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夫人回忆文革往事/张闻天的命运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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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夫人回忆文革：我们被非人折磨523天

张闻天与夫人刘英

今年是杰出的女革命家、张闻天夫人刘英诞辰100周年。这位20岁就投身革命洪流、参加过长征的女性，解放后曾经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因直言批评“大跃进”，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文革”中更是惨遭迫害。但刘英始终与他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而且正气凛然，令人肃然起敬。


被打成孙冶方的“后台”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张闻天在山上惹了大祸，7月21日一篇讲话，换来两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闻天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会后，外事系统进行了对他的批判。当时我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监委书记。作为闻天的妻子，我也成了外事系统批判的对象。1960年11月，闻天被调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1964年我被安排到近代史研究所。从评《海瑞罢官》到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我们开始感受到这场政治风暴的低气压了。1965年接替杨尚昆同志主管中央办公厅的那位主任，先是吊销了闻天的“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内部电话机），后来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轿车，只保留了警卫员和炊事员。“文革”开始的时候，我的处境要比闻天好些。我曾经看到中央一位领导对社会科学院的一篇讲话，说孙冶方是反动学术权威，后边有个括号，里面写着：关键插话：他的后台是张闻天。我知道，闻天早晚会被批斗，从此我整天为他担心，可又不敢告诉他，怕他紧张。

1966年8月9日，经济所通知闻天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刚好他和身边工作人员孙式平到王府井买书，回来后得知这一消息，长时间被冷落的闻天挺高兴地说：“好久都不让我参加会，今天终于让我参加会啦！”事先我通过近代史所范老的几个研究生得知，这个会是批判孙冶方的，内心暗暗希望不要连带闻天。可这种会不去又不行，我只好嘱咐小孙和他同去。闻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到了礼堂门口，他对孙式平说：“你要是不愿意听会就出去转转，快散会了再来接我。”进了会场，闻天才知道这是“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大会开始不久，造反派一声吼叫：“把反动学术权威孙冶方的后台张闻天揪上来！”于是，闻天被架上台去，挂上大牌子，被强行作“喷气式”。

会场外的小孙听到里面喊口号，趴在门上一看，见闻天在台上挨斗。他急忙跑到中南海东门给警卫局打电话，对方慢悠悠地说：“群众运动我们也没有办法，等斗完你把他带回去就得了。”小孙又跑回来通知我。等他赶到三里河经济所，会已经散了，有人告诉他：“张闻天坐13路车回去了。”闻天回到家中（景山后街甲1号），疲惫不堪，我扶他躺在藤椅上，见他上衣扣子全被揪掉。他告诉我，今天批斗的时候昏倒了。

与彭德怀同台挨批斗


闻天被斗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北航。那是1967年7月26日，批斗会是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联合召开的。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中央要公布庐山会议决议，为了造声势，所以要再次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号称万人大会，也是闻天在“文革”中最悲惨的一天。

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联合召开张闻天与彭德怀同台挨批斗批斗会

那天天色漆黑，闻天才蹒跚着走进家门。我焦急地迎上去，说：“你怎么这个样子，狼狈不堪的。”他有气无力地说：“你看看我的头，痛得很厉害，头昏。”我看他满头青包紫块，连忙扶他躺下，一面用酒精给他按摩头部，一面询问批斗经过。闻天声音嘶哑、气息微弱地说：“彭德怀被打得比我还厉害呀。”

一天半夜，我和闻天都睡下了，忽然听见院子里“咕咚”一声响，孙式平赶紧跑出去，见一个人跳墙而入，打开了大门。更多的人涌进来，扬言要带走张闻天。孙式平问他要经济所的介绍信。来人蛮横地说：“我们是外交部的，张闻天是我们的人。”孙式平不让步：“他现在不是你们的人。”闻天打开了灯，这一下造反派就从窗户跳了进来，喝令：“起来起来，跟我们走！准备开斗争会！”

闻天和我被带到一辆卡车上，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被逼迫着喊“打倒反党分子张闻天”、“打倒张闻天的老婆”之类的口号，一路闹哄哄地来到外交部。

