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惊险事：江青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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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政治局委员除上述11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罗荣桓、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
　　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
　　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
　　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1967年1月7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
　　陈伯达也劲道十足地批了两个大字：同意。
　　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
　　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说着，江青扭头对正在听康生布置任务的周荣鑫喊道：“周荣鑫，你站到前台来，让大家看看你！”
　　同时被江青点名批判并逼到前台认罪的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
　　江青指着周荣鑫和雍文涛的鼻子训斥说：“我希望你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在那种年月，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就等于宣布被打倒了。
　　据当时在会议现场的穆欣回忆说：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看来，周恩来下午到林彪处抗议江青打倒周荣鑫，没有达到所希望的要求。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荣鑫还不满足，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唆使红卫兵说：“揪出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来就枪毙！”
　　于是，红卫兵立即发出了召开批斗周荣鑫的大会的通知，准备会后就拿周荣鑫开刀。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火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找到会议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组织者心虚胆怯了，会议没有开成。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
　　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1967年1月10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五天，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别有用心地说：“在毛主席身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别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
　　陈伯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造反派不难悟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边的几个常委，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外，就只有周恩来了。
　　2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中央文革一伙趁机在毛泽东面前告黑状，把“三老四帅”的抗争诬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企图打倒围绕在周恩来左右一起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三老四帅”，使周恩来孤掌难鸣。
　　在中央文革一伙看来，实施了对“三老四帅”的打击，就等于突破了周恩来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有“三老四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局碰头会开不成了，周恩来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参加成员大多是中央文革一伙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对“三老四帅”的7次批斗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总根子”，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的总代表”。
　　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
　　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他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说公开就公开。
　　在4月到5月间，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主要内容是：
　　“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不仅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而且要揪出中国的米高扬；”
　　“要把矛头直指周恩来这个大黑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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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还公然在大小会议上振振有词地宣称“炮打周恩来”的所谓依据和理由：
　　“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
　　“不扫除来自总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陈毅。”
　　“17年来，总理主管外事，有很多东西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许多副总理都垮了，这个难道是偶然的吗？与总理没有关系吗？”
　　“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相差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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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是里应外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是不是请富春同志去处理一下。”
　　江青当即发难：“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人民吃什么，用什么！总不能去喝西北风嘛！”
　　江青一触即跳，歇斯底里：“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反驳：“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许多具体事务。毛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吃、住、行，中央文革没管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江青哑然片刻，随即又指责：“你这个也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批，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就是不相信群众。”
　　周恩来也激动地站起：“你们敢保证吗？已经逼死的，你们谁出来做个交代？再逼死人，谁负责？”
　　周恩来毕竟太非同寻常了。凭他在党内、军内的威望，凭他与毛泽东历史形成的关系及毛泽东本人对他的依靠和信任，要打倒周恩来，绝非易事。
　　就在中央文革一伙借“二月逆流”在社会上煽起打倒周恩来的黑风时，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情况简报》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为此，江青一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寻找能够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人妖颠倒的年月中，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建国后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叛徒”、“特务”，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排除异己，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8月起，各地相继成立了“揪叛徒”组织。他们指使这些组织去查找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寻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迫害中，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一批为新中国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首当其冲。
　　历史的镜头摇回到血风腥雨的革命战争年代。
　　1931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我党的一批干部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他们在狱中有组织地和反动派作了长期不懈的坚决斗争。1936年，日寇侵占我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日益高涨。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干部以开展工作。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向北方局询问干部情况，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回答说，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着我党的几十名干部，但他们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出不来。
　　刘少奇认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进北平，这批被关押的干部必遭杀害。这些干部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
　　于是，刘少奇、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出狱。
　　中共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这样，根据组织决定，当时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的干部共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
　　这件事，本来早已经中共中央多次审查，一直认为是毫无问题的。这一批出狱的许多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成为了领导骨干。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重新把这件历史上早已有正确结论的事翻了出来。他先是要彭真专案组对此事进行所谓“调查”，而后，又别有用心地指使红卫兵去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根据康生的指使，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八一八”经过“调查”，“发现”了一个由61人组成的“叛徒集团”。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理睬康生的居心。
　　但康生等人并不甘心，继续怂恿红卫兵和造反派揪住这批老干部不放。
　　1966年11月，南开大学的“卫东”红卫兵跑到西安，伙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揭发刘澜涛同志1936年“自首出狱”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23日电告中央，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阅电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西北局的复电：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电报拟好后，周恩来送毛泽东批发，并附短信注明：“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
　　周恩来还在信封上写明：请徐业夫同志面陈主席阅批，特急件！
　　毛泽东用铅笔在“主席”两个字上划了个圆圈，然后拖出一杠，再写下两个黑粗的大字：“照办。”

