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山枕：《版纳十年》

tuffy05

《版纳十年》之一 误上“贼”船


没想到一拖就是两年。两年前，《版纳十年》只写了个序。这两天，在家休假。说是休假，事也很多，多是公事和家事。写博是自己的事，所以想对得起自己，还是拾起两年前话题，写哪儿算哪儿。下面是两年前写的《开场白》。

《版纳十年》
--开场白—

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热血沸腾”地跟着五十几个人去了云南西双版纳，一蹲就蹲了十年。整整十年。那十年，是风雨的十年。坎坷的十年。可贵的十年。张爱玲曾说过，“ 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尽管我后来的几十年也很不顺，但版纳十年却是我最忘不了丢不掉“一生一世”，因为那时我正“年轻”。
“往事过了五十年就成为无人记起或失去原来面貌的民间版本，而只有装进历史的酒坛里存放了三十年的往事，才是最最醇美的。十年的辣味太浓，二十年的醇度不深，只有三十年的记忆和传说事真情真，连秘密也不需再藏着，只管真实地道出来，那才痛快。历史如果不把触角探到人们心灵最隐蔽的一角，那么历史就有着被遗漏和缺如的嫌疑，历史不但由成功者来写，还要由历史的见证人和历史的亲历者来写”。这段有哲理的话，当时忘了记下出处，谨请作者原谅。如果说，三十年的往事是“最最醇美”的，我想，那四十年呢，是否可以说是更加醇厚绵长，更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了。因为那亲历的往事，苦涩甘醇的往事，抑或大难不死，抑或心灵震撼，都已挥之不去，魂萦梦绕，像一幅幅的图画，永远定格在记忆里。它似乎是你的过去，却又从你剥离而去，似乎再也不属于你。似梦如烟，如烟似梦。
打开尘封的记忆，并不是要歌颂什么，也不想赌咒什么，更不想卷入“有悔”还是“无悔”的争论中去。唯一的奢望是想趁着自己还没有老年痴呆之前，在那往事还没有随着时光的流失而湮没之前，把脑子里那些沉淀的零零星星的片断，把印刻在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些人和事记录下来，等到老朽之年，读读还可以宽慰自己。那支离破碎的记忆既是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谈不上什么是非成败。
回顾这段历史，不是轻松的事，但它能“使人伤感、怅惆、痛苦之情升华，对人生的悲欢离合，有更达观的领悟”（李敖《北京法源寺》），真能如此，也是值得的。

◆《版纳十年》之一◆
误上“贼”船
还是在风光七队的时候，Y在隔壁屋里大声地喊了几声：“误上贼船！” 我疑惑不解。他义无反顾踏上列车，置牛棚里的父亲和医院里的母亲而不顾，怎么来到这里倒觉得是上了“贼船”了呢？
今天，我用它来作为第一篇的题目，着重点不是在“贼”而是“误”，和“五十五”结缘，原本是场误会。

