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孜仁 1969年：一段旧闻背后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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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一段旧闻背后的新闻

周孜仁  转自《记忆》杂志 2009年 17期

1969年，我被“截留”云南保山地区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莫名其妙搞了八个月的新闻工作（何谓“截留”，下面还有说明）。那是全民大说假话的年代，新闻领域更是假话大行其道的集散地。如今回头看，当时新闻人用真诚的谎言或无可奈何的、违心的谎言炮制的大量新闻，都成了老掉牙的旧闻，而那些当时没有可能成为新闻的真实故事，依然久留记忆中，挥之难去。忽然想起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新闻调查》的，主题词是：“新闻背后的新闻”，这就套用现成格式，把本文称做“旧闻背后的新闻”吧。

一

保山，古称永昌府。昆明西去，过楚雄彝区，过大理苍山，翻越哀牢山地的万重野岭，再过澜沧江，方能艰难抵达。古地理志称：其地“东距省治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够荒远了。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1969年初，我东辞昆明，乘火车、换汽车，夜宿晓行，也用了整整四天功夫才到。离省会尚且如此，遑论与京城北京相距！古人说“日近长安远”，在此边山野地搞新闻，体会尤为深刻。
之所以搞新闻而感受尤深，当然是新闻最讲时效，而此处偏偏地远路遥，通讯艰难。更要命的是，标志文革“伟大胜利”的“九大”就在那一年胜利召开，整个中国正疯狂着呢，三天两头的，北京总喜欢来点“最新最高指示”、来点“两报一刊”社论，而且都要求“传达不过夜，学习不掉队，照办不走样”。报纸需要运输、新闻需要传递……等等，都不是仅凭几句革命口号就可解决的。
本文一开头说我被“截留”，皆因笔者本系电机专业大学毕业，不幸文革误入歧途，办过两三年红卫兵小报，犯了些不算太小的“政治错误”，遂被发配边疆接受“再教育”。按分配计划，该是去国境一线某小厂当工人，没承想野地边山，人才匮乏，刚到地区机关报到，急需人才的军代表，就死活把我这有政治前科、对上层建筑避之若瘟疾者强留在新闻组。在做过一番毫无意义的抗辩之后，我只能无可奈何表态，说权当临时帮忙，干一段时间，你们还是让我到工厂接受“再教育”去吧！
他们同意了。
先安排搞“记录新闻”。从内地来此，我第一次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有“记录新闻”一说。干这活儿有点像猫头鹰，总是昼伏夜出。待到夜深人静，人走光了，我就独个儿呆小屋里，对着一老掉牙的电子管收音机，一呆就大半夜。播音员像三天没吃过饱饭，有气无力，老半天念完一个句子，还要来一个“逗号”、“句号”、“冒号”什么的。语调忒像反特故事片里《美国之音》的女播音。我的感觉呢，自然就忒像偷听敌台了。夜半更深，逐字逐句把新闻记录下来，整理清楚了，第二天一早就呈交领导，让他们去“传达不过夜”——事实上，我很快知道了，夜半深更记录的这些“新闻”，内容大都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新闻，肯定是通过中央台晚上八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相当于现在CCTV的《新闻联播》）“一竿子插到底”的。那时没电视，但电线杆子到处挂满大喇叭。北京一吆喝，边地小城便轰轰烈烈。实际情况如下：如果当天晚上有“最新最高指示”、或者“两报一刊”社论、或者别的什么重要新闻要宣布了，远在昆明的省革委新闻组早早便会电话通知我们，我们自然又忙不迭层层往下通知：各农村公社、各厂矿企业、居民委员会等等，确保无一遗漏，各色人等晚饭后必须到指定地点集中，严阵以待，收听“重要广播”并组织学习讨论，气氛之紧张，不亚于国难当头，吹角连营。
