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红真：做女红

tuffy05

一
　　
　　做女红的说法不知起于何时？
　　红是形声字，左边象形，右边注声。象形随丝，当与养蚕、缫丝与纺织相关；音是禾与工的反切，也就是禾的声母拼上工的韵母。同时工也具有干活的意思，那么“红”字也可以解释为干与丝相关的工作。尽管它最初的语义是指特定的颜色，应该是源自对包括生命在内的自然现象的命名，矿物质的颜色，人与兽的鲜血、花卉的颜色、以及太阳在某个时间的色彩等，从中抽象出共同的特点加以概括。在色彩的基本意义上，特别强调了指涉女性的文化含义，红颜薄命、红粉知己等，都是性别指认的套话。这大约是起于对女性生命现象的发现，身体潮汐循环与生育时的血水奔流，都是红的具象，与石榴花显示着相同色彩，故有以石榴裙指代女人的说法。将植物与女人相类比，这显然是男性的视角。红前加女，重叠的语义区别于自然现象，体现着人类性的文化特质，同时也是对这一色彩象征双重语义的强调，可以理解成红上加红。
　　推广开去的各种意思，则使这个颜色在语言所象征的文化体系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功能。它象征喜庆、主吉祥，古时的读书人“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都要披红挂花。它又象征顺利与成功，“开门红”、“满堂红”、“红歌星”、“红舞女”，“红得发紫”是对一个成功的人充满嫉妒的讽刺。而不知道从什么时期开始，它又和革命发生了联系，象征着暴力流血的政治变革，大概是专取红字色彩的单一意义。而这又与宗教的神秘信仰相关联，中国的萨满教认为红色具有驱邪镇妖的功能。这种信仰一直延续到“文革”，所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名字上都要打一个红色的大叉子。就连基督教中也有相近的观念，美国作家霍桑的名著《红字》，在女主人公的胸前缝上红色的十字架，惩罚她违犯教规的越轨行为，煽动普遍的歧视。进入商业社会以后，“分红利”更是普遍的集资分配方式。就是在革命以后，新的权力结构中，也仍然存在尊卑贫富的差别，于是有了“新阶级”的命名，这又重合于前一种语义。以上三种意义附着在原始语义上，都使红色关联着现世的利益，意味着顺遂和发达。其中也包括了女性的文化价值，作为男人欲望对象的体现。所以它又概括着所有人间的福祉，“红尘滚滚”、“红尘障目”，都是佛家形容世俗社会的用语。
　　工除了注音之外，也还有意义存在。工作的一般意义，加上丝的偏旁，强调了工作的内容，区别于渔猎、农耕、畜牧和其它的重体力劳动，以及两性都从事的生产活动，比如采集，这就使红字所代表的工作范围限定于女性。又古代所谓的“工女”，专指从事桑蚕、纺织和缝纫的女人，这大概是做女工的意思通于做女红的原因。由此推测，“做女红”的说法，大致应该产生于农耕文明中桑蚕业兴起的时代。这已经很古老了，至少早于先秦。《诗经》中多有桑间陌上的记录，《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卫风》中的《氓》，更是由以布易丝开篇，叙述被遗弃女子的痛苦，开中国“弃妇诗”的先河。周朝卫国处于河南河北相接的地方，那个时代，中原一带的气候大概是适合植桑养蚕的，而生态的变化与政治经济中心的南徙，使桑蚕以及丝绸生产业逐渐随之南移，成为一般人印象中南方的特产。但是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超越地域的，首先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汉字偏旁，派生出不少与之相关的词汇。比如，绪的原始语义是丝之端也，经与纬都是织布时纵横的线路。如是说来，实在不应该小看了做女红，它几乎是文化的源头，关联着一大批词汇，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
　　
　　起于中原，始于先秦，使“做女红”的说法拥有了广阔的时空范围。而它的具体内容则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棉花的引进与普及，棉纺织品代替了丝织品，产生了一个新的字“线”，特指粗于丝而细于绳的同型物体。棉线是用棉花纺成的，故有丝的偏旁而以注声字区别质料。陕北民间的口语，称纺棉花为纺线线。丝线并列，既指两种质料的混合品，所谓棉加丝，也代表所有细致的绳状物。随着棉纺织品的普及，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线的语义不仅脱离了丝，也大大地超过了丝的语用范围，关联着人体、科学、社会和政治的广泛事物，神经线、电话线、前线，以及路线斗争等，都是以线为中心词。做女红的内容再一次成为文化的起点，具有了普遍的象征意义。
