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正全《雪地足迹》（1-3）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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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足迹》序


曹承义

徐正全这本书书名中有“足迹”一词，我觉得这个词是这本书的一个关键词，书中也多次提及，这是我们读这本书应该注意到的。这本回忆录，记录的就是作者命运的“足迹”：一个普通的产业工人投身文革，成了一个普通的基层造反派头头，从此他的命运就和文革纠缠在一起。无论过去了多少年，文革如影随形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二十二岁时因文革入狱二十一年，出狱后至今二十多年的人生足迹都因前二十一年而延续。这本书的侧重面不是文革的运动轨迹、重大事件，而是他在文革中、文革后的所为所思以及因文革而改变的人生，也就是说写的是个人命运。这是徐书较之此前出版的几本武汉文革回忆录的不同之处。一位研究文革多有成果的先生说徐书社会学价值大，文革历史学欠缺，我认为是十分中肯准确的。
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拥有两万多职工，是全国著名的重点骨干企业。文革前，我在这个公司担任施工技术员。文革中，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令起来造反，当上了造反组织“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的一号头头。徐正全是一冶总公司下属县团级工业安装公司“新一冶”的一号头头，算是我的“下级”，我们的命运始终相连。
徐正全讲到的二十一年监狱生活，我读得浑身发凉，万分难过。记得1989年底，徐正全出狱没几天，找到青山区红钢城我开的一间小服装店。十几年没见，两人淡淡一笑，一瓶六十度白酒，半个小时就见了底。我也因文革坐过五年牢，一对难兄难弟基本不谈监狱，谈起来心酸。徐正全出狱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交往也很多，但他坐牢的二十多年怎么过来的，看这本书前我了解得很少。
徐正全进入高墙二十一年，他写了自己在监狱这个小社会里的生活，写了其中形形色色的犯人。对于犯人，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官方确定的量刑标准，从犯人这方面来说，对判罚自己觉得冤还是不冤，自身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清醒还是不清醒，还有个人品质诸方面的原因，大致可以决定他在监狱中的表现。监狱方根据犯人的表现将其划分成积极改造和反改造，这在本书《三批犯人和两种量刑标准》等节中都有叙述。事实是，如果量刑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有法不依或者贪赃枉法，“反改造”则是很难避免的。
徐书中说到的狱政科某科长是一个利用职权挟私报复的典型。徐正全在狱中因表现突出多次被报减刑，却多次被他刷下，原因仅仅是徐没有满足他加工私活又不想按规定交加工费的私欲。你可以想象文革中因被批判而心存不满的当权派的报复会残酷到什么程度。
我敬重“马脸难看的苏队长”这个“极为正直、原则性强”的共产党干部，他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犯人洗澡不生炉子，我洗澡为什么要生个炉子？犯人和我一样都是人。”——他表里如一的发自内心的平等思想，体现了毛主席“要把犯人当人看”指示的人道主义光辉和一以贯之的平等理想。
我想，如果当时党的干部都像苏队长一样廉洁奉公，严以律己，时时记住共产党人的责任，时时想到自己曾经举手宣誓忠于的理想，文化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可惜，事情不以我们的良好愿望为转移，共产党的干部中确有毛主席所痛恨的“阴暗面”，像徐书中讲到的“休了乡下原配旧人、娶了新夫人”的现代陈世美，像《感觉到当权派和工人的矛盾》一节中叙述的管理者对工人疾苦熟视无睹，还有像狱政科长那样利用职权谋私不成就挟私报复……
徐正全讲到的他对文革的看法，我读得心情激动。二十一年的青春年华因为文革在监狱里度过，他没有咒骂文革，他说他参加文革、带领他的工人兄弟和走资派干过一场是非常过瘾的事，是他六十多年人生中唯一的意义。
徐正全的书作为文革史来看，有它的不足，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造反组织的基层头头，一个因极简单的诉求而卷入文革、并为此深陷牢狱而与世隔绝二十一年的人。
他文革时最初的诉求很简单、很朴素、很直白，涉及自己和二百多同伴的自身利益。这种合理要求却被视为大逆不道而遭遇批判会，于是才有了到省委、到北京去寻求公平裁判、寻求庇护的后续行动，才有了要求工作组销毁黑材料，才有了当陈伯达处理上海安亭事件的意见间接否定了他们上京行动后的“冲击中南海”、要求与陈伯达辩论、要求中央首长接见，等等。
有人认为这种造反不值一提，是“奉旨造反”。我说，关心国家大事，关心自己的命运和前途，伸张自己的正当诉求，正是人民造反的共性，说他们“奉旨”，实际上是故意贬低人民造反的意义。
徐正全记述了文革中发生在工安公司的首场武斗事件——百万雄师青山分部袭击新一冶的“六二三”事件。说武斗，其实不准确。武斗，顾名思义是矛盾的双方以武力互相冲突。而这次事件是手执大刀长矛、头戴藤条帽的百万雄师二百多武斗人员为抢夺广播站而组织的武力进攻，工安公司造反派根本无意武斗，更没有武斗的准备。徐等人不仅被打，还被抓到当时的青山百万雄师的据点——汽运六站，从时间上看，徐是工安公司第一个因参与文革挨打的。谁首先违背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事实做了最好的回答。
总之，你今天对文革全盘否定也好，胡乱非议也好，最终否定不了文革发生的事实，否定不了当时社会上和党内矛盾的尖锐存在，你不能因为诉求者、造反者这样那样的过失和不足而否定他们造反的必然性，否定文革发生的必然性。应该说，正是无数个徐正全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汇聚成了要求改变现状、追求公平正义的洪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载舟、覆舟之水，就是无数徐正全的泪水、汗水乃至血水。
现在，问题已经很清楚。否定文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掩盖文革发生是由于制度设计上的致命弊端这个成因，就是为了走如今正在走的已经清清楚楚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文革中的造反派不答应，全国大多数群众也不愿意。
徐正全讲到的他那帮生死相依的朋友，我非常敬重，我也敬重徐正全，只有徐正全这样的人，才交得到这样的朋友。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十六岁就自食其力混生活，深知底层民众的疾苦。他为人仗义，学历不高但爱读书肯思考。无论当工人还是蹲监狱，都能结交一帮生死弟兄。他们都是当局和正人君子们所不待见的，而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相濡以沫地活了下来，享受到人间最底层的关心和温暖，徐正全死缓归来后的人生也得以延续。
在徐正全的故乡遂宁，还有他生活、工作过的重庆、武汉，以及中国广大城市中，生活着无数工人、城市贫民。徐正全的回忆，用他及他的亲人、恩师、朋友、学友、工友和牢友的经历画出了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张图上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在逆境中得到受益匪浅的恩师教诲，是在逃避追杀时素不相识的普通百姓的慷慨解囊，是他的“战友”、“牢友”给他的不求回报的雪中送炭。
徐的恩师尹邦藩，是那种对时事、对人生洞察入微，极有见地的民间高人，他对粮食紧张时期人的劣根性的分析鞭辟入里，他由衷赞颂毛主席提倡全国上下学雷锋的雄才大略。如果他至今健在，会不会慨叹：如今人心不齐，世风日下，却再没有人能那样有效地凝聚起一个民族的爱心、责任心、自信心？
尹老师对当时有计划地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倍加赞扬，认为农业学大寨是惠及子孙的大好事，认为这件事一个国家迟早都要做，迟做不如早做，这代人不做下几代人终归要做。对历史事件、对前人的付出，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是他高于那些一味指责的事后诸葛的地方。
徐正全死缓归来后，孤苦伶仃，无业无家，被抛进了社会最底层——这是一切造反者的宿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好在人间还有真情在，好在他还有那么一些不与势利为伍的朋友。正是这些普通劳动者、普通老百姓，让徐正全没有白来这个世界一趟。于是他的笔，也由衷地歌颂了这样一些身在社会底层，却始终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做人，满怀真情帮扶弱者的人们——这是这本书最大的社会学意义。
最使我感动而且欣慰的，是徐正全对七二〇后工安公司“新一冶”几个人打死王荣炎师傅一事的认识。他在书中不隐瞒当时自己的漠视人命：王荣炎被打死后，竟“无任何内疚之感，好像这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一样，什么都没想。人命关天在这里失效了”，觉得“就那大个事”。若干年后，才从自己生存权被践踏，悟到了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被敬畏，不管你是重权在握、腰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挣扎在社会底层。
徐正全是那种有担当的人，认识到事大了，并没有怨天尤人，没有为洗脱自己而去怪文革、怪毛主席、怪当年那个和自己一样年轻的过失致死王荣炎的四川娃李武超。
李武超等人把王师傅抓来“教训一下”不是毫无理由的。王荣炎是百万雄师武斗骨干，参加过打砸工安公司“新一冶”广播站的行动，曾经扬言要对自己的同事——新一冶九八纵队成员见一个杀一个；百万雄师一成立，就把文化革命变成了武化革命，没见过他们写过一张大字报，至今也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杀死打伤多少造反派和无辜百姓。所以，七二○后武汉造反派报复百万雄师成员的现象相当普遍。
1968年末，对文革和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已经开始，一冶军代表在工安公司必然要拿造反最坚决、最有影响力的徐正全、张治能开刀。他们和武汉公安机关军管会合谋，编造案情，以权代法，负有制止不力责任的徐正全、在现场但没有动手的张治能就被故意误判，致使两人蒙冤。后来咨询当时在法院工作的人，他们说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干扰，徐正全最多判五年。我知道一个例子，1967年武汉华中工学院附中学生殴打一个同学（惯偷）致死，附中革委会代理主任王海峰不在现场，知道此事后派人去制止过，后来被判三年徒刑。
尽管事出有因，尽管饱受冤屈，徐正全还是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这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新一冶一号头头，我的责任也是逃不掉的。当时新一冶总部如果高度重视报复百万雄师成员在全市成风这件事，采取得力措施防患于未然，王荣炎被打死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文革中我虽然和徐正全接触不多，但工安公司分部作为新一冶战斗力很强的一支队伍，那班青工敢闯敢冲又胆大妄为、难以约束，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追悔莫及。一个已经放弃抵抗的人的生命被剥夺，我知道他的亲朋永远不会原谅我们，因为我们的行为已经越过了人之为人的底线，任何辩解都是枉然。
我既没有保护好一冶职工王荣炎，也没有保护好造反派战友，对七二〇前后武汉当局有意造成大局失控、有意挑起两派对立的企图，对毛主席“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再告诫，都缺乏清醒的认识，我们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了惨重代价。
一冶文革中，保守派死于非命的只有王荣炎一人，而造反派1967年六一七事件这一天就被百万雄师杀死三人，七二○前一工人在宿舍被百万雄师误认为造反派而被杀死；1968年在军管当局煽起的抢枪风中新一冶三人被127部队开枪打死；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1969年两清一批、1970年一打三反，三人被逼自杀（二人为造反派），一造反派被逼出走，两年后宣告死亡，另有两位普通干部死于五不准学习班；1976年后的清查中，自杀三人，其中二人为造反派，一人为同情造反派的干部。这只是我个人记忆所及，一冶人太多，我的记忆一定有遗漏。
除此之外，一直走到今天的走资派，还有他们豢养的保守派及其变种如名目层出不穷的学习班里的动力、骨干，他们在文革十年里，在1976年以后的近十年里，与时俱进地给造反派加上各种罪名——牛鬼蛇神、现行反革命、五一六、北决扬、篡党夺权、三种人，从来没有停止对一冶造反派的打压整治，打伤打残，投入监狱，非法关押，整得精神失常、妻离子散，长期剥夺工作、学习、加薪、养老等合法权益，甚至株连妻儿父母。《一冶战报》原记者李坤玉2010年告诉我，在1976年10月后的“揭批查”（党中央提出的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中，一冶二百多名处级干部中一百多人受到审查，名目是“清查与曹承义有关的人和事”。这些事，数不胜数，写不胜写，说不胜说。
我已进入晚年，回首往事，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事，一想起就悲从中来。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他们就不该有作为人的尊严？我们的错我们认，我们的责任我们负，我们该受的惩罚我们受，这个没得说。可走资派作的那些恶，你们总得有个说法吧？这么多年了，我们一句都没听到过。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当人民要给你们一个说法的时候，一切可就都晚了。
最后，我想说，进入暮年的造反派不少人写出回忆录，赞颂文革，痛斥当年和现在的走资派，为造反派正名，我都赞成。我读徐正全这本书时还想到，作为一支打了败仗的队伍，其中不甘失败的人，应该用与赞颂、批判同等的热情和精力来检讨、反省自身，并且以此和那些贪腐成性、视钱权为生命、视他人生命和尊严为草芥的人彻底划清界限。

2012年5月

tuffy05

自　序


    天悠悠，地悠悠，文革纷争终难休。是非曲直凭谁定，夕阳西下水东流。
    文革发生至今已四十六年，和古今中外一切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一样，当事人和后来者往往会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各执一端，而且都能摆出并非虚构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的结论。这不足为怪，因为双方都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采集论据。双方都只注重文革中具体过程的对错，常常忽视了对文革历史必然性的探讨，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亿万群众为什么会舍生忘死、以命相搏地投身文革，为什么至今还有那么多黄土埋到脖子的文革亲历者九死而不悔。
    人世间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墙上没个钉钉，就挂不住个瓶瓶”，何况这种牵涉到亿万人身家性命的大事。文革的发生，必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原因。毛泽东不是心血来潮，投身文革的几亿人也不是疯子，什么权力之争、个人恩怨、群众愚昧狂热，不是扯淡，起码也是浅薄。文革发生自有它的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所谓必然，就是一定会发生，人民改善和变革现存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是一定要表现出来的，不以文革这种形式表现，就会以“武革”或其他什么革的形式表现。文革是以毛泽东的错误发动造成的吗？不对。毛泽东只是使文革发生的时间提前了，毛泽东看到了发生文革的必然性，与其让它自行爆发而导致无序，不如主动发动而将其纳入有序。这正是毛泽东的英明和雄才大略。
    文革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试问建国以来，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哪一场不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呢？可是，又有哪一次出现过亿万人舍生忘死地自觉参与？没有，一次也没有，除少数运动积极分子外，广大群众用现在的话说，是“被参与”。发动发动，他发还要我肯动啊。文革则不同，各行业、各阶层群众，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投入，包括保守派。运动初期，“十六条”规定工厂的文革按原来四清的部署进行，各地工人造反派为争得参加文革的权利，冒着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危险，或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或静坐，或切断铁路，或上京告状，殊不知当时离开工作岗位将被扣掉赖以养家糊口的微薄工资，他们也置之不顾。工人造反派要求和学生一样参加文革，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有自己的诉求，尽管是很朦胧的。我可以肯定地说，文革就是人民的文革，就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不然那些造反的工人真不会拼死拼活非要参加。
    建国十七年来，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生活水平提高，那也是宣传超出实际。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实践，被各级当权派歪曲成为欺压人民、巩固和扩大自身既得利益的有力工具，在阶级斗争旗号下开展的所有运动，几乎都会被当权派变着法地把矛头指向群众，伤及一批又一批的人。任何一个当权派都可以以“党”、“组织”自居，把人不当人，一个小当权派不经意间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甚至一批人一生的命运。经济生活上高积累、低消费，广大群众长期清贫。这一切使得官民矛盾越积越深，几乎没有缓和的可能。根本原因在哪里？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各级管理者就单个人而言，绝大多数不是恶人，而是有良知的人，看来还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全面评价文革前的国家体制，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只能说一说自己的切身体会，比如说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离不开的“组织”。中国人民高度的组织化，中国政府堪称世界一流的社会动员能力，或许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所必需的。但这个组织实在是太强势了，你离开组织就是自己找死，农民遇灾外出讨饭都要到公社、大队开证明，否则做叫花子的资格都没有。各级各类组织的当权派一旦放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形成了人民对他们的人身依附。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广大干部对其上级抱定“宁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的宗旨，为什么保守派群众死心塌地跟着当权派跑。
    保守派群众对组织的依赖程度比造反派深，对组织的无边法力有着比造反派更深切的体会，紧跟领导几乎是他们的本能。一月风暴来临，造反派没怎么冲击，保守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这是因为那时当权派或自顾不暇，或躺倒不干，不能再以组织名义操控他们，他们就成了无头苍蝇。同样是这批人，二月逆流一起，有军人做后台，他们就极其迅速地重新集结起来，而且强悍无比，杀起人来毫不手软。无论是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还是打倒四人帮，举国上下一律热烈欢呼。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只知向权力献媚。这固然不错，但绝不是中国人生得贱，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组织行为，一旦与组织对抗或离开组织，生存都成问题，你可以什么都不要，但不能不要命不要生存。
    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孕育出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是必然的。毛泽东洞察其致命弊端，给全党定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治国归纳为治吏，这就是说，国家对人民是服务、效劳，对官员是治理、整治。老人家希望用这个宗旨来奠定执政党和人民的公仆和主人翁关系，确立这个政权的性质。遗憾的是，老人家至死也没拿出落实这个宗旨的制度，其实老人家就是制定了这个制度，人一走也会成为一张废纸。文革的努力分毫没有触动现存制度的弊端，文革结束后官僚资产阶级疯狂地反弹报复，反倒使这个制度的官僚性空前强化，人民性消失殆尽。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行制度的弊端不改变，它就是孕育下一次文革的温床。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这是人民对政府天然合理的要求，更是政府合法性存在的基础。政府一旦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应该垮台了。造反派为什么造反，不是毛主席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制度设计的弊端造成的。造反从古至今可都是提着脑袋玩命的勾当，兔子不被逼急了不会咬人，说穿了文革就是官逼民反。当下老百姓对“组织”的依附减弱了，当局如果在制度设计中真正把“以民为本”作为核心，那倒是在向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回归，起码可以延缓他们梦里也怕的文革再次发生。不过我对这种回归不是很有信心。
    我出身贫寒，初中都未毕业，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像我这样的中国老百姓，人生平淡无奇，本无任何意义可言。正是文革，使我们毫无意义的人生有了那么一点意义，让我们真正做了一回人，当了一次自己的家。虽然过程是那样令人心酸，时间又是那样短暂，我们付出的代价又是那样沉重，但这是我们人生中唯一的亮点。我们参加文革，一不为当官，二不为发财，是为了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虽败犹荣，赤诚之心，天地可鉴。这就是文革对我、还有与我类似的人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至今不悔的原因。现如今掌握话语权的人全面否定文革，连我们人生中仅有的一点意义也要剥夺。当然这也无关紧要，这个意义在我们心里，与别人的话语权无关。
    我的人生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1967年七二○事件后我们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的几个人殴打王荣炎师傅致死。这一血案是我永远回避不了的，因为它决定了我二十一岁至今的人生足迹，更是因为这个同事宝贵的生命就此毁灭，使其亲朋心底的苦痛永远挥之不去。对此，我这个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一号头头罪责难逃。
我曾经找出很多理由为我和我那些动手的兄弟们辩解：百万雄师以围攻造反派据点、抓人打人杀人为全部行动内容，在其两个多月生存期内血债累累，我本人就被他们抓过打过；王荣炎参加过百万雄师武斗队的行动，叫喊过对新一冶九八纵队的人见一个杀一个；七二○后武汉三镇造反派报复百万雄師成员成为风气，我的那些兄弟不过是想教训王荣炎一下，并不想打死他……
    这些理由成立吗？有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足以推倒这些理由：大多数身受百万雄师之害的造反派在七二○后并没有实施报复。
    另外，武汉公安机关军管会的判决不顾事实、别有用心、显失公正。我没有指使此事，也没动手，虽然制止不力但也制止过，最终被判死缓；张治能虽在现场但没动手，被判八年徒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军管当局和一冶当权派要在工安公司否定文革、整垮造反派，一定要找个理由把“跳得最高”的徐正全、张治能整下去。我确实有罪，一是部下犯了罪，头头就有责任；二是我就在现场，制止得再坚决一些是完全可以制止的。但这个判决按当时的法律也是极不公正的。
    判决不公，是一个法律问题；走资派横行无忌，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的问题能抹掉我自己的问题吗？我在此案中的罪责也涉及法律和政治，但我在法律和政治上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吗？
    王师傅被打死，为什么？谁之罪？一些人会不假思索地归罪于文革，这就是胡扯了。古今中外，民间私刑一直存在，去看一看2010年网络上广泛流传的组图“全球街头上演的争议‘私刑’”吧，看一看美国吧，马克·吐温曾经斥责美国为“美利坚私刑合众国”，现今击毙误入私人领地者仍然不负法律责任。在新中国，无论是文革前，还是现今“太平盛世”，民间私刑草菅人命的事一样发生。说文革时期特殊，哪一个时期不特殊？不特殊怎么会单独划为一个时期？把文革期间的民间私刑主要归罪于社会环境，什么领导责任，什么社会氛围，什么主流舆论，还可以找出一千一万条理由为施私刑者开脱，但忽视了最重要的一条：施私刑者不尊重生命。
    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并没有受到暴力威胁的情况下剥夺王师傅的生命，这就逾越了人类万世不变的道德底线，演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公法问题。在那一刻，我们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品质——善良，有同情心，爱自己的生命也爱别人的生命。中国人骂人有一句很重的话——“禽兽不如”，就很有道理。我们知道很多禽兽爱护他者生命的事实，也知道禽兽的残暴，但禽兽的残暴并没有超出生存所需的范围。而人的残暴程度、范围却能够无限扩大，这一点上人真不如禽兽。
    王师傅在新一冶人的手里失去生命，给他的家人造成了永久的伤害。一想起这事，我就觉得抬不起头来，完全能够体会、理解王师傅的亲人、朋友，一冶的一些职工对我们的仇恨，我们应该向他们忏悔。希望我们毕生的真诚的悔恨能够一点一点地减轻他们的痛苦和仇恨。
    尽管这一事件事出有因，但并不能成为暴打王师傅致死的理由，也不能减轻我们的罪责。王师傅当时没有可能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同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们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胁迫我们必须这样做，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样在我们的拳脚下消失了。在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大打出手的时候，社会和父母从小就教给我们的“人命关天”，文革以来中央一再强调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说过的“人是最可宝贵的”，统统忘到九霄云外。铸成如此大错，谁也怨不得，怨自己。
    上面拉拉杂杂说的这些，是我在写这本书时想得最多的问题，一是我对文革发生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二是我对王荣炎师傅之死的基本态度，就以此作为开场白。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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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足迹》（1）/徐正全

