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甚惑焉 文革漫忆（转自关天茶舍）

tuffy05

文革漫忆 （1 ） 哈哈，一开始，我就被打入了“另册”
　　
　　 有几个朋友希望我写点儿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这倒不难。毕竟是亲身经历的事。不像今天的小哥们儿，骂的赞的，口水战打得难解难分。究其实却不过都是道听途说，隔着好几层呢。但一提笔，又颇踌躇。因为，第一，“文革”的事情，D很不愿意人们提起。写“文革”的事，那简直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D会很不高兴。第二，因是亲身经历，自然具有很浓重的“主观色彩”。甚至会有许多“选择性遗忘”也说不定。尽管几乎所有的名人的回忆录都犯这毛病，但让当时的同学们判我个“胡说八道”也毕竟不是件开心的事。
　　 但，最后还是决定写。鸟！老子又不是写历史。至于“高兴不高兴”呢，随便！你们做的事，让老子不高兴的多了去了！单这“文化大革命”就是天怨人怒！何止是让人“不高兴”！简直就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好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吧。
　　 我校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1日开始的。那一天，学院停课闹革命。
　　 先是宣布要听“重要广播”。广播的就是聂元梓等人写的那张大字报。大字报指名道姓的抨击了北大校长陆平和工作组的彭佩云。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义正词严，声色俱厉”的播音，那火药味端的十足。
　　听完“重要广播”，就在体育馆召开了全院教职工生大会。党委书记作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宣布从是日起，停课两周，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注意，这“文革”的最初名号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才改成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改变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我这里就先不说了。
　　 那时，“革命”的气氛已经很浓。此前关于所谓“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让人有“不同寻常”的感觉。不过因为我们是理工科大学吧，大家并不是太明白。也并不怎么关心。而现在，中央台指名道姓对那么高级别的人物进行批判，不能不令人感到“来势凶猛”。也使我们心里的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激动与不安。
　　 “革命”开始了，我们照例要写决心书，保证书，更进步的人还要写入党申请书。以显示自己听党的话，紧跟革命步伐的红心。
　　 不料我们的决心，保证还没弄完呢，人家化工系的学生们竟搞起了焚烧成绩册的大游行！他们抬着一口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大锅，锅里是燃烧着的成绩册。数百人跟在后面欢呼着，高喊着革命的口号，沿湖滨路鼓噪而来。所到之处，各系学生纷纷响应，并不断把成绩册丢进大锅里去。狂热的革命口号声直冲云霄。
　　 我犹豫了十分钟，才跟着团支部的组织委员跑下楼去，将自己的成绩册也丢进了大锅中。组织委员当然愿意烧他那成绩册。那上面没几项好成绩。我可是打心眼里不愿烧。但不烧，又觉得不行。因为烧成绩册显然是“革命行动”。革命行动你不参加，便有不革命的嫌疑！当时，组织委员瞥了我一眼，真他妈的不爽啊！
　　 第二天，竟有学生在院部大楼贴出质问学院党委书记的大字报。我听说后，偷偷地跑去看了。也巧，我去看的时候，恰好党委书记也在几个随员的陪伴下来看那张大字报。现场陡然间静了下来。跌针可闻。人们纷纷退到一边。书记显得很坦然，还轻声和他的随员议论几句。可那气氛让人感到紧张，压抑。我环望四周，并没有我认识的同学在场。便鬼鬼祟祟地溜掉了。
　　 阁下也许要问，看大字报为什么要“偷偷”？还“鬼鬼祟祟”？哈，不懂了吧。
