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关于胡耀邦同志所犯走资派错误的审查报告》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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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耀邦同志所犯走资派错误的审查报告》笺注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

《关于胡耀邦同志所犯走资派错误的审查报告》（下文简称“审查报告”），系个人自存文献，未曾公开。

这个“审查报告”，涉及到胡耀邦在“文革”中的一段历史，带有难以避免的时代痕迹，但文本价值独特，值得学界重视。

一、“审查报告”：

胡耀邦，前团中央第一书记（一九六六年八月停职反省），五十七岁，湖南浏阳人，贫农，学生，行政五级。一九三〇年入团，同年参加红军，一九三三年转党。历任少共中央秘书长、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等。


经审查，胡耀邦同志所犯主要错误是：


一、在共青团工作中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

他在团内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突出地反映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一段时间以及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初期。主要问题是：

（1）他长期不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团员、青年。他认为一般团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困难。多年来他在团内大谈“共产主义教育”，什么“劳动教育”、“品德教育”、“文明行为教育”、“生活教育”等，但就是不讲路线教育，阶级斗争教育。他曾说：“劳动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核心”，歪曲篡改了共产主义教育的阶级实质。一九五六年，在青年思想领域中忽视“灭资兴无”的斗争。在动员青年向科学进军中，不强调政治挂帅，而是要青年埋头业务、埋头读书，向“专家”“副博士”进军，在报刊上宣扬资产阶级个性的“意志性格教育”，以及所谓的“干预生活”的反党的“娜斯嘉精神”；要团干团员带头穿花衣服，刮起一股讲究吃喝穿戴，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歪风。在暂时困难时期，他错误地提出：“学毛著要适当收缩”，说“衣食足而后知礼仪”，“现在是解决热量的时候，心不在选集，心在粮食”，放弃对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领导。一九六一年他主持制定的《共青团在学校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纲要》，是一个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倡白专道路，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严重错误文件。

他在领导青少年报刊出版工作中，没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方向，强调搞什么“知识性”、“趣味性”。多年来，青年报刊出版部门放出了不少毒草，如《风雷》、《刘志丹》及陶铸的《理想》等，对广大青少年思想是严重的毒害。

（2）他长期忽视阶级斗争，脱离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孤立强调发挥团在生产建设中的突击作用。还在一九五三年、五四年，他就说：“我们党过去二十二年的斗争就干了两个字，叫‘解放’，今后还要干两个字，叫‘建设’”，“今天我们不是领导群众向敌人作斗争，是向机器作斗争”。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他不是把精力放在贯彻执行毛主席“抓紧研究合作化问题”的指示，而是指挥团组织普遍建立单独的青年生产队，损害了集体经济，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一九五七年二月，他在团省市委书记会议报告中说：“去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同年五月他在团的“三大”所作的报告中，正是由于这个思想，接受了邓小平关于团的工作要以劳动为中心的旨意，提出抹杀阶级斗争的“劳动、学习、团结”的错误纲领。一九六一年他仍说，“建设时期看青年工作，看青年教育，就是看青年是否英勇劳动”。在暂时困难时期，他要求团组织带领青少年到田边地角大种瓜菜油豆，谁种谁收，自由出售，离开了大方向，损害了集体经济。


（3）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镇压学生运动一边。文化革命初，他在团中央系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他虽不是主管，但他完全支持向中学派出工作组，支持在学生中“反击假左派”。他指使《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十多篇压制学生革命的言论。他对红卫兵看不惯，指责《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文是 “典型的党八股”，“左派幼稚病”。尤为严重的是当红卫兵和革命学生冲击团中央时，他对抗群众，对抗中央文革。几十名红卫兵到团校、团中央批评质问。他惊慌不已，向邓小平说是：红卫兵打人，包围了团中央。中央文革批评他谎报军情，他情绪不满，说“中央文革不懂群众运动”，并攻击中央负责同志。他还要胡克实告诉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对运动“撒手不管”，“让它乱一阵”，“看中央文革怎样收场”。

二、在几次政治运动中的右倾错误

五〇年，他在川北区工商代表会上，向资本家宣扬“社会主义我们是要搞的，但是是十年到十五年以后的事情”。同年他又在川北日报发表文章，强调“没有强大的工业，搞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就是空想社会主义。”