开　篇

六十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都曾在风雪漫天的艰难中跋涉，正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过世的大家季羡林说过：“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是的，意义、价值只属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用我母亲的话说：“人生说穿了就是磨筋骨，养肠子。”用现代话说，就是“生存是第一要义”。难怪中国当权者们理直气壮地面对西方的人权指责说“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这就是中国百姓的基本状况，或者叫做中国的国情。
在漫天风雪中行走，无论谁都会留下足迹，有时还会是深深的足迹。然而，无论多深都会被漫天风雪所湮灭。那么探寻和回顾这些足迹还有意义吗？对宏大的历史可能毫无意义，但对和我共同经历过某段历史的诸多个体来说，他们或许会有所感悟，会获得不同程度的启示，于是有了写一点回顾个人经历的冲动。

幼年丧父，随母离乡

人生大多要经过青少年、壮年和老年三个阶段。我的人生三个阶段划分是非常明晰的。
我出生于1946年3月9日。从我开始记事起，中国历史就进入新中国阶段了。因为我是独子，尽管家里十分贫穷，但我仍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进幼儿园的幸运儿。我的出生地——四川省遂宁县（现为四川省遂宁市）其时已是遂宁专区专员公署所在地。上世纪60年代前，像遂宁这样的大县城在国内还不多，城区有几十万人口，有上十条大小街道。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工矿企业，多数人是城市贫民，但谋生还是有许一些途径的。刚解放那段时间，父亲靠每天挑着装有时令小菜的担子沿街叫卖来维持家中生计。1953年以后，与人合伙，在街边开始摆摊卖菜，生活开始有所好转。到过年，全家三个人都能穿上新衣服了。
在此之前，我家祖籍地遂宁徐家堰（离城区有十里路）搞土改，为了能分点地，父亲将母亲的户籍迁回了徐家堰，结果分得了一亩多冬水田和二三亩旱地。平时全家住城里，农忙时节则全家回乡去忙耕种或收割。为了抢节令，往往要请两三个亲戚家的壮劳力帮忙，插秧时我也全身赤条条下田去推秧盆（一种比洗衣木盆大一倍的木盆子），从育秧的地方装上秧苗，推到插秧的田里去分给插秧的人。“少年不知愁滋味”，我那时不知生活的艰辛，这种时候反而十分高兴。一是可以戏水，二是可以有一两餐鱼肉吃。有一年，因为冬水田水深寒冷，我受了凉，加之暴饮暴食，结果吃得吐了，病了一场。家里一年的口粮就靠每年收的一点稻谷和红苕来补贴，有时候还会种一点花生。收获的红苕就存放在祖屋边上竹林下的地窖里，我时不时地就会和母亲一起回乡去背点红苕或稻谷回城里来。通常是早上吃饭后出发，下午时分返回遂宁县城。中餐，我可以得到一个一分钱买来的包谷粑或者二分钱一个的锅盔（烧饼），母亲则吃点生红苕、喝点水。乡间多是田埂小路，还要过一条溪河，母亲背着三十多斤的背篓一路走走歇歇，大热天衣服常常湿透了，还要顶着下午的烈日往回赶，遇上下雨更是浅一脚深一脚地赶路。母亲是“解放脚”（即曾经缠过脚没完成又放开的那种），走路一长，尤其是走田坎路就疼痛难忍。可我太小，背不动背篓，只能陪她一路说话。最苦的是年关前，天黑得早，稍一耽搁就要走夜路，一路上常会过一些坟岗地，真是又累又饿，又冷又怕。母亲尽管很累但又不敢停下来歇口气，只好硬撑着往县城赶。
50年代遂宁专署驻遂宁县城，地委、专员公署、县政府均在政府西街一带办公。那时的干部都比较习惯过集体生活，大多数人吃食堂，自家开伙的极少。党政机关比较集中，在机关食堂就餐的干部也多，难免有不少吃剩的菜。开始可能都倒掉了，后来就把剩菜装到大木桶里，用板车拖到政府西街与小北街交会的丁字路口卖给居民，通常是一分钱一大瓢，约有一斤多。一般每星期三、六都有卖，因为这两天机关食堂打牙祭，剩菜多，剩菜里的肉也多。这就成了我们这些城市贫民改善生活的一个机会。
那时县城百姓生活十分清苦，城里基本没有工业，商业也不发达，就业机会很少，挣钱非常不易。比如挑井水卖，一担水一百斤，距离一里路以上，一担半分钱。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就没有正经吃过一次肉。有了这样便宜的美食，老百姓自然踊跃去买，多是买一分钱的，家里宽裕一点或是人口较多的，也有买两三分钱的。食堂的大师傅不是做生意的，也不奸猾，舀给百姓的多是干货，汤水不多，有时一瓢下去竟会有肉圆子、肘子、扣肉之类的好东西。买过几次，母亲和几个小姐妹就讨论，早去好还是晚去好。多数人认为，大肉等干货沉在底下，当然是晚去好。母亲却认为各有好处，上面汤水多，但油水也厚；下面干货是多，说不定会捞到一瓢骨头。讨论到后来，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个碰运气的事。
买剩菜很多人家指使小孩子去，一是人多，大人怕挤；二是爱面子。小孩想不到那么多，有好吃的就行。大师傅说，这不是剩菜，是杂菜，好多是没上过桌的。大人当然知道他是哄人的，但那毕竟是平日难得一见的荤油，何况是拿钱买来的。所以板车一来，总有很多人买。我现在想。如果不收那一分钱，那就是讨饭了，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买，因为面子上搁不住。
每次买来一分钱的“杂菜”，母亲都会加点切成丁的泡萝卜烩一烩，再买一角钱的水切面，做成臊子面。像这样有大油还有点肉的臊子面，餐馆可是要卖一角钱一碗。我们花一角一分钱可以做成三碗，还真是经济实惠的事。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1955年我九岁时，家里发生了大事故，父亲去世了。为了安葬父亲，母亲变卖了家中一切能够卖钱的东西，包括洗脸的铜盆、母亲陪嫁的锡灯盏、一个多余的床和母亲剪下的长头发。好容易凑足了三十多元钱，买了棺材，请人帮忙把父亲送回乡下安葬。父亲去世前，我们在县城住的房子是租的，卖菜摊子是和别人合伙的。父亲去世后，我们一家断了生活来源，房子租不起了，举丧下来，家中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生活完全没有了着落。回乡，母亲根本无力耕种，且无住处，老屋已破败不堪，我也将就此失学，我想这是母亲最不愿看到的结果。万般无奈，咬咬牙，母亲决定留在县城。
生活怎么办？母亲请教了她的小姐妹和一些邻居嫂子，大家给她指了一条生路，“去帮人”，即给人家做保姆。其时县城的专员公署和中级法院有不少南下干部，休了乡下的原配旧人，娶了新夫人，正有不少人家添丁进口，夫妻二人又同是国家干部，需要请人带孩子。于是我母亲托人介绍，到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位姜姓科长家当保姆。女主人姓周，待人倒也和善，母亲月工资十二元，包吃包住，一年365天，只能抽空回家看一看，一次一二个小时，再无休息时间。我则被寄养在一个远房叔父家，一个月交四元伙食费，我可以随时去看母亲。我家住政府西街二号，正对县政府大门，虽有士兵站岗守门，但当兵的对小孩子是不设防的，我可以随便进出，本来县政府大院就住有不少干部子弟，士兵也认不过来。去母亲那里，一来母亲可以帮我洗一洗，二来主人家小孩吃剩下的用肉末煮的稀饭，有时有小半碗，有时也就剩一两口，可以给我吃，还有煮荷包蛋剩下的糖水也可以给我喝，这对我来说在生活上也算是一种改善了。仅此而已，也还要避开外人。在母亲看来，主人家吃剩下的东西虽然总是要倒掉的，但给我吃了终归不大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是个很有原则的人。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也大多如此。
叔父家有八个小孩，全家十口人，生活也很艰难。虽然我交了伙食费，但始终觉得是寄人篱下。我那时还不懂这个词，但感受确是真真切切的。全家连我11个人，晚餐常常是中午的剩饭、米汤加上残菜煮成汤饭（上海人叫水泡饭），大人一中碗，小孩一小碗，常常吃不饱。那时还不兴粮票，也没有粮食定量一说，只是没有钱，买不起那么多米。偶有改善，是全家买两角钱的水切面，不到二斤，同样是大人一中碗，小孩一小碗。虽只有一小碗，我们竟可以吃上半个小时，把面条一根根在筷子上绞好再放开，高高举起一条，从下往上一点一点吃，一面吃，一面松开绞在筷子上的面条，觉得又好吃又有趣。晚上睡在叔父家最后面的一间柴草房（那时城里人也是烧柴做饭），柴草房平时又作洗澡用，在里面搭了个地铺，地铺边上就是厕所。
居住条件好坏无所谓，我人太小，也想不到那么多，只是晚上常常感到很害怕，于是就常常偷跑出去听评书。我十岁左右通过听评书知道了《水浒》、《说唐》、《岳飞传》、《西游记》等等章回小说里的故事，评书艺人是我了解中国古典小说的启蒙老师。那以后，从看小人书开始，我逐渐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不管什么书都看，且十分着迷。母亲的主人家那里成摞过期的《中国妇女》、《新观察》等杂志我都看了个遍。那时的中国老百姓是没有什么享受一说的，即使有一点也很难轮到我，只有读书是我的一种享受。读书，一是我有时间，二又不需要什么花费，只要肯读书，全城好多新华书店，任你站在那里看一整天，也没人管你。
生活虽然清苦，也不是全然没有一点享受，到十岁那天为止，我就有过两次终身难忘的享受。一次是学校春游去近郊广台寺野餐，因为我衣服穿少了，那天又突然变天，山野风大，回来就重感冒了，病了上十天。遵医嘱要戒油腥，餐餐是稀饭泡菜。待病好，母亲说要开荤，单独给我买了不到半斤瘦肉蒸成汽水肉，只让我一个人吃。又一次是十岁过生日，我以前从没有过过生日（那时大人都不过生日，何况孩子），这次母亲特地拿出八分钱带我去嗜味试——遂宁最大的专卖抄手（馄饨）的餐厅，一个人吃一碗抄手。母亲坐在桌子边看着我吃，我要母亲喝点汤，母亲说今天是你十岁生日，这是妈妈给你过生日，应该让你一个人吃。这两次享受，让我终身难忘。儿时是作为一种鲜有的物质享受而难忘的，长大了，懂得了一点人生，才明白之所以难忘，是由于人的潜意识里都有自我尊严，有渴望被人重视、受到尊重的欲望，这应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在清贫却又无所忧虑中，我度过了童年中的后两年。这时南下那一拨干部新出生的儿女大多都上了幼儿园，保姆的需求量大减，母亲也被姜姓科长辞退了，生存的难题再一次出现。母亲的户籍在1956年迁回了县城（以退掉分得的田地和祖屋、宅基地为代价），乡里回不去了，在一个基本没有现代工业的城市谋生，出路是极为狭窄的。怎么办？母亲在小姐妹们的劝说下，相信了人挪活树挪死的说法，只身去重庆投靠了她的一个远房姨妈。几经联系，亲戚们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干部中为母亲谋到一个保姆的工作。此后一年多，母亲照例每月汇来四元的伙食费，有时还在信中夹带五角钱给我零用。平生第一次手上有了上角的钱，我全部用来看小人书，五角钱可以看一百本书。钱多了，选择面也就更宽了，除了《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之外，也看《红楼梦》，还有一些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小人书，象《生的权利》、《茶花女》之类，通俗易懂，图文直观，的确是我知识的启蒙者。十来岁的娃娃也朦胧地感觉到世界是不公平的，而不公平是不应该的。不公平是谁造成的，我不知道，也想不到，只听人们常说是命造成的，但我对命运造成的不公很不满，是实实在在的。于是就有了许多幻想，希望有一天我的命也可以改变一下。
一年多后母亲从重庆回来，有一个重大决定要告诉我：重庆的亲戚给她介绍了一个重庆市房产公司的建筑工人，她想考虑重组一个家庭。回来的当晚，母亲请了她最好的小姐妹来商量此事，也同时告诉我。母亲一开口就痛哭失声，一面诉说，一面痛哭，整整一个晚上哭一阵说一阵。我对母亲哭诉的正反两面的理由不甚了然，只有一种很怕很怕的感觉，像小猫一样蜷缩在母亲身边。三天后母亲去了重庆，并告诉我这学期读完以后，六年级的下学期就转到重庆市去读书。

