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方：回忆罗瑞卿挨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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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罗瑞卿挨整前后

王仲方


◇　晴天霹雳

    一九六二年的春天，带来一片晴朗和喜悦。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全
国人民经过两年多奋斗，从三年困难阴影中走出来。农业两年丰收，经济经过调整
，市场开始复苏，生活有所改善。人们心情开朗，充满了希望。青海省形势也有明
显好转，克服了历年靠国家调拨粮食的局面，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给，畜牧业得到
恢复，全省农牧民日子好过了。青海省委工作受到人民的称赞和中央的表扬。我也
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当时我在青海省委担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省委政法领
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报中央批准，调我到西北局任办公厅主任
。青海省委要挽留我任西宁市委书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认为我是公安部借调去青
海工作的，应该仍回公安部。正好我有病，在上海医院治疗，工作何去何从，只得
待病治好了再定。

    当时我患的是浮肿病。一九六一年春季随周恩来、谢富治在河北省邯郸地区做
农村调查。我在成安公社小堤西大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正赶上三年灾难中最
严重时刻，在农村一个月，就得了浮肿病。周恩来在伯延公社，谢富治在成安公社
，同样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有一次汇报会后午餐，炒了一小盘鸡蛋。周恩来用刀
划成四份，周与邓颖超、谢富治和我各分一小片，此情此景，留下深刻印象。此行
虽苦，但是通过农民群众无记名投票要求解散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与肯定
。我与大家同感不虚此行。调查结束，我到了青海，常在农村、牧区蹲点，顾不上
治疗休息，浮肿，特别是下肢肿得更厉害，神经功能和代谢功能紊乱。经领导安排
，在上海广慈医院请专家邝安昆教授治疗。这一段，我日子过得很平静。

    在一片晴朗和喜悦中，天边逐渐升起乌云。一九六二年夏季，中央“北戴河会
议”上，毛泽东突然大讲阶级斗争，提到很高的高度，这往往是发动党内斗争的信
号，却被人们所忽略。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起草农村“四清”文件，
毛泽东公开表示对刘少奇的不满，引起了刘澜涛等人为毛刘关系的忧心，而刘少奇
仍未引起警觉。这个期间，林彪、江青暗地里声东击西，兴风作浪，直到一九六五
年十一月，江青组织姚文元抛出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使乌云更加
密布，终于在“上海会议”上爆发出晴天霹雳。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罗瑞卿到上海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他的秘书来
看过我，不久罗即离开上海去云南省考察。十二月六日，谢富治也到了上海，我去
看他，问他开什么会？他说清晨周总理通知他一起到上海，毛主席要召开中央会议
，至于讨论什么问题，连周都不知道。我有些纳闷。过了两天，谢的秘书来说，这
次会上秘书很轻松，文件由中央机要处处长直接交到与会者手中，不让秘书参与。
什么事情这样保密？我有些疑惑。接着我看到与会者住房名单，党政军领导人都有
，惟独没有罗瑞卿。我有些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十二月
十二日，我突然收到一封信，是云南省委书记周兴约我到他那里休养。我推测这封
信是罗瑞卿的秘书从云南带来的，他为什么不来看我？我估计罗瑞卿已到上海，一
种神秘的气氛，使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会议结束后，大约在十二月十五日前后，上海市委副书记向我传达：罗瑞卿犯
了严重错误，反对林彪、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中央已批准他辞去军队一切职务，
深刻检讨，接受批判。这不仅对罗瑞卿是一次突发事件，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也是
一次突发事件。根据我多年的了解，毛泽东与罗瑞卿的关系是深厚的、密切的，毛
对罗应该是非常信任的。毛泽东从红军时代开始，亲手培养提拔罗担任党政领导职
务。罗有成绩，毛泽东就加以肯定和表扬。罗有缺点，毛泽东当面给予批评教育。
听到别人对罗有意见，毛泽东就给罗打招呼，让罗加以注意。毛泽东对罗瑞卿可以
说是信任有加，爱护备至。林彪与罗瑞卿的关系，从红一军团到抗大就结成了深厚
的友谊，两人、两家往来也是密切的。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绝对不会
反对林彪、反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的。这样大的事情，事先毛泽东不同政治局常委
商量，如此急促地背着罗瑞卿大搞突然袭击，一定是到了非“挥泪斩马谡”不可的
地步。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大了，罗的问题就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可能还会发
展下去，甚至会株连不少与他有过联系的人。我在公安部当过罗十年政治秘书，同
罗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这次会不会连累到我？即使我已经离开六年，恐怕还是难
以幸免的吧？我为自己的前景设想了多种可能：最好的可能是到西北局当我的办公
厅主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埋头工作和读书。再一种可能是把我挂起来，西北
局不敢要我，只有回青海停职闲居。最坏的可能是把我打入罗的圈子里受审查，被
隔离，如果被这个阴影笼罩，我的一切正常生活都将受到破坏。

