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论1955年的“胡适思想批判”——历史背景与事实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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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阳健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说：“翻阅20世纪5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不难明白当年的批胡，重头戏多由北大人主唱。正因为胡适的根基在北大，批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北大人是否愿意划清界限。可想而知，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者，其承受压力之大。”

此话一出，时人真以为北大成了“批胡的主力军”。然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5年创刊，第1期的批胡文章有：金岳霖、汪子嵩、张世英、黄枬森《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是反理性的盲目行动的主观唯心论哲学》，冯友兰、朱伯崑《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底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王瑶《辟胡适的所谓“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张俊彦、黄美复、余崇健、赵淡元《胡适的独立评论的剖析——批判从“九·一八”到“七·七”期间胡适的反动政治主张》；第2期批胡文章有：魏建功《胡适文学语言观点批判》，陈芳芝《美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中宰割中国的阴谋（附带驳斥胡适的“华盛顿会议挽救了中国”的谰言）》；1956年第1期批胡文章有：荣天琳《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唯心史观——中国历史科学中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和斗争》，总共刊发文章7篇（4篇收入《胡适思想批判》），连同刊于其他报刊的，无论是数量质量，都不及“偏离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得以置身于一套与‘胡适派’完全不同的文化秩序”的山东大学。所谓“批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北大人是否愿意划清界限”，言过其实。

通观北大学人的批胡文章，总的感觉是感性多于理性，陈述多于论辩。然对应历史“是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是可以任意摆布的大钱”，“是可以任意涂脂抹粉的百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任意修改的一幅未完的草稿”的高论，北大人批胡确有他人不具的长处，那就是能在三言两语之间，揭发外人不知的事实细节，还原被匿迹的历史背景，构成一道批胡运动独特的风景线。

一

北大历史系1955年初召开教师座谈会，《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刊登发言摘要，题为《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发言者为向达、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杨人楩、张政烺、翦伯赞，皆为当时的史学名家。虽是即兴发言，寥寥数语，却能击中要害，道出实情。如翦伯赞说：“胡适以为历史的发展，是不受任何客观条件的限制，更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人想创造甚么历史就可以创造出甚么历史。因此，他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说日本明治维新是伊藤博文等几十个人的努力造成的，中国的军阀混战是由于无聊政客的挑拨，五四运动是因为他的一个女朋友掉到水里引起来的，甚至说一个人吐一口痰都可以引发起几十年的战争。这些说法，不但谈不上甚么科学，而且简直没有常识。然而他就企图用这样的谬论来攻击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张政烺说：“胡适研究中国历史的办法，是把中国古代史和西洋史上几个眼前的名词瞎附会一阵，说商代是石器时代晚期，说西周是封建社会可以比中古的西欧，说东周可以比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便有意的歪曲了社会发展史。……胡适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二千年前已经崩溃了。所以他讲诗经‘《葛覃》诗是描写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嘒彼小星》是写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按照胡适的意见，中国社会是长期停滞不发展的。”这些批评都是很有道理的。

在这班历史系顶尖教授的发言中，最丰富也最有深意的是齐思和。他劈头第一句便是：

胡适的历史知识是极其肤浅的，在他的“文存”“近著”中，专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只有《井田辨》《王莽》《读北史杂记》《司马迁替商人辩护》等寥寥数篇，而这几篇……虽然以“考据家”自居，其中所摭拾的一点材料，也是极为简陋的。

齐思和所下的判词，是乱扣帽子，还是恰如其分？只有先了解他的经历与学问才会找到答案。

齐思和(1907—1980)，山东宁津县人，1927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28年插班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听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写成《与顾颉刚师论〈易系传〉观象制器书》。1929年历史系筹办《史学年报》，齐思和任主编三年，直至毕业。同学为其毕业照题词，曰：“于学无所不窥，上自群经诸子，下至康、梁、胡、顾；每读一书必有新奇问题发现，尤精于考证学、史学方法、两汉历史。”1931年燕京大学毕业后，被系主任洪业选为哈佛留学人选，齐思和的兴趣在中国史，说：“四年的工夫在中国我可以做出很多成绩来，到美国我去做什么呢？做中国史？那里没有书，教授也不如中国。”洪业说：“到美国去，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可以开阔你的眼界。”还建议他学美国史，齐思和说：“美国史那么短。”洪业说：“虽然美国历史比较短，但是他们研究得比较深，你可以学习他们研究的方法，回来之后用这种新方法研究中国史，对于中国史你就能有新的突破。”1935年7月，齐思和获哈佛大学历史科哲学博士，向以严格要求著称的施莱辛格教授，都给了他的论文以很高评价。

