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仁德：结婚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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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蒋仁德，江苏无锡人，1957年23岁时被打成“极右派”，因拒绝认罪检查，被升级为“反革命”，逮捕入狱，判刑十年。文革中执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多关少放”政策，无端多刑押二年，至1969年释放，留四川省第二监狱就业中队就业，成为“就业员”（其他劳改单位对这类人或称“职工”、“脱法员”、“生产员”、“刑释员”、“新生员”，不一而足，社会上一般仍视之为犯人，称“劳改释放犯”）。1973年“摘掉帽子”，随后调就业队化验室做技术工作。1974年下半年，他开始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

结婚悲喜剧

蒋仁德 转自 《记忆》杂志 2009年 总20 期

就业员
在我刚当就业员时，女就业员还没有调走。同是天涯沦落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日久生情，生理需要，暗中有的擦出了火花。就业员女少男多，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物以稀为贵”，女就业员只要是没有丈夫或尚未名花有主，就都成了男就业员追逐的目标。但是还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原因有二，一是就业员的条件太差，无法结合（此前已成夫妻的不计）；二是很难拿到准予挂牌开张营业的执照。
但是，自大多数女就业员调到垫江县东印农场后，监狱又特批几个男就业员尾随到该农场，完了婚，所以，这条“马奇诺”防线就崩塌了冰山一角，但也没有达到冰化雪消的程度，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是“改造不好”的，想结婚得不到批准。同时，我也没有见到戴帽子的就业员有哪一个能获准结婚的（原来婚姻关系存在的除外）。
其二，自女就业员走后，就“内销”无货，只能“外购”。然而，“外购”谈何容易！谁看得起、看得上坐过牢的就业员？在讲究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亲不亲，阶级分”，这些人还被认为是灾星和瘟疫病毒，生怕被传染上了，避之唯恐不及，怎肯嫁给你！图什么？图财吗？就业员能有多少钱财？自己生活还难乎为继，怎能养家活口？图帅哥美男吗？几年、十几年牢一坐，大好光阴已过，不是老头，就是小老头或半老头……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环境中，“堂前燕”是极难飞入就业员家的。特别恼火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五洋捉鳖之功，好不容易瞎貓总算逮到了一只“死耗子”，但监狱和中队还要严格审查。这种审查，比“三堂会审”也差不了多少。当然，惊堂木一拍，“呀呀呸”一喝，“拉下去打五十大板”是绝对没有的，但将女方召到监狱来，盘根问底这一程序是绝对不可少的。怎样问？——
你们是怎样认识的？
你是否真的愿意和某某某（或者某某）结婚？
你是否受到外面的压力才愿意嫁给他的？
他是否骗了你？引诱了你？
他将真实身份告诉了你吗？你知道就业员的含义吗？你知道他是劳改释放人员吗？
他对你说明了工资是多少吗？
你知道他为什么劳改的？你知道他劳改期间的表现吗？你知道他就业中的表现吗？
你知道他的家庭情况和出身吗？
像你们真的组成了家庭，以现在的收入以后怎样生活？如生活发生困难又怎么办？如因为他给你带来政治拖累怎么办？你作好了思想准备吗？
如他将来还犯罪你怎么办？
如他在家里作出不轨行为你能不能大义灭亲？检举揭发？……
林林总总，总有几十个问题要问。如女方回答得不满意，那你休想拿到“执照”。有的女方被问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有的被问得瞠目结舌，木讷无声。在这样东问西问之下，相当多的女方就只好知难而退了。本来就业员在“外购”采买老婆之中，成功率是低之又低，现在经这一问，雪上加霜，成活得了的绝对是旷世奇珍。
其三，监狱官方暗中对就业员结婚之态度是清楚的，但公开的态度却有点含糊。某指导员曾公开说过，对就业员的结婚，“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你们自己把握。”而某干事对此事就大为不屑，“饿慌了，憋慌了，什么跛子、瞎子、聋子、麻子、疯子等只要是个女子，只要人家肯，都敢要。莫明其妙！”
说对了，确是“饿慌了，憋慌了”，男就业员绝大多数患有严重的性饥渴病。好比前东北大帅张雨亭张作霖，他妻妾成群，还要选“妃”，结果选了一个跛足女学生。据说，这个由痞而匪、由匪而官、由官而将、由将而王的枭雄之经典台词是：“只要这个母货的‘宝贝’不缺就行。”作为文革时的就业员来说，找老婆的标准也就是这一条。至于是否是跛女、瞎女、聋女、麻女、疯女无关紧要。因为只有这些“女”才“肯”，才“门当户对”。金凤凰、花孔雀、百灵鸟，你根本逮不到。张作霖是要证明他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这些男就业员是事出无奈，饥不择食，殊途同归。