为什么那时死乞白赖地要上山下乡？很简单，不想让人家把自个儿放到“另册”里，想证实一下自己也能“革命”。那时谁都会唱：“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tmd的蛋！” 革命，那时谁不想啊，可不是你想不想的事，是人家要不要你。
“老子英雄儿好汉”，那时一听见就肝颤。咱老子既没有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又没有苦大仇深的血泪史，是一个那时谁都不待见的“臭老九”。从小从没为出身伤心过，因为学习好，好象还是人五人六的，可突然一下子啥也不是了。“八一八”给我留下了一生的“最大耻辱”。
“八一八”全班百分之九十的同学都去天安门了，我被刷了下来，因为同学中传出 我爷爷是个大恶霸。一下子就被打入了“另册”。上学从没受过“屈”的我，这回可觉得天塌下来了。好在班里红卫 兵头儿里有个和自己关系不错的“姐们”，劝我说，不去就不去吧，我让你在学校值班，保卫学校，还给了我杆三八大盖。
那晚上，大多数同学去天安门集合，我和其他几个出身不好但还不属于“狗崽子”的同学一起，轮流扛着抢围着大楼一圈一圈地转。大楼后面一个角落里堆着烧锅炉的煤。平时，最不敢去的地方，那天觉得是阶级敌人最能隐藏的地方。为了表现“忠诚”，壮着胆，爬上煤堆，左顾右眄。最记得，巡视回来，几个同学坐在教室的窗前，望着天安门的方向，含着泪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从此，八一八就在心里刻上了一道被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的恐惧。
从小就要强的我，怎能屈就于“另册”？为了表明自己的也想革命，而且能革命，批斗同学老师之时，也说过些过激之词，至今还很懊悔；大串联，从没想过要访亲探友，在成都、贵州、长沙、韶山、上海、青岛等地去留“革命火种”；回到北京后，也没当过一天“逍遥派”，复课之前，一直在二七机车车辆厂制材车间劳动锻炼。咱干活勤快，从不偷懒。可就是不安分。钻床、刨床啥机器都敢上。师傅三令五申，严厉斥责，“打掉你几个手指，一辈子嫁不出去！”师傅是个好人，背有些驼，手指只剩下七个。
在工厂劳动，碰到了三十五中的一批男生。领头的叫郭坚石康。我所在的丰盛学校，改名前是北京女九中。全校千把学生中只有八个男生。青涩的年纪，懵懵懂懂，好在那时在一起谈的都是“政治”、“运动”。初与男生交往，过于纯真，过于信赖，在郭坚石康们分析和帮助下，对运动形势有所提高，认识到我们班那时的“联合”不符合“革命形势”的要求，该拆！回校复课后成了铁杆的“四三派”。为了表示感谢郭坚石康们对我的政治启迪，到三十五中回访，发现他们却是“四四派”，很想问个究竟，他们躲了起来，避而不见。对男生的盲目崇拜从此结束。
作为“四三派”的代表，被派到农业展览馆办《毛主席教育路线胜利万岁》的展览。那里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也是大学中学各派云集的地方—天派、地派、四三、四四派。目睹亲历了派别之间的恶斗，为了一个版面的大纲，打了几个月的仗，也定不下来。我厌倦了，对“革命”产生了疑问。
这时，二十五中的曲折带头到内蒙插队，东北建设兵团来京招人打动了我。革命不革命，到广阔天地里去验证！我曾追着东北兵团带队的，要求批准我去东北。还记得那穿黑棉袄的老头摇着头对梳着两个羊犄角小辫的我说：“你太小，去了，哭鼻子我还要哄你，过两年，我再来接你。”横竖不答应。无奈，我又回到了农展馆。
后来，一起办展览的王一翁知道我下乡心切，把我介绍给准备去云南的这伙人。自己觉得找到了革命队伍，成了革命队伍的一员。没想到，到了农场之后，一次在山上干活时，五十五的一个核心人物对我说，如果当时知道我是四三派，他们是绝对不会批准我。阴差阳错，让我误上了这条船。
为了“革命”，和疼我爱我的父亲翻了脸，几个月不说话，临行前，父亲执拗不过死头干姜的女儿，给我买了一个绿色的帆布箱，作为和解。详情在下篇《离家远游》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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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纳十年》之二 离家远行