行文至此，笔者不由想起《金岳霖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我反对留美学生在写博士论文时写中国题目，尤其不要用英文写古老的中国古文格式文章。”金岳霖在《我不大懂胡适》一文中又说：

在国外留学，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博士论文好像是《在中国的逻辑发展史》。在论文考试中，学校还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的、不属于哲学系的学者参加。这位学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问胡适：

“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确的？”

胡适答不出来。

那位考官先生说：

“《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率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

这个情节是我听来的，不是胡适告诉我的。虽然如此，我认为很可能是真的。

就在这次教师座谈会上，邓广铭发言说：“杜威不搞历史，没有写出一本实验主义的历史观，胡适把实验主义贩运到中国来之后，也并没有写成这样一本书，而却把实验主义的那套理论，分别应用在研究中国的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各时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上面。”杜威不搞历史，也不懂中国古代哲学，他怎么能指导胡适撰写《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齐思和是中国第一位在美国学习美国史的哈佛博士，又是在中国开设美国史的第一人，所以有从学问上藐视胡适的底气。齐思和著有《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西周地理考》《周代锡命礼考》《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战国制度考》《商鞅变法考》《战国宰相表》《毛诗谷名考》《牛耕之起源》《孟子井田说辨》《先秦农家学说考》《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战国策〉著作时代考》，法度谨严，论证坚实，集中国传统考证学功夫与西方现代历史学规范于一体，被誉为贯通古今中外的史学大家，所下“胡适的历史知识是极其肤浅的”，“所摭拾的一点材料也是极为简陋的”的结论，应该有一定依据。再看座谈会上邵循正说：“胡适是旧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尽管他本人在历史、文学、哲学各方面的成就，即使从资产阶级学者的眼光看来，也是平凡得很，但他的思想影响之广，却是一个明白的事实。”张政烺说：“我在北大上学时，本来是瞧不起胡适的浅薄无聊、吹牛皮和政客作风，从来没上过他的课。”这些发言都反映出学术界对胡适的看法。

齐思和在发言中又说：

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们大概都还记得，在一九二〇年以后，胡适写的书与文章，风行一时，影响大极了。我是一九二一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的，我看见差不多每个同学的书架上都有一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九一九年初版），我也买了一本。当时读起来也觉得津津有味，以后胡适的《尝试集》《文存》等书相继出现，也是畅销很广，当时的学生纷纷购读。他的历史观通过这些专书与论文便灌输在思想正在形成中的青年一代，使他们先入为主，成了他思想上的俘虏。

无独有偶，台湾徐子明的《胡适与国运》，也引了一位“胡迷”的回忆：

记得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在广州泰东书局一折书摊以三个铜板，买了一本《尝试集》，如获异宝（那本书用草纸印成，以一页粗劣的绿色纸做皮，字迹模糊得很，大约因当时“落伍者”多，曲高和寡，才作一折零售），沿途朗诵，旁若无人。“车子！车子！车来如飞……”“我本不要儿子，儿子却自己来了！……”其使我心花怒放！我马上觉得全球的人，没有更比胡先生值得我崇拜了！当时便有人笑我“胡迷”。他们说：“集里的旧诗，除一首五绝外，还不够打油资格，新诗更不用说了。”他们更胆敢说胡先生的文章，并无特殊精采，盈千累万普普通通的人，都写得出来。我不禁愤火中烧：大骂他们是“顽固分子”。可是待我懂得欣赏文学，不觉火气全消！以后我看过胡先生的“短篇小说”，看过“胡适文存”，看过“胡适文选”，看过“胡适日记”，看过胡先生在中华“诗”志和各种书刊上所发表的一切，总没法提起童年的勇气来！（如果我不是“胡迷”，怎肯浪费有用时间，去找这些来读）我读过黄瑛的《西窗晚望》那首新诗（商务国语机片）。方知胡先生的新诗，确是名副其实的“尝试”！最令人头痛的，还是胡先生承认自己的文章不够“白”！（他引赵元任先生的批评）白话“发明”家的文章不够“白”，叫我怎有勇气攻击那些“开倒车”的文章太“文”呢？最近还有人拿胡先生的《丁文江留英纪实》来挖苦我这个“胡迷”，说那篇是死板板的账簿，我抗辩道：这才是“纪实”啦！他冷笑说：写得生动，难道就是“纪虚”？我看过许多英法德文的传记，都写得栩栩如生，又何尝损其为“纪实”！这叫我怎生争论下去？

