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涛  风雨人生话文革（11-18，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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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工地上突然增加了二十名劳动力，是谁呢？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全是老年妇女，其中还有十二、三名是年迈七十高龄的老人，她们中午没休息，整整干了一天。临走时，组长要给她们记分，她们谁也不肯，原来她们是纯义务劳动。她们纷纷说：不是党和毛主席派来工作队，哪能见到今天的水渠呢？你们干得这么起劲，生产是那么忙，我们能坐住吗？修水渠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还要什么工分呢？原来她们自愿联合起来，参加义务劳动来的。这些事在工地上被人们传颂着。
    从这些感动人的平凡小事里，不难看出社教的积极效果是众所周知的。
    工程进展得很快，一条长两千八百五十四米的渠道修建起来了。这时候，二崖头那位曾经在开始修渠时表示怀疑的库尔班尼牙孜老人，再一次来到工地，他仔细地察看了水渠，赞不绝口，对人说：“毛主席说的那个愚公，我看就在咱天山二道沟哩！”
    维吾尔族人民的幽默和智慧只有在劳动中才显示得淋漓尽致。
    国家对修建这条渠给予了很大支援。部队和工交水利部门的汽车，多次赶来运水泥、木料、钢材，工人同志们克服困难，风雨无阻，大力支援水区的修建工程，支援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水渠修成了，人们高兴地谈论着今后的生产打算，扩大耕地面积，三年内每年增加粮食产量二十多万斤，植树造林，广种瓜菜，广种饲草，从根本上改变山区面貌。
    水渠的修成，更使天山公社人民再一次领略到大寨精神和自力更生精神的伟大力量，一个建设新山区的思路形成了。人们欢呼，这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胜利；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革命精神的胜利；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硕果。
    要放水了，人们欢欣鼓舞，齐声欢呼：百年的愿望实现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航向是社会主义，舵手是咱敬爱的毛主席。于是，有人唱出了一首歌：新渠的流水啊！流也流不尽；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呵！唱也唱不完……
    （原载1966年10月18日《哈密报》四版，这次略有修改）
    匿名之信如暗箭  秦塞两地起风烟
    1966年12月我随社教工作团队工作的结束返回哈密县委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以县委书记郭永海同志为核心的县委集体领导按自己的法则运行，我参加过十余次的县委常委会作记录，处理党务工作中的细琐事宜及批复，那时候重大事任免等事宜几乎已经停办。
    1967年1月28日，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下，部分群众组织也相继夺权。夺权不久，因对夺权问题，特别是结合“革命干部”问题认识不一致，群众组织公开分裂为不同观点的两派。两派之间互贴大字报，互相攻击，以致发展到武斗。
    1967年3月，县人民武装部奉命成立有地方干部参加的哈密县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指挥全县生产。部队对一些要害部门，如县广播及公检法等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哈密县志》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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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权和县人民武装部接管哈密县生产指挥权后，原县委常委及其一系列运行规则即行终止，我这个县委秘书也就随之消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那时刚回到机关的我，对哈密发生的上述变化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不以为然，一切顺其自然吧，我抱着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原则，不做越轨的事，不言自己不了解的人和物，謹小慎微做自己应该做之事，也就是在群众组织学毛主席著作，学语录，听新闻。
    就在这个时期，有人告诉我，原籍陕西寄来了群众组织的匿名信，大意是我的家庭成份有问题，不应该是中农、下中农，而是“漏划的富农”。
    有了这个信息，就意味着厄运的到来，我不就成了“富农分子的子女”归划到黑“四类”以内了。不久就知道原籍的家被查封，贴了造反派的封条，父亲遭到批斗四十余天。