　　 打个比方说吧。知道有句话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那不过是要求你“不要看”“不要听”那“不合乎礼”的东西，那是循循善诱呢。但在我们革命派这里，可就不是一个“勿”字了得喽。因为，倘若那是张反革命的大字报，你去看了，你为什么去看？你的立场就恐怕有问题！一旦“组织上”认为你的立场有了问题，哥们儿，你的麻烦可就要来啦！当然，这跟各个班“革命”气氛的浓度有关。革命气氛浓度低呢，也许没什么事。可要是浓度高，甚至高到连放屁都唯恐放的不革命，那，哈哈，你就别想溜了。认栽吧。
　　 而我们班，则是超级革命浓度班。绝密专业嘛！祖宗八代都是根红苗正的！
　　 对这张大字报，自然会引起议论。老实说，这张大字报纯粹是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拙劣模仿。根本就没什么内容。但它的矛头直指党委书记，就很有“向党进攻”的嫌疑了。别看现在不理你，那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小子，右派的帽子等了你好久啦！所以，在我们班里，革命派们义正词严地认定，那是“反动的大字报”。尽管他们根本就没有去看过。
　　 没看过就能“认定”？能！理由是：“这么反动的东西，难道还用看吗？”
　　 我对这种态度很不屑。特别是，仿佛谁表现得更鄙视，更义愤，谁就是更“革命”的那种感觉，尤其让我讨厌。我这个人似乎不大好。脑后肯定是生了“反骨”。要说呢，假如我生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呢，有这“反骨”做本钱，没准儿我就成了个响当当的革命者。可惜我没生在那个时候。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这下糟了，“反骨”可就成了祸害！更糟糕的是，那时候，我对自己的“反骨”还缺乏自觉，所以也就不知道应该痛加约束，至少也应把它隐藏起来。相反，受那该死的“反骨”的支配，我居然一直不肯对权力恭顺，俯首帖耳，顶礼膜拜──用我家乡老农民的话说是“拍屁股溜腚沟”。不溜腚沟也罢了，竟还张牙舞爪地不把人家放在眼里！这不是找死吗？
　　 “那也不一定就是反动。人家聂元梓他们……。”我终于没忍住，说。
　　 立刻被班干部旗帜鲜明地打断了：
　　 “北大是北大，我们是我们！难道北大D委有问题，我们的D委就有问题吗？”
　　 “他们也不是说D委有问题，只是说……。”
　　 “说什么？他们这样就是反D！这是个简单的立场问题！”
　　 我不敢和人家争下去了。以前，大家会为一个“傅立叶级数”的展开或一个电路的解法争得脸红脖子粗。但最后都会烟消云散。但现在不同，现在是运动！运动，那就意味着，一旦“犯错误”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57年“反右斗争”的故事，我还是知道点儿的。知道那时就有大学生被划作右派的事情。倘若哪句话没说好，把自己弄成了右派，可怎么得了！谁不怕？借用一句鲁迅的话吧：我怕得有理！
　　 同学之间似乎一下子变得“不自然”起来。此前的那种随随便便，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气氛陡然间就消失了。大家开始要“提防”着点儿，要“小心”着点儿了。说笑变得很稀少，即使有，彼此间的笑容也变得僵硬起来。以前，要么一起上课，要么各自找地方自习。宿舍里总空空落落的。可如今，经常是呆在了宿舍里。说是写大字报。可写什么呢？干部们，常常从这个房间溜逛到那个房间，又从那个房间溜逛回这个房间。不知道是否在“暗中观察”。同学之间，你看我，我看你，但已很少交流。
　　 烦闷！我暗暗等待着两周“运动”的结束。
　　 但我发现，有几个班干部似乎不同。他们的行动似乎突然间变得神秘起来。在宿舍里几乎见不到他们。偶然见到时，神情也总是严肃的，也不跟什么人说话。转眼间，就又不见了。我觉得，这种神秘的气氛中，似乎酝酿着什么不祥的东西。
　　 果然，更加神秘的事情也出现了。6月3日的夜里，我们系里的一些人，被秘密地召集起来，在五号楼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与会者被系总支书记宣布为“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们被告诫说，目前阶级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要注意自己周围的阶级斗争动向。要站稳立场，听D的话，要紧紧依靠D。不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迷失了方向。D在注视着你们。希望你们能经受住阶级斗争风浪的考验。D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
