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这一年，是我的漂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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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是我的漂流时间


作者：严飞
来源：时间社THiS


作者介绍


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学者（2023-24），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研究兴趣集中在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社会学。著有《世界作为参考答案》《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学问的冒险》《城市的张望》等。






2023年的8月，我作为哈佛燕京学者，来到了波士顿的哈佛园，进行为期一学年的访学。

这一年就好像划船一样，为了一个目的地，一片美景，辛苦划一段时间。累了，歇桨停船，跟着水流飘流一会儿，看云朵变幻，照在水面的粼粼波光，听水缓缓流动的声音，想象水下住着一只水怪，和我们人类一样，永远有着不可被满足的欲望。

这一年是我的“漂流时间”，没有完成来之前自己设立的预期任务，却有了很多意料之外的体验，看到了很多的人生风景。特别是在疫情封闭三年之后重新拥抱世界、回归开放，心理上经历了一轮前所未有的重建。如果不是这一年的“漂流”，便不会有当下生长出来的决心。

划船的物理距离能够清晰测量，可很少有人问划船的人，在心理上、在脑海中，你究竟去到了哪里？

学术中期的危机

这一年，我和燕京学社来自韩国、日本的学者交流，大家普遍都有一个感觉，自己在学术道路上似乎遭遇了一个mid-career crisis，职业中期的危机，需要通过这一年来探寻后面的学术道路怎么走。


哈佛燕京学社

学术的道路非常漫长，这其中大概会有两次职业危机。第一次是在攻读博士阶段。日复一日的论文煎熬，苦涩与孤寂相伴，又常常看不到做学问的尽头，一篇论文画上的句号，只是另一篇新论文的开始。再加上三十不立、前程未卜的彷徨，甚至爱情与亲情的灼热考验，很多人就会选择放弃学术，转到业界去。

第二次危机，则是进入了学术界的青年老师，他们需要完成一个长聘制的考核，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非升即走”制度，一般是六年时间，有包括论文发表、基金申请等各项指标需要一一对应去完成。现在的青年老师被称为“青椒”（青年教师），“青椒”的压力非常大，往往需要在科研、教学、行政三个方面同时完成指标性的任务。如果时间到了这些硬性要求没有达到，就只能转岗流动到非科研岗，或者从学术体系里退出，转到别的行业。

当终于通过了长聘的考核，很多学者就会产生另一层的职业危机，他会觉得我从博士阶段开始一直在奋斗，奋斗的目标就是有一天可以获得长聘教职，那获得了长聘教职以后我应该怎么办？后面还有二三十年的学术道路，我应该如何开始一个崭新的研究项目？学术的终极意义，又是什么？

我不好说完全找到了答案，但这一年里，我听了很多场不同主题的讲座，参加了很多学术的研讨，自己也做了几次分享。在与不同学科的学者互动中，迸发出不少新鲜有趣的研究视角和思考维度，就很想再往前做一些实证层面的探索和推进，即便没有任何研究经费，也致力做出来。有可能是因为不再需要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反而可以自由地追求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比如在拉德克利夫研究院（Harvard Radcliffe Insititute）里，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50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人文社科学者、诗人、小说家、艺术家齐聚一堂，他们被统一称为拉德克利夫学者（Radcliffe Fellow）。在这边，每周二周三都会有拉德克利夫学者们之间固定的学术交流，这周也许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在分享他对于引力波的研究，下周就是一位小说家在绘声绘色地描绘她对于1920年代美国黑人女性运动的观察，再到了下一周就是一位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为什么鲸鱼会唱歌，但是海豚却不会。因为是真正的大学科交叉，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人文艺术，学科跨界的宽度和广度都非常大，有些话题对于我来讲仿佛是在听天书，但也乐此不疲，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学科前沿发展。对我而言，是完全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比如说我和一位印度小哥关系特别好，这位小哥被称为印度的“青蛙王子”（man of the frog），因为他专门研究印度的青蛙，会跑到雨林里蹲点观察青蛙的生态，迄今已经在印度发现了超过100种新的青蛙物种，非常了不起。当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会讨论青蛙，我们会一起讨论成都有什么好吃的美食，因为他在成都也会有很多的合作研究。

