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小夏回忆李一哲

tuffy05

并不孤独的先驱者

----回忆李一哲

龚小夏


历史的先驱者总免不了孤独的命运。这点早已为历史本身所证明。

如今，我们早已知道了“文革”中许许多多的先驱者的故事。无论他们有着什么样具体的政治、社会主张，只要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冲破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藩篱，他们的命运便是千篇一律：他们的文字和言论遭到追查、禁止；他的本人则被捕、挨斗、受刑，以至于有人最后被剥夺了生命。而他们周围的人，他们为之奋斗乃至牺牲的那些人，如果还没有去助纣为虐的话，则必定是噤若寒蝉。他们走的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孤独，便是他们背负的十字架。从遇罗克到张志新，无一例外。

然而，“李一哲”却是一个例外，一个难得的例子：他们曾经准备好在孤独中渡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却意外地发现周围已然是早春二月。人民和大地一同开始苏醒了。于是，他们越过了孤独。

一、

十四年前，当“李一哲”----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决定在广州市的北京路街头公开张贴他们那张后来在广州市、广东省、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地震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与四届人大”----，充分意识到了事情严重性的陈一阳向大家发问：大字报贴出后，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打算？王希哲当即给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布朗基坐了三十八年牢，我准备坐上它三十九年！” 平日，王希哲有时虽言过其实，这一次他却没有夸大其词。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这样的一纸大字报，他们不仅有坐三十九年牢的可能性，弄不好，命也会送掉。他们作好了作牢甚至送命的准备，虽然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都不那么喜爱坐牢，也不那么愿意送命。
“李一哲”----由李、陈、王等人组成的一个小团体，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中结成的莫逆之交。在一九六六--一九六八年的风暴中，他们曾是广州群众组织中的活跃人物。 如果有人要问：中国当今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从什么时候萌芽的，人们或许可以这样回答：从一九六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到来，使那些历来高居于普通老百性之上的不可一世的官僚们成了“红卫兵小将”的掌中之物。稚气未脱的“小将”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竟然也有掌握世界的能力。权威似乎不复存在了。

然而，还有一个最后的、最大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不可比拟的权威。其他威的被扫除，正是由于这个权威的存在，也正是为了这个权威的存在。世界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颠来倒去：一方面是绝对的自主，另一方面又是绝对的服从。 “李一哲”以及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们在这个颠来倒去的世界中逐渐学会了思考----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如果说，“文革”既教会了他们自主，又教会了他们盲从的话，那么，在经历了盲从所带来的一切惨痛后果----武斗的鲜血、人民的苦痛、“小将”们的被出卖、“上山下乡”后目睹的社会落后与贫穷，等等等等之后，他们只选择了自主。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的发生，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一神话的破产，同时，也证明了所谓“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荒谬。这是“文革”的转折点。在此之后不久，“李一哲”便诞生了。

研究和目睹了中国数十年来发生的变化，探讨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前途，他们打算写一篇“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动”。经过不断的探讨与修改，一九七三年秋天，他们写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第一稿。

当“民主与法制”的稿子还在朋友圈子中传阅的时候，一九七四年春夏之际，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始了。
在“批林批孔”这一不伦不类、令人发笑的名称中，被历次政治运动磨炼得敏感而圆熟的中国人民都明白，“上面”又要借运动之机来打倒一批什么人了。从报纸上那些虽然荒唐却来头大的文章中，稍具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运动对象”是那些还有点普通常识，起码还懂得人需要吃饭这些基本道理的党内务实派。这场运动对于绝大多数人，始终不过是一场闹剧，是一次“文化革命”的毫无气魄而又死气沉沉的翻版。

可是，这场运动同时也给了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的人们以一线希望。由于“大字报”这一形式重新被毛泽东所肯定。各种感到冤屈的人都有机会在街头（法庭可怜的替带物）一申冤枉，一泄愤怒，并向政府和社会要求公正待遇。“文革”中派性的旧怨也因此重提。这样，自一九七四年春、夏始，各种大字报便纷纷出现在街头。

“李一哲”的决心超越旧日派性的藩篱，将这场“大字报战”引向对“文革”进行总结，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探讨。自一九七四年四月起，他们便正式用“李一哲”的名字贴出了一系列理论性的大字报：“广东怎么办”、“星火燎原的始末”、“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评‘阳春三月’”等等。最后，当他们明白自己在社会上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和号召力时，他们决定公布自己的“体系”----“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当“民主与法制”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公开张贴出来时，“李一哲”们已经作好了坐牢、杀头的准备。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明白，自己脚下是历史，前方是孤独。


二、

这一次他们估计错了。

历史的道路上依然布满荆棘，然而却有许多人愿意帮他们一同踏开这荆棘路。 自“民主与法制”贴出伊始，北京路街头的交通骤然拥挤了数倍。大字报获得了预想不到的政治和社会效果，一时间，成为广州市各个单位、各个阶级、以至于各家各户谈论的重要话题。从早到晚，包括深夜与凌晨，大字报前人潮汹涌。有不少人，主要是年轻人，拿着小本一字一句地将两三万字的全文抄了下来。与此同时，广州街头上的“大字报”运动从原来的申诉转向了围绕“李一哲”大字报的内容而展开的大辩论。辩论的参加者，主要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人们开始讨论中国新的“专权阶级”的出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质变、不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林彪一伙”实行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以及“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等等理论问题上来。北京路一带成了街头理论家的大展才能的场所，广州人民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思想解放运动。