　　由引带来的阶级、文化差异，也扩及到整个社会。棉花取代了兽皮的御寒功能，成为了低廉也是普通民众承受得起的四季穿衣用度。由此形成的平民性文化特征，也是读书人自我标榜的寄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工艺的考究体现着贵族精致的生活质量，而布衣粗食则是一般民众的生活标准。自隋唐开科举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就喜欢自称布衣，连诸葛亮贵为一国之相，还要在《前出师表》中，声称“臣本布衣”。魏晋以前的名士，都要标榜出身高贵，且需华服美容才有资格，故有魏晋仕人“痛饮酒，熟读《楚辞》，可为名士”的反动。传统的工女成为了少数人的仆从，从宫廷到官宦富商，都养着做丝绸刺绣的专门人才。就是民间的织户，也首先是为朝廷生产，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官江宁织造，专门督办民间丝绸纺织品的采买进贡事宜，是官商。能得到这个肥缺，有赖于曹家与皇室的特殊关系。许多年以前，在苏州参观苏绣工厂，女工们把一条细丝线擗成二十多投，以各种针法在薄如蝉翼的丝绸上，绣出有立体感的色彩层次。一个工作日也绣不了一小块，一件绣品短则一周，长则数年。一位从海外来的女汉学家摇着头叹息道，这样的艺术实在是太残酷了！估计绣工们中年以后，目力都不会太好。
　　棉纺织则主要是面对平民百姓，基本上是自给自足，主要靠女人的家庭式生产，是否形成过产业都是个问题。男耕女织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典型生产方式，纺线织布的主要原料是棉花。一直到抗日战争，北方民间交纳的军鞋等，主要还是靠手工机织的粗布为原料。做女红的范围首先是一个农家所有成员四季穿着的棉布衣物，纺线、织布、搓麻绳做鞋、剪裁缝纫，甚至漂染，全都靠家庭主妇的一双手完成。如果有女儿的话，还可以有一些帮衬。一个北方的家庭主妇，通常做完了秋装做冬装，要赶在季节来临之前，准备好一家人的衣物。有一句流行甚广的民谣云：“秋风凉，秋风凉，懒老婆，着了忙。”除实用以外的针线活，比如剪花样、刺绣、编织等，也是一个称职的主妇必不可少的修养。这样全面的技能，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才能够习得，也需要有相当的聪明才智。故民间有在农历七月七日深夜，牛郎织女相会于鹊桥的时候，女孩儿家乞巧的风俗。有一双巧手，是一个女人一生中靠得住的幸福，而有一个手巧的主妇，也是一个家庭所有成员的幸事。
　　棉纺织业的兴起，是近代开海禁之后的产物。这对于妇女的家务劳动是一个很大的解放。随之流行的棉布女红新工艺，也影响着女人们的趣味，比如十字花纹的刺绣就是棉布的特产。而机械的广泛应用，也产生出新的女红方式。比如，缝纫机的普及，比起手工业快了不知多少倍，换上特殊的压脚，连多种花色的刺绣都可以完成，而电脑控制下的刺绣，几乎可以乱真，只是种类有限。尽管如此，不少的老百姓还是不认可，我下乡的地方是本省主要的产棉区，当地的老乡基本不穿机织的“洋布”，原因是花钱还不结实，而且穿在身上凉。他们穿的都是家织漂染之后的土布，也有简单的格子布，是把染了色的线和白棉线交叉着织成。因为棉花的纤维长，织出来的布确实比山区的粗布要细致得多。那里还出产一种紫花布，棉花的原色是鲜亮的土黄色不用染，一般是用来做男人的裤子。近年北京的市场也开始卖紫花棉的织物，称作彩棉，比白棉花纺织的衣物要柔软得多。
　　女红内容的再一次革命，是由于毛纺织业的兴起。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使毛线的价格大幅度下降，而且创造出自己的名牌，著名的羝羊牌毛线就是其中的一种。随之引进的，是打毛衣的新女红，区别于传统女红棉活、单活的分类，俗称毛活。城市里的妇女几乎多少都会一点，两根针别来别去打出各种衣物，有的还能花样翻新地创造出各种针法，织出不同的图案与花色。技术的革新，使毛线的品种型号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最细的开斯米与最粗的棒针线，都可以带动毛活样式的潮流。与之相关的则是工具的变化，最初的毛衣针是木质的，后来又有了各种金属的，一直到以尼龙绳连接两根很短的金属棒针，都与科技与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除此之外，还有钩针，一扎长的金属细棍儿的一端做成一个小钩，带动着毛线穿来穿去，勾出各种花样。和手工毛活几乎同时出现的，是机械化的毛衣生产，以这样的方式打成的毛衣简称机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出现了家庭用小型毛衣机。多数是用于城市里打毛衣的家庭作坊，专门承揽零散的毛活，冲击着城市妇女为人工手工打毛活赚钱的职业。只是花色品种相对比较单调，还不足以和手工打毛衣的能手抗衡。大约二十几年前，小型的毛衣机走近普通的家庭，不少主妇们开始用它为家人打毛衣，这大大地减轻了家务劳动。
　　毛活也同样体现着阶级的差异。首先是城乡的差异，六七十年代的北方农村，妇女们基本不会打毛活。就是在城市里，底层的市民阶级也消费不起毛线，所以他们的子女多数也不会打毛活。一件毛衣或两斤毛线，在当时是很有分量的彩礼。在我下乡的地方，大都市来的知青，私下嘲笑当地和小城市知青，连毛衣都不会打。作为家庭劳动的毛活，大多是城市里面中等偏下的家庭，主要是为了节省手工钱。机织的毛衣贵，但是有型，用上海人的话来说就是挺刮，是买办一类从业人员的首选。正式场合中，很少看见有人穿了手工毛衣出场。但是，特别灵巧的女人打出来的毛活，几乎可以乱真。一件普通的毛衣，手工费大约是五元人民币，一个手快的家庭妇女三两天打一件毛衣不成问题，如果在活计多的春秋旺季，一个月的劳动所得不会低于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只是这些年风气大变，着装的随便成为时尚，毛活的价值也以手工的为好。一些毛衣厂雇用大批的女工，按照外商订货的式样，用手工编织毛衣行销世界，通常是用大棒针织成松松垮垮的样子，用彩线拉织出动物或风景的简单图案。
