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茉莉 五七干校野史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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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8月31日，申江小吴发表了一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写他到了从前曾是上海电影系统五七干校的奉贤县海滩，想起那终日割芦苇“接受再教育”的九个月时光，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正是这篇文章勾起了草茉莉对五七干校生活的回忆。

当时，全国党政机关、文化系统的干部和所有高校的教师，都必须经历所谓“五七干校”的“改造”，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念。丰采园的很多人也不例外，即使没有亲历，也有亲见。

然而，现在三、四十岁的年青人，包括我的孩子们，甚至更年长一些的人，根本没听说过“五七干校”这个名词，关于五七干校的文艺作品更是少之又少。怎样才能把事情讲清楚呢？这倒是个问题。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要求全国各行业都办成一个“大学 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还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 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就是所谓的“五·七指示”。这种全民皆农或全民皆工全民皆斗的指示，现 在听起来特奇怪，但当时敲锣打鼓地着实庆祝了一番，真是“搅得周天寒彻”了。

到60年代末，“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已经把各单位的人像篦头发似的来回篦了几遍，“群众斗群众”的运动原先很热闹，后来也就有气无力了。真正的“阶级敌 人”并没揪出多少，揪出来的，也没什么证据。拿这些人怎么办呢？“五七干校”便应运而生了，“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学校，自然首当其冲，每个学校都有五七 干校，或独立开办，或与自己的主管部门一起办，总之，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戴“帽子”和没戴帽子的反动学术权威、各行各业的科研教学人员，无论职位高低，年 龄大小，体力强弱，一律去穷乡僻壤当“干校学员”，还冠冕堂皇地授予“五七战士”的头衔，而这些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倒霉蛋听到“战士”二字，似乎觉得自 己快成了“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人，离人民也就近了几分，暗自巴望不再挨批斗，但事实上这不过是白日梦，套用一句话：“地照种，整照 挨”。

五七干校都由军宣队或工宣队管理，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每次开会前都要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 寿无疆”，就像基督徒在吃饭前划十字说“感谢上帝赐我一餐”一样。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外，还要如“指示”要求的那样“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北京高校最重要的任务是抓“五一六分子”，搞得人人自危，直到五七干校解散，也没抓出几个真正的“五一六分子”来。什么是“五一六分子”呢？说来话又长 了，简单的说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组织五一六兵团”成员。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以后，又搞过“批林批孔”，直到现在草茉莉都还没整明白，林彪 和孔夫子有什么勾结。还有涉及儒家法家的“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水浒》”反“招安”，也不知究竟是何用意，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大事，应该由历史学家们去写，按照党中央的正确结论去写“正史”，留给后代，让后人以史为鉴。这种史书虽然现在没有，将来总会有的。

在那场运动中，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搞得狼狈不堪，家家风雨飘摇。虽说当了“战士”，仍旧不过是“推一推拉一拉”的对象，随时可能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 堆，绝对成不了“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无产阶级分子，草茉莉自然不例外。时至今日，她头脑里也没装多少“主义”和“思想”，根本不可能对五七干校做出历 史性的评价。一贯“政治不挂帅”的她只记得很多与“正史”没有多大关系的小故事，三十五、六年过去了，仍然难以忘怀，所以，凡涉及“大方向”的一律不写， 就写些鸡毛蒜皮，故冠以“野史”之名。

虽是野史，决非戏说。虽很滑稽，却是真实。

一、车辚辚，马萧萧

70 年的冬天特别冷，前一年因为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全校教职员工到远郊区的延庆去躲苏修的原子弹，结果原子弹并没有等来，而楼里的暖气管线却冻坏了，一入冬，不是这儿跑水，就是那儿滴嗒，搞得大家苦不堪言。

人们的心境也一样，没有一丝儿的热气，因为教师们面临着举家迁往五七干校的命运，而且我们学校属于“斗、批、散”单位，也就是斗倒了，批臭了，就解散。到哪里去？怎么散？—人心惶惶。

最初有消息说五七干校将设在湖北沙阳，后又说那里有血吸虫病不能去了，其实根本原因是湖北省建了太多的五七干校，吸纳了太多的走资派和臭老九，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已经不堪重负。

后来又说要去黑龙江鸡西县双鸭山农场，这对于大家说来是个很不好的消息，因为鸡西地处东北边陲，天气异常寒冷，尤其是南方人，都不知道用什么去抵御零下三 十多度的严寒，甚至不知道在那种环境里如何生存。实际上，对于学校和当地政府而言这也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难题，因为农场一下子要解决几百人上千人的冬季住房 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去双鸭山，是不是还有“反修”等政治上的其他考虑，那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在我们学校“支左”的是第二炮兵某部卢政委，他向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和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将军救援，最后李德生同意接受，并将大 学安置到安徽省宿县地区濉溪县五铺农场，这是一个国营农场，干校与地方发生矛盾的可能性比较小。在我们一大批老教师的履历里，有一段生活与安徽联系在一 起，其原因正在于此。应该说，这是一个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地方，虽然群众是否接受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伟大领袖在“五·七”指示中说，“除老弱病残外”，而我们的老弱病残却不在除外之列，所有人一窝端，集体去五铺农场改造，包括后来的全国人大副委员会长的雷洁琼先生，当时她已经67岁了，也必须和她的老伴严景耀先生与我们一同下乡。

中青年教师的最大困难是子女。如果夫妻有一方不在本校的，那就是幸运了，因为孩子还可以跟着爹或妈，家里的破烂还能留下来过日子。苦的是两种人，一种是本 校双职工，因为同时都要走，必须给小孩找个落脚之处，实在没有办法的，就只能带上孩子一起在农场安家。更苦的则是夫妻在不同高校和中央国家机关的，他们不 仅都要下乡，而且还必须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团聚。那一年的寒假，教师们如同热锅蚂蚁，东奔西跑，有将孩子送回千里之外的家乡给老人带的，我们也把孩子 送到了上海，也有找保姆看孩子的，还有求邻居照看的……。

那时的人是真穷，大学教师56元工资，二十年不变，要养老要养小，所以住的是公家宿舍，用的是公家的家具，突然要千里搬家，连个装衣物的箱子都没有。幸好 原来的校长已经“解放”了，他为自己亲手创办的学校落得这样的下场非常伤心，对教师的处境也非常担心，所以做出决定，用学校现存的木材，由学校的木工免费 给每个人制作一个木箱。这样，我们每个人才有了一个体积给80X60X60厘米的白板木头箱子，这几乎是我们年青教师集家具、包装箱、保险柜于一身的唯一 财产了。

那年的寒假，整个学校天翻地覆，教师们投亲靠友托付孩子，木工房日夜赶制木箱，泥瓦工到安徽修理住房和修建厨房，汽车队每天奔驰于北京和安徽之间，供几百 人使用的床铺、桌椅都从北京运去，用现在的话说，全都是实木家具。一年半以后“散伙”时，这些国有资产大都留在安徽或不知去向了，劳民伤财可见一斑。

教师们还有一件工作就是处理书籍，那是教师们最大的财富，但大多是2分钱一斤当废纸卖了。我坐在地上，呆滞着，流着泪，看那一堆俄罗斯文学作品：那里面有 我的爱情、我的沉醉，我的幸福，我的欢乐，丢弃它们，无异于剜心割肉。不，我不能。路见深知我心，他冒着大雪，跑到学校不远的水果仓库，花5元钱买了二十 个装出口水果的纸箱。纸箱非常结实，空箱子上站一个人也不会蹋陷。纸箱上用俄文印着：“品名：苹果。供货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向苏联偿还债务的货物 吗？我们把最心爱的书装箱，再用学校统一发放的草绳捆扎好。

那一年的春节好像是一月下旬，还不到正月初十，好像是71年的2月4日吧，我们就要出发了。

汽车把人们拉到北京火车站，从那里坐火车到宿县，从宿县再坐汽车到五铺。在学校上车时，已经是“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了。在北京站，夫妻相 送，母子惜别，虽然满心凄惶，泪眼相望，但顶多只是默默地拉拉手。有位李大姐，丈夫的五七干校在合肥，而她要去淮北的五铺，两个十岁左右的女儿留在北京上 学，只能委托邻居照管。小张的女儿名名差十天才一岁，也在寒风中来送母亲，她一点也不懂得哭与不哭的政治利害，眼看母亲跨上车，便撕心裂胆般大叫起来，李 大姐的女儿们跟着号啕大哭，她们的哭声搅动大家的心，像是打开了人们心灵的闸门，霎时间“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卢政委和他的下属军官们在一 旁眼睁睁地看着，实在感到第二炮兵的导弹在这种场合也无所作为了。