这一年里，我在哈佛大学组织了一个研讨会，关于如何用民间的史料，包括信件和日记，来展开口述历史的研究。那次研讨会依托燕京学社，邀请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参加，是一个小学科的交叉。活动做得特别成功，也是我自己之前只待在社会学这个学科边界之内完全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事情。

我还与哈佛的本科生交流得比较多，并且带领着几位哈佛本科生一起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我们的研究主题是第二代华人移民如何了解现代中国历史。有趣的是，这些年轻人的父辈和祖辈虽然已经移居美国，但对分享他们亲历的历史事件以及所经历的历史变革都非常迟疑和犹豫，不愿意与孩子们交流，也就没有办法进行代际间的记忆传递。但这些年轻人却对现代中国历史非常感兴趣，认为这是形塑自我身份的最重要途径。

他们对历史的感受和传承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带着哈佛的本科生一起做访谈，再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拓展访谈对象，接触更多的潜在被访者。我们将研究从华人移民拓展到韩裔、日裔和印度裔等群体，逐步扩大范围，探讨不同民族对历史记忆和创伤的理解方式。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项目。

世界作为我们的田野

旅行的意义，是探寻世界无穷的多样性。当我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像一个人类学家一般去当地探索，与当地人各种闲聊，比如说街头的小贩、市场的卖菜大妈、小店铺的老板。和他们交流让我体验到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做社会学研究的，总喜欢说故事，要说好一个故事，就要首先喜欢听故事。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在他的自传体小书《碰巧成为社会学家的冒险之旅》（Adventures of an Accidental Sociologist）中就曾经提过，当他还是四五岁的小孩时，曾经收到一个电动玩具火车的礼物。别的孩子收到这个礼物，都喜欢控制小火车穿越隧道。但是他对这个神奇的机器一点都不好奇，甚至都没有打开电源，“相反我躺在地上和想象中火车上的乘客聊天。有人可能会说从此我就没有停止过这个对话。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从中得到了很多快乐。现在也是”。喜欢和各色各样的人聊天，大概就是社会学最大的乐趣所在。

因此，如果谈到我们为什么要旅行，对我来说，旅行在于跳脱出自己熟悉的环境，深入不同的世界，探索那些我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景象。这不仅是一次地理空间上的转移，更是心灵和视野的一次大开拓，让我们拥有超过一个的“人生”。

旅行当然是看见他者，但是在旅行过程中是不是他者也会看见我们？我们其实是一个看与被看的过程。米兰·昆德拉说，他人即镜子。每个走在路上的人，都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标的，有的为了生计，有的为了爱人，有的为了怀念，有的为了追寻，还有的只是漫无目的，走过一段茫然和空白。旅途上的这些镜子，有着千奇百怪的大小和形状，有的甚至是流动的，折射出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而又最有光芒的自我。

这一年对我来说，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旅居——我们在旅行的基础上，将时间的周期拉长，渐次融入当地的生活。这种深度的文化交流和生活体验，让我们的旅居生活打开了新的可能性。旅居的英文是sojourner，有意思的是，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开篇，就用了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刚刚结束两年零两个月瓦尔登湖的幽静生活后的状态——“我又成为了文明社会里的旅居者”（I am a sojourner in civilized life again）。

对我而言，这一年在美国的生活不仅仅是体验美国的文化。我们在这里与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比如有来自韩国的记者朋友，有来自土耳其的建筑师朋友，有来自科威特的医生朋友。我们和科威特这一家关系很好，由于我们两家的孩子是同班同学，所以经常相约带孩子一起出去结伴玩耍。在玩耍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相互体验和了解对方的文化、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等。

