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夏：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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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夏，1962出生于四川，1984年与李亚伟、胡玉、胡冬、马松等共创“莽汉主义”诗歌流派。1990年代初主编并出版《20世纪诗歌编年史——后朦胧诗全集》，并在当年全国图书节获奖。1993年起进入文化产业。

       跳下去，胆子就有桶那么粗

       我至今都有恐高症，一旦梦中有它就必是噩梦。人跳下去了，但灵魂骤然龟缩在心脏里面，被一枚钉子钉在桥栏上，等坠落到水面的一瞬，它才像一颗子弹一样穿过喉咙射回胸膛。水花溅开的时刻，就是我撕裂黑夜的恐怖叫喊。

       在七十年代的头四年，我十二三岁，已跳完了锦江上的主要大桥。每次回成都，经过南门大桥（或叫锦江大桥，就在锦江宾馆的旁边），我都要抽空来到桥边，扶摸着乳白色的桥栏向下久久凝望。翻砂工艺的桥栏还像从前那样细润可手，当你抹开浮尘，在成都难得的阳光下面，仍能看到水泥被风雨冲刷后，含在里面几点针尖般的金沙在闪烁。河水已经变了，从深绿色向黑色流去，被下游的拦河坝隔成了几乎静止不动的堰塘，散发着淡淡的刺鼻气味。听说只有在重大节庆日或重要人物来成都时，上游才获令开闸放水，用岷江的新水冲刷河道。

       1970年代初，全国人民都在反反复复看两部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在后一部片子里，一伙白军特务开会密谋要暗杀列宁，打进敌人内部的红军卫队长为了把这一紧急消息送出去，把生死置之度外，大叫一声“瓦西里”（红军警备部队指挥官），从三楼的窗口跳了下去。这一悲壮的跳楼情节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好像比当年抗日的琅玡山五壮士跳崖的英雄形象更深入人心。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中，一个孩子从烟囱上跳下来摔死了。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就复述了这个情节：夏雨从工厂很高的烟囱上高喊一声“瓦西里”跳了下来，在朋友和恋人宁静面前，以英雄之举证明自己还可以。

       我们住家所在的市物资局六层办公楼，为五十年代所建，直到七十年代末都是成都盐市口和东大街一带最高的建筑物。那时的建筑空间都很高，每层都在三米以上，再加上一楼的垫层，二楼一般会离地四米。从办公楼的一层到二层，楼梯拐弯的地方有一扇大窗户，窗台有我们小孩子的胸口那么高。我们一群中大一点孩子，有彭勇、万里、戴永康、李跃进等，爬上窗台，钻出窗户，每跳下去之前，都学着电影里大喊一声“瓦西里”。完了就是我们小一点娃儿往下跳。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地面有一堆沙子，可能有这样一种保护的东西，大家才有胆子往下跳，可后来这堆沙被拉走了，大家仍冒起胆子往下跳。孩子之间常有人提醒说，强盗被杀死后，把他的胆挖出来，居然有桶那么粗。所以大孩子对我们说，跳吧，跳下去了，你的胆就会长大一点，多跳几次，你的胆子就有桶那么粗了。

       我那时十岁，刚上小学三年级，人矮，好不容易翻上窗台，钻出破窗户，战战兢兢站在窗台上。记得那是夏天，热风吹着我脸上的汗珠，我的膝头在微微打抖。我听到心脏就在我的喉咙里跳动，我脑袋里一片空白。窗子下面是一排很老的桉树，树皮皴裂而松柔，树根下面一堆沙子变得很远很小。一群娃儿仰头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同样的梦：从悬崖上跳下去。急剧的坠落感撕扯着我们的肢体和心脏，犹如你被绑在过山车上，从最高处向下猛冲，除了惊声尖叫，我们对自己被控制的命运无可奈何，生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任其坠落，这绝对是一种死亡的感觉。这种动物生存的本能反应，深深隐藏在我们的基因中，潜伏在我们梦里。有幸我们每个人在有生之时都体验到了，唯一的拯救方式就是大叫一声从噩梦中醒来，这一声喊叫必将震动黑夜，将更多的人惊醒。

       大人们常说，梦见跳崖，一蹬腿把自己惊醒了，说明你身体长高了一截。后来我看了很多动物的片子，群居动物在过河时，不管眼前面临着何等危险，都必须跳下去游过对岸。只有那些虚弱的才被湍流冲走、被鳄鱼吃掉或胆怯留在了岸边。就像《周易》中的“即济”和“末济”两卦。渡过河的就安然无恙，未渡过的必有大难。

       可能只有人类是反自然的生物种类，在六七十年代，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也像跳楼的感觉一样，在向深渊急剧下坠，而不知何时能到谷底。面对中国社会这条滔滔大河，为了生存，我们本能地都跳下去了，而那些不跳下去留在岸上的，恰恰不是族群中最虚弱的，而是中国最强硬最睿智的种类，但是他们的命运和那些留在岸上的动物一样，存活率极低，命运大多无善可终。

       当屁股猛地摔在沙堆上，两脚陷在沙子里，我从沙堆里爬起来的时候，并没有人为你喝彩。但我十分兴奋，心脏还在狂跳，小蛋蛋还在发痛，满嘴满脸都是沙子，我又和其他的孩子一样，红彤彤着脸，再次跑上了二楼。离地虽然只有两米多高，但顿时觉得自己长了一大截，胆子居然也有汤碗那么大了。迎风站在窗台上，像个英雄。

天鹅湖里的梦奸犯

       如果说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那个舍生跳楼的英勇情节给七十年代初的中国人上了一堂活生生的英雄课的话，它的另一部姐妹电影《列宁在十月》则在七十年代影响则更为巨大。电影中，巡洋舰“阿芙诺尔”号用主炮向冬宫开炮射击，导致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宣告了社会主义的诞生”。人们像打不死的妖精一样，潮水般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冬宫的大门。这些宏大场面，让我们这代人终生难忘。但这部电影中的另一情节，在当时的影响，完全可以和《列宁在1918》中的跳楼比肩，并表现得更为诡异和心照不宣。她那怪诞的气氛弥漫在整个七十年代里。

       从1969年到1974年，我在靠近青年路的南署袜街小学读书，以学校为中心，周围有五家电影院。学校马路对面的省电影公司，我们经常翻墙混进去，那里常有市面上看不到的“内部电影”。七十年代中期，《山本五十六》、《沙器》、《山打根八号妓院》这些当时最禁忌的电影，就是在这里混的。

       以此为轴心，附近有工农兵商场（现红旗商场）的人民电影院，文化宫电影院，春熙路的新闻电影院和科甲巷边的青年宫电影院。这五家电影院离学校都不过三五个街口，距离都不超过一刻钟的路程，是我们逃学或放学后在市内最大的精神乐园。每周至少有一两次混迹于此。以至到现在，看电影仍是我人生六大嗜爱好之四，其他的分别是：聚众喝酒（祸害得差点要离婚）或独酌、在桌上挑剔食物或到灶边谴责厨政、下班、混栽密集型植物、看电影、读书时打瞌睡（实际上患有晕书症）。

