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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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之死

散 木
原载《文史精华》2005年第11期
1975年,当浩劫的文革即将进入尾声,包括“臭老九”即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人们苦熬过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巨劫奇变”的时候,王重民,这位“国宝”级的知识分子,著名的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方志学等资深专家,却在一场莫名其妙的“批儒评法”运动中含恨自杀了。王重民先生的死,无疑是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文革中知识分子苦难史的一个结尾。

一
王重民,字有三,1903年出生于河北高阳县西良淀村,曾被称为是“高阳四大名人”之一,即与李石曾、王法勤、韩世昌并称为民国高阳籍的著名文化名人。王重民早年就读于保定直隶六中,时当中国社会转型之时,革命风潮骤起,他感受时代风气,慨然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曾返乡筹建团支部,因被直系军阀查知,受到通缉,于是易名为重民(取“国家三宝,以民为重”之意),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当时河北以盛出“读书种子”而著名(清朝时河北除盛出太监、伶人之外,就是书佣、书商等了,如北京著名的琉璃厂一条街,大多就是河北人开的铺子),遥自清季倡导实学和功利之学的“颜李学派”——颜元、李(工恭)和写有《书目答问》的南皮张之洞之后,河北学人灿然可观。即以近代形成的图书馆学而论,其中著名学人就有孙殿起、李大钊、王森然、袁同礼、王重民、张申府、孙楷第、傅振伦等。此外,考古学如裴文中、贾兰坡、商鸿逵,历史学如雷海宗、傅筑夫,文学如高步瀛、罗根泽、冯至、顾随、杨公骥、孙犁,民俗学如李安宅,法学如杨秀峰,等等,堪称星河璀璨。
王重民虽然曾经投身革命而受挫,到师大之后依然保持着“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身份。1924年10月,北京青年团组织因张国焘被捕泄密而告瘫痪,经过紧急整顿,北京党团实行临时合并,对全部党团员也开展了审查。经过审查获得合格的名单中,师大有王重民、吴大猷、黄道、贺凯(笔者的父执,后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等。不过,此后王重民就逐渐退出了政治活动,转而问学,其经历如其所自称:是“幼承家学,壮游京师,亲炙诸老师宿儒之教诲,得稍窥六经”。他师从国学大师陈垣、杨树达、高步瀛、袁守和、傅叔湘以及黎锦熙等,学问大进,如同样以“书痴”知名的陈垣大师,居中国文化史上的“国宝”等级,其“门下走狗”,王重民就是得意弟子中的“河北三雄”之一。当时北海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也在该校讲授目录学,见王重民学习刻苦且生活艰难,就介绍他到图书馆兼职,也就是在这座后来并入“北图”的图书馆里,成就了一代学人的王重民。同样的例子,在当时还有谢国桢、赵万里、向达、孙楷第、张秀民、谭其骧、贺昌群、吴晗、杨殿(王旬)等先生。
王重民作为当代著名的目录学家等,曾有《国学论文索引》、《老子考》、《日本访书志补》、《史略校勘札记》、《四库抽毁书提要》、《续修小学考》、《谢氏小学考校勘记》、《增辑小学考简目》、《清人文集札记中文字说总索引》、《清人字说选录》等煌煌著述;此外他还辑校有《列子》等,并与孙楷第合编有《西苑丛书》,又曾拟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当时他还与刘盼遂、傅振伦、谢国桢等成立了《学文》杂志社,编辑《学文》期刊,这个团体的学人当时被称为是“北学派”。1930年,由于王重民在北平图书馆开展编目工作十分出色(该馆索引组编有《石刻题跋索引》、《清耆献类徵索引》、《碑传集、续集、集补索引》、《国朝先正事略索引》等一批至今还享有盛名的工具书),又常常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论著,遂被任命为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当时他还帮助梁启超编写《图书大辞典》等。