这一年还特别有缘分，有幸推动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类学家克里斯蒂娜·J. 沃利（Christine J. Walley）的著作《无地可依：后工业时代芝加哥的家庭与阶级》（Exit Zero: Family and Class in Postindustrial Chicago）中文版的出版工作。这本书是沃利自我民族志的剖析，从自己曾祖父的故事出发，展现出美国芝加哥东南部老钢铁厂地区由盛而衰的转型历史。我们因书结缘，我告诉她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收获很多快乐。一部分快乐来自于在她的研究中找寻到自己一本书稿计划的写作源泉；更加快乐的是在沃利家参加圣诞聚会，看到墙上挂着她小时候和父亲在芝加哥钢铁厂里合影的照片——那是书里屡次出现的故事，却让我在剑桥遇见。

与此同时，旅行也可以进入日常深处，发现日常生活细节，从很多被忽视的细节里感受一种不一样的地方历史。比如来到哈佛大学之后，大家都会想到去哈佛园里最著名的地标——约翰·哈佛的铜像，去摸一下铜像的左脚，据说会给自己带来好运。我们当然也不可免俗地去摸了一下，然而我们平日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在哈佛所在的剑桥散步，可以沿着查尔斯河一路走到麻省理工学院，看对岸波士顿市中心壮阔的建筑群。我有一位同事，喜欢散步的时候数一路上会看见几只小兔子，所以她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的兴趣爱好是bunnyspot，并且最高记录是一次散步的时候数到了23只小兔子。

我们在散步的时候，则喜欢去看街边或者社区公园长椅上的铭文。剑桥有很多公共空间，分散在大大小小的街区里，无论是沿着查尔斯河漫步，还是去剑桥公共图书馆借书，总是会路过很多长椅。不少长椅上都会刻一块铭文，上面雕刻的献词有的是纪念逝去的亲人，有的是记录生活中曾经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就很喜欢去读这些细小的文字，彷佛时间因此停止在某一个时刻，那些曾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普通人，他们的记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保留了下来，并在这一个时间点和我们相遇，也让我们经历了一遍他们所走过的人生。

有一次，我们在剑桥公共图书馆前的草坪上，看到一把以前并没有留意到的长椅，我们猜测兴许是新放置过去的。椅子上有一块铭牌，上面刻着一段话，讲述了一位叫简（Jane）的老太太和她的先生鲍勃（Bob) 的故事。他们在剑桥社区生活了50多年，深深地扎根于社区的服务和教育。鲍勃老爷爷曾是当地一所高中的物理老师和体育教练，而老太太则在不同的社区医疗部门工作。尽管他们是非常普通的剑桥居民，但他们对社区的热爱和所做的贡献却是非凡且值得纪念的。

我还专门去网上搜索了这一对老夫妻的生平。鲍勃老爷爷1938年出生于剑桥，2018年逝世，可谓剑桥的终生居民（lifelong resident）。他是一位热情而博学的政治评论家，也是一位真正的剑桥社会活动家，致力于为社会中的所有人争取社会正义。他的孩子和孙辈有好几位都在哈佛读书，也都在为当地社区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而老太太简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剑桥居民，她出生于1936年，2023年刚刚离世。她是一名敬业的社区护士，也是一位为所有人争取社会正义的活动家，给了许多人支持和帮助。她还是剑桥第一个社区花园的创始成员（Cambridge’s first Community Garden）。花朵为她带来了欢乐，绘画为她带来了平静。


Jane and Bob的长椅

在春天的傍晚，我们会坐在这把长椅上，看着人们从图书馆里进进出出，孩子们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嬉戏玩耍。我们情不自禁地会去畅想，也许当年老太太简和老先生鲍勃，也是这样相伴走过这块草坪、走进这座图书馆、走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他们的故事多么普通平凡，却成了一段历史。而发现这些生活的细节才让我意识到，我们正在与这个地方的真实生活连接起来，和在地的社区架接起了更多的纽带。