我的少年——当孩子王

1958年夏天，我背着一件旧棉袄和两件单衣只身坐长途汽车去重庆。车在路上开了近十个小时，在母亲告诉我的重庆沙坪坝化龙桥车站下了车，一路看门牌号码找母亲的新家。走到半路，母亲来接我了，母亲一见我，当街抱着我痛哭起来，我茫然不知所措，只是隐隐地有一种感觉，我的命运将在这个新的城市改变。
新学期开学前，母亲带我去重庆化龙桥第一中心小学报到，转学手续办得十分顺利。新学期开始第一天，班主任吴老师，一位面目和善的中年女老师，向全班同学介绍：“这是新转入我们学校的徐正全同学，学习成绩非常好，操行也很好，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同学。大家欢迎他！”于是我在同学们的掌声中很快融入了这个集体。
和在遂宁的学校一样，我很快成为一小批同学的孩子王。因为我能整章回为他们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水浒传》一百零八将前几十人的诨名我都能背，有人为故事情节和人物姓名抬杠，我可以很权威地为他们仲裁。我甚至还可以给他们讲唐宋传奇故事，诸如红拂女、昆仑奴之类，王度庐的武侠小说《卧虎藏龙》他们更是闻所未闻。更使他们好奇的是我拥有四本集邮册，虽然册子是自己做的，但里面所藏邮票包罗了到那时为止国内发行的全部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集邮，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姜科长（我母亲做保姆的东家）是遂宁专署中级法院的科长（估计是秘书科一类），他床底下有一纸箱，里面装满了信封，上面贴的全是纪念邮票，激发了我集邮的兴趣。他答应把信封上的邮票全部揭下来送给我，但信封得留下，于是我有了第一批藏品。到1958年，我已集全当时发行的所有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包括最早发行的西藏和平解放一周年、世界和平大会、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等邮票。为集全三张一套的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纪念邮票中的一张（22分的斯大林像邮票），我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十套邮票外加小人书才从别人手中换来。更令人称奇的是，我还有几十张外国纪念邮票和四张小龙、两张大龙邮票。那些所谓集邮专家把大龙票、小龙票吹得神乎其神，炒成天价，我一直怀疑他们。外国纪念邮票和土黄色的大清邮政邮票，是一位佘姓同学送给我的，他叔叔是驻保加利亚大使馆的官员，所以有许多外国邮票。那个年代集邮主要是从往来信件中收集盖销票，遂宁又没有集邮公司，收集起来是极为困难的。我的集邮藏品使同学们大开眼界。可惜在小学毕业前，我一个要好的同学全家要迁出重庆回宁波，我心血来潮地在一天第三节课下课时把四本邮票全部送给了他，说是给他留个纪念，他回赠我一块贴了胶皮的乒乓球拍（在当时也是极为稀罕的）作为纪念。上第四节课时我又后悔不已，至今还在后悔，这位同学并不爱好集邮，但我又不好意思要回来。从此我就再也没有集邮。可见我从小做事是极容易冲动的。
1959年我小学毕业。全国正大力推广办技工学校，重庆作为重工业城市自不会落后，学校也动员同学们报考技校。母亲重组家庭后在家操持家务，继父四级砖工每月工资50来块钱，每月给母亲20元作家用，母亲也很不宽裕。想到技校读书、吃饭不要钱，于是我报考了由劳动局主管、重庆度量衡器厂主办的工业学校。经过简单的考试、体检，我顺利入学。技校吃饭不要钱，在厂里的职工大食堂免费三餐，伙食标准是一月九元钱，每餐八个人一席，自由组合，中晚餐四菜一汤。星期三中午打牙祭，八菜一汤，用公筷。除早餐规定每人两个馒头外，早上、中午、晚上干饭、稀饭等主食不定量。每星期三天学文化，三天下厂实习，一人指定一个师傅，我被分到刨工组学龙门刨，如是者不到半年。
从1959年10月1日开始粮食要定量了，学校发餐票，取消八个人一桌的就餐方式，技校生月粮食定量是32斤，除饭量大者一般够吃。学校不再包伙食费，改为每月评奖学金，从最高12元到最低6元，个别学生则全部取消，一分钱都没有。我的奖学金是经常被评为6元的，曾经还有两个月被取消了奖学金，但我从13岁起从没向家里要过钱，原因是在技校又有一批同学聚集在我身边。我们年级四个班，二百来人，经常和我聚在一起的少则八九个人，多则十来个人。从开始评奖学金起，我们聚在一起的同学就议定，每月发的奖学金和粮票，不管奖学金高低，全部交给我，由我统一让一个同学去食堂买饭菜票，然后大家每餐吃同样定量的饭、同样的菜，留一部分钱、粮票做机动。大家偶尔去餐馆，一人吃一份大众稀饭，或者晚上去买夜餐的馒头，一人一个宵夜。当时这样做是大家自愿并且乐意的，而绝没有强迫谁参加，有的人想参加我们的小圈子，我们还要考察他是否有向老师告密或过于自私等劣习。
我在学校历来都是个子最小的，上课都是坐第一排，但我从没受过任何同学欺负。一则我身边总有一帮非常要好的同学，再者我对人历来很谦恭。从骨子里讲，我是个缺乏自信很自卑的人，我从来不拒绝交朋友，而且我交友的标准很明确，要求也很低，我认为在人世间，人人都有不足，都有缺点，甚至都有各自的劣习；但只要这个人能为别人着想，哪怕他有其他一百个毛病，都是可以交往，都可以成为朋友的。反之，不能替别人着想，一心只为自己，哪怕他有一百个长处，都只能一般交往，而不能成为朋友。人与人之间有交往，有时是不得已，无从选择的，但是否把交往者作为朋友，却是可以自主选择的。
我们这种最低级的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维持了技校生活中毕业前近两年的时间。由于我能大体把握我们的钱粮使用额度，所以绝大多数时间，都能保证大家每个月23天到25天不断炊。后五到七天怎么办？好在当时有个规定，居民每月23号开始可以供应下个月的口粮，于是从23号开始，我们这拨人都不上课，全部结队去给打算买米的同学家帮忙排队送米。当时一般家庭都是一次性把全家全月的定量买完，少者五六十斤，多者一二百斤。去帮忙的同学一人背一书包，买完米根据该家同学的意愿，往书包装米，实际上就是偷家里的米。但我开始就强调，一是一定要自愿，不许勉强；二是要适可而止，根据买米的多少，不能整多了。有的同学很大方。坚持要我们多搞点，我表示只要后面几天能度过去就行了。因为学校是每个月末才能用下月的粮票买饭票，这后几天大家就用从家里偷来的米，用脸盆架三块砖头，用模具房丢弃的木模做柴火煮稀饭，少放米，多放水。太稀了怎么办？加一点食用碱，一下子稀饭又稠又香。再把从各家偷来的盐炒一炒，变成炒盐，放进稀饭，问题就解决了。大家把灾荒年间赖以生存的钱粮放心地交给我，一是对我人品的信任，再者他们也知道我只会比他们吃得少，绝不会比他们吃得多，因为我比较能克己自律，个子又小，饭量确实比一般人小一些。往往在每月23号还有剩余饭票的时候，大伙就一致决议，全部去买成馒头夜餐，大家饱餐一顿，并一定要预先留下十个八个，让我带回家去给我母亲。以后很多年，母亲偶尔夸我懂事，总是拿这件事做例子，殊不知，这是我和同学们共同孝敬她的。
由于粮食紧张，1961年下半年，学校决定我们这一届学生提前半年毕业，人员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大部分同学留在了技校承办厂重庆度量衡总厂（后改为重庆化龙桥机器厂），这是个有一千来人的中型企业。部分同学分配到军工系统，主要是造坦克的重庆空压机器厂。还有的分到了东北铁路局。最后剩下十多个同学去校办农场劳动待分配，我是其中一员，还有几个平常和我要好的同学。学校教导主任放风说，这十几个人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接受单位不要；有的是专门和学校作对，属于不听话的人，徐正全算典型。其实，要说和学校作对，无非是因为一秦姓同学（是我们这一拨的人）在课堂上顶撞老师，学校决定开除他。我觉得处理太重，况且老师也有不妥之处，于是公开拉了一帮同学要学校收回成命，否则我们就去教育局告学校。学校因此停课一天。因怕事情闹大，学校终于收回成命，只给了秦姓同学警告处分，我则被停发一个月奖学金。
我们十多个人被发配到农场劳动，也没多少事可做，每天翻过一个山头去山顶的小煤窑挑四五十斤煤下山，事不多，活不重。大家都是第一次在乡下生活，新鲜劲十足，每天收工后，吹、拉、弹、唱，倒也落得悠闲自在。一日皓月当空，大家在月下畅谈甚欢，不知谁提出，我们三年同窗，现又同落得此等遭遇，为我们的友谊长存，愿意者应该结拜同心，多数人表示响应。大家看我一直不参与讨论，就直接问我是什么想法，我说你们都太天真了，目前我们这种处境是暂时的，不要多久，我们就会各奔东西，再过十年八年，我们如果还能聚在一起，大家还有这种想法，再来谈这件事就有意义了。多数人对我的泼冷水很不以为然，沉默一阵也只能不欢而散。多年后，我和陈启明又聚在一起，他旧事重提，说我当时的看法事后证明是对的，我们当时太幼稚、太可笑了。我说：“幼稚不错，但绝不可笑，那是一份童真。可惜人世间容不了这份童真，生活会使我们每个人都丧失或者放弃童真。可笑的是我们现在的世故。”

第一份工作——遇到恩师

十来天后，十多个人果然各奔东西。我和一位叫李全福的同学分配到重庆化龙桥人民公社，实际上就是街道办事处。当时重庆是全国城市人民公社的试点大城市之一。报到第二天，又下分到公社下属的红岩分社。此一去，倒真应了作家浩然说的“人生的紧要处，往往就是那几步”。这次报到成了我人生命运轨迹的一个重要节点。接待我和李全福的是红岩分社的最高领导周书记，三十多岁，从工厂抽调来的一位中层干部，态度很和善。他首先问我：“小鬼叫什么名字？”我答：“叫徐正全。”周书记哦了一声，对李全福说：“那你姓李吧？”说完自顾自沉吟了一下，对我说：“你去学会计吧，跟我们这里的一个老会计学，等学会了就接替老会计为分社的企业当会计。小李就到分社的建筑队去学泥工，今天先回去休息，明天来正式报到。”他也不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就这样一锤定音，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从座位上站起，很随便且很自然地说：“好，就这样，你们去吧。”天呀！他这随口一说，竟然真决定了我们两个大活人一生的人生轨迹，甚至因此决定了伴随而来的我们两人各自不同的人生命运。此后，我的同学李全福做了一生的泥瓦匠，直到60岁退休，此是后话。
在当时看来，我算是幸运的，起码在此后的三年是幸运的，我遇到了我人生中一位真正的老师，说是恩师一点也不为过。他教会了我一生赖以生存的一门技艺——做会计，更教了我许多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真知灼见。在我世界观逐步形成的关键时刻，他无意间成为了我的导师。
第二天上午，办完报到手续，到下午两点钟，有同志通知我去办公室见老师。一进门，见一老者大约五六十岁的样子，面容慈祥，穿一身洗得灰白的中山装，显得朴素而庄重。他红光满面，额头宽大而光亮，一头乌发，既不茂密也不稀疏，书卷气扑面而来。见我进门，站起来伸出手，我连忙迎上去握住老人的手说：“老师好！”老者让我坐下，笑着说：“你叫徐正全吧？我姓尹，叫尹邦藩，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老人声音很浑厚，语速较慢，这样我们就算认识了，我在不经意中走进了新的一段人生经历。老先生平时在家里办公，一星期来分社一两次，每次个把小时。于是，我在上班的多数时间去先生家里。先生家住红岩村附近，一进三间平房，一间厨房。前房是办公地兼客厅，后两间是卧室。师母是宜昌一国营工厂的会计科长，家中还有先生的岳母和妻弟，先生的妻弟是川江电机厂的工程师。
第一次去先生家即开始谈工作。先生说我教你做会计，不教你会计方面的学问，只作为一种技艺来教你，说俗点就是教你怎么做帐。至于日后的财务预决算、财务分析等等，你帐做熟了，财务数据的相互关系弄明白了，自然会融会贯通。你现在紧要的是搞明白怎么干这件事，也就是增长才干，学问倒在其次。更何况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方部门，做学问的人总是少数，社会也容不下，不需要很多人去做学问。社会更需要的是才干，也就是能干事的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也是这个道理。一番开场白后即开始教学。先生说会计简单地说就是把一个单位的各种经济活动包括产、供、销的各种数据，有根据地记录在案。内容不外乎工、料、费三大类，附加财务费用，做成帐册，造成报表，帐帐相符、帐实相符即可。所以，第一个月，我做你看，没看明白你就问；第二个月你做我看，边做边改；第三个月你做我查，只查结果不看过程，不对处发回重做，如你仍然有不会做的部分，这才是我要教你的地方。三个月后，你会做了，你就可以算是个会计了，起码有记帐员的资格了。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些会计原理之类的参考书，拣看得懂的琢磨，实在看不懂的也不用多耽误时间，这些书学问不少，但狗皮倒灶的东西也多。自己弄懂了，确实有用的东西就是学问。这是先生的快速入门简捷教学法。三个月后，我果然入门了。因为是归计法，企业又小，百十号人三个企业的帐表月底三五天就能做完，余下的时间，才是我真正受教育的时候。
老先生出身名门望族，祖辈皆士族，与郭沫若家有通家之好。老先生系四川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学非所用，解放前转作国民政府农民银行信托部主任。解放后任教西南财经学院。先生年青时游历大半个中国，对各处风景名胜风土民情十分了解，且对时事、人生洞察入微，极有见地。我上班多在他家中进行，不能到处跑动。他也只能尽量陪着我上班，闲时无事，少不得天南海北、古往今来乱侃一气。多半是他讲我听，我提问他解答。初时闲谈，天长日久，自不免议及时下种种事端，老先生总能引经据典，直陈利弊。
粮食紧张期间，先生让我陪他去逛解放碑，实则是请我去高级餐厅下馆子。每次半斤酒、四菜一汤，总要花去先生二三十元，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每次都是先生买牌子。吃饭中间，自然谈及时下由于粮食紧张一家人各吃各的定量，餐餐用米筒量米，连母子之间都分得清清楚楚，而且处处显现出世风日下。我问先生：“这种状况如何了得？”先生说：“粮食紧张要缓解并不难，只要连续夏、秋两季丰收，国家暂缓实行高积累政策，问题就可以解决。难的是由于这几年粮食紧张，人的劣根性得以充分展现，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要彻底扭转少则五年十年，多则要一代人，这比自然灾害更让人头疼。”到了第二年，一场全国上下的学雷锋运动，使整个社会风气全然改变，举国助人为乐，好人好事到处涌现。我与先生再次忆及前番进餐时的议论，先生由衷地伸出拇指，连声说：“毛主席，了不起，雄才大略。一个学雷锋，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大收奇效。”
谈及时下的农业学大寨，先生说这是惠及子孙的大好事，有计划地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世界上有成功的先例。这件事一个国家迟早都要做，迟做不如早做，这代人不做下几代人终归要做。
先生教我三个月之后，我就能独立操作了，先生只需不时指点和纠错。我和先生相处前后将近三年的时间，白天向先生学习会计业务，有时间就闲聊一阵，我们闲聊更多的时间是在晚上，我几乎是每天必去先生家，像学生上晚自习一样，冬春一般是聊天到九十点钟结束，夏秋有时到十一二点。天南海北，天上地下，各地的风景名胜，世风人性，古今掌故，就这样一路聊来。就是在这种闲聊的潜移默化中，我学到了许许多多书本上没有的闻所未闻的事，我这个懵懂少年集中地得到一次提升，让自己尽可能明白地去适应这个世界。

失业的滋味

1964年初，城市人民公社撤销，我担任会计的三家社办企业划归区手工业管理局，于是化龙桥人民公社有了裁员的风声。此时，我在社会上有一帮忘年交，都是和我父亲年纪差不多大的长者，像六医院的外科主任，几个社办厂的厂长。和我走得最近的是重庆市当时著名的评书艺人何培德，他是全国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徐勍（评书《双枪老太婆》的作者和表演者）的师兄。何培德老师告诉我，他所在的重庆沙坪坝区曲艺团差一名会计，问我有没有兴趣，工资比我现在要高一点，但白天要坐班。我当时也想换个单位，况且我现在的单位要裁人，还不知道今后会对我怎么安排，于是我毅然向单位提出了辞职。支部书记开始没同意，说准备调我到一家区办企业去当会计，第二次我把我的去向说了，他觉得那会对我更好一些。经过请示，书记通知我，同意我辞职，还破例给我发了三个月的工资，这已经是1964年元月份的事了。我回家休息了十来天，我也没跟尹老师讲（尹老师一年前就没在厂里干了）。到二月上旬，何培德老师告诉我，曲艺团的会计由区文化局调人下来兼管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倒也不太在意，还没有体会到对于一个生活上必须经济独立的人，一旦失业意味着什么。何老师感到十分抱歉，我反倒安慰他无所谓。
由于有三个月工资打底，我也没想到出去找个工作，因为从十三岁开始，我就没在家里生活，只是参加工作后晚上回家睡觉。我也没向继父、母亲要过钱，我工作期间，家里也从没向我要过一分钱，所以现在也不可能向家里开口。我闲下来的时间更多了，于是又开始没日没夜地看书。首先从尹老师那里重新借来《石头记》、《唐宋传奇选》、《花间集》、《六十年的变迁》、唐宋诗词选，还有郑振铎、茅盾、巴金、郭沫若等人的全套文集等等开始复读。然后从书友处借来《安娜·卡列琳娜》、《复活》、《红与黑》、《德黑兰》、《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集》等等书籍复读，这些书我在工业学校读书时大多看过，现在复读，感受不大一样，原来多是看热闹，现在多少可以看一点门道，能读懂的内容比过去要多了一些。晚上也偶尔去听何老师的评书《三门街》或去尹老师处闲聊。
虽说辞职时公社发了八十多块钱，当时这对我也算是一笔巨款了。但终归钱多没得日子长，混到五月份，口袋见底，每月家里的伙食费是必须要交的，这时我才在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没有钱的恐慌。身无分文，连门都不敢出，真个是“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正彷徨无计，星期天，工业学校的好朋友何国富登门造访，并送来一本高云览的《小城春秋》、一本反映“四清”运动的小说《春雷》。到中午邀请我到下面餐馆吃饭。我犹豫了一下，同学见我犹豫，一下子明白了，即刻说明，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请我吃饭，他被分到兵工厂，待遇出奇的好，他的工作是在检查科，月工资四十二元，相当于大学毕业生的实习技术员待遇，所以他一定要请我吃饭。于是二人一起下去进馆子，两个人四菜一汤半斤酒，不到二元五角钱。那时粮食紧张已过去，猪肉只卖七角三分钱一斤，故四个荤菜也只两元多钱，十元钱找零七元五角，何国富一出餐馆门直接塞入我口袋中。我一下反应过来，把钱掏出来塞给他。两人也不说话，拉拉扯扯半天。何国富平时言语极少，一说话就脸红，很内向的一个男孩子，他在学校比我低一届，是他们那一届仅有的三个参加我们“打伙”吃饭的兄弟之一。见我不肯收他的钱，脸一下涨得通红，倒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似的，质问我：“怎么看不起我了？”我连忙说，不是那个意思。他说不要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我们一个锅吃过饭，现在还不是一样。我见他很激动，就让他把钱塞在我口袋里，没有再推辞。再说什么不但矫情，也多余。他接着告诉我今天他们科里加班，他是换的中班，特地来向我辞行。因为他要去西北出差，可能是测试坦克性能，最少得三个月，只有中秋节再来看我了。我送他上车，看着公交车远去，捏着口袋里这七元五角钱，心里真是一声叹息，那时的七元五角钱，再怎么也合现在的七八百元，节俭一点，是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后来才知道，他是几天前听另一个同学说我有将近半年没工作了，他全部家当就二十元钱，还要留十元钱出差，所以他觉得他只给了我七元五角钱，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我知道后，心里真是不知什么滋味。
在那个年代，没有现在意义上的“找工作”，每个人的工作都是由各级组织分配的，包括街道办的小厂，也不是随便可以进入的。换言之，那时人的生存空间都是组织划定的，包括当农民。实际上就自由而言，拥有生存空间是人最基本的自由，一个人如果时时处处身不由己，还有什么自由可言？但再密的网也有网眼，这个网眼就是“熟人”。在中国这样一个极重亲情的国度，人际关系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发展到如今，人际关系竟成为生产力要素的一种），于是“要生存，找熟人”。
我找到李全福，他现在已经是街道泥木工程队的调度了，他们这个单位常常要用临时工。一见面我说明来意，李全福二话不说，“明天来上班”。当然是做临时工。化龙桥地区有十多家千人以上的国营企业，这些企业的土木、房屋修缮的小工程全部归他们做，常年都需要几十上百的临时工，主要是去工地做小工，因为是小工程，最多十天半月就能干完。工地用的水泥砂浆均是人工用铁锨搅拌，小工多半是做这个活。第二天我去了，李全福分配我到重庆汽配厂。李全福还特地给现场领班的交代，徐正全参加水泥搅拌组干活，但只负责浇水，其他的事不做。小工日工资有六角钱和八角钱两种，他要领班给我按八角钱一天报工。领班有点不解，望着他。重庆人爱开玩笑，尤其是泥、木二匠，二五点子（武汉方言：小聪明）话特别多，李全福似笑非笑冲领班说：“望什么望？人家现在是干部参加劳动，哪天当了我们的会计、队长，正管你娃。有眼不识泰山。”从此，我就每天领八角钱，转了几个工地，多半都是浇水，或者办领料手续。第一天到汽配厂，为锻压车间空气锤下地脚（打基础），混凝土用量大，我负责浇水。刚干一会儿，甲方负责监工的来了，是基建科的一位小干部，小姑娘姓龙，一见面，首先认出了我，笑盈盈地打招呼：“哟，小徐参加劳动呀！”我很泰然：“什么参加劳动，出苦力，打临工。”小姑娘一样很淡定，脱掉外面的羊毛衫，过来拿过我手中的水管说：“你歇一会儿，我来帮你。”其实我们不但认识，甚至可以说是好朋友，这是有缘由的。从1962年初到1964年初的两年间，正好是我做会计的两年，我平时空闲多，自不免到处串，加上那两年重庆热火朝天办交谊舞会，几乎凡有大饭堂、礼堂或球场的单位家家都举办，一星期七天，各个厂矿企业轮流办，于是天天都有舞会。化龙桥地区有上十家千人以上的厂矿，又有三个技校，除我就读的化机厂工业学校外，还有市工业学校，更有汽配厂主办的红岩女子技校。这些学校的学生，我认识不少。1962年下半年，我担任会计的三个厂有几个青年师傅，三十岁出头，一经熟识就硬拉我学跳舞，学抽烟，三两个月下来，舞会跳了，烟也抽上了。和我同年龄的人那时鲜有会跳舞还能拿钱买烟抽的。红岩女子技校的女生倒是多半会跳舞，而且都跳得不错，是我们那一带舞场的主力军。因为她们普遍都比我们大一两岁，女同志成熟开化也比男生早些。男生则不同，我的男同学中几乎就没有一个会跳舞的，化龙桥只那么大，很多还是老街坊。由于我年龄小（1963年时只17岁），个子虽小，但进入社会早，又比较早熟，结果不经意间，我竟在化龙桥一带有点小名气了。我的名声谈不上好坏，但很多大人、同龄人虽然不一定知道我姓什么，但都知道我叫“小会计”。因为我多喜欢和比我年长的人来往，加上跳舞，认识了红岩女子技校上十个很活跃的女同学（她们当时已分配到重庆汽配厂上班，多数是车工，少数是小干部），在那个年代就显得特别打眼，所以化龙桥各个厂几乎都有我认识的人。因为多是跳舞、听评书、滑旱冰认识的，所以，我认识的这些人在各单位都是比较活跃的人。
我到各厂去打零工，几乎都能碰到熟人。那时的人纯朴，没有谁歧视或者笑话过我，多半是点头一笑：“劳动哇！”然后走人；热情一点的送上一支烟：“慢慢忙！”点火走人。到我就读过的化机厂做工，同学自然很多，过去关系一般的，至少来打个招呼，寒暄几句，但从不触及我时下的处境。原来要好的同学，有时中午还帮我去厂里食堂买饭，一荤一素两个菜、四两米饭。有的同学没有多余的碗，就借食堂的盘子，一盘饭一盘菜，陪我一起吃。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时候从老百姓的层面讲，社会还是基本和谐的，人与人之间不大可能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评价也鲜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衡量，多半是看你自己的为人是不是讨人嫌。除了政治运动期间或领导发话，一般人都不会与人过不去，包括对待单位那些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人们最多是避而远之，不会无端地去招惹、歧视他们。
1964年9月，我不明原因发烧一个月，后查出系感染上伤寒，住院二十天。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天出院，体重下降到36公斤。虽然住院只花了50多元钱（包括伙食费），但对家里已算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此身体状况，再打零工已无可能，心中一片茫然，真有坐以待毙之感。在那个年代，所有人都必须存在于组织之中，否则就有可能失去生存的条件。所以，依靠组织、服从组织是每个成年人生存的必备前提。这种国家对个人的掌控是前无古人的，生活的现实告诉人们，你不能摆脱这种掌控，并且要服从以至依赖这种掌控，否则你就是自寻死路。因此我很理解改革中几千万下岗职工的心态。寻找现实的生活出路固然迫在眉睫，内心的恐惧和失落感更让人备受煎熬。