　　虽然毛线的消费不普及，但打毛衣的技术却很快传到了穷乡僻壤，具有维新倾向的乡村妇女，把它应用到棉线的编织。工厂里的劳保棉线手套，成为重要的原料来源，攒够一定的数量就可以拆开打一件大的衣物。缝衣服的棉线也是原料，冀西的乡村里，有专门为人用棉线织袜子的手艺人，他们通常是在赶集的日子出现，用自行车带着一种小型的手工动力机器，当场为赶集的人织出不同型号的袜子，顺带也卖一些成品。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使打毛衣的技术大普及。城市的知青，追赶着针法的潮流，水草花和阿尔巴尼亚花都曾盛行，后者是从阿尔巴尼亚电影中演员的状装受到启发，琢磨出来的，又分大和小两种针法。乡下的女人则向知青学习，迅速掌握毛衣的花样。在无所事事的时代，在开不完的路线斗争的政治学习中，女人们经常凑在一起打毛活，被戏称为“线路斗争”。
　　由此可见，女红的种类和范围，反映着文化的变迁。至少与桑同时的麻，是从南到北做鞋的重要原料，也是纺织品的一种。《诗经》中有《丘中有麻》篇，和麦并举用于起兴，可见也是种植的农作物。另有《东门之?》，内有“不绩其麻，市也婆娑”，也可见当时麻制品的流行。随着手工制作的鞋逐渐被淘汰，它的生产也受到影响。只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对于手工制品的推崇，麻线纳成鞋底的布鞋又开始走俏。北京的商场中，有时可以看到内联升的手工布鞋，价格是塑料底布鞋的十倍。原本是出苦力的劳工阶级的用品，一反成为一种多少带有一点奢侈的文化人的标志。而取中的是一种用机器砸底的棉线布鞋，价格略高于塑胶底的布鞋，因为不结实，干体力活是穿不住的，只有老人们可以用于散步。扣子从手工编织纽扣到金属的摁扣，再到各种的化学制品，工艺越来越简单，价钱也相差越来越大。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木制的扣子走俏了二十多年，但也是用特定的机械车出来的。“文革”后期，在革命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崇尚简朴的风气中，手工包扣一度盛行，一直延续至今，但现在服装店里的包扣也都是用机械制作。
　　
　　三
　　
　　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做女红早就不是女人的专利，裁缝多数是男人，更不用说各类纺织厂中都用相当数量的男工与技术人员。而产业化的总体趋势导致了做女红的技术革命，同时也使一个人的专业越来越狭窄。不要说一般的职业妇女，就是制衣厂的女工，都不可能独自完成一件衣物的制作。在现代化的流水线上，原料分解成许多块，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要经过许多的人手。一个工序的工人，经常是做一道缝，连成品的样子都无法想象。传统女红的创造性审美活动，彻底地消解在机械的单调重复劳作中。只有服装店还有干全活的裁缝，他们量体裁衣，根据顾客的要求制作。但是也有专业的分工，比如做西装与做中式服装的专门店等，专业性越强价钱也越贵。同时也受制于时尚，要迎合顾客的趣味，也很难有什么创造性可言。
　　能干的家庭主妇们，为了节约利用各种材料制作简单的衣物，但是能做西装、丝棉袄和吊皮衣的怕是极少。此外，就是商品经济下发达的地区，物资与专业人才都很匮乏，女人被逼得不做女红就无法维持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能做全活的人才也涌现了出来。通常是基本的棉活与单活，诸如纺线织布、拆洗被褥、做四季衣裳。更多的时候是缝缝连连，保持全家人起码的体面。这就使她们的技术大大地受到限制，更多的是节约用料的常识，翻旧为新的经验，比如套裁的方法，以及各种废物利用的程序。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缝纫机还是奢侈品，农村妇女主要还是靠手工做针线。对于一个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来说，一根线头都是宝贵的。补袜子、补鞋，更是家常便饭。做女红成为女人的日课，即使是在闲聊的时候，也很少看见有人空着手。小女孩儿和老太太通常是举着纺锤拧线，大姑娘、小媳妇和中年妇女则一般是纳鞋底。冬天在炕上纺棉线、做棉袄，夏天在院子的荫凉地里铺上席子续棉被。
