。田海男给我看了田老一部分诗的手迹，见到田老1957年5月写的《哭家伦》（按：盛家伦是音乐家，声乐艺术家）三首，用毛笔写在宣纸上，行草，字迹挺秀刚劲，从笔锋可以见到当时田老心情的激动和哀恸的深切，是书法艺术的极致，也是诗歌艺术的高峰。田老在手稿上有改动，原诗是墨写，而改动的字是朱笔，殷红的横竖撇捺在黑色墨痕间如火焰燃烧，仿佛赤焰生烟，彤云成梦。阅此手迹，真是一种诗书美的高度艺术享受！田海男还给我看了田老1948年6月的日记，田老用工整的蝇头小楷书写的他创作的诗《湘剧感事》，内容是湘剧演员在抗日战争期间或殉国或病殒的经过。诗是五言古风，共六十四句。不分行。字迹挺秀，刚中寓柔。从书法中看到田老的悲愤，对烈士的崇敬心情。又看挂在田海男客厅中田老的书法，是田老写自己的诗《邓尉探梅》、《安宁温泉得句》，遒劲潇洒，力透纸背。田海男热情豪爽，待人坦诚。有人说田老“人也可交，胸无城府”。我对田海男也有此印象。

1979年4月25日下午，八宝山开田汉的追悼会，妙英跟我一起去。主持人廖承志，茅盾致悼词。送花圈的有华国锋、陈云、邓小平等。田老的遗体已不知所终，骨灰盒里放的是田老的一副眼镜和他的著作《关汉卿》剧本。这一天，我想了许多，想田老《关汉卿》写的是古代的悲剧，《名优之死》写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悲剧，而田老本人的遭遇，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但他的悲剧，比他剧中的人物更悲更惨。当时我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时代的悲剧可以由社会主义时代本身来纠正，而过去的时代，只能靠革命。虽然如此，我们时代的悲剧绝不允许重演！

这天晚上我写了一首悼念田老的诗：

痛悼田汉同志

一生战斗爱憎明，壮绝神州戏剧兵。

猛击乱钟惊世梦，高歌血肉筑长城。

何期二度来杨大，孰令万人哭汉卿？

悲剧倘然重演出，天荒地老两无声！

（注：第二句是借用田汉《庆祝西南剧展兼悼剧人殉国者》诗中句。《乱钟》田汉剧作名。第四句指《义勇军进行曲》。杨大即杨大爷，田汉《名优之死》中的地方恶霸，迫害名优致死。汉卿指田汉剧作《关汉卿》。）

http://img.memopool.cn/news/2013 ... 3cbde88cf400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