       我家电影院右墙上收陈了两千多张一百年来世界上最好看的片子，这可能是从小混电影院的结果吧。赵无眠看了，说也要回去把片子一张一张用盒子装起来存列。那天宁浩和太太来了，我从来架子上拿了《疯狂的石头》给他说，真的对不起啊，我这里的中国片子没超过三十部，导演没超过十人。

       1972年暑假前的一个下午，我和小老七、曾晓东等几个班上的“吠头子”混进了春熙路边的新闻电影院。那时成都刚刚开始放映《列宁在十月》，电影院天天爆满。黑漆漆的影场里正在放映《列宁在十月》。电影放到三分之一，出现了这样一个剧情：在莫斯科的一个豪华剧场里，舞台上正在上演《天鹅湖》第二幕那段王子和白天鹅的双人舞。忧郁的王子高高搂着更为忧伤的公主在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独奏乐曲中翩然起舞，台下是一群干柴烈火般的水兵和桀骜不驯的观众。镜头的特写是一个满脸油汗、嘴唇上有大胡子的胖水兵正握着一只硕大的鸡腿，大啖之时兴趣盎然看着王子高高托起白天鹅，悠缓地秀过舞台正面。在天鹅的超短纱裙下面，是这个世界上被塑造出来的最美丽角色的双腿，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从足尖到大腿根部，她几乎是赤裸的。当王子将公主高高举起，白天鹅在空中有连续两个大劈叉，在八亿中国人民面前，她的双腿张开到了极限，白色的三角舞裤的一个中心点，圆润而微微凸起。我感觉到全场观众都摒住了呼吸，倒抽着凉气，任由这双大腿洗涮着眼球，沉醉在这梦幻般的一幕中。

       电影中这段情节一完，小老七拉着我说：“走吧。”我说电影没完呢，他的回答令我很惊奇：“我都看五遍了，后面没什么好看的了。”

       小老七叫廖品富，家里排行第七，比我大两岁，降了两次级，打架、逃学、偷同学的文具盒和老师的圆珠笔，还敢和老师对打，是我们学校的“头霸王”。许多年后，我在大学毕业后打听过他，都说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早被政府枪毙了。

       我们几个摸黑走向大门，才发现早有一些人退场了。刚到大门口，前面有几个人被堵在那里吵吵嚷嚷。我们人小，一溜烟就梭到了门口边，我看见两三个戴红袖标的人正抓着一个想出门的男子，一边“啪啪”扇着耳光，一边大骂“老子就是要打死你这流氓！”挨打的男子捂着流血的鼻子嗡嗡争辩道：“我怎么了，打我？”打人的红袖标咧着嘴：“你龟儿子各人心头晓得。”

       新闻电影院的大门就在路边，离我们班上最漂亮的小丫头之一的徐小英家的院子仅一街之隔。这时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那个被打出血的男子被拉到了大门旁边一个有葡萄架的院子里，同样有两个戴红袖标的在把门。那男子被继续盘问：“为什么早不出来，晚不出来，看完这段光屁股舞才出来？”“是哪个单位的？工作证拿出来！”那男人又被狠狠揍了两下，拉到墙边强行蹲下。我看见墙角已有七八个面色难堪的男人蹲在那里，等着被单位或街道来人领走。

       后来才知道，《列宁在十月》刚上映的时候，这段啃着鸡腿观赏“光屁股舞”的情节，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骚动。七十年代初的中国，交通靠走，通讯靠口，娱乐靠手，全国人民集体性压抑。记得鲍昆对我说过，他们那阵要分辨好人和坏人，只有一个标准：穿细裤腿的、紧绷着屁股的肯定是坏人。那阵民兵和居委会老太婆都随身揣着剪刀，朝那些穿钢管裤和留蜡波头（飞机头）的男女冲上去大开“剪”戒。前几天我读到李少君和韩少功他们编的《天涯》杂志，上面有祝勇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一文，谈到七十年代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大腿满台跑，人民群众受不了”。可以想见，一双赤裸的大腿对当时的观众感官刺激是多么强烈啊！只是剧情有些诡异和怪诞：舞台上这些翩翩起舞的芭蕾女子背后并不是英俊伴郎，而是每人背着一把砍头的大刀，舞台下一片裤裆在蠢蠢欲动。在我看来，《红色娘子军》这舞剧，更象一剂能够填饱肚子的春药，既满足了当时人民的性幻想和窥淫癖，又激起了旺盛的革命斗志，真是一石二鸟，何乐而不观赏呢？

       听说《列宁在十月》开映以来，成都这边的民兵组织和革委会就自发组织起来，要判定一个人是否是流氓，就拿这段做试金石，只要看完这段就急急跑出来的，就铁板钉钉是坏人，思想肯定是肮脏见不得人的，灵魂注定丑恶的。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时兴把犯人押上卡车，胸前挂个大牌子，写上某某罪，被枪毙的人还要打个红×，背上插个标。我亲眼看见有个游街的犯人，牌子上写着“梦奸犯”三个大字。全城人民都搞不懂这新罪名是啥意思，后来告示贴出来才知道，他在梦里和厂里的某女做爱，后来他把这事给同事讲了，最后传到某女耳朵里，某女觉得是奇耻大辱，无法嫁人了，就上吊自杀了。这性质看起来比看“天鹅湖”更恶劣，他成了“梦奸犯”，被判刑游街。

       这段“天鹅湖”的情节在七十年代影响之深，以至于我在十多年后，还看到东北长春诗人邵春光诗中有一句“王子托着白天鹅的阴部……”到了九十年代初，我还看到钟鸣在一篇文章中，对在夜总会当老总的诗人杨黎描述道：“在走着模特儿的Ｔ型台旁，一手握着大哥大，一手拿着半个卤鸭子。”此情此景，完全是《列宁在十月》中天鹅湖情节的中国版。

       《列宁在十月》的情节也可能深深影响到我，那时我刚十岁，凄美的芭蕾身姿，舞台下的美味鸡腿，以及“阿芙诺尔”号巡洋舰巨粗的主炮。这几乎是人类生存下来的全部意义。食色，性也。炮，火气之出也。直到今天写到这里，我才幡然醒悟过来，为什么我长大后对芭蕾或有体操背景的女孩子情有独钟，为什么变成了“好吃狗”，以美食家之名错着牙齿到处吃喝和挑剔食物。我还变成了一个狂热爱着战列舰的超级军事发烧友，常常幻想着德国王牌“俾斯麦”号上的六门主炮的第一次齐射，在巨大火焰和怒吼中，她的目标不是莫斯科冬宫的大门，而是英国重型战列舰“胡德号”。近一吨重、有井口那么粗的炮弹掠过海浪，穿透了“胡德号”的舰身，瞬间将她炸成两截。这一壮烈景象，在我的梦中不知出现过多少次。这一切搞得我现在真的很困惑，是当年的《列宁在十月》改变了中国人的信仰和命运，还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变换了我的人生？

