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坤访谈录（四）
回国后的黄金时期
我1958年从苏联回国，当时正值大跃进。我先到数学所为一位波兰统计学家当翻译。有人告诉我可以跟这位专家到南方转转，我无动于衷，马上回校工作了。回国后运动很多。1960年闹饥荒，大家老实一点，没再搞出新花样。我认真做点工作是从1959年下半年起至1965年上半年，大约六年时间。那时我与爱人分居两地，带孩子全靠她。
她在北师大，我在南开大学。我不能调北师大，结果就得到了这样的好处，专心搞点学问，那几年我每年开两门课，就是“随机过程”和“概率论”；至少办一个讨论班，有时两个；出了十来篇论文；还带了几届研究生；大约在1960～1961年招了第一个研究生；写了三本书，就是《随机过程论》，《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生灭过程与马尔可夫链》，后两本书到“文革”后才出版。这比较高的效率基本得益于求学时逐渐培养出来的写作能力。
其中，写数学书是边讲边写，如《随机过程论》和《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讲完课稿子也就成了。一次成功，很少改和抄。讲课时把讲稿一油印，就交出版社等出版了。否则抄抄改改，功夫不得了。写非数学的书，比如《科学发现纵横谈》那可改了好几遍。
除了学术和教学，在那六年，我还做了一些社会工作。诸如当系党总支委员，开会不少。但党总支对我们比较照顾，会后的具体事务不要我们干。将近六年时间，是拼了点命。我还翻译了《马尔可夫过程论基础》，那时每天中午抽出半小时，人家午睡到两点，我睡到一点半。也是一遍成功，没再抄。现在不行了，《布朗运动和位势》就写了两三遍。
我在同龄人中是比较幸运的一个， 抓住了时机干了一番自己喜欢的事业，不过到1965年下半年又糟糕了，下乡去搞“四清”。“四清”时正好《随机过程论》的校样来了，吴荣同志在天津帮我校对稿样，后又把校样寄到我“四清”的乡下，我趁晚上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看，结果上了大字报。
之后，“文革”开始了。因我算是系里的当权派，有一本批判我的材料，说是保护修正主义苗子等等。当时南开大学数学系有个“三家村”，就是系里的胡国定、邓汉英和我。老胡敢说敢做，认准了一件事非干到底不可，他是挨整的重点对象，还关进牛棚劳改了一阵；老邓做事稳，想问题比较全面。当时批我，是因为据说我“坏主意”出得多。不过我出身好，没什么把柄，后来搞不下去也就放手了。顺便说一句，我们三个人关系很好……（之后有一系列乱码）
“文革”中我没能搞数学，只参加了两项任务，一是跟军事单位合作搞在计算机上模拟随机过程，二是研究地震统计预报，这都是无人敢批判的。那时林彪一号命令没把我赶下去，就是因为做的那个统计模拟课题。我起先不知什么叫统计模拟，为搞任务，查到一点文献，不多，如外国人用计算机产生伪随机数的一些方法。整个搞法也是一层层逼近。为模拟平稳正态过程，需先模拟正态随机变量；最后归结到产生伪随机数的问题。伪随机数是机器根据人的指令产生的，实际上不是随机的。程序编得好，造出的数可能具有随机数的某些性质。比如随机数能通过一些统计检验，若选出的数也能通过，就说它们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能通过的检验越多，随机性就越强。然后再作变换得到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经多次变换得到一般随机过程。
具体工作中，我是在应用概率论和算法方面动脑子。由于计算机能力太差，就都是同学们通过计算机计算。但当时成果不能发表，就只写了个报告。那时出的书要联系实际，我就把有关方法写进《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一书，作为一章，叫“随机过程的模拟”。以后没有再搞这方面的工作了。
当年学校怕我被部队拉去，刚好1973年正好招工农兵学员，要选派“又红又专”的教师，贴了红榜，他们就以此名义把我调回。教了一个学期书就去搞地震预报了。
当时我们是用统计和转移概率的方法预报地震的，1976年全国三个大地震，我们报准一个半。何来“半”呢? 因预报涉及三个要素——时间，地点，震级，只报准其中一项或两项算半个。《数学学报》和《地球物理学报》发表过我们地震预报小组的文章。可惜唐山地震漏报了。全报准的是四川松潘地震。当时认为我们的报中率算高的。1978年出版了一本《概率与统计预报及在地震与气象中的应用》的书，执笔是我和钱尚玮(他搞天气预报)，参加的人还不少。后来仍有人用我们的方法预报地震。
度过“文革”十年真不容易，但是人的一辈子，机遇也是很多的。那时我一个多月回北京一次。1977年有次从北京返校，邻居告诉我说：“你要升教授了!”。当时教授是个贬词。“文革”前学校要提我为副教授，报到天津市正赶上取消军衔，学衔也就不搞了。这次说是天津要提两个教授，一个是我，一个是天津大学贺家李。
这次升职隆重得很，在天津体育馆开大会，几万人参加。我坐在那里不知是升副教授还是正教授。问了别人，回答说是正教授。那时连陈景润还没升，是全国第一份，还拍了电视。香港报纸也报道了。不过香港对为什么提我说得不清楚。我是糊里糊涂升上了教授。后来我想，提升我是比较保险的，绝对不会出毛病：出身没问题，政治上没问题，当过劳模，业务上还站得住。
王梓坤访谈录（五）
《科学发现纵横谈》的成书感触
“文革”期间，我没能搞数学，但是写了本书《科学发现纵横谈》(简称《纵横谈》)。在1977年我被评为教授之际，我的《纵横谈》开始在南开大学学报的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连载，反应很强烈。我想这也是赶上时候了：以前都是些讲两条路线斗争的八股文章，我讲科学发现，内容新鲜活泼，文字写得还可以，就比较吸引人了??