在赫鲁晓夫反对所谓“个人迷信”的妖风影响下，一九五六年二、七月间，他在团中央书记会议上几次发表赞赏反对“个人迷信”的言论。他不赞成喊毛主席万岁。同年六月，在安徽梅山水库向工人讲话时说：“你们不是喊毛主席万岁吗？毛主席并不能活一万岁，人活七十古来稀，那（哪）有活一万岁！”在中央团校传达庐山会议时，又对团干部说：“为了反对个人崇拜，要不要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呢？毛主席能不能活到万岁？绝对活不到万岁，怎么能活到万岁？”一九六五年他对陕西新闻干部作报告时又说“从生理上讲毛主席当然活不到一万岁，你们现在喊毛主席万岁，这是不科学的。”

反右斗争前，他在中国青年报编委会上谈人事问题时说：“现在的人事制度就是有问题，在旧社会，老子对你不满意，老子远走高飞。可是现在，一，不许革命了，革命已经革过了，二，又不许自找职业，三，人家又不去注意发现人才，在这个问题上带来很大的阴暗面。”在反右运动中还包庇了中国青年报所谓“能写点东西”的右派分子。运动后期，又说“右派分子在许多问题上说出了真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夕，他主持召开团的三届五中全会，按照刘澜涛的黑指示，要到会干部“挖空心思、全力以赴”地鸣放，揭露大跃进中的所谓问题。庐山会议后，他在团中央机关一些领导干部中依然散布大跃进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大伤元气”，“大混乱”。

在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对形势估计悲观，认为“人民公社办急了，大跃进过了头”，“农村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要恢复得要许多年。”他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发生严重动摇，甚至支持“单干”，他到山东聊城作调查时，对当地干部说“把庄稼包到组或包到户，谁有能力谁就种，谁收割谁就收。”主张“大胆开放自由市场，不要干涉限制。”他对安徽搞责任田虽感到有些矛盾难以解决，但仍认为“这种做法对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能一棍子打死。六二年八月，邓小平在团的三届七中全会上公开鼓吹单干，说“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当毛主席严厉批判了党内的“单干风”后，胡耀邦在向毛主席写报告中，反而说，邓“对巩固集体经济作了明确的阐述。”蓄意掩盖邓的错误路线，欺骗毛主席。

社教运动初期，他在湖南湘潭工作，他把平江县黄雀大队四天基本搞完“四清”的错误经验，向全区推广。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下达后，他当时在陕西省委工作，对正在“四清”的单位，大搞刹车，宣布夺权，打击投机倒把、退赔等一系列的暂停”，单纯强调抓生产，并要求以生产成绩来衡量干部的功过，提出：“这样成绩，那样成绩，增了产才是最大的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

综合上述问题，胡耀邦同志的错误主要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后，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在共青团的工作中，长期不讲阶级斗争，不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严重地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团内的贯彻执行。在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从开始思想立场上的右倾，发展到在暂时困难时期和文化革命运动初期站在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一边，违背和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是犯了走资派的错误。但从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看，还是比较好的。他出身好，历史清楚，从小参加工农红军，民主革命时期，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社会主义时期，为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文化革命中经过群众的批判帮助，他逐步有了觉悟，在“九大”后，对错误作了深刻的检查，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并在整党中恢复了党的生活。经过干校两年多的劳动锻炼和重新学习，他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坚持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积极参加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和斗争，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改善了与群众的关系。群众说他“焕发了老红军的革命青春”。他表示，今后坚决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们建议分配工作，使其为人民作（做）出新的贡献。“

二、若干史实

“审查报告”未具时间和审查单位。据此或可断定，这份“审查报告”当为初稿。

在两本关于胡耀邦的年谱中，都涉及到这份“审查报告”，但说法不同。《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1971年年初”条云：

军代表强行给他作出“三反分子”审查结论，拒绝签字。军代表拍桌子威胁，胡耀邦说：“你急什么嘛。你可以把你们的结论报到中央去，我在结论后面写上我的保留意见，请中央决定好了”。10月中央批准回京休养。结束两年半的干校生活，回到北京。……不时被团中央机关“留守处”传去参加“学习会”，定期向军代表汇报思想，受到呵斥。坚信自己不是“三反分子”，对军代表作出的“三反分子”结论持保留意见。