走进一冶工安重庆工程处

9月下旬，街道办事处通知我参加武汉来的冶金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重庆招工的见面会。我来到招工点，发现已有近二百人。开会后，由两位招工人员介绍情况。原来招工单位是冶金部直属的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一冶”）下属的工业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工安公司”），在沙坪坝区和大渡口区共招三百人，招工人员并说明此次招工是经重庆和武汉两地劳动部门批准的，男女不限，年龄在十七至三十五岁之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工种是管道、冷作、车、钳、起重等等。现在工安公司正在重庆承建2350工程（即重钢中板厂），待此工程完工，此次招收的人员会被分别分配到十九冶和一冶，分到一冶的人会到武汉（是一冶的基地），分到十九冶的人会到攀枝花（即渡口，是十九冶的基地）。后来才知道冶金部已下文，将有近五万人的一冶一分为二，重新组建一个十九冶，因此有这个预先的招呼。
招工过程很简单，三天后体检完毕，除个别人外，全部被招录，又过两天，即通知去指定的地方报到。我们沙坪坝来的有一百多人，化龙桥有二十来个人，报到地点在大渡口新山村靠公路边一片废弃的临时工棚处，我们去时已整理好，建了围墙，上十栋平房就是我们的宿舍。报到结束，即开始为期一周的入职集训。住地虽然简陋，但到底是中央企业，福利待遇没得说，每人发棉衣、单衣各一套，雨衣、长统雨靴、棉被、垫絮、蚊帐、棉背心一应俱全，而且不用自己花一分钱。首先发一个月工资十八元。集训的内容有安全生产规则和政治时事，并出了一期墙报。我被抽调参与编辑，每人写一篇学习心得，我写的题目是《和平年代怎样学雷锋》。然后分配工种，下到连队（实际就是工段），前一天墙报上了墙。我被分到三工段。工段书记姓潘，四川江津人。晚上全工段一百多人开大会，潘书记在大会上介绍我们新工人，说他刚看了新工人办的墙报，印象最深的一篇心得就是徐正全写的《和平年代怎样学雷锋》，这篇心得写得有水平，认识很好，又很实在。潘书记由此说开去，说有了这批新人，我们的革命和生产一定会搞得更好。当场宣布分组名单，我被分到六组，跟一位叫张炳化的师傅学管道工。生产组长和政治组长都是东北人，从鞍钢过来的。现在才知道，这个摊子叫一冶工安重庆工程处，实际上只是工安公司的一个队，工安公司另有三个队和一个加工厂还在武汉，一冶工安公司现有四千来人，分一半到十九冶以后，就只剩下两千多人。工程处的主任是一队的队长，书记是工安公司的原办公室主任。重庆工程处的具体任务是2350中板厂的全部厂房钢结构和地上地下的全部工业管网制作、安装。施工地在离住地十多里外的刘家坝，我们每天坐解放牌货车上、下班，中午一餐工程处派人往工地送饭，早晚在住地食堂用餐。工程处有四个工段、一个加工车间，共有近五百人。我们上班，活并不累，因为当时一冶的机械化程度是全国最高的，起吊机是从法国进口的坦克吊（履带式吊车），所以生产进度是很快的。重庆工程处一个季度的产值上千万元，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惊人的。
寒去暑来，转眼到了1965年8月，一天下班后，我又发烧了，我知道又是扁桃腺炎发了。去医务室一量，体温39度！值班医生当即决定送我到离此二十多公里的一冶野战医院住院，我表示不用住院，扁桃腺炎打两针青霉素自然好了。医生说不行，我转身出门回宿舍睡觉了。大约一小时后，医生竟然找上门来说：“救护车来了，住院证明也开好了，带上你的换洗衣物跟我走。”我哭笑不得，只好跟他走，救护车把我送到一冶野战医院，将住院的床位安排好，医生才回去。医生一片好心，可是命运弄人，不经意间，他为我日后的命运悲剧埋下了第一次伏笔。
七天后我病愈出院，潘书记告诉我：“一冶与十九冶的分家方案已经确定，你原本在第一批去渡口的四十人之列，只是他们前天已经出发了。反正下一批也快了，我和你一起走，不过可能是分到成都材料厂，比渡口的条件要好。”我想管它去哪里，反正是“磨筋骨，养肠子”。这一等，转眼到了12月，分配工作无任何动静，我也不去期盼什么，日子照样过。一日，收到我在工业学校的死党陈启明来信，随信寄来毛主席诗词书签一套，十分精美。他被分配到东北铁路局六处，书签是他托人从北京买的，全套三十七张，正面是毛主席手书的诗词，反面是多位书法家用不同字体书写的该诗词全文，红底烫金，富丽堂皇。收到书签，使我想到他年初回重庆探亲时我们的一件趣事。
陈启明当时在内蒙一带修大庆铁路，当时这项工程是保密的。由于铁路施工的走向都是在冻土层，条件十分恶劣，又无工程机械，人根本挖不动，于是每年放三个月探亲假。单位发给他一张免费往返的火车票，回来玩三个月，我免不了要陪他一阵。一天，我们去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滑旱冰，快到下午五点钟，冬天黑得早，我们找一小花园处准备坐一下，再往回走。刚坐下，来了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提一个很新的手摇唱机，开始在离我们十来米处的一个石桌上放唱片。他们先放了几首《喜洋洋》、《雨打芭蕉》之类，接着放了一首电影《马路天使》的插曲《天涯歌女》。正放着，来了一身着深蓝色中山服、个子高高的男子，直奔放唱片的两位青年，语气很冲地问：“你们在放什么？”这时公园已没什么游人了，这两个青年一惊，很小声地说：“没放什么。”说着就准备收唱机走人。那名男子三十多岁，将手一拦，“放下、放下！”唱机仍然在唱，我很见不得那男子盛气凌人的样子，不由自主就走了过去，也很冲地提高嗓门问：“干啥子、干啥子？”男人回头很傲气地瞪了我一眼说：“不关你的事。”我故意挑衅地问他：“你怎么就知道不关我的事呢？”男子不理我，用手敲着唱机对两个青年说：“收起来，跟我走。”两个青年这下被吓住了，他们可能猜想此人是公园的便衣警察。我听这男子一说，不但口气很大，样子也像十分了不起，我也没多想，冲男子说：“凭什么他们要跟你走？”他看我说话口气很不善，转过头对我说：“你知道他们唱片放的是什么歌吗？”我故意反问他：“你说是什么歌？”他理直气壮地说：“黄色歌曲。”我听了不禁笑了起来，我说：“你懂个啥子，这个歌叫《天涯歌女》，是五四以来的优秀歌曲（我不是瞎说，前不久《重庆日报》有过报道，《天涯歌女》就包括在五四以来的优秀歌曲里面）。”男子见我这样说，也不和我争辩，只对两个年青人说：“收起来，跟我走。”一面说，一面手敲唱机，一副不容分说的样子。我当时就冲动起来，把男子的手一扒说：“凭什么要人家跟你走，你现在跟我走。”男子一下子愣住了。我对两位青年说：“收起你们的唱机，你们走。”两个青年一听，连忙盖上唱机，抱在怀里，转身就走。男子这时回过神来，冲我问：“好，跟你走，往哪里走？”我只好硬着头皮气汹汹地说：“你跟我走就行了，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男子似乎被搞懵了，愣了一下，突然悻悻地说：“好，你等着。”说完突然掉头走了。这时陈启明突然想起来问我：“你要他跟你走，跟你走到哪里去？”我说：“跟我到厕所解手去。”说完我们两人哈哈大笑。陈启明回过神来对我说：“刚才那人可能是公园的便衣警察。”我说：“有可能。便衣警察也不能仗势欺人呀，狗日的盛气凌人，老子有理走遍天下，怕他啥子。”正是这种有理走遍天下，自以为真理在手、正义在胸的理念，让我在日后的现实社会中碰得头破血流，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人生代价。

调到武汉参加“三轧”会战

1965年12月25号工程处开大会，宣布按冶金部统一部署，工程处停止运作，全体人员一个不落于29号早上上船，全部回武汉，支援武钢“三轧”会战（三轧即武钢在建的初轧厂、热轧厂、板轧厂）。原因是这三个厂已建设多年，至今没有全部完工，不能完全形成生产能力，所以将一冶在外地的施工单位全部成建制地调回武汉，集中力量转战“三轧”。老师傅们兴高采烈，马上可以回家了，而我们这些新招来的重庆娃儿马上就要背井离乡了。人年轻想不到那么多，一冶确实是个大型企业，福利待遇好，天热六分钱一瓶的汽水一人一天发两瓶，防暑降温费一天四角，保健费一天五角，加起来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前不久总公司文工团来慰问演出，那大型音乐舞蹈剧《野战军之歌》，其阵势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小不了许多。武汉值得一去，况且你不愿去又能如何？脱离组织，那是自走绝路。开大会动员，不过是告诉我们一声出发日期，用不着问你们同不同意，围绕着走作准备才是正题。会上通知，26号开始放假，28号晚上到工程处在朝天门码头附近包的旅社分别集中，行李由公司统一包船送到武汉，个人只带随身物品。一切注意事项已经明白了，要回家去作准备了。
行李没有什么好准备的，但向亲人朋友辞行是必不可少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尹老师，怕有半年没去看过先生了，也不知道先生近况如何。我平时要上班，星期六下午回家连搭车带走路得两个小时。星期天下午就要赶回工程处，星期一早上走怕有雾，会迟到。26号晚上，我买了一瓶回沙郎酒去拜望先生。一进门，先生正吃饭，于是被拉上桌，先生说陪他喝两杯。谈了一阵闲话，我告诉先生我马上要去武汉的事，并郑重地对先生说：“不知先生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先生沉吟了一下说：“先不忙，喝酒吃饭，吃完后再谈。”席中先生谈了一些武汉的风土人情，说武汉湖泊众多，盛产鱼藕，尤其樊口鳊鱼，清蒸尤佳。还说，汉口因为历来为商埠，商业气息浓厚，民风也就很讲实惠。汉阳为工业和农业杂处区，民风相对淳厚。湖北人对外来人包容度不如四川，因为四川人本来多数是外地人移民来的。但老一辈的许多湖北人对四川人尤其是重庆并不陌生，抗战的时候，许多汉口有一点资产的人都逃难来过重庆。湖北人的宗族观念比四川人重，很多村子就一个大姓，所以湖北人在对外上比四川人团结。闲谈一阵，先生泡上两杯茶，拿出他待客用的龙菊香烟（他自己吃叶子烟），开始对我说：“你的要求很突然，我毫无准备，作为忘年交，谈不上嘱咐，就给你讲点感受吧。你是一个一踩两头翘的人，锥子放在口袋里，迟早都会冒出尖来。在你这个年龄段，与你同样社会层次、相同生存空间的人，一般都不会比你活得出彩。唯其如此，我先送你两段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出自《后汉书·黄琼传》；‘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出自三国魏人李康《运命论》，借过来送给你。思维敏捷的人，更要谨言慎行。当然，任何事一旦做出来了，话说出去了，就要有担当的勇气。须知男人与男子汉的区别就在于“担当”二字。到了一个新单位、新环境，首要的是适应。生存智慧有千万条，适应能力是第一条。所谓到哪个坡唱哪个歌，适应不了你的生存空间，你就什么都不是。再者，年青人不要锋芒毕露，示弱比逞强更显智慧。示弱，遇事则进退有据，而逞强则常常把自己逼到死角。世界之大，处处卧虎藏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知天高地厚是青年人的通病，老成持重才能成器，心浮气躁，纵有满腹才华，最多只能成个风流才子。其实我这些都是拾人牙慧的老生常谈，不足为训。生活本身才是人最好的老师。总之你自己善自珍重，好自为之。”言毕，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花间集》：这本书你可能读过，是婉约缠绵的一本词集，多是悲秋伤春、儿女情长的咏叹，送给你，挫一挫年青人普遍怀有的英雄情结。我与先生握手惜别，相约来年再来拜望先生。
1965年12月28日晚饭后，何国富等几位同学相约来送我，几个人凑了二十元钱，一定要赠我路上用，说是穷家富路，情意真切，我只得很歉意地收下来。父母亲和同学们送我出门，我家住在嘉陵路的半坡上，要下六十多级石板台阶才能到马路上，说好父母亲只送我到下面的公交车站，同学们送我去朝天门旅店集中地，可刚下石板台阶，母亲就哭了起来。我太年轻，根本体会不到母亲这种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悲痛心情，首先产生的竟是一种不耐烦情绪。我淡淡地对母亲说：“你们回去吧，有同学送我。”母亲这时竟然有点失控，忽然拉起我的手，边哭边说：“儿啊，这样天远地远，离乡背井，妈怎么放心得下。”这一下我是真不耐烦了：“哭什么哭？我是去上班，又不是去上刑场，回去，回去！”把母亲镇住了。父亲很不自然地笑了笑，说：“好，我们回去吧。”母亲一步三回头和父亲往回走了。
几年后我在劳改时想起这一幕来，真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现在我是真的进监狱服刑，竟然一语成谶，真真是报应啊。其实，我也知道，自古以来，没有几个青年人是真懂父母心的，只有自己当了父母，甚至只有父母仙逝之后，才会慢慢地一点一点懂得什么是父母之爱，什么叫无私之爱。多年来，我每每想到那一幕，自然万分自责，甚至觉得那之后生活施于我的任何苦难都不为过，都是对我冷酷无知的一种报应。
同学们送我到朝天门附近的旅社安顿下来，我们一起出来，我一边送他们往回走，一边反复嘱咐他们多保重，多来信。眼见公交车要收班了，大家相对无言，依依惜别。送走了同学们，我回旅社一觉睡到喊起床，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上得江字号客轮，七点半钟，汽笛一声长鸣，船起锚了。我站在甲板上，望着滚滚向东的江水，头脑一片空白。既不苦亦无悲，倒突然起了一丝“此去前路无知己”的惆怅。别了山城，别了母亲，别了同学们，此一去，等待我的是什么？不知道，我也没有想。在全新的环境中将开始新的生活，在这里，我的人生划了一个清晰的顿号。新生活开始了，噩梦也悄然拉开了序幕，而且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噩梦。
1965年12月31日晚8时许，我们重庆工程处一行人被一冶几十辆卡车敲锣打鼓地送到了一冶工安公司所在地青山厂前，接待人员效率极高地为我们分完宿舍，铺好行李，我们几个人相约去餐馆消夜。厂前一家唯一的小餐馆正在营业，几个人各要了二两水饺、二两酒，打伙炒了三个菜，自然先吃菜喝酒。一会儿水饺上来了，竟是一人两碗。众人诧异，用筷子捞起一看，竟是一种抄手（馄饨）不像抄手、面团不像面团的东西。一位姓陈的师兄平时脾气暴躁，用筷子使劲敲碗，冲服务员问：“这是啥子东西？”答：“水饺哇。”“你这分明是抄手嘛，什么水饺？”服务员很不屑地答：“么事抄手？抄手是么事？明明是水饺嘛，搞不清楚瞎说么事。”陈师兄被呛得一愣一愣的：“老子跑了全国那么多地方，没听说这叫水饺。”。服务员不依了：“你说就说，骂什么人？你是么事老子？话都说不清楚，还跑了好多地方！”意思是一群乡里人昂（武汉方言：喊）什么昂。陈师兄正要发作，我连忙拉他坐下：“算了算了，可能武汉人是把这碗东西叫做饺子，入乡随俗，入乡随俗。”事情算是没闹大。我们初来乍到，就领教了武汉人的泼辣和得理不让人、无理也不轻易让人的个性。服务员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尚且这样泼辣。那个时代的服务员，态度都是十分谦和的。看样子，武汉人的确比重庆人的火气还要大些。
第二天元旦，一早上，公司领导来看望大家，说是看望，实则是全体工人集中到球场听领导训话。我穿一双单布胶底鞋，开始还不觉得冷，站到半小时后，双脚冻得生疼，再站一阵脚已麻木了，双脚象不是自己的了。我在重庆冬天都打过赤脚走路，也没有这样冷得生疼，武汉冬天之冷算是初次领教了。踏上武汉这块地方几个小时，切身感受到武汉人性格泼辣，天奇冷，这似乎预示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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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足迹》（2）