我的记忆中，最为紧张的一次是“九大”开幕当夜，这边厢组织听广播，开大会，游行庆祝；那边厢《新保山报》的编辑、工人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报社刚成立，地点设在地区党校，设备什么的都没完全就位。领导惟恐误事，定要我从庆祝会场赶去现场督促。入得院门，但闻一派鼎沸，树上、檐前、走廊，到处乱拉电线电灯，嘈杂杂一片通明。捡字、排字、打版、开机印刷……所有人等均在挑灯夜战。如果本工序有活好干，就忙不迭干；还没轮到自己工序，就去其他岗位看热闹——这场景很容易让人想起大跃进年代之大炼钢铁。特别需要介绍一下“打版”：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印象颇深。该工序情况如下：先把铅字捡好、排好，校对无误，四面用金属箍箍紧，再由技工往上面一层层覆以耐高温绵纸，一边覆一边用带长把的毛刷敲打，务使绵纸严丝合缝紧贴铅字，待纸膜烘干了，再小心取下来——就制成了所谓“纸型”，接下来在纸型上倒入熔融铅水，制成铅版，就可以上机开印了。此工序传承古法，土则土矣，但蛮管用，那时候抢印新闻传单，都用这办法折腾。工人高举毛刷打版，极似秋收时节农民兄弟打场，一招一式，趣味良多。看热闹的闲人也特别踊跃。
“最新最高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总是三天两头来一回，省新闻组给我们的告知电话也就特别勤。打电话的通常是一位姓管的女同志，声音忒悦耳。接听她电话虽说挺享受，又总免不了心中发毛：因为只要一听悦耳女声，当天晚上大家就甭想睡觉，等着折腾吧！更让人头疼的是，每月月初，非常敬业的管女士都会按时给我们寄来一张统计表，对上月各地、市、州在《云南日报》所发稿件数量、版位、头条还是末条……毫不留情地逐一排序——有点像班主任按考分高低向家长公布小学生成绩，哥儿们一见排序表心里准添堵。我至今记得清楚：云南省十七个地、市、州中间，比咱们保山还偏远、还落后、还小不点儿的怒江傈栗族自治州，回回名列榜首！而保山，文化渊源之乡——远在大明年代，杨慎杨状元就已来此地吟风弄月——偏偏回回“赶鸭子”！不倒数一就倒数二。搞得新闻组诸君一个个灰头土脸。
新闻组的顶头上司、军代表叫武建生，来自山西的军人，部队职务是宣传科长，所以大家都管他叫科长而不叫组长。武科长营养极好，脸蛋儿永远红通通的。他随解放大军南下云南，在边疆几十年不挪窝，可依旧乡音不改。最为脍炙人口的山西土音，就是他宣讲毛泽东的伟大教导“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云南人怎么听怎么像是“棕绳变袜子，袜子变棕绳”。武科长待人客气，红通通的脸永远微笑着，可每次见了管女士的排序表，表情立马晴转阴。接着就会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大讲新闻工作的初级常识，什么“新闻五要素”：何时、何人、何事、何地、何因；还有“导语”、“眉题”、“正题”、“副题”、“消息”、“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之区别什么的，等等。他尤其喜欢介绍解放军新闻工作的先进经验，告诉我们如何抓典型，如何挖先进典型的思想，如何找闪光语言和警句。他还特别多次以沈阳军区推出雷锋事迹作为经典案例，告诉我们新闻报道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连发”——所谓“连发”，他说，就是典型事迹刊出后，要有“社论”、“评论”、“学习体会”、“座谈会”、“回忆录”、还要有文艺作品一古脑儿跟上：戏剧、快板书、枪杆诗、三句半……这些全配套了，你就成功了。每次说到此，他本来发红的脸，越发两颊飞红。

二

