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自由（四十八）】四十七、陶瓷菩薩[阮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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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之旅結束回到北京，已是9月下旬。那年（1974年）是建國二十五週年，9月30日晚，周恩來主持的國宴上，出現了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黨政軍領導幹部，他們中不少人是才從「牛棚」或「五七幹校」中趕來的。第二天（10月1日）他們的名字見報，引起了國際關注，人們感到中國的形勢正在發生變化。
        變化是從林彪事件之後開始的。起因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健康狀況幾乎同時迅速惡化。1972年2月12日，毛澤東肺心病發作突然休克，搶救了二十多分鐘才恢復知覺，以後再沒有恢復健康。2月21日毛會見尼克森時，離他病危只有九天，外交安排他會見十五分鐘。會見時醫療組守在門後做好應急準備，「把強心劑都已抽好在針管裡」。結果毛同尼克森談了六十五分鐘沒有出事。1972年5月，周恩來被發現並確診患膀胱癌，當時沒有人能替代他的工作。

        毛澤東和周恩來均感到黨和國家面臨「領導危機」。此時，在江西的鄧小平聽了關於林彪事件的傳達後，寫信給毛澤東檢討自己在文革中的錯誤，表示「永不翻案」，希望出來工作。毛澤東批准鄧小平復出，開始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協助周恩來工作。1973年12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又提議鄧小平參加軍委。毛說：

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總參謀長。你呢（指鄧小平），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棉裡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

        1975年1月8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鄧小平被任命為排名第一的副總理，周恩來宣佈今後國務院工作由鄧小平主持。

        1975年7月14日，毛澤東批評文藝工作。他說：「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對於作家，如果不是暗藏的有嚴重反革命行為的革命份子，就要幫助。魯迅那時被攻擊，有創造社、太陽社、新月社、國民黨。魯迅在的話，不會贊成把周揚這些人關起來。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是神經衰弱症。」

        就在這一天，周揚走出了秦城監獄。

        文革前我對周揚了解不多，我們的交往是在他出獄之後。一天中午，周揚夫婦來看露菲，我正好在露菲家，就聊起來了。那天他們從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住處和幾位朋友一同到了王府井，各自分頭活動；他們原打算搭公車到沙灘，周揚發現忘了帶錢，只得步行過來。露菲笑他過去當大官，出門有秘書、司機照料，現在嚐到當老百姓的滋味了。那時他們還沒有吃飯，若瑛就請他們到樓下我們家吃了一餐便飯。告別時，周揚邀若瑛和我有空時去他那裡坐坐。

        我們第一回登門拜訪時，為那篇文章〈周揚顛倒歷史的一支暗箭〉向周揚認錯道歉。周揚毫不介意，還說在當時那種形勢下，對於批判他文藝路線的文章，並無多大牴觸，他自己也在反省。他不能接受的，是後來專案組誣陷他是叛徒，還不容他申辯，一申辯就打他，他的一個耳朵被打聾，現在還聽不見。周揚說，專案組整他的，有軍人，也有中宣部的人，打他耳光的還是中宣部的女同志，他不想提她的名字。這件事我知道，是同專案組的人告訴我的，周揚不提她，我也就不提了。

        周揚談得最多的，是他自己的反省，從1930年代到文革前他領導文化藝術運動的歷史。對「30年代」同魯迅的爭論，周揚說「那時年少氣盛，對魯迅的偉大認識不足」。對歷次運動中「左」的錯誤，周揚深切自責，對受難者真誠檢討致歉。其實有些事情，他是不由自主的。像胡風事件，胡風給舒蕪的那些私人書信怎麼弄出來，讓毛澤東把文藝爭論上升為一場肅清暗藏反革命份子的全國運動？周揚並不清楚，而且十分震驚。馮雪峰被打成右派，也不是因為「30年代」與周揚的分歧，而是胡喬木把馮雪峰寫的一些詩文送給毛澤東看。毛看後批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陸定一等人，批語曰；「馮雪峰的詩及寓言數首，可一閱。如無時間，看第一篇〈火獄〉即可。」〈火獄〉是馮雪峰寫蘇軍攻克柏林的一篇散文，寫了戰爭中的柏林大火，有「在火光裡，全世界照見自己，照見自己的勝利」的話。毛認為這是突出了戰爭給人類帶來災難，馮雪峰因此被劃為右派。毛澤東就是這樣製造文字獄的。

        周揚並不像有些被毛澤東整過的人那樣憤憤不平，他總是思考著在毛澤東那個時代產生錯誤和災難的原因。周揚說他今後想做三件事：一是整理他的著作出版文集，包括錯誤的東西，記取歷史的教訓；二是總結30年代以來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經驗；三是他長期同毛澤東、周恩來接觸，特別在文學藝術方面有許多交談，是別人不知道的，想以回憶錄的方式寫下來。

        我聽了覺得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思想文化工程。周揚打算先從整理文集入手。我建議他要並行作業。文集可以先假手他人收集整理，最重要的是回憶親身經歷的大事（包括毛、周談話）和他的思考，這是別人無法替代的。