原文转自：http://www.xywq.com/lishi/files/f-193/208-wen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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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或许是有的，但写法也太过于陈词滥调。随便举一些用词的例子，严肃的历史叙述中是不该有这类充满情绪色彩的语言的位置的：

一个鼻孔出气，倒行逆施，政治野心，迫不及待，篡党夺权（两次），刁难和攻击，偷偷摸摸，公然叫嚣，劲道十足，乱中夺权，恶狠狠，歇斯底里（两次），尖声恶气，唆使，心虚胆怯，鼓噪，丑恶表演，之流，一伙，别有用心，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得意洋洋，振振有词，当即发难，一触即跳，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人妖颠倒，无中生有，随意栽赃，惨绝人寰，不可告人，罪恶目的，居心，怂恿。。。。。

hachen

是啊，好久没有看到这么一篇文章中充满这么多可怕的词语了。
而且有些也不符合事实，比如对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之间关系的判断。 有充分的资料表明林彪是支持甚至依赖于周恩来的工作能力，而且林彪、陈伯达在文革开始时都竭力推辞要职，但恰是周恩来的力促他们方才接受了副主席或文革组长这样的职位。
至于打周恩来为叛徒，恐怕这恰是毛泽东的心愿，而非江青能办成的。

信仰马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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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明：叛徒情结（节选）


　　作者：彭小明

　　叛徒情结

　　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宣传文艺中，除了革命英雄男女形象鲜明以外，叛徒形象也比较生动，并得到反复渲染。所以在人民的印象中，王连举（红灯记）、甫志高（青春之歌）、马家辉（党的女儿）、刁德一（沙家浜，汉奸），已经成为固定的叛徒汉奸代名词。这是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反映，也是党的政治需要。当然，这些形象都是奸佞的恶徒，远不是法国作家萨特笔下，《肮脏的手》中的贺德雷和雨果那样，既是党的领袖，又可能是叛徒的革命家兼理论家立体形象。中国文艺界要达到萨特这样的境界，恐怕还有很长的跋涉路途。（2010年《肮脏的手》又在上海上演，可惜导演将剧情地点移开到中东某国，大大削弱了原剧对共的指称意义）。

　　党对于叛徒问题有一种特殊的历史纠结。历代主要党政领导人中，除向忠发、张国0焘是叛徒以外，还有多人都曾经被指斥或怀疑为叛徒：陈独0秀、瞿0秋白、刘00少0奇、周0恩000来（伍豪）、王0明、康0生、江00青、张00春0桥；文0革中所谓61个叛徒集团案，包括薄00一000波、彭00真、王鹤寿、刘澜涛、王若0飞等中000央副0主00席、政0治0局000常委、总000理、副0总00理；中0宣0部、0钢铁0工业部、西北局、中南0局、华0东局等省部级高官和陶00铸、曹荻秋（上海市长）等地方大员，以及许多著名已故领导人。文00革的批斗行动包括一个重要项目，就是揪叛徒，各地红卫00兵组织，以天津大学揪叛徒战斗队最为著名。许多忠诚的干部不是在是否执行革命路线问题上被批斗，却是在革命历史上的所谓叛徒问题上遭到怀疑，结果长期遭冷遇，被审查，有的人被耗尽了有生之年，有的人选择了自杀。