　　就是在城市里，女人一般的缝纫工作也是不可少的。民国初年创办的女校中，有专门的缝纫课，教女学生们刺绣等各种女红，力图把女学生们培养成有文化的新式淑女，并且配备了专门督导学生行为规范的成年女人当舍监。“五四”以后的女校风潮，多少都与这样的教育方式与制度相关。从许广平开始，许多的文化人都曾回忆过对当时女校保守风气的反抗。萧红对于学校的反感，以至于离家出走，首先基于以做女红为象征的教育思想，也包括学校与家庭沆瀣一气的管理方法。她在自己的小说中，抨击了新式教育的种种弊端，做女红也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那一代知识妇女还是受惠于学校的淑女教育，培养了她们的生活能力，形成她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鲁迅故居中，陈列着许广平绣的枕头套。萧红回忆鲁迅的动人散文里，有许广平打毛衣的细节。萧军和他的同时代人，都回忆过萧红做针线的神奇本领。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动荡年代，她从地摊上买来廉价的扣子等材料，自己缝制合体的旗袍，既美观又大方。我推想，她们反感的不是做女红的工作，而是拒绝仅仅当一个贤妻良母的文化角色。做女红其实是需要艺术想像力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用的目的。少小时，曾听一个同学讲起，她的母亲未嫁之前，和村子里的女伴儿们暗中较劲，偷着精制各种花样的衣物秘不示人，等到做好后突然拿出来，争奇斗巧互相比量。我确实看见过她母亲做的婴儿鞋，式样大方、色彩雅致、针脚匀称，简直就是艺术品。
　　至于日常生活中的缝缝补补，更是起码的能力。连张爱玲这样贵族出身的女人，都因为自己的不会做女红而惭愧。她在《我的天才梦》中，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生活能力的低下，其中不会补袜子是重要的一项，并因此说自己是一个废物。她经常为日常生活的细节所磨难，所以才断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生着虱子。”就是在国外，贵族妇女们也要会起码的针线活。安娜·卡列宁娜的嫂子，看见她华贵的内衣，立即对自己内衣上的补丁生出羞惭。而不修边幅的女人，则比衣冠寒酸的女人，要承受更多的文化压力。从城市到乡村，从农民、市民到知识分子，大多都是如此。如果是一个家庭主妇，她还要承担全家人着装风格的责任。有一句古话说，男人在外面走，带着女人的手。这就使做女红的工作，具有了格外深厚的文化意味。不仅是能力，也是文化规范，所谓“德言容工”是最基本的操守之一。
　　革命带来的文化震动，则是和商业社会的分工一样，从另一个方面动摇着这一古老的传统。“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之一，是对于针线包所代表的艰苦朴素革命传统的继承发扬。这使男人做缝缝补补的工作，变得理所当然。我推想，除了经济条件之外，一开始是由于革命队伍中女性很少，加上革命女性对于做女红的反感，逼得男人们必须自己动手。后来被设定为革命传统，影响着几代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在朋友中，确实有会踩缝纫机做针线的，大多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或者有过当兵的经历。实际上，民间也有喜好干针线活的男人。他们更多地出于对技艺的好奇与创造的快乐，纳鞋底、打毛衣，做被子，都可以比女人出色。而他们所承受的文化压力，也并不是十分地大。有的时候，民间社会更宽容一些。尽管免不了会被目为娘娘腔，但却是许多女人择偶的最佳对象。当然，也有为生活所迫的情况，类似电影《和你在一起》中的刘成，独自抚养捡来的孩子，把他培养成了艺术家。其中有他做针线乃至打毛衣的情节，编导者对于民间生活可谓熟稔。
　　改革开放 的商业化潮流，更是彻底地冲击着这一古老的传统。首先是就业的机会相对增多，专职的家庭妇女越来越少。时间节奏的紧张，繁忙的工作，都使职业妇女们没有做女红的心情。普罗阶级的女人，在工厂里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又要干各种家务劳动，没有余力做细致的女红。加上商业化的迅速发展，商品的种类增多可供选择，价格也可以为一般人所能接收，手工女红节约下来的那一点儿钱不再重要，多数人做女红的动机不复存在。连服装厂的女工，都不自己做衣服。知识女性要忙于工作和各种业务进修，原本没有多少做女红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家庭劳动的社会化使各种人工多且便宜，更乐得家务劳动的简单。再加上域外女权思想的影响，有意反抗淑女规范，着装更加随便，自然没有做女红的兴致。只有影视明星们，不得不在衣饰上讲究，那也多数是在正式的场合。著名的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出道之前，为了参加重要的比赛，倾其财力为自己设计制作了一条孔雀裙，使她高超的舞艺获得形式上的完美配合。至于职业暧昧的女性，着装的经济另有来源，也不必缁珠计较那几个小钱。高档的通常是穿各种名牌，低档的则是赶各种廉价的时髦，都不需要亲自动手做女红。
　　做女红的工作越来越职业化，女服装设计师在国际国内频频获奖，女服装店的老板通常都受过专门的培训。而做女红的审美需求，则可以通过其它的途径实现，比如各种艺术的创造，从表演到美术，各种各样的小制作，都可以充实在业余生活。而家庭关系的进一步松散，女人对家庭成员的着装责任也大大地减轻了。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首先在服饰上具有选择的权力与余地。就连孩子们也不会喜欢家长为他们购买的衣物。新新人类以奇装异服表达自己反文化的精神倾向，男孩子要裙子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至于颜色和式样的挑选更是应该由孩子们自己做主。这既解放了女人，也刺激了生产，使女人有了更广阔的自我发展空间。