武科长心目中的最高境界对咱们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眼前的问题是，保山新闻组连应酬性质的“豆腐块”要想上《云南日报》好版位都磕磕碰碰，甚至起码的发稿数量都保证不了，遑论“连发”？举例说吧，“最新最高指示”来了。我们首先得去参加大会、游行，作现场采访，还要选择几个典型单位去参加座谈会，又作些现场采访，这才能回机关咬笔杆儿写稿——这轮工作结束，至少大半夜；接着还得挂长途电话发稿——在此需特别说明，当时通讯极端落后，向电信局的值班小姐申请了长途，需等很久时间方可接通，获准对话。这时我就开始当“美国之音”播音员了，慢慢吞吞地让《云南日报》夜班编辑当“猫头鹰”，做一回“记录新闻员”。须知：每次我们电话发稿，其他地、州的新闻工作者也在抢着发稿啊！就像中国每年“春运”，流量高峰，信道不能不拥挤，时间不能不让你等。其实等就等吧，也没啥了不起。反正已经困得不行，乘机得以小睡——只是新闻的即时性就大大打了折扣。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工科学生，我对于运筹学是满精通的。既然挂电话到通话之间有一段时间差，后来遇了上述情况，为争分夺秒，我在联播节目开始后的第一时间就提前向电信局挂号，然后抓紧动手写稿。就像春运高峰还没开始，咱们抢先就把车票预定了，打个提前量。待电话通了，稿也差不多写好了，这就开始用“美国之音”的速度，一字一句、逗号、顿号地发稿。有时电话通了，稿还没完，那也好办，临时现编，也没出什么问题，反正都是些大话、套话、空话，多说几回已顺溜得很——到此为止，自觉新闻套路已被我摸得一清二楚。
事情还没有解决。虽说夜没有少熬，稿也没少发，可兄弟州、市的稿子数量和版位依旧是抢在我们前面。这又发现一个问题：人家稿子的质量确实比我们高啊：每次学习“最新最高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人家新闻消息里的工人、农民，一谈学习体会，民族特色的闪光语言总是一串接一串，有板有眼。我就纳闷了：他们那搭儿的老百姓（首先是先进典型）莫非先天有语言天赋？莫非真的一个个满腹绝妙好词，出口成章？我开始怀疑其中有诈。
正巧，我偶然发现地区机关有一小图书馆，文革前的。藏书多极了。我以工作需要为由被特许入内，一看，不禁大喜过望。书架上除了《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世界级封、资、修“大毒草”外，重要的是，还有许多我原来没听说过的、云南特色的名歌、长诗，如《线秀》、《俄并与桑洛》、《召树屯与兰木诺娜》、《玉龙第三国》、《望夫云》、《麻葛》，等等。这些情歌、长诗总少不了男男女女，两情缱绻、哥哥向妹妹表忠心、妹妹向哥哥表深情之类，少不了孔雀毛、象脚鼓、攀枝花、山麻雀之类背景资料，极富民族特色。我欣喜若狂，马上誊抄若干，把男女间的山盟海誓改写成对伟大领袖的耿耿忠心，同时还将若干歌段改写为能结合时政、结合思想改造之类的“红段子”，以备不时之需。下面，兹从当年笔记本上摘抄几段以飨读者：
团结类——“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团结向前进，革命无不胜”；
阶级斗争类——“石头不能做枕头，山官不能交朋友”，“阶级敌人的心比绿牙蛇还毒，比孔雀屎还臭”。
还有，要讲究“无产阶级专政”了，就来点“权权权，命相连。没有权，苦黄连；有了权，蜜样甜；红色江山永不变，幸福生活万万年”；
要“斗私批修”，好咧，就来“资产阶级私字不挖到痛处，无产阶级公字就扎不到深处”。
要谈忠于毛主席，段子就更多了：“只要有忠于毛主席的心，就能打开万家锁”、“心往忠字上想，劲往忠字上使，血往忠字上流，命往忠字上献”……
我的一个哥儿们、后来成著名军旅画家叫张卓的小伙子，见了我上述精彩段落，神秘兮兮地补充道，你还得加上两句：“尿往忠字上撒，屎往忠字上屙！”……总而言之，有了那些封、资、修巨著垫底，我确信自己再写起文章来，定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应付裕如。
