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这个大部分国人以前都很生疏的地名，经过4月14日的大地震后，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地名。而玉树对于我，则是很亲切的。43年前，我到过玉树。
1967年5月，我们清华附中的十几个同学结伴扒车到内蒙呼和浩特串连，因为发表了质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的文章，支持保守派，反对“呼三司”，结果被“呼三司”的人抓到内蒙师院折腾了一顿，有的人还挨了打。最后在内蒙古军区内一些支持保守派的解放军的全力救援下，第二天才被放出来。
在经历了这么一场出生入死的故事后，我们在内蒙的使命就算完成了，大部分人马回北京去了。我和张承志、崔鹤鸣、刘小军不愿意这么早就回去，想再在外面跑跑。在呼市我们还碰上了八十中的李苏红和一零一中的女生张平平。李苏红是张承志过去的朋友，张平平曾经和张承志一起串连过，后来成为张承志的夫人。我们六个人一起又向西行，到了兰州，又去了青海。
崔鹤鸣有一个舅舅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工作，据说那里有个很美丽的巴塘草原。那个年纪的我们，都向往着能在美丽的大草原上纵马驰骋，此时不去，更待何时？
在西宁，我们找到西宁市运输公司的汽车队，请求他们带我们去玉树，我们拿出一张刚填好的红卫兵的介绍信，煞有介事地说，为将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行人要到玉树等地方去勘察新的校址。居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我们跟着他们去玉树的卡车队就出发了。以后是一连四天的卡车奔波，由西宁向西南方向，沿着荒芜的戈壁不停地颠簸，翻越了日月雪山和高耸的巴颜喀拉山口，经过了黄河源头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最后到达了玉树自治州的首府——结古镇。
我们六个人分坐在六辆卡车上。路途遥远，一路上就和司机聊天。我乘坐的那辆车的司机是青海“八一八”的，曾亲历了“三·二三”事件。那天，他就在《青海日报》社内。解放军冲进来的时候，他们坚守在那里的造反派手挽手抗拒不退，一排枪声过后，他身边的好几个工人都倒在了血泊中。
到玉树后，我们先到了崔鹤鸣舅舅家。他舅舅是进藏干部，娶了一位藏族姑娘为妻。然后又找到玉树军分区。司令员王干，是从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刚调来不久的，于是也就多了一些亲切感。他自豪地说，别看我们这个玉树不起眼，我们玉树军分区可是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军分区。
我们在得到玉树军分区首长的同意后，在军分区的骑兵连生活了两周，然后，又到巴塘草原的军马场生活了20多天。
在蓝天白云下，纵马飞奔，任风儿在两耳边呼呼作响。我们和藏族牧工尕玛才旺夫妇一起生活，一起放马，过了一段田园诗般的日子。
尕玛才旺有30来岁，汉话讲得很好。1959年西藏部分地区叛乱时，玉树是全叛区，即绝大多数藏民都参加了叛乱，而尕玛才旺不仅没有参加叛乱，还为解放军当翻译，为平息叛乱作出过贡献。尕玛才旺夫妇对我们非常亲切友好，就像一家人一样。
每天吃的是奶茶、糌粑、羊肉，开始觉得有点腥膻，后来就习惯了，再后来就喜欢上了。吃糌粑很有意思，先放上酥油，倒入奶茶，再放上青稞面粉，用手慢慢搅拌，直至将青稞粉揉成一个面团儿，就可以吃了。还有藏民自己做的酸牛奶，不放糖，极酸，非常好吃。
尕玛才旺教我们说藏语，当时学了不少，但现在只记得吃饭叫“撒玛撒”，太阳叫“尼玛”，祝福吉祥是“扎西德勒”。还教我们用藏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头两句“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用藏语发音是：“扎董带拉带邦带勾，俄玛带冬尼玛带勾”。
草原虽好，终归不是久留之地。到7月中旬，我们估计今年8月1日肯定要公开发表毛主席给我们的那封信，那可是个重要的日子，我们一定不能错过，于是匆匆赶回了北京。当然后来毛泽东的那封信并没有如我们预料的公开发表，而且由于形势的发展和红卫兵地位的变化，这封信就成为了一封永远没有发出的信。
这张照片是在骑兵连生活时拍摄的。当时已是6月份，战士们还穿着棉衣，我们都是穿着单衣到青海的，每人借了一件军大衣。前排右二是我，后排右一是张承志，右二是李苏红
发表于 2010-4-27 03:3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