       上帝派来的机会主义者

       我一直以为，从1950年代到2000年代这六十年的一甲子中，我们1962至1964年这3个年头出生的人是罕有的走运，是上帝派过来的机会主义者、投机分子和实用主义见证人，注定要让我们避恶扬善，在一生中排除种种险难而流年大顺。

       运程一，错过了1960～1961年全国的大饥荒，闪过了最致命的一刀。

       运程二，绕开了文革的巅峰时刻。从1965年至1967年，揪斗、大批判、大串联、游行，我们天天还是看热闹，像天天在过节。欧阳江河在1980年代末说过：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节日。

       运程三，躲开了武斗。1960年代末，成都各处打得天翻地覆，几个哥哥和邻居的小伙子都被叫去保卫自己的组织了。晚上，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小孩子跟大孩子从附近的小巷梨花街靠近人民南路主战场，目的只有一个：拾子弹壳。远处砰砰嘭嘭在响，我们在全身发抖，猫腰靠着街边溜步，像一群胆战心惊的老鼠。当一颗流弹嗖地击中了旁边公共厕所门上砖墙的时候，溅落下来的碎屑落了我们一身，大家的恐惧这才大爆发，“哇”地一声，一窝蜂全跑回了家里。

       运程四，逃过了上山下乡。哥哥姐姐们都到农村当知青去了，他们吃苦耐劳、偷鸡摸狗的土地成了我们常去撒野的地方，成了我们梦想中大自然的良辰美景，成了我们文革版的农家乐。每次我们跟着敲锣打鼓的卡车，一路红旗飘扬到了农村，从农民真诚的笑容中能深深感受到，他们是多么感谢毛主席啊！一夜之间空投了那么多的免费夯男和花枝乱颤的美女降落在了他们的广阔田野和草屋里。不久，邻居的大儿子刘克功回来了，还穿着走时的工作服，但已破旧了。一双军尿（绿色的仿解放军用尿水胶鞋）快掉了帮。他的头发脏、乱、差，特别长，快看不见脸了。第一次我对“长毛贼”有了鲜活的印象。用背兜装了一筐花生——回家带给父母的唯一礼物。他是爬火车回来的。花生是从农民地里一点点挖的，偷偷积攒了半个月。他回去时跳了一个“丰收舞”，把家里的肉、油都带走了。他的二弟刘克俊下乡到四川雅安的乌斯河山区，再也没有回来，许多年后在当地娶了老婆，在铁路站当了一名工人。

       运程五，搭上高考的车。1970年代末，那时考大学是多令人向往的事啊。那是万分之一的机率，真是万人之上啊！在1970年代的最后一年我十七岁，拿着我的高考成绩单，翻开招生学校名录的最后一页，指着四年本科生学校的最后一栏——四川南充师范学院，一个离成都三百多公里远的川北小城里，说：算了，就它吧！上了大学。

       运程六，八十年代初写了诗。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诗人是多么风光啊，在八十年初的大学里面，一个诗人基本上和一把红棉牌吉它等值，甚至略低。那时我们的学校有三千多人，写诗的只有七八个，多么稀贵的种类！但吉它更罕有，只有三把。数学系石方有一把百灵牌的，他天天打架，也帮人打架；化学系谁有一把，不熟，练古典弹法的。我有一把凤凰牌的大号宽板，是我那高年级姐姐女朋友送我的定情礼物。那时，诗人加吉它简直就是绝配，就像黄柯家的泡椒青蛙里的素底只能加不刮皮的丝瓜一样。

       八十年代初，朦胧诗的春风还没有刮到我们这个僻远的学校，我们最多也就朗诵一点叶芝的“当我老了”，艾略特的“四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那时，你会庆幸自己是个诗人而飘飘然，感觉像最穷苦潦倒的时刻，有人突然落下一个鼓囊囊的钱包而心中窃喜。照李亚伟的话说，有很多女生“隔着操场爱你。”

       八十年代中期，几首诗把这个国家全焖翻了。全国人民老老少少集体说看不懂，太朦胧。那些掌握话语权的老中青诗人拼命证明自己智力如何不行。北岛、顾城、舒婷、芒克、杨炼等所到之处的诗会，就是当地的重大事件，其盛况之烈远胜今天最潮的摇滚音乐会。

       我真的有幸在这个时候成了诗人。1982年我们一大伙人搞了“第三代人”诗会。1984年大学毕业，立刻冲进了成都这个诗歌大澡堂中，那时虽然成都诗歌门派林立，互相毁誉，甚至在大街上大打出手，但仍然大诗人辈出，灿烂若星辰。我现在还没想透，为什么在1980年代时期，在成都会突然团体出现那么多好诗人呢？当我读到杨黎“A不等于A了/A等于红色/开始跪了下来”。宋渠、宋伟的“这是我所见到的一代新风/正从身体的内部吹拂你们”，张枣“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就落了下来”……这些只有天才禀赋的人才写得出的句子让我目瞪口呆，柏桦的《震颤》，欧阳江河的《悬棺》，小翟的《静安庄》，这些充满伟大性灵的诗歌震撼了我的心灵。李亚伟、马松、胡冬、廖亦武、赵野、何小竹、孙文波、肖开愚、石光华、吉木狼格、刘涛、小安，诗歌之卓越让我惊叹不已，拍案后再读。

       我那时二十出头，心头很虚，感觉像个土包子。但我立刻明白了，诗歌在此时正经历着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盛唐诗事正在我的面前翻版。成都的这群诗人和北京、上海、南京等全国最棒的诗人一起，正在为中国诗歌垒砌新的高峰。它的高度之巨，犹如一枚刀锋，恐怕在今后的几百年内难以超越。

       运程七，最该坐牢的时候进去玩了两年。在1970年代初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请了一个曾在几十年前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来给我们作报告，大谈当年在成都如何配合北京罢市、罢工和游行，以及和警察发生冲突被抓。我们大家羡慕极了，坐在台上的老人完全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真的幸运，八十年代末来了，最该以身相许的时候身陷囹圄。这样，许多年后，也像当年那个作报告的老人一样，当孙子问我，“爷爷，那个时刻，你在做什么啊？”假如我说，“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可能和一群朋友天天在喝酒吃肉打麻将。”这样，我们绝对会遗恨终生。如果我淡淡笑着答道：“我妈妈常常教我，人应该分得清善恶是非。那时候，我为这句话有幸坐了两年大牢。这得谢谢我妈妈。”