　　
　　四
　　
　　我的少年时代生活在半城半乡地方，既有乡土社会的传统，又邻近城市时时受到流行风气的影响。记得每到春夏之交的时候，每个家庭都要挑选大太阳的日子，把箱子底翻出来晒一晒。各种质料的衣物在铁丝上晾成一排，五颜六色十分悦目。主要是各种丝绸的棉单服装，也有毛料的各种制服大衣。傍晚的时候收回来，等到热气散尽放凉之后，包上樟脑球，再收到箱子里。这些衣物几乎没有穿的时候，一年中只有这一天见一见天日。后来在张爱玲的书里知道，这是一种风俗，在南方叫做晒霉，是在黄梅雨季之后进行。除了驱除霉味儿防止虫蛀以外，还有一个功能是夸富。而城市里流行的新事务，则很快地被接受。比如，苏联花布的布拉吉，廉价人造棉，塑料凉鞋，尼绒纱巾，尼绒丝袜等等，都迅速地取代传统棉毛麻纱与皮革的制品。那是一个匮乏的年代，新产品的经济实用与简便，是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
　　我家居住的大院，邻居基本都是家庭妇女。她们都要做大量的针线活，承担着全体家庭成员的衣物与被褥的缝制。小脚的老太太们，完全靠手工。缝制各种衣物之外，还会各种的花样。有一个邻居家的大妈，给自己的女婿做了一个烟荷包，黑色的面上用各种花线拉出长长短短的直线，形成大小不等的花朵。解放脚的中年妇女，则跟上了时代的潮流，都会蹬缝纫机。有的手特别的巧，可以根据城市流行的式样，手工剪裁制作出精致的衣物。她们善于持家，利用各种下脚料，做出各种家庭用品。其中的一种是对布的图案，把各种花色的碎布片，铰成三角的形状，调整好对比的颜色拼成整块的布，在周围用统一颜色布料圈上边，通常是黑或蓝的深色厚布，在里面续上棉花做成椅垫。也可以用其它的花布，掩上荷叶边做成书包。因为没有正式的服装店，她们也承做一些零散的活计，从棉到单、从铺到盖，以及补衣服等等。记得有一家的老人突然去世，几乎院里所有的主妇都义务地帮助做寿衣。那是一个燠热的夏天，她们坐在房山的阴凉地里，在席子上剪裁黑白两色的布片，并很快地缝成夹袄夹裤。还做了一双尖脚的小鞋，因为来不及绣花，白底上用水彩画出荷花的图案，在对称中显出鲜活的姿态。她们使用的工具中，有一些也是自制的。比如，拉线的粉包，是绣着花的圆形小兜里装上白粉，一根线从中穿过。绗被子的时候，两个人拉着线的两端，对好被面需绗的位置，用手拉起线的中部再放下，嘣的一声，一条白线就出现在被面上。会打毛活的则是比较年轻的人，她们的着装更现代一些，基本不穿中式的衣服，夏天穿裙乃至布拉吉，追赶着城市的潮流。
　　我称年老的为大妈，称中年的娘或婶，称年轻的为阿姨。和她们的交往，使我从小就受到做女红的熏陶。尽管比起其她的孩子，我受到的训练是不正规的，更多的时候是偷艺。但是从旧到新，也可谓全面。盘纽襻是和一位老大妈学的，她是母亲同事的老伴儿。打毛衣则是跟一位年轻的阿姨学的，她是我家的近邻。一些母亲是家庭妇女的孩子，她们做女红的启蒙教育，是从摘线头开始。夏天的树荫下，她们抱着一堆拆开的旧衣服，顺着针脚的边缘，把上面的线头一根一根地摘下来。还有解乱线的工作，是把从旧棉被和棉袄上拆下来的旧线，从互相纠缠在一起的线团中，一点一点地解开，缕锊成一把准备以后再用。这不仅是为了节约废物利用，也是磨炼性情，目的是使女孩子们变得文静，训练成稳重的淑女。然后是搓麻绳，整把的麻擗出两小股，在腿上搓成绳，不时地要在手上啐上一些唾液。还要做的是糊嘎褙，用细的玉米面打好很稀的糊糊，找来大块的木板，至少是案板，把各种没用的破布展开，一层糨糊一层布地贴上去，放在阴凉处晾干以后揭下来做鞋用。多则五层，用作鞋底；少则三层，用作鞋面。前些年，城市里流行布贴画，大约就是起源于糊嘎褙的工艺原理。
　　我的母亲是一个职业妇女，而且生长于南方，她家乡的风气是请裁缝做衣服，女红除了缝补之外，主要是刺绣，所以她不擅长针线。但是，她一心要把我培养成革命淑女，向我灌输各种革命理论，还教我绘画绣花。记得她为我买了一尺宽幅的漂白布，对裁成一对枕头面。还为我买了一缕紫红的变色丝线，教我绣枕头。她用圆珠笔把图案画在白布上，一幅画的是一枝梅花，斜依在一角。另一幅是一支羽毛球拍子，把儿上有蝴蝶结系着花束。她把布绷在竹子的花绷子上，教给我用不同的针法绣不同的东西。第一幅比较简单，针法没有什么变化，第二幅则用了至少三种以上的针法。花瓣是平绣，花叶是用长短针插绣让出筋脉，羽毛球的拍子先用结珠的方法勾出轮廓，再用拉线织出网的效果。那是我一生做过的最艺术的女红，可惜做成枕头套以后，早就用烂了。母亲的审美观念和其她的人完全不一样，这使我觉得很奇怪。
　　少年时代最经常做的针线活是补袜子，把木头的袜楦子装进破了的袜子里，找出碎布对照着破洞的形状剪出来，先用线绷上，再一针一针地把布边缝起来，最后一道工序，是在上面纳上一圈儿一圈儿的针脚，使布与袜子紧紧地连在一起。那时候的袜 子都是粗线织的，加上补丁就更厚了。好在鞋也多是宽松的布鞋穿起来也方便。后来有了呢绒袜子，穿破了时候，就经常把一双最破的剪开，补其它袜子的破洞。再后来，有了呢绒丝的袜子，它的好处是特别的结实，几乎穿不破，只是容易缩小，越穿越小。织袜子也是当年做得最多的活，先是用缝衣服的棉线织，两股合在一起，用铁制的针打。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不能熟练掌握线的松紧，铁针把手指扎得很疼。后来换成竹子的针就好得多，那多半是用竹坯批子削出来的，用玻璃片刮光，再把针头在砖头上磨秃。有的时候，也从旧的袜筒上拆下来的线织。后来有了机器拧的粗棉线，那是为平原地区女人纳鞋底生产的，因为土路省鞋，用不着麻那样结实的线，大大降低了成本。买一两粗棉线，缠在线拐子上放松，擗出三股，用来织冬天穿的线袜。后来又出产了一种呢绒绳，可以擗成许多股，也是用来织袜子。一直到旧毛衣拆出来的线，也是织袜子的原料。织袜子的技术在袜跟和袜尖，都是和邻居家的大姐姐学的。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始打毛衣。