    但我的心理一直是坦然的。因为我在参加社教（四清）运动时，党中央关于补化地富阶级成分规定是十分明确而又有严格界限的。解放前三年我家连续三年未雇佣一个长工，既没有剥削，又没有放高利贷。按规定雇工在两人以上（含两人）就可以认定是有剥削行为，不是地主就是富农，这些我家都达不到。因此，我坚决相信党的政策是不会冤枉好人的。父亲受冲击也是暂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没有偏差或过激行为。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群众运动是锻炼了群众，暴露了敌人，同时群众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运动中受到了教育。
    群众中的自我教育至今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没有群众的自我教育就不会推动事物前进和发展。
    一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即干部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群众中虽有先进中间后进的种种差别，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仍然是好的，完全可以信赖的。事实不正是如此么？文化革命的十年，尽管是一场内乱，但人民受到了血与火的洗礼，干部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千锤百炼。中国人有句古谚：“真金不怕火炼”。文化大革命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正反两面的精神财富却是厚重如山啊！值得中华民族的后来者引以为鉴。
    这里的两派群众组织并没有把那封匿名信公之于众，我的思量这是县委两派群众组织觉悟较高，政策水平较强，因为他们晓得，即便是李洪涛家庭成分是属于漏划富农，解放初的李洪涛还不是成年，是少年儿童，最多也是一个富农子弟，何况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而又不唯成份论，他李洪涛还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呢？
    事隔一两年后，县委派专职干部赴原籍调查我的家庭成分，当地的政府出具了证明，家庭仍是中农（合作化时改划为下中农不变）。这些结论的产生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我坚信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它随时修正错误，始终坚持真理，因为它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现在讲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党的宗旨的与进俱进的顺沿和科学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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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钱买票乘世龙  提心吊胆一路行
    1967年下半年，哈密武装不断升级。
    “群众组织公开分裂为两大派后，派性斗争日趋激烈。1976年3月至4月间，两派不顾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兵团、铁路、地方互不介入的规定，打破系统、单位界限，同一观点群众互相串联，共同行动。”
    1967年7月2日，哈密首次发生有数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武斗，这场武斗互为攻守，时起时伏，一直延续到7月底一派被赶出哈密为止。武斗武器也由棍棒、石块逐步升级到长矛大刀，并动用汽车、吊车，农牧民还组织马队进城参加武斗。
    “9月17日，被赶出的一派群众，乘69次列车由北京返回哈密，随车带来了沿途召集的支持他们的外省武斗人员和枪械，设立武斗据点；另一派也加紧制土枪、土炮、土手榴弹。”
    10月，两派分别“抢”了部分枪支弹药，武斗愈演愈烈。
    “从1967年9月到1968年10月，多次发生大规模激烈武斗。1968年10月28日发生的“10.28”武斗，共打了三天三夜，尽管哈密军分区和空军129部队根据中央指示，组成联合监督小组，促进两派联合，制止武斗；军区、兵团、驻疆空军领导谭云、曾如清、陈冠也来哈密做两派工作，并在1968年2月达成两派人联合协议，8月达成制止武斗，上缴武器协议。但均未能有效制止武斗的发生和升级。”
    “由于武斗和强占据点，1967年曾使兰新铁路3次中断，国务院及周总理先后3次直接指示开放哈密车站，封存哈密两派武器。”
    “1967年到1968年间发生的9次大型武斗中，哈密县共有33人在武斗，制造武器，埋设地雷时被打死或炸死，100多人受伤致残。一些建筑物被炸毁，许多财物被砸抢。县粮食局被占为武斗据点后，损失小麦、面粉181230斤、大米2200斤、黄豆2496斤、粮票3000余斤。全县共发生严重的打砸抢事件62起，仅县医院就被砸抢11次。”
