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旺明：文革漫忆（1-6）

blue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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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的

将变成亲切的怀恋

文革漫忆 〈一〉

我终于成为了红卫兵

大约在1966年8月，武汉也如北京一样兴起了红卫兵，因为毛主席也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所以红卫兵就风光极了。他们可以任意地抄家，破四旧，斗牛鬼蛇神。勒令牛鬼蛇神唱嚎歌，我记得嚎歌大概是这样的（我是 牛鬼蛇神，我是 牛鬼蛇神，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 我要低头认罪 如果我不老实将我砸烂砸碎）。他们砸掉了汉阳天主堂上的十字架。甚至连长江大桥桥头堡的飞檐角也作为四旧被砸掉了，至今仍未拨乱反正，恢复原样。

我当时真是羡慕我们的红卫兵同学，特别是那些有条件穿着绿军服带着军帽腰上扎着武装带，全副正规兵装的红卫兵同学，更令我向往。然而参加红卫兵的条件是那样的苛刻，其政治颜色必须是纯正的红五类，而我的颜色恰恰相反，看来我这一辈子是难以奢求了。

我带着这参加红卫兵的梦，转瞬到了十二月份。

十二月的武汉，街头带红卫兵袖章的忽然渐渐多了起了起来，但红卫兵袖章上边，下边却多了一排小字，有“毛泽东思想”，有“毛泽东主义”，有“毛主席路线”，等等，等等，对我来说，都是红卫兵，没有任何的不同。

我班有几个同学约我，去参加三中66届高三某班学长组建的“东方红”红卫兵。总部设在现已拆除的区政府大楼一间办公室里。我报名填表后，不知那位同学偷偷地出卖了我，将我“成份”问题打了小报告，因此我未被“东方红红卫兵”录取。这是我踏入社会伊始的第一次体验。

不几天，我的邻居伙伴来约我参加他们的战斗队，即“抗大红卫兵火炬战斗队”，因我们居住地是“火炬街”与“火炬后街”，[现名“古楼东街”与“共勉街”] ，并鼓励去“抗大红卫兵”总部报名，我担心家庭成分问题，伙伴们告诉我，宣言中说了，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你只要同意宣言里关键性的两点主张，即同意怀疑一切是革命口号，同意封湖北日报是革命行动。须不知，这即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政治标准。

抗大红卫兵总部设在三中学生宿舍一楼，由三中66届高中三班易学长等人组建。

我来到总部，按要求填了表，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抗大红卫兵的政治主张一致，报名即结束了。总部一勤务员（当时还不兴称头头，称头头是720以后，毛主席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时诙谐地叫出来的）要我等两天来看是否录取。

我在期盼中等了两天，终于在总部门旁一张红纸光荣榜上，我被吸收为抗大红卫兵一员，我的伙伴已成为我的战友了。

我带着抗大红卫兵袖章，心里说不出多高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我故意在街上游荡，观察人家的眼神，看是否有人注视我及我的袖章。回到家，我特意带着袖章串了几家的门，总想有人惊呀地说一声：“旺明，你也参加了红卫兵”，但，终究没人注意到我的棉衣左袖上多了一圈印有黄字的红布。

当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此红卫兵已不是彼红卫兵，拿现在的话说，它已没有当初红卫兵的含金量了。

但，我却不知不觉地开始了探入社会，卷入了文革运动，无意中成了造反派，与真正的造反派相比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蒙蒙懂懂的小罗罗

有人说，人生的路固然漫长，但关键的就只有那么两步。假如我当年忧国忧民之心强一点，胆子大一点，造反再坚决一点，我的结局如何呢？如果象一些结局悲惨的造反派一样，那不是太冤了吗？我关键的一两步竟然是那样的偶然，起因是为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一个十五岁少年伤心的梦想。

文革漫忆 [ 二 ]

抗大红卫兵经过十来天的“征兵”，“扩军”，终于成为有几十人的红卫兵组织。其人员有三中66 届，67 届68届高中，初中的，有汉阳铁中的，有23中的，有朝阳中学的[现名钟家村中学]，有34 中的。我们的火炬战斗队成员主要是三中与朝阳中学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邻居，同学。大约十好几人。是抗大红卫兵里最具实力的战斗队之一。陈宗汉当年就是我们战斗队的一员。