　　 可巧，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停电。学院里到处是一片漆黑。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灯火。人们也不知道都跑到哪里去了。四周是一片令人惶惶不安的静寂。甚至到了深更半夜的时候，宿舍里竟还是没几个人就寝！空气里似乎弥漫着要爆炸的气息。
　　 我的朋友H参加了那个会。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湖滨路上，他悄悄地告诉了我会议的全部内容。他说我们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参加了那个会。他对我没有被通知与会极表担忧，说：“他妈的，我怎么觉得刀架到脖子上了！”
　　 那正是我的感觉！天啊，我已经被D和D的积极分子们排除在“革命”之外了！我已经被“组织”打入另册了！
　　 我很愤怒。我知道这是我们班长的手段。但怪得了人家吗？我不是从来不对他的“权威”表示恭敬与顺从吗？弟兄们，你们可千万别看不起诸如这小小的班长的权利！机会一到，轻轻一拨，你小子就进了“另册”啦！你就等着倒霉吧！
　　 完了！我完啦！我这才知道厉害，这才知道，班长就是“组织”啊！别看他并不是什么“人物”，而且连党员也不是。可是，他可以积极向“组织”汇报呀。“组织”就是根据他的汇报“指导”工作的嘛。看上去，他虽然只是“组织”外围的小马仔，但实际上，“组织”都是听他的啊！况且，“组织”是谁？难道不是一级一级一个一个的“书记”吗？书记哪里会直接管我们班呢？所以，所谓的“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占据了特定位置的具体的人。而这具体的人，就可以挟“组织”的无上权威，仅凭他个人的好恶操他人的生杀大权啊！这可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最基本的真理！可惜，我懂得太晚啦！
　　 主啊。你就饶了我这有罪的人吧！我学着俄国小说里的那些卑琐的人物喊道。
　　 但主没出声。也许，他认为我归马列管，不归他管的吧。悲哉。
　　
　　 余甚惑焉
　　 2009-3-30
　　 2009-4-7改定


文/革漫忆（2 ）还是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文/革”伊始就被打入“另册”，实在是一件非常“妈妈的”事情。
　　　　 我的心里毛毛的。隐隐然觉得有股看不见的力量把我往“右派”的地狱里推。这要是给他们推下去，不就完蛋了吗？人家诸葛亮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很让后人为之扼腕。我还没“出师”呢，就几乎被悄悄地弄成“革命对象”了！身败名裂倒还在其次。
　　　　 可我，我是当然的革命者啊！“根红苗壮”，“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是最听D的话，坚决跟D走的啊！我还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呢！原本指望“革”这么一“革命”，能让D更加看清我的“革命价值”，得到D的“高度评价”，使我将来“担当大任”的。谁知道竟是“运交华盖欲何求”，还没革命便碰头啦！我日！
　　　　 我很愤怒。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青年。远没有修炼到如今的“断了脊梁骨还夹着尾巴的癞皮狗”的境界。更不懂得“无耻”乃是中国立身的大道。不但“相信群众”而尤其“相信D”。我想，难道要我去找班长“承认错误”？甚至直接去找系总支书记“申诉申诉”？可我做错了什么？既然没做错什么，那“承认错误”又从何说起？“申诉”又从何说起？事情可怕就可怕在这里──背后搞你，你连“申诉”都无从“申诉”！如果你真像屈原那样“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地去申诉了，人家还会说“没有的事呀！是你自己心里有鬼吧？要相信群众，相信D，放下包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吧！接受D的考验吧！”云云。反倒弄得自己无话可说。
　　　　 再说了，要我去向那些背后鼓捣别人的小人服软、谄媚、巴结，那我成了什么人了？不是成了跟他们一样的下三滥了吗？这绝对办不到！
　　　　 可我也不相信一个JB小班长就能一手遮天！鸟，既然这里不准老子革命，老子到别处革命去！一个JB小班长就想“遮天”，“巴掌”也太小了点！老子到广播站去！你总管不到了吧！
　　　　 于是，我干脆脱离了班集体，到学院广播站去“革命”了。
　　　　 学院广播站隶属于D委宣传部。播音员是从各系选拔出来的政治可靠，表现优秀，普通话讲得好的学生。总共大约有三四十人。由于它是“D的喉舌”，属于学校的“精英”群体。在学校里很有些名气。