讲到哲学，他们又说胡先生并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而且讲来讲去，都是那套哲学常识！这大概是胡先生怕人低能和健忘罢？早在民国十一、十二年，当我胡迷最深并常常拿《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去吓人时，就有人同我打赌，说先秦学术，是胡先生的家传；汉晋以后，参入佛老哲学时，胡先生就不易写下去了。我一直望他“幸而言不中”；可是令人失望的，却是他“不幸而言中”：以后日人的中国哲学史汉译了，冯某等等写的也出版了，而且都是从古代写到近代；还有许许多多的思想史，也极可观；一等等了三十年，怎不叫我“胡迷”扫兴？

齐思和说：“胡适的‘著作’所以能风行一时，深入人心，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有任何价值。”进而归纳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条是：

他利用进步的语言工具传播他的思想，使得大部分青年不能将他的表达形式和他的思想本质分别清楚，因而受到他的迷惑。自民国初年以来，章太炎先生在国学方面影响极大，我们中学的老师，有的让我们每人买一部《章氏丛书》，圈《左传正义》，和浙局版的《二十二子》。这些书对于中学生说来是很难懂的，尤其是章太炎先生的文章，非常艰深，内容以声韵小学为主，一个中学生读起来，真是“望洋兴叹”。这时胡适的“著作”出现了。这些书是用白话语言写成的，其中并没有难懂的句子，难认的字，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自然受到欢迎。

齐思和说的历史背景，是符合事实的。他解释为“利用进步的语言工具传播他的思想”，言下之意是白话这种“进步”的语言工具，“战胜”了艰深难懂的文言。其实从根本上讲，人之读书有三种境界，或曰三大目的：一曰求进身，二曰长学问，三曰寻乐趣。对于多数人来讲，“十年寒窗”的首要目标便是功名。在科举时代，命题的依据是四书五经，故有“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之说。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青年学子只能进新式学校，博得一纸文凭以为进身之阶。时人虽有以高中毕业比之举人，大学毕业比之进士者，却不知新旧教育实有本质的区别。出生于1900年的冰心，1989年写了一篇《忆读书》，送给少年儿童“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九个字。文章所说的读书，不是四岁时母亲给她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聊斋志异》，“我永远感到读书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不脱“寻乐趣”的范畴，与谋出身的读书大相径庭。

倒是生于1910年的萧乾，在回忆里道出问题的实质。他1929年考进燕京大学，面临着课程的选择：“很快我就发现燕大这个专修班不合我的口味。金石学、音韵学、古代批评史等课程，都需要一定的国学根底，而我几乎没有。”于是乎：

这一年，我为现代文学所吸引，讲者是清华来的客座教授杨振声。上半年讲的是本国文学，下半年讲外国文学。这位老师本人是五四运动中的闯将，写过长篇小说《玉君》。他身材颀长，讲话慢而有条理。也许由于留学时专攻教育心理学的关系，他讲课娓娓动听，十分引人入胜。通过他的讲授，我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获得了一个轮廓的印象。

萧乾自幼即以聪慧著称，连他都因缺乏国学根底，畏惧金石学、音韵学、古代批评史等课程，选择了比较浅易的“现代文学”，就更不要说比他水平更低的学生了。所谓“现代文学”，定位为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学。试想：从1919到1929短短十年，有多少“现代文学”值得讲授？据萧乾回忆，杨振声“从鲁迅讲起，接着就是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田汉、王统照、蒋光慈和沈从文等早期作家，每位至少占一个下午，有的讲得更长一些”[插图]，抛开三五千年辉煌的古代文学不学，只听短短十年的“现代文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有多大的学问呢？

