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琐忆（系列文章）

alice

楔子：文革爆发、插队

1966年，我15岁。正在读初中。

从年初开始，学校正常的教育秩序开始变乱，社会形势也火药味越来越浓：

教室黑板上方毛泽东肖像的两侧，原先的标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改成了“发阶级之愤，为革命而学”；

语文课改成学雷锋日记、学焦裕禄；

上政治课听老工人忆苦思甜，参观中山公园的“收租院”群雕；

全国报纸则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批判“海瑞罢官”文章；

4月下旬，全国报刊转载北京日报批判“三家村”。

当教师的父母回家后紧张不安的神色，以及临期末考试时教导处宣布，减轻学生负担，今后取消毕业考试和升留级考试的种种迹象（多年后才知道，中共中央1966年6月17日批转了一个文件，决定，“鉴于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不能再用……,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开，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 ）使我这个懵懵懂懂的中学生，都感觉到好像要发生大事了。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标志着文革的全面开始。

学校停课了。班主任愁眉苦脸地宣布，党中央鼓励学生给老师、老师给老师写大字报。

当时，在禁止批评国家、党、军队、以及中央尚未批判的领导人的前提下，全国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鼓励人们对他人进行人身功击，可以捕风捉影地控诉和揭发，可以无中生有、上纲上线，信口开河。

一时间，校园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覆盖，随着揭发的深入，包括学校一些掌握教师档案的干部的“抛材料”，老师们个个成了阶级敌人。老教师几乎无一幸免：历史老师赵六规，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的财政厅副厅长，英语老师江哲黔，原来是北京军调部美军翻译，语文老师刘澹容，竟然是江南刘文彩，家里有3000亩地，数学老师卞承灿，国军中校电台台长……；年青教师则戴上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家庭出身不好”、“白专典型”的各种帽子。

我们的思维被搞乱，信念被颠覆了。原来我们心目中那些慈祥博学、受人爱戴的老师，都TMD是阶级敌人，是我们看了多遍的阶级斗争电影“白毛女”、“箭杆河边”、“夺印”、“羊城暗哨”里的“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在生活中的重现。

在媒体和大字报的煽动下，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指引下，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言传身教下，很多无知的中学生变成了疯狂的暴徒，扭曲的模仿力和创造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8－9月份出现了高潮。一面横扫牛鬼蛇神，一面“破四旧”。

马路上的穿“小裤管”、尖头皮鞋、留“飞机头”时髦青年，，会受到素不相识人们的围攻，当场把裤子剪破、把皮鞋割坏不算，还要抓住挂牌游街。

各种肉体和精折神磨的花招层出不穷。第一批“证据确凿”的教师成了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街、批斗、剃阴阳头，抄家，甚至还强迫他们跪在地上唱“牛鬼蛇神嚎丧歌”。据说这首歌是一个成为牛鬼蛇神的作曲家的新作：“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人民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的父亲当时跟我同在一个学校，在保健室当校医。他的阶级成份是“小土地出租”，属于中农，共产党的团结对象，他非常本分，人缘很好，很受学生喜欢，在文革初期尚未受到冲击。一直到1968年，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查出有“严重历史问题”，进入“牛棚”（关押牛鬼蛇神的房子，上班时必须到牛棚向造反派报到，然后写认罪书，打扫厕所、操场，下班可以回家。）这是后话。

人整人的文革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原教旨主义清教徒式的狂热，导致不断地“清理门户”，“怀疑一切”成为人们处世标准，革命群众都在倾力找出“潜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份子”，昨天的革命者、造反派，今天就可能变成阶级敌人。结果革命队伍日益缩小，阶级敌人的阵容反倒一天天扩大。

班级里的十四五岁的同学也依照不同的出身，分为几类，“红五类”同学理所当然地成为核心和骨干，“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则同病相怜地聚在一起。细算一下，真正纯红五类的同学在班里反而是少数。