　　　　 文/革开始后，广播站也进行了调整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播出时间延长了很多，要处理的稿件也大增。于是，就挑选几个播音员成立了一个编辑小组，对大宗的来稿进行处理。编辑小组的主要的成员是王蕾，瞿菲。我因为是院刊的副主编，所以也名列其中。
　　　　 这时候，学院里“革命”的矛头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院长呀，教务长呀，各系主任呀大抵都被点了名。各教学楼，饭堂等等的墙壁上都贴了些大字报。沿湖滨路南侧，新竖起了一面 “大字报”墙。但学校里的气氛还是很平静的。没有什么激烈的争吵，斗争。也没什么令人惊讶的过激行动。“秩序”依然存在。
　　　　 但不久，有个系发生了戴高帽“游街”的事情。但并不得人心，所以也没有成什么“气候”。虽然那时*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我们政治课的必读书，谁都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的大道理，但诸如戴高帽，游街，甚至“剃阴阳头”这类侮辱人格摧残肉体的事情，多数人还是难以接受的。
　　　　 生活变得极其单调起来。每天就是吃饭，政治学习，讨论，写、看大字报，睡觉这几件事。这样的“革命”很快就令人厌烦了。眼看大好的时光被浪费，许多人开始想功课的事，有人干脆看起专业书。盼着“革命”早点结束的思想悄悄地蔓延开来。
　　　　 和全院的冷清状况相反，学院院医室忽然成了“运动”的热点。有许多耸人听闻的消息在流传。广播站里也议论纷纷。我跑到那里一看，果然是人山人海！院医室的那几栋房子几乎被大字报糊满了。看大字报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挤进去读了几张墨迹淋漓的大字报，原来是些“桃色”事件。难怪成为焦点。大家也嘻嘻哈哈的当笑话说。
　　　　 应该说，这时的“革命”似乎失去了“目标”也失去了“动力”。似乎是糊糊涂涂的谁也不知道这“革命”该怎么干了。就在这时，工作队进了学校。工作队由省直机关抽调的干部组成，约有三四十个人。他们的任务是“协助院D委搞好文/化/大/革/命”。
　　　　 工作队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什么变化。照样是“政治学习”，念报纸，讨论。无聊的很。我每天照样去广播站看稿，播音。根本就不理睬班里的事。更不把那几个班干部放在眼里。我觉得，广播站才是我的“家”。我在那里的“革命”“革”得很好，有目共睹。“无比英明的D是不会无视我的成绩的”！将来D委宣传部直接给我写鉴定，非气死班上那几个王八蛋不可！
　　　　 有一天晚饭后，我去广播站。王蕾和瞿菲还在看稿改稿。旁边的小桌子上放着别人帮她们打来的饭，早就凉透了。
　　　　 “哇！还没吃饭！明天再搞吧。”我望着已经完全黑了的天空说。
　　　　 “明天，明天更多叻！”瞿菲疲惫地说，头也不抬。
　　　　 “喂，局长，来帮帮忙！”王蕾抽出一部分稿件挥舞着，用一种近乎命令的口气，叫着我的绰号说。
　　　　 我接过那叠稿子，掏出一支香烟点燃。我刚学会了抽烟。觉得抽着烟看稿，实在是神气得很。
　　　　 “谁在抽烟？”瞿菲聞到烟味，大喝一声。回头一望，发现居然是我，惊道：“哇！你小子敢吸毒！”
　　　　 我装出极陶醉的样子吐出一口烟来。不屑地瞟了她一眼。想让她“刮目相看”一家伙。
　　　　 “不行！广播站不准吸毒！再吸毒，就把你开除出去！”瞿菲放下手中的稿子，直瞪着我说。
　　　　 “嘿嘿”我冷笑。
　　　　 不料瞿菲竟两步跨到我面前，一把抢下我手中的烟卷，丢在地上狠狠地踩灭了。
　　　　 “开除！”她说。
　　　　 “坚决开除！”王蕾头也不抬地附和道。
　　　　 谁都没想到，这个玩笑竟“一语成箴”（真）！几天后，我真的被广播站“开除”了！
　　　　 那天，新上任的“站长”宣布，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工作需要，有几个同学必须回班里参加运动。“没事就不要到广播站来了”云云。我首当其冲！
　　　　 我傻了！还真是“孙猴子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
　　　　 一定是我们班有人找了工作队。汇报了我的“情况”。现在，工作队下令让我滚蛋了！当我还自以为是“当然的革命者”，“D的喉舌”，干着神圣的“革命工作”的时候，人家却结结实实地在背后捅我一刀！十分革命的一刀！
　　　　 哦！闹了半天，我干的不是“革命”而人家干的那才是真正的“革命”啊！否则“上级”──不论是原来的D委还是新来的工作队，怎么都是支持他们来收拾我呢？怎么都不准我“革命”呢？