最后，对就业员来说，在“外购”老婆中最好的“货源”是在农村。在这里才是男就业员择偶的“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农村也讲阶级斗争，也讲成份和阶级出身，但农村女子对嫁“城里人”一般要求不会太高，更讲实际，因为经济上城乡差别是明摆着的。男就业员的区区工资，城市女子会嗤之以鼻，不屑一理，可在农村女人看来，还是可观的。何况，我们这点散碎银子，不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旱涝保收，稳当（实际上并不稳当）。当然，最易得手的是年龄不算太大的寡妇、离婚嫂，她们自知本身条件也不佳，就会降低标准。所以，我们就作出战略调整，向农村转移，向贫瘠地区进军。

相亲
我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开始执行母亲的嘱咐，“找个女人成个家”。当时，我在所有的男就业员中，条件还算是上等偏下。其一，我是处男，无婚史，没有子女拖累。其二，经过数年的打拼，工资从最初的每月十六元加到了每月三十七元二角，相当于城市中的二级工，这对农村妇女小有吸引力。其三，我年将“不惑”，还不算太老。其四，我搞技术工作，头衔是技术员，算是个小小的知识分子，而且钢笔字写得漂亮。其五，自从开展钢铁分析以来，化验室离不了我。主管干事对我很好，工作还是比较稳定。其六，我吃得了苦，耐得了劳，体力劳动、写写算算都在行。其七，经过多年的宵衣旰食，积草屯粮，手上有了三百五十元的存款，有五百来斤存粮（粮票）。其八，我没有“帽子”，有公民权，不是专政对象。但我也有不利的地方。其一，我矮小，貌丑，脸黑，可能像“白日鼠”白胜或“鼓上蚤”时迁。其二，我家乡的老娘要我赡养，三十七元二角的工资每月要缩水五至十元。
我第一个见面的是江北牙膏厂的女工，是个寡妇，也是四十岁，有三个幼崽。我们一见面，一介绍我的身份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因“反革命”罪被抓进来的，现在有公民权。对方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了。将我凉在那里，见面不足十分钟。
经一个就业员的姨妈介绍，第二个女人就进入了我的视野。她叫晓梅，只有二十八岁，是城里一个街道搬运队的。她原是农村人口，来自偏远的通江山区，初中未毕业，十七岁就嫁了人，有两个女孩，大丫六岁半，小不点四岁。她男人死在斗殴事件中。她有近一米七的身高，比我还高出半个头，不但个子高，体胖背宽大嗓门，脸稍黑（但不难看），走起路来宛如男人的“急紧风”。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九月中旬，天气还热，地点是在文化宫侧门前的一株老黄葛树下。我记得很清楚，她是穿着一双破塑料拖鞋来的，连头也没有梳，头发乱得像眼下时髦的“爆炸头”，但没有飘来阵阵幽香。
如果说我和牙膏厂那个寡妇女工在近十分钟之见面中，感到的是尴尬，那么，我和晓梅相识的几个月中，则感到很是无奈和沉重。
我自信性格直率，处理事情大刀阔斧，干脆利落。可是，晓梅的性格比我还要刚烈，甚至有点狂野。使我领略了这个看似平庸邋遢、相貌不显的女人身上特有之豪爽之风。
在介绍人曹姨粗略地介绍了我和她的情况并离开之后，我因有了上一次相亲的经验教训，没有先开腔。她第一句话就使我大吃一惊：“姓蒋的，没说的。我外号叫‘孙二娘’，搬运队的人都叫我雌老虎。以后你喊我孙二娘也行，叫我雌老虎也行，叫我晓梅也行。我屋里还有两个小女娃子。穷得很。姓蒋的，我愿意嫁给你，你娶我，我一辈子跟着你。”
相亲时女方先开腔，自报家门，一来就说“我愿意嫁给你”，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刺刀见红，没有半点扭捏作态，没有半点隐晦含蓄，世界上居然有如此的相亲，如此的女人，奇！
来前我是作了相当的思想准备的，腹中也准备了一串串应对台词，如有可喜结果怎么办，如被对方婉却又怎么说，如果不冷不热又如何收场。可此刻却全无用处，乱了套。我自忖不会怯场，此时，却面红耳赤，语不成句，连完整的意思也表达不出来：“我想，我的……身……份，这……我是……”
“姓蒋的，你啥子也不要说，曹姨都对我说了，我都晓得。我孙二娘啥也不在乎。我到这里来，早就想好了，就是想要一辈子跟你过，不然我就不来了。现在，姓蒋的，我只要你说一声愿不愿意当我的男人？”
面对这个不按“炮二平五，马八进七”套路弈棋的对手，面对这个猛砍猛杀、一心只想速战速决的“爆炸头”，面对这个邋里邋遢、心直口快毫无遮拦的“孙二娘”，我只好嗫嚅说：“这个……”
“姓蒋的，你要我就跟我走，到我家里去说。你不要我，那你拍拍屁股就走。”说毕，她拖着那双破塑料凉鞋，发出“梯踏、梯踏”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漂亮不漂亮无所谓，家中穷也不在乎，她的邋遢使我有点不习惯，但以后可以慢慢改，我在稍微迟疑之后，也一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来到她的家。
她的家实在不像家。不是虎巢，像鸡窝。
门是粗糙的木板捆扎而成，且有点朽烂。一推开这破门，竟然“咯咯咯”几声，窜出几只老母鸡来，地上到处是鸡屎。对面是一块双人凉板，用两张长条凳架着，有张长条凳的一条腿用草绳绑着两截硬头黄竹子支撑。那张床上方，挂着一顶又黑又脏又破的蚊帐，也许多年没有洗了。至于凉板上，连席子也没有，一床又薄又破的棉絮，没有折叠，一角拖到了地上。这屋不足十五个平米，可以说是凌乱不堪，很为拥塞。而她两个小女娃子，也是破衣烂衫，正坐在地上，玩“你拍一，我拍二”的游戏。更糟糕的是，这屋里时不时地飘出一股股臭气。我后来才弄清，在这后面，用荒石、芦席、废竹、破油毡等搭了一个猪圈，圈内喂有两条架子猪。这臭味是从圈内散发出来的。这意味着我如果和她结了婚，既要和她在凉板上耳鬓厮磨一辈子，还要和一席之隔的猪比邻而居。这里不是都市中的村庄，连棚户区都抵不上，是贫民窟。不！更像乞讨户。
我虽有心理准备，还是出乎意料。
晓梅大概已看出了我的心思，莞尔一笑，称呼也变了：“蒋哥，家是不像家，以后我会打整得干干净净的，你要相信我这个妹妹。”又半是解释半是诉说，“没有一个当家的男人，穷，烦，闷，又要上班，找吃的，还要带小的，忙，哎，苦啊！没法呀！我是撑不住了。蒋哥，我是会真心实意跟你过一辈子的，你不要嫌我这个做妹妹的。我是想你帮我将这个家撑起来，有个依靠。我晓梅会感谢你一辈子的。噢，蒋哥，你抽烟？我叫大丫去买。”