       运程八，赶上经商大潮做了老板。如果说人生阅历是一笔可观财富的话，那我们都是一群腰缠万贯的富翁了。话虽这样说，但在1992年，全国人民都挽起裤腿下海经商，彼时，我刚从牢里出来，正好30岁。而立之年，身无分文，家里所有的信件、稿子两年前用两个大麻袋被搜走了。一个大男人，30岁了，拿什么来立呢？总不能光着个卵蛋而立吧，也不能赖在家里啃老吧。

       杨路有天问我，你挣钱干什么呢？我回答，“买个房子，不大，能住就行了。”“然后呢？”“再去买一斤钉子”我说。

       “干什么啊？”杨路很奇怪。

       “把自己钉在屋里，写完五本小说，一部长诗再出来。”这是我的理想。

       许多年过去了，房子越来越大，但这一斤钉子却越来越贵，直到今天我好像根本买不起它了。理想越走越远，变成了遥远的梦想，我最后看见她正慢慢蒸发为空想。我担心自己会变成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或变成一副空空如也的头脑，高高升起来，悬浮在世界上，像寒星一样闪烁？

       在锦江的沙滩上找金沙

       在七十年代初，站在锦江大桥上，突然感觉到有人和你打招呼。你转过身，那是人民南路广场上巨大的毛主席像正在向你招手。你面对的是成都最南边的南门火车站，再近一些是跳伞塔，然后是川医（华西医大），再近是二十五中学。靠近河边是气象学校，桥的右边是我和杨帆幼儿时入托的锦江幼儿园。

       大桥的右边，沿锦江而上，远远能看见三站地远的地方是老南门大桥，也就是现在的彩虹桥。现在的人在大桥边弄了个水泥的船型楼房，里面塞满了吃喝。桥洞下面是一个平缓而宽阔的斜坡，像桥洞里伸出了一个巨大的绿舌头，河水从舌头上哗哗流过，在边缘上激起一道白色浪墙。从小就知道只有这桥不能跳，不管你从桥墩还是从桥拱上往下跳，落点都在吐出来的舌头上，这会要了我们的小命。只能像滑滑梯一样从长满青苔的水坝上冲下来，这正是水中游戏最精彩的部分之一，那时候，我们把这叫做“冲滩”。

       锦江大桥的左边，沿河而下，仍能远远望见三站地远的地方，是新南门大桥。这是我在小学二三年级时和建娃（戴永建）放学或逃学后最爱来“冲滩”的地方了。我们把衣服和书包塞到塑料袋里，从老南门下水，把头枕在吹得涨鼓鼓的塑料袋上，躺在清凉的水面上顺水漂流。夏天的阳光晒着我们的肚子和脸蛋，小鸡鸡冲着一朵又一朵飘过的白云。河水一直把我们冲到新南门。回家进门前，必须再用水洗下手臂。那时，家里人看你是否逃学下河洗澡了，只要用指甲在你晒黑的手臂上一刮，如果手臂上出现一道白印，你就非得吃笋子炒肉（用竹尺子打屁股）不可。

       河水从老南门流下，穿过南门大桥到新南门，再东到九眼桥，老成都人称这段河水为“锦江”。在七十年代，锦江的两岸，特别是在新南门和南门大桥靠锦江宾馆这段河面，两边都有十几米宽的沙滩。因为河水的上游是岷江的支流，江水穿过青城山脉夹带而下的泥沙里有细微的金沙，夏日骄阳下，远远望去，沙滩上常常有闪烁着的点点金光。等我们走近去搜寻时，金沙却混杂在沙里怎么也找不到。沙滩上还能找到细小的贝壳和螺蛳壳。在冬天和春天的枯水季节里，河水浅而清澈。2002年秋天，我在巴黎塞纳河上看到清澈的河水拍打着秋日的河岸，当时就想起了七十年代的锦江河水。在靠近桥洞的地方，有大量的鲞草，挽着裤腿就可以走到这些鲞草边，拿起簸箕向草丛里一撮，肯定就有小鱼小虾。到了夏天，只要不是洪汛期，水势就很平缓，真是一个天然的游泳场。

       我就是在这段河面上学会游泳的。小学一二年级，暑假里常和罗鸿、戴永建来这里游泳。虽然也去游泳场，但都和家里的哥哥姐姐去，被管理得像个龟儿子。这里玩的就是自由啊，撒野啊！把衣裤扔在沙滩上，可以在水里打泌头儿（潜水）、冲仰粉儿（仰泳）、冲滩、甚至拉屎、撒尿。我第一次在水里拉便便，一个人站在水里动也不动，脸挣得发青，别人根本不知你在干嘛。先是一大串气泡“咕咕咕”地冒出水面，然后一大截黄金居然就从你胸前浮起来了，它像一条吻别妈妈的鱼，依依不舍，顺水缓缓向大桥游去。

双枪李向阳的最后一枪

       岷江的支流府河从成都西郊的龙爪堰流过草堂寺的浣花溪，经青羊宫流向锦江大桥。她在青羊宫附近又分开一支，经人民公园的半边桥流向市中心的盐市口。据说这条河因夕阳斜照或沙滩有金砂，人们把这一条河叫金河。金河流向我家旁的古卧龙桥，再过青石桥，经过何小宾家附近的半边街，在新南门附近再汇入锦江。

       从人民公园少城的半边桥开始的金河，沿岸留下了源自清代的古老街道和具有川西风格的美丽院落。在整个七十年代，她们还保存完好。在古卧龙桥和青石桥之间，有一条在当时顶顶有名的小街——向阳街。

       这条小街的两边都是一些很幽深的青砖砌成的院子。和所有临河而居的街道一样，靠水这边的院子都在河边开了后门。据说这条街上一大半人家的孩子都做了盗贼。最传奇的说法是，这些年轻人中有三分之一在大牢里，三分之一在逃亡，三分之一正在做贼。那些靠水的后门都是遭追捕时的应急通道。

       真正让这条街有名的，是这些人之中出了一个当时成都最牛的强盗。因为神出鬼没，和电影《李向阳》一样，提着双枪，都叫他双枪李向阳，至于真名叫什么，人们反倒忘了。李向阳这个名字，又和这条街道的名字巧合，因此他在七十年代初的成都家喻户晓。凡是哪里出了重大盗案、抢案，传说都有这个双枪飞盗的身影。好像他行事的作风别出一格，不和一般人作对（那时大家都很穷），专麻烦那些有权势的人家或有钱财的单位。这个飞檐走壁、打家劫舍的家伙成了七十年代我们少年心中的偶像：别着双枪，旁边还有一个像当年色情小说《曼娜日记》中曼娜一样的美丽姑娘，但拿着武器。