感觉到当权派和工人的矛盾


从一冶工安公司重庆工程处回到公司基地——武汉青山区厂前，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变化，成建制回来的重庆工程处改称一冶工安公司一队，我仍然在三工段做管道工。但管理比在重庆更加严格。
一冶号称冶金战线的野战军，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一整套从苏联搬过来的管理模式，而且很成熟。这套管理模式一是对生产环节的管理，一是对工人的管理。在来武汉到工作队进驻的五个月中，公司级的领导一个都没见到过，但每天的生产却照常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种管理机制越完备，对人的控制就越严密，人作为个体就越容易被忽视，对当权派的人身依附性就越强，干部的官僚主义必然滋长，对工人的疾苦必然漠视。事实也正是如此，突出表现在工人的收入和生活上。
青工一个月十九元钱，买饭菜票最少也得十二到十四元，余下的几元钱除了买牙膏、肥皂，还要不要穿衣服鞋子？再就是1958年进厂的一批长期领二级工工资的所谓“五八二”，这部分人是生产的中坚力量，大多已成家，少者一个孩子，多的二三个，且爱人多是农村户口，在老家要劳力没劳力，要钱没钱，一家三四口人仅靠每月三十八元多的工资，基本温饱都难以为继，生活极为窘迫。很多半边户（即老婆和孩子为农村户口）的工人拖儿带女住在厂前，单位又无房子可分，许多人家就挤在废弃的仓库或工棚里，有的捡些破砖烂瓦搭一个小窝，上面盖点油毛毡，既不遮风也难挡雨，到月末男人的粮食定量吃完了，还要愁一日三餐。那时孩子都还不大，教育问题尚不突出，但衣食住这是天天要面对的问题。我过去只知道社会上有许多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人，没想到堂堂中国的一流大企业里竟也有一帮类似的穷人。
俗话说人穷气大，这口气总有一天要找个口子往外冒。而当权派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加之官僚主义日见滋长，根本就熟视无睹。穷人的一口气向谁冒？当然只能是一天到晚管着自己、直接面对的单位当权派。这种官民之间的矛盾，不是哪个个人刻意制造的，而是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缺陷带来的必然产物。哪一天冲突爆发，就看时机了。

“四清”工作队进驻一冶

转眼到了1966年5月初，我们正在上班，领导通知全体职工回厂前公司开紧急大会。几百人集中到球场上（都是一队的人，其他三个队和加工厂可能是分别开会），站着听一个生面孔讲话。他讲话很简单，宣布“四清”工作队今天正式进驻，队长姓孙，副队长姓王，这是人员介绍。同时宣布，“四清”运动期间，一切人事调动冻结，所有公司的领导干部全部靠边站，由工作队行使公司的一切领导权。这后一条虽然与平头百姓无关，但仍让人感到一股杀气，我看很多老工人包括一些中下层干部都面面相觑，一脸的茫然。然后宣布散会，再回工地继续干活。至此，我的文革命运悄然降临了，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和许许多多与我一样的人都会像一粒粒砂子一样被这股政治浪潮卷进去，不知被卷向何方。
我絮絮叨叨，洋洋万言，从记事开始说到现在，无非是想对我在文革中的种种表现找到一条思想脉络，人生的路都是自己走的，而每走一步，几乎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仔细想来，都是有前因才有后果。文化革命为什么会有数以亿计的人那样心甘情愿地忘我投入，舍生忘死在所不惜？有人说是毛主席的号召，那么解放以来那么多政治运动，哪一次不是毛主席号召的？而人们并不都是自觉地投入运动，往往是“被运动”。毛主席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撕开一个个由党组织掌控的铁幕，让人们有自由结社、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几乎闹得不可收拾。归根结底，是人民大众有话要说，有愿望要表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民大众有自己的诉求。几乎所有的老造反派都有一个共同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去造反，共同的原因是对当时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秩序不满，要力求改变那种现状，这才是群众一发就动、甚至不发也动的内在原因。我也十分自觉地随着文革的大潮闹腾了一番，尽管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但至今不悔。
从5月份工作队进驻以来，直到6月末，工安公司都没有什么大的动静，全公司连大会都没开一次，可能是工作队在做前期准备工作，诸如查档案、人员排队、扎根串联之类。于是大家照常上班、下班。我们是青工，又是初来乍到，没人关注我们，我们也没有感受到文革前紧张的气息。长这么大，第一次面临所谓的“运动”，一点感性知识都没有。其间，一冶附近只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武钢综合经营厂工人庞玉来，被同厂四清积极分子黄连生贴大字报，说他曾被资本家收养。庞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小工人，又不是当权派，就撕下了大字报，与黄发生冲突，误伤一劝架女工。事发十几天之后，就被冠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罪名枪毙了。怎么个破坏运动的，不大看得出来。我们弄不懂，也不关心，只感觉这个运动原来阵仗还是蛮大的。之后工作队发动大家写大字报揭发公司的问题，定的调子是有什么问题揭什么问题，不管谁的问题都可以揭，但工厂一再明确是搞“四清”，而搞“四清”那就肯定跟搞文革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工作队没有讲，反正就是搞运动了。工作队正式的讲法是工厂的运动在“四清”的轨道上进行。于是大字报一天天多起来，内容多半是张三上班磨洋工、李四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之类，极少有涉及工段长以上干部的。所以运动也就显得风平浪静，平平和和。
青年人爱出风头，钻牛角尖，我算是自小就有这个毛病，于是就想，不是说“四清”主要是清干部吗，怎么在清群众？应该给干部贴大字报才是对的。刚来几个月，我们也不认得几个干部，公司一级的经理、书记，我们来了六七个月连面都没见着，自然无从去揭露。但听说我们队一工段一个姓张的工段长，是位年青的技术权威，他把新来的两个四川女青年奸污了，公司领导也没给他什么处分。于是我有了发挥的题目，洋洋洒洒写了四大张白纸的大字报。大字报内容不多，但言词都是咄咄逼人的，竟然敢质问工作组：对这种坏干部为什么不处分，是不是想包庇？不承想，大字报一贴出，居然得到不少人呼应。除我们三工段外，其他三个工段、一个加工厂也因此知道了四川青工中居然冒出一个叫徐正全的。这算是一冶工安公司开展文革运动的一次预演，从中也看出我投身文革和许多人一样，是从单纯幼稚开始的。

工安公司的“匈牙利事件”

至9月初，武汉的政治气候像自然界的气温一样逐日升温，湖北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到湖北、武汉串联的北京等外地学生），省长张体学在洪山礼堂当众痛哭，控诉南下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一时成了江城尽人皆知的政治明星。一冶召开了声讨“南下一小撮”的万人大会，本意是想把赵桂林等“南下一小撮”搞臭。别人对此举的感受我不清楚，但我却感到“南下一小撮”造反学生的行动大快人心，把堂堂省长搞得如此狼狈，实在是很过瘾的事。那时不知政治为何物，只是本能地体会到共产党的大小官僚确实往往把人不当人。二十年来我在风雪中跋涉的生活经历，由这些经历所必然产生的渴望社会平等、渴望个体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朦胧意识，就像是一堆干柴，只等火星来点燃了。而像我这种状况的个体何止成千上亿，这亿万堆干柴迟早要被点燃。所以对张省长的痛哭及其对“南下一小撮”的无奈，感到本能的痛快，心想在瞬息万变的社会里，自己要是能像赵桂林们一样，那也不枉为男儿一场。
这些思想认识，当外界诱因足够大的时候，必然要在行动中反映出来，集中在一点就是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意。我不是对社会制度和共产党有什么不满，而是对具体的执行者、对当权派的一些个体不满。
我同班组有一位姓江的青工，我们平时就很谈得来。他有几位高中同学在北京上大学，9月上旬给他传来许多北京文革的情况，他多次偷偷地讲给我听。听了北京文革的情况，我总的感觉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天翻地覆，好过瘾好痛快。虽然跃跃欲试，想一个人搞，一是觉得势单力薄，二是一个人闹没意思，况且也没有找到切入点。这时工厂还在搞“四清”，学生运动离工人还很远。武汉市青山区的红钢城街头，每天晚上自发成堆辩论的人虽不少，但大多对政治不着边际。
9月8号，机会终于来了。上午听人说我们来汉的二百多名青工都是合同工，只有个别人与一冶签了劳动合同，而一冶当局将真相死死地瞒住我们。我和小江一合计，这是个好借口，牵涉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先借这件事做文章，闹它一回再说。我找来纸笔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旧社会卖身契还让本人画押，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大的事，竟然瞒着我们几百个当事人，我们要一冶当权派给我们一个明确答复。大字报写好后找人签名，一是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二是自己平时人缘还不错，没想到是一呼百应。当天下班后，我拿着近百人签名的大字报，直接找到队党总支书记，要他向大家说清楚。我们明知他说不清楚，目的就是要惊动上面。果然，不到一小时，工安公司头头还有一冶总公司的处级干部下来了一大排，把我们请到会议室扯了个把小时，不得要领。最后我提出，明天下午5点前总公司要给我们一个明确满意的答复，否则我们就上街，去向总公司讨说法（工业安装公司在厂前，一冶总公司在八大家，相距十多华里，中间要经过青山区的闹市红钢城）。
第二天我连班也不上了，组织人书写、制作横幅和三角小旗。一切准备就绪，下午5点总公司没有动静，只听到哨子一响，我们一百多人工装未脱，整齐列队，打着制作好的横幅，上书五个大字“炮打司令部”，喊着口号从厂前出发，公司头头前来劝阻没人听。游行队伍唱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继续前行，人人手执三角小旗，高呼口号向红钢城进发。我们的队伍说不上气吞山河，倒也是豪情满怀。一到总公司，队伍直奔二楼大厅，数十名总公司各级干部迎上来，听说我们要见总公司党委书记徐扬，二话不说即去通报（其实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一百多人整齐划一，听到口令，一起齐刷刷坐在大厅地板上。徐扬由两人搀扶着出来，恭恭敬敬接下大字报说：“大家辛苦了，走了这样远，连水都没喝上。大家先回去，总公司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一看，我们这次行动本来就是造声势，没打算会有什么答复，戏已演完，见好就收。于是列队返回，一路上全体高唱《打靶归来》，一到公司大院，大小头头均出院迎接，食堂早已准备好稀饭、面条、包子，比平时夜餐还好，而且是免费的，大家都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第二天工段支部书记碰到我说：“你们还真不简单，我来公司五六年了，还没见过党委书记徐扬，你们一去就见着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群众的力量。
好景不长，五天一过，总公司答复没等到，等到的是通知我去公司开座谈会。名曰座谈会，其实是帮助我“改正错误，提高认识”。虽没让我站起来低头挨斗，但气氛是货真价实的批斗会。一时间四五十号人齐声声讨“小邓拓”，什么“工安的匈牙利事件”，“和‘南下一小撮’上下呼应”，帽子满天飞。我既没感到害怕，也不想申辩，坐在会议室看他们表演，过一天又增加了两个人陪斗。搞了三天，看来他们也觉无味，工作队也没公开表态，事情好像有点不了了之，这反倒是我不愿看到的结果。拖到10月底，又通知我开会，这回工作组组长（武钢炼钢厂党委书记）孙哲民直接表了态，说：“9月8号、9号的行动大家虽有缺点，但不算大错误，帮助会上的说法过头了，有的说法是错误的。”我知道北京早就开始赶工作队了，估计工厂的工作队也长不了，所以我这时反倒不依不饶了，要求工作队向全公司职工大会澄清我和“九八”行动的性质问题，并作出公开检讨。他们说这恐怕不行，要请示上级。我回来后给大家一通气，大家都很高兴。下一步怎么搞，我和几个人一合计，上省委告工作组，一来给他们施压，二来借机会到社会上去了解一下运动的动态。11月8日，我和工作组打了一声招呼，我、张治能、费开学、李斌四人带着一百多四川青工的期望到了省委。到省委接待站一接触，他们收下了我们的上访材料，免费餐券照发，问题解决不了。于是我们四人在省委大楼乱串，饿了反正有饭吃，困了就席地而卧，反正都是木地板，天气也不冷。