离家远行的那年我十七岁。
我google了一下“十七岁”，发现以十七岁为主题的中外电影、连续剧举不胜举：《十七岁的天空》（台湾），《十七岁的疑惑》（Edge of Seventeen, 美国），《十七岁的单车》（国产），《十七岁的夏天》（港台），《十七岁不哭》（国产），《猩猩仔十七岁》（法国），《小瑶十七岁》（日本）以及美国不久前上映的《重返十七岁》。文学作品里有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岁》，李敖的《虚拟的十七岁》；音乐有李宗盛的《十七岁女孩的温柔》，陈绮贞的《After17》。刘德华十七岁出道，那首以自己加入娱乐圈经历为主题的《十七岁》不知迷倒了多少Fans。因为是十七岁，豆蔻年华，天马行空的年纪，可以放肆地去尽欲穷欢，痴人说梦。
同样是十七岁，那个年纪的我又何尝不是“很懵懂、有傻劲、爱发梦、讲义气、好扮辣、喜撒娇、装大人、乱发愁、耍野蛮”呢？不过，那样的我，只能是在父母和最最要好的朋友面前发泄罢了。回想起那时的我，也有些不可思议，一个女孩，孑然一身，竟偏要和这一伙儿从不相识的人去云南支边，可见我当时要“革命”的意志到了发疯的地步。
我对“五十五”的成立过程至今不甚了解。不过，听说是由东城中学红代会斗批改办公室发起的，所以，大多数都相互认识，不是学生时代关系不错的同学，就是运动中志同道合的伙伴。安哥在他的自传《哥哥不是吹牛皮》谈到去云南很偶然，“一时冲动”，带着几个同学随开平加入了这个圈子。大个儿入围就更简单了，在楼梯上遇到了W，W问了声，去不去云南，大个儿回了句，去，就上了“船”。我就不然了，不仅对这伙人一无所知，而且还经过了严格的面试、审查，（现在看来他们也不过些略微比我大点儿的毛孩子，审查也不仔细）那等待批准的过程比我在美国任何一次招聘都要漫长。
两年前，我在一篇博文中曾提到过那次面试（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c5800f01000alz.html）。一个寒冬的傍晚，我走进了东城煤渣胡同八号，来到一间宽敞的屋子里。一进门，就看见了两个人坐着一个人站着，围在一个高高大大的铁炉子边，说着什么。坐着的一个眼睛蛮大身穿黑色棉衣，双手拢在袖子里；一个挺斯文，带着眼镜，穿着灰色的民航制服；站着的穿着军大衣，腰板挺直，明显的鹰钩鼻子。那是个正经八百的面试，三个人轮流提着问题，我却生生地紧张地谨慎小心地回答着。其中有些问题现在还记得。
“那里很苦，一切靠我们自己，可能会住在大树下。”
这样的问题，对当时的我来说，感到最兴奋，越苦越“革命”嘛！我的回答肯定不会令他们失望。
“那里有瘴气，有野兽，还有蛇。。。。。。”
瘴气，我当时不懂，对我来说还无所谓，可以听到蛇，我的心里发毛。从小最怕虫子。小学时，一个男生恶作剧，将“洋拉子”(毛毛虫的一种)塞在我的脖领子后面，我起码哭了一个礼拜。迟疑了一下，不过立刻故作镇静，耍了个滑头：“你们不怕，我也不怕。”尽管我的底气不足，不过没有太丢份儿。
等待批准的日子，几乎是受着煎熬。一辈子我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别人轻而易举的事到我这里都是那么难！
当我通知父母我已经是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中的一员时，父亲恼怒了，“先斩后奏”，“这么大的事都不和家里商量”，父亲生气是情有可原的。可那时的我不那么认为，认为父亲老顽固，死抱着封资修的那一套，只想让我入学深造。去云南还是需要家长签字的，父亲坚决不签字。我暗地里哀求善良的母亲，母亲无奈，为我签了字。父亲知道后，一怒之下，几个月不和我说一句话。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把名字也改了，“要有恒心，办成一切有益的事。”（日记：1968年2月4日）尽管我们那时很狂热，不过有一点儿还是值得肯定的，我想做个有用的人。我一直把Mao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身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想问题的人，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接下来的日子，我一直处在亢奋之中。门头沟煤矿劳动锻炼，我们女生打破煤矿的女子不下井惯例，下井挖煤。那是苦力活，弯着腰，一铲一铲地把煤送到传送带上，咱累了也坚持干；中午吃饭，咽着煤渣吃馒头，也不嫌脏；每天下井，穿着晃里晃荡的劳动布料的工作服，趟着一双大胶靴，带着矿灯，腰里别着蓄电池，觉得挺帅；收工上井，除了牙齿和眼白还带点儿白以外，全身上下黑漆漆的，头发里身上都是煤渣子，还觉得挺美。
1967年12月26日，我们打着旗子，雄赳赳地走在长安街上，我为自己而感到自豪。在金水桥上Mao的肖像前，我们冒着寒风，举起冻得红红的手宣誓：“战争打响，做插入东南亚的一把尖刀：战争不打，十年改变西双版纳全貌！红心不变色，壮志不动摇！”为了表示我们的决心，宣誓时不许戴帽子头巾，更不许戴手套。
离家远行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父亲为我买了一个绿色的中号帆布箱，算作和解。临行的那天，我嘱咐家人不要到车站送行。谁知，在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发现母亲带着两个弟弟来到了面前。我上前埋怨母亲：“谁叫你们来啦？您可别在这儿哭啊！”然后推着母亲和弟弟，让他们离开。“多情自古伤别离”，人之常情，对于一个人性扭曲的我来说，对母亲竟如此冷酷。可当火车“轰隆”一声，整个列车晃动的一霎那，极度兴奋的我突然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真的要走了？！”这时我才开始在人群中搜索母亲和弟弟的身影。车下人头趱动，口号声，叫声响成一片。我一面应付着和同学朋友们告别，一面心存侥幸地希望还能再看母亲一眼。。。。。。目光扫过喧闹的人群，在离送行人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看到了系着头巾穿着大衣一手牵着一个弟弟的母亲，她呆呆地站在那里，凝视着即将带走女儿的列车。那一时那一刻，心中一股股的酸楚悔恨向上涌，我几乎不能自制。正在这时，汽笛长鸣，列车轰动，车厢里不知是谁带头唱起队歌：迈开大步，迎着朝阳，毛主席的红卫兵奔向远方。。。。。。涌上来的泪水一下子顶了回去，我随着大家唱了起来。
离别的那一天，我没有落泪，可是此后数年中，每当我想起那天母亲拉着弟弟远远地为我送行的情景时，不知流过多少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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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纳十年》之三 一路欢歌