       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那几年，双枪李向阳的“部队”把成都闹得沸沸扬扬。政府和民兵倾全力围剿搜捕，那时犯人被枪毙前都要游街，被五花大绑押在卡车上，背上插个打了红叉的标牌。卡车扯着嘹亮的警报大张旗鼓地在成都的主要街道上游弋。这时，旁边就有人指着车上说，“那个砍脑壳的龟儿子，就是李向阳部队中打前哨的张三娃儿。”每次这样游街，我好像都要听到这样的议论：李向阳在哪里？长得什么模样？这次打死了几个追捕他的人？那个好像怀了儿的女娃子是不是仍旧持枪断后？都不一而足，就像抓捕现在的恐怖分子拉登。

       七十年代初，文革中的乱搞基本歇台，社会秩序开始恢复，但全国人民仍习惯只用一个脑袋装屎，借一张嘴只回答，不提问，盯紧穿一件衣服十年不洗澡，合用一个屁股想问题。我真的好想不通，在那个统治如铁桶一般的社会，怎么会产生这样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儿呢？而且言行之巨，居然和一个国家对称。

       终于，在1973年的夏天，消息传来，李向阳被打死了。据说很多公安和民兵把他几个人围在成都郊外一个农民的院子里，激烈对抗后，冲进去的民兵发现在猪圈旁边，李向阳已死，旁边还有一个刚断气的年轻女人，他们俩都拿着武器。女的胸口和肚子上各中了一枪，男的太阳穴被打了一个大洞。几乎所有人都猜测他们是自杀而亡。但是谁开了最后一枪？谁结束了谁的性命？大家众说纷纭，各种版本都有。但李向阳的死，官方讳莫如深。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从没有公布过。一个强盗的死，让一个城市最有争议、最具谈资、最具杀伤力的神话消失了。直到今天，虽然成都这个城市先后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但在我的心中，李向阳仍是这个城市最具传奇色彩和威慑力的人物。

       七十年代末，人们开始经商。据说向阳街几乎每家都在做生意，那些孩子从牢里和全国各地悄悄回来了。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这条沿河的小街产生了许多万元户。但这些人好像都摒住了呼吸，从不张扬。我在二十一初听过如同当年的传奇说法：今天成都只要是四十层以上的高楼，有三分之一可能都属于这条街上当年那些孩子们的。

       捏着鼻子，捂着鸡鸡：跳桥的四种姿态

       在七十年代初的那几年，跳桥的流行姿式依难度而定有四种：入门级是“炸弹”，就是把身体蜷成一团跳进河里，这种姿式会在水面轰然一声炸开巨大的水花。这种姿式危险性最小且适用。初级是“冰棍”，捏着鼻子把硬梆梆挺直的身子插进水里。这个姿势很怪，你得一手捂着脸或捏着鼻，一手捂着鸡鸡往下跳，不然入水的一瞬，河水就象一只高压水枪射得你鼻孔流血，冲着你的蛋蛋，痛得晚上在床上滚来滚去，只有一边默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一边入睡。

       “入水”是难度较大的姿式，比较专业了，就像比赛时发令枪一响，运动员伸臂纵身跳进水里的动作一样，只是不在游泳池边，而是在几米高的桥上。我跳桥的习惯是，用“炸弹”试过几次后，就用“入水”跳。跳这个姿式的诀窍是，一定得把手臂夹紧脑袋，以减轻水面对头顶的冲击力。不然跳两次下来，你的头像被手榴弹炸开了一样金星乱冒，几天后耳朵还嗡嗡轰轰作响。

       如果你能跳“飞燕”，就是跑步射向空中，手臂张开，人在空中像一只飞翔的燕子，划一道优美的弧形入水。如果在游泳池边，你的“飞燕”会吸引所有人的眼球。如果在桥上，就会聚拢很多人来观看。

       在七十年代初，在很多跳桥的人中，能跳“飞燕”的，好像就那么几个人。我至今都不敢以这种姿式入水。最初在游泳池试过，当双手刚刚张开，便砰地一声胸口撞在水面上，撕心裂肺地痛啊！那胸口红了两天才消。有一次从锦江大桥的桥墩上用“飞燕”跳下，结果身体在空中翻滚，成了一个仰八叉四脚朝天，屁股和后腰着水。很多人在桥上哈哈大笑，我觉得很丢人，从此不跳“飞燕”了。

       1976年，我常去成都猛追湾游泳场游泳，那里有十米高的标准跳台，那时全国各地的跳水队刚刚恢复，这里正是成都队的练习场。跳水池常能混进去。当我偷偷爬着栏杆上了十米跳台，站在台沿边朝下一望，不由倒吸一口凉气，立即退后几步，脚一软坐在了跳台上。天啦，不是害怕高，而是害怕跳到水池外面，因为从十米跳台看下去，池子变得太小了，像一个洗澡盆搁在十米下面接住你。

       多么奇怪哦，在几年前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把东门大桥和锦江大桥跳完了，怎么长大了胆子还缩小了呢？可能是锦江大桥下面接住你的，是一条宽阔的大河，而跳台下面是硬帮帮的水泥池子。

       许多年后，奥运会的跳水赛我几乎不落下。熊倪和洛加尼斯那场决赛我也看了，看见十四岁瘦小的熊倪站在跳台上，我彷佛看见了十二岁的我在桥上的影子，只不过他把“炸弹”换成了世界上最高难的动作。他的最后一跳，入水的水花最小，但还是输给了肌肉线条绝美的“空中芭蕾王子”老洛。这使我想起当年二十五中学的“舵爷”李晓林和他最好的朋友苏石，在锦江大桥上面的比赛，他们的目标不是金牌，而是为了一个共同爱上的女孩，最后用跳桥的极端方式获取芳心，争夺爱情。那年我十岁，我替这两个小伙子抱衣服，负责看守他们的书包和鞋子。那个女孩就站在我旁边，我认识她，是我同班好朋友外号奶娃儿（因皮肤白嫩）林世迥的姐姐。她扶着桥栏，好像并不关心这两个为自己亡命比秀的青春少年，一双细长的丹凤眼茫然地望着更远的水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别人跳桥。不久，我也开始学着跳了。

       那年我从跳台栏杆上灰溜溜爬下来，从此再也没有跳过一次水，但开始在夜晚做噩梦：从高崖上跳下来。后来我才发现自己患上了很严重的恐高症。只要站在三楼那么高的阳台边上，就觉得马上要掉下去摔死球了。

       死人大游行

       1970年文革大规模武斗已经结束，成都的革委会正在清算各武斗派系。

       在成都市中心的盐市口，马路边立有许多宣传栏，类似现在的报栏。那上面常常揭露某某造反派用最残忍的手段折磨对手，还详细地画出说明图：有用钢钎穿过双耳，挖掉膝盖，铁链穿肩锁骨等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各种酷刑。在这两年前的秋天，成都武斗最惨烈的那次，夜晚的枪炮声停息了。一大早，单位来人叫大家去看游行。上午，我和妈妈来到人民南路锦江大桥附近，站在路边的人群里。天色阴阴的，人们对话的声音都压得很低。