　　叛徒的危害小于内斗的危害

　　每一个政党，尤其是经过恐怖镇压时代的政党都对叛徒保持警惕。因为叛徒了解内情和党内机密，一旦投敌，势必造成党的人员和地下组织的严重损失。凡是政党都不可避免会有党员和干部背叛党章和主义，或脱离组织，或投入敌营，如果告密，就会对组织造成伤害。中国0共0产00党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叛徒。从一大开始，陈0公博、周0佛海都是创党元老，后来不仅背弃马0列，而且成为汪伪汉奸政权骨干。0地下0党领导人任0卓0宣叛党后，成为国民党反00共的理论家和最坚决的反00共铁人。但是他们叛离甚早，党组织也不庞大，并未造成重大损失，精神影响远超过组织影响。在上海地0下0党中央期间，顾0顺章叛变造成重要领导人恽0代0英被处决。但是由于地下党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钱壮飞截获顾顺章叛变的情报，迅速及时地报告地00下党，使周0恩000来等中0共中0央干部基本未受重大损失，地0下机0关被迫转移。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因为地下交通员黄慕兰小姐偶然听到特务议论，猜出被捕的“湖北人”就是向忠发，及时报告组织，也避免了重大损失。在江西根据地时期，多有红军人员“反水”（叛变），但是这些人员多数都是下层喽罗士卒，并无全盘影响。唯有龚楚这样的高级干部，造成了比较重大的危害，但是总的来说，红军长征后，江西中0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产生的政治影响比组织损失更大。（龚楚晚年被允许从香港返回广东，捐助桑梓，终老乡里）。纵观党史，白色恐怖时期的地0下0党（向忠发、顾顺章、盛忠亮、李竹声）和红军长征后的南方游击部队官兵集体叛变。中00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0委0书00记兼湘赣军区政委0陈洪时、闽浙赣省0委0书0记兼闽浙赣军0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00治部0主0任彭佑、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等。这些变节分子本身已经丧失斗志，离开革命队伍，并带走或劝降部分动摇分子数十或数百人，对革命组织来说反而是一种去污行为。1947年北平王石坚叛变，造成123人被捕，损失较大。台湾地0下0党0书0记蔡孝干叛变造成的损失不小，堪称全军覆没。但是毕竟仅限于台湾一隅。相比之下，这些叛变造成的破坏远远比不上红军内部斗争和阴谋造成的损失，例如富田事件屠杀AB团近十万官兵（毛与江西地方干部内斗）、红四方面军近乎全军覆没（毛与张0国0焘内斗）和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毛与项英内斗）。党的战争历史上没有一次单一战事的兵员损折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牺牲达到十万（富田红军）左右的。陈昌浩痛悼红四军的牺牲将士时泣不成声：那是两万多名干部战士啊！皖南被俘的新四军官兵6000余人。延0安0整0风时期所有知识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所有单位无不鬼哭狼嚎，不断发生自杀、疯癫的案情，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国民党特务。大量干部遭受严重的精神创伤，直到文0革仍然没有完全治愈。他们基本上都成为后来的国家干部，内斗伤害的正负面影响都融入到嗣后的政治生活之中。在李0锐、李0慎0之、韦君0宜、李0维汉、何0方等老干部的回忆文献中都有痛苦的记叙。