火车开动了，一群臭老九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带着几车皮一模一样的光板木箱，奔向那一无所知的未来，而把自己的骨肉、自己的牵挂留在了身后很远的地方。

二、写作心情及其他

《五七干校野史之二：车辚辚，马萧萧》发了以后，好多朋友都说那是满纸辛酸泪，是痛苦的回忆。

慧妮说：“您想点愉快的吧！这样的事情会让你几天反不过来劲的！”

草茉莉想要告诉朋友们的是，今天她已经没有任何痛楚的感觉了。抗日战争打了8年，已经让人觉得很漫长，是整整一个时代了，而五七干校是在36年前。36年 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世界，时间已经冲淡了那些刻骨铭心的痛苦、愤懑、无助和彷徨，而这些感觉正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体验。苏联作家A·托尔斯泰给 自己的小说《苦难的历程》写的卷首题词是：“在水里浸三次，在血里泡三次，在碱里煮三次 — 我们无比纯洁”。苦难不是一所大学么？

五七干校不过是一场闹剧，今天回想起来觉得非常滑稽可笑，这也是我把自己的拙文称为“野史”的原因。过滤掉那些杂质，留下的都是人性的追求和欢歌，虽然欢 歌也许是和着血泪一起唱出来的。何况草茉莉一贯相信“天塌下来有大个儿顶着”，特别“阿Q”，即使是在人性扭曲、四面楚歌的环境里也总能找出点乐子来。慧 妮倒是说得对，有时真的“几天反不过来劲”，毕竟时间久远，过去采取“鸵鸟政策”而不愿意去想的事情，一点一滴地回忆，把零散的细节整理出来，也确是一件 费心力的事。

草茉莉的拙文让比她年轻的蜜蜂之友、秋之牛等朋友想起了自己的知青岁月。劳动繁重、前途渺茫是“五战士”和知青的共同之处。如果要说不同，那么，从物质生 活上看，臭老九在五七干校的处境要比知青在广阔天地里好得多。虽然身在五七干校，但不用挣工分，工资照发，照样享受公费医疗，所以衣食无虞，也正因为有这 样的生活条件，他们才有可能苦中作乐，上演各种各样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

但是，“五七战士”们却有知青们所不能比拟的苦闷。他们最忧虑的是国家的命运：中国的出路在啊里？群众斗群众何时休？社会怎么才能安定？没完没了的运动， 用我们一位同事的话说，文革就像烙饼，今天烙这一面，明天再烙那一面，没有人能够苟安、幸免。这是压在知识分子心中的五行山；人人都有一个专业，爱之深， 痛之切，要扔掉自己的专业是何等的不甘心！草茉莉在月夜星空之下，一想这些就狠抓自己的胸膛；“向何处去？”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把一家老小拖到哪里 去？孩子的教育怎么办？仰望苍天，无人能答！那一代知识分子，只要是有良心的，都没有例外。

警察张明写道：“奇怪的是那么多的俄罗斯文学书籍居然躲过了红卫兵的眼睛，果然神通广大：）”。这倒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草茉莉乐于在此回答：是列宁和高尔基使普希金、屠格涅夫们幸免于难！

文革发展到“扫四旧”的阶段，每个人都必须主动交出自己家里的“封、资、修黑货”，不然会招来来顶之灾。草茉莉交了一些中、外文旧教材、中文小说之类。她 明知普希金们绝对写出不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来，但是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硬是舍不得交出去。她先是把列宁和高尔基著作放在书架的外面，挡住里面那些“黑货”，但只要拿下一本列宁或者高尔基，“黑货”就会暴露出来。草茉莉气急败坏，把一本高尔基狠狠扔到床上。这一扔不要紧，倒扔出个主意来了！苏联的书 都是精装本，硬书皮外还有一层外书皮。当书落到床上的时候，外书皮掉了下来。草茉莉灵机一动：天助我也！她把列宁选集和高尔基30卷上的“外衣”脱下来， 一本本套在普希金、屠格涅夫们身上，简直天衣无缝。哈哈，书架上摆着的都是列宁和高尔基，煞是辉煌！“扫四旧”的革命小将来过几次，看来看去都是革命著 作，谁也不敢动，拿起来看看，他们都是俄语“文盲”，根本看不出什么破绽。就这样，俄罗斯文学穿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外衣蒙混过关，其中大部分才能陪伴草茉莉 一生一世。列宁万岁！高尔基万岁！

去年九月，草茉莉回老家云阳，在参观张桓侯庙的时候得知，文革期间，张飞庙工作人员在翁同龢的“汲古得修绠，吐论驾秋涛”等著名楹联的背面都用红漆写上毛 主席语录，反过来挂在墙上，使它们逃过劫难，得以保存至今。草茉莉甚是得意，大巴山和长江水培养的人儿都有一样的智慧和机敏！

这不能算是五七干校野史，可是又多少有点关系，所以叫“野史之二·五“！怪则怪矣，但很有点创意吧？

三、“我想要有个家”

从津沪线上的宿县西行，十里为一铺，五铺离宿县就是五十里。濉溪县五铺，是一个极小的乡镇，连商店、邮电所都没有。

学校分成三个连队，驻在五铺镇上的是三连— 由学校行政人员组成的连队，军宣队领导机构也在那里。草茉莉一贯脱离领导，所以一次也没去过。

教师为一连和二连，驻在五铺镇北边约三里地的魏楼、魏东、魏西等几个村。五七战士不与农场职工同吃同住，更不与农民同吃同住了。说到底，就是一声号令，把 教师们撵到濉溪农村，在农场安身立命，自成体系，“独立王国”一个，只不过在农忙时节给农场免费提供劳动力。在五七干校的一年多，五七战士并没有真正和几 个农民打过交道，没和农民吃过一顿饭，没喝过农民一口水，也没和农民一起开过会，农业工人对臭老九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也就无从实现了。所以从根本上说，五七 干校就是玩儿闹，折腾折腾臭老九，“造”掉本来就处于经济崩溃边缘的国家那点可怜的资产罢了。

草茉莉所在的二连，连部设在魏楼，那里有食堂、男女大宿舍，二十多个人住一间，另外一部分人住在魏楼西边约二里地的“西工地”,四个人一间，草茉莉属于西工地的居民。

五七干校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分男女住集体宿舍，夫妻双职工在很长一段时间也不能例外，不同连队的自不用说，就是在同一连队的也未必能在一起。草茉莉住 西工地，路见却住在魏楼南边的菜园里，相隔大约五、六里路，平时见不着面，绝对是“两地分居”，和他们一样待遇的大有人在。按规定，只有拉家带口，拖着老 小一起到五七干校的，每户才能在魏西村分得一间平房。后来陆续在魏楼村老百姓的住家院子里开发出一些零散的房子，给谁不给谁，要“从运动的需要出发”，说 白了，就是根据卢政委的好恶决定，他人不得妄加干预。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聚，所以，每逢星期天大路上就会出现 “探亲潮”，老九们明知不可能还要打趣：“春宵一刻值千金哪！明天再回来？”这也算是五七干校的一大景观了。

卢政委经常跑到伙食最好的二连来吃饭，有一次不知是要“引蛇出洞”呢还出于别的什么考量，他当众问草茉莉对这种分居安排有什么意见，草茉莉学着他讲话罗列 一二三的腔调，用极夸张的语气欢天喜地地答道：“非常好！没意见！没有家务，妇女获得解放，这是其一；两口子不在一起，省得吵架，这是其二！分而治之，有 利于运动的开展，这是其三。”她一肚子坏笑，却满脸诚恳地反问政委：“卢政委，咱们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吧？共产主义不就是我们的最高理想吗？”同在女生宿 舍吃饭的二、三十人刹时间愣住了，只见他们拼命忍住笑，使劲儿往嘴里扒饭。

事后，不少人对草茉莉说：“你这个该死的，什么都敢说！我们替你捏把汗哪！”

草茉莉：“怕什么！把我那些话写成文字，汇报到哪里都是觉悟高的表现，嘻嘻！”

“你看着吧，他更不给你房子了。”

草茉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若干年后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潘美辰唱了一首歌《我想有个家》：“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 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草茉莉觉得再没有什么能比这首言语朴素的歌更好地表达五七战士的心境了。