广州人民在骤然之间爆发出来的政治热情使许多自诩为了解广东，了解广东政治和广东人性格的人大为震惊。的确，近几十年来，广东人，特别是广州人，是以缺乏政治热情著称的。广东政治的活跃人物中，外省人占了很大的比重。尤其是七十年代初以来，从香港刮过来的“南风”已经使广州人民得后日风气之先，开始“崇洋媚外”，向往“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文明，而将“无产阶级政治”挤到了尽可能不起眼的地位，可是这一次，广州人民却因为“李一哲”而激动不已。也许，他们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政治。

“李一哲”们忙了起来。
最忙的，是要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人群。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在这张明显“反动”的大字报贴出来之后，人们并没有像过去对待一般“反革命”或“准反革命”一样避之唯恐不及。相反，每天都有来自各个地区（甚至外省）、各个阶层的热情的人们前往广州美术学院李正天那间仅有七平方米的小屋，找“李一哲”们讨论他们的大字报、讨论马克思主义、讨论文化大革命、讨论中国社会的现状、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前途和命运。“李一哲”大字报点燃了许多人的思想火花。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里成了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的自由论坛。

另一件令人着忙的事，是各地向他们索取大字报印稿的要求多不胜数，穷于应付。于是，在大字报贴出后十天，他们又在旁边贴出了一张小字报，说明印刷纸张不够，希望大家能支援一些白纸。从此以后，他们不仅不断地收到人们一批又一批送来的纸张，还收到了不少汇款。汇款单的落款都是些无法退回的假地址，而在那简短的留言条中总有一些“支持你们！”“向你们致敬！”之类的话。

那一段时期，“李一哲”们，特别是专门负责出头接待人的李正天可真是出进了风头。各种各样的人从早到晚包围着他，一天下来，筋疲力尽。 这哪里像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反革命分子”的遭遇呢，分明象是一
个当今的电影或体育明星的故事。然而，这些明星们还不一定受过他们的崇拜者那么大的尊敬呢。

三、

对于这种情形，很难想象当局会不闻不问。可是，怎么闻，如何问，却是一大难题。
还在大字报贴出来之前，广东省委便从辗转传抄的手稿中得知这篇文章的存在了。按照惯例，对这样的“反革命”应该“格镇压勿论”，但如今正是“运动当头”，他们必须三思而后行，以免落个“镇压群众运动”的罪名。犹豫间，大字报上了街。

省委的第一个反映，便是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大字报”。但不几天后又改为“反动大字报”。据说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反革命”者，指大字报作者为反革命，属于“敌我矛盾”；“反动”者，则是大字报本身反动，人呢，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教育”。这就给以后的“批李”定下了基调。传言这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的主意。
不知是由于在“运动高潮”中而有所考虑，还是出于对“李一哲”的一点同情甚至好感（后者的可能性很大），广东省委决定对“李一哲”采取一种自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便闻所未闻的批判方式----全省开展“批李”运动；与此同时，作为“批判对象”的“李一哲”们仍然可以自由活动，可以参加自己的批判会，甚至可以在会上发言----“言论自由”嘛。

于是，自七四年底始，广东的“批林批孔”运动变作了“批李一哲”。先是由省委宣传部抛出了署名“宣集文”的指导性“批李”长文，之后便在各工厂、机关单位进行“批判”。 然而，“李一哲”们与从前那些被封住了嘴的批判对象不一样，他们具有还击能力。因此，自“宣集文”的文章一出，“李一哲”们便连续在北京路街头贴出了一
系列的反击评论。有意思的是，广东省委宣传部竟然印发了一大批“李一哲”的文章，包括“民主与法制”以及对“宣集文”的反驳，同“宣集文”的文章一起放到各单位“供批判用”。也许做出这一决定的人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否则很难设想一个有正常头脑的人会不明白“李一哲”的大字报有着怎样的影响力，而“宣集文”的批判又是怎样的强词夺理，漏洞百出。

更有意思的是“批李会”。各种单位都必须召开“批李大会”，特别是那些大单位，更可获得传唤到“李一哲”中某一个人来当场答辩的殊荣。于是，这样的批判会便成了最有好戏看的地方。 习惯于开“斗争会”的人们对这样的批判会毫无精神准备。他们甚至从来没有作过被批判者还会说话的假设。“李一哲”们的反击，底下群众的起哄，使这些批判会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尴尬场面。然而，戏还要往下演，于是，便出现了也许是空前绝后的闹剧----批判会彩排。准备开会的单位在几星期之前便预先物色好一个扮演“李一哲”的人，研究“李一哲大字报”，设想他们会如何回答某个问题，等等。

然后，由安排好的批判者和假扮的被批判者进行数次“彩排”，直到领导人认为满意为止。替别人思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这类彩排的结果往往总是让人啼笑皆非。

当时，有“李一哲”们出席的批判会成了广州许多青年人最爱凑热闹的地方。会场上的一阵骚动，一阵轰笑，都成了人们对“李一哲”鼓励与支持的信号。“李一哲”们在批斗会结束之前便被送离会场，以免会后像凯旋的英雄一般被一些不怕死又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们包围起来。
“批李”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

到一九七五年五、六月份之后，热闹了一阵子的“批李运动”开始悄然无声了。这一运动不仅没能消除“李一哲”的影响，反而使这种影响扩大了数倍。看来，哪怕是稍微给予对手一点点可怜的发言权，“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也就很难“战无不胜”。因此，广东省委最后也只有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传统办法，将“李一哲”弄到工厂农村去改造了事。这已是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事了。

早春尽管寒冷，但北风已经不那么可怕了。

【选自《中国之春》第六十七期(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