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阳：记忆中的十一

tuffy05

记忆中的十一

陈向阳  原载 华夏文库


我记忆中最早的国庆节是１９５９年的十年大庆。虽然那时才六岁，已经记不得是爸爸还是爷爷带我去的，但我知道那天我是在西单到复兴门之间的长安街边上。因为我记得那天到了西单，前面是警戒线，“不让过了“，只好往回走，在不远处找了个地方。我还记得有许多人坐在那里等待，但一点都不记得那天的游行队伍，也许是因为游行队伍到了西单已经散了，或者我被挡在人墙之后，什么都没看见。但我仍记得马路上被坦克轧的深深的印记。

随后是三年大饥荒，人们是怎样饿着肚子庆祝十一呢？一点都不记得了。１９６２年缓过劲来，我已上了小学。至少有两年，也许是三年，国庆节的晚上我随家人去了天安门广场“看放花”。那时的十一晚上，天安门广场还可以随便去。当时北京的人口比现在少多了，要是现在也让随便去，估计能挤死人。记得每次先坐车到西单，再往前车就不许走了。从西单到天安门的长安街上到处是人，都往一个方向走着。我有个清楚的印象，是路过六部口的一处小院，院里一座二层小楼爬满了爬山虎（一种攀援植物）。小孩子的兴致就是高，我当时觉得那满天的五颜六色真是美妙极了。

那时十一的白天就在家里听收音机。当时极少人家有电视机，还没听说过“电视转播”这个词。从收音机里只能听到广场上的人声、礼炮声，更多的是一男一女两个播音员描述着一个又一个进入广场的游行方队。那时也有游园活动，就是在公园里有不少文艺团体演出。但好像是十月二日，而不是十一。游园票是各单位发的，很有限。我们院有的孩子每年都有游园票，很让人眼红。我只去过一次，是我爸爸拿回的票。那次好像是１９６５年，去的是中山公园。还记得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我第一次看到了［沙家浜］，但只看了几眼就走了，去找演杂技的，我可不喜欢看戏。当时也不认识“浜”字，回家就告诉人家我看了“沙家宾”。

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上了中学。１９６８、１９６９、１９７０连续三年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组字。大多北京７０届初中生只参加过两次组字。因为１９７０年上半年他们就分配工作了。但五、六月份时，分配工作停了，剩下的一小部分学生直到１９７１年初才最后离开学校（分配工作或插队）。我不幸属于剩下的那一小部分，所以有幸多参加了一次组字。下面是我在［畸形年代］中的描述：

“从１９６８年开始，我们还参加‘十一’天安门广场组字。这是政治任务，非常重要，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准备。第一步是挑人，平时调皮捣蛋的，当时叫‘无政府主义特别严重的’不能去，家庭出身不好的也不能去。去组字又累又烦，本来不值一去，可如果属于挑剩下的则太丢面子，所以人人都想去。老师一开始念名单，全都伸着脖子听。一听到我的名字立刻大松一口气，看那老师也顺眼了不少。第二步是练队，要把每个人练的特听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还练耐力：耐晒、耐累、耐站、耐渴、耐憋尿、耐没意思，这都是去组字必须具备的素质。离‘十一’两三个星期时发花，纸的，带竹把，可打开、叠上，一般是红、黄两把，有人还有绿的。广场上一会一变的大标语就是十几万学生举着花组成的。广场的地上都有油漆的号码，一人一个。到那天每人就站在自己的号上。举花由信号旗指挥，广场上的好几十个灯杆就是旗杆。每当一面彩色小旗（红、黄、绿、蓝、好多种颜色）升起来，在离顶部一米处停３０秒，我们全叫唤‘快快快，升蓝旗了，蓝旗’，然后马上背‘蓝旗举红花，或蓝旗举黄花’，赶紧把红花或黄花打开拿在手里，小旗再往上一升就赶紧举花。谁要举错了就是政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背的牢牢的：‘红黄绿旗举黄花，其它的旗都举红花’之类的。”

当时除了组字，还有一部分学生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晚会活动，那时十一晚上天安门广场已经不让随便去了，而是有组织的活动。那时被挑剩下的，既不能去组字也不能去晚会的同学一个个灰溜溜的，心里肯定不好受。

到了１９７１年国庆，我已是一个街道工厂的工人，又被挑上参加十一庆祝活动，下面是［畸形年代］中又一段描述：

“１９７１年的９月份，厂里让我去参加十一天安门广场的‘打旗’任务。在中学时我参加过组字。在组字的人群边上还有一圈人打着红旗，给那些字镶个边。这回我从组字变镶边了。全造纸厂去了１６个人。打旗到底比组字容易，工人也比学生听话，所以不用狠练。９月８号才通知，一个星期里也只练了２次。刚说要去天安门广场实地合练呢，９月１６日却让我们去福绥境街道听传达中央指示。什么指示呢，说今年十一天安门的游行取消了，晚上也不放花了。这可太奇怪了！心眼多的人马上就能猜出是出了大事。年年十一都游行，今年本来也要游，突然又不游了，不是半道出事是什么？中央文件说‘主要因为战备’。怕苏修趁着十一突然进攻？可１９６９年珍宝岛刚打完，最紧张的时候十一游行也没耽误啊。肯定是出事了，中央出事了，而且是大事。”