年青的草茉莉会疲倦吗？在五七干校的时候，再苦再累她也以一张笑脸示人，再大的惊吓和屈辱，她都咬牙咽下，父母和小妹在老家遭恶人欺凌，她独自忍受，只把 每月半数的工资寄了去，他们才不致于挨冻受饿。草茉莉需要有一副肩膀来做依靠，可是突然间她似乎没有家了。她也想要有个家，文革五年来虽然并没害怕过什 么，但她真的想靠在那并不宽阔厚实的胸膛上倾述满腹的委屈。然而她不能。

在那荒唐的岁月，惟有同志们的关爱、友情让她度过了难关。

过了大半年，也许是学校的运动发展到了新阶段，也许是卢政委良心发现，也许是上级有什么“精神”，最主要的，可能是因为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了，总之，战时共产主义气氛开始降温，不同连队的双职工调整到了一起，同时还给路见一家分房了，草茉莉久久期盼的二人世界啊。

那座梦想中的“宫殿”是在魏楼村一家农民的院子里。那真不是“多大的地方” —大约六平方米，更不是“华丽的地方” —那是农家的羊圈，自从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已经有几年没养羊了，只用来堆放农具和杂物。

听说给路见草茉莉分了房子，同志们由衷地开心，文革中特别流行的“派性”早已忘到爪哇国去了。在当事人回各自住处收拾东西的时候，德仁兄，这位有一颗和名 字一样仁德之心的人，马上招呼几位体育老师一起去打扫房子，那可不是简单的打扫啊。他们把地铲平，垫上干土再夯实，还拉来一些青砖铺在地上。看到悬挂着蛛 网的乌黑房顶，他们就往房顶上钉几大块塑料布，这样就尘土和虫子就不会掉到身上了。墙上糊满报纸，让人觉得俨然是一座文革宣传材料博物馆。门修好了，电灯 安了，门锁装了。最后一看，才发现没有窗户！德仁兄和小许立刻跑回连部拿来锄头和一块玻璃，他们二人按照玻璃的大小在土墙上挖开一个约摸一尺五寸长一尺高 的大洞，把玻璃安放进去，德仁兄和了泥，把四周抹成光滑的圆角。他笑着说：“你看这窗户多像电视机！”当草茉莉家有了比那个洞大得多的电视机的时候，德仁 兄淌着汗水的面庞和他那一份殷殷之情依旧历历在目，草茉莉几十年来感到无以为报。

过一会儿，老陆、定远、小马、春林等一干人搬来一张崭新的双人床，然后从农场借来板车，把两人的箱子分别从菜园和西工地搬了来，摆放妥当。这两个白板箱子 不仅是衣柜，现在又充当了书桌、梳妆台、客厅沙发的角色。书箱仍然留在西工地，因为一张大床两个箱子已经把六平方米塞得满满当当，连屋门都只能开一半。

晚饭以后，草茉莉刚把屋子收拾停当，就来了一大群同事，老的少的，不同教研室的，犹如几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一样。同志们在院子里站了一大片，轮流伸头朝屋 里看了看，虽然没有多余的话，但人人脸上洋溢着一种轻松、愉悦的神情，眼里充满真诚的关切和祝福。所以，草茉莉永远相信，无论是什么“革命”，都不能使人 性泯灭，人间真情的力量胜过一切武器和惩罚手段。

第二天，卢政委在二连赵指导员陪同下来“视察”这个全天下最小的住户。他看到墙上的毛主席绣像，满意地点了点头，回头看到床上松绿色缎子被和草茉莉手绣白 床单上那一枝怒放的红梅，却“哼”一声皱起眉头，草茉莉和两年前一样，故伎重演，赶忙声明：“红岩上红梅开，红岩上红梅开”！

住了半年羊圈，草茉莉也没变成温顺的羊儿，而且仍然不吃羊肉。— 结论：改造无效。

四、帽子，帽子

去安徽之前，未来的五七战士们被非正式告知：淮北非常贫穷，民风实在不敢恭维，偷窃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大家必须“提高警惕性，革命无不胜”。学校总务处“先遣队”已经有所体验：刚修整好的门窗不翼而飞，放在身旁的工具转眼就不见了，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

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八九二年英国版序言》里所说的：“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

对于上面的警告，仅仅纸上谈兵，五七战士们是没有任何概念的，总觉得没那么邪乎，只有等到都有了“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才会真正懂得它的含义。

二月初到达五铺的时候，眼前确实是一幅怵目惊心的图画：破旧的村落，从屋里走出一个个面孔乌黑、衣衫褴褛的男女，小孩子们拖着鼻涕，大脑袋上的一双双大眼睛好奇地盯着这群陌生人。这就是解放二十多年、形势一派大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不久，幽默的淮北人编出歌来描写五七战士的了：

“外面穿得破呃，

里面穿得好哇，

一人一块大手表呀”。

“土著民”认定这些外来户是“一平二调”的合适对象。开始的时候，听说来的都是“政法”，他们心里还犯嘀咕，怕这些人惹不起。日子一长，发现这些戴眼镜戴手表的家伙不过是一群“贵州驴子”，根本不值得作为革命中流砥柱的贫下中农害怕。

到了三月，晾在外面的衣物开始接二连三地丢失，而且过三、五天它们就会堂而皇之地出身在老乡的身上，食堂里的一日三餐成了情况交流会。草茉莉说：“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亲爱的同志们，祝贺你们完成了支援无产阶级的具体行动”，那些丢东西的同志恨得牙痒痒的。

有位张老，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革命、诉讼法专家、教研室主任，他一贯以高度革命警惕性自诩。在草茉莉等人面前，他是长辈。星期天休息，他洗了帽子，晾在场院 边的扁豆架的竹竿上，再搬一把椅子坐在旁边看报纸，还不时回头朝帽子看看。他对从身旁经过的草茉莉说：“小黄，看见了吧？洗了衣服就得这样守着。”在草茉 莉心目中，他就是“雁翎队”或者“铁道游击队”里的英雄，连连点头说“是是是”。谁知吃午饭的时候，他沮丧不已，原来帽子还是没有了：之所以没能守得住， 只是去一趟厕所，离开的时间绝对不超过三分钟。“小黄”对他说：“张老师，您是准备侦查呢还是诉讼？”张老师啼笑皆非。

那年的岁末，草茉莉也履行了支援无产阶级的光荣职责。

路见有一双布鞋，就是被称为“懒汉鞋”的北京布鞋，现在超市里也不过十元钱一双。草茉莉把它洗了晒在“羊圈豪宅”与隔壁院子相邻的围墙上，心想，这儿离院 门还有好几米远，除了这两家以外也没有外人出入，而且晾晒的时候还和两家的女人说过话儿，都知道是咱的东西，所以一定不会丢。去食堂吃完饭回家，路见用手 一指：鞋子没有了！再过两天它就出现在邻居家男主人的脚上。原来，兔子也吃窝边草！而且，老九们绝对没有胆子对贫下中农提出指控，再说也没有证据— “白毛猪儿家家有”啊。

还有一件更邪门儿的事。入冬之前，草茉莉托回北京的同事给路见带来一顶黑呢剪羊绒的帽子，价格是8元9角，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昂贵的了，款式和质地极好，即 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很不错的。草茉莉又亲自做了衬里缝在里面，以便随时拆洗，这顶帽子路见很是喜爱，戴上它也特别神气。

12月31日，路见决心搞一下个人卫生，干干净净迎接伟大的1972年 — 一年比一年更伟大，我们的字典里是这样写的。他要去十里外的四铺镇的澡塘洗心革面，还“裹挟”了几个哥们儿一同前往。他非常警觉，到了澡堂，特地把新帽子 包裹在旧大衣里，放在存放衣物的长板凳上。各位看客，那可不是现在的洗浴中心，是没有单独房间供你洗浴，也有没柜子供你存放衣物的哟！洗完澡出来，路见一 眼就看见大衣的形态已经变了，他心里“咯咚”一下，赶忙翻开大衣，呵嗬，新帽子没有了，代之以一项破破烂烂、油渍麻花、毛已脱光、臭味难闻的狗皮帽子！路 见心里那个窝囊呀，简直无法形容！和他一同洗澡的哥们儿竟然落井下石：

“呢帽子换顶皮帽子，你小子赚了！”

“这顶帽子充满革命气息，好得很！”

“帽子丢掉好，说明卢政委不会给你戴个什么别的帽子了！”