　　叛徒问题是一个禁区

　　经过延安整风等党内斗争，人们发现叛徒问题最为敏感。特别难以说清。特务受敌方派遣，破获后可能查清组织关系，比如口供或情报，造成损害等等。出现叛徒，可能造成组织损害，也可能没有重大损害，证据有时完全在敌方手中，很难说得清楚。而且所谓变节、叛变，也很难划清界线。例如所谓61个叛徒的集团，明明是中央同意，张0闻天操办，毛、刘。奇签字的；完全是毛故意出尔反尔，结果文0革中竟然成为集体冤案。新0疆马0明方案是康0生等人诬陷，造成的集体叛徒冤案，以致牵涉到演员赵丹这类基层党员。北0京学00运领导人袁永熙当年是杰出的学0生0领0袖，也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女婿，他与妻子陈琏被捕后，因陈布雷的关系，终于被释放。袁曾受酷刑而坚贞不屈，结果1949年后立刻受到所谓的叛徒质疑，在团中央受到排挤，五七年打成右0派，陈琏与之离婚。陈琏后来在上海也因叛徒问题自杀。文0革中袁永熙遭受更大冲击，尽管续弦妻室挺身保护，毕竟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另外，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是北京师大穆木天教授和彭慧教授夫妇。30年代他们在上海参加左联活动。穆木天被捕，当局散布谣言说穆已经变节。鲁迅听说后，在文章中嘲笑“穆木天也反正了”（意为叛变）。不久穆木天出狱。依旧从事左翼反蒋拥共的斗争。可是从此不再获得党组织的信任。鲁迅全集出版，嘲笑几乎成了“铁案”。1949年建国后，知识界的学术生命越来越受制于本人的政治表现和政治经历，所谓叛徒问题越来越影响穆教授的教学科研活动。1957年他们双双被打成右0派，降职降薪，不准授课。从事体力劳动或到资料室整理资料。穆木天是二十年代中国最早0的印象派诗人，也是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他自觉接受马0克0思主0义，是早期介绍文艺阶级论的先驱并用之于实践的批评家。（比毛的延安讲话早十余年）。文0革中夫人彭慧被批斗后押入小房间过夜，竟从此不再醒来。穆木天的儿子被打成0反革0命死于劳改营，女儿在干校劳动，身边没有任何人照顾，1970年死后被人发现，竟不知死于何日何时。等到改革开放以后，钟敬文教授等人出面作证，否定所谓“反正”的谣言时，穆木天已经去世十余年了。他的学术著作和翻译作品主要都在3、40年代问世，后半生最成熟也最应出成果的20年几乎全部荒废了。

　　这类似是而非的政治历史结论，都是通过人事档案，然后经各级党政组织干部和人事干部（特务系统）的暗示，风传或直接透露，让各级领导和群众不断歧视，羞辱和怀疑当事人，让他们平时不得安生，运动期间备受打击。袁永熙谈他为什么成为右派，“原因首先是被捕后没有牺牲”。非人性本质由此可见一斑。

　　文0革时期的抓叛徒狂潮

　　某种程度上说，文0革就是以揪叛徒为序幕的运动。戚本禹按毛的意旨将瞿秋白打成叛徒，为嗣后的整倒刘。奇，整肃61人叛徒集团作了铺垫。叛徒的定义在文0革的审查中任意扩大，中0央0副主0席刘少。和陶0铸、魏文伯、曹荻秋等地方大员都成了叛徒，红岩作者罗广斌，渣滓洞烈士江姐，上海工运烈士王孝和（狱中曾有动摇情绪），都谣传说是叛徒。八宝山坟场多处墓茔遭掘土破棺，毁碑鞭尸，一片狼藉。几乎凡是在白区工作过，曾经被捕过的人员一律都成了叛徒嫌疑。林0彪九一三事件后，陈伯0达叛徒历史被公开；四0人0帮倒台时，康0生、江0青、张00春0桥夫妇和姚00文0元的父亲叛徒问题日益公开化，中0央核心人物中只剩下毛本人没有叛徒嫌疑了。更加令人惊异的是毛关于叛徒的见解带有极大的随意性。例如李维0汉回忆说，七大时毛曾提议薄0一0波出任中央委员，陈赓认为薄0一波从北平反省院出狱，属变节行为，不宜升任高级职务。毛不仅不采纳，反而进一步推举之。1950年毛曾为瞿秋白题词，赞颂他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但是这篇文字没有发表，原因是当时已经发现了瞿在被害前另有遗言即《多余的话》。戚本禹认定李秀成为太平天国叛徒，连带根据《多余的话》指称瞿也是叛徒。毛批示说“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揪叛徒的黑浪由此翻腾而起。不仅在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抓叛徒，而且祸及普通平民。比如在当年的游击区，地0下0党留在贫农家庭中少量枪支，还乡团回来威胁说，“一旦查出，格杀勿论”，结果该贫农就将步枪缴了出去。文0革中定为叛徒。