只是很多时候，人们看不见这些日常里的细节，或者觉得这些是不重要的。我们只选择看见我们想要看见的事物，用自己的价值立场去诠释世界，甚或是明明看见了事物，却假装自己没有看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由经历、实践和习惯所决定的东西，这是一种主观选择的行为。

还有一些风景是在历史里，不在风景的浮面。我出租的房子在剑桥的特罗布里奇街（Trowbridge St），而当年陈寅恪先生在美国游学的时候，也住在这条街的14号。这条街很长，被剑桥公共图书馆分隔成东西两段，但还是一条街。有的时候走过那栋房子，我会去想象一段跨越时空的交错，当年陈寅恪先生住在这里的时候，他在做些什么呢？他也会像我一样，拎着一袋从超市购买的食物，回家做饭吗？这种感觉就像博尔赫斯在他的短篇《另一个我》中描写的场景——博尔赫斯坐在剑桥查尔斯河畔的一条长椅上，遇见了年轻的自己，19岁的博尔赫斯。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中开始对话。年老的博尔赫斯想要告诉年轻的自己一些过去的经历和未来的事情，也就是那些年轻的博尔赫斯即将面对，而年老的博尔赫斯已经经历过的。然而，年轻的博尔赫斯却回应道：你所说的一切并不足以证明我们现在在剑桥，也许我们两个都在做梦呢。

这段体验也和我在清华大学教授“西方社会学思想史”这门课程时的体验颇有关联。我在教西方社会学思想史的时候，喜欢把古今中外的思想放在一起分析和对比，了解不同思想脉络共通的源泉。陈寅恪是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我常在北京秋日的午后，带领学生们一起走过铺满金黄色银杏叶的清华路，走到校园内王国维的纪念碑那里，朗诵陈寅恪在纪念碑上题写的字，并讲解其背后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关于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部分——“若思想不自由，则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些讲解在课堂上可能显得有些空洞，因为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这段历史常常感觉遥不可及，但是当我带着大家一起来到碑文前齐声朗诵的时候，就会感受到思想的勃发和绵延。而今，陈寅恪先生竟然还曾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这种时空的交织就会让我感受到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奇妙，仿佛历史与现实在此刻交汇。

将瓦尔登湖当作一个动词

这一年里，我去了好几次剑桥边上的瓦尔登湖，看到了春夏秋冬的风景，早晨和傍晚的风景，还有雨中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瓦尔登湖。


1900年的瓦尔登湖

回过头来看，瓦尔登湖对我们来说有象征性的寓意。我购买了英文好几种版本的《瓦尔登湖》，有插画版的，有烫金版的，还有木刻版的。后来还专门跑去康科德小镇上一家叫作The Barrow Bookstore的书店，收了梭罗的其他两本书。这家书店专门售卖稀见的旧书，有很多梭罗、爱默生，还有《小妇人》的作者路易莎·奥尔科特的早期作品，可谓是一个宝藏书店。

梭罗不仅写了《瓦尔登湖》，还撰写了许多关于自然主义的作品。那段时间里，我还在看一本梳理英美自然文学源流的小书——《宁静无价》。自然与心灵真是永恒的主题，这些对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不断去发现和面对真实的自我，追求和热爱真实的自我。

我比较反对阅读《瓦尔登湖》的一种方式，就是把瓦尔登湖看作一种避世主义，在真实的世界里遭遇到很多挫折和困扰，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于是选择逃避现实，和外面的社会完全封闭式的隔绝，把自己安全地保护起来，从而变成隐世的避世主义者。在我看来，《瓦尔登湖》不等于避世主义。

我们今天很多很多人想去追求瓦尔登湖式的生活，一种安静的远离喧嚣的自我状态，但我一直觉得也许我们可以不要把瓦尔登湖当作一种静止的状态，说我们想拥有一片瓦尔登湖，或者说当我们来到了一片安静的地方时，这就是我的瓦尔登湖。