在美国，常常听到人们说：“每个人都有闪光的十五分钟”（“Everyone will be world-famous of 15 minutes”），这是安迪·沃霍尔的一句名言 [1] 。人生在世，又有谁不想有那样的十五分钟呢。想起那次不寻常的旅途，发现自己跟着五十五，也闪了一次光。那可不仅仅是十五分钟。从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从北京启程算起，到达目的地东风农场疆锋五队已经是二月二十一日，在路上走了十三天。那一路的确是风风光光的，一行人，有战旗做伴，带着总理特批的北京红卫兵耀眼的光环，还有电影制片厂人员随行，我们沉浸在一片赞扬声中。
那天不仅我没哭，55中间流泪的也是少数。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成行来之不易，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发起人之一何龙江在《北京首批赴云南知青行前筹备情况回顾》（http://helongjiang.blshe.com/post/2388/34183）有详细的介绍。我们的赴滇行期因云南两派斗争炽烈，一次又一次地被迫延期。大家整装待发，翘首以待，盼到了这一天的到来，自然兴奋不已。
在五十五人当中，也有临时挤上火车的。我忘不了一位母亲，这一生仅见过一次，可老人家系着头巾，带着眼镜，风尘仆仆，慈祥庄重的样子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那天老人家焦虑地寻找着自己的孩子，我和林兵上前询问，老人家拉着我们的手说，她儿子背着她注销了户口，也登上了这趟列车。儿子年纪还小，什么事都不会做，希望我们要好好照顾他。我们记下了他的名字，向母亲承诺，一定要像照顾亲弟弟一样地好好照顾他 [2] 。后来才得知这个瞒着母亲的儿子和其他几人带着写有“斗私批修、坚决支边、改造思想、准备接班”16个字的血书，连行李都没有准备好，就义无反顾地硬是挤上了列车。就是这么一帮子人，一路欢歌笑语，踏上了狂热的殉道者之路。
列车在激昂的歌声中离开了北京。讲起五十五，至今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大家的歌声。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之中的几个金嗓子，安霞、林兵、李利、安阳、最让我们自豪的当年电影《五彩路》领唱仲永和，而是大家唱起歌来的阵势。只要有人起头，大家就情不自禁地随声附和，一会儿就汇成混声合唱，有时一唱就是一、两个小时。大家一起唱的除了当时时髦的样板戏以外，还有《长征组歌》、《东方红》、俄罗斯流行歌曲、还有其他的外国民歌。歌声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激情。后来，我们被强行分开以后，大家的歌声中再也找不到那份激情和活力。
列车上，我们是按班就坐。我在四班，卢海南的班长。李镇江是后加入的，也被分在四班，坐在我对面，一件对襟的黑棉袄，一道浓眉，老实巴交的。后来知道他父亲是苏联红军中国支队的，肃然起敬。那红透了的家庭背景无疑是后来他当上省革委委员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班里还有安阳，开平，邓维加，王惠民，武穗平，梁芳洁，葛安霞，林兵。记得每天早上醒来，都要举着小红书，对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早请示”。开始还不习惯，后来逐渐习惯了，口号喊得也很响。每每看到周围的人那种疑惑和惊奇的样子，还觉得自己是“播种机”。
68年从北京到昆明还没有直达车，要在武汉中转。九日我们到了武汉，下榻武昌饭店。在武汉，我们登上了“天堑”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住进平生从未住过的高级饭店--席梦思的床，富丽堂皇的落地窗帘，舒适的沙发。不过因为武昌是在长江以南，第一次让我们尝受到没有暖气钻进冷冰冰被窝的滋味。
十日，武汉革委会派车把我们送到汉口，我们坐进了卧铺车厢。那时处于运动期间，交通运输常常中断，列车不能正点运行。日记中写道，那天列车晚点十多个小时，因为没有火车头，晚上停在了湖南冷水滩。十一日晚，火车开到了广西六甲，又停了下来。次日凌晨，和尹正、安仲凯等人去爬山，还钻了山洞，玩得挺开心。火车走走停停，开了四天才在二月十三日到达昆明。
素有“春城”之称的昆明，迎接我们的不是温暖和煦的风却是寒冷纷飞的大雪。可能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云南农垦局把我们安置在一家小旅店--城益旅社。老式木板结构的两层小楼，一个拥挤的小院。到的当晚，我们就感受到了云南形势的紧张，虽两派宣布停战，可一晚上噼啪噼啪的枪声不断。爱冒险的开平自己跑了出去，大家听说后，都为他担心。
在昆明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欢迎会好像不止一个。留下的记忆是我们总打着旗子，排着队，唱着歌，在弯弯曲曲泥泞不堪的街上走和市民们奇怪的眼光。
十七日，我们乘坐两辆大轿车，向版纳进发。那一路我们也是歌声不断，到处受到夹道欢迎。安哥在《哥哥不是吹牛皮》中，提到我们下去的时候，大个儿他们几个打篮球还把地方上的篮球队打败，更让当地人对我们这伙人刮目相看。我还记得，在欢迎会上，我们还参加了演出，跳的是《八角楼的灯光》，谢一可领舞，四个男四个女伴舞。我当时是和安阳配对跳的。
一路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激情高昂的。一次当汽车停在路旁让我们方便时，开平情绪沮丧地指着一蓬正在开花的竹子对我说，这是不祥之兆，我们下去要倒霉。当时我觉得开平总是神经兮兮的，总要说些泄气话。如今想来，是否开平当时就已经预示了自己注定会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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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早已成为一个代名词，指的是我们这批老北京。实际上，我们这个集体远不止55人。再延、周康、李惠民还有开平的弟弟开达，都是自己搭车来到了疆峰五队，确切地说，应当是59人。
如果不是那场“革命”，再延会去法国深造。可命运捉弄人，他毅然决然地来到了农场。

