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杰：我和溥仪的文革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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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溥仪的文革岁月

选自：《如烟往事：溥杰自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4月版]
作者：爱新觉罗·溥杰

正当我和浩安居乐业，我在文史专员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的时候，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像疾风骤雨一样，我们被停止办公，所有稿件都被查封了。我们必须每天参加揭发批判的活动，而这些揭发批判又往往都是要接触到自己的。

第一个批判的对象是“三家村”成员廖沫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包庇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我们是他手下的残兵败将，必须揭发廖沫沙是如何纵容牛鬼蛇神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我们不过是特赦之后才认识廖沫沙的，廖沫沙以统战部长身份来指导我们学习时，也不过开头讲几句话，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个别接触，叫我们揭发什么呢？

第二个批判的对象是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他的罪行之一也是利用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写大量大毒草，企图推翻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对这一点我们更是无话可说，不知道我们秉笔直书而且无情地揭露旧社会的史料怎么会是“大毒草”呢？所以一开头，我们揭发不出什么有分量的材料，我们只能套着文件说空话，应付差事。
当时，最不能适应这种环境的是溥仪。有一次，我们正在阅读新发下来揭发和批判《三家村》的文件，他迟到了，一进专员室的门就哭着说：“我在路上看到廖部长被人捆绑在卡车上游行。他是个好人，我真想把他从车上扶下来，替他解开绑。但车开得快，我跟不上，我只能叫几声……”他哭得说不下去了。

我们都被他那真诚的态度所感动，也为他那直率的态度而担忧。掌握会的王耀武很勉强地劝他不要太激动，要相信党和政府。溥仪表示他相信廖沫沙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接触过廖沫沙，他相信廖沫沙是个好人。

到8月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被勒令解散。我们这些被周总理任命为文史专员的人一律免职，停止学习，不管老、弱、病、残都去参加体力劳动。工资也减发，我每月由100元减为70元。

天晓得造反派居然也知道对我们“区别对待”，在劳动时，溥仪和我、杜聿明、宋希濂四人可以干些轻活；（参阅新凤霞：我和溥仪）对有些人则存心要他们干累活，像康泽就得干他力所不能及的活儿，因为他是“特务头子”。我还很荣幸被造反派挑中，除了打扫厕所外，还用毛笔给厕所重新书写牌子。

这种情况很快被周总理知道了。听说他很生气，下令不许扣发我们的工资，于是我们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工资。

在我参加劳动的期间，我们护国寺街的家也受到了这场暴风雨的冲击。一天一群“红卫兵”学生冲进我们的家，那天正好我也在家。这群学生冲我们高呼口号：

“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站出来！”

“伪满皇帝的弟弟，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赶快低头认罪！”

我懵然了。按过去说法，这几顶帽子扣在我的头上也可以，可我的特赦证书上明明写明“确实改恶从善”，我是改邪归正了的呀！而且我正在努力工作，将功补过，怎么老算旧帐，抓住辫子不放呢？我个人受攻击无所谓，但是党的改造政策不能否定呀！

我想着想着，这帮学生动手了。他们冲进厨房，看到厨房里摆着贴着日本商标的酱油瓶子、醋瓶子，就立刻砸个稀巴烂。在这种情况下，浩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动弹。我知道这决不是中央的政策，我忽然上来一股勇气，冲着这伙学生，大喝一声：“谁在耍野蛮！你们有什么理由，得到谁的允许，跑到这里来胡闹？”

我看不见自己的样子，也许当时也是气势汹汹的。我这副样子，居然把学生镇住了。他们在刹那间不知所措，停下手来，互相顾盼起来。为首的那个学生说：“你是汉奸，你罪大恶极……”但已经没有刚才那股气焰了。

另一人说：“你不认罪，我们誓不罢休！”

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撤走。临走时虚张声势地对我们说：“明天我们再来，我们跟你没有完！”

学生走后，我们看着满地的玻璃碎片和酱油汤，真是感到迷惘。这就是造反！在那满天乌云的日子里，我们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该怎样过。我们只有插上大门，关了灯，在黑暗中躲藏着，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第二天，果然这帮学生又来了，在门外叫嚣了一阵：“汉奸特务滚出来！”

他们砸了一通门，没砸开，走了。

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消息，派人保护了我们，学生再也不来骚扰我们家了。在关键时刻，总是周总理拯救我们。

周总理也同样保护了溥仪，使他免于抄家挨斗。但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大哥毕竟还是死在这场浩劫中。
1965年大哥已查出得了肾癌，6月7日做了左肾及输尿管的切除手术。住院期间每天由我和老万为他送报及信件；出院以后，政协领导一再嘱咐他休息，不要工作。但他闲不住，很快和我制订了审查清史稿件的计划。以后，他的肾癌扩散，需要住院治疗。本来文史专员看病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可以得到一些优待，此时完全取消了，而且挂号时还要审查你的出身成分。像我们这些人不但看不上病，而且被认为“死一个，少一个，回去等死好。”

沈醉看不惯这些，为大哥的病担忧，他找到政协领导，一直反映到周总理那里。总理让中央统战部平杰三副部长立即召集名医抢救溥仪的生命。当时天下大乱，中央统战部的几位部长以及申伯纯等都被押上街头游斗。大哥听说后痛哭失声，他问：“究竟为什么要弄成这个样子？好端端的一个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这是谁的主意呀！”重病缠身的大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惦记着国家的兴亡，这是难能可贵的。

对溥仪的疾病，总理虽然作了指示，但医院不愿收留他，即使住了院，也不认真治疗，几进几出，他的病变得更严重了。

到1967年10月初，大哥因为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床上打滚。大嫂李淑贤急得没有办法，又跑到政协请求，最后又是周总理下令，人民医院才接收了他。但他的尿毒症已经病入膏肓，无法挽救。

到1967年10月17日凌晨2:30，他终于走完人生的道路，与世长辞，终年60岁。我是在他临终前两分钟赶到医院的，亲眼看他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

来源：文史杂谈 https://mp.weixin.qq.com/s/6Ls0a-IWNnT5YYLZPNZvf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