下一次中央台发布最新最高指示。我马上采取全新战术打法。根本犯不着参加什么大会，也犯不着傻乎乎地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打电话、问人数。区区保山小城，就这么些草民百姓，每次参加游行的人数能变哪儿去？加加减减就得了，何必打电话，多此一举！浪费时间又浪费钞票。保山地盘不过巴掌大，除了电影院广场，庆祝大会还能挪哪儿去？游行也不可能往大山上爬。至于工厂、公社开座谈会，谁谁谁说了些什么，这个采访也完全可以免掉。反正就那几句空话套话，不如自己编起来利索，把笔记本上准备好的“红段子”随便挑几句改改，体会发言保证有水准。具体谁说的？采用模糊战法，每次就来个“他们说”、“他们唱道”或者“有一个傣族老米涛（大妈）说什么什么”、“有一个小卜冒（小伙子）打起了象脚鼓，唱了什么什么”，至于言者歌者姓甚名谁，谁有功夫调查去？只要写得热闹，上头版上头条绝对有戏。
规律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掌握了规律并按规律办事，事情果然屡战告捷，“保山地区报道组”发稿名次迅速提升。我的记忆里，短短时间，在管女士的排行榜上，我们的数量和版位已多次冲顶。
当时写文章都不兴个人署名的，统一署“保山地区报道组”。也没稿费一说，稿酬就是毛泽东像章。每发一篇文稿，不论长短，都发像章一枚以资鼓励。保山交通不便，《云南日报》总是积累了许多才统一寄来，一次一大包。开始，收到“金光闪闪”的领袖像章，大家稀奇得很，数量一多就不一样了：全堆在抽屉里，弃之如废纸，也不上锁，反正搞不清哪枚头像是谁的稿件所获，谁爱拿谁拿。只有一回，我发了一篇稿，收到的稿酬是明确属于我的：四大本《毛主席论世界革命》，封面红得耀眼，还过了塑。因为文章是发在《人民日报》。遗憾的是我对那篇文章现在已了无记忆。几十年后，我询问当年报道组的同事、后来做了云南省委党校副校长的熊学忠，关于那篇文章，他一说是关于知青某某、一说是关于贫农木工某某某——大家都稀里糊涂，只是有一点毫无疑义：这篇新闻表明保山地区新闻“冲出云南，走向全国”，实现了零的突破。四大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论世界革命》，我全送给了地区革委会的军代表，狠狠拍了一马屁。
保山地区新闻组的哥儿们从此你追我赶，继续向北京发起冲刺，而且屡屡得手。熊学忠，就是上面说过的哥儿们，他的一则长篇通讯《红日高照崩龙山》（注：崩龙族现已改称德昂族），写梁河县百姓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长篇报道，竟然被中央台的海外版采用，书面文本还印在中国新闻社一个什么杂志上，再次给保山新闻组全体组员极大激励。

三

对于采写八股新闻，我们自觉已日臻化境。《云南日报》的“豆腐块”失去往日的吸引力。我们应该来点大的了，按照笑嘻嘻的武科长的说法，我们该多来“长篇通讯”、甚至“报告文学”什么的了。我又开始在“封、资、修”图书馆寻找资源，把大堆书籍搬来挑挑拣拣：什么《大路朝阳》、什么《小丫扛大旗》、什么《红桃是怎么开的》……全是文革前大腕的名篇佳什，且不管反动不反动，咱们反正已尝到甜头，只管“拿来主义”。还有，那年月“革命熔炉火最红，毛泽东时代出英雄”，先进典型像雨后的蘑菇疯长，所有条件都已成熟——我们确信：保山地区新闻组大展宏图，指日可待。
机会果然等来了。我查阅了当年的笔记本，时间是7月25日，地区革委会分管政工的军代表赵新华副主任正式向我们宣布，为迎接全省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地区首届“学代会”筹备工作正式启动。他宣布：这次大会“是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大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会，是誓师的大会，战斗的大会，是用活典型、活事迹教育群众的重要措施。是关系到我区200万人民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大事。”说了这一通套话以后，他危言耸听地告诫各位秀才，说会开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在于材料工作搞得好不好。”
接下来，武科长进行具体战略部署。笔记有如下记录：