造反派把我们关在旧办公楼的一间小房子里。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打来了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吃饭！吃了饭要开斗争会！”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闻天悄悄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啊。你看这霉豆腐里还有点辣椒呢，来，吃一点。”说着，他夹起一块霉豆腐辣椒放到我碗里。在他的劝慰下，我勉强喝了半碗粥。

喝过粥，造反派就来了，先拖着闻天和我到处示众，几乎跑遍了外交部的每一个办公室和宿舍，接着便召开斗争会。造反派是机要室的，名字起得怪里怪气的，叫“大喊大叫战斗队”。台上挨斗者很多，闻天首当其冲。一会儿叫他作“喷气式”，一会儿问他问题。闻天沉着冷静，不多讲什么，只答：“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我想看看台上挨斗的还有谁，忍不住抬起头来。“不准东张西望！”随着一声大吼，我的头就被掐下去了。等他们不注意了，我又偷偷地看，见台上有乔冠华、姬鹏飞……外交部的副部长都在那里。我看到会场上的大标语“打倒陈姬乔！”心里还直纳闷：对外友协的人我都认识，没听说有个叫陈姬乔的呀。后来才知道陈姬乔是指陈毅、姬鹏飞、乔冠华。


还有一次，天津 南开大学的“抓叛徒战斗队”来揪斗，把闻天拉到南开大学。当晚，闻天住在学生宿舍。半夜里，服务员突然进来，通知他走。闻天到家已是半夜一点钟。我又惊又喜：“你怎么回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把我弄到哪儿去，谁知又回来了。”后来才晓得，周总理曾对造反派说：“张闻天就住在那里，你们什么时候去调查不好，非要晚上？这样搞我不赞成。要斗就在当地斗，不能拉到外地去斗。”从那以后，再也没被拉到外地去斗过。在身处逆境的日子里，闻天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荣辱，而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他曾私下对我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话不妥当。如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那这个党不就变质了吗？变质了的党不都要推翻吗？这个提法不对。”见运动迟迟不结束，他叹息着说：“这样下去国家要不行啊。把上面负责人都打倒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谁来管？”

囚禁家中遭更大灾难

1968年5月17日，经济所来电话通知闻天不要出去，近代史所也叫我不要去上班。下午四五点钟，几名军人来到我们的寓所，首先把守住门口，然后分别进到闻天和我的房间，责令我们坐着不准动，并宣布：从今天起，对你们实行“监护”，你们不能出门，不能和亲属来往，不能互相见面。一阵翻箱倒柜的大抄家之后，闻天和我被分别关进两间冬冷夏热的小北房里。搬走了里面原有的家具，把炊事员黄天祥那里的两张不睡人的木板床放进去，外加每人一个三屉桌，一个凳子。门窗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门上挖一个小方洞，警卫日夜监视窥探。进去之前，造反派勒令我们交出身上诸如手表、钱一类的贵重东西。会客室变成了审讯室。几张桌子拼成一个长台子，后面坐着来自沈阳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审讯者。作为受审者，闻天和我只能坐在屋中间的凳子上。

关于闻天的所谓“里通外国”、“庐山会议”、“61人叛徒案”等“罪行”，造反派已不知审问多少次了。闻天的回答无懈可击，所以，这些专案组的人想从我这儿找到突破口。

审讯者问：“张闻天上庐山和彭德怀同乘一列火车，车上谈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是中央委员，又没去参加会。他们谈的都是些经济问题，我又不懂。我一天到晚忙干部工作忙得要死，哪有时间和他谈这个？”这些人不满意，说：“你要端正态度！实事求是地讲。”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张闻天是反对‘大跃进’的，他说这是得不偿失，老百姓遭殃，报上来的粮食、钢铁产量都是假的。外交部大炼钢铁他是制止的。”当初闻天和我赴合江工作之前，曾到哈尔滨找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当时一位苏联中将准备支援我们一些物资，需要有人前去交涉。陈云同志不懂俄文，带翻译又不方便，而身份低的人去也不行。闻天是政治局委员，又精通俄文，正好适合担当此任。他把得到的枪支、电台等东西交给陈云同志后，就到合江去了。这就是所谓的“里通外国”罪行。对于这个问题，专案组的人问得很细：张闻天到东北同行的人有谁；和那位中将谈的什么；当时有谁在场；苏联人为什么要给电台，是不是约好同张闻天发报，等等。我尽量耐着性子和他们解释：“发电报是机要员的事，当时的机要员都在，你们去调查吧。同苏联接触的是东北局呀，我们合江只是个地方，苏联人给张闻天发的哪门子报？”审讯者不甘心，“你跟着张闻天几十年，外交部十年，你不了解他？”我说：“正因为我了解他，所以我相信他绝不会里通外国。张闻天到外交部交涉问题的时候，我作为夫人是不能跟着去的，但是每次都有翻译或参赞陪同，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再说，外交场合苏联一向很严格，都是公事公办，谁会跟你闲聊天？见苏联外交部长都不是很容易的事。”