抗大红卫兵考虑到三中藏龙卧虎，强手太多，发展空间不大，就派出火炬战斗队到汉阳其它学校建立队部，发展人员。我们来到了大寨中学，学校已空无一人，没人，就无从发展，我们无意中从办公室门缝里看到里面有一部电话机，这可是好东西。当年办战斗队，可以到市委要自行车，要开办费，要公用月票，要电话机，要油印机，刻字用的钢板，等等，市委接待人员尽力周旋，既要表示理解并支持革命小将的要求与行动，以及解答小将用毛主席语录提出的问题，又要说服小将理解市委的实际困难，最后满足一点什么要求后，就将这些小将打发了。小将们在市委要不到，就到社会上自想办法，只要发现哪个单位有这些东西，就开红卫兵的介绍信，挟8月份红卫兵的余威，吓唬人家，若人家不买帐，找理由支吾，搪塞，我们就找内线，偷。要知道，当年偷公家宣传工具办战斗队是时髦，是本事，是可以拿来炫耀的。这部电话机我们怎能放过，于是就找来一根短铁棍，插在弹子锁的锁钩里，只用力一绞，锁钩就开了。我们初战告捷。[文革时初创的战斗队的战斗生活就是如此]。

我们终于在朝阳中学占据了一间教室，用红纸在教室门上写下我们的战斗队名。

我们把课桌叠起来，糊上纸，作为隔墙，里面作寝室睡觉，外面为战斗队的办公室。我们都分别从自己的家里各抱一床棉被，用书桌做床，打统铺，挤在一起睡，反正都是男的。[据说，其他学校战斗队也有男女学生在一间教室里打统铺的，但绝没有不轨动机。那时的学生都是很纯的。

我们每天睡到上午十点左右起来，回家吃饭，下午到“抗大”总部看看，听听总部勤务员不知从哪儿得来的小道消息，用来对文革最新形势的分析，汇报我们头一天的“战斗”情况。回家吃过晚饭后，就到我们的战斗队部，开始了我们的新的“战斗”。

当时战斗队最需要，最时髦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们曾与总部勤务员们一起到市委要过，最后好象只要到100元钱，[100元钱买了白纸，钢板，蜡纸，刻钢板用的刻笔，还多16元钱，廖明星当家买了一个小闹钟，受到总部勤务员的批评。]5张公用月票 [1967年元月份的月票正面图案，一半为元月字样的画面，一半印有毛主席语录。总部勤务员们将月票裁成两半，每人一半，用月票夹夹着，可用10人]，其它什么都没要到。没办法，想起毛主席的教导“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就决定偷。偷自行车是不能偷蓝牌照的，那是私人的。只能偷红牌照的公车。那时，我们战斗队员们，有的刚学会骑自行车，特别有骑车的瘾，故自告奋勇，分别两人一组，到各个厂的停车棚找红牌车，找到后，一人放哨，一人去拣半快红砖，对准车锁锁柄，向上猛一敲，车锁就敲开了。车锁一开，一人骑着就跑了，另一人装者没事，溜达离开。我们战斗队先后偷了两辆车。不够用，我们决定还偷一辆。但红牌车已经很难找到了，谁都知道偷红牌车，有红牌车的人都很注意了。怎么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天晚上8点多钟，我们来到钟家村。

当年的钟家村，四角的布局还是这样，西北角是三层半的区委大楼[现已拆除]，西南角也是三层半的手管局大楼[现为知音饭店]，东南角为三层楼的汉阳百货公司[后改名为，汉阳百货商店，汉阳商场，汉商集团]，东南角为三层楼的祁万顺酒店。

当时的区委大楼与手管局大楼里进驻了好多不同派别的战斗队。早期“红岩”战斗队零家良等学长就驻扎在区委大楼。开着比所有战斗队声音都要高得多的[可能有30瓦]高音喇叭，播着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最新最刺激的消息。我们战斗队的战友来到钟家村，分别分成几个战斗小组，到处寻找红牌照自行车。终于，我与67届1班的杜永年[小名，杜猴子]在原汉阳文化馆后面， [现在是服装市场，老谢住地附近，那时后面是院墙，周围是漆黑一片]发现了一辆无牌照的飞鸽牌全新自行车。这可是个“要命”的发现，要知道，“飞鸽”是个什么概念，是中国当年自行车三大名牌之一[永久，凤凰，飞鸽]，更何况是全新的。我俩徘徊在自行车旁，又犯嘀咕，怎么没有牌照呢？俩人分析了好久，最后，分析出一个结果，是红牌照的公车，因太新，怕人偷，所以将牌照没挂。[因太想偷这辆车，故分析时，尽朝是公车方面找“理论”依据]。杜找来一块半头红砖 [注意，青砖太泡，一敲，砖就碎，不能用]，对着车锁柄猛力一敲，按常规，一敲就开，但，没开，再敲，又没开，反复多次，就是敲不开，没办法，但诱惑太大又不想放手，最后，由杜永年提着三脚架扶着车龙头，我提着后车货架，边走，杜永年口里边装模作样的大声嘀咕，“我把车搞坏了，我爸爸非打我不可”，沿途不断地喋喋不停，直到把车推到朝阳中学我们的战斗队。我们找来起子，撬开锁，拿在手上一看，是“51型”的锁。从此我就知道51型的车锁很防盗。