“任务。分两步：到各县研究选定典型，这是第一步。要求选得准，事迹要过硬。主题紧跟九大精神，紧跟全国大好形势。在8月10日前完成。每县呆三天左右。第二步：回地区汇报情况，帮助加工整理典型材料、重点的材料。负责人回地区汇报，留二人在下面整理加工，大约20天左右完成。”
从7月25到8月10日，前后共15天时间，要跑那么远的路，“帮助加工整理”这么典型的材料，任务确实艰巨，我却丝毫不在乎（事实上，我早就跃跃欲试）。根据分工，笔者负责三个边境一线的县镇：畹町、瑞丽和陇川，我遂再次运用运筹学知识，将日程做了如下安排：从保山直奔畹町（一天半），在当地把材料看了，挑出二至三份基础好的，向当地新闻人员交代修改意见（一天），接着去瑞丽（半天），也是把材料看了，挑出二至三份基础好的，向当地新闻组交代修改意见（一天）；马上又赶陇川（半天）。到陇川就不急着走了，看过材料，向当地新闻组交代修改意见（一天），然后挑出几份基础好的，直接通知典型本人来到县城接受采访，或者亲自赶去现场当面采访，亲自操刀修改或者推翻重来，写好了，再回瑞丽，如法炮制，亲自操刀，完了，又回畹町，把所有材料搞完，最后直接回保山。时间紧，我的状态却高度兴奋，写作效率空前高涨。比如那天在畹町把座谈会开完，时已中午1点。当时每天只有一班过路班车，早过了，我和同伴当即决定步行向瑞丽奔。边疆地区政府机关时兴吃两顿饭，早餐10点钟吃的，开完座谈会，能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肚子开始咕咕叫，但我俩依旧毫不迟疑，马上动身。从畹町到瑞丽距离27公里，以疲惫之躯走完全程，一路没水喝，没饭吃，快到瑞丽，小县城的炊烟已缕缕在望，二人竟然倒在路边，动弹不得。顺便说一句，正是那次徒步经历，我第一次发现边疆的郊原到处长满含羞草，躺在地上，信手一抹，昂立在霞光中的细碎叶儿便会纷纷合起，垂下头去，趁我们不注意，又默不作声地张开细叶，将柔软的身肢重新举向满天霓霞。这一发现让我像小孩子兴致盎然。直到天已黑尽，这才抖落满衣草叶，继续上路。同行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高材生，后来当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局长的，叫胡乎亭。他比我年长许多，忠实地跟我东奔西跑却绝无怨言。倒在地上那一会儿，我曾暗想，说不准我们也该成为典型的——这话我不敢对他说，因为他是个右派。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们确实没功夫想自己。太多典型向我们扑面而来，如满盘珍馐，消化不及呢。笔记本上记录的，计有：
彭老嫫。阿昌族典型。县革委会委员。主要观点：“过去边疆受刘少奇影响，革命抓不好，生产抓不好。解放军给我们带来红彤彤的红宝书，好容易才得到了红色政权，我们不掌权咋行？”“全世界人民饿肚子，等于我们在饿肚子，全世界人民受剥削，就等于我们受剥削。”
梅迪。景颇族老太太。盲人。能全文背颂“老三篇”、“九大新党章”。主要事迹是：“跑了946里行程（按：不知道当时怎么统计出如此精确数据？）、41个大队、单位，讲用，背诵。她说，我一个人学好了，好像见到了毛主席。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不去宣传，对不起毛主席”、“眼睛瞎没关系，思想不能瞎”、“有人说，你只能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也不知道，还去，你不害羞我们害羞。我说，我去背、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不懂，慢慢会懂。”
上面这些都是少数民族典型。下一个是革命干部典型：任本立。39岁。笔记没记录身份，好像是“南下干部”，某民族贸易公司原当权派，属“三结合”对象。笔记记录：“进城后，革命意志消退，公司情况复杂，怕困难，不想得罪人，想舒舒服服休息休息了”，“史主任（按：好像是军代表）说我本质好，要加强改造，对敌人不能手软。”
知识青年典型就更多了，昆明的、北京的都有。光点点名字就行了：李志胜、庄慧敏、顾北北、金宝媛、张继新、李玉璞、李玉梅姊妹、廖永崇、廖永□（按：字迹不清了）姊妹……关于这一大帮知青典型，必须说明的是：回到地区机关经过平衡，因全国其他地方来的知青各县都有，唯北京知青全集中陇川，所以京城代表必须在该地遴选。选来选去，我敲定了两个：马燕凌和葛云彦，一女一男。他俩父母都是京城胡同的普通草民，俩年轻人做事本份，见人就谦恭一笑，给人印象好极了。