他们还是不信，问：“东北局书记是谁？”我回答：“是高岗。”“错了！你瞎说！”他们冲着我乱吼，“东北局书记是林彪！”我说：“林彪是司令员呐。你们可以去调查，问问林彪同志就知道了。他当时在前方，辽沈战役不是他参加打的吗？”这些人对历史完全无知，我给他纠正，反说我不对。我便不作声了。

见我不讲话，他们恼羞成怒，冲我乱喊乱叫拍桌子。我强忍愤怒说：“延安整风运动审干阶段，康生怀疑外边来的知识分子是特务，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好多冤案。后来毛主席批评他们，规定了九条方针，经过调查研究，冤案都平反了。你们今天不要再搞这一套。”“你反对延安整风！”他们趁机送我一顶帽子。我顶了回去：“我不反对延安整风，但是我反对抢救运动。这个毛主席也反对。”这样审来审去，他们拿我也没办法，又口气和缓地对我说：“刘英，你要争取反戈一击有功。门是开着的，只要你揭发张闻天，马上放你出去，立刻分配你工作。”我说：“我没有东西好讲，总不能编哪。我是老干部，不能骗党。没办法，不放就不放吧。但是我相信党会给我落实政策的。”

专案组今天审查我，明天审查他，并强迫我们念墙上的语录。我偏不念，说：“我眼睛看不见。”“把眼镜拿来！”戴上眼镜，我只念了一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表示抗议：“这个是对敌我矛盾说的，我又不是敌人，不念！”

每次审讯完了还要写。专案组拿我和闻天写的材料进行对照，希望找到漏洞，可惜从未如愿。这样折腾了好些日子，他们看从我身上也榨不出油来了，就宣布：“刘英，我们要审查你历史。”我说：“太好了，欢迎你们审查。对于过去，我完全问心无愧。”“你真的问心无愧吗？”我说：“当然。革命几十年，我一天也没有脱离过党，没犯过政治错误，对工作非常服从，从不向党讲价 Ｎ?0岁参加革命，1927年白色恐怖之下没有动摇，有人证明：李维汉、 周恩来。1929年周恩来送我到苏联去学习，4年后回到中央苏区。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都是我的证人，你们去查吧。我在长征中的表现，许多老同志都可以证明，像蔡大姐、邓大姐……”他们打断我：“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说：“毛主席、周恩来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去查吧。”

专案组的人真去调查了。他们找到 财政部的一位大姐朱端绶，她是我长沙师范的同学，当年一起入党，在一个支部并肩战斗过的。从她身上专案组一无所获，反倒碰了一鼻子灰，以后也就不审查我了，又重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闻天。

就这样，对我们的“监护”和非人折磨长达523天，造反派也没从闻天和我这儿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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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森 我见到刘英晚年三次落泪

