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自由（四十五）】四十四、軍事管制[阮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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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justify]        1968年3月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是林彪為擴張權力、無中生有一手製造出來的。3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佈《命令》，全文如下：
[align=justify]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決定：（一）楊成武犯有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職務，並撤銷其中共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秘書長、總參黨委第一書記職務。（二）余立金犯有嚴重錯誤，又是叛徒，決定撤銷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職務。（三）傅崇碧犯有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北京衛戍區司令職務。此命令發到團，傳達到全體指戰員。[align=justify]
        究竟是什麼「嚴重錯誤」？命令中毫無交代。3月24日深夜，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軍隊幹部大會，林彪講了一篇話。他說：

[align=justify]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董永勝以及與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楊成武的錯誤，主要是山頭主義、兩面派和曲解馬克思主義。傅崇碧前一個時期，帶了幾輛汽車，全副武裝衝進中央文革的地點去抓人。[align=justify]
        這就是林彪說出的楊、余、傅全部罪狀，都是憑空捏造、毫無證據的謊言。毛澤東對此裝作懵懂無知，他對林彪說：「楊成武反對你，他沒有反對我，他只反對我在三峽游泳。」這是毛和林彪之間的一筆交易。林彪看到，周恩來失去陶鑄，中央文革倒了王、關、戚三員大將，中南海和釣魚台的權力均已削弱，毛澤東不得不靠軍隊穩定大局，他不在此時把軍權弄到自己的幫派手中，更待何時？         果然，林彪製造「楊、余、傅事件」之後，在軍中迅速完成了忠於林彪個人的「大小艦隊」部署。自己手下成立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的軍委辦事組，稱「大艦隊」；他的兒子林立果另外集結了王飛、周宇馳、江騰蛟、王維國、陳勵耘等一幫林家軍，稱「小艦隊」。毛家灣的權勢，一時有壓倒中南海和釣魚台之勢。         軍隊全面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之後，重心已從鬥爭走資派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轉向「清理階級隊伍」。5月15日，中央批轉〈北京新華印刷廠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要求「全國各地有步驟地有領導地把清理階級隊伍這項工作做好」。毛澤東把各地發生大規模武鬥歸罪於敵對階級的「幕後指揮」。他說：

[align=justify]有些事情，我們事先沒有料到，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鬥。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銳的鬥爭。解放後留下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這些就是武鬥的幕後指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廣大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align=justify]
        北京新華印刷廠軍事管制委員會的經驗強調：「特別是對那些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份子，一旦發現，就狠狠打擊，毫不留情。」

        兩個月後，7月21日，廣州軍區向中央的報告中稱：「全省光是黨、政、警、憲、特五個方面的反革命份子和匪首、漢奸、反動會道門中小道首，即達四十二萬人，佔全省總人口百分之一，這些人是翻案、復辟的急先鋒，他們中很多人已打進我們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事業單位和各種文化界。」

        毛澤東對廣州軍區報告批示：「各地大都如此，不獨廣東一處。」
        派到中央宣傳部的軍事管制小組，是蘭州軍區的。

        那時中宣部新舊「閻王殿」（陸定一時期稱「舊閻王殿」，陶鑄時期稱「新閻王殿」）的「閻王」（即正副部長）們，不是已投入監獄，就是被北京衛戍區「監護」起來。軍事管制小組管制的對象，只是已被陳伯達趕出中宣部沙灘大院，在北京市委黨校辦學習班的一般工作人員，於是我這個「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陳伯達的「現行反革命」，就成了軍事管制的首要目標。

        軍管小組找我談話的那位軍官叫程貴喜，山西口音，態度還算和氣。他說他們是奉命而來，來前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姚文元接見過一次，說中宣部已經撤銷，留下的這批人，就交給蘭州軍區了；先在這裡「清理階級隊伍」，將來要帶批人到西北去，在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就地消化」（意思是不讓回北京了）。他還說，他們剛來，不了解中宣部的情況，想先聽聽我的意見。

        我看他還願意傾聽，就坦率地談了我的看法。我說：揭發我的「罪狀」是兩條，一條「執行陶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再一條「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

        第一條是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在陶鑄主持下，按照《十六條》規定選舉中宣部文化革命委員會，我當選文革委員會主任。1967年1月陶鑄被江青、陳伯達「打倒」，我被批鬥的「罪狀」是「執行劉、鄧、陶路線，對中宣部閻王殿假批判、真包庇」。

        事實不是這樣。中宣部的文革運動，是按照《十六條》進行的。陶鑄強調擺事實、講道理；批評熊復在新華社戴高帽子、戴黑牌子，是侮辱人格。這都是《十六條》的精神。陶鑄常說「大批判」是要「觸及靈魂」不是「觸及皮肉」，怎麼能說是「假批判，真包庇」？

        我也不同意把陶鑄和劉、鄧反動路線並提，因為陶鑄正是解決劉、鄧路線時調來中央的。我說，陶鑄來中宣部之前，劉、鄧主持中央工作時給中宣部派來中央黨校的李劍日、熊飛工作隊，他們才是執行劉、鄧路線，把給工作隊提意見的中宣部工人打成「反革命」；是我向陶鑄反應了情況，陶鑄親自接見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給予平反，撤走了工作隊。你們可以向工人調查了解。