　　文0革晚期，高干之间互相指责对方为叛徒，愈演愈烈。文0革组长陈伯达在林0彪事件中倒台，叛徒历史被公开。文0革专案总管周0来的“伍豪问题”是周心中最大的隐忧。重病开刀出来，急切要说的竟是身后的伍豪叛党问题。说明肯定有人在背后追究这件事。康0生临终前向王海容、唐闻生揭发江0青、张0春0桥有叛徒嫌疑。周0恩0来也向毛做了类似汇报。毛对于康生、周恩00来的汇报不以为意，说是早就知道了。对此，邓0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0小00平》很不客气地批评了毛：“文9革中根本没有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该书331页）。另一种说法，是曹轶欧说“毛认为江、张、康三人树敌太多遭人忌恨，所以才有人诬陷”。其实，毛追究历史问题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凡是他树的典型，例如陈永贵，被揭露是日伪汉奸小特务。毛却下令不予整肃。如果不是误撞误中被毛树为典型，陈永贵这类维持会的汉奸恶棍，在文0革中早已遍体鳞伤九死一生。仔细分析文革宠臣的历史，还是很惊人的。康0生没有被捕的历史记录。但是他曾是王明的心腹助手。打击何孟雄、欧阳立安等人的“非委反对派”不遗余力。甚至就是他向国民党当局告密，借刀杀人，害死了包括左联五烈士（殷夫冯铿柔石李伟森）在内的24名地下党干部。文0革中康0生急切地通过谢富治迅速处决羁押上海多年的地0下0党叛徒卢福坦，就是杀人灭口，以免暴露康0生自己叛党或勾结特务的经历。陈伯达被捕的历史是明确的。而且向当局交待的历史被讥讽为可当传记来读。自首后甚至曾经为特务指认地0下0党同志。江0青在上海也的确被捕过。因为她到延安不久就成为主0席夫人，所以没有受过整肃，跟延安整风和历次运动被审查迫害的干部相比，是很不公平的。揭批0四0人帮的中00共中000央文件以徐明清（王观澜夫人）的证词断言说江0青是叛徒。但是1980年审判四0人00帮时徐翻供，说是专案组逼迫她签字的。中000共中0央对此却没有发出更正的文件。这样做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对于全国人民，对于江00青本人来说都并不公平。江青被捕时才二十岁。很少社会经验。她与黄敬恋爱同居后又分离，哭哭啼啼，精神恍惚，语无伦次，一度呈现精神病态，曾到徐明清家中疗养。依此推断，江青被警察抓捕、关押审问，能否镇定自若，冷静沉着，非常值得怀疑。她任教的晨更工学团是左翼团体，识字班也有明显的工运色彩。她真的没有供出其他人员的姓名，没有承认自己的共青团身份？没有写过自首或认罪文件？为什么他对30年代的上海经历外泄那样害怕，又必欲置上海公安局杨帆等人于死地？无意中接触她的历史材料而在上海被迫害致死、疯癫或自杀的人，绝非个别。越是这样，江0青的叛徒嫌疑就越不易排除。一个陈永贵，毛都可以不予追究，何况是他的妻室，又是闻名的文0革旗手。权倾十年之久，要消灭任何证据都易如反掌。姚0文0元的父亲姚蓬子，30年代被捕，叛变了地0下0党，只是因为协助了一些党文化人，所以1949年后没有立遭打击。后来也因为姚0文0元受宠，乃父也得庇荫，免遭劫难。张0春0桥虽然没有被捕的经历，可他是国民党文化特务崔万秋派遣打入左翼队伍的敌特，按照文0革的政策，重视干部的经历，强调家庭出身，对于全国人民来说，强调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可偏偏就是在毛的身边，叛徒和叛徒敌特嫌疑，叛徒嫡子都环侍左右，前呼后拥。后人回看这段历史，不啻观看一场荒诞戏剧。如此种种，刚好证明了独0裁暴0君的恣意妄为和随心所欲。也就是说，表面上党有铁的纪律，实际上毛与封建帝王并无区别，朕即是法。1949年后，毛的独断更超过历代帝王，党0代0会、政0治0局、政协、宪法都是摆设，中00央文0革、国0务00院、中0央军0委也只是手中的棋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辞海》删除了叛徒词条