与传统的皓首穷一经的终身学习不同，从外国搬来的“新型学校”，讲究的是学分。不管你读的什么，只需将学分挣满，就可拿到同值的文凭。社会上的人也只看你的博士学位，而不问你是什么学科的博士。谁都明白章太炎先生比胡适更有学问，但读“非常艰深”的《章氏丛书》，与读“豁然开朗”的《胡适文存》，都能拿到文凭；读用白话写成的书，还能博得“进步”之名，多数人自然乐得弃难而取易。

与此相应的，便是学术水准的变化。齐思和接着说：

胡适的“著作”所以能风行一时，和它的肤浅性是分不开的。用浅显的文字表深奥的道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胡适的“著作”却只有浅出，并无深入。胡适的“著作”表面看来，好像方面很广，但他对于各门学问，只是略涉其藩，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譬如胡适好谈考据，自称有“考据癖”，又好谈清儒戴、钱、段、王等人的考据学，以能承先启后，博通中西自居。其实戴、钱、段、王的考据学是以声韵训诂为武器的。胡适在这方面并未下过功夫，他所谓考据不过是炫耀古本，追求笔画。他对于《红楼梦》《水浒传》等书的考证，都是侈谈古本，使得两部极富于现实意义的伟大著作，成了毫无生气的古董。列宁指出：“中世纪的僧侣在亚里斯多德（今译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绞杀了活的东西宣扬了死的东西。”胡适的“考据学”的恶劣影响，也是如此。这种“考据”当然是不难作的，清代戴、段、钱、王的学问，既须有师承，又须长时的勤苦努力，才能找到一点门径。而胡适派的“考据”只要对一对版本，数一数笔画，加上一些牵强附会的议论，便可成为“考据家”，于是写起模仿胡适的“著作”，遂风行一时。他的法宝，既然不过是几种古本，谁能看到这几种古本便可大做文章，成为名家，遂演成垄断材料，攘夺秘本的恶习。胡适好谈清儒，其实清代第一流的考据家如戴、段、二王，是不大讲究版本的。至于提倡宋版的黄丕烈、顾广圻等人，他们是以流传古本为职志的。若胡适的垄断古本，更是十足地表现着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恶劣作风。

冰心说：“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因为缺乏可资比较的标尺，遂让胡适的“只有浅出，并无深入”，大行其道。齐思和更一针见血地指出：

胡适所以能名震一时，是和他的学阀地位分不开的。胡适通过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中国科学社、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等关系，在国民政府时期，把持着全国的教育事业，操纵着学术界的名誉地位。不明底细的人，以为既有大名，必有学问，遂对于他的“著作”加倍重视，这是他的“著作”所以风行一时的另一原因。

讲得真是痛快淋漓。向达在发言中也谈道：“大革命以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成立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到1930年胡适正式当选为基金会董事，兼名誉秘书，又做了北大文学院院长，……几十年中间，他的势力遍及于中国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各方面。”

至于胡适历史观点造成的影响，齐思和概括出两点：

第一，他将中国说成最落后的、最野蛮的国家，摧残了中国人的自尊心……譬如：中国历史的悠久，文物的丰富，这是中国人所引以自豪的，也是全世界所公认的。商代青铜器制造的精英，是世界所赞叹的，而他竟说商代还是石器时代（《古史辨》第二册第三七二）。中国的思想史是源远流长的，而他竟说老子、孔子以前无思想（《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章）。中国古代大诗人屈原的优美诗歌，也是举世闻名的，他竟说屈原并无其人（《读楚辞》）。他是提倡“考据学”的，而又是好谈戴、段、二王的，对于他们在考据学上的贡献似乎应当肯定了，但是不然。他以为中国的校勘学非但不如西洋，并且不如日本，原因是中国印刷术发明得太早（《元典章校补释例序》）。……第二，他一方面抹杀中国人在历史上的伟大成就，光荣传统，想要使中国人都感觉到走投无路。一方面又引导着青年们脱离现实，从事于支离破碎的所谓考据。正确的历史观可以使人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鼓舞革命斗争的情绪。但是胡适硬说中国近百年祸乱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欧游道中寄书》），不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我们走那条路》），而是由于自己“不争气”。他反对革命，他引导青年们去做支离破碎的“考据”“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庐山游记》）。