此条当来自于张黎群等人所著《胡耀邦传》第1卷正式出版前的内容：

“三反分子”问题，一直僵持到1971年初。当时军代表宣布给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都“落实政策”，唯独不“解放”胡耀邦。如果不把胡耀邦定为“三反分子”，军代表感到难以向中央文革交代。后来看难以使他低头，就强行给他作了“三反分子”的审查结论，要他签字。胡耀邦说：“我不是三反分子，不能签。”军代表拍桌子对他威胁，胡耀邦说：“你急什么嘛。你可以把你们的结论报到中央去，我在结论后面写上我的保留意见，请中央决定好了。”最后，军代表不得不让胡耀邦写上了保留意见。


（运动初期在团中央礼堂前）

《胡年谱长编》“1972年4月”条云：

驻团中央的军代表，把胡耀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胡耀邦看了这个“审查报告”很生气，逐条予以反驳，拒不签字。

此条当来自于团中央老干部陈模的回忆：

1972 年4 月，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对耀邦同志在“文革”中的问题，做了审查结论，给他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耀邦同坐看后很生气，逐条加以反驳。军代表问他：“那你在干校的检讨还算不算数？”耀邦同志说：“在干校的检查，一是受林彪路线的影响；二是好多书记的检查都上纲了，我第一书记应当承担责任。你军代表说摘要送中央，我说不能送。”到了10月28日，耀邦同志《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字。”耀邦同志是个铮铮铁骨的战士，在“文革”的最后五年，终于没在审查报告中签过字。

“审查结论”也罢，“审查报告”也罢，两本年谱所载的结论一致，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想来，都是来自于《胡耀邦传》电子版书稿的内容。可前引“审查报告”的定性，则是“走资派错误”，不是“三反分子”。难道在前引“审查报告”之前，对胡耀邦还有一次被定性为“三反分子”的审查结论？

查正式出版本《胡耀邦传》第1卷，已将“三反分子”的结论改为“走资派”的结论，再引如下：


（在河南省潢川县“五七干校”劳动）

“走资派”问题，一直僵持到1971年初。当时军代表宣布给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都“落实政策”，唯独不“解放”胡耀邦。如果不把胡耀邦定为“走资派”，军代表感到难以向中央文革交代。后来看难以使他低头，就强行给他作了“走资派”的审查结论，要他签字。胡耀邦说：“我不是‘走资派’，不能签。”军代表拍桌子对他威胁，胡耀邦说：“你急什么嘛。你可以把你们的结论报到中央去，我在结论后面写上我的保留意见，请中央决定好了。”最后，军代表不得不让胡耀邦写上了保留意见。

与“审查报告”对照，正式版本的修订更准确。由此也可以说，两本年谱所载与前引“审查报告”是同一个内容。

再说“审查报告”的时间。两本年谱列出两个时间节点：“1971年年初”和“1972年4月”，哪一个更接近事实？

1969年6月中下旬， 胡耀邦到河南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2月回京， 在干校时间是两年四个月。前引“审查报告”有“经过干校两年多的劳动锻炼和重新学习”一语，若结论作于“1971年初”，与此扞格。

另，“审查报告”有“积极参加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和斗争”之语。把林彪陈伯达连在一起定为“反党集团”来批判，源于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77号文件），与“1971年初”也对不上。

胡耀邦1972年2月回京，大约半个月后，中央组织部找他谈话，拟安排他到甘肃工作。那时，安排工作，必须得有审查结论。4月，军代表给他送来《关于胡耀邦同志所犯走资派错误的审查报告》。 可见，“1972年4月”这个时间点符合事实。

还需要指出的是，正式版本所记胡耀邦对这个“审查报告”“写保留意见”事，不确。胡耀邦不是写保留意见，而是对“审查报告”不认可，四次写出“逐条批驳”意见。先是在初稿上修改并批注，后见意见不被接受，又写出两份对“审查报告”的意见——也可能是三份，目前我只看到两份。

关于胡耀邦对“审查报告”的意见，容后披露。

https://mp.weixin.qq.com/s/6FQqD9Agy1Cgq2O6k9yo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