       窃窃私语中，大家互相打探着昨晚有哪派参战？动用了什么武器？死了多少人等等。都说双方死伤了几百人，高射炮都用上了，装甲车也都开来了，是近年来武斗规模最大的一次。一会，几个戴红标的先遣队来了，要求大家把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摘下来。又等了许久还不见动静，人群开始有些焦躁了。

       这时，凄冽的警报响了，像一个老女人拖着沙哑的嗓子在悲号。一辆吉普车拉着呜呜响的警报从人民南路广场朝川医方向开去。不一会，一列车队缓缓驶来，最前面一辆是顶上架了许多大喇叭的宣传车，哇哇哇地正愤怒声讨某造反派。宣传车后面是几辆杀气腾腾的大卡车，车箱两边都是端着冲锋枪的战斗人员，站得笔挺，车头上都架着机关枪。武装卡车过后，是一队躺着“烈士”的灵车，两边的车箱挡板都放下了，每边都站着两个戴白口罩、穿着大褂子的救护人员。为了让人民群众看清敌人的滔天罪行，这些“烈士”们毫无尊严地几乎赤裸地躺在车箱里搭起的一个台子上。与其说是遗体，不如说是遗骸。

       这是我有生以来亲眼看到死人最多的一次，也最恐怖。很多人的肢体残缺不全，有一个大半个脑袋都被轰没了。有的台子上干脆就只放了几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这些尸体基本上保留了死亡时的状态，血乎乎的，扭曲挣扎着。黑色的血迹显得皮肤白得发青。这一队车有三十多辆，车队最后是两卡车缠着绷带的伤员。

       车队从成都最有名最美丽的主干道开下去。道路两边都是高大的云杉，枝条低重。凄冽的警报声犹如一阵阵秋风刮过，马路两边的人都摒住了呼吸，没人哭，也没人说话。车箱上的死人们闭目仰头，静静地朝着成都特有的灰蒙蒙的天空。他们身上那些大大小小被枪弹射穿透的创口血迹干涸，黑乎乎的洞口更像亡灵的眼睛窥视着马路两边的人群，搜寻着自己最亲爱的人，或可以在地狱里杀死的仇敌。人们感觉到胸腔里的气息被倒抽出来，和着一袭秋风，朝那些黑乎乎的洞口吹去。[font=]
[font=]在电影院门口提一颗人头

       早在1974年以前，我已在附近的几家电影院里混成老油条了，混电影的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之境。我太喜欢看电影了，大多的片子我都至少看过两遍以上，电影的对白倒背如流。我当时有各家电影院的废票。和现在一样，虽然各家电影院之间的票样不同，但每家电影院自家的每个场次的票样却是一样的，只是根据时间不同而颜色不一样而已。在票背面盖个时间章，边沿有像邮票一样的齿孔。各家几十种的电影票，被我小心放在一个邮票夹里，一定要新，不能有污损，不然，门口的看票员第一个抓的就是你。因为查票的重点就是单独一人的小孩。而我混电影的诀窍就是，拿一张颜色相同的票，看准两个以上的大人，一定要混在他们中间，眼睛不要看查票人，这样，我就铁定能混进去了。七十年代的那几年，我混电影如入无人之境，好像很少被查到过，但有一次，我到了电影院门口，却打死不敢进去了。

       在盐市口人民电影院大门边的墙下，我看见一大群人围在墙边。人群中间，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举着一个塑料袋，正在声嘶力竭地叫喊。她身后的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等我挤到人群前面看仔细了，却不禁全身颤栗：那个被举起的塑料袋里，是一颗用盐腌着的、颜色已发黑的人头。那袋子已经老化，人头的面目模糊不清。那女人穿得很破旧，一脸疲惫。她不停地诉说自己的丈夫是如何冤屈而死的，死得又是如何如何惨。她的丈夫因中毒死亡而进行了解剖化验。时间拖得太长，尸体都腐烂了。她只得割下丈夫的头像做腊肉一样用盐巴腌起来，随身带着，来省会成都上访伸冤。

       墙上的大字报写满了“打倒某某某”、“某某某是狗日的凶手”，而忙于诉说的她并没有声泪俱下，只是嘴角堆满了白沫。她手上那颗黑乎乎的人头一直在我头顶上晃来晃去。我真害怕失手掉下来砸到我的脸上。今天的人太难想象了，一个十岁的孩子仰头一直盯着的，不是电视里的肯德基广告，更不是喜洋洋，而是一颗从颈项上割下来的，表情扭曲，面目可憎，散发着恶臭的，黑乎乎、真生生的人头啊！那袋子里鬼魂一般的面孔离你的脸只有二尺远。这成了我终生挥之不去的梦魇。许多年后，我看到了根据司汤达小说《红与黑》改编的电影中相似的情节：于连的头从断头台落下来，爱他的女人抱着这颗头颅回到了故乡。

       七十年代的成都，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清澈的河流，质朴的桥，幽青的院落，郊外田野里繁忙如织的蜻蜓，以及各式各样的死人。有亲见和听说的，也有猜测和癔想的。有被武斗打得稀巴烂的，有用电线上吊自杀的，有邻居陆陆续续暴病死的，有川医解剖室四肢不全的，有被打死（自杀？）的李向阳，有被杀死挖去眼珠的银行职员，有在几次大地震悲惨而死的，有林彪从天上摔下来的尸体，有三位国家最高领袖鲜花中的遗体，有《一双绣花鞋》中被吓死的打更人。死亡种种，皆都死去。

       我现在收藏有两千多部世界上最优秀的电影，粗一分类，鬼片种类（包括吸血鬼、僵尸、惊悚、恐怖、悬疑、怪异等各种）有一百五十多张，居各类型片子中品种之最。近一两年我不买这类电影了，人类已经把吓人的技术开发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这类电影已无大师可出。只可惜再恐怖的片子也吓不倒我了，就像遇到了冷女人、喝热啤酒和不小心吃了不辣的火锅，真是人生的大不幸啊！可能是几十年前，看了电影院门前那张死人脸，再吓人的东西早都让他见鬼去了。

       逃学就是艳遇的反物质

       从1970年到1974年，我放学后或逃学后瞎逛得最多的地方可以划成两个圈子。一个是以学校为圆心，其边缘是春熙路、东大街、盐市口、盐道街，在这个圈子里，我们的足迹可能最密集，估计电线杆子上都有咱的脚板印。另一个圈子或一条线路是，从人民南路毛主席招手的广场往南的沿途，锦江大桥边上就是气象学校，隔墙就是第25中学，再往南就是小天竹和川医，再往南就是二环（现在的二环路），左边就是翟永明后来上班的科分院，它的斜对面就是欧阳江河的家省军区，右边是跳伞塔，再往南就是火车南站了。