        經過多次來往交談，我深感周揚是經歷文革災難把自己提升到一種新的精神境界的典範。文革之初周揚說過他身上有兩種癌症，肺癌和30年代之癌。他在文革烈火中戰勝了這兩種癌症，獲得了身體和靈魂的新生。周揚的新生，Renaissance，讓我想起陶鑄講「泥菩薩燒成陶瓷菩薩過河」的往事。這是當年陶鑄修改《十六條》時對文革的一種夢想。他曾經為自己的夢付出代價，包括對周揚夫婦一點力所能及的保護（「包庇」）。但陶鑄自己終於在文革中被燒焦、燒死，未能「過河」。陶鑄和周揚是同齡人，氣質也有相近之處。假如陶鑄與周揚一同「過河」，我想他們的合作，可能會給中國帶來一些不同，甚至避免周揚後來遭遇的災難。

        陶鑄主持過七個月的中宣部文化大革命，也主持過更短時間的陸定一專案組（1966年11月底被陳伯達、關鋒接管）。陶鑄並未反對「文革」，也未追隨劉少奇、鄧小平在文革之初壓制反特權造反派，但有他自己理解的不同於釣魚台和毛家灣的「文革」，他支持反特權造反派「造反」、「砲轟」、「燒一燒」共產黨的各級領導人；他支持弄清楚審查對象的歷史，但目的不是燒焦他們、消滅他們，而是讓他們「燒成陶瓷菩薩過河」。對劉少奇、鄧小平，對陸定一、周揚，陶鑄都採取這樣的態度。但文革不容許陶鑄實現他的夢。「為了打鬼，借助鍾馗」，釣魚台、毛家灣打鬼的目的，都是覬覦中南海的最高權力，要把阻礙他們奪權的力量統統消滅。

        然而確有少數人，熬過了文革的烈火，煉成了「陶瓷菩薩」。周揚是一個，還有一些，胡耀邦、習仲勳、李昌、項南、任仲夷、朱厚澤等等，於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中國的大變動中再度現身，在那個「新時期」的早晨放出短暫的曙光。

        但更多熬過文革烈火的人，並沒有周揚那種「轉變」，有的甚至變本加厲貪婪權力，以彌補文革中的「損失」，像王震、楊尚昆、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們，他們統統追隨鄧小平、陳雲合開的「鋼鐵公司」，揮舞「關帝廟裡周倉手上那把大刀」（王震自白），把所有陶瓷菩薩打得粉碎。

        這兩類人的區別在哪裡？就在「菩薩」與「大刀」的本性不同。

        周揚、陶鑄、胡耀邦們是理想主義的「菩薩」。他們相信馬克思，是相信「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條件」的那個未來社會，「自由人的聯合體」。他們由於對毛澤東的崇拜和服從，曾經迷失獨立自我和自由思想的本性，成為「黨的馴服工具」。文革烈火把他們燒醒，恢復了人的獨立和自由本性。這是從人的異化到人的解放。

        王震、楊尚昆、薄一波們是專制暴政的「大刀」。他們信奉「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暴力恐怖，他們追隨毛澤東「打天下」，是為了攫取和擴張自身的權力和財富。王震曾赤裸裸地對鄧力群說：「我這個人就是要掌權，沒有權你什麼事情也辦不了！」楊尚昆當胡耀邦把他「解放」出來時，我親眼看見他偕同妻子李伯釗到富強胡同六號胡耀邦家中拜訪，卑躬屈節表示感激，還婉言敦勸胡耀邦搬進中南海去住。曾幾何時？當鄧小平、陳雲逼胡耀邦讓位時，楊尚昆成為主要打手之一。他的批胡調子最高，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誣陷胡耀邦向鄧小平「搶班奪權」，同林彪向毛澤東「搶班奪權」一樣！這些在文革中受過迫害的「泥菩薩」，在「新時期」又都一個個舉起「大刀」，扮演迫害他人的「暴君的奴才」。

        鄧小平在文革後期復出，與毛澤東有過兩年的蜜月期，高峰在1975年1月。1月5日，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發出1975年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月8日至10月，中共舉行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中共舉行四屆全國人大，鄧小平當選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宣佈：「今後國務院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毛澤東的這些決定表明他已選擇鄧小平為自己的接班人，準備把黨政軍全部權力交給鄧。這期間鄧小平與釣魚台發生衝突，毛澤東都表示支持鄧小平，批評江青等人。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最後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釣魚台發動反經驗主義（針對周恩來、鄧小平）的錯誤。毛說：「我看批判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毛指著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毛澤東還囑咐陳永貴「不要住在釣魚台，那裡沒有魚釣，你和吳桂賢都搬出來」。

        然而到了那年10月，事情起了變化。毛澤東的姪子毛遠新隨中央代表團去新疆參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二十週年活動回來，留在北京當了病中的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從而使江青等人能夠利用毛遠新接近毛澤東的特殊身分，設法改變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看法。

        毛遠新看準了當時重病纏身的毛澤東最擔心的，就是身後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毛多次說：「我這輩子值得一提的就是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小島上去了，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讓鄧小平復出的重要條件，是鄧小平對自己文革中的錯誤「永不翻案」。因此要改變毛對鄧的看法，必須讓毛感到「永不翻案，靠不住吧」？毛遠新成功地使毛的注意力集中到文革這個主題。

（作者為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