我在“工总”的日子

好像是11月8号下午，在8号楼，见一房间门口摆一书桌，上有一本子，门口贴着“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筹备联络站”字样的纸条，桌后坐一人，身体不怎么好，是一种病态的样子。一问他们，是在准备筹建“工总”，可报名参加。我一看登记簿，大约有四五十人登记，就说我们也报名参加，于是将我们一行四人名字登上，然后大致说了我们的单位，方才知接待登记者大名余克顺（工总早期负责人）。到10号上午，我们还没离开8号楼，余克顺找到张治能，通知晚上六点到省委洪山礼堂开工总成立大会。
于是四人赶往洪山礼堂，我们都是外地人，来武汉不到一年，除了青山红钢城、厂前一片外，武汉什么地方都不熟。七问八问，好不容易找到洪山礼堂，已经七点多钟了。挤进会场，见主席台上一人在向另一人授旗，于是问边上的人：那个授旗的人是谁？回答是张体学张省长。又问接旗的人是谁，答不认识。心想这下好了，省长授了旗就表明承认了我们组织的合法性，表示是支持我们的。再看台上其他人，当然一个都不认识。张体学授完旗好像就走了。接着是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讲话，他很明确地告诉全体与会者，省委不能承认工人总部这个名称，要改成联络站，好像也没说什么理由。这一下人们感觉被愚弄了，加上失望，会场一下子就乱起来了。这时不知是谁策动，台上有人对着麦克风叫：“我们到北京去告湖北省委！”。这一来，“到北京去，到北京去”这个声音就逐渐压倒了其他的叫骂声，一下形成了全场的共识。不知是哪些人带头冲出会场，人群蜂拥跟随，我们四人也随着人流一齐跑，分不清东南西北，七跑八跑，一看竟到了武昌南站。
冲进车站内，正好站台边停有一列旅客列车，也不管是朝南开还是朝北开的，一群人分别钻进了各节车厢。我们四人钻进一节卧铺车厢，找地方坐下，等待勤务组下一步的通知，反正一定要去北京。尽管是严冬季节，脱得只剩内衣短裤还是热汗直流。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各单位按照省委指令陆续来人把自己单位的人接走，但直到11日下午5点多钟仍有一百多人坚持在车上，这趟列车也没有开动。近二十个小时，当时工总的勤务组几乎无任何决策向大家公布。这也难怪，头头们都是一群平头百姓，无任何领导组织经验，对这种突如其来、人多嘴杂的事情多少有点不知所措，且少数人还缺乏自我约束的能力（这种情况到北京后尤甚），这是群众运动初始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天黑下来了，我正闭目养神，猛然听到有人喊“快快下车，有行动”，我也随之起身胡乱穿好衣服，四人随人流直奔车站外而去。一阵快跑终于在小东门铁路桥下停了下来，只见两个人怀抱一大抱袖章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准备去北京告状，愿意去的领袖章，然后自己爬车或者买票去北京，到北京后再联系会合。”，我们四人各领了一个黄字红底的袖章，袖章上的字共有三排，上面是“毛泽东思想”，中间是“战斗队”，下面是“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12日四人买票乘火车去了北京。到国务院接待站方知大队人马已经往白石桥社会主义学院集中，第二天几经打听方找到该处。我们四人与肉联（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的谭光前等三人被分在一室，一共七个人。一日三餐吃饭免费，晚上有暖气，可不用被子席地而睡。如此近一周时间，无人问津，虽聚众二三百人，但多数互不相识，更无来往。我们只是每天出去看大字报，都不知现在该做什么，怎么做，心中自是彷徨不安。好在我们有一台新油印机和一大捆白纸（因为我们一冶是中央直属企业，可以到冶金部去申领这些东西），抄了大字报回来刻钢板翻印，倒也有事可做。但多数人没有这个条件。俗话说无事就要生非，几天下来，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对勤务组多数人都还不认识，又无任何动静，各种消极情绪随之而生。一日，听说在会议室开大会，看来勤务组有动静了，我随人流进入一会议室，只能容纳百十号人，有站有坐。我刚在后面站定，一行四人上了主席台，只知其中一人叫李洪荣（武汉锅炉厂工人），在四人中走在第一个。李洪荣坐下正欲开讲，右面进来一帮人，多半是武重（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冲主席台上四人大声指斥，似对其“领导权”产生了极大的疑问。于是会场乱了起来，会没法开了，几分钟后，大伙一哄而散。
不移时，有人来房间通知谭光前和我前去开会，原来是湖大（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红八月”的陈春茂同学召集武汉地区几个大单位的代表开会，有肉联的谭光前、武重的朱鸿霞、一冶的徐正全，武钢一个好像是姓马的（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工人），另外还有一个记不得是哪个单位的了。陈春茂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说：“你们都是武汉市几个大单位的代表，现在的情况你们已经看到了，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人心一散，什么事都做不成。现在我们成立一个临时的六人小组，负责在北京这一段的工作。”这个决定既没向大家公布，也不知是否是勤务组在京成员的决定，几位参会者自己都没真当回事。依我看，陈春茂在工总人员赴北京期间确实在主持大局，工总勤务组这期间有何动作，与陈春茂是何关系，不大清楚。工总刚成立，又是跨行业跨系统的组织（工总的参与单位有中央在汉企业、湖北省属企业和武汉市属企业），勤务组也不可能由参与者民主推荐，参加的人多且杂，加之组织经验缺乏，所以上下脱节也是正常的。但是陈春茂多数人是认识的，加之又是学生，大家对其政治背景比较放心，所以在白石桥期间，陈春茂实际上起着领导与组织的核心作用，而他确实是一个真正和工农结合的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现在回过头来看，陈春茂、聂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新华工头头之一）、赵桂林都是对武汉文革有重大贡献的学子。大家正商议着下一步怎么办，有人送进来一份传单，是陈伯达对上海安亭事件给上海工总司的表态电报，大意是工人要在本单位闹革命，阻断京沪线是错误的，等等。六位参会人一传看，个个倒抽了一口凉气，这真是直指了上京造反派的软肋，完全否定了工人上京告状的合理性，更不用说合法性了。怎么办？看来真是逼得人走投无路了。这时送传单的人又反映了一个信息：“前几天河南来京的人员冲了中南海，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大家心里都清楚，只要中央首长接见了，非法就会变成合法，这是摆脱困境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来北京也是这个目的，不但我们武汉的工人造反派是如此，恐怕全国来京的工人造反派也多是如此。这时我提出，那我们也去冲中南海，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因为这之前我就听说我们四川的造反派冲过一次中南海，所以这个念头也不是一时冒出来的。这一提议其他五个人立即表示赞同，因为除此险着外也确实无路可走。
意见一致立即行动，陈春茂提出从各单位抽人，一共组织三四十个身体比较好、年青一点的人；不是万不得已，不去冲中南海，就在大门口静坐。我接着提出，因为是静坐，就要先把目的和要求亮出来，要先准备两条标语贴在中南海的红墙上。陈春茂和朱鸿霞问，标语怎么拟？我说拟两条就行了，一条是“陈伯达同志11月11日的电报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另一条是“我们强烈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大家随即通过。正准备散会去组织人，我又提出两个问题：如果中央首长接见我们，谁去谈，怎么谈？如果陈伯达还是电报里的这个态度，我们怎么说？陈春茂说，如果中央首长能接见我们，要谈当然是我们六个人去，至于怎么谈，大家发表意见。众人一时沉默下来。真的怎么谈，大家一时还没想好。我说：“我的想法是不是这样谈：就说我们这次上京告状的三百多人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有许多老工人，有的还是劳动模范，多数是中央直属大企业的产业工人。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脱离生产岗位，实在是被湖北省委逼得没有办法，他们一再拒绝我们的合理要求，打击、迫害我们，我们万般无奈，我们实在是无路可走，只有上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求救。我们实在不想脱离生产岗位到北京来，所以要说错也是湖北省委的错。”大家议论一番觉得可以，于是开始行动。陈春茂即刻去通知各单位抽人，其他成员分别落实各单位具体的人。后来参与此次行动的四十个左右的人中，有我们一冶的四个，肉联的三个，武重大约有十多个，还有武锅、武钢等单位的人。半小时以后就出发了，工总勤务组没有也不可能有时间去讨论，因此最初去中南海的动议和策划，肯定是我们这六个人议定的，并不是工总勤务组的决定。四个多月后武汉军区《三二一通告》把“冲击中南海”说成工总勤务组的决定并以此定罪，实在是冤案一桩。李承弘同志回忆录《百年寻梦》（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关于这件事的记述也容易使人产生这种错觉。参加陈春茂所召集的会议的这六个人才是始作俑者，而这六个人除朱鸿霞外，无一人是工总勤务员。
来到中南海西边的一个门，在门两边贴上用报纸写就的两幅大标语（一张报纸一个字），左边是“陈伯达同志11月11日的电报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右边是“我们强烈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四十来人开始站在大门外，这时中南海的警卫由开始的四人增加到十多人，没有任何人理我们，只有一些过往群众边看边指点墙上的两条标语，也没有什么人围观。大约不到一小时，陈春茂要我们到国务院接待站去解决问题。其实我们来京的第一天就去了国务院接待站，那里只接收材料不解决任何问题，我是已有领教，就懒得去了，只叫张治能随他们一起去，我则回了白石桥招待所住地。
同样的，所谓第二次冲击中南海也不是工总勤务组的决策，更不是王光照（武汉锅炉厂技术员）的什么大会发言造成的，王光照根本没有在11月26日“全国在京革命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发言，此事的始作俑者仍然是上述六个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这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据说是首都三司抑或是北航红旗组织的。会议前三天，陈春茂召集六人开会传达了这个消息，并称大会由武汉造反派担任警戒纠察，主要是防范河南来京的一股人闹事。大会并规定各地区大会发言一个人限十五分钟，武汉有发言任务，并指派我负责整理发言稿。陈春茂一共给了我六七份材料，价值都不大，我们带去的四份材料又不太典型。最后陈春茂拍板，就用汉阳造纸厂的一份材料。但材料很零乱，细节也交待不清，我就勉强整理了一下，内容是汉阳造纸厂工作队逼死一个工人的控诉材料。陈春茂还说此次中央首长会亲临大会，等于是接见我们。虽然是“等于”，也是聊胜于无，何况拉大旗作虎皮本就是文革常用的招术之一，于是大家都很高兴。
开大会的当日下午一时，首都三司派出的六七辆大客车准时来白石桥接武汉造反派，三百来人在大院内整齐列队，准备出发。六人中的陈春茂、朱鸿霞、谭光前、我，又拉上一冶的张治能，在出发前最后明确一下任务。这时我问陈春茂，今天中央首长是不是真的会来？陈春茂说一定会来，我说万一不来怎么办，陈春茂说会来的。这时朱鸿霞、谭光前也有同样的疑虑，陈春茂一时沉吟起来。我说：“这样，今天中央首长来了最好，万一不来。我们到时让张治能冲上主席台去抢话筒，号召大家一起去中南海请中央首长。我们是去请中央首长，不是冲中南海。”时间不等人，陈春茂、朱鸿霞都明确表示：“好，就这样办。”于是车队出发。下午两点多，大会开始，全国各地区代表陆续上台发言。四点多了，中央首长不见踪影，台下开始骚动，可能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得到通知说中央首长要来参会。这时一学生上台宣布，中央文革关锋同志打来电话：“因工作太忙，一时来不了，祝大会顺利成功。”也没说还来不来。学生说他们会再去催。大家疑心被忽悠，但又只能耐心再等。发言继续，一晃大约六点过了，天早黑了下来，会场上再次出现骚动，而且越来越严重，那学生作了几次解释，明显让人感到底气不足。这时台上正值上海代表发言，发言者拿着一件血衣在向大会控诉。陈春茂、我、朱鸿霞和张治能均坐在会场主席台下第一排，王光照、鄂世纯手执工总大旗，站在紧邻我们座位边的主席台下。我看到会场渐要失控，低声吩咐一冶的张治能乘人不备冲上台去。张治能冲上大会主席台，一把夺过发言人的话筒高声喊道：“全国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中央首长答应参加今天的大会，到现在还没有来。我们现在一起去中南海请中央首长！”，话声尚未落地，全场像冷水泼进了滚油锅，一下炸开了，王光照、鄂世纯心有灵犀，即时舞动手中的工总大旗，全场响起了“请中央首长”的喊声，一刹那，由武汉工总的大旗引导，后面跟了几百上千人，先绕会场走了半圈，从侧门一涌而出，直奔中南海，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是武汉工总的。张治能一口四川话，谁也不知道他是哪里的。我因患重感冒，实在不舒服，没跟着大队去中南海。
后来我和张治能从北京回汉后组建了一冶野战兵团，再后来并入“新一冶”，故武汉部队1967年3月镇压工总时并没有找他和我的麻烦，这笔帐又糊里糊涂地归到工总勤务组的头上，连李承弘同志的回忆录也这样记述。虽然两次事件的参与者绝大多数是工总成员，但始作俑者则绝不是工总勤务组，工总勤务组也只应是部分地负有责任。这两件事在工总气壮山河的全部文革活动中尽管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片断，但却是工总赴京告状的近三百人二十多天里仅有的两次自己主导的行动。本不足道，但却被陈再道之流列为工总的一大罪状（冲击中南海），为辩沉冤，为正视听，故笔者有此记述。
毛主席11月27日的接见大多数人都参加了，此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的接见部分人也参加了（我患重感冒睡在白石桥招待所，毛主席接见没参加成，只听张治能描述了一番，至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接见当时连听都没听说过），加之全国大的政治气候已经明朗，上海安亭事件后，随着中央对上海工总司的承认，工人成立群众组织已经合法，我们待在北京已无事可做，于是决定全体返汉。12月2日下午，陈春茂、朱鸿霞通知我说，准备成立一个驻京联络站，办一份赴京战报，打算留我和张治能在北京，告诉我留下来的人还有胡厚民，并带我去了一间有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室内一办公桌上放有一本油印的学习材料，封面写有“胡厚民”三个字，我一看字写得挺漂亮的，但胡厚民长什么样不清楚，只听说是个党员，具体人对不上号。我们在北京期间，我只认识朱鸿霞、李承弘，与本人对得上号的只有刘传福（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总头头）、王光照、姜诗存（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总头头）。当然比较熟悉又有交道的就只有陈春茂和谭光前了，我们和肉联厂去北京的谭光前三人还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合过影。我们一直到12月4号都没和胡厚民照上面，工总勤务组也没有给我们具体的布置，于是决定4日返汉。
5号晚上乘火车回到武昌南站，我记得是李承弘来接我们的，因为他和张治能熟一些。路上，李承弘说，现在形势真的一片大好，短短几天工总已经发展到十多万人了，连黄石、应城都有工人来参加。我当时听了心里格登一下，心想一下子如此膨胀，肯定泥沙俱下，不见得是好事（我自己书生气十足，不懂得革命人越多越好的道理，也不太愿意出头露面）。我们一行人到了省委13号楼（具体楼栋记得不太清楚），进房间后，李承弘从壁柜里取出两床新的白布套棉被，说晚上就铺在地板上睡，明天再作安排。我一看雪白的被子，觉得弄脏了挺可惜的，就推辞了，说我还是回厂看一下，过天把再来。当晚单位来一辆吉普车把我和张治能送回厂前。张治能带回一面工总的旗帜，说是成立大会上张体学授的那面旗，他还说以后这就是文物。回厂后忙于批判工作组、联系同志、汇报北京情况，这期间一直未与工人总部联系。
转眼到了批斗王任重的日子——1967年元旦，前一天我叫张治能与工人总部联系，到时候给我们派三辆车，我们组织了二百多人，可喜的是有不少老工人参加，张治能回来说工人总部答应了。可到当天早上，七点多钟人全部到齐，数九寒天站在路边望眼欲穿，到九点车不见影子，人冷不说，第一次组织大家参加活动我们就失信于人，那份焦虑、难堪，真是无法形容，又无通讯工具可以联系，只有干生气干着急。我们一下子对工总信心全失，原定我们工安公司造反派全体加入工总，然后再串联一冶其他公司，现在一下灰心了，干脆自己干。

加入一冶野战兵团

接下来三天，我们紧锣密鼓成立起自己的组织——毛泽东思想野战兵团，工业安装公司这批人就叫野战兵团九八纵队，一冶其他公司的造反派如果加入我们兵团，再按一个单位一个纵队取名。成立当天，近三百人在公司礼堂开成立大会，朱鸿霞坐着一辆“三马”（三个车轮带车厢的摩托车）宣传车来表示祝贺，就他一个人一个司机，谁与他联系的我至今没问。会上他代表工总讲了话，我留他吃饭，他说要走，想和我单独谈一下。我陪他上厕所，一边走一边谈。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总部，和我们一块搞？”我说：“还是在本单位搞比较好。”他说：“那也没有必要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嘛！”我借口总部离我们太远不好联系，朱鸿霞说要不这样，你牵头成立工总青山分部，或者一冶分部也行，有困难我们支持你。我不想深谈，也不想谈对总部的失望，只说我还是只想在本单位搞。他很无奈地说：“你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实在不行那再说，反正都是老造反派。”然后我就送他上车走了。
事后我向野战兵团勤务组通报了朱鸿霞的想法，有部分人（主要是未去北京的几个人）还是倾向参加工总或是别的全市性组织，觉得那样力量大些，信息面也广些。我们去北京的四个人都不赞成回工总，恐怕跟我们在北京一段的经历有关。这时，我决定和武钢九一三筹备组的人接触一下，于是派了胡连生（工安公司三队工人，造反派普通成员）去参加九一三的筹备活动。一连几天带回的消息都不好，首先是赴京派与留守派矛盾重重，而留守派的白玉柱是筹备组的主流派，李想玉等赴京派的人成了非主流派。我问是什么矛盾，回答说是争位子，双方都要在勤务组占主导，结果发展到抢章子、争旗子，闹得很僵。后来又听说我们公司的朱元跃要当宣传部长，我听后笑说他都能当宣传部长，那我去当一号勤务员都觉得委屈。这当然是开玩笑，结果大家一致决定还是在自己本单位搞。
二八声明发表前，听说一冶总公司也成立了一个组织，正好也叫野战兵团，于是我们勤务组有打算和他们合并，这一次是由我自己出面去考察联系。接触的第一个人正是曹承义，还有杨连洲。曹承义在我们眼里是知识分子，谈吐自是不俗，且待人接物热情诚恳。杨连洲一老工人形象，很实在的样子。当天去一谈就成，又是本单位，符合我们立足本单位闹革命的主流倾向，于是当场就决定领几百个一冶野战兵团的袖章，一夜之间易帜，我们加入了一冶野战兵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冶野战兵团中工业安装公司分部的确是支柱之一，因为工安公司几乎是野战兵团全覆盖，除少数保守派外，参加工总和九一三的只有几十人，近二千人中大多参加野战兵团。九八纵队又是工业安装公司分部的支柱，其骨干是重庆来的一百多青工，而且都来自于沙坪坝区和大渡口区，多半是才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学生，单纯胆大，单身无牵无挂，既有精力又有时间还不缺胆量。年青人在一起相互激励，争强好胜，随放在哪里都能释放出其最大的能量，最终成为一冶文革的一只出头鸟是必然的。

批判工作队

我们北京之行的最大收获是开阔了眼界，练大了胆子，第一次知道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内容，我们投入文革的愿望和行动由非法变成了合法，转折点是张春桥对安亭事件作了和陈伯达截然不同的结论。既然我们登上了文革这辆战车，那就只能有进无退。
12月5日晚上抵达武汉，先到省委13号楼再回到厂前的工安公司，已经快夜里十点钟了。我叫醒几位铁杆，连夜写出大幅标语，一晚上贴满公司大院。大标语的内容无非是彻底批判资反路线、工作队滚出工安公司之类。我们还把从北京带回来的一大捆在京翻印的传单（都是极具煽动性的那种）分发给大家，准备6号晚上用。
我回来就知道，6号晚上公司文革筹委会要召开全公司的批判工作组大会，当时就和十多个铁杆商量好了6号晚上大闹会场的方法、步骤和参加人员，一夜无话。6号一早，公司大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让全公司沸腾了，相同观点的自然兴奋，纷纷来打听我们去北京的种种情况。多数人则感到很震惊，没想到这几个家伙去了一趟北京，回来闹腾出这么大的动静。6号下午5点半钟，全公司大会准时在公司大饭堂召开，一千多人把饭堂挤得水泄不通，主席台上坐了两排，都是公司级领导和工作组的领导。文革筹委会主任罗长炎宣布批判大会开始，话音刚落，我们头天晚上布置好的上十个人一齐冲进会场。我和张治能、费开学、李斌四人冲上主席台，费开学挥舞工总大旗，其余台上台下的人一齐向会场上撒传单，人们开始一愣，随即都站起来抢传单。我则冲到罗长炎面前抢过话筒大声叫到：“今天是批判工作队的大会，工作队是批判对象，孙哲民、王××滚下台去！”主席台上的人也真听话，首先是工作队的人，然后是公司领导，一个个灰溜溜地下了台。罗长炎上来问我：你们打算怎么办？我说从明天晚上开始，由我们来主持召开全公司职工的批判工作队大会，罗长炎同意了，当场向全体职工宣布了这个决定，并宣布今天暂时休会。
第二天下午5点半准时开会，人比头一天好像还多些（头一天工安公司加工厂因为地处工人村，离厂前较远，只来了部分人）。会议开始，罗长炎宣布今天的大会由徐正全同志发言，台下掌声整齐但并不热烈，属于例行公事那种。我会前并无准备，只带上我们向省委控告工作队的那几份所谓材料，实则就是个提纲。我从来没在这样大的场合下讲过话，这是出娘胎以来的第一次。说来也怪，怕是应了福至心灵那句话，我从上台一开始讲话居然不惊不慌，我平时说话语速较快（重庆人都有这个毛病），也爱冲动，那天居然很自然地掌控着语速，也不看稿子，就这样不疾不徐讲了整整两个小时，内容自然也少不了强词夺理那一套，但居然讲得理直气壮，大义凛然，最后来一句：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批判发言暂时到这里。这一次全场响起了持久而热烈的掌声，同观点的人自然出于兴奋、赞同和鼓励，我观察绝大多数人鼓掌并不是因为我讲得精彩，更不是因为我讲到他们心里去了，更多的是对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势的惊喜，不由自主地认同竟然有人敢于指斥连公司当权派都十分畏惧的工作队。解放十七年来当官的第一次亲身领略了百姓对他们的当面指责，不是不疼不痒的批评而是痛快淋漓的批判，就像我们听到省长张体学被南下学生整得痛哭流涕一样过瘾，尽管那还是我们间接所闻的感受。如是者我讲了三个晚上，大家饿着肚子，劳累一天后坐在枕木上非常热情地和我一起度过了三个晚上。
第三天晚上基本上是群众递条子提问，我一一作答。几十张条子基本没有质疑我批判发言的内容，多是一些能让我进一步发挥的提问，我每答完一张纸条的提问，下面往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是什么原因？不是徐正全能讲或讲了什么真理之类，而是我代他们宣泄出积压很久的情绪，反映了老百姓有话要说，他们不是群氓，他们是人，是希望自己能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的一群工人。正如《让子弹飞》中的隐喻，人民大众靠金钱甚至靠枪支都不一定能发动起来，只有杀了黄四郎哪怕是他的替身，才能把百姓的怒气泻出来，把胆量激出来。当权派的威权、操控的确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的锋芒所指代表了人民的心声，文革就是人民的节日，革命就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我三个晚上发言的效果不错，就自己而言，平生第一次得到了平时不可能经历的锻炼，扬了眉吐了气，更重要的是影响和发动了一批老工人和武汉籍的新工人。很多老工人主动找我谈话，有的说你们还真不是瞎胡闹，干的是正事；有的说小伙子讲得不错，是以理服人；有的说你的发言除了说工作队不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有点不实事求是以外（因为我们每星期都要学习三次），其他的讲得都能服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组的生产组长，一位抗战末期在山东老解放区入党的老党员，姓孙，他个子很小，是起重工，一天到晚干活不知疲倦。他常常在干活一段以后叫大家从高空或工作台下来，招呼大家坐下来凉快一下或者喝点水。大家都休息了，这是正常的工间休息，用我们重庆人的说法是“三抬四歇”（毛主席都晓得），但他基本不休息，而是默默地为大家休息后的工作准备工具或者清理现场。有一次费开学跟我说孙师傅不愧是老共产党员，干活这么积极，觉悟确实高。我说觉悟高是一方面，主要是他天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觉悟只能管一时管不了一世，只有人的本性难移，可以管一世。你信不信，他现在为共产党干活是这样卖力，日本人来了他一样会这样卖力，这既是很多中国老百姓的优点又何尝不是一种弱点。就是这个孙老头，一天休息时破例把我拉到一边，很诚恳地跟我说：“小徐呀，你批工作队，不能说不对，但是哪天政策一变，像1957年那样，你就吃不完兜着走了。我劝你还是注意一点，你年轻，还没经历过五七年。”我感觉一时半会也给他说不清楚，只好含混地说“好，我以后注意”。当然他并无恶意，甚至是好心，但这也反映出当时一部分中国老百姓对文革的心态。
批判工作队搞了三天，方式很文明，既没要他们上台，更没有给他们戴高帽挂黑牌之类，只让他们坐在台下第一排听批判，三天后就再也没有搞过。不几天工作队王队长约我一起谈一谈，一见面，他做出很沉痛的样子对我说：“小徐同志，孙哲民同志回单位去接受批判去了，他委托我代表工作队向你作检讨，诚恳地向你道歉。”然后就没了后话。一阵沉默之后，他稳得住神，我却沉不住气：“算了，其实工作队又没整我，也没斗我，对我谈不上道不道歉。问题是既然你们要承认错误，就要向群众说清楚你们错在哪里。”他看了我半天，说：“哦，错在哪里？我们都受党教育多年，都懂得一条原则，宁犯政治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说实话，当时还没完全弄明白是什么意思，心里想，王队长大概是说下一级的干部只能按上一级领导说的去做，不这样就是真犯错误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我只理解到这一步。心想，难怪他们一个个都怪委屈的，我本来对工作队就没有什么成见，听他这样一说，更感到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问他：“那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王队长说：“一面等上面指示，一面接受群众批判。”我心想，还有什么批的嘛，该说的都说完了，再批也是炒现饭，没意思。心里想但没有说出来，只说：“那你们就等上级的指示吧。”过几天工作队撤走了，对手走了，我们对下一步搞什么、怎么搞一片茫然。当然事还是有做的，一要上班，二要筹划成立组织。