       锦江大桥是我们逃学最集中的目标，是再往南去的前哨阵地。再往南就是川医，当年的华西医科大学。到那里的目标只有一个：看死人解剖。

       那时候去川医，印象里好像总是阴天，云很低，像我们惴惴不安的心情。

       川医这个名字，在我的少年时代，是阴森、诡谲、恐惧的代名词，是许多神神鬼鬼故事传说的发源地。这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以口腔医学著名），由一大群红顶老式的西洋砖木结构的建筑组成，建筑群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钟楼，每隔一小时敲响一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住在城中和城南的人都能听见这幽灵般的钟声。在六十年代末，钟声好像停了一段时期，到了七十年代初，钟声在清晨六点便开始奏响，钟声的开头是《东方红》音乐的第一小节，然后才是报时。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很多死人的事、闹鬼的事以及某些得不到合理解释的事情，都和这些古老建筑群里的阴森空气以及那索命催魂的钟声有着紧密联系。

       在七十年代初期，川医是我们这些三四年级孩子心目中最具诱惑力的地方之一，就像极喜欢在黑暗中聚在一起听鬼故事，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不停地打抖，在神经就要崩溃时等待结局。传说这些老建筑群的很多教学用的解剖室，里面成天都摆放着一排排的床，上面覆盖着白布，遮蔽不严的白布下面会露出一具具尸体。每天晚上12点钟声一过，就会有一个穿白衣的女子推门而入，啃咬每具尸体上的肉。第二天，人们就会发现很多尸体残缺不全。

       我第一次认识荨麻（四川叫喝麻）这种有毒植物，就是在川医的外墙下面。那阵子成都的很多公共建筑都是刷上了白石灰的竖条格子墙，远看像是很粗的甜水面条。我的大腿可以穿过砖头隔出的空隙，但脑袋和身子却钻不过去。这种墙很矮，大多不超过2米，而且很多都破旧损坏了。我们这些孩子踩着砖缝就能轻易地翻过去。在人民公园后面，靠近钟鸣老家的那段墙和劳动公园（青羊宫）的一段墙好像都是这样。那次我们班的彭智、崔拐拐、罗鸿、戴永建几个决定下午逃学，到川医去看尸体解剖。我们几个人中先有一个要翻过去，看看有没有巡逻的民兵，都传说如果被民兵抓到，要被捆起来用荨麻条拷打。和荨麻接触过的皮肤会红肿起来，痛痒难忍。建娃翻了过去，确定没有人，我们才先后跳了进去。记得我拿了个纱网子，一个瓶子，准备顺便到川医里面去打点红砂虫喂鱼。我那天就跳进了一丛荨麻里，先是不知道，然后手和脚全完蛋了，又痛又痒，只能用土办法，把手掌往头发里使劲擦，试以缓解症状。

       下午四五点钟，天气阴沉，校园里极其安静，为我们准备好了这次看尸体的气氛。我们几人沿路都不说话，提心吊胆地往钟楼摸去。

       1972年，川医学校刚复课不久，来的都是各地进修的医务工作者，人员极其稀少。我们悄悄进了钟楼附近的那些老房子里，走廊里阴森森，一股股难闻的腐朽气息和地板的嘎嘎声把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甚至听得见自己的血在血管里哗哗地响。每个房子的门都关得死死的，从裂开的门缝往里看，里面黑漆漆的，隐隐约约看到有什么东西在走动。

       几个人赶紧脚踩脚冲出了房子，沿着房子外墙，再一扇子一扇子地寻找。越是害怕，就越想看到真相。在一座老楼边上，有一排像新搭建出来的宽大平房，一大排窗子，玻璃上都刷着白色油漆，窗下是一条排水沟，边上栽着一圈齐胸高的万年青。

       这些窗已经失修了，歪歪斜斜关不严缝。透过油漆剥落的玻璃，房子里一排床就在窗附近，最近的离窗台只有两三尺远。从床上凸起的白布就知道，下面就是我们急于想发现的东西。

       我们选了一扇窗子，不太使劲就拉开了。几个人挤成一团，伸长脖子，睁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房子里头。在浓烈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里，尸体就在我们面前，盖着一张污渍斑驳的白布。他的双脚翘得高高的，朝向我们。房子里光线昏暗，隐约看得见很多瓶瓶罐罐里面泡着一些发白的东西。房子里的腐朽气味更浓了，煞得人流眼泪。我们几个人中，建娃最胆大，他找来一枝树条，把手伸进窗里，用树条将尸体脚上的白布慢慢挑了起来。

       所有人的心跳都停止了。挑起来的白布下面，一只脚露了出来，脚趾甲又脏又长，脚板上的肉干枯、发青，大脚趾背上还有几根黑毛。建娃挑尸布的手停止不动了，僵在了那里。这时——“当”地一声巨响，头上钟楼的大钟炸响了。不知谁大喊一声：“鬼来了！”我们“哇”地一声，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撒开脚不要命地四处逃开了。

       在1974年小学毕业前，我还有几个著名的逃学案例，如拉了班上七八个男生到跳伞塔撮鱼被老师告上门来，当着全家和左右邻居的面被妈妈按在凳子上打屁股；到火车南站爬火车差点摔断了腿，等等。但都比不上这次最刺激、最过瘾，让人终生难忘的逃学。

       逃学真的是实践自由之旅，是冒险之旅（老师要告状，妈妈要打屁股），也是一次真正的精神之旅。一个学童离开了每天两个必去的点：家和学校。对他而言，他出走的对象和道路即是心灵中最想探索的地方，是梦想之地。当他离开家，装着要去上课或离开学校假装回家，而心中暗想着将要到达的地方，其心中的快乐和狂喜是一生中最为珍贵的。后果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在逃学的路上，你能感觉到天空更湛蓝，能听到很远的火车声，嗅到未曾闻过的花香气息，期盼遇见料想不到的人，发生永生都不再可能发生的事。逃学其实就是艳遇的反物质。

       我在七十年代初的多次逃学，为以后大学时代的大逃学（经常从南充逃到重庆或逃回成都，最远一次逃到了二千公里外的海南岛）和再后来的更大规模逃亡或曰流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逃亡的真理就是，生命由自己做主，命运不被别人掌控。1984年底，我弃家跑到了北京，住在李六乙的宿舍里。到天津和胡冬瞎混，再到东北和郭力家、吕贵品、徐敬亚喝酒。第二年夏天，搞诗协办刊被相关机构追剿，半年内走完了整个南中国。1980年代末的夏天，我再次逃亡到了海南岛。记得在1990年，我在重庆被办案人员带上车时，他们笑嘻嘻地说了一句总结式的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此刻李亚伟的一句诗在我耳边响起：“我在逃亡中深深地感受着自由”。