“臭老九的帽子换成贫下中农的帽子，哥们儿你的改造完成了！”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他们疯笑着，手指寒风里光着脑袋的路见，绘声绘色地把故事讲给草茉莉听的时候，她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72年干校收摊儿的时候，不仅学校把带到五铺的大部分财产留给了农场，而且教师们也把自己的很多衣物和其他生活用品送给了老乡们。

草茉莉早就声明，这些故事只是“野史”。 不过，好像 “野”得有点“出格”，似乎在是攻击贫下中农了。草茉莉一生一世既没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因为她的祖辈就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和贫民知识分子。她深知，生 存的需要往往高于道德准则，“饥寒起盗心”就是这个道理。何况，在那个打人抓人杀人、剥夺自由已经成为国家和一部分人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时候，顺手牵羊，拿 走几件衣服帽子算得了什么？当一个国家视人权和所有权如粪土的时候，还能要求它的公民洁身自好么？

今天，五铺农场已经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农场，开镰收割的时候，“在濉溪县五铺农场一望无垠的麦田里，10多台联合收割机、麦草打捆机、旋耕机、秸秆还田机 紧张有序地劳作着” — 这并不是草茉莉的想象或者杜撰，而是当地政府网站提供的资料。五铺农场的经营规模、效益和产品质量名列安徽省地方农场第一名，总资产已经达到1.03亿 元。魏楼村居民的后代实现了小康，过上了富足的日子。那些“顺手牵羊”之类的荒唐小故事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一去不复返了。

草茉莉有时甚至有一种冲动，想邀约三、五伙伴，春、秋时节到五铺走一趟，寻访故人，看看今天五铺的好光景。

五、子归啼血，情何以堪？

写了几篇五七干校，有人问我，这都是真的吗？我要说的是，一切都是历史的真实。没有杜撰，决无夸大。只是大多数当事人还健在，为了行文的方便，我把人物的姓名改成了老张、老李之类。

今天的文字，我忍不住还是用第一人称写，不然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这是15个月五七干校生活最不能忘怀的一件事情，虽然它与五七干校本身并没有特别的联系。

我眼前有一阙手书的《忆秦娥 无题》，是我与路见最好的朋友琏兄的诗词作品之一。我不忍卒读，因为我知道每个字后面的故事。

子归啼血，情何以堪！

“时光泻，朦胧犹记异国夜。

异国夜，情挂双眸，心露双靥。

风雷惊起莺雀散，面目顿改恩爱绝。

恩爱绝，此人已陌，此情永谢。”

词的后面有题记：“1971年夏于安徽宿县”。

琏兄和丝尔，一对碧人儿，郎才女貌，在异国相识相知相恋，回国后结为连理。不料，“反右”的风雷惊散鸳鸯，高压之下，洒泪而离散。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故 事，但个中的细节和炼狱般的苦痛，惟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也没有人愿意去触动他们心灵的创伤。人散了，各自又有了新的家庭，但还在同一 个单位工作。近20年流泻的时光，也没有让含情的双眸和满脸的爱意从脑海里淡去，正所谓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亦泫然”。

在五七干校发生的，正是词的后半阙。

那是我们到五七干校月余，大约在三八妇女节之后一两天吧。晚饭以后，我正准备回西工地，却看见琏兄坐在村口场院边的草垛旁，脸色铁青。看见我走过，他眼里 竟闪现一丝儿的泪光。我震惊极了：他曾自勉“愿将惭怍五尺躯，送与世炉万般锤”，自信“男儿流血不流泪”的啊。我邀请他推着那辆永远不能离身的自行车，和 我一起朝五七战士刚刚修整好的水渠大堤上走去：五七战士们都爱在那里散步，坐在那里聊天。

春风和煦，天上的满月，给大堤上三三两两散步的人们身上镀上一层银色的光。

我们坐在那条L形水渠转弯的地方。

“Оля，我无法形容我的感受！她怎么可以呢？”沉默良久，他才说出事情的原委；他的前妻丝尔今天从北京来，他非常大度地以平静口气与她打招呼，简单地告 诉她连队生活的什么安排，竟“毫无道理地”得到极其蛮横极不礼貌的回答。究竟她说了什么，琏兄没说，我也不问，至今我都不知道。我想，除了他们自己，世上 没有任何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对琏兄的刺激这么深，可见是非常过分了。他向我讲述他们在雀儿山上的缠绵爱情，人虽离散，却是依旧魂牵梦萦。他说：“她难 道不能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同志吗？我并不曾伤害过她呀！”我找不出能够安慰他的语言，我只有作为一个倾述的对象，去倾听一个的朋友的悲情呐喊，他说，他身 体的残废也没能让他这样地失望；我只有作为一个观众，残酷地去看一个如山的大丈夫展示他最软弱的内心，他说，右派帽子也没让他这样的无助。人心真的冷漠到“面目顿改恩爱绝”？他认定“此人已陌”，从此“此情永谢”。

多情总被无情恼！

朋友，你本不该在心里保留那么多的记忆，让自己时时去品尝生活的苦酒，要知道，这种伤口是越舔越要流血的。你不是说过“血泪是非应长记，桃粉往事莫须追”的吗？

我和路见都爱普希金的《玫瑰》，我们常用两种语言诵读它。这时我用俄文轻轻念道：

Где наша роза, （我们的玫瑰在哪里，

Друзья мои？ 我的朋友们？

Увяла роза, 玫瑰凋谢了，

Дитя зари. 这曙光之子。

Не говори: 不要说：

Так вянет младость! 青春如此蹉跎。

Не говори: 不要说：

Вот жазни радость! 如此人生欢乐！

Цветку скажи: 快告诉我的花儿：

Прости, жалею! 我多么为他惋惜。

И на лилию 请指给我们：

Нам укажи. 哪里正开放着百合。）

情感的渲泄疏缓了心理的压力，琏兄说：“谢谢，Оля，我好了，”他摆了摆头，把目光对着那一轮冷月。月光下，琏兄的面庞渐渐变得明朗，他的双眼像无底深渊，里面装满对人生重重的绝望。

第二天，琏兄又变回到那个乐观豁达、永不言败的伟男子。

好多年间，我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一方面，我为琏兄庆幸。我想，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既然“此情永谢”，自然少了痛苦。没有了爱，痛从何来？二人都有了 新的家庭和儿女，惟愿他们一生平安幸福。另一方面，我内心深处不能原谅又不能理解，一向温和恬静的丝尔大姐会这样无礼和绝情，仅凭她从小受的家庭教育也不 至于此。

星移斗转，中国进入新时代。10年后，北京市法学会开会，午休时我与丝尔大姐正好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休息，这时她已经不在我们学校工作了。我们躺在床上， 絮絮地说着话儿。五七干校的那件事不禁涌上心头，我忍不住对说：“大姐，我问你一件事，你可以不回答，但请你别生气。你为什么在五七干校对琏兄态度那么厉 害？那可不像你的为人。”

丝尔大姐长叹一声，幽幽地说：“我别无选择。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明白：只有绝情，过去才能死，未来才能生。我愿在他心中背负无情无义的罪名，这是我今生唯一能为他做的事了”。

大姐平静地闭上眼睛，面如死灰，但没有泪，而我却为她、为他们哭泣。

丝尔大姐多情如斯，她的良苦用心，是我这个旁观的俗人所没有想到的，甚至睿智的琏兄也许是因为在局者迷而误会了她。

多情反被多情恼！

十五年后，丝尔大姐走了。我到八宝山送她最后一程。她平静地躺在鲜花丛中，再也不会睁开眼睛。我又想起法学会的午休。那天，琏兄在青岛讲学，没能参加追悼会。

午休对话这件事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告诉琏兄。他不知道我有博客，他也看不到这些文字。

据说，好人都会在天堂里重逢。如果真是这样，总有一天他们自己会诉说的。

那时，琏兄会重新填一阙《忆秦娥》吗？

六、赵指导员和陈二指

在五七干校里，每个连配备两名解放军“支左”干部，他们在卢政委统一领导下开展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斗争。运动怎么搞，今天批斗谁，明天“解放”谁，都由 卢政委领导的军宣队决定。据说指导员们在部队的职务都是营级或团级，屈尊下五七干校当个连指导员，可能是因为小鬼儿太坏，判官小了压不住台面。

二连有两个指导员，一个姓赵，我们叫他赵指导员（废话，那是当然！），他人白白净净的，他读文件、说话都很通顺，所以我们认为他有文化。他说话也和气，甭 管事情干得对不对，起码不随便训人。开大会的时候，他也是慢慢地读语录，一字一句地传达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他虽然时时处处听卢政委的，但在“阶级斗争、 一抓就灵”方面并没有抓多少花样创新，所以老九们对他比较能够和平共处。