我们放好车，重新来到钟家村，听各战斗队的广播，听人们辩论，偶尔也插上几句，因为这就是我们早期的战斗生活的一部分。这时，我们的邻居，我父母的同事，袁师傅看到我们，连忙走过来，神色紧张的对我们说，我的一辆飞鸽自行车停在文化馆后面被人偷了，刚买几天，还没上牌照，你们帮我注意一下，发现偷车人就帮我把他抓住。我们一听，坏了，大家连忙应付了一下，赶忙回到战斗队，商量怎么把车还给人家，还要尽量不暴露是我们做的事。

正讨论之际，忽然朝阳中学同学报来消息，红岩战斗队今夜可能要砸朝阳中学的所有战斗队。当时，红岩战斗队既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二司。也就是“7。20”以后的钢二司。因当时二司不承认有一司{早期红卫兵，袖章上面没有毛泽东思想或其它字样，故也称三字兵}，所以，也从不承认自己是二司]也不属于任何红卫兵组织，它是独行侠，汉阳地区所有战斗队中最神秘，最具威慑力的战斗队。哎呀，真是屋漏偏逢连天雨，若今晚车被红岩抢走，那怎么向人家交代。最后商量结果，今晚将车送还袁师傅，对他解释，我们在钟家村与他分手回战斗队后，杜永年才推车回来，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所以当时没告诉他。

我们的战友推着车，陪着杜永年来到袁师傅家，[我没去，因袁是我父母的同事，]。如此解释一番，并找总部要了好象是3块钱买了一把51型的锁作坏锁赔偿。谁知，看到车回了，袁师傅就谈了一个条件，要杜永年同学写一张检讨贴在他住的墙上，陪了好多的礼，他不同意，没法，只得写。[前年杜永年同学从宜昌回汉，带了一班的几个同学到我家来玩，席间，谈起此事，还忿忿不平，说，要是把车甩了，么事都没有。我说，当时之所以能搞文革，就是因为无论社会怎么乱，人得思想品质不乱]。第二天按要求贴到袁师傅的墙上。

这是我们的一次难忘的“战斗”。

文革漫忆（三）

偷“飞鸽“自行车的窝囊“战斗”经历，使我们的革命斗志低落了好几天。我们再也不想去偷自行车了，而且从此也没有再偷自行车了。每个少年的兴趣与激情是很容易转移与消退的。我们转而去帮总部寻找另一种更重要的革命武器，“广播器材”。记得最大的一次收获是在一个晚上，我们将汉阳公园树上露天架设的广播器材一扫而空。战斗成果是，有几百米花线[电线]，有几个15W的播音喇叭。后来又不知在哪里搞到了一台150瓦的扩音器。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办广播站了。[办广播站是后话]。我们也经常到江汉路的红旗大楼[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社]声援封湖北日报的革命行动，到武昌阅马厂工人总部门前参加辩论“怀疑一切”中的自己也搞不清的革命性。我们正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这时，一件突然事情使我们改变了每天正常的革命斗争生活。

这时全国范围内又兴了徒步长征串联。凡报名参加长征串联的学生，每人可到市委领取20。50元钱，还可以凭参加长征串连的介绍信，用半斤油票[每人的月计划油]，加上每月学生定量的武汉市粮票，到粮食部门换成等量的全国粮票。[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全国通用]

我们战斗队杜永年，陈忠汉报名参加长征串联。

他们偷偷骑走了一辆我们千心万苦偷来的自行车，又在其它地方偷了一辆公车[自行车]，两人就潇洒地骑着自行车，踏上了徒步长征串联的旅程。[现在看来，他们俩应该说是思想比我们超前，本来该步行的长征，却想到了用自行车]。陈宗汉是刚学会骑自行车，沿途的艰辛只有他们两人自知了。不久，就传来不好的消息，陈宗汉在江西[不知地址准确否]从山上摔下来，下了病危通知，他母亲据说亲自去照料他。从此以后，他们俩就离开了我们的战斗队.