    “1969年3月15日，哈密地、县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根据中央“8.28”命令，到10月，全县掌握在群众手中的各类枪支弹药及其他武器基本上缴。”（《哈密县志》第265至266页）
    武斗使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给平民百姓本来就不如意的生活蒙上了暗淡的忧伤。我也饱尝颠沛流离的生活之苦。那时妻子在二堡，我在哈密县委食堂搭伙，发生武斗后，食堂饭没有保证，我只有在哈密和二堡两地穿梭来往，过着流浪度日的窘迫处境。于是我决定携带三岁孩子与妻子偕行原籍陕西农村住闲，以求安生。
    令我十分尴尬的是，当时身无分文的我，连买两张赴西安的普通列车硬座的人民币也没有。怎么办？只好为了先上车，买两张哈密去红光车站的票做应付，生怕被查出无票乘车被赶出列车之外。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过这样无可奈何的日子，在列车上度过六十个小时觉得比做贼还难受。人到了这种处境什么也顾不了，一切为了求生存保平安，逃难的滋味是苦涩的，时光是漫长的、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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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算熬出来了，时已至冬，我们衣着单薄，父母亲见此状心中不是滋味，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视线模糊不清了……。
    我抱怨自己这个软弱无能的儿子，不但不能为父母分忧解愁，反而给他（她）们雪上加霜，我愧对父母双亲，伤感的泪水打湿了自己的衣澿。
    一双布鞋事虽小  棉里藏针果漏奸
    在1969年3月--1972年1月，军代表、哈密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夏银江同志任哈密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期间，我从县委两派群众参加的学习班内调入县委会办事组接待，处理人民来信来访。
    有一天，一位来自河北的农村青年夫妇，年龄大约二十五岁左右，男青年掏出自己汽车司机驾驶证、拖拉机驾驶执照等求职证明，我仔细审查了所有证件，觉得此人有一技之长，他只是希望能安置在哈密的农村从事驾驶车辆或拖拉机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初步考虑将他（她们）安置在陶家宫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正准备去请示军代表，看作这样的安置是否恰当，正在这时，我发现那个长得挺帅的青年小伙子从自己伙伴女青年的布袋里取出了一双布鞋，很有礼貌地对我说：“老哥，我也没有什么好的礼品相赠，这是我的妻子亲手做的布鞋一双，你不要嫌弃就收下吧，我们交个朋友。”我注视着那位没有说话的女青年，这个被称为是他“妻子”的女青年，长得一表人材，貌美、漂亮、明亮的黑眼睛，我发现当那位男青年说是他的妻子做的布鞋时，那位女青年脸有些微微的发红，不仔细是很难看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引起了我的警惕，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革委会的军代表，他同意按照他们提供的原籍地址当即给那里的组织发了电报，事过三天，复电说，那个男青年将自己的妻子逼得走投无路，已跳井自杀，拐骗了一名女高中生外出，，正在查缉此人。我相信自己的观察力和警惕性，经与军代表商量，将他（她）送至哈密火车站的收容站（也是由军代表管理），我将原籍当地政府的电报及这两位青年“夫妇”交给了军代表遣返回原籍，由那里的政权机构处置。
    这事留给我的反思是深刻的，我多亏没有接受馈赠，这馈赠里边或许就潜藏着什么奥秘。
    我幸运自己的青年时期就有一身正气，不为物质的东西所惑，就不会给自己的人生旅程增加太多的雨雪风霜。
    可不是么，一双布鞋事虽小，棉里藏针果漏奸。
    如果我收了那双布鞋，将他（她）们安置在哈密的农村，表面上是平静的，实质上那个被逼死的灵魂，那一个受屈的冤案就永远是个悬案，永远的躁动不安，人心哪能稳定？
    喜看稻获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十年的内乱给国家和民族造成损失是惨重的，幸运的是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管军训支左支工支农（称为三支两军），这个英明的战略举措乱中有治，治理有方；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是大体稳定的，他们没有远离故土，在自己的沃土地上辛勤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日月地球同呼吸共患难，农民是大自然最忠诚的儿子。一年之计在于春，他们不违农时，定时播种，万粒归仓，迎来丰收；一日之计在于晨，他们早起晚归，把各项农活做得又细又巧，恰到好处。农民惜时如金，惜时如命，才赢得一个又一个喜悦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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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作为机关工作人员的我。每年都要两次下农村参加劳动，一是春耕播种，被县委派往下村入户，一边帮助春播，一边调查研究，了解民情，解决实际问题。二是麦收，麦收被称为是虎口夺粮的紧张战斗，机关干部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几乎是人人上阵，个个出征。那时候的干群关系十分密切，真是鱼水相亲，同甘共苦，和谐自然，视如一家。