后来人们总结出一个规律:一个学人的成长史上,往往有一座让他一生在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图书馆。王重民在学术上的崛起,就与北平图书馆分不开。周一良先生曾说:“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不仅仅是采购、编目、储存图书的后勤机构,也不只是普及知识的宣传教育机构”,它还“定期出版馆刊,登载学术论文、国内外新书评价和本馆入藏的新书书目”等等;这些都“学术价值很高”,“至今仍为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所利用”,而且“馆刊所载国外新书目录和评价,对于当时治文史之学的青年,在扩大眼界增长知识方面极有用处”;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里有一批青年搞编目、索引、编资料、整理图书等工作,新书评介也往往由他们执笔。他们把工作与研究结合起来,从工作中得到培养提高,以后大都卓然有所树立。据我所知,已故的向达、贺昌群、谢国桢、刘节、赵万里、王庸诸先生,现在学术界知名的谭其骧、孙楷第、于道泉、张秀民、冀淑英诸先生,都是当年的北平图书馆馆员。”后来在沧桑鼎革之际,“北图”馆长袁同礼离去,也就是在当时,毛泽东传话给胡适,让他留下来当“北图”的馆长,当然胡适没有留下来。
此后王重民就代理了馆长一职,其时他膺受重命,保护国家财产,功勋卓著,精神可敬,正如他在1948年12月21日和1949年1月28日致全馆员工的两封公开信中所言:“袁馆长在昨天清早飞往南京去了,想诸位同人都已听说,并且都很惆怅。袁馆长行前,托我转给大家一封信,我把他抄在上面。我是一个‘书生’,没有经验,没有能力,那(哪)敢担任这个职务,但念现在正是‘同舟共济’的时候,我跑来参加,和大家一同拨桨,一同维护我们所寄托、所凭藉的‘舟’——北平图书馆,共患难,共甘苦,也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当前的任务,一是保护我们的馆产和图书,一是共谋同仁的安全和福利。”后来王重民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北图”的副馆长。 1952年,他因与主持者不合,才离开“北图”去专任了北大图书馆学的专科主任(后为图书馆学系的系主任,又因“老右”被免之)。在新中国的图书馆学领域,一向有所谓“北大南武”之说,也就是说其重镇当属北方的北京大学和南方的武汉大学,而遥领了北大这座重镇的领袖者,就是王重民和刘国钧两位先生了。

二
说到北大的图书馆学的渊源,那是1947年王重民在胡适支持下开始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这为正式成立图书馆系以造就图书馆学的高深人才做了准备。当时曾延聘的名师有毛子水、赵万里、袁同礼、于光远、傅振伦、王利器、刘国钧等。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王重民与胡适的关系。王重民治学多受胡适所亲炙和栽培,二人学缘与私谊俱厚,王重民对胡适执弟子礼也甚恭,两人还有许多往来的通信。胡适非常赞赏王重民的文史考证才能,自己每有考证所得,也往往请王重民过目,与之相互讨论和切磋。后来王重民和刘修业夫妇喜得一子,请胡适取名,王重民还题诗致谢云:“数载追随钻研,稍识读书滋味。这番喜得平生,却误了为学机会。应似剃度的小僧,又到红尘一回。待到债了缘清,却误了修行年岁。”由此可见王重民追慕胡适一心向学的心志了。还在抗战胜利之时,胡适发起《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王重民听说后积极响应,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重民在欧美流落了十几年,受了不少的洋气,也算看了一点洋玩意儿,在东方学一方面,所以‘图强’之心非常迫切。”
王重民是爱国的学人,在拳拳的报国志向中,也有一番跃跃欲试的作为,如在致胡适的信中,他说:“重民思想鲁钝,材短望奢,故仅能而且最好作目录学的工作,尝梦想将古今簿录分别校定,纂成一部《中国古今图书大辞典》,俾分有分之用,合有合之用。”他还说:“重民自问无实斋(章学诚之字——笔者注)之见识,有实斋之博览。二十年来,都是作的绍兴师爷的工夫。作学生的时候,看了一百多种杂志,编出两本《国学论文索引》,毕业后看了四百二十八种文集,编为篇目索引。出国后,看了五千敦煌卷子,一千二百金石拓片,一千五百部天主教书,近又看了二千九百部善本书了,也曾提出一些菁华,将来或能应用。去冬今春,看了三四百部明本方志,顺手辑出了两百多个《永乐大典》纂修人,觉得当时所征服取的人材,下至医卜星象、和尚道士,实比四库馆广大的多。”就这一封信,也足可窥见王重民“书痴”的程度和其宏大的抱负了。
王重民治学涉及敦煌学、太平天国文献、方志学、古籍及版本、西学东渐史、中国科技史、目录学等,这其中最辉煌的,就是1934年他与向达受“北图”馆长袁同礼所派遣,赴欧洲考察和收集、整理流失海外的典籍。王、向二人分工,一在巴黎,一在伦敦,每日“泡”在各图书馆和博物馆内清查。王重民在搜寻和研究期间,发现和整理了赫赫四大文献——敦煌遗书(后集有《伯希和劫经录》、《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曲子词》、《敦煌变文集》、《补全唐诗》等)、太平天国史料、4部罕见珍本、明清在华天主教教士华文著述(集有《欧洲所藏明清之间天主教士译著述书录》)等,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