　　有了缝纫机以后，所有的女孩子又迅速地学会了蹬缝纫机。从砸鞋垫开始，把嘎褙剪成一定的形状，垫在最便宜的原白布上，压在机器上，针脚挨着针脚，密密麻麻布满所有的地方，然后剪下来。一开始是砸直线，学会了拐弯则转着圈地砸。各家的鞋垫几乎都出自孩子们之手，这种自制的鞋垫比买来的要结实得多。我对缝纫机的迷变一度近于狂热，经常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把能拆的零件一件一件地拆下来，再试着安上去。顺便打扫了里面的灰尘，慢慢悟到它的原理，在后来远离城市的山居生活中，一些小的故障便可以自己排除，居然还有人求我修理缝纫机，应该说是童年的好奇带来的意外收获。缝纫机大概是六十年代财富的象征，同时也引领着女红的潮流。记得曾经到一个当地的女同学家串门，看见她的外婆用手工缝出机器的针脚，当时惊叹不已。
　　我的小学同学不少来自农村，加上支农劳动很多，经常有机会去农村，可以看见当地女红的特色。婴儿穿的红兜肚上绣着黄花绿叶，女孩子的鞋上绣着各种颜色的花草，有的还是蝎子一类具有避邪作用的毒虫，还有的是四季的各种蔬菜的花朵。用色的丰富与随意，当时只是觉得新鲜，不懂得这是民间艺术的特点。三十岁以后，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这种艺术的想像力。特别是接触了西方现代派的美术作品之后，也格外地欣赏这种纯粹的民间艺术。
　　
　　五
　　
　　文化大革命对于女红的冲击是剧烈的，先是各种奇装异服被取缔，连发式都要统一。接着是革命的观念艺术盛行，随之而来的是以俭朴为美的时尚。各种旧的风俗都在批判之列，更不用说阶级成分的过分强调。夸富的晒衣不再盛行，代之而起的是装穷。穿打补丁的衣裤很时髦，近于十几年以前域外流行的乞丐装。即使是新的裤子，也要把裤脚挽上，类似牛仔服的故意作旧。女红的范围急剧缩小，只有红太阳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而且形式也发生了革命，简单为美的潮流影响着技术的简化。双色木刻的图案，塑料窗纱上的十字绣，最复杂的也就是用多种颜色的丝线在缝纫机上砸，还有用红纸刻，用多种谷物豆类的颜色拼凑粘贴，惟一的主题是红太阳。我着实疯过一段，但是很快就烦了。对于单调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兴致，而对于各种工艺则生出好奇。这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弱点，老是为了细节而忘记主题。我尝试过各种工艺的制作，首先明白了木刻的基本原理，刻纸的技术也大有长进，绣十字花的针法也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后来在东京，看见卖扎染的铺子里，有专门的工匠当场制作，顾客花一点钱就可以实习。这真是一个好办法，不仅生财有道，也普及了艺术的工艺技术。
　　中学的同学不少来自镇上，男男女女都精于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我们这些所谓文化家庭出来的孩子大不一样。他们在混乱的教室里，大谈家常菜的做法，各种话题涉及姓氏、民族、风俗和两性关系等等，拥有丰富的文化含量。女同学更是在革命的热潮中，坚信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比如厚道，比如本分，比如整洁等等。各种文化规范更是渗透在方言中，“张巴儿”是形容一个人好咋呼，“显奇儿”则是形容喜欢表现与众不同，两个词合起来连读，前者变成主语，主谓结构指涉好出风头的人。在女同学的私下谈话中，更是充满了生活的智慧。一个女孩子对我说，有钱吃了谁知道，要是穿在身上多体面。还有一个女同学嘲笑另一个女同学说，你看她表面穿得流光水滑的，里边的毛裤都突鲁得少了半条。她们穿的衣服都是手工家做的，整整齐齐非常合适，估计家里没有缝纫机。还有各种熟语，更是体现着民间的价值观念。比如，“买得起马配不起鞍”，是说用大钱慷慨用小钱吝啬。
　　有一段时间，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我基本上穿的是母亲的箱子底。棉袍剪掉下摆，略为缝一缝就是棉袄。春夏秋三季的衣服，则连改都不用改。记得有一件绿色大花图案的府绸棉布长袖衬衣，一件白底小绿花图案的套头衫，一件湖绿色暗花仿绸短袖，还有一件白丝的短袖，上面有深浅不同的菱角图案。一个当地的同学说，你们家真有钱，有这么多的好衣裳。这些衣服布料都不结实，在经常性的学工学农劳动中，很快就都破了。母亲的箱子底也空了，只好把一些早就淘汰了的衣服翻出来穿，还得有一件打着补丁的黑色列宁装，穿到学校以后，一个老师开玩笑说，这是哪个时代的衣服呀？！家境稍微好了一些之后，母亲立即张罗给我们做新衣。因为找不到裁缝，都是请人帮助裁，然后自己用缝纫机砸出来。母亲的同事学生，经常到家里来用缝纫机，这给我的偷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看着她们熟练的工作，默默地记下各种程序。政治风潮稍微平静了一点之后，母亲又开始她的淑女教育，而且变得严厉。有一次，她疾声说，如果不学着做，冬天就别穿棉袄。没有办法，我只好又开始做各种针线活，主要是缝缝补补，没有做成过一件衣服。但是关于服装制作的种种经验之谈，却是记住了不少，比如“裤长不过寸，衣长不过分”。裁剪中式便服的领口，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技术，口诀是“女枣核儿，男柿子”。是说，女人的领口要裁成枣核的形状，男人的领口要裁成柿子的形状。