80年代末，有一次我到西单买东西，与他不期而遇，他还是那副文质彬彬的样儿，他的肩章显示他是一位中校。我主动和他打招呼，还是习惯地叫他“赵指导 员”。他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又一脸的愧疚，直说“在五铺真是对不起您，对不起你们各位了”。说真心话，我们对他没有任何恶感，他顶多是那条路线的执行者。 一个解放军干部到高校来批判资产阶级，他不执行又能怎么办？除非他准备摘掉领章帽徽，除非他准备身陷囹圄，除非他准备家破人亡。我告诉他，二连的老师们现 在都很好，大多是教授了，教学科研都特别忙，谁在国外讲学，谁在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卖饭票的老江是世界知名学者，成了大学校长，炊事班烧火的老余在司法部 担任教育司司长，食堂司务长现在是师范大学副校长……。赵指导员一边听一边连声说“好，好！这就好！”我邀请他来学校玩，他说“一定，一定”，但是始终没 来过。我问他陈二指的情况，他说“不清楚”，五七干校解散以后他们回各自的部队，没有了联系。

陈二指何许人也？时至今日，“二连老战士”只要说起他，都会笑着说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陈二指真是个人物！

二连的另一位指导员，不是副指导员，而是第二指导员，姓陈，个子不高，河南新郑县人。明里我们叫他陈指导员，暗里简称“陈二指”，有点贬义，后来他自己也 知道这个称谓，但都不说破。别怪知识分子太刻薄，陈二指真的确在继承、捍卫和发扬文革路线和思想方面特别有创意，对伟大领袖特别忠诚，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 别紧，无产阶级立场特别坚定，时时处处不忘改造知识他分子的崇高使命。

他的小故事很多。现在想起来特别好笑。

有一天“早请示、晚汇报”，语录刚一念完，他突然之间大发雷霆，把大家吓一大跳：“告诉你们：红宝书得贴在胸前，像你们这样随便拿着，手垂在下面，就是 反、革、命！”他用浓重的河南口音把 “反革命”三个字说得很重，声音高亢，一字一顿。老九们个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覷：这样当反革命也太容易了！从此，陈二指的“反、革、命！”就成了经典：我 把饭粒儿掉地上了，李大姐就会说“浪费粮食，就是反、革、命！”，老陆帽子没戴正，老姚就会说“诋毁五七干校，就是反、革、命！”全是河南口音，都是一字一顿！我割麦子的时候手割破了，老校医一边包扎一面说：“回去别沾生水，你个小反、革、命！”，手指疼得我嘴里“嘘嘘”直叫，一面 却又忍不住笑。老校医今年100岁了，还健在。

3月30日那天，全连的人都到濉溪县城拉草拉煤拉粮食。29日吃晚饭的时候，体育老师小许和诉讼法老师老李就约我们西工地的人明天到濉溪河游泳去，我们都 是在北京时游泳的老伙伴。70年夏天，工宣队和军宣队对学校管理基本失控，我们20多个青年教师，各专业的都有,每天下午“逃会”，骑自行车到后海游泳，每人都至少游五千米。那时候后海的水很清，每天都有人游泳，而且免费。五七干校洗澡特不方便，所以我们不放过任何 一个亲水的机会，以便给自己搞搞卫生。回干校的路上，大家坐在段汪桥边休息，我们十几个人就从桥的上游下河了。刚下过大雨，河面大约有五、六十米宽，水流 湍急，水面上还不时漂过一团团的水草。小伙子们个个身强力壮，一会儿就游到对岸，而我游到河中央的时候，不知是身体太轻，还是力量太小，刹那间就被河水冲 了个90度，无论我怎么使劲，还是飞快地钻过桥洞到了桥的下游。我一边不断撕扯缠在身上的水草：一边胡思乱想：“这回我可懂得‘船到桥头就会直’了”。上 岸以后我朝上游跑去，小伙子们说我偏得离谱，笑我“都快到淮河了”，我说“桥到桥头就会直，我有出路的，到淮河就更是广阔天地了”，这话刚巧就被陈二指听 到了。他晚上找我谈话，问我白天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建议他明天也到河里去游一次就明白了，他非要我承认在“含沙射影”攻击什么，我说我没攻击什么，他不 信，我咬咬牙说我在“攻击濉溪河，攻击下大雨”。我想，那时候的陈二指肯定患上了“阶级斗争过敏症”— 这个术语是本人杜撰的，无论是政治学典籍还是医学典籍里均无据可考。

五铺是沙壤土，适合种西瓜，农场外面的农民种的西瓜个儿大而味甜，2分钱一斤。路见住的那个村产一种椭圆形的小瓜,更是香甜无比，而且一人吃一个正好。开 始买西瓜的时候，陈二指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后来老九们肆无忌惮，越买越多，他愤愤然，公开批判我们：“你们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怎么这么严重？一日三餐 好吃好喝，还要吃西瓜，也不想想红军长征，也不想想贫下中农！”谁知贫下中农想的正好相反，他们特别希望我们买西瓜，因为西瓜卖不掉就要烂掉，而且他们一 天挣8个工分，10个工分值8分钱，也就是每天才挣6分多钱。这天农民又推了几板车到西工地向我们推销，这些西瓜可以卖几十元钱。他们好容易才盼到一个允 许集市贸易又有人买西瓜的年头，岂肯放弃？我们说：不行，陈指导员不让吃，说是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来卖西瓜的农民一听，火就大了，立马亮出无产者的本色， 破口大骂：“我X他个娘的资产阶级思想，我X他个娘的享乐腐化！”还加上一些涉及人类繁衍后代行为的实在不能写到纸上的话，说着就推车去找陈二指，硬要他 一人包销了所有的西瓜，还扬言他们的西瓜“就要卖给解放军了”。陈二指搞得十分狼狈，反过来又要我们买西瓜。我们连连说“不买，不买”，臭老九甚至比陈二 指还要夸张，还要“上纲上线”：“吃饱饭再吃西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最后还是赵指导员来解围，他和我们每人都买了100多斤西瓜。我们把西瓜码在 床底下，开会休息时间和饭前饭后，只要一有空，就切西瓜吃，那一年吃的西瓜，比几十年加在一起吃的都多。

陈二指与二连三排一起住西工地。我想，也许是因为我小时候和哥哥一起在关帝庙掏过菩萨背后的洞，所以菩萨故意要惩罚我，让陈二指住最西头的一间，办公室兼 宿舍，而我们四个女同志的房间与他仅一墙之隔。我们那一排平房，房间与房间的隔墙并不到顶，所以相邻房间甚至再远一点的说话听得一清二楚。何时开灯熄灯， 一目了然。这有利于陈二指掌握阶级斗争新动向，我警惕性极差，所以一不留神就成了他的斗争对象。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弄潮儿”，或曰“积极分子”，知识分子堆里也有紧跟领导的“左”派或曰投机取巧之徒，所以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可能拥有着极好的信 息渠道，对老百姓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了如指掌。我当时特别莫名其妙，个别出身最不好的人表现得最“左”。实际上这种人也未必就一定得到好处。例如，某人充 当陈二指的“线人”，希冀能在五七干校解散的时候分配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结果分配得比我这块“茅坑的石头”还要差。那个时候我对这种人深恶痛绝，看见高 校教师竟对一个品格不高的小指导员摇尾，不禁怒火中烧，经常要说几句“歪话”让他们当众下不来台。现在回想起来，虽然仍旧反感，但倒觉得可以理解了，因为 这是他们的自保手段和求生之道，虽然苟且，虽然不那么正大光明，甚至有些龌龊，但他们不过是为了生存而为之。我们在内心可以鄙视他们，但却可以宽恕他们。

我从小觉少，所以习惯看书到深夜。陈二指看到我们房间老亮着灯，就暗地里调查我在看什么书。大多数书不能读，我就读《鲁迅全集》，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一天，我在老月枕头上看到一册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如获至宝。我是个红楼迷，从8岁读红梦，虽然到今天也没读懂，但一看到好的版本就走不动路。老 月笑着借给了我。每天晚上散了会以后，我都躺在床上读得如痴如醉，仔细研究它与俞平伯校120回本的不同之处，还趴着在本子上记笔记，结果被“线人”汇报 给了陈二指。陈二指命我到他办公室，质问老月的书为什么到了我这里。咦，他怎么知道是老月的书？陈二指知道文革初期老月与我不是一派的，他就问我是不是老 月在看它，是不是老月主动借给我的，总之是拼命把火往老月身上引，因为那时候军宣队想把老月打成“五一六分子”。我心想，你陈二指太把人看扁了，我岂是落 井下石之人？于是，我断然否认，坚持说是我是在他整理箱子的时候看见了自己拿来读的。陈二指“启发”我，这是他在“腐蚀革命群众”，我说：“陈指导员，他 出身贫农，共产党员，根红苗正，而我是学外语的，如你所说，我满脑子的封资修黑货，思想比他坏多多了，只能是我腐蚀他，他哪儿能腐蚀我呢？”把陈二指呛得 说不出话来。