那正是“五四”之后,胡适等所引进和倡导的实证的科学方法论成为新的一代学者的治学工具之时,胡适揭橥十字治学箴言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以之“整理国故”,代表作之一就是王重民在欧洲的重大发现。它也是追踪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将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与古史相印证的治学方法)的得意之作,即用在域外新发现的材料来掀起史学革命,将地上和地下的文献和文物、域内和域外的材料相互印证、相互发明、相互补充,由此揭开中国史学的新时期。
不仅如此,王重民还以他忘我的治学精神感染了许多同道,如当时姜亮夫先生也在欧洲攻读学位,王重民授意其去整理敦煌的音韵卷子,于是姜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一心一意与王重民、向达等在异邦搜寻和研究流失的中国古代文献和文物,也由此终成一代敦煌学的大师。王重民等如此辉煌的学绩,当时曾是国内知识界广为人传的佳话,后来其弟子白化文先生说:“以敦煌学而论,在我国第一代敦煌学者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等先生以后,远赴欧洲进行大量研究工作的学者中,公认成就最高、后来成为学术带头人的,是向觉明(达)先生和王先生。”向、王等人在敦煌目录学方面的贡献,堪称厥功尤伟,以至于钱钟书先生后来创作小说《围城》,当写到留学欧洲的“方鸿渐”时,在笔底尽情调侃和揶揄说:“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等等,这位“混日子”来“镀金”的留学生,怎么能与陈寅恪、王重民、向达等先生来比试呢?

三
令人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的学人,后来竟为险恶的环境所逼迫,在他深爱的治学之地悬梁自尽了。
陈寅恪先生曾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一文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这说的虽是王国维,其实对王重民来说也差几似之。
早在1954年批判冯雪峰的大会上,以“喇叭”自称的郭沫若就说:不仅文学,还有历史、哲学、经济学、艺术、语言学、教育甚至自然科学,在所有这些领域里,都要开展思想斗争。此后果然此类思想斗争连绵不绝,王重民也先后在两场重大的事关知识分子“巨劫奇变”的运动中不幸受难。一是1957年因为给军代表和个别馆领导提了意见,遂成为右派;二是文革中被关入“牛棚”,又于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再次受到人身侮辱。
这前者的“牛棚”经过,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一书中有所记述,书中,季先生在“棚中花絮”一节中记述了对“图书馆学系一教授”的回忆:“这位教授做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是国内外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和敦煌学家”。“有一天,在著名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我意料,这位老教授被叫出队外,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在他脸上响起,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是他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在当时那种阴森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王重民用手纸记载“思想汇报”,不管他出于何种考虑,在那种年代的确是可堪记入《“牛棚”新世说》的,但他为此领受的代价也是凄惨和屈辱的。也许,后来当这种劫运再一次面临时,他就再也无法承受了,他不惜玉石俱焚!那就是今天看来是笑话般的“批儒评法”运动。