我本来一见这情况，只想礼节性地小坐片刻，然后告辞，再请介绍人转达这支相亲进行曲不再演奏下去了。但一听这席话，想不到这个风风火火的女人，大而划之的女人，粗犷豪放得使人有点无所适从的女人，像男人而不像女人的女人，却有一颗善良细腻的心。一个女人拖两个幼崽，还要干重体力劳动活，不容易。同是天涯沦落人，含泪眼对含泪眼，受苦人对受苦人，我就改变了主意，想接触一段时间，彼此进一步了解以后再说。
“谢谢！晓梅！我是烟、酒不沾。”
“喔，这好，这好啊！不像我先前那个死鬼，又没得几个白钱，还烟、酒、茶三开，还动辄骂我、打我，横得很。噢噢，蒋哥，你不要多心，不迷信吧？嘿，你看你看，做妹妹的差点忘了。”我不知她忘了什么，正有点诧异时，她却对两个怯生生的女孩说，“你两个小女娃子过来，快过来，这是妈给你们找的伯伯，以后是你们的爸爸，过来先叫声伯伯好。”
八字还没有一撇呢，这个女人！
小不点的小手杵在腮边，小姊妹俩对我这个陌生人虽然胆怯，却还是敬遵慈命，参差不齐地童声“二重唱”：“伯伯好！”
我是不好不出手，对大丫和小不点各送了两元钱。这对晓梅来说是大喜过望，对我称赞还夹着骂起她的前夫来：“大丫，小不点，蒋伯伯对你们这样好，好喜欢你们两个呀，小娃儿不懂规矩，还不快谢谢伯伯！蒋哥，我那个死鬼从来不给两个小女娃子钱，只晓得酗酒，还一凶二恶的。作妹妹的先谢过蒋哥了。”
童声二重唱又响了起来：“谢谢伯伯！”
我摇手，“不客气！不客气！”
这件事情，就算这样初定下来了。以后，我每到星期天，就到晓梅那里去。我去时，她的家确是打扫得还算干净，大丫和小不点虽然穿得补丁重补丁，也整齐了些。我还为她母女仨各买了一套新衣服。只是猪臭无法解决。有时，我还代她到搬运队扛米包，运河沙，挑鹅卵石，抬木料等等，对我来说，这些劳动是轻车熟路，在搬运队里，我大有“一览众山小”之势。晓梅自是笑逐颜开，合不拢嘴。两个小家伙对我也很甜，伯伯长，伯伯短的。我就这样很为愉悦地度过了两个来月。当然，搬运队的人不知道我是就业员身份，只知道我是新生劳动工厂的技术员，是晓梅耍的男朋友。
我也逐渐弄清了她的工作性质和她的经济收入。搬运队是生产自救性质，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有事情就做，没事情就歇，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她最多时每月有五十至六十元收入，最少时可以挂白板，且可长达几个月。文革最热闹、武斗最严重时工厂关门，不关门也是奄奄一息，搬运队就无啥业务可做，处于基本歇业状态，即使有点事情做，也畏首畏尾。为什么？一怕被扣大帽子，以生产压革命，生产挂帅。二怕武斗的子弹不长眼睛，当上屈死的冤魂。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收入极不稳定的她，要不窘迫也难。

意外
正当我和她准备走上婚姻殿堂的时候，却出了严重的拐点。这事发生在一九七四年的十二月中旬，来得很突然。
那天吃了中饭，她在洗碗刷锅，我无事，心血来潮，过去帮她。她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过去过去！男人不做娘们的事，我那个死鬼从来不做这些事，只当吆三喝四、饭来张口的跷脚老板。蒋哥，人家看到了不好，会说我是懒婆娘的。”
我开玩笑，“怕什么？情人眼中出西施，懒婆娘我也要。我想图个好表现，多作贡献，以便雌老虎妹妹更喜欢。”
她盯了我两三分钟，红云飞渡，幸福之光涂上了她稍黑的脸，大笑，可谓笑得前仰后翻。笑毕，道：“看你一天不多言不多语的，只晓得干活。谁知你说起话还一串一串的，乌龟有肉在肚子里头。”
她伸出她的大掌，在我脸皮上轻轻地揪了一把，倏忽间，一把将我抱住，喃喃细语：“哥，我的好哥哥，我好喜欢你呀！又不骂人，又体贴我……”
十来个平方米的破屋，巴掌大的地方，又无布幔隔围，可以一览无余。六岁的大丫眼尖，稚声稚气叫：“小不点，快来看，妈妈把伯伯抱起了！”
尴尬无比。
她不好意思地松开手，对小孩吼道：“滚！”
大丫“哇哇哇”地“长号”吹响，小不点的鼻子也在一扇一合。晓梅一个箭步，一手拉挽着大丫，一手围拢小不点，脸上杏花春雨汇成涓涓细流，且伴着有声近无声的诉说：“我好苦命啊！我好苦命呀！大丫，小不点，你们爸那个死鬼在地下倒安逸了，害得妈好苦呀！”她啜泣起来。
我是进退失据。我理解她内心的痛楚。我的心也在战栗……
下午两点来钟，她膝上放着笸箩，低着头在飞针走线，为两个小家伙补衣服。我起身说要回厂去了。
“还早，坐一会再回去也不迟。”头也没有抬。
“不了，车也不太好赶，还是早点回去的好。”
“好罢。”她站了起来，准备送客，双眼却直盯着我，怅然若失地问：“下星期还来不来？”
“不一定，要看有没有空。我想洗洗衣服，做点杂事，九点半不到，就不来了。”
“脏衣服可以拿来，洗好了再拿回去。我知道留不住你，拖着两张要吃的嘴，我又没有文化，家像狗窝一样，又穷，人又不漂亮，又是结过婚的。那你以后想来就来，不想来做妹妹的也想得通。蒋哥，我的心是真的。”
话说到这份上，我就不好走了。时间确实还早，我只好说：“晓梅，你想到哪里去了？我的心也是真的。这样吧，我就坐下来看你做针线，陪你。我到五点钟一定要走，不然会给我惹麻烦的。”
“行，随你。”话是随口而出，却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未几，她站起来，“喂，你们两个小女娃子，在家里又吵又闹的，到街上去野，烦死了，晚点回来。这里一人五角钱。”
我拦阻：“一点点大的女娃儿，认不了路回来怎么办？”
“熟门熟路的，不会走丢。我五岁就一个人上山打柴了，两个小女娃子命贱，没有那样金贵。”
我只好不开腔。大丫和小不点一人拿了五角钱，欢欢喜喜出门而去。她随手将破门闩上。
她做了一会儿针线，将笸箩一搁，伸伸懒腰，打了个呵欠，“蒋哥，我睏得很，想睡一下，你将门帮我照看着，说不定大丫、小不点回来，你好开门。”
她似乎睡不着，不断地在凉板上翻着身。但我对这无线电信号却是接收不灵。她坐起，弄得凉板吱吱嘎嘎地响。她并不羞涩，笑嘻嘻地对我说，“蒋哥，上来吧，两个小女娃子不在家。”声音很轻。
我惊愕，“这……”
“傻瓜，笨蛋，书呆子。你有真心就上来吧，反正迟早要交给你的，我早就想好了，迟交不如早交……”