我们此前已将他们骑自行车长征的事向总部作了汇报。及至陈宗汉摔伤事发，总部即指示我们，火炬战斗队单独在外不便于管理。这次擅自骑走战斗队的自行车的行为，应给予总部是一个警示。刚好，武汉地区开始兴起学生下工厂点火[点文革之火]，总部已联系了到武钢工人中去点火的事宜，我们即全部从朝阳中学撤退。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我们自己也想撤退的原因。曾经不知是谁从三中接待站借来几床外地串联学生睡过的土兰色的再生棉被，铺在我们通铺床上，致使我们全都染上了虱子，大家都已被这“革命虫”咬得遍体疮疤。最担心的是害怕又传染到家里。我们雀跃地 回到了三中总部。抗大红卫兵总部也在此之前从学生宿舍搬迁到三中实验室左边第一间教室办公。并占用了学校一部电话。号码好象是1231。 当年，汉阳区的电话还是通过总机插线。汉阳区总机号为9。这大约是在1967年元月十六号左右。

我们火炬战斗队独立自主的战斗生活从此永远地结束了。

向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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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良 [2007-5-8 11:05:48]

哈，旺明的记忆力和记述很不错，通过他的述说，有许多事在我脑子里还有点印象，如陈宗汉外出串联摔伤一事，记得当时诊断说是有轻微脑震荡的症状吧.还比如夜晚外出去贴大标语，刚开始是，用三轮车，带上笔墨纸，兵分三路，分赴武汉三镇，上半夜费了半天的劲，才刷上了一条大标语，谁知后半夜转回来时，发现已被别人的标语给覆盖了，有的是被人把落款给撕了，刚开始气得不得了，一上去就把别人的标语给撕了，又重写一条，搞得挺费劲.后来大家一合计，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就是上半夜在学校休息，下半夜出去，迂到同观点的标语，就用一张大白纸，将其落款盖上，落上"三中红岩"的大名，不同观点的，能改就改，不便改的，就在落款上做点文章，就样一来，又省事，又快速，第二天一大早，"三中红岩"的大标语就布满了武汉三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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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漫忆[四]

向旺明

1967年元月16日，抗大红卫兵一勤务员[66届高中三班]罗启林学长带队，我们七八个人，每人月票夹里夹着半张元月份的公用月票[公用月票不用贴照片]，从三中后门[现在的正门]出发，沿着汉阳拦江大堤，走洗马长街，到高公街，坐气渡，过小河[即汉江入长江口，武汉人称此为小河]，坐车到粤汉码头，坐轮渡到红钢城[文革前名“将家镦”]

此前早已有邓续珍学长先期带几人到武钢打前站，已将我们的上班“点火”地及住宿地安置妥当。我们住在武钢党校二楼，由两间办公室改做宿舍，一间住男生，一间住女生。有一门电话，电话号码我记得很清楚，61922转155。

第二天，我们随邓，罗学长到武钢厂区动力部检修车间，我们被分到不同班组 ，我分在电钳组，电话是69转2478。带我的师傅是覃师傅，30岁左右，很好的一个人，他为我用钢锯条在砂轮上打一把小刀时，将手弄伤，我离开武钢回学校时，他还在因手伤而休病假。此后再也没见过他。

我们到武钢，是迎合当时的潮流，下厂点文革之火的。其实，我们谁也不知怎么“点火”，只是每天早晨八点准时到班组，与师傅们天南海北乱吹。若来了维修任务，我们就跟着去帮忙。当时电钳班组还分来两个其它红卫兵组织的女学生，是武昌什么学校的，看上去比我大一两岁。[她们不叫我的名字，只叫小伢]一个长得清秀漂亮，一个长得一般。我跟着师傅出去维修时，总想师傅带着那个漂亮的女生一起去。不知道是师傅们知道我的心思，还是他们自己也爱美，总之，我凡与师傅去维修时，大多数总有那个漂亮女生在一起。然而，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敢询问女生的名字与学校。这就是男子中学留下的后遗症，怯女性。我们维修最喜欢到有营养费车间。那时我们在武钢“点火”，每天发生活费0。3元。若到有营养费的车间，可按工作天数领取“保健”[即营养费]。甲等0。3元/天，乙等0。2元/天，丙等/0。15元/天。我们一般都是到乙等保健区维修较多，这样，我们每天连同保健费就有0。5元的生活费了。0。5元是什么概念，一个人带荤可以过两天。