可是人稍有点名气就麻烦了。来信特多。光因《纵横谈》的来信就上千封，还寄花生、酒、人参来的。人参我都退了，酒只好留下寄钱回去。开始我是有信必回，根本没有时间搞别的。研究工作做不出来，就是这个道理。做工作必须要在谁也不知道你的时候做，最踏实，当这个代表那个代表，就不好办了。
《纵横谈》的起草是“文革”中，还真吃了点苦。那时住朝北的一间九平方米的房子，光线相当差，白天都要点灯。每年冬天手都要生冻疮，茶杯里的水和洗脸毛巾都结成冰块，早上起床被上结了一层霜，因为那时不烧暖气。
而关于这本书，我是按德、识、才、学这条线展开写第一部分的。搞科研最好要具备这些条件。“德”，指品德，社会道德。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很多人探索的结果。不搞社会主义，别的路走不通，做人的基本品德很重要，对名誉、钱财要有清醒的认识，见钱不要命最要不得，用损人的办法达到个人的目的，最糟糕。“识”指见识；“才”是才能；“学”就是学问。还有条线是“实践—理论—实践”。讲发现的过程，也讲了灵感这类东西，构成第二部分。
当时写它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积累材料，特别是涉及非数学内容的。我写完《纵横谈》之后做的笔记就有一大摞，共七八本。我喜欢抄东西，从中学就开始。并且写这本《纵横谈》，有几本书对我影响较大。我最早看的一本科普著作是苏联人写的《物理学的未知世界》，写得很通俗、形象，使我对物理产生了兴趣。后来看贝尔纳写的《历史上的科学》，很有水平，近乎科学史。另外，还看过《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和《科学研究的艺术》，……。“文革”中没事，我又抄了不少诗词，看历史、哲学及方法论方面的作品。而且，《纵横谈》也是讲方法论的书，像《纲鉴易知录》，对我也很有帮助，使我没有卷入那些派别，对“文革”中的一些现象看得比较清楚。
我虽然是搞自然科学的，但通过这么多年自己的经历，我是建议大家学点文史哲的。比如《后汉书》中的“党锢列传”，讲东汉宦官与大臣之争，好多名流被害死。当时我就觉得江青这些人像是宦官，但不敢说；彭德怀像忠臣名流。别看宦官能一时得势，但绝对不要沾他们的边，沾上了总是要倒霉的。所以，“文革”中我是不参加这个派那个派的。我后来对学生说，学文的要懂点理工科知识，学理工的更要学点文史哲，当然不必钻得很深。知道些历史，就能减少上当受骗、受人欺侮的机会。有些学理工的人太老实，卖很大的劲帮人干事，个别人还不幸陷入勾心斗角。何必呢!有功夫多做点实实在在的贡献就是了。
1966年底或1967年，我看到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他当着毛泽东同志的面，大谈特谈中国历史上阴谋夺权的故事和经验，就预感到林彪要垮台，非垮不可。先不说林彪自身的问题。他在那个位置上讲政变，就像是帐房先生讲他有很多很多从柜内偷钱的办法，老板怎么能放心呢! 后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果然提到这件事，可见他对此耿耿于怀。
写《纵横谈》是我几方面兴趣的产物——科普、诗词、历史、哲学、方法论。几门学问一交叉，才可能出成果。
虽然数学书懂的人不太普遍，但这本小册子能够印40多万册，影响还是比较广的。
现在，我上了年纪，要在数学前沿做出好成果比较困难。眼睛也不帮忙，看东西吃力。脑子也不如以前。以前做事都是提前完成，现在办不到了。再加上分心的事特别多，开会，审稿，再没有能静下来冥思苦想，花一年搞一两篇论文的事了。但是我对当前数学的发展，也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兴趣。
注：《科学发现纵横谈》有多种版本。首先发表在：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7年第4期第70～85页，第5期第74～88页；第6期第51～73页；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结集成书在1978年出版第1版；1982年出版第2版，1995年第6次印刷；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99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科技日报》于1996年4月4日至5月21日全文连载。我校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了《科学发现纵横谈新编》，其中第一部分即为《科学发现纵横谈》。
发表于 2010-7-14 10:2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