我为什么手短

       如果全民公投允许重活十年，并任意选择，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在“七十年代”上打勾。从1969年到1979年，一个人从七岁到十七岁，多么快乐啊！没心没肺地玩完了而又不担责任！干了那么多捣蛋的蠢事，在道德上却没有明显的负罪感。不像我们的爷爷那辈子，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时代混乱而变迁巨大，因此命运难以定夺，有人穿起了草鞋爬过了雪山草地，有人穿了皮鞋留在了城里，我那爷爷左右为难，留在了湖南衡阳的乡下继续教私塾，最后抱憾终生。我父亲那辈因为自己选择了，穿了布鞋，两兄弟16岁那年离家朝北远走，先加入国军，在两党的大决战前夕选择了共军，一路往南打下来，解放了西南。这一变换的选择，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付出了超乎他们想象的沉重代价，然后抱病猝死了。当然，我们也不像哥哥姐姐那帮，一腔热血洒向了文革，贞洁献给了知青，最后当了工人或嫁给了农民。

       1960～1961年的大饥荒饿死很多人后，我才姗姗来迟。我是家里的老五，也是幺儿（1980年代任中国幺儿协会会长），我哥哥姐姐都很惨，靠我最近的哥哥万里1960年生，出生时只有三斤多，脑袋上居然没有一根头发，抱在手里，红扯扯的没有肉，像只刚剥了皮的兔子。睡了一个多月的保温箱后，样子还是像个外星人。那些天妈妈吃了一些胡萝卜和十个臭了的鸡蛋，这还是单位发给的仅有的营养品。相当不错了，要知道当时还有多少人在啃树皮、吞观音土、吃死人肉啊！

       我闪过了这致命的一刀。1962年夏天，我胖乎乎地生出来了。妈妈没有多少奶，那时住在重庆的石板坡，离重庆市看守所只隔几个门牌号（28年后又重归故里）。单位隔壁有个卖花生浆的铺子，家里每天都要打几缸子，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可吃。我被这营养品灌得又白又胖。

       直到长大后才发现自己有很多天生的毛病，可能是那时吃花生浆吃出的问题。比如有早起症（早7点前起床就头晕、拉肚子）、东方午休麻痹症（典型的民族临床症状，那时也是国家型疾病，八亿人民都是病友。主要源于营养不良）、晕书症（读书时想打瞌睡）、多动症。这些毛病变本加厉，以至祸延至今，我坚持认为是出生时营养过剩而消化不良的原因而肥胖，上帝给予了补偿性惩罚。但我妈妈很久以前告诉我另一个有关我出生的版本，又使我不得不相信，人的来生前世可能是多方位的。

       1961年下半年，父母发现已怀上了我，决定不要了。因为在一年前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刚刚生下了我哥哥万里，母子的身体都很差。兄弟两人离得太近了。我的生命是个意外，不在受邀迎奉之列。刚开始我妈妈并不知道，我有绿豆那么大的时候，有了端倪。妈妈开始有些发烧，以为是感冒，吃了许多感冒药。过了些日子，又开始胃痛，以为是肠胃炎，又吃了乱七八糟的抗生素消炎药，治不好，还让中医大夫扎了几天银针。后来才发现那就是一个我，在从中作鬼呢！

       我妈妈决定打胎了。先是用三七掺酒打，这是打胎的猛药：用一块三七在一只有烈酒的粗碗里使劲磨擦。一次五钱酒，一天三次，连续三天，让我拖着一具全尸出来。几天过后，见没有动静，又用了一招更狠的，从一个从四川马尔康高原转业的骑兵连长那里要来了一个麝香，闻了一天，还吃了指甲盖那么大一块。这虎狼药下去，一棒子非打出来不可了。见又没动静，爸爸心生怜悯，说不定是个女儿呢？那时爸爸可能想要一个幺女来给几弟兄压阵。但所有人都劝，吃了这么多药，折腾了这么久，这孩子受了这么多的罪，早已废了，就是能生出来也是个瓜娃子。那时全家人都很紧张，捏了一把冷汗。

       我现在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知道了为什么只有人类刚出生的时候才是双拳握着，牙关紧咬，眉目深锁，两腿呈骑马状跨着：每个生下来都是一座西藏密宗的忿怒尊。

       这种表情和姿势说明了两样东西：从一个温软的怀抱降临到一个注定要艰辛一生的世界上；另一个则是在降临之前就提前受到了种种磨难和不公平的待遇。我可能属于后者吧。

       反正生下来了，全家人失望又担心，又是一个男的，虽四肢齐全，但不知以后有没有后遗症，脑袋瓜不瓜。我真的应该在大夫倒提双脚打屁股让我哇哇大哭时，大声朗读一首骆耕野的成名诗《我不满》，或出示一本张小波、宋强他们弄的《中国不高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刚出生时眉头锁得更深，双拳比别人捏的更紧。

       这场意外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我的眉头长大后怎么也打不开了，天天皱着，好像有国家大事非考虑不可。从小到大，这眉头给我带来了一系列误解的烦恼。每当别人找我谈话，我这该死的皱得很深的眉头让别人以为我在表达不满、轻蔑和不屑。结果是双方大吵大闹，如果是太太，则非闹得要离婚不可。最后我非要大吼一声“老子天生长的就这样子，妈的，随你便！”

       至于双手，则更是悲惨。可能是紧紧扭住母亲身体不放的原因，把手弄坏了，影响了发育。等长大后才发现，我两支手臂不仅长短不一样，居然还比正常人短了一大截。只要是买了有袖子的衣服，肯定要去裁缝店改短：左手剪2公分，右手剪3.5公分。北京新天地三楼改裁衣裤的店铺里，我成了他们必须认真善待的老顾客。

       这双近乎半残的手，肯定是当时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对那么多汹涌而来的洪水猛兽，只得死死抓住妈妈的身体，怎么也不能松手。这不是十几年后的跳桥啊，下面有水接住。这是跳崖，只要一松手，死亡翻江倒海而来。

       由于手短，双臂在肩膀下面哈起，走路或说话激动时两手的挥舞动作，朋友们都说像个大猩猩。由于手短，钱、权、女人、事业等大凡人生主旋律的东西都抓不住，绝大部分都流失了。但我在妈妈肚子里学会了真人生的一招，只要抓住了，就打死也不松手。

       一个伟大的时代，给人以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思想、工具和基因。从七岁到十七岁，七十年代给了我决心改变不公平世界而发奋努力的抱负，有了这座城市里史地知识前三名的最好头脑，以及一米七八急躁多毛的体魄里面灼烫而可控的精液。

       回想整个七十年代，她更像我的父母，我的朋友和兄弟，像日夜暗恋又不知其人是谁的情侣。她就在我的三十年前慢慢长大，离我越来越近。就在我纵身跳下大桥的那一刻。

       2009.9.30

摘自《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