　　　　 什么叫“革命”？别跟我讲什么教科书里的定义！别跟我说经典著作里的名言！在中国，从49年以来，“革命”就是整人！“革命”就是背后打小报告，捅刀子！就是把自己的同学同事，甚至亲朋好友整成“反革命”！！就是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所以，爱整人的人，爱打小报告的人，满怀着阴暗心理妒忌别人，踩着别人的肩膀甚至尸体往上爬的人，那才是最懂得什么叫“革命”的人！他们也一直是最得势的“革命者”！是D的宠儿！
　　　　 现在人们常说“占领道德制高点”。“道德制高点”算什么！“革命者”占领的是“革命制高点”！判你不革命，他便是革命者！判你是反革命，他更是坚定的革命者！你下地狱他升官发财！这就叫“你死我活”！这就是那个时代“革命”的逻辑！
　　　　 我被从广播站逐出了。像个丧家犬，灰溜溜的。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
　　　　 “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也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
　　　　 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
　　　　 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对，就这样。我最终也没跳出小班长的手心，同样“再也没有别的路”了。
　　　　
　　　　 余甚惑焉
　　　　 2009-4-14
　　　　 2009-4-28


文革漫忆（3）
　　“北京来的一封信”
　　
　　 我离开了广播站，灰头土脸的回到班上。我看得出，那几个班干部眼里快意的神色。仿佛在说，“就凭你，也敢跟老子斗？哼！走着瞧。看怎么收拾你！”
　　 有什么办法呢？“目无组织”的下场能好受吗？眼下走投无路了，只好夹着尾巴听天由命吧！当然，我还要尽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装出一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人家念报纸，我就老老实实地听着。讨论时，也随着人家说几句。我有时也想以沉默表示心中的不屑与愤怒，但我是个胆小鬼，熊包，没那个胆。大字报我是不再写了，溜溜逛逛地看别人写的吧。也别想为“革命”立功了，明哲保身要紧。混到运动结束，也不至于把我弄成“右派”。充其量，落个“偏右”而已。妈妈的，偏右就偏右吧！
　　 我就这么混着，直到六月二十四日。
　　 1966年6月24日。这在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史上是个“里程碑”性的日子。机械系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的毕业班团支部贴出了一张题为《北京来的一封信》的大字报。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这张大字报，引爆了我校乃至整个省会城市的“天下大乱”局面。
　　 那天晚饭前后，我在湖滨路的大字报栏看到一张刚贴上去不久的大字报：《北京来的一封信》。大字报字迹大而工整。正文的前面还有这个班团支部写的一段“按语”。按语说，这本是一封私人信件。但这封信，对鼓舞大家响应D的号召，积极投身文/化/革/命运动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征得本人同意，发表出来，希望与大家共勉。也希望大家像信中写的那样，以满腔热血投身于这伟大的阶级斗争洪流当中去云云。
　　 信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讲述北京高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说阶级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窃取了我们不少的权力；北京高校的D委大部分都“烂掉了”等等。二是表达自己的革命情怀。表示要与收信人一起，投入到这伟大的阶级斗争中去，锻炼自己，经受D的考验，为防修反修做出贡献等等。
　　 信写得慷慨激昂，加上那团支部写的“按语”，读来令人热血澎湃，确实有一种冲击力和号召力。
　　 这个班是毕业班。他们刚从“四清”前线回来没几天。再过个把月，他们就该毕业分配，远走高飞了。一定是“为革命多做点贡献”的思想激荡着他们做出了这个毫无疑问的革命行动。并且为了发挥更大的影响，他们又把这封信抄送广播站，希望播发。