我说话嗓门大，不一会儿，看热闹的老九在窗外越聚越多。老陆是位文学家，自然爱红楼，他父亲是全国最著名的训古学权威。他听出前因后果，就大声对着屋里说：

“陈指导员，小黄读《红楼梦》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不读红梦楼就不懂得中国的封建社会’。”

陈二指豪气冲天地说：“老陆，你是共产党员，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们大家都看看，她明明读的是《石头记》，根本不是什么《红楼梦》嘛！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凭什么为她辩护？啊？”

我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刚才还为这事儿挺生气，听到这儿，竟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将出来，窗户外更是笑声一片。各位看官，这会儿你们是不是也在乐？

陈二指正颜厉色：“严肃点儿！我看你们是不可救药了！”

无知者无畏，陈二指以君临天下的姿态对着一群知识分子大喊大叫，其气焰似乎可以吞下整个地球。好多人为我捏把汗，可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原来是卢政委听到陈二指的情况汇报以后也觉得他抓“新动向”没抓准，对“封资修黑货”也太缺少常识了。

老月从此对我特别好，把什么派性之类的阿物儿忘得一干二净。令人痛惜的是，老月在80年代就患肝癌故去了，刚刚50岁，留下了务农的妻子和一群儿女。

陈二指也完全不讲究斗争策略，树敌实在太多。连我在前文中曾提到的李大姐都不放过。李大姐那时候已经快五十岁了，我们平时都叫她“老太太”，她是忠厚长 者，说话慢条斯理、轻言细语，对同志们都很关心，我结婚的时候，她给我缝被子，缝到一半停下来，说不行，她只有女儿，就跑出去拉了另一位有两个儿子的大姐 来一起缝，她说她虽不迷信，但也给我们讨个吉利，生个儿女双全。她老伴是机械工业部的总工程师，五七干校在合肥，一双女儿才十多岁，留在了北京。71年五 一节前，他们的孩子到合肥，所以“老太太”请假到合肥去看孩子。那时候从五铺到合肥得坐一天汽车。军宣队批准她的假期是4月30日到5月4日。谁知71年 的5月，天像是被捅漏了一样，下了整整一个月的豪雨，害得我们五铺农场丰收在望的麦子霉烂了几十万斤。此事暂且不表。单说李大姐到了合肥，一连几天大雨倾 盆，公路冲毁了，桥梁断了。为了赶在4日晚上回来，可怜她一家四口在合肥只团聚了一天，她就不得不从合肥乘汽车绕道南京、再坐火车到宿县，再到五铺，到达 干校的时间已经是5日了。陈二指认为李大姐违反了干校的纪律，与一个党员的身份不相称，所以决定5月7 日召开全排会议进行批判，陈二指还个别布置几名“积极分子”重点发言。李大姐觉得特委屈，可又不愿意辩护，大多数同志觉得陈二指太不近人情。

我们几个人从西工地到魏楼去吃饭，李大姐问我们她到会上说什么。我主张一言不发，小马主张连会都不去参加。老姚却说不行。老姚是放弃了国外巨额财产和优越 生活归国的华侨、国际法专家，一贯谨言慎行。他伸出两个手指晃了一晃说：“老太太，你不能把他给捎上？”李大姐会意。原来，春节期间陈二指回河南探亲，吃儿子满月酒，在家多呆了些日子，来干校的时间迟到了20天。

批判会开始了，陈二指先让李大姐做检查。李大姐煞有介事地拿出一篇稿子，说自己如何如何自由主义，如何如何违反了干校的纪律，如何如何不符合共产党员的标 准，简直深刻得没边没沿了。最后她交代“活思想”：“我在火车上就想，陈指导员来干校迟到20多天，也没把他怎么了，我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还没等 “积极分子”们发言，我们一帮人就抢着向李大姐开炮了。

老陆说：“铁的纪律就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生命。你为什么不学学邱少云同志？他被烈火烧死也没动弹一下，才保证了战斗的胜利，你就不能为五七干校的纪律作出牺牲？”说得陈二指直表扬“老陆很有水平”。

老姚说：“你革命精神不够，桥断了不能通车，你应该走路回来。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都是用双脚走的。”

年过花甲的刘老师，东北人，出身于殷实的皮货商家庭，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他不明就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突然说：“老姚的办法不可取，要是走路的话，恐怕现在都还没走到呢。”话是实话，却不沾边儿。

小马说：“老李你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太严重，本来就不该请假到合肥去。才三个月不看孩子就不行了？她们在社会主义阳光下茁壮成长，你要不去看，只怕她们还少沾染些不好的思想。”越说越不着调。

一位“积极分子”刚想要发言，又被我占了先：“老李犯了一个根本性的立场错误，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指导员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你不自量力，不思改 造，还拿自己和他比。你能比吗？陈指导员家生的儿子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你的女儿搞不好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时，定远站出来针对我：“话不能这么说，老李的孩子也是祖国的花朵，你怎么就知道她们是资产阶级接班人？”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批评起我的极“左”思潮来， “横炮”打得很是热火朝天。这一切的一切完全出乎陈二指的意外，积极分子们也失却了发言的机会和气氛。但见陈二指气得脸色刷白，站起来一拍桌子：“散 会！”

陈二指这种故事还有很多，就此打住。

三十六年过去了，令人伤心的是，老姚、老陆、老月、老刘老师都已经作古。我们对干校的一切早已没有怨气，只剩下了冷静的思考。陈二指的所作所为既可笑又可 悲，但那一切的“发明权”都不属于陈二指，他只是因为年青，文化水平低而且头脑简单，顶多再加上出人头地往上爬的心理，所以逼得大家上演了那么多的荒诞喜 剧。陈二指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并不是个别的现象。现在，陈二指早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不知他回想起自己在五七干校的种种“建树”，是不是有一丝丝儿的悔 恨。我想，生活应该教会他一切。

愿五七干校那些荒唐可笑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我们后代的身上！

真心祝福他们— 赵指导员和陈二指— 平安幸福！

七、“您要说：您是走资派，但愿意改悔”

讲五七干校的故事，我一直想说一说我与一个人在麦田里的谈话。他不是我的朋友，但仅有的几天相处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

干了一个月重体力劳动，把一条连接濉溪河的灌溉排水渠整修好了，它大约3米宽，到了夏天，它就成了我们游泳和洗澡的地方。再耪了一个月玉米地，主要是把北京人称之为“刺儿菜”的野草除了去。

农场的大部分土地种着小麦，那年麦子长得特别好，微风掀起金黄色的麦浪，给人丰收在望的喜悦。开镰收割了，农场的联合收割机开动起来，它就是我在苏联小说 里读的康拜因了。我上康拜因工作了两天，不断地用木叉把麦秸往出草口里扒。一天干下来，满脑子都是拖拉机的轰鸣，整夜都觉得自己还在联合收割机上颠簸着、 摇晃着。

接下来是几乎一个月的淫雨，沉甸甸的麦穗抬不起头，像是在苦雨中呻吟。联合收割机不能下地了。我们天天盼天晴，可老天爷就是不开眼，我们和农场的人一样心 急如焚，因为我们看到有的麦穗上的麦粒已经开始发芽了。只要雨一停，我们就下地割麦子，后来即使落小雨我们也下地。麦田里有差不多半尺深的水，脚踩下去的 时候发出咕叽咕叽的响声。

就在这些日子，我有幸与学院最高领导人—党委书记兼院长刘老并肩劳动。他就是今天要讲的故事的主人公。

刘院长是位老革命，行政七级，当时大约是副部级吧。举个例子说，解放战争时期刘院长在河南当地委书记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还是他手下的县委书记。 这位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老革命这时候已经被军宣队“解放”了，从“走资派”成了五七战士，他也算五七干校领导班子成员，但一切决策都出自军宣队，所以他 很愉快地和我们共同劳动。