1974年,专家身份的王重民被“邀请”去参加鉴定和整理所谓“法家”著作,老老实实的他标点了一部《管子》,又带领学生编写《法家著作书提要》。但当要他鉴定所谓“法家”李贽的伪书《史纲评要》时,他为读书人的良心所驱使,说了一声“不”!即对帮派人物硬要把被伪造的“法家”李贽的著作说成是真的提出了抗议。王重民从他多年积累的专业功底和见识,当然知道那是一本伪作;他说“不”,也就是他反对把源远流长、灿烂夺目的中国历史学和文献学搞成是完全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厚黑术”。而当他的治学原则和人格准则一同受到了“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考量时,他义无反顾地以自身的毁灭来书写自己的“墓志铭”,那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出入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往往于“劫尽变穷”时的一种选择,何况那又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之时呢。于是,“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四
1974年,“批儒评法”运动的闹剧步入高潮时,有好事者说在福建泉州的“文管会”发现了一部“海内孤本”的“法家”人物李贽的著作《史纲评要》。当时李贽的著作《藏书》、《焚书》等都是作为重要的“法家”著作大量印刷出版和广为发行的,现在又平添了一部,在那些“当代法家”看来,当然是喜不自禁的事了,于是这部“海内孤本”的整理和出版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交给了中华书局。其时正是毛泽东下令点校《二十四史》即将竣工之时,出版社遂请参与点校的诸位老先生帮助断句。在此过程中,一些老先生对《评要》产生了怀疑:这部意见甚陋的著作,竟与李贽其他著作内容相悖,且其出处也甚有问题,即它仅见于《福建通志》的著录,或当系一部伪书也未可知。然而“帮派政治”是不问真伪的,既然是“新发现”,且书中的一些观点又能支撑“帮派政治”的影射需要,于是对它也就格外重视,遂由北大的迟群等布置“鉴定”——其实结果早已确定了,不过是走过场而已。
中国的一部书史也伴随着一部辨伪史,其中如王重民的老师陈垣等都是这方面卓有成就的大家。古人常借名家以自重,尤其是明代以后,书贾为了射利,更将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王重民是著名的版本学家,深知造假者的伎俩,他曾在其代表作之一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中三致意焉;对李贽的伪书,他也有过深入的考辨。这时王重民作为专家,理所当然地被选入“鉴定”者的名单中。果然他“火眼金睛”,如数家珍地引证和辨伪,指出此书并非“孤本”。以他的见闻,“似曾相识”的就有上海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收藏,甚至他还引证参订了刊刻者的许多史料,每一项结论都大大触仵了当道的用心——即“不能轻易否定法家著作”的旨意。王重民对“评法”运动不识相、泼冷水,也就不经意间种下了祸根。
但是帮派人物还是不死心,他们寄希望于王重民是“孤证”,或许还可以通过继续“鉴定”给予改变,于是“大度”地让王重民继续带着学生在图书馆考证。没有想到这真是一着臭棋,王重民居然在北大图书馆寻出一部明代万历版的《史纲要领》,这部姚舜牧编订的书正是所谓李贽《史纲评要》的“祖本”,它刊刻于李贽死后的8年,却早于《史纲评要》问世之前的3年,两书内容雷同。而《评要》的某些评语系针对《要领》一书而发,甚至是抄袭后者而成。显然,《史纲评要》是一部伪书。王重民老吏断狱,堪为对此书“鉴定”的定谳。此说一出,帮派人物大惊失色,“梁效”竟厉言不得纠正之。
后来王重民夫人刘修业女士在《王重民活动编年》中追述当时的“险情”,她说:“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儒法斗争报告会’上,宣布‘又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正准备出版’。这是‘四人帮’出于搞政治影射的需要而提出的。不少专家怀疑这部书是托名李卓吾的伪书。为镇住众人,‘四人帮’在北大、清华的代理人想让有三(即王重民)从目录学上予以正面的鉴定,借助于他在目录学上的威信肯定这部书。但有三从学术上研究后,认为是伪书,不肯说出卖良心的话,因此遭到忌恨。有一次他们发着火指着有三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完全撕去科学的伪装,赤裸裸地加以利诱和威胁。这伏下了后来他被诬蔑迫害致死之祸机。”这也就是说,王重民一身系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之大师,又不曲学阿世,自然就招人头痛和痛恨。当时在那些由上面组成的奉命为“法家”著作披红戴绿的鉴定专家和学者中,有的不免承风希旨,有的则诚惶诚恐,于是“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或直接出面,或旁敲侧击,又打又拉,结果没有得逞。此前在北京还召开了全国“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决定先行出版该书的试印本,迫于压力,到场的王重民没有公开站出来指谬。而当江青宣布将正式出版此书之后,王重民的“鉴定”结论就成了出版此书的严重障碍,何况王重民又不听话、不改口呢。于是翌年4月15日,在北大全校大会上,王重民因不肯照帮派人物定下的调子说假话,这伙人于是恼羞成怒,竟在全校大会上将王打成“资产阶级土围子”(肖东发《王重民与向达先生祭》),即被不指名地遭到诬蔑和斥责。