我们白天上班，晚上回宿舍，十好几人在一起，向罗，邓两勤务员汇报一天的工作情况，好象也没具体讨论过什么“点火”的内容[谁也不知道怎么个点火法]，大家好象不是来“点火”，而是来上班似的。

这期间，我们参加过两次动力部造反派[好象叫“红色造反团”，保守组织叫“五一职工联合会”均不隶属武汉地区的造反，保守组织]的活动 。一次是批斗一冶的领导陈克东。是在一个小礼堂里。我们学生的任务是“护旗”。就是主席台的背景正中挂着毛主席的象，分两边插着彩旗，我们八个男学生分两边站在彩旗下，这就叫“护旗”。那天，陈克东坐着黑色小轿车来到会场，即被工人领上主席台的右边，面向台下听众，低着头，接受革命群众批斗。那时候还很文明，工人师傅按之前设计的，轮流上台“义愤填膺”地批判陈克东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台下群众随着批判的节奏，有领导地不时呼喊着口号以壮声威。大约两个小时左右，批判会结束，再由工人师傅领着陈克东走下主席台，出礼堂，坐上一直等在外面的小轿车上离去。我们再由主席台上的人讲了一下批判会的成功与必要性后，就散会了。事后，十五岁半的我一直纳闷，陈克东是走资派，都在喊打倒他，应该是坏人，而他怎么还有小轿车坐呢？当时百思不得其解。过半年以后就明白了。

第二次是在一天下班以后，动力部的造反派与保守派决定在红纲城青山公园门口，用两辆敞蓬解放牌货车搭台，展开辩论。我们站在造反派的车上。那天青山公园门前人山人海，双方口号声此起彼落。记得保守派台上的青年师傅叫柳学思，造反派的师傅不记得是谁。辩论双方都引经据典，背诵马列的段落，毛主席的语录，革命的理论滔滔不绝，双方都是神采飞扬，听得我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造反派方的辩论师傅为了证明他的举例的可信，提议听听革命小将的发言。说着将直立的麦克风推到我面前，身边的师傅同学都小声鼓励我说几句，我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都等着我说话，我有生以来，哪见过这阵势。我浑身索索发抖，我强作镇静，理了理头绪，撑着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只听台下造反 群众叫好声响彻一片，而我此时却是大脑一片空白。辩论会大约开到近十点种结束。

在武钢，我还遇见了一件事。那是在一号高炉附近维修，忽然听说有阿尔巴尼亚的友人参观一号高炉，我出于好奇，连忙跑过去。果然，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穿着军装的白人，在情绪激昂地演讲，好多的人围着，听师傅们议论，这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巴卢库。谁知几多年以后，听说他被霍查枪毙了。

记得还有一件趣事。有天晚上，我们正在一起聊天。总部忽然来电话，说昨天晚上汉阳快活岭发生了一件事，武汉的造反派都去声援，总部留守的男女生都去了，忽然下起了雨，大家衣服都打湿了，纷纷跑到农民家烤火，最后还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到今天还有人在感冒。我们都为他们能参加武汉市造反派的这么大的活动而高兴。廖明星一听就坐不住了，立即要回电话总部，想回去参加大的活动。当他拿起电话，拨通汉阳总机时，[那是汉阳区的电话是通过总机接线的]总机接线员没按当时流行的服务程式首先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再说正题，而直接问“要哪里？”，这下激起了廖明星同学的“革命的怒火”，质问接线员为什么不背语录，可能是接线员态度不诚恳，廖明星同学即放下电话说，我回汉阳去造汉阳电话总机的反，非要他们作检讨不可。说完，无论我们怎么劝说，他还是当晚乘16路公汽回汉阳了。第二天他回来后叫苦不迭。原来，16路车分战斗队[工总，造反派]和联合会[保守派]两派，每派发车都是几辆一起跑，中间一两个小时没车，车一来，大家纷纷乱抢，搞的很晚才到家，反，也没造成，白跑一趟。[武汉乘车不排队乱抢即从此时开始的]

我在武钢的“点火”生活大约有一个星期。元月二四号，我有个男性亲戚在汉口红十字会医院住院开刀，没人照料，因此我请假照料了一星期。当我准备再返武钢时，总部告诉我，那里的人二月一号全部都要撤回。因此，我就没去武钢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回过动力部电钳组。现在想来，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与师傅们道声别，更遗憾的是没有留下那漂亮女生的姓名及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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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漫忆（五）                     