到中南局告状

这时又一波浪潮来了，街头流传陶铸的一个讲话，主要精神是工作队（组）整群众的黑材料要一律销毁，不许隐瞒、转移和私藏，有违犯者要开除党籍。于是工安公司野战兵团开始抄相关的公司办公室，还搞过一次抄家。我忘记了是谁告诉我说，公司搞过专案的戎宝福家里藏有黑材料，于是我带着十多个人抄了戎宝福的家，我在文革中就抄过这一次家。我不认识戎宝福，去他家里一看，原来戎宝福是一个瘦瘦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知识分子。戎宝福很配合，我们也很文明，但也少不了翻箱倒柜，只是没乱扔东西。我们把翻出来的东西静静地看了一遍，再放回原处，什么也没抄到，当然什么也没带走。
后来别的地方说抄出了不少黑材料，且涉及到几个具体人（详情记不得了）。于是我们决定去广州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反映情况，并要求开除这几个当事人的党籍。征得当权派同意（否则财务不会给报销差旅费，那时坐火车不要钱但吃住是要钱的），我带了上十个人去广州。
1967年1月4号到了广州，早上四点一下火车，第一次领略到了南国风光，果真大开眼界，到处是一片绿色。在武汉上火车时还是一片茫茫大雪，又是棉衣又是毛衣，外加雨衣，一到广州，穿一件毛衣足矣。我们到事先联系好的中南冶金设计院招待所住下，因为这个设计院和一冶是一个系统的，住宿费每人一天四毛钱，买餐票进餐，估计一天六毛钱。招待所离毛主席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很近。第二天下午一觉醒来，穿着单衣单裤上街，那叫一个神清气爽，真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接下来几天几经打听，知道武汉学生三司红卫兵在羊城极有势力，中南局的领导都被他们控制着。三司学生看在武汉同乡造反派的面子上，答应给我们引见中南局领导，并告诉我们，代理第一书记陈郁病了，见不了，第二书记吴芝圃不在广州，只有见第三书记金明。我想管他是第几书记，只要见上就算不虚此行，回去有个交代就成，三司学生和我们约好过两天安排接见。
第三天中午刚吃完饭，三司同学叫来一辆军牌的吉普车，让我们去四个人，他们不去人，由司机保证接送。我和张治能、华永新等四人上了车，上车后发觉后面还跟了一辆车。一出大院，两台车在广州市区东转西转，大约转了一个多小时，神神秘秘的。于是问司机为何兜圈子，回答说怕有人跟踪。三点钟过了才一溜烟开出城外，去哪里，我们没问司机也没说。直到五点多钟才见前面一片小丘陵，满目翠绿，迎面一“从化温泉区”的大牌匾。沿洁净的水泥路上行，远见一彩虹型跨溪桥，桥边一亭上书“滴翠亭”，系郭沫若手书，再看门匾上“流溪温泉”四字，似朱德或董必武手书。过桥见一栋两层精舍，为流溪宾馆，我想起来了，此处系当时常见诸报端的亚非作家协会的办公地。我的第一感觉是当权派真会找地方，真会享福，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风景，这么好的建筑群，四处假山园林，人工小溪，花红柳绿，楼台亭榭，真个是人间仙景。进得宾馆，一人发一条新毛巾一块香皂，由个个英姿飒爽、穿军大衣的十八九岁的女军人分别带至四间客房，不是睡觉是去室内洗温泉澡，然后用餐，等首长接见。洗完澡，小军人带我们去用餐，估计是首长的小餐厅，因为桌椅不多，显得十分宽敞，且窗明几净。二位女兵招呼用餐，四人坐一小圆桌，上置六盘菜，分量均不多，一高脚圆盘盛满米饭，一人一套碗筷，四双公筷，高脚大杯盛的冷开水一人一杯。不知此水是喝的还是漱口的，我们正口渴，端起就喝，也无人制止。六个菜一个也叫不上名字，好像都是素菜，没有吃肉的感觉，但十分可口。尤其是那饭，味道简直好极了，我第一次吃这种米，不知其名，一个人不要菜吃三碗不成问题，可惜一人只有一小碗。菜没吃到一半饭没有了，于是请女兵帮忙再添一盘饭，回答说没有了。问什么意思，答饭菜是配套的，这是四人餐，要加饭就须再上六盘菜。张治能说可以，那就再上一份。女兵说，再上那就要由你们自己付费了。我问多少钱，女兵很随意地说六十元。我一听，天哪，我两个多月的工资。其他几个人也听清楚了，四个人不约而同放下饭碗，夹着尾巴悻悻地逃也似的离席而去。如果说这个才叫生活，那我们平常人过的日子叫什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平常过的日子才叫生活，这里的日子又叫什么？眼下还是在文革期间，是当权派受苦、被人民逼得恨不得抹脖子上吊的日子，尚且如此奢侈，那平时呢，鬼知道。这样的日子任谁也不愿放弃，包括你和我，为了不失去或者夺回曾经拥有的天堂，把你整得死去活来，跟你拼个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容易等到十二点，首长到了，在小会议室接见我们。金明，五十岁左右的样子，穿着黄呢军衣和草绿军大衣，瘦瘦的，好像说的江西话，但我们能听懂。金明首先要我们汇报来意，他很耐心地听我一个人讲了大半个小时，不时插话，最后问我们具体是什么要求，看他能做什么。我说要求按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开除那几个私藏、转移黑材料的相关人员的党籍。金明说开除党籍要遵守一定的组织程序，要履行相关的手续，而且要从支部办起。我说你可以下指示嘛，他说那好，我给你们写一封信给张体学同志，让他来责成你们单位落实。于是女兵拿来一本信纸，金明抽出他身上的大笔杆黑色钢笔，用蚕豆般大小的繁体字写道：“体学同志：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同志来反映他们单位私藏黑材料的事，请你按有关规定了解后督促处理一下。金明”。最后署上时间。写完让我们看了，还认真地问：“这样行不行？”我们不知道行不行，但也说不出不行，只好说可以可以。金明说：“那好，没有别的事你们就先去休息。”说完站起来和我们一一握手，算是送客了。我们正准备走，女兵示意我们等一下，然后她把金明送出小会议的侧门，才回过头来问我们去不去休息一下，我们说不用。女兵说：“那好，你们坐一下，我去叫司机。”其实是要我们多坐一会儿，让金明走远了，这才让我们离开。看来“让领导先走”不但早已有之，而且应该是一种规矩，即使文革也难以从根本上触动这种上尊下卑的规矩。
回到住地，我一琢磨，坏了，这一趟算是白来了。大家说：不是拿到金明的批示了吗？我说活见鬼，这张批示跟一张白纸没多大区别。大家问为什么，我说：第一，我们到哪里去找张体学？第二，就算找到了他，他认不认这张纸？第三，如果他认也同意去办，那我们直接找张体学不就行了，还找什么金明？第四，如果张体学再照这样写一张给宋侃夫（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然后宋侃夫再写一张给徐扬，这样转来转去，捆起来跟绑起来都是一回事。这些当官的，整死人不偿命，哄死人更不偿命。事已至此，我们打道回府也不为过。况且也不吃亏，按规定出差是有补助的，外省一天六角钱，住宿费照报，六角钱正好是我们在这里一天的伙食费，等于这上十天吃的是公家免费饭，而且我们也不用自责，也不算有私心，因为它名正言顺，因为它符合规定。
回到武汉，此桩公案也就不了了之。万幸，真要开除了那几个人的党籍，如今怕是又多一宗罪，又多树几个敌。

“想不到你也沾上了政治”

快过年了，我可以休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次探亲假，天大的事都是要回去的。况且也没有什么大事，没见毛主席有新的战略部署下达，革命像喊了稍息，正好回家探亲。一年十二天探亲假，相当于一个月一天，这十几天一天就要当一月来过，回家日程安排是很紧的。
尽管回重庆探亲的时间不长，但还是有收获。我看到了重庆火爆的文革场面，解放碑上挂满落地长条幅，最醒目的两条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很有鼓动性。解放碑包括周边街道人山人海，其间正进行“革筹会”合法性的辩论，“革筹会”是以“八一五”为主导的准夺权组织，其时“反到底”的前身、称为“砸派”的以黄廉为首的派别已开始形成，砸派称以周家瑜为首的八一五牵头成立的革筹会是癞格宝（癞蛤蟆）。不久又闻知名人士、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自杀身亡。我家中是清一色的八一五，重庆人几乎无人不知周家瑜这位重庆大学的青年学生。我回家探亲，时间不多，只能到处看看热闹，看不出什么门道。
我抽了一下午的时间去拜望尹老师，先生知道我会回重庆探亲，也自然会去他家，见到我并不意外。师生二人泡上茶，照例开谈。我向先生汇报了我半年来的近况，包括造反、上北京、去广州的种种情形。先生一直没插话，只静静地听我讲完。先生望着我，很平静地说：“想不到你也沾上了政治。”先生很平静的话对我却很有触动，我问先生：“有什么不对头？”先生说无所谓对不对，只是你不适合去沾政治，你知道什么叫政治？答不知道，先生笑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政治是和权谋伴生的。当然权谋也不等于阴谋，真正的政治家懂得光明正大是搞政治的正道，但任何时候总是政治家少而政客多，所以政治往往充斥着权谋甚至阴谋，俗话说“慈不带兵，义不掌财”，没有城府的人是搞不了政治的。你看似精明，其实极无城府，常常很天真，哪里是搞政治的材料。我说：“我随时可以不搞。”先生说：幼稚，政治这个东西一旦沾上是很难全身而退的，到一定时候你想不问政治，而政治偏要来问你，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是一场社会变革。为什么要变革？建国十七年来成绩很大，问题也不少，问题就是变革的对象。社会弊端五花八门，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其根子是有一批当权者背离了当初革命的初衷和共产党的宗旨，落入了“老子们打江山，就理所当然要坐江山”的封建窠臼。如今社会的很多弊端都是由此而引发的，这些人打江山是功臣，但守江山就必然蜕变为内鬼。毛泽东是明白人，是个始终坚守自己信念和革命初衷的君子。现在亿万人民甚至说整个民族，这样狂热地拥护他，不是无缘无故的，更不是靠吹捧能奏效的。哪个朝代的统治者不被人吹捧不自吹？但从来没有谁能达到他这种被亿万人真心拥戴的程度。他对中国的老百姓太了解了，太知道老百姓心里想什么要什么。这次文革规定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说到中国人的心坎里去了。
说到目前重庆的夺权，先生说：“看来夺权如果只是文革的一种策略、一个小过程，那倒无所谓。如果要来真的，恐怕断难成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人家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岂是能拱手相让的，况且下台或将要下台的人中骄兵悍将不少，政客多多，这些人执掌各级政权已不是一天二天，多的是办法来对付你们这些黄毛小儿。毛泽东即使力排众议为你们撑腰，也只能一时不能一世。当权派们可以忍一时之气，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整你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你不晓得锅儿是铁铸的。不信你等着看。”我说：“老师，您是不是太悲观了，历史总是要进步的。”老师说：“不是我悲观不悲观，这是历史使然，现实使然，历史当然是要进步的，但到时候他说他那一套才叫进步，你们那一套是倒退，我看到时你能搬起石头打破天？”谈意未尽，天不早，我要告辞了。我站起来问先生：“老师还有什么嘱咐的？”先生说：“你好自为之，既然已经卷入政治，就记住光明正大四个字，这是封建皇帝都知道的正道，千万不能小人得志便张狂。我这里说的小人不是指那种心理阴暗的人，而是说，从年龄讲你还是小人儿，从地位上讲，你只是平头百姓，没别的意思。多保重。”

造反派分裂，百万雄师组建

大约是2月11、12号，柳汉昌（工安公司一队工人）从武汉发来电报：“家有大事，速回。”那时没有手机，长途电话又难打，况且价格太贵也打不起，老柳又不说是什么大事，我了解柳汉昌，是位老成持重的师傅。故接到电报没有多想，立即准备返回。那时船票好买，尚无春运车船票紧张一说，我买了第二天的船票。一路心情忐忑不安，一个人十万火急赶回武汉。第三天下午下船，直奔公司。和老柳、马恩列（三队工人，造反派）等连夜碰头，一问才知道武汉发表了个什么二八声明，现在全城闹得沸沸扬扬，一夜间造反派按对待二八声明的态度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要我星夜赶回家拿个主意，我们应该成为“香花派”还是“毒草派”。同时把《长江日报》上刊登的二八声明拿给我看。
我开始以为事态很严重，正儿八经地把二八声明看了两遍，我问大家：二八声明说的什么？同志们都弄明白了没有？大家都不做声。我说我也没看明白，有一点弄明白了，声明说的意思是现在有的造反派组织是托派，要篡权，有投机者想摘挑子，只有发表声明的这几家组织才是真正的革命派，才是真造反派，权也只能由他们来夺。是不是这个意思？大家说，他们也认为是这个意思。我说其实发表声明的伙计们恐怕自己都没弄明白自己要什么，“七说八说，盐巴秤砣”。不管它，我们什么派都不是，照样搞我们的文化革命。大家说恐怕不行啊，现在全市所有的组织都亮明了要么是香花派，要么是毒草派。我说，那不像运动初期又要站队吗？真是吃饱了饭没得事干，人为地制造分裂。大家说表态肯定是要表的，要不下面的人员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那也是，这时才想起来问一冶野战兵团总部是什么派、什么态度，大家说，总部是毒草派。我说，那我们肯定就是毒草派了。其实香花、毒草纯粹是扯淡，这又不是造反派与保守派，这两派无法调和是因为对文革的态度、对走资派的态度，有根本不同的意见，一个要造反，一个要保走资派，保守派还要整造反派，你想调和都难得调和。现在的香花派和毒草派我看不出有哪些根本的立场、观点不一样，就像工总和二司，好像和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再分个香花、毒草是不是无事找事？不管它，总部是毒草派我们就是毒草派。否则，一冶野战兵团就会分裂，这才是大道理。大家都一致赞成。然后我又跟大家说，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香花派跟毒草派各自的根本立场和观点是些什么内容，又有哪些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辩论起来也是扯淡，干脆通知兵团战士一律不参加这类扯淡的辩论。两个小时的会开完，我才意识到老柳也是扯淡，天远地远儿慌屌慌把我催回来，就为了决定这种扯淡的事。
2月的江城春寒料峭，天空成天灰蒙蒙的，天气使人有一种压抑感，而文化大革命似乎不知寒之将至，照样热火朝天。保守派偃旗息鼓，造反派一天天膨胀起来，包括队伍和情绪。工安公司野战兵团发展到一千多人，在工安公司算一枝独秀。省、市正闹着夺权，像我们这种县团级单位夺权怎么搞，因为一冶野战兵团总部没有动静，我们也不知从哪里下碴。社会上的香花派、毒草派闹了几天，恐怕双方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想表达什么，因为这本身就是人为制造的一场闹剧，确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于是也烟熄火熄。人们不知所从，各方都有厌倦感，就势收场又何尝不可能？而一场湖北省、武汉市的夺权斗争又使局势复杂而严峻起来。
由于造反派夺权触及了当权者容忍的底线，用现在话说，触及了当权者的核心利益，且各省、市的造反派又一副假戏真做的架势，这样一来，死死认定“打江山、坐江山”的当权者们注定要开始下真马（武汉方言：来真的）地反击了。造反派在准备投票，走资派却在暗暗磨刀。幼稚的造反派为了水中月镜中花般的名额争得势不两立，一股寒流却悄然而至。2月，北京高层撕破脸，文革反对者绝不是对文革的一些具体做法发泄不满，更不仅仅是为当权派受到批斗冲击而不平，在他们看来，造反派大哄大嗡，说这个是走资派、那个也是走资派不足为虑，顶多是触及一下皮肉。批斗不是根本事，夺权才是真问题。2月份的摊牌真正的引爆点在于夺权。其实多数造反派因为幼稚，视夺权如儿戏，抢几个章子、发几篇声明就算是夺权了，走资派却不这样看。过去他们视造反派为一群乌合之众，也就是运动中的“勇敢分子”，闹腾不了几天，现在则视为心腹大患。你要玩真的，别人就陪你玩真的。2月的摊牌紧接着造反派全国夺权而发生，决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从此造反派成了别人决不宽恕、务必赶尽杀绝的对象，用十年后报上流行的话说叫“除恶务尽”。从此，造反派的噩梦就真正开始了。此后十多年的反复整肃，不再用文革初期那种整整黑材料、批一批、划个右派之类的小儿科，而是直接动用专政工具，不整则已，整就往死里整。“十年浩劫”，要凭良心说，就是造反派的浩劫，皆源自1967年的2月摊牌，以后的种种手法不过是其派生和延续罢了。
北方的2月政治寒潮终于在3月席卷武汉。神仙打仗，凡人遭殃。造反派无事生非弄的那个二八声明成了别人的口实，武汉军区从二八声明开刀。既然要整二八声明，香花派自然成了专政对象，管你工总几十万，老子一个通令叫你通通完蛋。这不是吹牛，是事实。1967年3月17日一晚抓捕工总大小头头几百人，这是对武汉造反派的第一次大规模镇压。据说毒草派一个都没抓，不用忙，饭要一口一口吃，先集中火力整香花派，不仅是策略问题，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我们虽是毒草派，但也切身地感到了寒彻入骨，也许各单位情况各异。从3月初，军代表就通知我们一冶工安公司野战兵团办公室要撤出来，房子另有他用；上班不许写大字报；一律不许脱产。我们自然不服气，3月8号我口述，张治能用毛笔书写，贴出了一版十八张纸的大字报，题目是“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纪念一冶工安公司“九八行动”半周年。大字报的中心意思是张扬我们造反的革命性、正确性和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大字报一贴出，给死气沉沉的厂前公司大院带来了一丝生气。因为3月份以后大字报很少了，自然围观的人就多，议论也随之多起来。军代表也耐心地看完了，晚上找我谈话：“这张大字报洋洋万言，什么意思？”我说：“你不是看完了吗，你说是什么意思？”“你们这完全是自我吹捧嘛。”“不是吹捧，是事实，是总结经验。”“你们应该写揭发走资派的大字报，不要搞这些玩意，以后注意。”算是警告吧。
工总被取缔，空气是越来越紧张，青山区的中心地带红钢城都没有什么大字报了。一到晚上路灯也显得阴暗，寒风阵阵，路断人稀。这时我才真切感到尹老师说的“保卫毛主席，你们拿什么来保卫”的道理。冷酷的现实是，我们需要毛主席来保卫。于是，《红军想念毛泽东》几乎成了当时的流行歌曲，全国的造反派在黑暗中到处唱，个个唱得热泪盈眶，有的人唱得泪流满面，甚至有人唱到动情处放声大哭。4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同宿舍的几个人正唱着《红军想念毛泽东》，军代表来了，一脸严肃，我知道他当时很无奈，于是都不理他。军代表这时既不能说这首歌不准唱，又明知这种唱法是别有用心的，他换了一种委婉的说法：“天晚了，你们明天还要上班，白天再唱吧。”
中国老百姓虽然懦弱，但自古从不缺乏舍生取义之人。4月上旬，红钢城出现了新华工聂年生的大字报《提着脑袋问十个为什么》，锋芒所向，直指目前这股否定文革、迫害造反派的寒流，提出的问题切中时弊。张治能将大字报抄回来，我一看，精神大振，大受启迪。我们立即拿来纸笔，几个人一凑，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和所见所闻，由我口述，照例由张治能书写，一口气写了《提着脑袋问二十二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同时将这篇大字报抄写了二十来份，立即组织人贴到厂前、红钢城、总公司大院和工人村等处。反响如何没调查，反正九八纵队的队员们是缓过气来了。一花引来万花开，这是自然现象，政治局面也一样，我们缓过了气，其他造反派一样回过了神，红钢城街头的大字报一天天多起来了，但晚上街道上的人仍然不多。
文革前，我看过电影《革命家庭》，电影中有一个情节叫飞行集会，我和大家一商量，我们也到红钢城去搞飞行集会，大家一致表示赞成。几十号人身藏传单，把九八纵队和野战兵团的旗帜卷起来，坐车去红钢城。一到武钢业校、青山区委门口，我们突然展开大旗，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撒传单，说来也怪，刚才街上还没有什么人，突然一下子不知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的人。有的人抢传单，有的人跟着我们喊口号，红钢城一下子又像回到了两个月前的1月份。十来分钟活动结束，我们一阵小跑到预先指定的地点集中，清点人数回厂前。后来大家反映，买票坐车去搞飞行集会划不来，一角钱是一餐的菜钱，我们不如吃了晚饭就出发，下午六点半就可以到红钢城，天刚黑，正好开始游行。于是，此后几次都是往返步行。尽管飞行集会活动很辛苦，白天还要上班，但造反派的士气是真鼓起来了。
1967年5月份开始，武汉的造反派大范围内缓过气来，开始以各种形式对走资派进行反击。从反击“二月逆流”的一般口号，演进到矛头直指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公开打出了“为工总翻案”的旗帜。斗争开始白热化，于是武汉市的文革运动好戏连台。第一炮是4月中旬新一中同学为驱赶工作组举行的绝食斗争，紧接着是新公校在市公安局绝食及全市造反派的声援。我们九八纵队独自参与了这两次活动，但都只坚持了一天，实际只饿了一餐。而中学生们则不然，不达目的不罢休，现场不断传来又有同学饿昏了的消息，救护车停在现场，随时准备拖人上医院急救，现场气氛凝重而又正气逼人，一时间武汉三镇出现了多个声援学生的绝食现场。面对不屈不挠的学生，工人们很自惭，很多没去声援，像我们这样饿了一餐就顶不住了、悄悄撤离现场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谁说学生的斗争精神不如工人？在当时，造反派学生的觉悟程度、为文化大革命献身的精神、信仰的坚定性，确实普遍比工人高。
大约从5月中下旬开始，形势急转直下。此前我们还认为这一次武汉军区恐怕顶不住了，再要像3月份那样动用专政工具来镇压肯定不行了。“军委十条”已公布，再动用专政工具镇压群众，中央会出面干预，看来造反派胜利在望。殊不知，走资派多的是办法。这次，军队当权派直接启动组织程序，利用他们掌控的现成的武装基干民兵组织，按各单位组织系统，由县团级以下的小当权派牵头，轻而易举地就组建了“百万雄师”杀人队。因为是按组织系统组建的，组织自然严密，上面意图的贯彻自然流畅，且极具隐蔽性，其行动宗旨就是用挑起武斗的方式迫使造反派就范或者瓦解。因为两派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群众，武斗再怎么搞，都是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的争斗，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连毛主席最后都只能说两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息事宁人了事。这是走资派对中央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你可以借造反派的势，我为什么不能另组一派以“借势”？所以，从一开始，百万雄师就以武斗为唯一斗争手段，对造反派大开杀戒，搞了两个多月的“武化革命”。
6月17号，传来六渡桥大规模公开杀人的消息，我们感到这一次走资派的狗急跳墙将比3月的镇压更加血腥。6月20号晚上我们召开了勤务组会议，决定将女同志和一些希望离开单位的同志疏散回重庆，余下的近30人去找新一冶（3月底4月初，一冶野战兵团等造反派各组织联合成立新一冶革命代表大会，简称新一冶）总部联系，看是到民众乐园去坚持造反派的宣传阵地，还是去华中工学院，并准备第二天就开始行动。