今年是杰出的女革命家刘英诞辰100周年。我作为一个晚辈同刘英同志有缘相识是从研究张闻天开始的。1979年中央批准编辑《张闻天文集》，我从1980年开始投入这项工作起到2000年文集、传记、年谱全部完成的20年过程中，不断地登门向她请教历史情况和问题，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述和解答。第一次见到刘英是1980年5月在她家中召开的一次座谈会，那时我还在人民大学教书，我的已故导师胡华教授领着我和清庆瑞两位年轻教师来到北京三里河她住的公寓。这次一起参加会的还有张闻天生前的两位老部下何方、曾彦修。已逾古稀之年的刘老，个儿不高却给人精干利索毫无老态的印象，操一口湖南乡音，谈话中还不时夹着爽朗的笑声。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听到她亲口叙述的，长征到达陕北之初中央的民主生活气氛和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那时开会都到我们的住处开，毛主席有时开玩笑对我说：“你是娘娘”，我说“我怎么能是”，他说他只不过是帅，“我是毛大帅”。有一次开会，我在旁边听到毛主席讲：现在洛甫是青天，他把我们的意见都综合进去了，很好，这是青天。
　　
这样生动的闻所未闻的真实故事，不但使我增添了对我面前这位经历不凡的老人的敬意，而且立刻在我脑海中打开了党史的一片新天地。然而回想起我同刘英同志的初期接触，走进这位坚强老人内心世界则是两个多月之后对她的一次采访。那时正是暑期，她在大连疗养，我为起草一篇纪念张闻天诞辰80周年的文章，专程去她那里听她诉述历史。这次采访虽然时间不算太长，但她对我这个后辈却是第一次作了打开心扉的谈话。至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讲到她同闻天“文革”苦难生活时的感情流露。
　　
她说，“文革”中有一天，外交部的造反派半夜跳墙而入，把闻天和我一起用卡车拉到外交部，先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准备开斗争会。第二天早晨有人端来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命令我们：“吃饭，吃完开斗争会！”当时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可这时闻天很沉着，他过来摸着我的手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呵！”说到这里，刘英忍不住地流泪了。并且喃喃地说：他这人就是这样总是在困难时候想着别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坚强老人流泪。我当时就想，在“文革”那种情况下，多少人迫于形势背离亲人，以至离婚断绝往来，而她和张闻天却始终恩爱如初，相互扶持，患难与共，这是多么地不容易！
　　
这次谈话，她详细地叙述了庐山会议张闻天被罢官后，她同闻天同志俩人如何相依为命的艰难岁月。她说庐山会议后闻天的情绪一直是很乐观的。她说她自己倒是有一段时间思想上想不大通，想不通并不是别的，而是丈夫挨批，为什么妻子也要遭受株连？她还记得一天闻天抄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中一段诗给她看，并且特别在“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两句下面打上了横杠。刘英说，其实打从参加革命起就根本没有想到个人享受什么“荣华富贵”。这一点我们是共同的。而她最敬服闻天的一点恰恰是他的坚持真理，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们俩艰难岁月始终相依的一根精神支柱。
　　
从那次谈话以后，随着文集编辑工作的展开，我到刘英家的次数也增多了。那时我住在城里，离她家很近，骑自行车20多分钟就到。除了办事之外，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我都成了她家中的座上客，她谈的许多珍贵史料我都一一记在我的笔记本上，有的一时来不及记，回家之后立即用卡片补上。她对我个人也十分关爱，那时我的住房很挤，一家四口才不到20 平方米，有一天她在秘书的陪同下突然闯进我家看我的住房情况，对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的突然来访，我当时真是有点手足无措，拘谨得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她当时并没有插手来帮我解决这一问题，但我却从这位前辈身上切切实实感受到，革命战争年代树立起来的我党关心群众生活的好传统。我那时个人生活条件尽管差些，但我工作的心情却很愉快，这里除了工作小组同志之间关系都比较融洽之外，刘英同志的好作风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因素，她一方面全力地支持小组的工作，然而对张闻天历史的评定却是从不干预完全抱一种超然的态度，反而时常提醒我们的是，对闻天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对他的缺点和错误不必加以掩盖。
　　
在上下密切配合和有关各方的支持下，编辑小组经过五年的奋斗，张闻天著作的第一个选本《张闻天选集》终于在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当我来到她家翻开书中已经发表的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给她看时，却又一次见到她动情地流了泪。她对我说，闻天去世前还关切他的问题什么时候组织上能有个结论，哪里会想到庐山发言今天还能公开出版。接着她就回述了庐山会议对闻天的打击。庐山下来之后闻天对她说过：说我反对“三面红旗”，那毕竟是观点的问题，可说我是“里通外国”那简直是太冤枉了。闻天是从不流泪的，为这件事他眼泪直往下淌。正是说到这里，我见刘英自己也都忍不住眼眶里饱噙的泪水了。这是我见到她的第二次流泪。
　　