齐思和既了解中国史，也了解美国史，故能讲得入骨三分。继齐思和之后，1939年入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1944年获哈佛博士学位的周一良，虽然没有出席历史系教师座谈会，却在《光明日报》1954年12月9日发表了一篇《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收录于《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

出生于1913年的周一良，虽比齐思和小了五岁，但同样生活在“有被瓜分恐惧的年代”（《金岳霖回忆录》语），也同样既了解中国史，也了解美国史，所以对于胡适史学观的买办性，也持有清楚的认识，明确指出胡适只看见中国的“鸦片、缠足、八股文”等等，却看不见伟大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胡适对于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只说是：“如果我作过什么斗争，我打的是骈文律诗，是死的文字，是某种某种混沌的思想，是某些某些不科学的信仰，是某个某个不人道的制度。”

学术层面的问题，周一良指出，胡适并没有在历史科学范围内做工作，他心目中所想和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基本上都是属于整理国故范围内的辨伪工作。周一良还通过几个典型例子加以剖析：

第一个例子是《陶弘景真诰考》。胡适只是指出了“真诰”某些部分抄袭了《四十二章经》：“抄袭佛经在道经当中本是习见的事，胡适研究《真诰》，不从陶弘景本人和这部书在道学中的地位作用影响方面着眼，只停留在指出它有些部分的抄袭，显然是不够的。”

第二个例子是《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胡适用了几万字来证明这部书是公元1世纪姓崔的作的，不是公元前1世纪姓焦的作的。周一良分析道：

其实我们关于姓崔的和姓焦的历史，同样地知道得极少，搞清这件事，对于了解易林这部书，并不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并不使我们对于易林的看法有所改变。另一方面，读了这几万字长文以后，对于易林在哲学史文学史上的价值，还是茫然。而且，我可以附带提一下，这两篇文章所辨的伪，都是前人已经指出的。“真诰”抄“四十二章经”已被宋代朱熹道破，易林问题清代牟庭早已论列，胡适不过稍作补充论证而已。

第三个例子是对于《水经注》的研究。胡适“把郦道元这部伟大的地理著作加以肢解割裂，每一道山脉，每一条河流，都不再成为地理书中活生生的有机构成部分，而是变成了僵死的、纸上谈兵的、考据的对象了”。

周一良通过三个个案来研究胡适，是要有相当学术功力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不是举举手、喊喊口号那样简单。文章最后，周一良还进行了自我批评：“胡适的唯心论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提倡考据学，对于我们这一辈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看来，他是真诚地投入运动的。

二

在北大历史系座谈会上，向达发言说：“胡适于一九一七年回国，即在北大教英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他先期出上海迎接美国的杜威，并替杜威当翻译。所以五四运动的发生与胡适并无关系，这是应该首先弄清楚的。不过在一九一六年左右，胡适就参加了《新青年》，加上一九一九年杜威来华讲学，这两点构成他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笔资本。”

1916年6月8日杜威在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登坛开讲，而由胡适担任翻译。杜威承认，五四运动对于他做讲演文稿时的观念很有影响；而《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这个题目就是胡适提出的，他希望杜威“借这个机会做出一部代表实用主义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杜威的讲词不是“无的放矢”的，而是包含了胡适所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又成了胡适言论的“话本”，其有关五四运动的是三、四两点：

（三）凡是革新家去做革新运动，他要吃许多亏。社会与他为敌，他自己也觉得与社会为敌，社会上一切制度都是不好的，最后甚而至于暴动，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根本解决、去笼统地改革，这是很危险的。

“改造”“再造”不是笼和趸批的，乃是一点一点的零碎买来的。

（四）这个运动的起来，稍为有点观察的人都可以看出几点短处：(1)偶然的。因为源于偶然之事发生。(2)感情的。因为实在愤激了，忍不住了，遂起来的。(3)消极的。因为是阻挡禁止一件事体，不让他做去。