向旺明

  我们结束了武钢点火的革命行动，撤回总部。这时全国正在开始了“三支两军”活动。[好象是，支工，支农，支左。及军训，军管]。我们听小道消息说以后有解放军来为我们革命小将辅导军训，大家欢欣雀跃，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然而，终究只是听说而已。这期间，武汉地区的保守组织工人职工联合会已解散，分别成立了“红武兵”，临时工成立了保守组织“赤卫军”，还有什么“七0。。。。”什么兵团，等等。早期的“红卫兵”学生组织还在活动[即三字兵。袖章上面没有小字的，是保守派。凡有“毛泽东思想”的小字，即为纯正的造反派]

  这时好象还有一个紧跟形势的学习内容，即，学习“古田决议”。古田决议好象是毛主席起草的关于红军正规化的创建原则方面的内容。现在想来，当时学习“古田决议”可能也是为了各个红卫兵的组织工作的需要。我们抗大红卫兵也迎合形式开展了整风活动。向总部勤务员提意见。并将我们“抗大红卫兵”取名为：“抗大红卫兵古田战斗队”，以壮声威。简称“抗大古田”。[记得武汉的易家敦，肖家地，新家地，韩家敦，就是那个时候该为现名：古田一路，二路，三路，四路]。

  1967年的春节已临近了。从北京传来消息，今年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全国不放假。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年的春节是2月8号，企业确实没放假。仅接着就听说长江日报于2月8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武汉地区局势的严正声明”，以后就简称“二。八声明”。这是一篇影响颇大的声明。他是由武汉测绘学院的学生雷之茂主笔写的。落款有：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工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队，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总字248部队，巴河一司，及全国好多知名的造反组织，等等，等等记不清了。

  仅接着，2月13号，湖北日报发表了反对“2。8声明的“2。13通告”。落款有：造反派方面的是，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八月战斗队[新湖大]，新华农[全称忘了]。工人组织有工造总司等等[记不清了]。保守组织方面的全部。从此，以“二。八声明”为分水岭，称“二八声明”大香花的为“香花派”，称“二八声明”大毒草的为“毒草派”。[五月分以后香花派自称为“钢派”（如钢一样硬，宁折不挠），毒草派中的造反派为“新派”]。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布“二。一八严正声明”，公开反对“二。八声明”。到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三。二一公告”，局势已明朗，“工人总部”被定为反革命组织。[这是后话]

  “二。八声明”的发表，终于使我们的文化革命有了实质的内容。我们经常到红旗大楼，阅马场去辩论。本来一点也不知道“二八声明”是怎么回事，谁知越辩越觉得“二八声明”真是大香花。越辩越是振振有辞。

鉴于武汉地区的小杂牌群众组织通过“二八声明”，已经开始阵线分明，走向归并，我们开始与“二司”联系对我们的收编。当时三十二中有“二司汉阳分部”与我们联系，我们认为他们机构太小，人员太少，因此，直接与二司总部联系，成立了“二司古田战斗队”，不隶属“二司汉阳分部”。

  为了宣传的方便，我们在二十三女中占了两间教室，将总部搬到二十三中。我们到汉阳中心地带钟家村的手管局大楼也占了一间办公室。该办公室原来是煤建公司办公室。有一门电话。电话号码是1583。手管局大楼是三层半的办公大楼[不是现在大楼的慨念]，机关办公人员不知搬到哪里办公去了。里面住的都是各个造反组织与保守组织的学生。有好多保守组织的男女学生晚上就在办公室地下铺上棉被住宿，不回家。但决没有不轨行为。

  平时，我们都在二十三中。白天，去辩论，到手管局大楼。晚上，男女战友集体出动，骑着自行车，踩着三轮车，拖着大卷白纸，糨糊桶，墨汁，排笔，石灰桶，扫把。到武汉军区附近，墙上用白纸刷标语。水泥马路上，用扫把沾着石灰水，写着“打倒。。。。。”，“香花”等内容的大标语。记得有一次，晚上刷完标语回来，有个二十三中的六七届初中四班的女生郭秋芳，骑着自行车到长江大桥汉阳桥头引桥往下冲[当年，大桥上夜晚是没车辆的]，因她车技不好，有点害怕，想下来，但刹不住，摔倒在桥面上。后面有个三中的学生[可能是高中的蔡鸿杰学长]骑着三轮车，载着石灰桶什么的及坐着我们战友，也往桥下飞快滑行。忽然，看到远出有一团花花绿绿的什么，他本想冲过去，但不知怎么转念了一下，从旁边一绕，看到地上爬着的是郭秋芳。大家慌忙把她扶起，好在年轻，跌了一下。脸上稍许擦伤。第二天谈到此事，既好笑，又后怕。