我心里“怦怦”直跳，呼吸急促。我不是坐怀而不乱的柳下惠。我上前两步，却驻足了，犹豫了。不是怕名不正，言不顺。而是怕监狱特严的纪律制度约束。我当集训组组长，有几个人就是因“无照营业”，不慎事泄，被弄起来集训的，有的后来还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罪名是奸污妇女。我不能自蹈覆辙，不能将自己多年打拼争来的“摘帽”付之东流。
“晓梅，你不了解我的处境，走错一步，会全局皆输的，还是稍待时日，有了结婚证，就会有这一天的。”
她“咯咯”一笑，说出来的话无异于对我抽鞭子，“胆小鬼，前怕狼，后怕虎，不像个男人。蒋哥，你爱妹妹就上来。我看你是坐牢坐久了，坐呆了。出了事，妹妹给你担着，是我自愿的。上法场，妹妹先挨头刀。上来，要我来拉你吗？你是童子鸡，嫌妹妹不是‘原装货’？我就是残花败柳，也只有二十八岁，其他配不上你，在这点上我还是配得上你这个小老头！”
“晓梅，你的心我明白，我是真心要娶你的，你放心。等有了结婚证……现在不行。到时，你一定要给大丫、小不点生个弟弟或者妹妹，我好向老娘交差。”
“大丫、小不点一定要有个弟弟或妹妹？”
“一定！我老娘苦了一辈子，我不想她老人家抱憾终生，这是我这个不孝之子对老娘唯一的安慰。”
“怎么会是这样？……我会教育大丫、小不点，像对待亲生父亲那样对待你的。我一定会这样做，蒋哥，你放心！”
“晓梅，我不是不放心，我也不封建。独苗不结果，我老娘知道了，会气死的。我是母命难违呀！”
“哎——”一声长叹，“天哪！天哪！”
“晓梅！晓梅！你担心养不活？我即使以后讨口当叫花儿，也会将大丫、小不点的弟弟或妹妹养活、拖大，当然，也包括大丫和小小点，还有你。你听清了？”
她半晌不答。好久，又叹了一口气：“蒋哥，那就以后再说吧，我担心的是可能没有以后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也不瞒你了，哥哥要做啥子，妹妹都听你的，都会依你。只是，只是，只是妹妹已生不了你要的弟弟或妹妹……”
我急问：“你才二十八岁，怎么生不了？是有病？可以医呀！”
“谁有病？我是动了刀的。谁医得好？”
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找个女人成个家”，老娘对我的嘱咐之潜台词我清楚。我是领了任务才来“找个女人成个家”的。我心绪如麻，像一头撞在南墙上，晕了。好久，才大喊，“晓梅，你不要骗我，谁出的馊主意？”
“你不要问，你接受不了就走吧，我不怨你，是我命不好。”
“我一定要问清楚，是你那个死鬼吗？”
“不是！我是迫于无奈，死鬼倒是想要个儿子，我想生多了也养不活，是我自己走上了这座独木桥，死鬼还因此经常打我，把我当出气筒。你走！你走！我晓梅自酿的苦酒自己吞，不会要求你蒋哥跟我一起来喝这杯苦酒。你真的走吧！我不留你。”
我心如刀绞。
我吐出了最后一句：“那——，晓梅，做夫妻不成，做个朋友，我以后会尽一点微薄之力的。”
“谢谢！不必了，不必了。我晓梅没有本事，是个无用的女人，但我有两只手，我不会接受其他人的施舍，除非他是我的男人。蒋哥，让我最后喊你一声蒋哥，愿你以后幸福美满。我会等你三年，你想好了再来找我，想不通，不来也没关系。这样，趁大丫和小不点不在家，你赶快走！我会送你到那天的黄葛树边。”
说真的，我那天是昏昏沉沉，记不起怎样离开她的家，也记不起于这株老黄葛树边和她是如何分手的。
一九七五年春节前，我托介绍人曹姨给晓梅送去五十元钱，曹姨死劝活劝，她坚决不收。在休完春节假之后，我又找曹姨，请她以她名义送给她，才收下了。一九八○年初，我平反了，到她家去找她，破屋还在，铁将军把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进入商界，又故地重游，然破屋已荡然无存，代之的是高楼拔地而起，向周围人群打听，一个老街坊说，她早就搬走了，不知去向。啊，晓梅，一个身处底层艰难度日的女人，一个刚烈如火、又不乏通情达理的女人，你在哪里？

同意结婚证明
尽管已碰了两次壁，但我初衷不改。可是，或一次见面就吹，或“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或不阴不阳，无疾而终。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现在的“贤内助”粉墨登场了。
我内子小秦，当时三十岁，是个农民。她在重庆四女中毕业之后，本已到一个单位上班，一听“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号召，她热昏了头，就返乡回到农村。我和她认识时，她是生产队的会计，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八岁，二女儿六岁，小儿子四岁。她前夫是生产队的队长，因与一返乡女知青通奸，被判刑十年，投入劳改。于是，她和他划清界限，离了婚。她每月有十至十五元的收入，拖着三个幼崽，吃了上顿无下顿，吊命度日。她原来的思想很激进，也当过造反派。她个子不高，人长得有点漂亮，当姑娘时很活跃，在公社的文艺宣传队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跳过忠字舞，还登台演过《红灯记》中的李铁梅。据她成了我妻子后对我讲，最多时她胸前缀有六枚毛主席像章，还受到公社表彰，身上戴着大红花，多次出去作报告，发誓要响应伟大号召，一辈子扎根农村，一生绣地球。
她这样一个“左派分子”，之所以嫁给我，不是由于受到我这个“右派分子”的腐蚀，被拉下了水，却是她自愿的。其中的原因，她的前夫被抓，给她带来的刺激实在太大，她思想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所以，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假左派和一个真右派、带着三个还不懂得逍遥的“逍遥派”的特殊家庭。
但是，我要声明，我不是趁隙而入。我三十七元二角工资的物质引诱，以及甜言蜜语般“同甘共苦，白头到老”的感情攻势，以及吃苦耐劳的做事作风，才打动了她的芳心。