“五四”以来，学生很难专心读书，大半因为外交紧急，也因为学生感情用事。教育上受了莫大的损失，要是长此不改，损失恐怕还要大，教育一定要瓦解了。

诸君要知道，爱国是一事，排外又是一事。我奉劝诸君，不必感情用事，徒然排外，要有更远大的目的。

杜威还说：“聪明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容忍的态度提倡思想自由。如此，还可使人类大家本希望太平、爱护秩序的心理，淘汰十分危险思想的分子，而保存堪可采用的分子。”再以胡适的言行相对照：

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点滴改良主义”。1920年5月4日，与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说：“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用罢课作武器，还有精神上的很大的损失：（一）养成倚赖群众的恶习惯；（二）养成逃学的恶习惯；（三）养成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他们希望学生不要过问政治。

以此看来，胡适、杜威的思想是一致的。

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若水，他值得重视的文章是《五四运动中的胡适和杜威》，追溯了杜威五四运动中的行踪：“杜威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到中国的。他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碰上五四运动。他来迟一步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谁要想把它扑灭下去是不可能的了。这时胡适已经赶到上海去迎杜威。北京的学生既没有时间去听杜威这位‘良师’的教导，也没有机会去接受胡适这面‘旗帜’的指引，就举行罢课游行了。”

文章进一步分析杜威的表现道：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贵国的学生运动。五四以来，学生很难专心读书，大半因为外交紧急，也因为学生感情用事。教育上受了莫大的损失，要是长此不改，损失恐怕还要大，教育一定要瓦解了。……诸君要知道，爱国是一事，排外又是一事。排外是消极的……诸君应该努力去做积极的事业……

王若水从五四运动前后的国际形势、舆论动向，还原了五四爱国运动的部分情形，给不熟悉这一历史背景的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三

北京大学哲学系两位教授的批胡文章，颇有见地。

一位是生于1902年的贺麟。他于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1926年赴美，先在奥柏林大学获学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1930年转赴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回国后任教于北大哲学系。

贺麟的《两点批判，一点反省》，刊于《人民日报》1955年1月19日。文章的第三段题《自己照一下镜子》：“我若没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决心，那一定会‘姑息矛盾’（列宁语），提不起勇气来批判从前曾经从不同方面，在不同方式下影响过我的思想的胡适和梁漱溟先生了。换言之，批判别人的唯心论，也就是自己要和自己过去的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的一个表现方式。”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表现了深刻解剖、批判自己，并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以前思想观点的勇气。

文章提道：在“九·一八”事变后，胡适曾说“哲学要关门”。

蔡元培曾经说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而一贯宣扬实验主义哲学，自称“哲学成了我的职业，文学成了我的娱乐”的胡适，为什么会发出根本反对哲学的议论呢？

贺麟曾做过演讲，针对胡适的“哲学要关门”论，说：“哲学永远不会关门，胡适倒会被关在哲学的大门之外。”贺麟分析道：首先表明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已不时髦了，不能作为号召的幌子了。换句话说，杜威派的哲学在青年群众中渐渐有失掉牵着鼻子走的效力的趋势。胡适预言哲学要关门，从思想来源来看，与他信奉实证主义之不可知论有关。他错误地认为各种实证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独立起来，哲学的地盘愈来愈缩小，就狂妄大胆地宣布“哲学家没有饭吃”。殊不知科学愈发展，愈益丰富了哲学，使哲学可以总结和概括的材料愈增多，而“贯串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可以发挥其作用。

文章还提到：当时唯一用新观点讲授“左派王学”而大受学生欢迎的嵇文甫先生，离开了北京大学。

嵇文甫，河南汲县人，生于1895年，1910年入卫辉府官立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因家境困难被迫辍学，回汲县小学教书。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冯友兰、陈仲凡、孙本文等为同学。1918年在北京大学毕业，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收有嵇文甫的文章，在批判“彻底的经验主义”时谈到，所谓经验，是从我们的主观和客观事物接触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既有经验，总要有一个“经验者”和“被经验者”；如果离开了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就很难设想经验是什么东西。然而——