　　叛徒问题是一种定义不明，难以确认，而又杀伤力极强的嫌疑，所以是党内斗争的利器。叛徒嫌疑令所有老干部无不闻风丧胆。刘0少00奇被捕4次，每次都有亲友、名流暗中营救，有惊无险。可是后来叛徒问题也从此如影随形，相伴送终。幼年学友杨剑雄曾经在赵恒惕逮捕刘000奇时下力营救。1950年土改惨烈，杨作为官僚地主在羁押中写信给刘0少00奇，希望刘念及当000年旧情施恩相救。刘00少00奇不仅没有为之缓颊，反而致信省公安厅：“当时营救者甚多，宜当按党的政策处理”。结果杨被就地处决。文0革中中0央0文件称刘的冷酷措辞为“杀人灭口”。按政策说，凡确曾保护营救地下干部之有功人员，当酌情免罪。即使营救者甚多，总不能说当年杨出面救刘毫无尺寸之功吧？如果刘0少00奇信件语气稍为缓和，以中0央副0主00席、全国土改工作总负责人之尊，依法施仁，也不是绝无可能的事情。可是刘出言冷峻，铁面无情。杨便必死无疑了。背后的原因无非就是刘深知杨若不死，留下活口，未来斗争复杂，万一漏出任何细节，缠夹不清，只有祸患，绝无裨益。不如借土改之力，快刀斩除，血不沾手，干净利落。杨很可怜，而刘既冷酷，也很可悲。虽杀旧友，亦难逃厄运。

　　周00恩0来为伍0豪事件心力交瘁也令人瞩目。即使是歌颂周的文章报道，也无法避免描写周在病重期间，首先不是忧国忧民，而是担忧伍0豪声明被追究。

　　曹荻秋在万人批斗大会结束时，不争辩任何路线问题，回过头来坚决否认自己是叛徒。

　　从这些事例看来，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最大的梦魇不是工作成绩的优劣，或路线的正误，而是叛徒的嫌疑。一旦嫌疑缠身，身心必受巨创。关键问题是组织部门也没有客观标准。文0革结束，61名高官恢复名誉，刘000少奇、瞿00秋0白等人免除叛徒冠冕，重获无产阶级革00命家称号。此后中00共组织部门被叛徒的定义折腾得死去活来。结果连官修的国家大辞典《辞海》（1989年版和1999年版）竟然删去了“叛徒”这个条目。难道汉语词汇中已经失去这个概念？海内外一时传为笑谈。2005年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特指背叛祖国或背叛革0命的人。什么是背叛革0命？刘0少0奇接受赵恒惕送的《论语》出狱，称谢说“有生之日，便是戴德之年”，陶0铸写信给蒋介石（黄浦军校校长）说“学生交游不慎，误入歧途……悔念前愆，改邪归正”，算不算背叛革0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里强调自己“不是烈士，而是叛徒”，“参加革命是历史的误会”；乃至毛0泽000东在重庆谈判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算不算背叛革0命？