既然大部分同学都属于非红五类，“脚碰脚”，大家的心态就比较平和了。

学校不上课。红五类忙于组织或参加各种红卫兵司令部，搞大批判，辩论、印传单和各种“最新消息”上街散发，大串联。

非红五类的同学就集体成为“逍遥派”，忙于收集交换毛泽东象章、偷看查禁书刊，想方设法地玩，消磨日子。

当时除了毛泽东选集、语录、红旗杂志、尚在发行的人民日报等报刊以外，所有的其他书刊几乎都被查禁或公开烧毁了。

刘少奇首先被打倒。记得66年底的一天傍晚，在外滩，公开烧毁新华书店库存的刘少奇标准像，足足几十卡车，火光烛天，纸灰漫空飞舞，场面极具镇慑效果。

我和两个最要好的同学，张庆和许肖彭，天天跑到龙华机场旁边的黄浦江游泳，要么就上街看造反派辩论，到交大看大字报，再不然就用废旧材料做鱼缸，养热带鱼，传阅手抄本。



一晃二年过去了。父亲已进牛棚，同学纷纷与我划清界线，敬而远之，全校开批斗会，父亲照例要上台陪斗。我在台下，还要跟着喊打倒父亲的口号，日子真的很难熬。

1968年6月，开始“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毕业生分配。

学校已进驻工宣队，与红卫兵头头和“革命干部”三结合成立了校革命委员会，掌握分配大权。

我们班上，也派驻了2个工宣队师傅。班里一些政治上早熟的红五类同学，象李惠民、黄杰，66年初为了争取入团，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解放军总政治部内部发行的“毛主席语录”，奇货可居。每天清晨进教室，极其虔诚地捧读，背诵，写学习笔记。然后把学习心得贴在墙报上，引起全班的轰动，他们很快就戴上了团徽，文革开始后，抛弃团徽，加入了红卫兵组织，成为骨干。

他们和其他几个同学，经常到工宣队师傅家里汇报全班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帮助师傅做家务，擦窗，洗被，抱孩子、买煤饼，这些同学后来无一例外地被分配在上海。

我没有伺候工宣队师傅的资格，当然也不屑。成天与父亲在一个学校，老想离开，结果，机会来了。

68年8月，上海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几个学生领袖，认为红卫兵不能继续留在城里打派仗，应该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于是跑到内蒙古、安徽金寨和江西老区考察插队落户的环境，经过对比，一致认为江西省新干县的环境最好，回沪后组织宣讲小组，到各校鼓动到江西插队落户。

11月上旬，宣讲小组到我的学校进行鼓动，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在大礼堂听他们演说。记得到我校宣讲的是延安中学的一个女生，黄军装、红袖章，激情澎湃，口若悬河，颇有感染力。

我在台下随口说了一句，“到红色根据地插队倒不错呀。”

旁边的工宣队师傅听进去了。散会后立即找我谈话，先是表扬我能够与父亲划清界限，政治上求上进，然后鼓励我带头报名到江西插队落户，以实际行动表明我的革命立场。我糊里糊涂地就答应了。

下午，学校宣传栏立刻刊出大红喜报“热烈祝贺我校×××同学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报名参加井冈山人战斗队，赴江西红色根据地插队落户！”

回家跟父母亲一说，母亲的眼泪就止不住了。

父亲叹了口气，“太草率。不过，孩子大了，让他闯闯世界也好。”

第二天，父亲在牛棚偷偷向地理老师沈希了打听新干县的情况，沈老师不愧为地理权威，详细告知那里的自然环境和物产，后来我到新干县，发现沈老师介绍的情况完全吻合，打心眼里佩服他。

接下来的一周，迁户口，凭插队通知单购买凭票的肥皂牙膏、球鞋、衣裤。

由于父亲工资被扣，只领取15元生活费，家里生活极为困难，为了准备行李，父亲万般无奈，写了一封信给老同事韦老师，索还多年前的15元借款，要我持信上门索讨。记得信最后是这样写的，“…犬子插队，手头极为拮据，行装整治尚缺头寸…,万般无奈，亟希掷下，以解燃眉之急”。韦老师手头也困难，我面红耳赤地接过他从邻居家借来的15元，逃一般的离开他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11月18日，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夹道欢送仪式。

母亲保留了当天的解放日报。在二版刊登了如下的报道：“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去插队落户 昨天，本市一千多名中学毕业生向毛主席献忠心，向上海人民告别，决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努力改造自己”，同时还刊登了赴江西插队中学生的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井冈山举旗闹革命” 的宣言。

我们这批到新干县和峡江县插队的中学生一共1004名，各区都有。我学校所在的长宁区84名。

这是是大规模集体插队的全国首创，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是在一个月以后才发表，我们比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足足早了一个月。

十年插队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转自云间山樵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37891340_4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