        第二條罪狀，是我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反應王力、關鋒到處煽風點火，支持吳傳啟、李廣文等機會主義造反派製造混亂，挑動群眾鬥群眾。陳伯達看到信就來中宣部講話，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指責我是「沒有知識的知識份子」，要「跌進萬丈深淵」。我不服，當面頂了他，指出「我有權利和責任向中央反應王力、關鋒的問題」。

        現在事實證明，王力、關峰在陳伯達保護下，破壞活動變本加厲，發展到挑動群眾「武鬥」、「抓軍內一小撮」、「毀我長城」，幾個月後就被抓了起來，自己跌到了萬丈深淵。難道他們能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

        程貴喜聽我說完，沒有反駁。他說，從工人中也聽了些意見，同我說的差不多；他們軍管小組希望中宣部兩派「大聯合」，「共同對敵」。

        聽他口氣，軍管小組似乎還沒有把我當作「敵人」。我說，中宣部本來沒有分裂，是吳傳啟1966年10月底來我家，要我同他一起反對陶鑄，說陶鑄整了他「黑材料」（指毛澤東批給陶鑄、張際春要他們「審查吳傳啟政治歷史問題」的材料）。被我拒絕後，吳傳啟去找了中宣部的幾個人成立了一個造反組織，參加他的「批陶聯絡站」。他們的後台是王力、關鋒，還有《紅旗》雜誌社的林杰、周英（關鋒之妻）。現在後台已垮，只要沒有外力介入，中宣部「大聯合」應該沒有問題。

        那段時間，中南海、釣魚台、毛家灣都忙於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前的權力爭奪，沒有人關注這個被二度撤銷的新、舊「閻王殿」。所以我們雖處於「軍事管制」之下，在北京還是過了最後幾個月的平靜日子。

        「九大」之前，釣魚台內部是陳伯達和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之間的明鬥；在釣魚台和毛家灣之間，是江青與林彪的暗戰。

        一開始，毛澤東把林彪在「九大」的政治報告起草工作交給了陳伯達。毛澤東說：「伯達牽頭，春橋、文元參加，林彪同志掛帥。」毛澤東宣佈後，林彪找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到毛家灣談了一下，表示委託他們三人代勞，報告內容由陳伯達考慮，他不多過問。陳伯達立即草擬了一個提綱，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他又去同林彪商量後，寫成總題目下的十個小題目，呈報毛澤東。毛澤東很快圈閱退回。這時陳伯達已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鬧翻，知道張、姚參加進來一定搗亂，讓他寫不成。所以他告訴張、姚，先各寫各的，最後再湊起來討論。

        我雖在文革中受陳伯達打擊迫害，但在這裡要給他寫幾句公道話。這個人在內心裡，還是關注國家命運的。他打倒這個，打倒那個，很多情況下是被江青拿他當槍使。就如打倒陶鑄那一次，他是吃了安眠藥，被江青從被窩裡拉出來上陣的，後來挨毛澤東批評幾乎要自殺。在文革之前，他花了兩年時間（1963～1965）在全國調查，寫出一份《工業問題》長篇報告。其中最重要的倡議，是提出「電子中心論」，即「以電子技術為中心，開展中國新的工業革命」。那時候，錢學森、吳有訓、葉渚沛等科學家都贊成他的意見。

        毛澤東看了他的報告很高興，特地請陳伯達到家中一起吃飯。這是毛進北京之後唯一的一次單獨請陳伯達吃飯。毛對陳說：「搞了這麼多年，總算找到了一條發展工業的路子。」幾天後，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參加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因為討論陳伯達的報告，陳也列席。討論時，鄧小平發言反對。鄧說：「這個文件沒有提以鋼為綱的方針，搞電子等新技術，大家沒有經驗，中國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技術恐怕不合適；還是一切照舊，穩當一點好。」毛聽後沒有說話，劉少奇、周恩來均未發言。陳伯達也無話可說，會議就這樣散了。那是1965年8月。事後陳伯達說：「這個報告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否則毛主席有可能把注意力轉移到經濟建設和技術革命上來；他這個人總要找件事做，他的性格就是耐不住寂寞，這件事沒有做成，他就找另一件事做。」

        所以陳伯達聽到毛要他起草九大報告，又高興起來；想趁此機會再把毛的注意力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林彪似乎也認同陳的思路。但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們絕不能坐視陳伯達成功。江青藉口陳伯達不找張、姚一同起草報告，自己又未能按時交稿，促使毛澤東指定康生和張、姚另行起草，主題講階級鬥爭和為什麼搞文化大革命？

        兩份報告出來，雙方互相攻擊。張、姚攻擊陳伯達的報告是「唯生產力論」。陳伯達反唇相譏，稱張、姚報告是伯恩斯坦式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 毛澤東否定了陳伯達的報告稿，林彪很不高興，對張、姚的報告稿不屑一看。林彪說「寫什麼就是什麼，我林彪不看也不改」，到會上才照稿唸了一遍。（待續）

（作者為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