我和我老婆的谈恋爱、耍朋友，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青青子矜，悠悠我心”，比之我和“孙二娘”几个月的接触，要平淡得多。但我俩最终走上没有红地毯的婚姻殿堂却富有戏剧性，具有时代特色，最终导致了我“母命难违含泪违”之结果。
监狱对就业员请求结婚的审查严而又严，要想成功，难之又难。我和小秦严格按照“工艺操作规程”办。
我叮嘱她，先到大队开出她的申请结婚证明，一定要写上我是就业员的身份。这一切都很顺利。我拿到了这劳什子，也写了一个申请结婚报告，将这两个“无头文件”上交给就业员中队“办公厅”，在惴惴然的心理状态下静候佳音。我知道就是得蒙恩准也有一段时间。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根据先前得蒙批准结婚的就业员之经验教训，为了应对女方必定会有的被约谈会见，我鼓励她不要怕，要沉着、冷静、坚毅、果敢、缜密。即使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气贯丹田。我还经过审慎思考，对已经过关斩将、获得杀鸡杀鸭证或“失却荆州，亡命麦城”的就业员进行“采访”，广泛收集“三堂会审”的案例，悄悄地写了一个三千来字的“答辩词”，不求词藻的华丽，但求答辩的详细，论据的充份，还讲究有理、有利、有节。我向我未来的妻子发布死命令，一定要将这“答辩词”背得滚瓜烂熟，融会贯通，以便在“三堂会审”中举一反三，不被“主审法官”驳倒，毕其功于一役。
面对我这个将来可能出任集外交内政于一身、又兼着不管部部长的家庭“内阁总理”的死命令，我的未婚妻明白“外交无小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可是，她余暇时间无多，白天要做账，账做完了有空，为了多得几个工分，还要到田土里劳作，还要带三个小家伙，只有晚上三个崽娃被哄睡之后，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面砍猪草，一面念背事关我和她婚姻大事的“答辩词”。本来，砍猪草对农村妇女来讲，不是尖端科技，熟能生巧，个个都练就闭着眼砍猪草而能不伤手的本领。但不知怎么搞的，她大概是心有旁骛的缘故，竟然挨了一刀。还好，伤口不大，第二天在大队赤脚医生那里花了十来元钱，一个月的收入就此泡汤。
一个月之后，我接到要我通知小秦来监狱面谈的口头“传票”。决战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就业员中队这次派出的是朱干事和跛子干事两位“法官”。不过，“主审法官”是朱干事。跛子干事本来在就业员中队权倾一时，据不准泄密却泄露出来的小道消息称，他可能因没有做到“权倾天下朝不忌，功盖一代主不疑”，其时正处于一索子悬梁、获得“非正常死亡，按正常死亡处理”结论前之彷徨期，所以，作为“雄辩家”的他，一言不发，只当收报员，不当发报机。
可是，这个朱干事却迥然不同。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文字材料要贴到鼻尖才能看清，平时是病恹恹的。文革中他是造反派，在“一月革命风暴”席卷神州的时候，他和一些人也起来夺监狱的权。没多久，不知什么原因，其他的造反“勇士”们还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他却像斗败的公鸡，再也昂不起头，萎蔫蔫地来到就业员中队干起了这个营生。
这次会审的法庭设在监狱外不远的接见室里，我只能回避，由小秦“单刀赴会”。
这次会审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只见小秦出来时是杏目圆睁，而朱眼镜是灰头土脸。
我一看就知道，“会审”的结果对我很不利。我煞费苦心筹划的“答辩词”可能是没有猜中“考题”！
我忐忑不安，快步走上去问：“怎么样？不行？”
“不见得！他敢？不是个东西，他不照办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到底怎么了？”
“星期天你一定要来一趟，到时你就晓得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啊呀！你啰嗦干啥？叫你一定要来一趟你就一定来，问哪么多干啥？无聊！”说毕，她怒气冲冲地走了。
我满腹狐疑地捱到星期天，匆匆赶到她处。
我劈头就问，“怎么回事？”
她大发牢骚：“这个‘四眼瞎子’水平怎么这样低？问我时口水滴答，说话时流里流气，哪里像个国家干部？像个下三烂的跑滩匠！”
我愕然，忙问：“他到底问了啥？”
“先前是东问西问的，啰哩巴嗦的，也没有超出我背熟的范围，可他‘四只’眼睛色迷迷地死盯我的胸脯，有点不正经。我想为了你，让着点，忍了。将要结束了，那个跛子说，‘老朱，我还有点事，你问吧。’撑着拐棍一跛一瘸地走了，那条四眼狗就去把门关了，嘻皮笑脸地问我，‘你长得这样漂亮，人又年轻，蒋仁德年纪又大，又黑，又没有几个钱，你嫁给他做啥子？’还向我挨过来，想拉我的手……”
我惊讶了：“真有这样的事？”
“我说，四眼狗，你再敢挨过来，我就敢掴你的耳刮子，不信你试试看！”
“坏了坏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这结婚证明开不到了。”
“他敢！？那条四眼狗被我训了，却不气恼。又问我，‘你和蒋仁德谈恋爱时发生过哪个关系没有？’”
“怎么能这样问？不成体统！”
“是啊！我回答他说，没有，绝对没有。你猜他又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不可能，这不正常。我冒火了，就说：‘怎么不正常？眼镜，你说话正派点。他一个就业员，你们规定没有成家的不准在外面歇宿，晚上七点一定要归队，他星期天十点才来，来了就是帮我干活，下午五点就要匆匆往监狱赶，他有时间吗？你说这话是对我名誉的诋毁。’可是他越说越下流，说：‘那不见得，二、三十分钟时间都没有？’……我怒火冲天，对他骂了起来：‘四眼狗，你是个二流子。你少在我面前来挂羊头卖狗肉。你当我是一个农村妇女，听不出你话外的话？我告诉你，我是贫农，依靠的对象，你要弄清楚了。我警告你，你再敢乱说一个字，我就要对你不客气！这样，四眼狗，你听好了，你一个月中不把结婚证给我开出来，本姑奶奶就找我两个兄弟来捶你狗日的。量你这种风都吹得倒的样儿，经不起我两个兄弟几锤，捶了你也白捶，除非你死在监狱里不出来。本姑奶奶也有办法对付你，到监狱控告你，借工作之名调戏妇女，欺负贫农。如监狱不理，我就到你家里去吵，你以为我不敢？收拾不了你？随便都将你废了。’我还说：‘你把门关起干啥子？难道我不晓得你的狼心狗肺？把门打开！再不打开我就要喊起来了！’……”