此情此景也就使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为坚持真理的志士所付出的个人的牺牲和代价。如果说大多数老干部受冲击还都只是“文革”十年，而彭德怀、张闻天则是早从1959年开始就被认定为头号的“反党集团”人物。张闻天从此冤案十七年，直至去世。十七年，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记得在我开始接受整理他的史料的1981年，领导上曾批准我去组织部翻阅他的专案材料，数一数口袋就有40多包，翻一翻其中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可以说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甚至荒唐到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初到东北时与苏联红军代表的接触，也被当作“里通外国”的问题加以不断地追查。刘英告诉我，闻天身体原来是很好的，可是冤案的沉重打击，“文革”的残酷迫害，整个摧毁了他的健康。刘英还多次同我讲到一个问题：1974年批准恢复组织生活后，闻天一再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可就是不让回京，最后才批准到无锡，无锡领导虽然对待闻天不错，然而医疗条件毕竟不如北京。他的病如若是在北京治疗，也许不至于过早去世。
　　
冤案的折磨尽管摧垮了张闻天的健康，却没有能磨灭他的意志。实际关于庐山会议后的这段历史刘英讲得更多的是闻天同志对广大人民生活的担忧，和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切。刘英不仅与闻天患难与共，而当闻天同志将这种担忧和关切化为书写笔记文稿的实际行动时，在他身边能够理解和支持他的唯一的共产党员也就是刘英。去年我去上海见到张闻天的外甥，年已七十多岁的马文彬，他拿出舅母生前亲笔写给他的几封信给我看。1977年12月30日（当时张闻天还没有平反）刘英从北京寄给外甥的信中写道：“你舅舅的遗稿整理后已交给王震同志转社会科学院。”接着她说交出这些文稿“也许对党及人民有点作用，不辜负他多年带病用心血写出来的稿件”。又说：“我把遗稿有个地方交了，总算了却一个心愿。”1985年《张闻天选集》出版，12月31日她又有一封谈及选集出版，和出版后工作的信。信中写道：“你们舅舅的文选出版后影响很好，只是印得少了些，供不应求。”“我为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把全部稿费用于宣传他的思想。”在说到文集编辑组的以后的工作时又写道：“现在文选组又着手编年谱，随后还要写传记，工作很艰难。”最后告诉外甥说：“我今年已八十周岁了，精力日渐衰退，现在全靠我在支持与帮助。我想能趁着我还健在时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也就对得起你舅舅了。”如此饱含深情的话语表现出，她作为忠诚的妻子，是如何把出版张闻天文稿及澄清他的历史视为她晚年的一项郑重的历史使命。我作为文集组的具体负责人在同刘英的20多年接触过程中，可以说是完全感受到她的这份心愿的。现在老人已经过世，我本人也已年逾古稀，我将在我的有生之年，秉承她的遗愿，尽可能将张闻天书籍的再版等后续的工作做完做好。
　
我见到刘英同志的第三次流泪则是在2001年4月，也就是她逝世前一年的一次谈话。这一年春天一家杂志社邀她发表一篇关于共产党员信念问题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96岁的刘老当谈到大革命失败后身边一些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的时候，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她说这些同志是多好的同志呵！她详细地讲述了这些同志在那种险恶环境下，如何将生死置之度外，不但忘我地工作，而且总是关心别人的安危，特别是对她视作比自己亲妹子还要关爱。她一面叙说，一面不停地流泪。她老人家如此动情地落泪，在我同她晚年接触的20多年过程中也是未曾见过的。对过去牺牲了的战友的如此深情怀念，现在想起来这正是体现了她生命最后岁月的一种思想境界，是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庐山会议后同丈夫一起饱尝了17年磨难的一位女革命家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2000年张闻天百年诞辰时，刘英已是95岁高龄。中央召开的纪念大会上，江泽民接见刘英时曾经笑着问她的长寿之道，她的回答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想，这里所说的“过去”应该是说的个人的痛苦和个人的恩怨，而并非过去无数战友牺牲的历史。正因为始终不忘过去那些为革命、为民族而英勇牺牲的战友，才会有她那抛开一切个人得失的博大胸怀；也正是为了对历史负责，而不是为了个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教育后代”，才可以理解这样一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还能以惊人的毅力不断地宣传共产党人的历史，竭尽全力地支持张闻天文集、年谱和传记的编写出版工作。
　　
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还要特别说到的一点，是刘英晚年的这种境界表现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一种真正求实的精神。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诚如组织上在她逝世后所评价的，她一生都是“顾全党的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她自觉执行纪律，服从组织决定。然而她的服从并不是盲目的紧跟，尤其在事实面前想不通的就是想不通。这里不妨举出两个例子，首先一个例子，是长征中她接替***工作所担负的职务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她不管别人是如何的说法，始终坚持认定自己的职务只是中央队的秘书长，而非中央秘书长。而且坦诚地告诉大家，她所管的范围就只是管管中央几个领导人的生活，开会做个记录。另外就是做一些中央警卫队（当时也仅仅几个人）的思想工作。谈及这些时她丝毫不夸张自己的作用，也并不认为自己是如何的荣耀。