　　 王蕾和瞿斐看后，也顿时热血沸腾，大受鼓舞。大笔一挥，批准播出了。
　　 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封“北京来的一封信”，就像平地而起的一个“炸雷”，在死气沉沉的校园内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动。大家奔走相告，一拨又一拨的人涌到大字报前，把那大字报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琢磨着那些震撼人心的文字。面面相觑，似乎隐隐然感到什么“不详”的信息。似乎预示着要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大事要发生。
　　 它立刻成为议论的中心。宿舍里，饭堂里，大抵都在议论这封信！对北京高校情况的猜测则成了最富刺激性的话题。先是聂元梓的大字报点了那么多大人物的名；现在又说大部分高校的D委都“烂掉了”！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这里“D委”还是个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北京却居然是“大部分都烂掉了”！单是这话就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况且，首都北京的都“大部分烂掉了”，我们这里难道比北京还好？会不会也……。
　　 许多人的热血开始沸腾起来，精神开始亢奋起来。支持的，喝彩的，欢呼的，受到激励表决心的，甚至对本校状况提出质疑的大字报纷纷贴出来了。更有不少同学甚至一些班级的团支部，干脆跑到那个班去“取经学习”了！整个学校的气氛为之一变！温度陡然升高到了沸点！
　　 殊不料，平地又起了一声“炸雷”，惊天动地的炸雷：工作队断然宣布，这封信是“反D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霎那间，把所有叫好欢呼赞成支持的人都震晕了，吓呆了！定格了！工作队的声音，那可就是D的声音啊！
　　 各个级别各种各样的干部会，积极分子会紧急召开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部署，统一行动。阶级敌人已经破门而出了！牛鬼蛇神跳出来了！猖狂向D进攻了！D考验我们的时刻到来了！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来了！大是大非面前你站在什么立场？
　　 就这样，工作队对“北京来信”组织了空前规模，声势浩大的讨伐与围攻。转瞬间，革命风向大变。声讨“北京来的一封信”成了我校阶级斗争的中心。成了让D考验自己，并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建功立业”的最佳机遇。全校大字报铺天盖地。凡是能贴大字报的地方，办公楼，教学楼，乃至湖滨路的“大字报墙”，全贴满了。
　　 王蕾和瞿斐被解职了。让她们回自己的班里接受审查批判。校广播站改组，整顿。全校的大喇叭开始不停顿地播发声讨“北京来信”的各类战斗檄文。义正词严，声色俱厉！
　　 那些不赞成“北京来信”的有福了！甚至那些没有表态赞成“北京来信”的人也有福了。机会来了啊！口诛笔伐，群情激愤。大帽子越扣越离奇。什么“反革命宣言书”！什么“裴多菲俱乐部的纲领”！什么“反革命暴乱的信号弹”等等等等。整个学校仿佛在进行着一场“罪名创新大奖赛”。好像谁创出的罪名越大，越离奇，他就越革命一样！真可谓风狂雨暴，狂浪滔天！
　　 赞成过支持过这封信的人可就惨了。谁见过这阵势？谁经受过这样巨大的压力？原本想“积极投身革命”的，不料竟和“反革命”弄到一块去了！怎不心惊胆战，痛悔万分，狼狈不堪？聪明人一看势头不对，赶快写大字报反戈一击。以示自己弃暗投明，跟D走的坚定决心。不服的，想不通的当然有。但谁还敢说话？谁不赶紧随着大流跑？
　　 然而，更加惊人的消息传来了。在“急风暴雨”了一天之后，工作队又言之凿凿的宣布说，“那封信是阶级敌人伪造的”！根本就不存在写信的那个人！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大阴谋”！
　　 我靠！惊天大阴谋！不但“大阴谋”，而且还“惊天”！难怪这消息一宣布，那些仍在暗自抵触的、不服气的、“负隅顽抗”的，也都纷纷大呼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弃暗投明了。
　　 显然，一场更大更猛更狂暴的围剿“北京来信”的战斗已经打响！不用说，接下来就要“人人过关”！划左、中、右！