不是的，瓦尔登湖从来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瓦尔登湖当作一个动词，就像梭罗在书里面写到，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庙宇，我们要不断地去管理这座庙宇。那么如何去管理这座庙宇呢？

我们需要回到日常生活的深处，在看上去琐碎无常的日常中发现生活的动力和活力，不断地增强自己心灵的状态。我们无时无刻不置身于真实的日常生活世界，它直观、具体、琐碎，是人类社会最质朴的也是最不可替代的面貌。然而，它却极易被忽视、被遮蔽，我们似乎正在丧失掌握有意义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能力。

所以把瓦尔登湖当成一个动词，就是学会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点，挖掘日常生活的价值，提升日常生活的意义，创造日常生活的合理形态，这样就可以构建出一个更加丰富的日常生活经验世界，看清楚内心真实的自我。用跟梭罗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话说，“对一个十足的漫游者、热情的观察者来说，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在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快乐”。

讲一个例子。今天很多人都觉得今天的时代特别地卷，特别地悬浮。每个人都想摆脱现在，逃离让他不满意的东西。我们要奔向哪里?不知道。只是无时无刻不在移动，没有根基地悬浮在这个社会之中。这种普遍失根的焦虑心态让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大多数普通人，都在经历着期望与现实的断裂而造成的焦虑和身份迷失。我一直有一个比喻，我们今天飞速发展的社会是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每天大量的乘客都被人潮推挤进入车厢——想想北京早高峰的西二旗地铁站吧，很多时候你不是在往前行走，而是被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走。大家如此急切地渴求成功，如此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同，却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也道不清列车行驶的方向。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已经为我们急切渴求成功所做的努力而占据，仅剩下一丁点空闲时间，我们愿意通过看一些刺激的、惊险的、有趣的或无聊的短视频，在感官刺激之下放空大脑。用这些方式消磨掉睡意来临前的时光，无非是为了摆脱积攒一天的疲惫和焦虑，掩饰人在没有根基的时代之中，身份迷失而带来的无所适从。

当人们厌倦了当下的生活，于是就天然地想要去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瓦尔登湖。但其实，我们可以在每日的生活中把瓦尔登湖当成动词，而不再是蜷缩在沙发上3分钟看完一部“小美”与“大壮”的电影，1分钟读完一本书，然后手指再机械地滑到下一个短视频。

我们也许可以真的打开一本书阅读，每天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一点一滴的日常积累，5分钟、10分钟、15分钟，其实就是把每一天的当下变成了一种动态地寻找瓦尔登湖的行动。换句话说，瓦尔登湖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如果大家愿意好好建设身体这座庙宇，在日常生活中弄清楚自己的长处和局限，便能拥有清醒、灵性，获得更大意义上的自由。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学习梭罗，也选择居住在瓦尔登湖，这里一定不是安静的世外桃源，每天我们依旧需要处理很多日常的琐事，听到现代都市生活的各种声音。

在我们的生命长河中，一定会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时间点出现过各种类型的瓦尔登湖，它也许是瓦尔登池塘，也许是瓦尔登大海，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刻意地寻找这片大海、这片池塘，而是当我们遇到这片池塘、这一刻宁静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走进它的深处。

智识的世界主义

在这一年里，我特别痴迷一个理念，叫作“智识的世界主义”（intellectual cosmopolitanism）。作为一个术语的“cosmopolitanism”，前半部分“cosmos”就出自希腊语中的“宇宙、世界”；后半部分的“polis”则是“城邦、城市”的意思。连起来，意味着世界城市或世界城邦。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的宣言“我是一个世界公民”，清晰地表达了他世界主义特征的立场：不愿意局限于一个政治的隶属，而是认识到自己甚至其他人类都同属于一个更大、更广泛的社群。