我越听越丧气。她是扬眉吐气了，但这件事是绝对完了，怎能开得到结婚证明？哎！我叹道：“小秦，你是该这样对付他，这件事做得对。我不怪你。但我们的事也就黄了……”
“不会。”
“我弄不懂。”
“我叫四眼狗去开门，他慌里慌张就乖乖地去开门，他是个虚哥。他不开证明，我要到监狱去闹，看他凶还是我凶。”
想来也对，但我还是担忧，“朱眼镜是拿你没办法，可会将气出有我头上的，啃不动青杠啃泡木。”
“不怕！他要暗里找你扯‘柳连柳’，整你，我教你一个办法对付他：悄悄对他说，‘小秦想找你谈谈。’他就不敢动手。他真的将你往死里整，我不找他拼命才怪，他怕闹开。”
她令我刮目相看了。
果然，监狱出具了同意我和她结婚的证明，不到一个月的最后通牒时间就办结，比以前其他人的快得多，是朱干事亲手交给我的，以后他也没有找我的麻烦，彼此心照不宣。但这个证明却是春秋笔法，今录于下，以便疑义相与析。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注：字体略大，红笔书写）

关于同意蒋仁德与秦××结婚之证明
我监狱就业员蒋仁德，向监狱提出与花果大队社员秦××结婚之申请。查：蒋仁德，男，现年四十岁。汉族。江苏省无锡县人。家庭成份地主，本人成份学生。蒋仁德于一九五七年先被划为右派，后升级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十年，于一九六九年七月释放，戴有帽子。一九七三年被摘掉反革命帽子，享有公民权。按照“给出路”的政策，经我监审查，今同意蒋仁德与秦××结婚，请婚姻登记机关审核，并办理结婚证。
特此证明。
四川省第二监狱（章）
一九七五年十月××日
（注：除我内子名字用××代替外，此证明之文字基本保持原貌。）

对这个结婚证明，我有相当多的心理准备，也就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我本身是非洲“黑人”，不在乎再往我脸上“泼墨”。可是，小秦对这个证明却柳眉倒竖，大发雷霆，“蒋仁德，你这个窝囊废，这样的证明你也要？拿出去叫我的面子往哪里搁？撕了。回去叫那个眼镜重新开过！”
我知道，这已经是皇恩浩荡了，怎会给我重新开证明？就劝，“算了，算了，我本来就是这种情况，管他怎么写，只要同意结婚就行了。”我开了句玩笑，“好姑奶奶，你愿意和我结婚就不要吵了，吵也无用，以后我多挑几担粪，多割点牛草就行了。”
她听我一说，才破涕为笑，还是不依不饶：“这个眼镜不是个好东西，阴得很，想用这样软打整来整我？哼！这是打击贫下中农，搞阶级报复。”

碰壁
公社办理结婚登记是每月办两次，逢十五和三十。那天我和小秦喜滋滋地赶到公社，可是无人上班，至少，管这项工作的人还未来上班。到了十点来钟，才姗姗地来了一个女士，见我和小秦站在办公室门前，她先跟小秦打招呼，“是你们一对？”听口气，她和小秦认识。小秦害羞，躲在我背后，不开腔。我先开腔，却不敢称同志。“我们是来办理结婚证的，是不是请你……”话还未说完，就被她打断，“慌啥子？熬不住了？我不是正忙着吗？”她这才将办公室门打开。那么，她忙什么呢？先用小镜子照着梳头，再慢条斯理地吃早饭，要不是当时还不兴描眉涂唇，“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说不定一个上午还不够她使唤呢。
她一切料理完了，又拿起报纸来看，我大着胆子说：“我们是来办理结婚登记的。”
她懒洋洋地推开报纸，头也没抬，“有证明吗？”
“有有有有有！”
她将监狱和大队开出的证明拿过去，看了起来。一面看证明，一面抬头对我打量。然后说：“你叫蒋仁德？”
“是！”
在“验明正身”之后，她才说：“你们不能登记结婚。”
我急了：“为什么？”
“你的身份不能结婚。”
我大惑不解，争辩道，“监狱和大队都有证明，同意我和她可以结婚，怎么我不能结婚？”
“监狱和大队同意，我们公社不同意。”
“怎能……”
话又被她打断，对我喝斥道：“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这有什么可说的？你走！啰嗦。再啰嗦我叫人把你捆起来。”
小秦也急了，说：“小王，你做啥子不扯结婚证给我？只要双方自愿，就可以开结婚证，你有啥子理由不准我们结婚？”
那小王对我有点凶，对小秦却还是和善，对她说：“好罢，你跟我来。”她俩就向一个隐蔽的地方走去，将我甩在办公室内。
后来，小秦告诉我，小王的理论是：蒋仁德戴了四顶帽子。哪四顶帽子呢？一是地主帽子，二是右派帽子，三是反革命帽子，四是释放之后又戴上反革命帽子。你小秦是贫农，过去又是公社的积级分子，讲阶级成份，不能和蒋仁德结婚。小王还说，你过去的男人在劳改，现在和戴了四顶帽子的人结婚，不是自毁前程？你什么男人不能找？找这样一个男人？……
尽管小秦和她解释，争吵，说明我没有帽子，有公民权，但小王坚持她的理论原则不动摇，还有精辟的发挥，“明的没有戴，暗的是戴起的。这叫做暗中管制。我清楚。”
真的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监狱证明，说我的本人成份是学生，怎么我的家庭出身“地主”顷刻间就变成我头上的“帽子”了？解放后的地主还能世袭（当时农村的地主子女就是被当成地主对待的）？我是被判刑劳改，但刑满了，银货两清了。是的，我是被戴过“反革命”帽子，但已摘帽了，有公民权了，这有区公安分局的大印为凭，难道一个公社小小的民政员就可以否定？我也看到监狱中的就业员有摘帽后又被戴上帽子的，但那是有“戴帽子通知书”的，也盖上公安机关的大印，难道单凭这小王一句话，我的帽子说戴就戴？再者，地、富、反、坏、右是否不能结婚？有这个规定吗？在“清楚”的小王面前，我确实弄不清楚。我更弄不清楚的是，是否真有“明的没有戴，暗的是戴起的。这叫做暗中管制”？如有，这中间的法理何在？……但“大权”握在小王手里，我能说什么？当时的世道是，左得右不得，右了要不得。左是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阶级问题，原则问题。大家都在“左”字旗下赛跑、冲刺。