四

所有这些由我亲自操刀的典型材料之中，必须特别重点一提的，是何高问：畹町镇胜利公社向阳大队第二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正因为他，保山地区在全省新闻界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也从此让我结束了八个月的新闻生涯，彻底改变了我个人的生命航程。
何高问的事迹材料我在到达畹町镇的第一时间就看见了。新闻组把一大堆材料送来招待所——虽说边地文章少风采，且难逃时弊，空话连篇，但工作使然，即便嚼白腊啃骨头，总得硬着头皮全数读完吧。也不知咋的，读到何老贫农的材料，我突然来了灵感。原因不为别的，原来接触过的所有典型，一个个绝对活蹦乱跳，活在凡间，而该何偏偏已驾鹤仙逝，这算是该材料一奇。其二，何的死法很有戏剧性：据说头天下午在生产队“珍珠矮”试验田开现场会，会完了怎么就不见回家。镇政府急忙发动群众连夜寻人，结果第二天天明时分，才发现他已倒在田间溘然长逝——看到这儿，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我确实真正地感动了，遂通知镇新闻组同仁，要他们重点抓抓这个典型。至于如何加工改写，我一一面授机宜，然后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材生、原右派分子胡乎亭冒着边疆酷热，忍饥挨饿，步行赶去瑞丽了。
等我把陇川、瑞丽二县的材料全部搞完，返回畹町，再看修改过的材料，和我的期望值仍旧相去甚远，只好亲自操刀，跑现场，找当事人一一查证。别的事迹好说，警句、闪光语言也好办，爱咋编咋编，反正死无对证。最麻烦的是那个酷似马克思的死法，竟然一人一个口径：甚至何的亲属也不例外。太太一个说法，女儿一个说法，参加救治的人又一个说法。有的说：他确实死在田里了；有的说：不，他是在医院死的；还有的说：何大爹是抬在担架上断的气……七嘴八舌，我被弄晕了。无可奈何，只好来个文字游戏：既给读者保留当场死亡的感觉（无此感觉，人家说的“文眼”就没了，画龙点不了睛），又来模糊打法，对具体死地不留精确把柄——这篇文章后来被报纸炒得沸沸扬扬，还选进云南省中学语文课本，遗憾的是，我现在手上已经没有这个文本——现凭记忆，把最后定稿忆写如下：

第二天早上，东方欲晓，红霞满天，出工的社员们路过“珍珠矮”试验田，这才看见：何大爹正安详地坐在水田里，手握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背靠新垒的田梗，面向东方喷薄欲出的朝阳。
当大家把他抬回家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瞧，马克思去世的感觉不出来了吗？还有，你搞得清楚先进典型死在哪儿？肯定搞不清楚。他可以当场死，也可以在医院死，还可以在路上死——反正大家“把他抬回家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对不？人死了不抬回家还能干什么？文章至此，很圆满了。
需要补充强调的是，为了吸引眼球，我的文章里除按惯例编造若干闪光语言外（这些语言的每一则，事后都有幸被媒体大肆炒作），还在干巴巴的革命语言大行其道的大环境里，我独辟蹊径，行文中大量铺陈煽情语汇，也取得了绝佳效果。最为动人处，是写到众人连夜举火寻人，我有意摹仿了阿黑寻找情人阿诗玛的手法，说黑山路上，人们打着火把，爬上高坡，如何之呼唤声声：我们的何大爹，你在哪里？你在哪儿？……真的个凄切动人。
回到地区机关，文章首先就打动了武科长，武马上通知《新保山报》全文刊登。头版全版。文章刊出那天正好我在机关值班，果然收到不少动情者来电话，对文章大加褒奖，有人甚至亲来上访，询问作者为谁？听说文章就是本地新闻组人员所撰，马上啧啧赞叹：我们保山有人才呀！有人才呀！
后来事情越闹越大。