　　后来，家搬到了山区，生活更加不方便。武斗刚过，当地的学校还没有恢复，无学可上。母亲去搞“斗批改”，我和弟弟妹妹们自己管理自己。洗衣做饭、拾柴搂草、赶集上店、买粮做煤，都要大家一件一件地去做。连弟弟们的头发都是我用推子理，发式自然是不成样子。邻居家经常有农村来的亲戚，半大不小的女孩子，针线活都做得特别好。有一个平原农家的女孩子，来伺候姨坐月子，她一有空闲就出来和我们玩儿，手里永远拿着活儿，一边说话一边做。她纳鞋底和当地山区的女人不一样，不用锥子也不用麻绳，只用顶针顶着粗针带着棉线穿过薄薄的鞋底，能够把线着纳出富于变化的花结。她纳鞋垫是把两只对在一起缝，用红红绿绿的棉线纳出各种几何图形，然后用薄刃的小刀从中割开，两只鞋垫图案对称，产生毛茸茸的效果。她告诉我说，这叫割绒，在俺们那可时兴了。在风气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学着做鞋。按从小看来的程序，从糊嘎褙开始到绱鞋，一道一道工序地做起来。只做了一双圆口的时候，以前的邻居大妈看我难，主动帮助我把弟弟的棉袄做起来。我在冰凉的井水中洗被单，手冻得通红发麻。那些小脚的家庭妇女老太太走过，感慨地称赞道，十几岁就可以顶门立户挑家过日子了！这让我感到自信。这是生活逼迫的结果，也母亲淑女教育的点滴成就，更是环境带给我的影响。
　　做女红的实惠贯穿了我的一生，帮助我渡过种种难关。在乡下的时候，许多女工的针线活都很出色，一块补丁也要缝得平平展展的。就连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做鞋的水平也很高。手工做出的布鞋，穿着确实比买来的鞋舒服得多。那里的棉花好且便宜，在风气的影响之下，我托人买了一些给自己做了两床被子。因为不会续棉花，就和当地的一个女工换工，她给我做棉被，我给她打了一件线衣。由此带给我更深的影响，是毕生对于技术与工匠的尊敬。后来在一本内部参考的苏联小说中，看到一句话，要么艺术要么技术，立即产强烈的共鸣。在“文革”后期，因为不愿意求人，我摸索着做过各种东西。在断断续续的偷艺与偶尔向女伴儿的请教中，我已经可以做大件的全活儿。从裁剪到索扣眼，从棉活到毛活基本都可以独自完成。只是需要做的东西太多，经济又不充裕，活计比较糙。耳闻北京的一些正经的程度。记得有一次，为远方的家人做衣服，因为要赶着让人带去，一个星期做了七件，白天还要上班。有一段时间，我做衣服的兴致近于狂热。父母的衣服、兄弟姐妹的衣服、自己的衣服和朋友们的衣服，全都做过。而且对于服装样式的简单变化也非常敏感，看一看就可以琢磨着做出来。至于打毛衣，更是驾轻就熟，走路也打，看书也打，简单的针法连看都不用看，一个冬天打七、八件毛活是经常的事情。而且那时候打毛衣主要是用旧线，拼拼凑凑加上一点新线，尽可能地艺术一点。父亲有一件银灰色的旧毛衣，我把它拆开为弟弟打了一件毛衣，在流行的大鸡心领上织出黑色的宽窄条纹。他穿着出去，不少人问，这么漂亮的毛衣是哪买的。就是考上大学最初的时期，还把毛活带到学校里打。放假回家的第一件事，也是把全家的被褥拆洗一遍做上，连弟弟的游泳裤都是借了别人的样子，比量着做成的。在时间和精力都有余裕的时候，我还绣枕头套。那时流行的图案和针法都是简单的，以单一的花色平绣，为了有立体感，先用粗白线绷上芯，最后用金、银线乱针缝，有一种简朴的雅致。而抽纱一类的精细技术，我在山沟里是无从学习的，补花的做法受到原料的限制也没有尝试过。还有一个遗憾，是我不会钩花。在一个思想没有空间的时代，技术便是智慧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而做女红兼有实用与艺术的双重性质，也使女人的精神得以舒展。
　　世道是混乱的，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暗暗打定主意，如果有一天没有了饭辙，就可以做女红养活自己。上了大学以后，由文论课懂得，艺术的希腊语词根就是技术的意思。突然明白对于技术的推崇其实是具有人类性的，而艺术与技术原本也是分不开的。做女红最直接地体现了这一点，这就难怪著名的女作家残雪，原来是一个熟练的裁缝。对于布料的全面规划与对于生活的整体把握，大概有着相通之处；而寓言式的整合能力更显示着剪裁技术的完美，细节的丰富也和工艺的细致密切相关。
　　
　　六
　　