在文革以前，刘院长平时就和教师们住同一座筒子楼，不过我们每人住一间，他一家几口住四间罢了，所以和大家都很熟识，他叫得出所有老师的名字，也知道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我是最年青的教师，和他并没有直接的工作联系，只不过见面时点点头问声好罢了。

不知为什么他选择和我并肩割麦子，而我看着他那像玻璃瓶底儿一样的高度近视眼镜，每次抓麦子的时候都觉得费力，内心极为不忍，我对他说：“刘院长，您都58岁了，眼睛又不好，是不该下地来割麦子的”。刘院长说：“干点活好，干点活好，干这活儿轻松得很。”

他问我父母是不是还在四川农村，听我说他们十年来全靠我每月寄的钱生活时，他特别高兴，他又问我孩子是不是寄养在上海了。我也问他的长子、我们的学生刘冠军在何处工作，他说他还在部队农场劳动锻炼。

我不会蹲着干活，总是站立着弯腰割麦子，刘院长拉我蹲下，他说：“你得学会蹲，不然你的腰会痛的，女同志的腰最要紧”。我蹲一会儿就不知不觉站了起来，刘院长又拉我蹲下，如此反反复复。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位父辈深深的关怀。

聊天时间久了，免不了要涉及一些大家的一些心结。我们谈话的内容在那个时代是不能公开的。倘若公开，刘院长就要再度成为“牛鬼蛇神”。我虽然心直口快，幸 而善恶分明，尚能掂量轻重，这些谈话当时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会讲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刘院长任北京市高教局长，我更不愿意谈到它，因为这样做就会有 媚上之嫌。现在，刘院长已经故去多年，再回忆起来我们的谈话倒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了。

我们一老一少，割着麦子，他因为眼睛不好而漏下没割的我就给割掉。他对我回忆起我们学校的每一幢房子是怎么建设起来的。我说我来校时学校正庆祝建校十周 年，他又给我讲了很多52年“院系调整”的轶事。我们轻声地谈着学校的前景，谈到教师们可能的去向，都是忧心忡忡，欲哭无泪，我为自己的前途，刘院长为他 亲手建设的大学。他告诉我，去年中央已经明令撤销我们学校了，五七干校结束后大家便要各自东西，一所好端端的政法高等学校将不复存在。他长叹一口气：“我 真舍不得你们，舍不得这所大学啊！”从他的言语中流淌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杀子之痛。

我说：“这是中央决定的，您也没办法改变。我们下五七干校的时候，多亏您才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口箱子。”

他对我说：“等你们走的时候，我要争取给大家一点点安家的东西。”果然，一年以后学院解散、我们被分配到安徽各地的时候，每家都收到学校托运来的两张木板床。我和路见从车站把床拉回我工作的学校，我们坐在床板上：这是我们与学院最后的联系了么？我们黯然神伤。

有一天，老江冒雨骑车来送通知，告诉刘院长下午回三连驻地开会。老江走了以后，刘院长沉默良久，然后对我说：“我对不起他”。他取下他那一圈一圈的近视眼镜，转过头擦了擦眼睛，我十分地诧异：他的眼角竟会有泪。

我自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五七年他作为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对我校钱端升院长和众多教师被划为右派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不到27岁的老江刚从苏联回 国，就在“阶级浪里葬前程，历史轮下拾残生”（江诗《低调》），也被划为右派，夫妻离散，下乡劳动时又被火车压断一条左腿，三重致命的打击，但他人格不 倒，依然“信是明年春自来”（江词《卜算子·案梅》）。刘院长说：“老江有学问，年青又热情，是我害了他，当时只要我坚持一下，老江就不会划成右派，他的 腿就不会断，他的家庭也不会破碎，我愧对老江啊。”刘院长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无言。刘院长告诉我，他曾经让他的长子找老江补习俄语课，就是想要给老江一点 暗示，希望老江不要丧失生活的信心。我不禁想，原来那些坚决执行政策的人们内心也可能有矛盾，他们平时总是把自己的情感包裹得紧紧的，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流 露出人性的光辉，如果还有良知的活。感恩和悔恨都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

我年轻，一不懂政治，二不担任什么职务，三与刘院长没有个人的交往。刘院长为什么要对我说这番话呢？细想起来，这位党的领导干部面临学校解散，多年心血化 为乌有，这种痛苦激发了他的良知，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也就会自省，而我这个政治头脑极简单的人，正是一个好的倾述对象，就像有的人跑到山里对着山、对着 树、对着天地大声喊出胸中的块垒一样。

我和刘院长回忆起1967年批斗他的大会。会上，他弯腰低头，红卫兵逼问：“你是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刘院长说：“我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当天散会 以后我回家就对路见乱发议论：“要是我呀，我就说‘我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但我愿意改悔’，看那些人怎么办？”路见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事啊？斗不死 你才怪！”在麦田里，一边踩着水割麦子，我一边又对刘院长说：“您干嘛承认您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您要说您是走资派，但愿意改悔，他们就拿您没办法了 呗。”一向不苟言笑的刘院长竟笑起来：“你真是太天真了！说这么一句话就不斗了？这话我还想不到，还用你教？我就早表示过了，可是他们不同意，非要我按他 们的话在大会上说才算是低头认罪！”我也跟着笑起来，这一笑不要紧，乐极生悲，本来就不会使北方镰刀的我，一下子就把左手的食指割得鲜血直流。刘院长赶紧 掏出一块白色的手帕给我包扎。

从我进学校工作直到刘院长逝世，这是我和他接触最亲密、交谈得最多的几天，它让我看到一位领导干部的内心世界，对事业的热爱和同志的感情。他也做过错事，伤害过人，但能够真诚悔恨。我想，这就是一位高尚的人了。

1978年8月5日国务院发出166号文件，批准我们学校复办，刘院长是复办领导小组成员。一张盖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高等教育部和 民政部五个大印的调令把我们67人从安徽调回北京。新的时代开始了，刘院长被调任北京市高等教育局长。几年后，我们参加了刘院长的追悼会，还到他家里看过 他的老伴。

麦田里的聊天几十年来我长记心中，这是第一次写出来公诸于世，并以此纪念我们的老院长。

八、说凤阳，道凤阳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这是人人都知 道的凤阳花鼓词，它诉说着淮北人民的历史苦难。在五七干校的时候，我竟有机会与那浩浩荡荡的乞讨大军“亲密接触”。

麦收以后，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体力劳动了。为了给大家缝补衣服，各个连队都配备了两台从北京运来的缝纫机。为了逃避那些会议，我主动“请缨”去给大家缝补 衣裳。这样，我们几个女同志就经常在魏西村的场院里踩缝纫机。大多数时间是补旧衣服，但有时也缝新衣服，布料是从河南永城买回来的，我们二连食堂每周都开 车到那里买菜，卷心菜、胡萝卜才几厘钱一斤，人穷得根本买不起布，所以也就不要布票了。

魏西村的场院面对一条南北向的大路，可以开拖拉机，可以走牛车，那也是凤阳人外出逃荒要饭的必由之路。

从10月份开始，我们就看见不断有人从北往南而去，男男女女，成群结队，有很多人带着行李，大多是中、青年人，极少有老年人或小孩子。我们向农场职工打听 这些人的来历，老乡们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要饭的。在我的想象中，乞讨应该是很凄惨很丢人的事情，可是这些人，一路上说说唱唱，嘻嘻哈哈，就像现在人们去远足 一样，非常奇特的是他们的毛主席语录歌唱得好，声音高亢，决不跑调。

10月中旬的一天，秋阳高照，也许是长途跋涉让他们饥渴难耐，有一群人从大路上走到我们缝衣服的场院里来讨水喝。我们立刻从魏西村的张老师、伍老师家要了 两瓶开水倒给他们喝。一个女人说她太饿了，于是我们跑到食堂买了2斤馒头送给他们吃。一位年长的女人舍不得吃，说是要把白面馒头带回家去，一个男人说：“吃了吧，回家还早得很呢。”

我们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说他们是凤阳县的，往江苏、浙江的老家去。我问：“你们都是江浙人吗？”他们说祖上是。明太祖朱元璋把他们十几万的祖先从江浙赶 到凤阳来，江浙人在凤阳根本无法生存，每年只能沿路乞讨，到老家苏杭一带扫墓祭祖。现在这些农民自然早已不知何处是祖墓祖屋，可是穷困是他们几百年来的必 然命运，讨饭的传统因而也就沿袭下来了。