于是,又在翌日——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天:即1975年4月16日的深夜,“士可杀不可辱”的时年73岁老翁的王重民,在颐和园长廊上自缢了。终于,他与在这场“巨劫奇变”中的老舍、傅雷、刘盼遂、陈梦家、向达、傅洛焕、汪(竹钱)、李平心、翦伯赞、邵循正等同道一起,以及与先前在颐和园长廊投水的王国维先生一样,用极为惨烈的方式,相似于当年李贽自谓“七十老翁何所求”而在狱中自刎、王国维一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而跃入水中,共同身殉了中国文化之既倒,与之共命而同尽矣。是为殉道,也是对堕道者的一种无声的抗议。
刘修业女士后来回忆说:王重民是夜出家临走前,在书桌上放下了手表和一本《李卓吾评传》。所以置一册《评传》于桌上,盖有深意存焉,即他因不肯迎合批儒家者的旨意,坚拒为托名李卓吾(即李贽)的伪书作伪证,而当年李贽也是以七十稀龄遭当道诬陷,慨然自刎于狱中,遂是其所自况云云。世纪中国的头尾,继李贽之后的王国维、王重民,双双在那暮色中的颐和园,为20世纪的中国、20世纪的中国文化,平添了几分血色的亮光。

五

说完王重民先生的赴死,还不得不说另外两位人物——王重民的夫人刘修业和王重民的学友向达。
古人有赵明诚、李清照伉俪之雅趣,王重民与刘修业夫妇也是20世纪中国图书界的一对佳配和一段佳话。二人曾在巴黎一道寻访古籍,所谓“青衫红袖,共结同心,举案齐眉,翰苑增色”;及至王先生遽归道山,谢国桢老丈感慨道:“鸿案齐眉,却不能同登白首,与漱玉、明诚前后如同一辙,实乃人生的憾事。”而刘女士此后含愤全力为丈夫整理和出版遗作,以至人称“刘修业可谓以个人之力有计划的主持领导和组织了80年代中国的王重民研究”。王重民遗著出版就绪,刘女士以诗纪曰:“我居人世君泉下,欲诉衷情已不能。伴读窗前书盈万,重翻箧底稿尘封。焚膏继晷偿遗愿,杂下丹黄对孤灯。一卷编成聊自慰,艰辛历尽悟死生。”“余生劫后十余年,岁月侵入两鬓斑。燕勺园中双栖处,未名湖畔共婵娟。胸怀磊落悲永逝,心绪凄凉苦孤单。独自埋头理旧稿,忍教遗墨付风烟。”刘修业,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3年进北平图书馆,1953年调入科学院历史所,她的大半生和王重民一样,都是从事于图书资料的工作,堪为一对“脉望”的书人。
向达先生,与沈从文的经历相仿,都是湘西土家族人。向达先前毕业于东南高师,此后经历又与王重民相似,日以读书、研究为务。新中国成立后,向达是第一批的学部委员之一,同时受任北大校务委员兼图书馆馆长。向达在图书和治学之外的空间生活,也与王重民相似之,他们热爱祖国,又不乏书生之气,如向达档案中所云:其人也,“富于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对5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表示不理解”,其性格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所谓其“憨直”处,如其曾以诤友自况,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云云,于是与王重民相同,都是“老右”之属,且都有唐僧西方取经迭遭磨难的经历。此前“鸣放”之时,向达曾提出在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民族问题这五项最热门的史学讨论),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于是其后果可想而知。
向达“憨直”如童言无忌,而对其早有戒心的人就似师爷的断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向达不光有“右派”言论,硬说他还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中国历史学界的大右派,就非其人莫属了(第二号人物)。再后,也就是那场浩劫中,向达较王重民先生先走了一步——取北大历史系考古学教授邹衡先生的亲历见闻:“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向达是1966年11月24日因不堪迫害而自杀的,此前他还曾“憨直”地认为所谓“文革”对其侪辈而言,是所谓“凤凰涅(槃),获得新生”的机遇,不曾料想其严酷使这位曾以“铁汉”自居的土家族人竟轻掷了自己的性命,成为“巨劫奇变”中无数身殉中国文化的士子之一。
（责任编辑杨小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