    军民关系也正如毛泽东诗人的两句名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认能敌。解放军在人们心目中实属子弟兵。人民子弟兵把工农群众视作父老相亲，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深的美好局面。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有这么好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和各族各界人士，天公作美，人气旺盛，农业上年年都遇好收成。
    每当收割时机，麦浪翻滚，人欢马跃，一派繁忙景象。还是毛泽东赋诗有情：“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我们经受了艰辛劳动锻炼，更觉得粮食的珍贵，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诗的真正含意只有在自己实践了以后才能有所领悟。
    每年参加农业农村的劳动对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幸福观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终于悟出了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者是昌盛之根，繁茂之源。
    直到现在，我对劳动的感情是深厚的，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更深厚，他们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们恭恭敬敬的作（他）们的小学生，赤子和公仆是顺时势合潮流的。
    首府盛办会演事  歌舞之乡展新容
    我在县委会办事组工作一年之后，军代表将我调至政工组的宣传组，那时候，革委会办事机构的设置是十分精干的，革委会设主任（军代表一人，副主任若干人（一般是3-5人）有军代表也有结合的领导干部，还有群众的代表。下设办事组、政工组、保卫组、生产指挥组。这些机构人员很少，取代了文革前的县委的县人委。以后随着干部的解放，政策的落实，机构也就又复杂起来。丝毫没有想到的是，军代表、政工组组长，（当时政工组下设组织、宣传、群工、文卫四个组），我曾表示自己年轻无能，难以胜任这一重要角色，因为当时许多有能力的领导干部还没有“解放”。我只好以服从为天职。令我欣喜的是，政工组副组长高亚汗女士（后来调吐鲁番地区副专员）派我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乌鲁木齐首府举办的大型文艺会演，参与演出的有新疆歌舞团、军区歌舞团、兵团歌舞团、各地州文工团。哈密地区革委会派出了由歌舞团长卢某率领的哈密地区歌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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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观摩代表首次接触这样规模的文艺会演，在乌市观摩了近一个月，上午和晚上看演出，下午参加由自治区专家组成的下评论组评论会。这是我一生中接触新疆民族歌舞最集中、最多样、最受教育的一次文坛盛事。自治区党政、军群领导十分重视他们亲自参加并在开幕式、闭幕式会上讲话。
    从那时候开始，我逐渐认识了新疆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民族性、独特性和新疆特色。但我并不懂得新疆的民族文化，一些舞蹈语汇、音乐旋律、节奏、表演技巧、舞美等等专业知识，我是一窍不通，只觉得美，怎么美，为什么美，回答不出来。我不明白当时的政工组组长为什么要选派我这样一个对民族音乐舞蹈一点也不懂的人去作观摩代表呢？
    说也奇怪，以后过了多少年，为什么市委领导又把一个不懂得文化的人委以文化局长的重任呢？我说这是悲剧，这将是文化的悲剧！
    虽然市委、市政府派我去北京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进修三个月，收获不小，听到了从来没有听过的关于文艺、音乐、美术、戏曲、群众文化管理、文学概论、艺术史等近二十门专业知识，但毕竟是临阵磨枪和倾盆大雨式的讲授，消化和吸收只能在实践中表现出来。因此在以后的许多场合，我告诉同志们，坦率地告诉我的朋友：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文化局长。因为其一，没有进过大学高等学府的门；其二，没有专门学习过文化方面的知识和专业。老在想，一个在文化上的门外汉怎么能肩负起一个县市的文化管理工作呢？