　　 也许是我的“阶级立场”真的有问题。从一开始，我就公然站在了“北京来信”一边。为它的革命精神所鼓舞。我的“热血”真的沸腾起来了，“精神”真的亢奋起来”了；我觉得，我想象中的“革命”，就是“北京来信”中所说的那个样子。于是，身不由己地赤膊上阵了。我在24日当晚就跑到那个班去“学习”了一通！还不止一次地跑到广播站，和王蕾，瞿菲等议论那信的内容和去那个班“学习”的情况。当时我那个亢奋啊，简直像过节一样。
　　 然而此刻，面对着这“风烟滚滚来天半”的“革命”形势，气势，我简直要吓得屁滚尿流！显而易见，这“右派”的罪名我怕是逃不掉了！
　　 我当然不服气。更不认可那些惊天动地的罪名。尤其不相信工作队所说“北京来信是阶级敌人伪造”的这种说法。因为就在24号晚上，我已经见到了信的主人，和他谈过话。他是D员，是我校的学生会副主席，也是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他那正直，坦诚的神情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不相信这样的人“反D”；不相信他要伪造一份“反革命宣言书”张贴出来！更不相信他要在离毕业分配只有个把月的时候“跳出来”制造一个反D反社会主义的“惊天大阴谋”！我相信他！相信他确实是想为我校的文/化/革/命贡献一份力量。即使“北京来信”的观点有问题，也不至于如此！
　　 我的处境当然很糟。一开始就入了“另册”，接着又因蔑视班长，被逐出广播站，现在又公然跳出来支持“北京来信”，已经是“罪在不赦”。可以说，就是现在去“投降革命党”，人家也绝不会再要我了。“右派”的位置早就给我留好了。
　　 那就去他妈的吧！破罐子破摔吧！看你们能把老子怎么样！
　　 于是，批判北京来信的大字报不写！不写就是不写！开会不发言！不发言就是不发言！检讨更不做！“反戈一击”？谁想“反”谁反，老子不反！用我们家乡的话来说是：挺上了！论堆儿了！
　　 6月26日午饭后，在宿舍里听到有人在楼下叫我。探头一看，原来是王蕾和瞿斐。只见她俩顶着白花花的大太阳，站在宿舍楼下面。显然有什么要紧的事。我赶紧下楼。
　　 我们默默地沿湖滨路，百步梯走到“法学院”。在一棵树下，王蕾突然对我说，她和瞿斐决定上北京“找毛主席”！
　　 上北京！找毛主席！
　　 我大吃一惊!
　　 这简直太疯狂了！我望着这两个姑娘，以为她们在说气话。但看她们的样子，竟是那样严肃。这胆子也太大了吧！而且，如此的“胆大包天”却还说得那么从容不迫！
　　 “我们根本不相信那封信是伪造的！就是要去调查清楚！只要找到写信的那个人，真相就会大白。我们就直奔中南海，找毛主席！控告他们！”王蕾说得斩钉截铁，眼睛里闪着不可动摇的光芒。
　　 我沉默着。好像脑子突然不转了！被她俩震晕了。
　　 “你觉得怎么样？”王蕾盯着我的眼睛问。
　　 我还是沉默着。去北京，这事情可就闹大了，根本就没有回头路啦。这是造反啊！
　　 “我们的父母，当年不就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奔赴延安的吗？”瞿斐对我的沉默很不满。她一定以为我听到这个主意就会一蹦三尺高拥护的。见我半天不说话，十分失望和不满。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王蕾又问。
　　 “还能怎么样。反正是上了黑名单。想让老子写检查呢，扯淡！老子就是不写！”我愤愤地说。
　　 “那还不跟他们斗！做顺民呀？窝囊废！你还有没有革命精神呀？对得起你爹你妈吗？”瞿斐泠泠地瞥了我一眼，鄙夷地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英雄呢！”
　　 “好吧。我也去！”我心一横，说。
　　 “你可想好了。别后悔。说不定，坐牢都有份。”王蕾仍然盯住我，惨笑了一下说。
　　 “反正已经上黑名单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说。
　　 “那好。今天下午六点，火车站碰头。你要注意，我们都被盯梢了。你得设法甩掉他们。”王蕾警觉地四下张望着说：“还有，化工系有两个同学，也准备去，我们已经同意和他们一起走。”
　　 “化工系的？你们认识吗？”我觉得她俩太冒失。
　　 “不认识，不过已经见过面，说过了。”瞿斐说。
　　 “好吧。六点。火车站见。”我说。
　　 难道真的被盯梢了吗？我不大相信。但肯定要防这一手。这样，为避免引起注意，什么准备也不能做了！不能拿衣服，不能拿洗漱用具，不能去银行取钱，总之什么都不能！不能有任何“异常”的举动。
　　 整个下午，我假装去看大字报，四处兜圈子。一会儿到湖滨路，一会儿又转到校医室。一会儿跑到二号楼，一会儿有跑回湖滨路。总之哪儿人多就往哪儿钻。一直耗到时间差不多了，便在人堆里挤了几个来回之后，只穿着背心短裤，两手空空地溜出了学校。
　　
　　 余甚惑焉
　　 2009-4-17
　　 2009-5-14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