这些“彻底的经验主义者”告诉我们：应当既不讲“物”（客观存在）也不讲“心”（主观意识），而是在超乎心与物之外，有一种经验——所谓“纯粹经验”。经验就是经验，既不是物，也不是心。至于经验从哪里来？怎么会有经验？谁在经验？谁在被经验？这个不许你问，因为据说这都是“不可知”的。反正就是经验；只有经验才是最可靠的！

一位是生于1895年的金岳霖。他于1981年到1983年写了一百个回忆录片段，结成《金岳霖回忆录》出版，最后一篇是《我不大懂胡适》。为什么说“不大懂”呢？金岳霖用特有的有意趣的文字，摆出了几件往事：“有一天他来找我，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据梁漱溟回忆，一次一起在协和医院里开会，胡适跟金岳霖说：‘我写过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金岳霖说：‘看过，很好很好。’胡适很高兴。金岳霖接着说：‘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说一句话。’胡适赶紧问：‘一句什么话呢？’金岳霖说：‘你少说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胡适这篇文章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哲学是什么？哲学在我看来，就是坏的科学，或者说是不好的科学。”胡适文章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因此金岳霖就笑他：“你是哲学的外行，不能说哲学是坏的科学。”

搞哲学的不承认必然，哲学史教授不懂抽象，确实一定有毛病，长于抽象理论的金岳霖剖析道：

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

1955年的“胡适思想批判”，金岳霖和汪子嵩、张世英、黄枬森合作写过一篇《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又独立写过一篇《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前者着重分析批判实用主义对于“经验”的解释，指明尽管实用主义者标榜自己的哲学是“最新的”“科学的”哲学，实质上却不过是最陈腐的主观唯心论哲学，与巴克莱主义、马赫主义等主观唯心论比较，没有任何新的东西。1956年高教部一份报告提道：“以金岳霖和哲学系青年讲师、助教汪子嵩同志等的互助合作为例：先是汪子嵩同志等集体写作了一篇批判胡适政治思想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老教师反映：‘年轻同志真有两下子！’当时金岳霖正在写批判实用主义的文章，苦于有些观点搞不清楚，希望年轻同志帮助。而汪子嵩同志等也感到对杜威、胡适等的著作读得不多，占有的材料有限，批判不易深入有力。针对这种情况，党推动他们进行互相合作。经过拟定提纲、收集材料、进行研究、集体讨论和反复多次修改，结果写出《实用主义所谓‘经验’和‘实践’是什么？》这篇论文。一般说老教师占有材料比较丰富，而新生力量观点比较先进。但新老之间的这种互相合作，绝不是材料和观点的简单结合，而是贯穿着一系列的思想斗争的。如金岳霖曾经把杜威的哲学，说成是美国人民的哲学，汪子嵩同志等做了一定的钻研和准备后和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辨，他才表示‘恍然大悟’，认为这是‘没有用阶级观点看问题’。另一方面汪子嵩同志等从金岳霖那里也得到不少帮助，他们说：‘金岳霖有时对问题看得比较深，能引用杜威的话来反证，打得很准！’又说：‘和金岳霖合作写出的文章，我们感到更有把握。’这说明在互助合作中经过自由讨论和反复争辨，取得一致的观点，并且互以所长相补所短，彼此都有收获。”

而在《金岳霖回忆录》中，他充满自豪地写道：

我写的文章比较得意的有三篇：一篇是解放前写的《论手术论》，写后有点担心，因为批判的对象好像是叶企荪先生的老师。后来知道他并不在乎。有两篇是解放后写的，一篇是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在什么刊物上发表的，忘记了（不是《新建设》，就是《人民日报》）。得意点是找到了杜威在他的论达尔文文集中某一页的页底注中，直截了当地反对物质存在的赤裸裸的表示。另一篇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思维规律的客观基础的文章。

有生之年已经到了八十八，比较得意的文章只有三篇，并且在这里也只是“老王卖瓜”。《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发表于《哲学研究》1955年第2期，与《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一同收录在《胡适思想批判》第七辑，为第一、二篇。对于参加胡适思想批判，金岳霖“接受了革命哲学”：“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现在仍然如此。”金岳霖的态度，应该说代表了北大学人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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