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后来真相大白，是林彪９月１３日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

自那以后连续多年，十一不再搞游行，但好像晚上还放花。白天呢，改为游园。仍然是有组织的游园，公园不卖票，通过各个单位发票。像我们那个３００多人的小厂，也就发几十张票，而且只发给“政治可靠”的人。还说是政治任务，并非游玩。要在指定的公园（我们厂一直是紫竹院），指定的地方坐着看节目，还要坐够指定的时间，提前回家都不行。不过后来一年比一年放松了，限制越来越少，游玩的成分越来越多。

当时那些专业文艺团体都是去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这样的大公园。中央首长们也是到那些地方走走坐坐，“与民同乐”。像紫竹院这类地方基本全是业余文艺团体演出。那时我们小小的街道工厂也有个宣传队，逢年过节排几个节目给厂里工人演演，也去外边演，十一时也到紫竹院演过。当时许多单位都有宣传队，一是上边鼓励这个，江青就曾带领着农民和工人又唱歌又写诗。二来当年也没什么别的娱乐，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老百姓对这类业余水平的演出还挺欢迎，许多人也乐于参加。不是瞎吹，当年不少普通人都能唱整出的［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当然只是清唱。记得我们厂的宣传队常演的节目有［丰收舞］、女声群唱的单弦、独唱［翻身道情］，还有快板、相声。别看厂子小，还真有几个人才。

游园除了演节目外，还有游艺活动。一开始是画鼻子、套圈、猜谜语之类的简单玩意，后来越来越复杂，朝着游戏机（有声、光、电效果）的方向发展，当然比今天的游戏机要简陋多了。当时那也是当作政治任务派到各厂，我们小厂也摊上了，要出一台游戏机。于是领导调集人力，包括几个技术工人（我也算一个），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了。想啊，想啊，负责的马师傅想出一个“比赛登山”，每次两个人玩，两个人比赛什么不记得了，反正构思并不巧妙。在一个人赢了之后，一个大模型（长、宽各五、六米，高两三米）启动，一对小人爬雪山，到了顶峰升国旗。后来发现，玩游戏的以小孩居多，他们对模型并不感兴趣，只想赶紧赢得奖票，然后拿到领奖处换钢笔、铅笔、乒乓球、羽毛球之类的奖品。

制作那么一个大模型可不容易，我们在紫竹院公园里面借了块地方，几乎一个月，天天到那去上班。休息时就往湖边一坐，比在工厂上班美多了。而且还有热闹可看，比如，不知哪个中学的老师要为十一游园贡献一个节目：水上飞机表演。负责游园活动的人开始还挺重视，配给他一条小船。那老师就时不时地带着几个学生在湖上搞试验。那飞机模型看着还真不错，无线电遥控的，当时也算“高科技”了。可就是老也飞不起来，声音挺大，在湖面上也跑得挺快，可就是离不开水。眼看一天一天临近十一了，那负责人没了耐性，给那老师下了最后通牒：到底能飞不能？给个准话儿吧。那老师也急了，把飞机举在空中起飞。只见他把飞机往上一扔，这回行了，飞机吼叫着拔高，飞得还真不低。但随后一头扎下，引起一片惊呼，好在又一翻身再次冲高，然后就一上一下转开圈了，越转越远，越转越低，最后一头扎进旁边的小树林里，没声了。那负责人冲着那老师说：赶紧着，捡您那飞机去，回去拾掇吧，以后也甭来了。要是十一那天飞机一头栽进人群，那还得了？

从１９７２年的回潮往后，十一的游园越来越热闹。只记得满公园的人乌央乌央的，看节目、玩游艺、吃冰棍、喝汽水，那时小吃不多，只有各式面包。

到了１９７６年打倒四人帮，再后来的十一我反而不记得了，因为上了大学，注意力转移了。光记得十一放假前一天各学生食堂会餐，每人发一张餐卷，拿着它再加两毛钱饭票就能得到平时八毛钱也买不来的几样肉菜。

要问当年过十一感觉如何，当然是高兴。因为国庆连放三天假，还有好吃的，凭购货本每人二两花生、二两瓜子、额外的肉、鸡蛋、好米、富强粉（就是特别白的面粉）。当然还有平时没有的热闹。就连当年去参加组字时，受那么多约束，练得那么辛苦，也自觉自愿。尤其到了十一那天，站在广场上，不光兴奋，还有几分自豪，觉得自己参加到一个“大机器”中，在重要的时刻处于重要的地点，从事重要的行动。那都是在文革时期，现在已经被概念化为动乱和黑暗的时期，在那时参加官方庆祝活动的人群大概也难逃愚蠢二字。但当时的我确实感觉又兴奋又自豪，咱实话实说。

□　寄自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