把我逼到死角的，不光是不同意我们登记结婚，而是她将监狱和大队给我俩开出的证明全收了，也杜绝了我和小秦到街道办理结婚证的可能性。这一招真狠，因为我俩手上已无片纸证明。没有证明，在当时，休想办到结婚证。我虽向小王据理力争，但她却是“死个舅子”都不还给我。奈何？
我们回来后凄凄然，惶惶然，茫然无措。
我和她第二次又去找小王，且出示了南岸区公安分局发给我的“摘掉帽子通知书”，这个通知书小王倒是没有收，却又有新的解释：“你释放后戴上的那顶反革命帽子可以不算，但还是戴了三顶，还是不能登记结婚。”我们还是无功而返。
第三次，我在公社外远远地等着，由小秦一个人去找小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放之一马。不果。小秦就和小王撒泼，大吵，还是无用。小王对小秦的态度很好，说：“你和我过去都认识，起来造反时还是一派的。但这事涉及到阶级、立场、原则问题，是不是紧跟和站稳革命路线问题，你再吵也没用，我不会眼睁睁地去犯原则性错误的。”正气浩然，大义凛然。
没辙了。时间也到了当年的十二月中旬。

家庭会议决定
在一个星期天，召开了没有圆桌的家庭圆桌会议，商量对策。出席会议的有：我未来的岳父母，我以后的小舅子，我将来的小姨妹，小秦和我。三个小崽儿由于级别不够，连列席或当观察员的资格也没有。会议经过广泛讨论，交换意见，多边磋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达成决议：
甲、有结婚证要结婚，无结婚证也要结婚，不再去找公社开结婚证，形成了事实婚姻再说。
乙、蒋仁德和小秦立即住在一起，越快越好。
丙、对外严格保密，不能泄露半点风声。如谁泄密，由我将来的岳父严惩不贷，甚至要逐出家门。如有人问起，或机动灵活，或含糊其词，遮盖过去。说：“好像已领了结婚证，已结了婚。”口径要一致。如无法回答，就以“无可奉告”应之，但一定要微笑。
丁、按照农村习俗，定于一九七六年元旦酬宾，不收贺仪。除了出席这次会议的“嫡系部队”，各家阴悄悄地来吃一餐萝卜、白菜饭外，既不告知亲朋好友，也不发出邀请。但对生产队的“大爷”、“二爷”，于元旦下午通知来晚上吃一餐便饭。至于“三爷”、“四爷”或“末爷”等也绝不告知。如果他们来了，也不下逐客令。
我的准岳父在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农村，没有领结婚证住在一起的有的是，哪个来管？还不是照样将户口迁来？照样划自留地？照样在生产队出工拿工分？哪个又不承认他们是夫妻？农村就是这样的习俗。”又说：“我和你们妈住在一起，哪有结婚证？不管！不管！住在一起就是结婚！”
果然是一言九鼎，决议全票通过。
好在监狱已给我开出证明一个多月，认为我已办了结婚证，大队、生产队也认为我们已有了结婚证，而公社民政员虽然不准我和小秦结婚，却没有跟踪追击。我们不找她，她也不理抹我们，被瞒了过去。监狱对此事也一无所知。看来，革命警惕性也还不够高。
于是，我和小秦就住在一起了，她成了我的妻子。我之所以肯铤而走险，实在是被逼得无路可走了。如果我不和她结婚，又去找哪个？即使有女人愿意嫁给我，我已不可能向监狱提出第二次结婚申请。即使我第二次申请再获准，谁能保证不碰到第二个小王？

特别的婚礼
在准备元旦酬宾之中，有一个小插曲——我几乎被革命工人“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从下浩街上买了一百来斤萝卜，挑着走到塑料三厂锅炉房旁边，被三厂的一个工人盯上了。
“站住！”他喝。我答：“干什么？”他问：“你挑这么多萝卜干啥子？”“你管我干啥？买回去吃。”“我看你不像，你吃得了这样多？”“怎么吃不了？家里人多。”“骗人！你是搞资本主义贩运，搞剥削，我要割你资本主义尾巴！”“好啊，你到生产队去问问，是不是我在搞贩运？”“好！我随你去。”“那你来吧，你去问清了再来‘割’。”
好在三厂锅炉房离小秦的土墙房不远，不足一百米。这位革命工人认真得很，屁颠屁颠地跟来了。他一问邻居，回答说：“那个姓蒋的不搞贩运，家里人确实多，家里穷得吃不起饭，只好以萝卜当顿。”这位革命工人只好无趣而去。
元旦节到了。小秦家猪圈旁有块空坝，没有车水马龙，她的“草庐”里也没有宾客如云。老泰山和他的“黄埔亲军”先后悄然而临，他们并不嫌我穷，吃了中饭就先后悄然而辞。到了晚上，生产队的“大爷”、“二爷”和“知名人士”全来了，还有几个不请自到的，都是“甩手和尚”，来吃你已是看得起你，还要人家送个红包、说“恭喜恭喜”吗？笑话。不过，他们对我是就业员并不太在乎，对有否结婚证也不感兴趣。同时，他们对菜肴的粗糙也不挑剔，大家都是穷棒子，差不了多少，能送进口就行，越穷越革命嘛。但有两宗，一是“杜康先生”必不可少，且要“淮阴侯将兵，多多益善”。因为这些爷们大多是酒王、酒仙、酒神，但绝不是酒鬼、酒痞。二是“二寸（香烟）”仁兄不能或缺。可是，这两项东西在市场上是十分紧俏的，要凭票才能买到。每张烟、酒票只能各买到两包烟或二两酒，每人每月只有一张票，使这些爷们经常处于酒渴望和烟饥荒之中。
对付这两把难开的锁，我是强项，因为我有一枚能开这种锈锁的万能钥匙。关于酒，我是偷来的。化验室要烧喷灯，这种灯能使火焰温度达到一千度，燃料是工业酒精。有的干部经常来要酒精，拿回去给匠人作油漆稀释剂，刷家具。你可以走私我可以偷。我偷了七、八瓶工业酒精出来，又偷了极纯的试剂级酒精三瓶，两者一混合，再兑上水，就是酒。这种酒，甲醇含量虽达不到饮用标准，绝对可以达到虽有害、但人体能忍受的程度，二十来斤混合酒，够这些爷们享用。
我现在坦白出来，希望得到宽大，不要以盗窃罪处理我。如真正要起诉我，我也不怕，因为一是达不到立案标准，二是已过了追诉期。
关于烟，不是偷而是买。怎样买？