  这期间，我忽然发现，我们总部的有些勤务员为了怎么更好地搞文化革命的问题，经常单独找女生到僻静的地方，听取女生的意见，并及时地提出帮助。[我当时的认为]。我有时暗暗地嫉妒与失落，我这么积极，为什么总没有勤务员们对我重视，单独对我也进行"帮助"？

  有一天，我们听说手管局对面的区委大楼被红岩战斗队[早期红岩]全部接管了，所有的保守组织全部赶出去了。并且改名为“红色造反大楼”。我们听了很兴奋，也酝酿着接管手管局大楼。我们在一天夜里，全部来到手管局大楼，找来了家良兄[他现在肯定不记得了]听他眉飞色舞地介绍怎么接管“红色造反大楼”的方法。他告诉我们，若对方不肯走，又不能用手拉，一拉就被对方抓住把柄，说我们搞武斗，[当时是非常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我们可以将两手抱在胸前，用肩膀将他们往外挤，我们不用手，就不能说我们搞武斗了。

  经过一天的策划，从二司请来几个大学生。其中有一个华师男生，我们问他叫什么，他用一口地道的普通话说“我叫五敢”。我们这群中学生对他顿时肃然起敬。多少年以后，参加过此事的邻居同学在一起谈起当时听到这个名字的那一刹那的感觉，仍旧记忆犹新。

  接管的时间定在晚上八点多钟。成立接管行动指挥部。指挥部组成人员以“五敢”等大学生为主，并我们的学长勤务员。接管后的手管局大楼改名为“东方红”大楼。接管后的大楼负责人称为“总之挥”。总之挥为我们的勤务员谢国蔼学长。

  一切准备就绪。是夜，八点多钟，指挥部一声令下，我们分别结队到每一个保守派办公室“请”他们离开。有的学生已经睡了，他们不起来，也不能拉他们，就蹲在他们枕头边喋喋不休。让他们生厌。有的贴在墙角不走，我们就双手抱胸，贴上去，肩并肩，挤牙膏，边挤边转，将对方转离墙角。其实，那些保守派学生，是边争边笑，最后都“请”出了大楼。我们立即安上扩音器，挂上喇叭，向钟家村云集的革命群众宣布，----“东方红”大楼指挥部成立了。

  我们特别兴奋。说实话，自参加文化革命以来，这才算是进行了一次真正意义“革命”。所谓“革”，即是“改”，“命”，即是“天命”，我们虽不能改天命，但却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变了一个大楼的名称。

  我们“二司古田战斗队”即全部移师到“东方红”大楼。

  新的战斗即将开始了。

bluesky

文革漫忆 (六)

向旺明

     东方红大楼成为“香花派”在汉阳中心地区钟家村的第二个大的宣传阵地与据点。我们的扩音器与对面红岩占据的红色造反大楼的扩音器遥相呼应，使整个的钟家村弥漫在一片“香花”声中。

     白天，我们有的战友上午在大楼里写“香花”大字报文章，写批判最大走资派文章，下午出去张贴。有的战友在钟家村看大字报，收集一些有利于批判或辩论的资料。钟家村的所有临街的墙壁上，厚厚的刷满了各个战斗队不同观点的大字报。由于能贴大字报的墙面不够用，因此，无论哪个战斗队贴上大字报后，都要注明日期，并严肃地写上“保留一星期，覆盖者后果自负”。然而，实际上能保留一天就算万幸了。而没过几天，就有收破乱的人深夜将两三公分厚的大字报纸层揭走，卖钱。那年头，收废纸的人确实赶上了好时光。

    我们的东方红大楼后面有一个大院，大院里有个机关食堂，我们吃饭交一毛钱，三两粮票。吃的菜一般是罗卜烧肉或其它什么炒肉片。伙食既便宜又可口。在当年，每餐都有点肉吃，那是什么样的生活标准啊？

    晚上，我们一如既往，有的去街上辩论，有的踩着三轮车拖着石灰桶去刷标语，有的留在战斗队里开广播。忙到晚上十点多钟，我们都会到大楼战斗队，聚在一起，谈见闻，谈革命形势，谈“香花”，谈未来，兴致勃勃，直到深夜。有的人就在大楼就寝，有的回家。

    时间在“战斗”中流逝。我们有序而昂扬地忙碌着.