当我们将世界主义作为一种严肃的思想时，不应该忘记知识分子在其中的可能性。如果说，世界主义有一种最基本的内在张力：如何对待自我与他者，是强调超越性、支持普遍价值与互相理解，还是关注以本土视角为世界主义提供独特的阐释，那么，协调二者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在其中肩负着专业上的能力和道义上的情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物质和思想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市场高度关联、文化的融合与趋同更加普遍、世界的信息系统成为整体……这个宏观的潮流，让我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不再是孤立的、个别的，也同样不能孤立地、个别地加以解决。那作为智识的世界主义，我们当然是迎接开放，拥抱世界的连接，体验不同的社会文化，尽管大家来自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的价值体系。但是今天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封闭，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自闭成一个小小的部落格，人和人之间更多地是用一种怀疑主义的立场去看待对方。

世界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应然的理想信念，或者一种满怀希望的社会设想，而且是一种个体的伦理责任。拥抱世界主义关乎自我的状态，是我们如何在现代社会不辜负自己的荣誉和信念的生活选择。如果我们说，统治世界的政治家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把视野局限在民族国家的境内，那么知识分子就是肩负着超越这种局限的使命。

对于智识的世界主义者来讲，是不是要有一个根，有一个心安之所，可以安静地思考、读书，可以正常地和来自不同价值体系的人平等地、尊重地交流。可是现实却迫使你必须要选边，但是你又不想选边的时候，你就会处在一种离散和漂泊的状态里，不断地在A和B之间左右地摇摆。

我们这一代学人，出生于1980年前后，成长于改革开放的中国，伴随着中国的富强与开放，我们也开始积极与世界拥抱。对外面的世界所抱有的强烈好奇心，让我们在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后，负笈海外，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礼。我们这一代和本科甚或是高中阶段就来北美求学的学子相比，也许语言的表达不如他们好，但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在地田野经验的体认却更加切入肌肤。我们一心想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拉回到学科本身的内在规律性上，不断反思如何将中国的本土经验融入西方的知识谱系，相互借鉴与共进，从而建立起一种学科范式的普遍性共识，并做出一些智识上的变革，将无趣的世界变得有趣。

当我们学成之后，人生步入中年，世界的格局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从民粹主义到文化战争，世界在加速走向分裂，由那些可以唱歌吟诗的开放时代，慢慢回归封闭和狭隘。无论是回国还是留守，每一个选择都变得异常艰难，让我们每一个人揪心困惑，到底怎么选才是正确的。我们有一些对历史、社会、文化感兴趣的好友，就一起组建了一个探讨社会理论和历史文化的小群，并取名为“Deracinated之定性社会学”——“deracinated”一词来自法语，是流离失所之意，指的正是我们这群在身份和方法上都有些无家可归之人。不过，尽管是离散、漂泊的状态，我们还是在期盼一个明日的世界，可以继续在智识上进行世界主义的融合和交流。

人文教育真的没有用吗？

所谓“无用之用”的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对我们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对社会又有什么特殊的价值？文科真的没有用了吗？

在全球范围内，今天的大学普遍面临一些深层次的危机，包括逐渐变得职业化、专业化和产业化。大学排行榜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它的外部经费。外部经费不仅仅是捐赠，还涉及学校每年能获得多少科研经费。这一衡量指标导致今天的大学不得不采用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办学方针，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大学产业化的发展趋势：教育成为一种商品，大学产业泛滥。为了增加经费，学校就天天想着如何创收、如何经营、如何转制，也就自然不会花心思在人本主义培养上了。

