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先生文革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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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南开大学新闻网报道《来新夏：研究“坏人”历史的人》，原稿刊于《新京报 》，发稿时间： 2008-12-05 。本文节选了其中与文革有关的内容。

网址：http://news.nankai.edu.cn/nkrw/system/2008/12/05/000020591.shtml

学术生涯 “从根做起”，整理档案奠定方向
　　我在“文革”时受冲击，其中一条“罪状”就是因为研究北洋军阀史，被人指为是专门研究“坏人”的历史。
　　从辅仁毕业后，我在天津很有名的中学新学书院教了一年多的书。然后天津解放了，这时我20多岁，革命激情高昂。组织要培养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随军南下，学校选送我到华北大学学习。在这里，我们主要是学习政治理论。华北大学副校长、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要在学生里面挑选几个人做研究生，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必需是大学历史系正式毕业的优秀生。这样，我就留在华北大学做了一年多的研究生。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这个研究室被划出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我在历史所工作了一年多。这时，南开大学历史系向历史所要人，1951年春天，我就到了南开大学，一待就是几十年。
　　当时，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接受了100多麻袋北洋档案，在整理这批档案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北洋军阀史。整理工作分两步，第一步非常辛苦，就是先把土抖落干净。因为那些档案都很多年没有动，非常脏。我们早上去，晚上回来的时候，戴眼镜的镜片都是黑的，口罩遮住的地方是白的，可是口罩上两个鼻孔的位置也是黑的。弄干净后，把档案按文件类型分堆，再做大致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分类，这就弄了近半年。第二步整理的时候就很细了，要把每份文件看一遍，然后做卡片，写明这是什么时间，什么事情，写出概要性的东西，进行专题的内容分类。在研究这些档案的同时，我又看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对北洋军阀史产生了兴趣，我认为这是治学中的“从根做起”。
　　随着整档工作的进行，我渐渐地积累了两册黄草纸本资料，同时也阅读了大量有关北洋军阀的著述。眼界逐渐开阔，钻研问题的信心也日益增强，并了解到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地开展。北洋军阀的研究确实是一块有待开发的用武之地。到整档工作已接近尾声时，我对北洋军阀这一近代政治军事集团从兴起到覆灭，已有了一个大致轮廓。对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也掌握了基本脉络，这奠定了我一生以绝大部分精力致力于北洋军阀研究的基础。等到一年多把档案整理完了以后，我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料。
　　1957年时，湖北人民出版社向我约写北洋史书稿。当时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在讲课记录稿的基础上写成了12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略》。没想到，出版后反响强烈。1957年以后至70年代末，因受形势影响，研究处于徘徊阶段，没有什么进展。
　　我在“文革”时受冲击，其中一条“罪状”就是因为研究北洋军阀史，被人指为是专门研究“坏人”的历史，与反动派气息相通。
　　进入80年代，湖北人民出版社又向我约稿，希望增补《北洋军阀史略》。1983年面世的36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稿》就是在原书基础上重新扩充、修改完成的。《北洋军阀史稿》出版后，我仍觉得当时没有一部完备的北洋军阀通史是一个缺憾，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遂又经过十余年努力，在几位同仁的协助下，写就100万字的《北洋军阀史》一书。尽管如此，《北洋军阀史》仍有补充的余地和空间。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我可能还会修改。
　　
坎坷经历 两种角色，一“运动员”二“啦啦队”
　　我当时有两种角色：一种是“运动员”，被人整；一种是“啦啦队”，帮别人整人。
　　1951年调入南开以后，各种运动就多了起来。在此过程中，我充当了两种角色：一种是“运动员”，被人整；一种是“啦啦队”，帮别人整人———因为你得跟着发言，义正词严地表态。
　　1960年开始审干，我因为大学时期在一个有国民党背景的杂志做过编辑，“交心”以后被认为有历史问题。被调离教学职位，到研究室做研究工作并接受审查。从此我不被信任，成为“内控”。
　　“文革”开始，我成为第一批“牛鬼蛇神”，被学生批斗。1966年8月7日，南开历史上叫做“八七开花”。我和各系一些著名教授郑天挺、穆旦等近百人被集合在一个屋子里，我们要排成牛鬼蛇神……（这一段是乱码）
　　不久，我和郑天挺等人编在一个劳改队。这个队有十多个人，“主管”校园厕所和道路的清扫工作。郑先生打着三角旗，走在前面，我推着垃圾车跟在队尾。郑先生穿一双破布鞋，表示与劳苦大众走同样的路，但走起来不跟脚，显得拖拖拉拉，我们也都跟着缓步而行。
　　我们扫地那些年，是南开最干净的几年。
　　到1970年5月，我们被放了出来。不久就以“战备疏散”的名义下放天津远郊大港劳动。这时，“牛鬼蛇神”就被分散了。在这四年里，我学会了所有的农活，到现在我还会赶大车。1974年，因为要搞“评法批儒”，学校才让我们回到南开找来注释法家著作。

　　晚年岁月 精力充沛，南开“人才”办图书馆
　　学校发现我是“人才”，我的职务特别多，校务委员、两个图书馆系的主任、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1978年以后，我的问题彻底解决。被压制了18年的我对于工作迸发出空前的热情。上世纪80年代初，南开有一个分校，学校在那里设了一个图书馆系，让我到那里做主任。我办了几年图书馆系比较有成绩，回到总校以后，正遇上提倡全国综合性大学要系科完整，南开没有图书馆系，我有经验，也有成绩，于是提出我来筹办图书馆系。同时，分校的系主任也兼着。为了南开总部的图书馆系，我到处奔走呼号，到教育部打了无数的申请，很快，我就把南开总校的图书馆系办起来了，我也成为第一任图书馆系主任。
　　一开始，图书馆系没有学生报名。我开了一次会，做了一次讲演，讲到图书馆系的过去和未来，鼓励学生学这个专业。结果很多学生都来报，图书馆系开了三个班。
　　在这期间，学校发现我是“人才”，又让我当图书馆馆长。后来，学校又跟我说，你去创办一个出版社，我就去创办了出版社，当社长。这期间，我的职务特别多，校务委员、两个图书馆系的主任、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后来，我就把分校图书馆系推给别人去做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分校图书馆系被并入天津师范大学。
　　回想自己的一生，我觉得，自己最快乐，最幸福的几年是辅仁求学的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