吃了喝了，一位被人们称为“队长”的人说：“我们喝了老师们的水，吃了老师们的馍，我们给唱一段吧”。一声令下，有人用嘴巴敲起“咚咚咚锵”的鼓点，接着 就唱起闻名全国的凤阳花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那个吃了馒头的女人悄悄告诉我，他真的就是他们的 生产队长，他们外来讨饭都得听他安排。我虽知道凤阳人多有外出乞讨的，但由生产队长“领导”着往返千里乞讨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我问他们是不是每年都到江浙“上坟”，队长说：“每年都去。老师，说上坟是假的，到南边讨饭是真的。人有脸，树有皮，哪个人想过这种日子？”他说，他们每 年都是“透支户”，也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干一年，年终决算下来，倒欠生产队的钱粮。所以每年到秋后，地里的活忙完了，他们就到南边讨饭，这样既可以省下自 己的一份口粮，让留在家里的老小多吃一点，还可以带回干粮过年和度春荒。

我问他们什么时候从南边回来，他们告诉我说要到快过年的时候才回来。我请他们回来的时候还来喝水。他们道谢以后就向南走了。我望着他们的背影，心里说不出 地难过：这就是我们“一片大好形势”之下的农民的生活么？眼前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赤贫，他们已经在新社会生活二十多年了啊！在我的记忆里，我的黄家岩、理 财坝的乡亲在解放前就是很穷苦的了，整个冬天以红薯为主要食粮是常事，但只有极个别人遇到天灾人祸，才拄起两根竹竿，偷偷地外出乞讨，绝对没有这样整乡整 村集体跨省要饭的。

到1972年1月底2月初，又有同样的人群从大路经过，现在他们是从南往北走了。他们每人都背着鼓鼓囊囊的布袋、提包，还是嘻嘻笑笑，还是唱着毛主席语录 歌。有些人身上披着破棉絮，看得出，被子的里子、面子都成了包袱皮。我一直在留意着，想碰到10月里我见到的那一拨人，自从他们走后，我心里就多了一份牵 挂，同时希望知道他们到底能不能讨到什么，遗憾的是我再也没见过他们了。

有一天，在我请另一群要饭返乡的农民喝水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能不能讨到吃的。那些女人不肯说，不知是出于警惕还是因为羞耻。一位大哥见我真是没什么恶意， 便把布袋打开给我看，说这是他们的“过年货”，家里的老小正等着他们把这些东西背回去过年呢。我在这些“年货”面前惊呆了：布袋里装的主要是晾干了的馒头 和大米饭，馒头有整个的，也有半个的，甚至是很碎的小片片，全都如石头般坚硬；米饭有白有黄，有成团的，也有散状的，还夹杂着霉变的那种灰色的饭粒。那位 大哥告诉我，这是他们没吃完的和舍不得吃的东西，是他们省下来养活自家老小的东西！我问他们这些东西怎么吃，女人们说：加水煮了就能吃，再加点萝卜缨子、 小白菜什么的，放点盐，好吃着哩。

听着他们对“年货”的赞美，看到他们脸上那一种可怜的无奈的满足，我真是欲哭无泪了。我们的党不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吗？我们不是天天高喊依靠贫下中 农吗？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了什么样的生活保障？面对自己的人民成群结队以乞讨为生甚至以乞讨为荣，我们的国家不羞愧吗？我们的人民真 的麻木了吗？

2月初的一个夜晚，路见和我在我们的羊圈小屋里彻夜难眠，望着天上的一轮明月，我们被无尽的忧思困扰着— 我们这时已经不单为自己，更为那些在大路上行走的人们，和他们比，我们已经太奢侈了，因为吃饭是人生的第一需要，毕竟我们还有温饱，而他们劳作一生，却没 有一丝一毫的保障。这种生活状态下的人还能天天喊万岁，我们的人民是不是世界上最恭顺最好统治的？

怎么办？向何处去？

终于，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了。80年代我们在报纸上读到，1978年秋，凤阳遭遇特大旱灾，粮食歉收，不少农户又准备出门讨饭。11月底的一个夜晚，凤阳县 小岗村生产队的干部召集全村人开会，他们认定，要生存而不能等死。他们作出了一个可能为之杀头坐牢的决定：包产到户！在昏暗的灯光下，18位农民神色庄严 地立下“生死状”，在一张秘密契约上按下了手印。就这样，凤阳县的农民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些祖祖辈辈唱着凤阳花鼓四方讨饭的农民以自己的不朽功 绩永垂青史，胜过他们的同乡朱元璋。

九、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1971年的秋季，对于中国而言确是个“多事之秋”。9月13日，伟大领袖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伟大“副统帅”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坠毁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不过这件事到了10月3日才传达下来，之前一切密不透风。

国庆快到了，各连奉命准备文娱节目，五七干校要举行国庆晚会。当时的文娱活动，不是歌颂伟大领袖，就是歌颂林副统帅，或者就是唱“革命样板戏”。

那个时代媒体对任何事件的反映受着绝对的限制，五七干校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是我们仅有的信息来源，是我们的头脑与外部世界的唯一联系渠道。

九月下旬的一天，《参考消息》在第三版左上角报导：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突然中断对东欧的访问，提前返回莫斯科。政法的教师们以他们特有的敏感从这一 则看似不经意的报导中立刻意识到：世界上出了大事，有人甚至说肯定与中国有关。但究竟是什么事？不得而知，所以我们从西工地到魏楼吃饭的往返途中经常悄悄 地猜测着。

一天晚饭后，我们照例顺着水渠散步，很偶然地，老姚和我落在了大家的后面。他环顾四周，伸出二个指头对我说：“他出事了”。我问：“陈二指？”老姚笑了： “比陈二指可大多了，是第二号人物，驾机摔死在蒙古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顿时，我张着嘴，瞪着眼，说不出一句话来。原来，老姚有一台性能很好 的收音机，他是归国华侨，从小受英语教育，英语说得和汉语一样好，他从外国的英语广播中听到了这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趁四下无人，便偷偷地告诉了我。

落日余晖，照在淮北的田野上。我们在夕阳下默默地走着，苦恼着，五年多的批斗、武斗，已经搞得国家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不知道林彪事件又要在中国社会引发什么样的动荡。

十月一日晚举行国庆晚会，就在魏楼的场院里。一连的政治理论课教师们还在唱《歌颂我们的副统帅》，其实卢政委手里已经攥着一份公布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但 他还是稳稳地坐着那里听副统帅颂歌，我真服了“解放军叔叔”的涵养和纪律性。我们的节目是四位女同志清唱《沙家浜》选段：

“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事到此间好为难……”。什么“亲人们粮缺药尽消息又断”，什么“刁得一 派了岗哨又扣船”，都没让人记住，惟有这一串串的“怎么办”在广袤的淮北原里上飘散开去，飘得好远。中国怎么办？学校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事到此间好为 难！难哪！

10月3日召开干校全体大会，事先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缺席，不准记录。卢政委在会上一字一句地读完了中央文件，一反饶舌的习惯，没再说一句话就宣布散会了。于是，林彪阴谋反对伟大领袖、林彪一家驾机外逃而“折戟沉沙”的事件就公布于众了。

接下来就是批林批孔，那是五七干校整个秋冬的功课。中国人的至圣先师不知怎么得罪领袖了，竟成了给林彪陪绑的人。不过这也有好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有 机会再读《论语》。从伯父上溯，我家有四代先人都是在黄家祠堂教私塾的，所以《论语》本是黄家儿郎终生的必修课，我家女孩儿有幸成为读书人，也得读《论 语》，但小时候我们只会背诵，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后来就是读中学、读大学，孔圣人的书自然排不上号。幸甚，幸甚，五七干校成了读圣贤书的地方，而且公开 读，大张旗鼓地读，于本人而言，而立之年再读，体会就根本不同了。

从71年冬到72年春，又有了批陈XX、谢XX的运动，这些文革中风云一时的领导人、理论家倒成了斗争对象。普通老百姓对于这些批判斗争，不能问为什么，因为独立思考是被禁止的：我们的义务是当“驯服工具”。

72年4月，五七干校准备解散，我们的大学将不复存在，几百人就地分配。和卢政委关系好的去了高等学校或者省城，而多数人被分配到各地区，由地区再进行第 二次分配，或到工厂，或去农村，或去学校。有的哭，有人骂，而我们没有兴趣作任何自主的表示，只好咬牙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5月2日，五七战士们告别生活了1年3个月的濉溪县五铺农场，开始又一段未知的下放生活。

“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事到此间好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