　　考上大学以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可以摆脱做家务的负担，其中也包括缝缝补补。加上学业的繁忙，也没有时间做细致的女红。偶一为之，也都是比较像样的衣物。有的时候，还有男同学求我缝补衣服，特别是军队下来的同学，把军裤改瘦是他们摆托枯燥军营生活后最初的自我调整。因为没有缝纫机，经常是到同学家借用。去的次数多了别人不嫌烦，自己也不好意思。意识到时间比金钱更宝贵，城市里裁缝也好找，干脆到服装店做。也有技痒难熬的时候，多是因为对于新布料的喜好，而又买不到用它制作的服装。而且，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商场，还出售裁片，就是裁好了的服装半成品，曾经买来，借用别人的缝纫机做。
　　就是上到北大，女同学中做女红的风气也很盛。不用说一般的拆洗缝补，就是各种流行的款式，也都琢磨着剪裁缝制。因为是穷学生，多数是买棉布。有的还要改旧为新，比如把裤子改成短裙。你教我，我教你，各种式样迅速流传。当年，流行连衣裙，一个同屋住的同学，比量着自己的腿说，膝盖下面三拳，是正合适的长度。同学之间彼此换着穿衣服，也是经常的事情。机械转变的时候，把各自穿着不合适或者不喜欢了的衣服拿出来交换，戏之为“服装展销会”。在我结婚之前，同学极力撺掇我做好衣服，还陪着我到著名的服装店，挑选面料做了一身西装。对于流行面料与色彩的知识，我也多有受益，比如，对于女式呢的喜好，就是在那个时期养成的。有一件穿小了，又做了一件。有一个同学是正统的淑女，着装朴素，终年穿裤子。我们便发起一个改造她的运动，有人负责买裁片，我负责做，另有同学负责索边，半强迫地动员她穿裙子。所有的人都从中获得了喜悦，这是实用与艺术与情感的最佳结合。
　　生了孩子以后，我又陷入往日的家务劳动。做女红更是其中不可摆脱的内容，而且实用性强，艺术性则比较差。从婴儿的被褥到小衣服，都需要动手做。幸亏有家人们的帮助，还不至于顾此失彼。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八十年代中期，幼儿的衣物也是买不到的，王府井的少儿商店出售的都是三岁以上孩子的衣物，品种也很有限。特别是幼儿的棉制品，更是有钱也买不着。给孩子做衣服是当年一件大事，从棉到单都要靠一双手。经常是借了别人的样子琢磨着裁剪，利用各种旧料子翻改，既节约了时间也节约了有限的钱。打毛衣则是利用看电视的时间，或者是熟朋友来聊天的空档。即使在孩子长大以后，商品经济活跃的九十年代，我基本不做衣服，毛活也多数是由亲戚帮忙。只是买不到合适的，才自己动手。而且还有身体和精神都不适宜读书写作的时候，自我调整的最佳方式就是打毛衣。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各方面的状况都不好，毛线的价钱又很便宜，家人的毛衣不是小了就是破了，便买了不少毛线打起来。只是技术荒疏多年，效果远不如前，但还是可以体会到创作的快乐。我用各种颜色的零散毛线，为儿子织了一件大色块的毛背心，对比鲜明式样大方，不少人问是从那里买的。后来听说，打毛衣活动手指，可以防止心脏病，我深以为然。
　　时间与财力稍微充裕了一些，我便开始注意自己的着装。首选的面料是民族传统的工艺，各种印花布、扎染和蜡染，都是我喜欢的东西。不仅是古朴的图案，也包括厚实的布料，它让我感觉舒适可靠。一件仿蜡染的兰花斜裙，是用几元人民币从地摊上买来的，朋友看见都说好，穿了将近十年还舍不得丢掉。一件柞蚕绸的直筒扎染裙，是在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商店买来的，也穿了十年，至今还当礼服用。居委会原先裁缝铺的小老板是一位善于革新的年轻人，我经常设计好样式请他做。他原在东北干活，他说那里钱赚得少，但是活儿好做。这就是居住在北京的好处，人的观念比较开放，生活方式选择的余地也大，首先体现在着装风格的个人化。去年年底，手头略有余钱，又发现附近的一家裁缝店做中式棉袄。立即把结婚时母亲赠的一斤丝绵和一块绿花缎找出来，送去做了一件棉袄。同时又到白孔雀买来了一块蓝印花布，配着做了一件罩衣。春节的时候穿回家，全家人都觉得喜兴。
　　儿子在东北读书，冬天居然不肯穿羽绒衣。这使我很担心，决定为他打一件厚毛衣。找出他小时候的一身旧红毛衣裤，拆开洗过重新打，想赶在他开学以前穿走。朋友问起，何不去买一件。答曰，有跑商场的时间，自己也打出来了。找出多年不用的粗细毛衣针，回忆着各种针法，不分昼夜地赶起来。在他临行的那天下午，我只剩一个袖口没有打完，估计着时间没有问题，一定能让他穿着走。就在他即将出门的前一个钟头，一件悲惨的事情发生了，线不够了，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送走他之后，又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当年用同一种毛线打的一顶小帽子，拆出线来打完袖口，才松了一口气。
　　做女红的种种酸甜苦辣，也是人生况味的一种。它巩固着我和这个世界的世俗联系，时时提醒着我普通人的基本处境。它又启示着我超越世俗之上的精神信仰，种种的技术都是艺术感悟的契机。它使我在空虚的时候变得充实，不至于陷入妄诞的自我膨胀。它帮助我理解文化变革中的古老传承，从所有意识形态的话语陷阱中挣脱出来，以平实的态度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一度我曾想改换专业，去学服装设计，而且专门为普通人服务。现在，我渴望早一点老去，可以呆在家里，专注地做女红。

原载 《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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