卷烟厂（人们都习惯称它老厂名南洋烟厂）在生产过程中，经常会产生废烟丝和废卷烟纸。这些东西，烟厂不是倒掉就是填埋掉。我们的食堂就去买回来，每斤六分钱，卖给就业员中的烟民。后来，食堂和烟厂混熟了，就直接到烟厂生产车间去挑回来，烟厂也愿意，省得这些废物堆在车间里碍手碍脚，运出去倒掉或填埋还费人工。所以，挑回来的废烟丝、废卷烟纸就成全了我这个“非烟民”。
监狱中有几个就业员钳工可称得上是能工巧匠，他们能凭着一把锉刀和少量废材料，加工出一种小巧玲珑的卷烟机。我没有钱，就用五斤粮票换一个，共换了五个卷烟机。每个相当于二至三元钱。只要将可用的废卷烟纸裁成“二寸”长，边上涂上二线宽的薄浆糊，再将废烟丝敷上，小卷烟机两根辊筒用指头轻轻捻动，刹那间，一支散装“二寸”就完成了。这种烟，和真香烟在香味上无法比拟，但在外形上粗看别无二致。若操作娴熟，加工出来的成品几可达到乱真的程度。
我将废烟丝、废烟纸和四个卷烟机拿到我妻子处，示范操作，叫她和三个崽娃有空时加工纸烟，我自己也抽空加工。到元旦时竟然有了相当于十几条的散装“二寸”。
这些本不值一提的玩意，在生产队的十几个爷们眼里，却被视为上等佳品，大受青睐。本来，有几个爷刚开始对我略有戒心，到了后来，可以大口吃萝卜、白菜，大杯喝酒，“二寸”是袅袅冉冉，“烟囱”中是白云缭绕，还认为我在外面大有办法，连称呼也变了，成了“蒋哥儿”、“蒋哥子”。有的还说“哥儿真落教”，“哥子真够朋友”。“落教”为当地俗语，意为耿直，讲义气。农民纯朴，务实，要求不高。但我并非以此来拉拢、腐蚀这些爷们——生产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关系、不招惹麻烦之目的是有的。
我和小秦就这样像《水浒传》中的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一样，开起了没有营业执照的“黑店”，但我俩不卖人肉包子，卖的只有劳动力、汗水和勤俭，拮据窘迫地养家活口。

苦涩的结婚证
我们这个特殊家庭到了一九七七年又起巨澜，这倒不是哪个“克格勃”告密，而是由于自然规律，我妻子的腹部逐渐地凸起了。正当我沉浸在穷及快乐着，心想终于不辱母命的时候，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登门拜谒来了：“已经有了三个娃儿，不能再超生了，如不采取措施，再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后果就严重了。”
不久，大队的计生员来了两次，公社的人也来了一次，态度也讲究。讲究之中有威吓。
最后，公社革委会要我们在几种办法中自行选择。
1、蒋和秦如坚持超生，罚款一万元，限令一星期内交清。
2、如不愿交超生罚款，秦必须在半个月内采取节育措施，并接受绝育手术。如不接受，公社和有关部门将采取严厉的强制措施。
3、如上面两项中的任何一项都不接受，则公社将会同监狱，根据对超生的有关政策规定，和男方的特殊情况，对蒋采取特定的坚决打击措拖。
4、如秦做到了不超生，再进行了绝育手术，凭有关证明，分社可以既往不咎，不再将此事向监狱通报，并发给蒋和秦结婚证。
倒也赏罚分明。
这四条选项，无论哪一项，我都接受不了。如何办呢？我总不能像著名笑星黄宏先生和宋丹丹女士，于CCTV1的春节晚会上演出的经典小品《超生游击队》中情景那样，手中牵一个，背上驮一个，怀中抱一个，东躲西藏，设或加点创意，口中唱着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主题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再说，我这种身份，流浪得了吗？
老娘交给我的任务“找个女人，成个家”，我还可能扭扭捏捏地完成，但要完成老娘嘱咐中的潜台词，此时却无异于“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在长久的面面相觑之后，妻子问我，“怎么办？”
能有什么办法？我仰天长叹，潸然泪下，只能采取壮士断腕的办法，道：“我回去请三天假，你作点准备，收拾收拾，明天上手术台。我陪你！”
“那……无法向婆婆交待呀！”
“两弊相衡取其轻，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换个平静。我宁可负老娘，也不会负你及三个孩子。”
“是不是叫我爸爸、妈妈、兄弟、妹妹来一趟，商量商量？”
“没这个必要，无需圆桌会议，艄翁多了打烂船。”
好在当时农村妇女作人流、作绝育手术是不要钱的。老实说，如果像现在，要收费，当时穷得叮当响的我，要想接受公社的第四条选项，还心有余而力不足。
公社还是信守承诺的，在半年后，将结婚证主动送来了。送达人是小王，只说了以下一句：“小秦，把结婚证拿去！”大概，当年纠缠不清，认定在我头上还戴着的三顶或者四顶帽子，被一风吹了。不过，这个结婚证，是我用母命难违含泪违换来的。老实讲，我老娘一直到死，也不知道她的不孝儿子无其后。因为后来我们实在无法向她老人家交待，编了一个美丽的谎言骗她，说生了一个女儿。千里迢迢，她也无法来重庆市调查了解，竟然深信不疑，来信对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亲孙女问长问短。所以，她是含笑归阴的。
必须说明的是，我不是想借此说事，来抨击和臧否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对计划生育，我是举双手赞成，绝对拥护。我甚至还认为这项国策的出台“花儿何其迟迟”。我并不封建，这样写也不是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只是直抒我的曲折经历。好在使我慰藉的是，我三个继子女对我很好，胜似亲出。他们虽然只能厕身于蓝领之中，但还是能奉公守法，自食其力。平平淡淡也是幸福。我现在总体上就生活在平淡而又幸福之中。不过，夜阑人静，抚今思昔，我在微笑之中，仍时隐时现着一丝一缕的遗憾。

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铁窗•高墙•尤京博士》，标题和小标题是本刊另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