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滨回忆我偷听敌台的经历

tuffy05

回忆我偷听敌台的经历

解滨

国内的网民们最酷也是最无奈的一件事就是翻墙。  翻墙的目的是想知道党不想让网民们知道的事。 很多年前没有互联网，那个时候要知道党不叫知道的事情只有靠“偷听敌台”了，相当于今天的翻墙。

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老爸每天用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有一天我好奇，把收音机的波段旋钮转到了“短波”那个地方，突然听到了很多从来没有听过的电台。 一不注意我听到有个电台里说“共军的官兵们”那样的一些话，把我吓得差点尿裤子，赶紧把波段旋回中波，关掉收音机，然后往门外东张西望的，看看有没有人来我家抓我。  那个时候正在闹文革，经常有人因为“偷听敌台”被当“反革命”抓起来的。

好在我也不是菜鸟，毕竟还读过几本少儿科普读物，对于无线电还是懂那么一点的。  仔细想一想，收听电台并不会向外面发射无线电波。 只要自己不说出去，又没有被人家抓现行，人家怎么会知道我偷听敌台呢？  于是我胆子就开始贼大起来。 那个时候我收听敌台并没有任何政治原因，只是好玩和好奇。  最一开始收听的是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其结束语一定是“自由中国之声在中华民国台湾台北播音”。 虽然播音员的声音很优柔动听，跟棉花糖似的又甜又软，但我并不喜欢其内容，因为那和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内容一样枯燥无味。 例如，他们称共产党叫“共匪”，称解放军叫“共军”，我听起来很反感。

文革的后期，晶体管收音机开始普及，我家里买了一台。 由于体积小便于隐藏，我拿来偷听敌台方便多了。 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学校里的学生干部，思想很进步。 我对敌台的内容很反感。 不过我确实是从敌台那里听说毛泽东有个秘书叫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了。 当然，那些事情我是不敢说出去的。 唯一喜欢台湾台里的是那边播出的音乐。 记得当时从敌台里听到有一位女歌手叫“凤飞飞”，她的歌曲好听极了。  那时邓丽君还没有红起来呢。  在敌台里听邓丽君唱“香港之夜”那是后来的事了。  有时候还可以听到台湾电台里向在大陆潜伏的特工发指令，一般是说“XXXX号同志请注意”，然后念一大串数字。 除了台湾的敌台外，  我也听过“莫斯科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等等外国电台。 莫斯科电台的播音员声音比较生硬，澳洲广播电台的比较柔和。 还听过一个“马来亚革命之声”，是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中文播出。

真正让我偷听敌台上瘾的还是“美国之音”。 毛泽东搞“乒乓外交”后，中美关系开始改善。 我父母的一个熟人是大学教授，姓俞。 文革后期俞教授获准去美国探亲，他在美国探亲时买了两本《英语900句》，回国后送给我一本。 那个时候“美国之音”在教“英语900句”，我就半夜里偷偷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并学习《英语900句》。  除了“英语900句”外，美国之音还播出另外一个英语听力节目，叫“Special English”，阅读的速度很慢，以帮助听众学英语，内容以新闻为主。 另外还有一个听力练习节目，是中英文对照的，记得其中有个故事叫《汤姆历险记》，每次读其中一段。 我对作家马克.吐温就是从美国之音中了解到他和他的作品的。 有一个节目叫“时事经纬”，分析世界大事，很让我折服。 因为他们不做赤裸裸的政治宣传，而是在介绍政治事件时讲述不同的观点，让读者自己拿结论。 我对美国之音所有的播音员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何丽达的播音员。 她的发音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标准。比如她说“那”，不但会加上儿音，变成“那儿”，而且居然会说“那赫儿”。这“那赫儿”，没在北京熏陶过的根本说不出来。 她播音既没有台湾那种九姨太似的软，也没有中央台武工队员似的硬，而是不紧不慢，娓娓而谈。 听她播音是一种享受。

我偷听敌台最难忘的还是粉碎四人帮那件事。 事发几天后我就听到了，高兴的心里砰砰直跳，当场笑出声来，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要好的熟人，对方神经兮兮地说：“出大事了”。 不过我还是装不知道，怕说出去被抓反革命。 但我知道他一定也是偷听敌台了。 一直到美国之音里播出了上海人民敲锣打鼓地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实况，我才敢说出去，第二天文件就传达下来了。 不过好像大家都没有惊奇的样子，似乎都已经知道了。 看来在那个时候偷听敌台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偷听敌台的那些年，白天我是三好学生，共青团干部，积极分子，写大批判文章，歌颂党，歌颂毛主席。 在夜晚我是反革命分子，欣赏着台湾的“靡靡之音”，收听美国的新闻和时事经纬节目。 但连我自己都奇怪的是，偷听敌台并没有影响我的政治观点。  我思想并不“反动”。 真正使我思想开始变“反动”的，是国内发生的那些事情，是我亲眼目睹的很多事情。  而当时偷听敌台的，恐怕各个阶层的都有。 就连许多共产党干部也在偷听敌台。 所以当时在所有的大城市对敌台都进行了干扰，小城市和乡下的干扰信号就没有那么强了。 但无论如何干扰，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的信号一直是很强的，有时甚至不必使用短波，在中波就可以收到。

文革结束后我考上大学，改革开放，收听美国之音就基本上是半公开的了。 记得同寝室有一位同学是班上学习最好的，他老爸给他装了个六管短波收音机，盒子是木头做的，土头土脑的，但收听效果极佳。 他用来收听美国之音，学习英文也收听时事。 他是中国第一批考上李政道教授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计划招收到美国的留学生。

去年四月我写过一个帖子叫《文强获刑后的感言》，很快在国内疯传。 本来我那已经写清楚是“解滨记录整理”，但那并不妨碍国内的网民拿那当真的。 有些网民在美国之音的一个节目中提起这件事。 由于说这件事的听众太多，美国之音专门就那份《感言》举办了一个空中讨论会。 我是后来在美国之音网站上得到这个消息的。 我想说明一下那是我杜撰的，但已经太晚了。 其实读者大都猜出来那是一份杜撰出来的感言，但那里面说的问题却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并不计较其来源了。

我来美国时还把国内的那台短波收音机带了出来，不过很快就发现那个收音机没啥用处了。 那个时候领事馆给每个留学生都免费寄来《人民日报海外版》，所有重大新闻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根本就没有必要杀回马枪去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在国内偷听敌台已经基本上绝迹了，代之而来的是翻墙。 任何人想要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都将会一败涂地的。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阻碍中国人民和外界交流信息的那堵防火墙终究会被拆掉，就跟柏林墙一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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