    但我有一条信念，上靠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靠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中间靠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就是再难也要知难而进，退却不是男子汉的本性。我没有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搞文化站建设，搞文化设施建设，搞队伍建设，大体都是文化的基础性工作。搞了五年就下台了，虽然有些遗憾，但我问心无愧。因为，我充当这个角色就是不适当的。
    令我欣慰的是，我总算是从这个学习和实践中程途中平安走过来了，经一些风雨没有什么不好。我从正反两面认识了人生。
    哈密的文化事业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总算有了新的繁荣、新的起色、新的面貌、新的设施、新的队伍。
    认识自我并非易  战胜自己说也难
    1965年参加吐鲁番中心县社教运动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优点固然有几条，如思想意识端正、政治可靠、工作积极认真，艰苦朴素、作风正派等。缺点是遇事不冷静，有急躁情绪。
    多少年我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改造，牢记周恩来总理的教导“学到老、活到老、改革到老”。把它当作人生的座右铭。每当遇到急难险新的任务时总要三思而后行，但也常犯不冷静和急躁情绪，而且自认为这一点已成为自己性格中的突出缺点。由于有急躁情绪和遇事不冷静往往出言不逊，有伤和气，有伤同事感情，事后又总后悔。这性格中的缺点在家庭也有表现，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忽明忽暗，连我自己也讨厌自己了。经过不断的学习、实践和认识，逐渐认识到，人要认识自己的缺点是很不容易的，要战胜自己实在不易。不能战胜自己的人就是一个性格怯懦的人，不是一个坚强和勇敢的人。退休下来总是经常反思过去，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在过去的工作中不仅仅是急躁和不冷静，而且还有说错话、办错事、办愚事、不明智、不大度、不聪慧、不灵活、不公正等许多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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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我给自己制定了“生命生活的座右铭”：
1、人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2、疾病——既来之，则安之；顺其自然，平静乐观。
3、荣辱——荣辱不惊；不卑不亢。
4、逆境——咬紧牙关，勇往直前。
5、顺境——谦虚谨慎，永不自满。
6、困难——排除万难，不畏艰险。
7、时局——冷静观察，沉着应战。
8、人事——平等相待，与人为善。
9、生活——饮食平淡，卫生勤俭。
10、工作——耐心细微，扎实肯干。
11、老年——忘记过去，模糊昨天。
12、待子女——严格要求，责备求宽，体贴入微，促其锻炼。
13、待人——严以律已，宽以待人；以诚相见，以礼相还。
14、待物——看重学习，留心处事。
15、事业——善于开创，精益求精。
16、文章——思维创新，千锤百炼。
17、交友——知已知彼，心心相印。
18、大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有益的话：“静坐常思已过，闲谈莫论他人非。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忍一时风平浪静；退半步海阔天空。”
20、“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21、“大肚能容，容天容地，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古笑今，笑世上可笑之人。”（当然也包括笑自己，笑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人生风雨无尽心怀坦荡天地宽
自然界总是美丽多姿的。
自然界的风雨，是天地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风风雨雨可以看作是苍穹这个神秘的庞然大物内心世界的睛雨表。一种喧泄，一种倾吐，一种暴怒，一种情怀，一种温柔，一种色彩，一种“割不断，理还乱”的永恒的情结。
人生中的风雨，是生命的试金石。
人生中的风雨，是对一个人生命生活的点缀；装饰、校正、测试、考察、帮衬、锻造、冶炼。
人生中的风雨，是对一个人生命最直接最彻底的爆光，真善美和假丑恶，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在这个爆光灯下都会再现出真实的模样。
人生中的风雨，是对一个人生命灵魂的探照和放大，高尚与卑微，伟大与渺小，光明与阴暗，都各自得到自己的影像。
人生中的风雨，是对生命的写真与揭秘。
风雨是无情的。风雨是无价的。风雨是无规可循的。
风雨和人生的生命一样重要。
透过人生的风风雨雨看看自己的脚印，或许会悟出些什么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是金石之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