十月初，我乘胜前进，去到德宏遮放区拱瓦山采访又一个景颇族“活学活用”的著名盲人何米瓦，半夜里突然接到长途，要我以最快速度赶去昆明，我不敢怠慢，半夜下山，步行、坐拖拉机、换汽车，当日赶县城，第二天赶保山，再次日坐飞机急飞昆明。我不知什么命运在昆明等待，但确信该是好事情。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坐飞机。是一架载运军用物资的小型货机，没座位，只横放着两条长木凳。飞机飞得很低。八个月前，我坐汽车用四天功夫艰难走过的重岩叠嶂、蜿蜒的江流和稀疏的村落，在天空下面都变成了微缩模型。我突然感到：生活多么奇妙啊！
到达昆明当晚，《云南日报》的几位巨头就集体接见我，宣布了要把这篇通讯作为重头文章发表，还要组织系列宣传活动；第二天，省革委会新闻组组长李长明也在第一时间接见了我——在边疆，我曾多次听过他有关新闻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只知道他叫李科长——第一次谋面，这位来自北方的军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他的激情奔放如一个孩子，而自信得像一位不成熟的领袖。他对何高问一文的评价更是斩钉截铁，他向我宣布：这个典型和杨水才相比，不差！其境界，甚至还要高得多！杨水才是当时河南新闻界捧出的超一流明星，正红透中华半边天。杨的死法也和马克思近似。杨的名言是：“小车不倒只管推”。
事情至此，我已经弄明白了：武科长梦寐以求的“连发”好梦，不经意间已訇然降临。好事来得太突然，把我有点儿吓坏了，忙向李科长老老实实解释我的全部采写经过，请求说：让我把文中的各事实再落实一下吧！干练精明的部队科长说：可以，但必须快，发稿计划和宣传计划已经确定，时间不等人。我连夜把文中事实分解为四十多个条目，列了一张表，电话通知畹町新闻组，要他们迅速落实，并在我寄回的书面文本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畹町很快回电，说所有事实确认无误，只对两个细节予以说明：一，文章说何高问年轻时为资本家钻矿洞挖煤炭，应更正为“挖玉石”；二，文中说“山路上、喇叭里……人们四面呼唤着他的名字”，他们确认：大家只用嘴巴喊过，没用喇叭。我将确认信息正式报告报社领导，领导说：算啦，小问题，不改啦，照原样发！
就这样，文章出来了。《云南日报》，头版全版。通栏标题：《向阳山上一青松》。好像还有一个副标题：“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何高问”。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在云南就此拉开帷幕，接下来，连篇累牍的学习文章、吹捧文章狂轰滥炸——所有这些资料，我通通没有保留，非常偶然的却是，不久前整理故纸，找到侥幸留下的一本小册子，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组1969年12月印发的《学习材料》第21期。小册子共22页，使我能大体回忆起当时的热闹。小册子共收入如下内容：
《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追认何高问同志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决定》。时间：1969年12月12日；
连环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何高问》。这套连环画有幸让我找到当初我越俎代庖为死者编造的闪光语言：“吃过苦籽果的人，最晓得蜜糖甜；挨过风雪冻的人，最懂得太阳温暖。”“紧跟毛主席闹革命我只有一个死心眼”，“阶级敌人就在身边，我不能放下枪杆子”，“看见姐妹兄弟有困难，我心不安”，“宣传毛泽东思想，我的劲头使不完”，“我人老心不老，要同你们一道把毛泽东思想传遍边疆！”
接下来是《云南日报》根据上述瞎编的豪言壮语撰写的各行各业署名文章：
齐效红：《青松赞》（《云南日报》1969年11月1日）
一○五厂“在险峰”：《做革命的死心眼——二赞何高问同志》（《云南日报》1969年11月8日）
解放军某部战士李石元、昂屹：《永远紧握手中枪——三赞何高问同志》（《云南日报》1969年11月9日）