　　
再一个例子就是有关张闻天总书记的职务问题。1979年中央召开的张闻天追悼大会上，***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公布了一个久不为人知的重大史实，即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可是到了1982年中央党史有关部门找到一份经陈云确认的被称为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其中未提选举总书记一事，而只说在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于是上面便要求在张闻天的生平履历上作重大修改，去掉“总书记”的职务。这时刘英想不通，她本人虽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是遵义会议后她一直是跟随在中央领导人的身边。她说那时候她就知道他是总书记，大家也都称他总书记。到了陕北和他结婚，毛主席说我是娘娘也就是因为洛甫是总书记嘛。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负总责”哩？她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于是就在1983年7月的一天亲自带领文集组的两位同志去找编辑领导小组的组长邓力群，当面说了自己的意见。但是当邓力群向她表示这是陈云的意见，还是要按陈云的意见办时，她服从了，在她的文章中把张闻天这个职务改写成了“负总责（习惯称总书记）”。
　　
在这个问题上她组织上是服从了，但在思想上却并没有认为这是最终的结论。到了1997年，她又带领我和程中原一起去拜访另一位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时，杨老向她和我们两位编辑组的同志叙述了一段有关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他说，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这个问题便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总书记这副担子。杨尚昆的这个情况介绍，进一步说明《悼词》中所说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是事实（只不过张闻天本人没有接受），同时这也说清楚了陈云《传达提纲》所说后来中央常委作出决定的由来，这也就证实了刘英所说的事实。
　　
从这以后她完全支持包括文集编辑组同志在内的所有学者关于张闻天总书记职务问题的研究成果。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张闻天百年诞辰之前有一天（8月16日），我和何方两人到她家中陪她审查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念闻天百年诞辰的文献纪录片。片子开头的一句“关键词”就是写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任总书记”，片子讲到遵义会议时也用是***在张闻天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那句话“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样片整个放的过程刘英都坐在沙发上认真地看了。等到一个多小时两节片子全都放完之后，摄制组的同志征求刘老的意见时，她老人家高兴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地连说了两句“挺好！”，最后还说了一句：“这是真实的历史。”这时撰稿人李向前又向刘老反映说党史研究室的一位负责人审查该片时说了一个意见，要在遵义会议这一段加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样一句。刘英立即明确表示：“不要”，“因为这是写张闻天的片子，没有必要加。”第二天中央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审查小组开会讨论时，片子得到顺利通过。与此同时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成员何方专门写了一篇论述张闻天总书记职务的论文，刘老认真地进行了审阅，完全赞成文章的观点，这篇论文隔月在无锡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散发后，得到了许多与会学者们的好评。
　　
刘英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快三年了，回顾过去20 多年她对我们工作的全力支持和关怀，我们每位同志都有深切的感受。应该说张闻天文集组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比较扎实的研究成果，都是同她这种一贯支持，特别是她的务实的榜样和教诲分不开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闻天研究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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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的命运说明了什么