　　从概念上说，像顾顺章、向忠发那样，跪地求饶，屈打成招，带领特务捉拿同党的人就是叛徒。但是虽不出卖同党，却在组织上脱离，思想上划清界限的人，更是叛徒，比如陈0独0秀、任卓宣等人，（关于任出卖0杨开0慧的说法，时间上并不吻合）。这两类是最容易分辨的叛徒。然而现实总是比定义更复杂。如果身份未暴露，巧计脱险，不承认党员身份，证据不足终于释放，不应说成是叛徒；或者当时党员多有富豪高官的子女，一旦被捕，家人、亲友多来营救，终于出狱；这些情况也不是叛变。历史上的情形千差万别，还有很多史实是无法核实的。例如毛0泽00东本人也曾经被捕。据他在延安对斯诺的谈话提到，是将身上带着的几十块钱收买了团丁而脱逃。近年来国内的《毛00主00席指点江山》中0央0文献出版社2000年，158页；《毛00泽0东之路/横空出世》1993年，399页；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2000年北京出版社71页；《险难中的毛00泽000东》中0央文献出版社76-77页，相关的介绍多语焉不详。网上作者分析认为，既被捕捆绑，钱财还不被充公？如何还能贿赂？既已贿赂而脱逃，为什么又说再被追踪？所有记叙，关于被抓捕和脱逃皆一笔带过，而逃脱之后的情节则都十分生动入微。为何毛一人生还，同行者潘心源等人却被捕？是否毛00泽000东叛变投降，出卖了同志？按照延安整风和文0革审查的标准，毛的被捕经历是很难通过审干大关的。但是谁敢审查这位伟大0领0袖和马00列神仙呢？（参见《百家争鸣。双腔龙》网）

　　毕竟历史的公案必须证据为重，既然找不到确切的证据，或者相应的证据都已经被当事人及时有效地销毁掩盖，就只能存疑而已；既存疑，按无罪推定原理，就没有理由做出“叛徒”的结论。关键还应看重当事人恢复自由后为谁工作，为谁服务。西方社会比较宽容。凡是被敌方扣押的记者、官兵人等，在暴力胁迫下发表的反西方、反国家的声明，一概不予承认。反而谅解当事人在暴力胁迫下违心认罪委曲求生的处境。相反，中国抗越自卫反击战中，凡是被越方胁迫发表过承认“中国是侵略”的我方军官，交换回国后皆被判处死刑。抗美援朝的被俘志愿军，凡有动摇言行者，回国也一概处死，虽未动摇者也遭迫害多年。再看印度支那战场的美军人员，他们每人都携带一方绸巾。上面写有越老柬英法俄中（简繁两体）多种文字，大意是说：“我是美国军人，现在与部队失散。我向你们投降，请你不要伤害我。请把我带到你们的长官或政府那里去，谢谢！”甚至美军人员在估计部队或战友已经及时转移的情况下，供认自己的番号驻地等信息，也可以原谅。当他们终于生还时，仍然被当作英雄受到欢迎。这样的态度既人性化，又现实主义。

　　中00共把叛徒问题看得特别严重，并非毛特别看重气节情操。毛从来不在乎道德节操。向日本高官感谢日军侵略，跟美国高官开玩笑愿意出口中国妇女。说到底，中00共纠缠干部的历史问题，包括叛党经历，是党内斗争的需要。共0产00党本来就是一个秘密性质的党，缺乏民主的组织机制，没有合理的意见采纳程序，也没有合理的人才竞争制度。任何政见分歧一般都不易立见优劣，于是就不择手段地相互攻讦。叛徒问题最易置对方于难以说清的困境。所以内斗愈炽，叛徒问题愈敏感。最后弄到人人自危。文0革时代有一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当中有一段对话十分传神：“三爷（匪首座山雕）最恨的就是被共00军俘虏过的兄弟”！党政领导集团猜忌、痛恨被敌方捕获过的同志，竟然跟封建土匪团伙如出一辙。

　　叛徒定义的现代解读

　　法国政客克里蒙梭（1841-1929）说过一段名言：“30岁以前若不信仰共00产0主00义，他的良知有病；30岁以后若依然信仰共0产00主0义，他的脑袋有病。”此人是法国激进党人，无神论者。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他30岁时正是巴黎公社兴起而又覆灭的时期；他生命的晚年已是自由民主和共0产00主00义殊死对抗的年代。中00共著名的烈士夏明翰有过慷慨就义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国民党抗战卫国的形象逐渐得到恢复，当年的民主宪政承诺在台湾地区逐渐实现，令人民逐渐开始认知国共两党的本来面目。



来源：网易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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