昆明香料厂吴兴全、学兵：《甘当人民的老黄牛——四赞何高问同志》（《云南日报》1969年11月16日）
解放军某部何军：《永葆革命青春——五赞何高问同志》（《云南日报》1969年12月3日）
省地质局二十地质队萧传宁：《赞“我心不安”——六赞何高问同志》（《云南日报》1969年12月29日）
除了上面这些活动，这篇文章还编进了当时云南省初中的语文课本；还有，保山地区专门搞了一个巡回展览，画满何高问“英雄事迹”的连环画和写满何高问“闪光语言”的展板，被运去保山地区十县一镇，走村串寨，广为宣传。

五

作为这场闹剧的始作甬者，我几乎完全与此绝缘——因为正是这篇文章让我彻底地离开了保山边疆，也彻底离开了新闻界这个谎言集散地。
本文一开始就说了，文革经历曾让我对政治非常厌倦，被军代表“截留”地革委机关，最初我确是很勉强的，后来渐渐得知分配内地的我的同窗们日子比我糟得多，不少都在当伙夫、修铁路、挑泥巴、干杂活……他们对我的特殊际遇非常羡慕，虚荣心重又让我忘记了曾经有过的政治恐惧症，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现实，心安理得地参与了全社会的谎言大竞赛。当我终于开始了省会的新生活，记得我在给女朋友——她是《新保山报》的排字工——的信中公然这样说过：我会像山鹰一样展翅飞翔的。
闹剧伊始，全省轰动，当时云南的党政军一把手谭甫仁将军的贴身秘书甫汉校官很快找到了我，小做谈话之后，第二天便让组织部门给我送来一封公函，要我立即到“昆明军区八号楼”报到。当时，我正和保山地区的秀才们一道，住省委幼儿园空置的屋里撰写全省“学代会”的典型材料。公函送到的时候，武科长也正好在场，拆开公函，大家全傻了眼。我问他们：
“八号楼是什么地方啊？”
“你不知道呀？云南的中南海！”
大家向我祝贺：“你高升啦！”接下来，又转过去冲武科长玩笑：“你不是天天要树雄心、立壮志，要我们‘连发’吗？瞧！这下可好了，连人也一起给发走啦！”
武科长只能无可奈何地笑笑，对我说：“你去吧！那个地方要你，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当我第一次走进戒备森严的八号楼，我想不起是高兴？无奈？还是恐惧？总之，我就此结束了那年代荒唐的新闻生涯，而当年政治场的险恶，事实上让我走上了另一条更加荒唐的、人生再也不得安宁的坎坷之路。
几十年过去了，我依旧不知道该如何准确地评价这些旧事。实事求是地说，那年代的中国百姓，因为对某种虚妄理想的忠诚、以及由此衍生的愚昧甚至疯狂——这些，我压根儿也不愿意多加责怪，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毕竟是真诚而单纯的呀！对于虚假新闻中那些显然经过夸张的“英雄事迹”，再去说三道四，也毫无意义。至于我个人，问题恰恰在于：因为当时特殊的政治功利，让一篇莫名其妙的文章在云南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神话。它之所以轰动，完全因为主人公特殊的死——如果没有这个，整篇文章的影响力很可能失去了支撑——恰恰在这一点上，我表现得极不负责。
需要补充的是：事情过了两年，首倡“活学活用”的造神推手、被正式写进“九大新党章”的钦定接班人摔死外蒙北漠，全中国接着马上开始了一场对林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运动，“林彪反动的虚假新闻路线”也被列其中。昆明再次集中全省秀才召开大会。这一回，《向阳山上一青松》成了反面典型，难逃挨批的命运。听说，众人对文中“闪闪发光”的语言和事迹并不感兴趣，他们的仇恨果然全部集中于：何高问酷似马列主义老祖宗的死法，是真的吗？
我已成局外人，无缘赴会。有参会朋友私下来告诉我这些消息，我反而表现得非常先知先觉，我说，请他们再仔细看看原文吧！我什么时候说何高问死在田里啦？没有啊！我只说“当大家把他抬回家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听说他们回去仔细看了，都说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