张闻天的个人命运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当年张在中央苏区批毛,反“罗明路线”，进而整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让毛泽东孤苦零丁的领受了两三年鬼都不上门.人不来一个,鬼都不来一个,这滋味让曾经主席过的毛泽东不好受呀!



30年代,毛泽东恨死了张闻天.但那个年代党内让毛泽东有意见的不只张一个人,王明、博古、李德、任弼时、项英、刘伯承、包括周恩来.这么多人一起有意见怎么可以呢?毛泽东不是屈原,不会举世皆浊我独清,不会摇摇晃晃奔向汩罗江.



于是, 1934年8月后毛、张在江西山上的“云山古寺”里，朝夕相处的非常不错，后来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张闻知立即派傅连璋星夜赶去诊治。



于是,遵义会议张180度大转向,力挺毛泽东.以至后来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于是,长征到了陕北后, 张闻天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泽东合作得十分融洽，因此，毛泽东常常戏称张为“明君”，称他的妻子刘英为“娘娘”。



应该说没有张闻天毛泽东当年不会受那么多苦,遭那么多罪. （其实毛也就是从A角一下子配角了,甚至配角也不是了.那会儿,即没红卫兵也无造反派. ）但没有张闻天,遵义会议也不会有那样的结果,也不会有毛泽东一点一点抓权的顺畅.对毛泽东来说是败也张闻天成也张闻天.两相比较,怨恩相抵,同志该是不错的.



然而,记仇容易,感恩难.人家的好处时间一长淡忘了.曾经对不住自己的事记它一辈子.

这不,延安时，张闻天对江青想进毛泽东窑洞一事, （正式进）仅仅婉转地写了一封信,毛即大怒,当场撕信. “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于是,1941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写过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文章，不仅点了张闻天等几位政治委员的名，而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篇文章毛泽东晚年又多次拿出来摆弄,周恩来不早死,文章会大白天下.


　　1943年11月，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现在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活着的邓要为党争口气。



环境变了,条件变了,人的态度会一成不变?张闻天虽然明君不昏君,但还是君呀!赶快让地方呀!这是张延安时期非常不明智之处.时至1938年中央文件仍有洛甫 (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451件，“洛、毛”或“毛、洛”联名者达286件，占全部文件的64％之多。如此,不找你毛病吗?倘主动让权,再恩来一样恭恭敬敬, 一定会老有所养,老有所爱.党和人民会都爱你.



但张闻天没能做到这一点.延安时,毛的多次批评张虽不同意,都忍了.但你忍就得恩来同志一样得忍得住,忍得长久.1949年后,张在东北干得好好的,偏让他去大使.张又忍了.这会儿,你还大使什么?虽不能范蠡太湖泛舟,陶公采菊东篱下,你静静地呆在哪儿不出动静不行吗?



1959年,张闻天忍不住了,庐山上讲了整整半天.你这么做,毛泽东不往心里去吗?这边一发怒,你又软了,又检讨了,结果检讨让人家当文件下发给各路诸侯了.关于大跃进,关于党内民主,你讲错了吗?不错为什么检讨呢?怕掉脑袋吗?舍不得什么呢?文革后,张春桥政治立场如何不说,但认为正确就坚持,张为什么不怕掉脑袋?当年,钟伟、陈少敏为什么不怕掉脑袋?



毛泽东1949年后的党内家长制作风,除了已知的原因外,也是中共党内一些高级干部迁就纵容的结果.什么顾全大局,其实顾全的是自己的小局,毁得是大局.大跃进导致那么严重的后果,一些高干为了顾全大局,让毛泽东继续干,结果,又领着中国人走进文化大革命.



张闻天的个人命运同彭德怀一样,是没能始终坚持个人的正确主张和立场.压力一来即检讨,结果照样往死整你,倘若真海瑞一样,棺材准备好了,不就是掉脑袋吗?毛敢今天杀一个,明天杀一个吗?倘若老同志今天辞一个,明天辞一个,毛不寻思寻思吗?



辞职不会掉脑袋吧?但官没了,奋斗了一辈子,末了,啥也没得着,一般人做不到.

                                                                        200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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