    此时已近年关，是在上海过年还是回北京过年？我知道公安部肯定会受到“上
海会议”的冲击。罗瑞卿离开公安部已经六年了，他的问题又主要出在军队，照常
理公安部不会有过分的反应。但是党内斗争的经历使我预感到公安部会要同罗瑞卿
“划清界限”，以至清除他在公安部工作十年留下的“影响”。这样就必然会牵连
到我的头上。我还是应该回去看看，同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同全家老小在风暴前夕
一起过个年，也许是最后一个团聚年。我就是怀着忐忑不安、充满忧虑的心情离开
上海回到北京家里的。

◇　山雨欲来风满楼

    离开上海前，胡耀邦同志从北京到上海治病，我向他谈了心中的忧虑。胡宽慰
我说：罗在军队职务虽免，但还保留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罗同毛主席
的关系，事态不会坏到哪里去的。可是一到北京，我就感觉到空气显得异乎寻常地
紧张和神秘。

    所有熟悉的同志，过去一听说我回来，就会赶来看望，这次一个人都不来了。
熟人遇见了，也都尽量躲避。面对面无法躲避时，竟然两眼瞪着，满脸憋得通红，
有话不能说。有一位熟识的同志是无锡人，见我时笑了笑，我请她到家里吃她喜欢
的面筋烧肉，她答应了。第二天，却又告诉我说她不能来了。过去回家，电话不断
，这次也无人来电话了。家中显得极为冷清，我也不出门，在家中陪我老父亲拉拉
家常。

    我父亲王肖山是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一直赞成和支持共产党，是一位为民
主和进步而斗争的教育家，他担任新中国教育部参事多年，是懂得政治的老人。我
却无法向他说清楚当前发生的事，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
是觉得遇到了一股特大的寒流，把一切都冻结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冻结了，人和
周围的联系也冻结了。太阳不再温暖，照在身上也是冷冰冰的。我所生活的这艘巨
轮好像碰上了冰山，正在渐渐地沉没。

    我给罗的秘书郭树元打电话，说去看他们，他连忙说你千万别来，我也不便来
你家。我们只能像做地下工作那样约好在什刹海碰头。我到约定地点，见他推着自
行车过来，他对别人托词说是出来治牙。郭树元同我边散步边谈话。他告诉我，罗
在云南考察边防，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不知道，在飞机上罗像往常一样
看文件，处理公务。下了飞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来接，路上一句话也不说，罗
很诧异，问陈丕显开什么会，陈只回答说到了住处，周总理、邓小平会同你谈。果
然，一进门，周、邓在楼下会客室等他，同罗谈了“上海会议”的情况。罗在突然
袭击面前极度震惊，接受不了，要求面见毛主席。周恩来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
还批评罗太天真了。秘书们一到住处，按惯例要接通多种电话，这次被告知，所有
电话已被切断。罗的夫人郝治平由邓小平夫人卓琳陪同上楼，两人抱头大哭。“上
海会议”结束，罗就随周恩来回到北京。与外界联系也切断了，只有与彭真还能通
电话。罗整天在家中，沉默不语，考虑怎样写检讨。郝治平也是闷声不响。郭树元
是公安部研究室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是我介绍他入了党。如今他满脸疑惑地说：
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该怎么办？翻了几遍《论共产党员
的修养》，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劝我还是早些离开北京这块是非之地为好。我的
妻子史洛明，当时是公安部政治部干部训练部副部长，历来列席公安部党组会。她
告诉我最近党组开会不叫她参加了，换了同她一起工作的另一位同志出席。这位同
志开会回来，什么也不跟她说。她也觉得气候骤变，但还是每天去上班。

    春节来了。除夕之夜，中南海怀仁堂有晚会。政治部主任尹肇之（真是一位好
同志）给史洛明两张票，让她陪我去看戏，舒舒心。当我们跨进怀仁堂大门，正巧
遇见了公安部一位平时很熟悉的副部长也带着孩子来看戏，见到我们，他的表情一
反常态，冷若冰霜。在会场上还看到了罗瑞卿的几个孩子，我同他们招手示意。这
场晚会是空军文工团排演的，表现抗美斗争的戏，当时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周恩来
看戏，我的座位恰好离周很近。会后第二天，洛明下班回来说，公安部那位副部长
很生气，责问是谁给王仲方送票，还同周总理离得很近。我知道在公安部宿舍大院
不能久呆了。正在这个时候，史洛明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去沈阳出差。我明白
，公安部是要赶我走了。于是我们全家团聚，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第二天，
告别了老父亲，同洛明一起上火车站，她去沈阳，我去西安。北京正遇沙尘暴，飞
沙走石，天昏地暗，我就是在这样的自然气候与政治气候都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凄
凉地离开了北京。

〔作者原为罗瑞卿秘书，中共青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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