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海龙县黎学智文革初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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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当时处在革命洪流中的海龙县和山城镇，荒唐事彼彼皆是。身为共产党员的山城镇镇长赵德祥，被结论为创建国民党山城镇地下支部，其妻中心小学教师宋某是他解放后发展的第一名国民党党员。还有一名被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的王姓国民党员被批斗后投河自杀，竟然有一名自称是贫下中农的革命群众晚间闯入他家中，借口王某生前与他妻子通奸而把王某妻子强奸，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当时那些自称革命造反的左派师生们的反常行为，竟被自诩为他们特有的标志和象征。左派们行走时一律先用左脚，走路时一律左侧通行，红袖标一律戴在左臂，呼喊革命口号时一律使用左手，敬礼时一律使用左手，用右手写大字报一律用左手签名。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左，什么叫右。我曾经问过自称为革命造反左派的政治课教师张志，什么叫政治，什么叫阶级，他无言以对。我也曾经问过那个自称“黑七类”的革命筹备委员会委员语文教师刘明琦，什么叫黑七类，什么叫红七类，他竟然嘿嘿一笑说：“黎老师，咱俩谁和谁……”
汉字中的“人”字只有一撇一捺，记起来多么容易，写起来多么简单，但是要读懂“人”理解“人”，那可能不是一代两代的事情。医学研究人的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心理学研究人的感觉、知觉、思维、情绪；伦理学研究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美学研究自然界、社会和艺术领域中的一般规律与原则，但却没有一门研究人的“人学”。我们应当研究，人在什么情况下，他会盗窃，他会抢劫，他会杀人，他会整人，他会出卖良心？我们应当研究，人在什么情况下，他会自卑，他会认为没有出路，他会自杀？现在有研究罪犯的犯罪心理学，却没有研究无罪“罪犯”的无罪心理学。有罪的人，他们通过做假证，谎称不在现场，甚至嫁祸予人，改名换姓，整容潜逃，总之，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活下去。而无罪被诬陷为有罪的人，却怎么也活不下去只有自杀身亡死路一条，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清白或无罪。。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红色恐怖万岁”的血雨腥风中，我却毫发未损，安然无恙。究其原因，也许我不是牛鬼蛇神，也许我不是红色恐怖的对象，也许我正处在台风眼中，也许马、颜之流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胆量。
工作组被撵走之后，工作组建立起来的海龙一中革命筹备委员会也随之解体，学校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但学校的大权基本上还是筹委会那几个人掌握。他们成立了海龙一中革命教师红色造反兵团，吸收了全校除地富反坏右分子之外的所有教师。只有一个人不吸收：黎学智。
可想而知，一旦这伙子人重新掌权，特别是他们掌管生杀大权之后，我黎学智今后的命运走向。
我刚到校不到十个月，我同书记校长和马福生等人均没有任何关系，我当时只是觉得应该对得起刘专员的重托，执行党的政策。我真没有想到我竟被人忌恨到必欲置于死地的程度。
1966年11月以来，随着教师红色造反兵团的建立，学生中的各种战斗队竟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冒了出来。战斗队的名称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燎乱，目不暇接：红旗，红樱枪，红孩子，红五类，红后代，缚苍龙，从头越，丛中笑，长征，孙大圣，金箍棒，卫东，忠东，前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久，有些战斗队合并，成立了各自的兵团级组织。山城镇兵团级的头头均为男性学生。兵团头头们，头戴没有红五星标志的军帽，身着没有红领章标志的军装，左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上衣左边口袋上插着一只自来水钢笔和一只铅笔，左肩斜挎着的是军用黄色书包，右肩斜挎着的是没有八一标志的军用绿色水壶，腰间扎一条红褐色的皮带，外身披的是没有系扣的草绿色军用大衣，后面跟着的是二至四名身着没有任何标识的草绿色军装的女性学生。
后来这些战斗队均杀向社会，又根据各自保谁革谁的观点不同，最终形成了两大互相对立的派别。一派声称打倒山城镇镇长王升，称为山城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山红革；另一派声称保卫山城镇镇长王升，称为山城镇红色革命总司令部，简称山红总。
虽然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贴了数百张数千张大字报，被诬陷为强奸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但是我在打、砸、抢、抄、烧、抓的“红色恐怖”时期，由于我兄长的老战友通化专署专员、海龙县社会主义教育总团团长刘一清同志的保护，却没有受到任何触及和伤害。我的1966年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黎学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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