日本学者吉见俊哉有一本书，叫作《“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分析了日本在2015年前后关于是否要“废除文科学部”的争议。“二战”后，日本政府致力于振兴工业和经济，在师资和预算分配上更偏重理科，因为在日本政府看来，理科易于把理论付诸实践，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成果和效益，是一套“看得见”的体系。2004年，日本开始施行国立大学法人化的政策。法人化之后，以追求效率为前提，日本的大学权力集中于校长与理事会，大学的预算逐年递减1%，大学的财政基础由此发生了显著变化，运营资金的重心从传统的运营性经费拨款转向为竞争性资金的获取。所谓运营性经费，主要是政府对大学的行政性资助，而竞争性资金则要求大学自行筹措，这包括吸引企业投资等用于科研的资金。那么，如何吸引企业投资或其他形式的竞争性经费呢？答案通常在于加强理工科技术的发展以及专利的市场化运作。通常，理科领域的研究由于其结果的可预测性和所需时间较短，更容易展示出明确的“经济效益”，从而能在短期内提升大学的国际排名。相反，文科研究往往难以设定具体的目标或成果，其研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学术意义而非直接的经济回报上。

我会想到两本书，来呼应人文教育内在的这种紧张感，那种人文教育的智性传统与现实价值体系冲突的紧张。一本书是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故事的主人公叫K，K是一个土地测量员。有趣的是，在这个城堡及其所在的小村庄里并不需要进行土地测量，他所生活的世界也不愿让人就它的度量提出异议。结果就是，当生活在一个用不着度量的世界上时，他这个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就得不到任何人的承认。

另一本书是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的小说《书店》（The Bookstore），菲茨杰拉德通过描述一位寡居老妇人弗洛伦斯如何在一个不足千人的小镇上开书店的故事，来揭示出主人公“我就是想开一家书店”和“可是，那个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的冲突与矛盾。在小说里，书店的存在与否，对于小镇上的居民来说甚至没有街边一只小狗的命运更受关注，所以当主人公决定在书店里引进《洛丽塔》一书时，遭受到的却是小镇居民的不理解，甚至嘲讽。“要是《洛丽塔》是一本好书，我就要在我的店里卖它。”老太太如是想。一个人对书店最质朴的热爱，在另一些人看来，却只是一件荒谬而可笑的事情。

人文的使命是在利用理科领域产生技术的同时，深究其社会价值。所谓价值，原本就具有多元性、复杂性，价值和意义也会在历史中发生变化。既然我们需要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就必须将它们缜密地结合起来。但更重要的是，在追求以价值为主导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采用长期主义思维去理解不同价值导向对我们自身的深远影响。尽管追求工具理性可能在短期内带来投资回报，但从一个更长的长时段出发，追求价值理性更为关键。价值理性要求我们对人的现状进行深刻反思，这不仅关乎我们自己，还关乎整个人类。这种深远的反思将在更长的时间内推动整个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人文教育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复杂性，理解三年前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被这样的差异性所裹挟，为此焦虑和抱怨。如果要抱怨的话，今天这个世界实在有太多可以抱怨的了，但如果试图理解其中的复杂性，回溯历史并理解历史对我们今天的影响，便会愿意往前看，从自身经验出发，从经验中得到真实，重新体验这个世界。如果说工具理性为我们的生存提供了基础框架，那么价值理性则能引领我们获取永恒的价值。再没有哪个知识领域像人文教育这样深入探讨“价值”如何确立的问题了。终其理由，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就是我们自身，它鼓励我们反思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采取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即使对那些被大众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也要保持一种距离感和怀疑精神。

我想从一个更加具像化的场景出发讨论人文教育的意义，那就是作为一名父亲，我如何为我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比如，我需要告诉他，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会遇到成百上千个变量，其中好多变量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面对多变量、信息繁杂的现代社会，你要学会分门别类，建立起系统化的思考框架，形成一套良好的思维方式，减少信息的“陌生感”，这就需要培养你的独立思考能力。

在我看来，人文主义教育会让我们有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成长。这种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讨论其有用性，而在于其无形的影响，润物细无声般贯穿人生的始终，让我们不至于迷失在浮华纷乱的世间，让我们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找到个人的信念并坚定守护，让我们的生命获得更持久的丰富性和饱满性。