再延的留言

1968年2月8日，你们走的时候，我到车站去送行，当时的场面很热闹，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是总理批的，还有拍电影的跟着，有云南方面的人来接，那也是很风光的，都觉得你们是革命的佼佼者。同年的8月12日，在我出国留学，当兵等选择都无望的情况下，才和李惠民、周康荣离开北京。在火车站送行时，父亲被关，母亲被斗，摔坏了腿，下不了地。只是姐妹和同学来为我送行，那时拍了几张照片都还在，只是没有公布。当时觉得自己掉队了，追赶队伍去。（在《离家远行》后的留言。）

我们到农场的路，既没有你们的豪情满怀，也不像后来的知青儿女情长，而是充满了艰险。
8月12日，和我一起离开北京的有5个人：2个我们学校的李惠民、周康荣，一位部长的孩子叫肖疆峰，比我们小点，人很老实。还有一位男同学是云南军管会办事组王魁林亲戚，他到昆明后就到瑞丽农场去了。火车经过三天四夜，到昆明已经晚点许多，天都黑了，我们带着很多行李，里面还有给已经在那里的人带到东西，整个昆明正在武斗，到处是标语，大喇叭不断放着《葵花向太阳》的歌曲，时而还会听到枪炮的声音，没有人接，没有车坐，当我们总算摸到省军管会大门旁，我憋急了尿，在墙根放下行李开始撒，就听身后响起了枪声，尿都没撒完就卧倒了……，终于找到了王魁林，他给我们安置在办公室里，嘱咐我们千万不要出去，每天给我们送饭，就像被囚禁了一样，有2-3天过去了，王联系不到下去的车子，昆明的长途客运也都停了，怎么办？我主张走也要走下去，文革中，我曾组织过我们班的同学徒步长征过，我不怕。李惠民耿直肯吃苦，周康荣灵活怕吃苦，主意多，话也多。你不是不肯走吗，我就让你走，你不是不愿背吗，我就让你背。
第二天一早我们四人拿着省军管会办事组开的介绍信，背上沉重的行囊从昆明出发，到天黑才走到西山脚下，来到滇池边上的一幢别墅歇脚，进去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云南军阀龙云的别墅，放下行李，我久久地站在波涛汹涌的滇池边，思绪万千……，到了晋宁，可截获到一辆愿意搭我们的卡车，我们坐着这辆卡车，在元江换上了客车，大概走了5-6天，换了几次车，才到农场。一到农场，周康荣就对三（4）班的同学笑着说：“TMD，李再延真是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