    武汉的“香花派”开始感觉到无形的压迫。自武汉军区2.18严正声明发表后，我们的辩论言辞好像越来越空洞。中央派解放军支持左派，武汉军区公开支持“毒草派”，我们究竟还算左派吗？当然，我们自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但与“毒草派”辩论时就明显地处于劣势。我们开始了自我反思讨论。当时，记得山东有个“鲁迅兵团”好像犯了什么错误，报纸上好像有一片文章“鲁迅兵团向何处去”。我们决定学习这篇文章。

    1967年2月28日晚，我们吃过晚饭，到战斗队会议室集中，学习“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这篇文章。我们当年有一台从学校借来的磁盘录音机，据说当年价格是四百元一台。总部的勤务员不知从哪录来了这篇文章。我们就围着桌子，听着录音。

    大约晚九点多钟，进来一个解放军军人，自称是汉阳人武部的，他拿来一份手写的材料纸通知，上面盖着人武部印章。通知内容是，在今晚十点钟必须准时打开广播器材，收听广播省三级干部会议精神。违者后果自负。口气是严厉的。我们当时就“后果自负”这几个字与军人争执起来。我们认为，解放军的话我们谁都会听的，为何用这种语气对我们革命小将呢？解放军也不想过多的争论，只是说到时打开广播就行了，说着迅速离去。

    1967年2月28日晚10时整，我们准时打开广播。十点零三分，忽听得楼梯上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喧哗声，紧接着，一大群工人，有男有女，约三四十人，有的带着“红武兵”的袖章，有的带“七0什么兵团”的袖章，还有好像是“赤卫军”什么的，等等好多当年职工联合会垮台后成立的组织。他们着冲进我们的会议室，广播室，见东西就抢。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录音机，电话机，广播器才，钢板，手摇油印机，要知道，当年这些都是很高级的宣传器材。我们这群十几岁的学生一时惊呆了，不知所措。但当看到我们的物资被抢，马上手挽起手，想拦着门不让他们走。我们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唱着“山下旌旗在望”，唱得热泪盈眶。我们终于有了革命曲折的体验，我们终于有机会如同革命先辈一样面对强大的敌人表现坚强。这时，只见我们的同学廖明星双手紧紧抱着一锭纸，被几个工人推推搡搡从对面办公室过来，只见他双手死死地抱着纸锭，工人们围着他，想扳开他的双手，我们马上齐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廖明星看到我们后，顿时放声大哭着，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为了保卫你老人家，惨遭他们的毒打啊”。哭着，喊着，被人推搡着，饭也吐出来了，他就是没松手。这些工人到底也是善良的人，不知是被感动还是良心不忍，终于放过了廖明星手中的一锭白纸。有个女工人看到我们的小闹钟（这就是廖明星用市委要来的战斗费买的），想偷为己有，被我们发现，她赶忙脸红着声明是为他们组织拿的。最后尴尬地将小闹钟放回原地。

    刚好我们有个学长焦方未刚从外面回来，看到战斗队一片狼藉，他疯狂地抱起一个大玻璃墨水瓶，跳上会议桌，歇斯底里大吼一声：“我跟你们拼了”，当时真是将那些人镇住了。我们赶忙将他拉下来，含着泪安慰他。

   整个抢砸事件事件大约进行了半个多小时。

   工人们带着胜利的果实，叽叽喳喳快活地离去了。留下我们一群如同被人抛弃的孩子，漠然沮丧地聚在一起，半晌回不过神来。

   好久，终于有人笑起来，我们开始回味当时的场景，赞美我们的坚强，笑谈廖明星的“绝望呼喊”，调侃焦方未学长如黄继光似的舍身造型。面对着狼籍，回忆着半小时前战斗队的兴旺景象，我们百感交集。最后，大家决定，明天撤出东方红大楼.

   当晚听说，凡有广播器材的香花派广播站都接到区人武部的通知。并且所有的开了广播的香花派广播站那天夜里全部被砸抢。

   我们终于结束了东方红大楼的战斗生活。又回到了二十三中我们的战斗队部。

   新的战斗即将开始。

   迎接我们的将是更为残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