我们需要直面当前的困境，不让自己变得那么像动物，只看到物质的维度。正如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强调的，我们在人本主义教育的推动下，成为理性的人、自由的人、公共的人、道德的人，因为只有“所有人都成为具有实质理性的人，他们的独立理性将对他们置身的社会、对历史和他们自身的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

人性的悲悯才是社会的底色

在我看来，人性的悲悯才是这个社会的底色。我自己是社会学背景，社会学有一个大师叫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他在1959年的时候写了一本《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这本书是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在我们本科生的社会学概论课上是学生们的必读书目。米尔斯在这本书里明确地提出：“我不相信社会科学能拯救世界……我所具有的知识使我对人类的机遇有非常悲观的估计。但即使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我们还是必须问，如果凭借智识确能发现摆脱我们时代危机的出路，那么不正轮到社会科学家来阐述这个出路吗？我们所代表的——尽管并不总是很明显——是对人和人类处境的自觉。”

社会学一个核心的命题，就是对人性与社会秩序进行研究。对于人性与社会秩序的追问，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社会学家试图认识我们这个世界，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核心使命。那么到底是人性在先，还是社会秩序在先？是人性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还是社会秩序不断塑造着人性？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诚然，不同流派的社会学家，会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在阐释人性和社会秩序及相关问题时做出一个优先选择。但在我们的教学和学习过程中，我们会不断引导学生讨论在当前时代，如何更好地关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故事。即使学生将来希望进入职业化的道路，寻找更高薪的工作，这都没关系，我们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在学习过程中将视角更加下沉、更加带有批判性，关注到社会中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命历程，记录在时代的裂缝下个体的呐喊。这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他们所学的社会学如何与这个世界互动，如何理解这个世界；能够让他们有公共意识和自由追求，培养敢于批判质疑的精神，学会如何去爱，关注和同情社会上的弱者，努力不被主流价值形态所裹挟压制，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我自己的学术关怀，就是不断推动社会学研究，去看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记录他们在巨变的大时代下丰沛而驳杂的生命，那些个体有意义的生活瞬间和人们彼此相连的共通情感，将生命还给社会。

在很多研究中，我们常常将“人”工具化、标签化，使他们变成没有名字的符号。这种做法使我们听不到他们真实的故事，无法看到他们在人生每一个关键节点上做出选择的原因，更无法了解这些选择背后的隐忍、伤痛，以及他们的牺牲。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写的一本书，中文名字叫《介入的旁观者》（Le Spectateur engagé）。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当然需要坦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同时，他不是作为一个冷冰冰的旁观者站在边缘，抽离地看待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而是要主动介入。在我看来，正义、美德、秩序不仅仅存在于学理层面，更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实践总结出来的标准。大家一起坐下来，进一步讨论，才能明辨是非。正如阿伦特所言，只要被看见，就意味着看见者是从不同立场进行评判，这就构成了公共性。而它的终极方向，是建设一个具有强烈团结精神的社会。

最后，我想引用19世纪英国法学家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在《自由·平等·博爱》（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一书里的一句话做总结：
“我们立于大雪弥漫、浓雾障眼的山口，我们只能偶尔瞥见未必正确的路径。我们待在那儿不动，就会被冻死；若是误入坡途，就会摔得粉身碎骨。我们无法确知是否有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该怎么做呢？‘你们当刚强壮胆’，往最好处努力，不要说谎，我们要睁大双眼，昂起头颅，走好脚下的路，不管它通向何方。”

摘自刘擎、严飞，《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





时间社THiS · 问学东西


自2022年2月成立以来，时间社THiS（Theory, History, Society）致力于推动历史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思考、实践与对话。2023年8月，我们推出“问学东西”系列，邀请中青年学者分享回顾自己学术耕耘的历程，特别是辗转徙倚于东西之间求学、访学、治学和教学的故事。我们希望借助此栏目来增进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职业的观察和反思，促进建设一个更富多元性和包容性的职业群体，并为有意以学术为志业者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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