百万雄师制造的“六二三”事件

当时整个厂前地区就我们工安公司的造反派广播站还在坚持早、中、晚三个时段一天近六个小时的播音。我们历来十分重视广播站的作用，认为如果大字报和各种小报是造反派手中的步枪、机关枪的话，那么广播站就是造反派的迫击炮。我们抽了两个同志为专职播音员，一个叫吴开群，武汉人，一个叫廖志容，重庆人。两人正在谈恋爱，于是二人成天就窝在广播室，十分敬业，把个广播节目办得井井有条，丰富多彩。我和其他勤务员都坚持写稿，并把社会上好的传单收集回来供他们播音。当权派几次试图收回广播站，但苦于我们这一派在单位的势力太大，所以它始终是新一冶工安分部的广播站，这是走资派和百万雄师真正意义上的眼中钉、肉中刺，由此发生了袭击工安公司的六二三事件。
6月23号中午，我刚吃完饭，准备洗了碗就带队出发去新华工，此前已经派六个人去打前站。我正在洗碗，突然公司大院开进六辆卡车，车厢里站满手执大刀长矛、头戴藤条帽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二百多人一跳下车，直奔饭堂。十几个人手执洋镐把，见人就打，连一句话都没有，真个是“不叫的狗真咬人”。一个人冲过来朝我手臂上狠狠一棍子，我一掉头，背上腰上又各挨了一棍。这时听见有人喊：“他就是徐正全！”霎时，那几个人冲过来扭手的扭手，按头的按头，迅速地把我捆了起来，押出饭堂。我看到有五个人被同时捆住了，其中有新一冶工安分部的头头张治能、费开学。百万雄师有备而来，人是抓得很准的。这时百万雄师对广播站的打砸已结束，正把各种广播器材往车上搬，院子里百万雄师的队伍已重新集合好。我抬头一看，前排有四个人还是我同一小组的，有组长张福奎和张明远、刘天才师傅，很奇怪，大热天他们都戴着口罩，但还是难掩他们的真面目，做坏事的人到底还是心虚胆怯的。
很快，我被用布条蒙上双眼被几个人押上了车。汽车开了不到半小时，布条松动，我看出这是工人村附近的汽运六站。以前就有耳闻，汽运六站是青山百万雄师的据点，他们可能要把我们关押在这里。我想，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闹这大阵势去单位公开抓人，而且双方都有名有姓，谅他们也不敢杀害我们，但挨打是免不了的。我第一次经历这种阵势，虽不是十分害怕，但也确实心中无底，也就没想那么多。一下车，几个人上来重新把布条收紧，这下是真看不见了，几个人将我推推搡搡不知到了何处，然后几个人走了。个把小时没人理我，一个人坐在地上，手被反绑但并不紧，没有想挣脱逃跑，想那样也无济于事，跑不脱。说实话，我也缺乏电影里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那种胆量，我坐在地上等待百万雄师的下一步。
一会儿听见几个人的脚步声，有人过来把我从地下拉起来，其他人二话不说用木棍直击我的胸部，不是横打是直击，感觉打到身上的是洋镐把。我还没反应过来，可能其中一下击得太猛，把我打得仰面朝天倒下去，后面有人撑住了我，没让我倒下去，扶起来继续打，又是几下，背上也被横击了几下，前后挨打也就三五分钟。这时我哭了，痛不是主要的，第一是委屈，其次也是恐惧。到底是二十岁的娃娃，说不怕是哄自己。几个人可能感到解了气，估计也是怕打出事，一言不发地一哄而走。我挨打前后没一个人说一句话，至今不知是谁打的。百万雄师人一走，我摸索到一张凳子，坐下来眼泪忍不住还在往外流。这时我的恐惧感少了，主要是委屈的感觉。为什么委屈、哪里委屈没有想，就是那么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又过了大约两个小时，听见人进来了。来人一进来就取下了我眼上的布条，眼前的两个人都是三十多岁，不认识。其中一人坐下来，也没要我站起来，问我“叫什么名字？”“徐正全。”“为什么参加黑工总？”“我是一冶野战兵团的，不是工总的。”“你参加了哪次武斗？”“我一直在单位，没有出去参加过武斗。”“把你在运动中做的坏事全部交待出来，写成交待材料。”说完另一人拿过一支笔三张纸，二人扬长而去。我坐了一会儿，没有动笔，倒不是像电影里描写的被俘的共产党员那样，对敌人决不吐半个字，我没有想这，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什么能够交待的，我又没做坏事，文革中做的事都是公开的，拿什么交待？但我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就断断续续写下了刚才那个人与我的对话，大约有六七行字。
七二〇事件之后，我们九八纵队一位叫张锦标的同志，原来是公司保卫科的干部，当时被我们指派负责公司保卫工作。一天他挺神秘地找到我说：“小徐，这是你在汽运六站写的材料，我们把它追回来了，你自己把它处理掉。”我接过来一看，果然是我写的那六七行字，我问他“什么意思？”他很神秘的样子，有一种好像很维护我的味道：“你自己处理掉，不要被别人拿去做文章。”我一听，莫名其妙，很不友好地对他说：“做什么文章？我一没出卖组织，二没出卖同志，况且这又不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搞得那么神秘做啥子。”我想说“你把它装进我档案里好了”，但话到嘴边，我只说：“哪个给你的你还给哪个，或者你看怎么处理都行。”他看我语气不对，拿过去说：“那我处理，我处理。”就走了。
回头再说汽运六站的事。大约晚上六点多了，有人送来一钵饭，上面盖着菜，往我面前一递：“吃饭。”然后拿起桌上我写的交待问我：“这就是你的交待？”我“嗯”了一声。来人也没多说，拿上纸走了。天全黑了，又过了一二个小时，有人来把我带出房间，一直走到汽运六站大门口，我一看张治能几个人都在，知道是要放我们了。事后才知道，我们被抓走后，九八纵队的队员涌到军代表办公室要人，军代表答应联系，估计是过问了此事。再加上此次百万雄师的行动主要是砸工安公司的广播站，搞我们几个头头只是顺带的事，所以也没过分地为难我们。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这是青山百万雄师在青山地区最大的一次行动。因为青山远离市区，这件事发生得快结束得也快，加之后来我们回重庆去了，这个打砸新一冶工安公司广播站、抓捕新一冶工安公司头头的六二三事件在武汉市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一行六人赶回厂前已是晚上9点多了，还有十几个战友没睡，在等我们。见我们回来，没过多问我们这几个小时的经历，只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有人提出，原定去新华工避难的同志下午都去新华工了，余下的人目标不大，可以继续在单位坚持。我的意见是我们六人还是第二天去新华工。但多数人认为行不通，我们对去新华工的路不熟，怕路上不安全，而且也不知道华工那边是什么情况；我们几个人又挨了打，需要养伤，最后决定先去马恩列家藏起来，再定去向。本单位是不能再待了。马恩列说：他家住武昌司门口后长街，那里比较背静，周围邻居大多是造反派观点，群众基础好，安全有保障。今天晚上其他同志到公司大门外轮流放哨，观察情况，一有动静，我们马上从公司后院围墙撤出去。我想大家轮流放哨很辛苦，干脆我们藏身在宿舍房顶与天花板之间，先躲一夜，明天早上搭头班车去后长街。当时真如惊弓之鸟，一则反映我们太年轻，政治上很幼稚，没经历过大事；再则确实是严峻形势使然，当时自己还真感觉有一点出生入死闹革命的味道。
我们在天花板与屋顶的逼仄空间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几位同志打前站，察看公交车站附近一切正常，六个人匆匆搭上头班电车去红钢城转乘16路公共汽车到后长街。马恩列的爷爷是共产党的烈士，父亲是铁道部第四设计院的职工，母亲双目视力很差，他家就是一个普通人家。马恩列的母亲待人十分热情，要我们安心住下来。我们考虑他家太小，突然增加几个人住不下；二则他家没有退路，一旦前门一堵就跑不出去，于是马恩列在他邻居中找了位医生的家，安排我们住。医生夫妻俩对我们十分和蔼，热情安顿下我们，就说看看我们的伤势。这时我才想起，我还没看过自己伤在哪里，伤得怎么样。撩开衣服一看，我的胸部胸窝以上锁骨以下全部青了，紫中带红，尤其是心脏部位紫得厉害，但并不感觉怎么疼。
大家正在一边看伤，一边议论，陆续进来几个大娘辈分的人。几位老人有的痛骂：“这些百匪真是没有人性！”有的唏嘘不已：“造孽啊，伢们才多大点，就这样整，真是比国民党还坏呀！”有的安慰道：“伢们，不要怕，好好养伤。”大家七嘴八舌，没有不痛骂“百匪”的。有的大娘一面骂，一面擦眼睛，其情其境真令人感动得要哭，和电影里老区百姓与红军亲如一家的场景几乎别无二致，看来搞电影的人还是有过生活体验的。大家一面说，一面掏出带来的粮票和一些零角子分子钱；有的人连面都没见着，只从窗户外递进来粮票和零钱，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递进来，默默地离开。有的大娘送来了咸菜、豆瓣酱，还有的送来了跌打损伤的药。有一位大娘说她拿来的是治跌打损伤的特效药，而且一定要帮助我们当场服下，还特地带了一大杯凉开水，将药分成一小包一小包，一人一包。我打开一看，黑糊糊的像没有烧透的纸片，我们没有任何犹豫，痛快地服下了大娘的特效药。还有一位老奶奶拿了一大碗辣萝卜，在那个年代，辣萝卜都是能上席的菜，本就不差，老奶奶还特地说明，听说我们是四川人，怕辣味不够，特地加了点辣椒油，还加了点小麻油，这样吃起来味道香些。老奶奶说她年青的时候去过重庆，晓得重庆人的口味。一面说一面骂“百匪”：“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莫非他们自己没有儿女么？也不怕遭雷打。”我们对送来的东西、粮票和钱开始推辞不收，医生夫妇劝我们收下，说：“这是大家的一片心意，他们也只能这样来表示对你们的支持。”是啊，这既是善良的中国百姓对弱者的一种同情，更是对正义的一种支持。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他们是明辨是非的明白人。当权派不要把百姓当阿斗，况且阿斗也不苕（武汉方言：傻）。我们收下马恩列邻居的一片情义，一清点，竟有五十多斤粮票、五元多钱。送来的酱菜，我们后几日在回重庆的船上吃了五天，到重庆还有剩余。

混票乘船回重庆

在后长街住了两天，我明显地感到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于是告诉马恩列，我们暂时先回重庆避难，外面一天比一天乱，再去新华工，路上安全不好说，回重庆只要一上船就基本安全了。马恩列也是这个意见，他负责去船码头观察安全情况，帮我们办票，并护送我们上船。我们六个人一色的四川口音，只要不碰到熟人，安全不会有问题。于是决定买26号的船票。把我们五个人带的钱一凑，除了留十五元钱作为路上五天每天两餐的伙食费，余下的钱只够买六张到沙市的五等舱船票，当时到重庆上水船票是二十三元八角一张，到沙市是七元六角一张。大家商量，万一到沙市查票被赶下船怎么办，我说：“天无绝人之路，走一步看一步。到沙市停船大约40分钟，我们全部进厕所解手或者去澡堂洗澡，这两个地方不会查票，等开船后再出来。过了沙市一般不会再查票了，到了重庆再查出来，也不会再把我们押回武汉，到时再想办法。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考虑多了一点用都没有。”
行动方案定下来就开始行动，26号一早，马恩列送我们到汉口江边十六码头。大家并不急于排队上船，只分开在候船室周边闲逛，看人上得差不多了，码头上并无异常，六个人立即分头上船。每人凭船票领一床席子、一条床单，随便找块空地安顿下来。一声汽笛长鸣，我们暂时告别了腥风血雨的武汉，也不知留在新华工的战友们现在怎么样了。
船到沙市，完全与我预料的一样，开始查票，六个人分别躲进厕所和洗澡间。等到船离港，我们觉得安全了，出来找回席子、床单。反正也没有行李，就两件换洗汗衫，短裤是随身带着的。一路上每天都是用一块五角钱买一餐最简单的饭菜，主要是买饭，一日两餐，早餐就免了。
一路无话，船到重庆，麻烦来了。下船查票很严，凡买短途票坐长途的一律补票。看样子混不下船，只有硬着头皮等，这种查票的事往往是先紧后松，任何人搞同一件事搞长了都不免懈怠。等到人下得差不多了，我们把票一伸，船票明显比别人短一截，六个人先后被拦下来。过来一个大块头问：“几个崽儿（重庆方言：小孩）哪里的？”我答：“沙坪坝的。”“那怎么跑到武汉去了？”“我们在一冶上班，是一冶的工人。”“那跑回重庆干啥子？”“武汉很乱，我们怕出事就跑回来了。”“不会是武汉的造反派吧？”“不是。”“不是那跑啥子跑？”六个人没话说了。走过来另一个船员对大块头说：“问那么多干啥子，有钱就补票，无钱就送港口军代表办公室，让他们来处理。”大块头意味深长地一笑，对那人说：“要送你送，无事找事。看不出来吗？这几个崽儿肯定是武汉的造反派，被打出来了。”转头对我们说：“走走走，快点下船。”我们一听，三步并作两步跑下船去。要不是大块头认定我们是武汉的造反派，肯定是走不脱的。

目击重庆武斗升级

回到重庆，到处和武汉一样，两派对峙十分严重，八一五和砸派各占一些地段，公交大多停运，外出十分困难，走一段即有人盘查。好在我们声明是武汉的，有工作证为凭，一般尚能通过；有时还要被盘问是武汉哪一派的，只要答是造反派也可放行。因为重庆两派都确认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不像武汉的百万雄师，虽绝不承认自己是保守派，但也非常有自知之明地从不自称造反派。
我家住重庆嘉陵路的半坡上，离街面有六十多级台阶，居高临下可以看清街面上发生的一切。嘉陵路是重庆主要交通干道，从沙坪坝去市中区是必经之路，所有的游行队伍大多要经过此处。其时两派的武斗已然开锣，时有冲突，而袭击对方的游行队伍常常成为武斗的起因，武斗也常常在游行中进行。我回家几天，就亲眼目睹了几场武斗。
7月8日，八一五游行，正行至我家下面的街面上，工业学校四五十名砸派学生手持大刀长矛，袭击游行队伍。哨子一响，七八人一排，齐步前进直冲游行队伍，对方也不示弱，列队迎战。双方并不慌乱，更没有一方一触即溃，而是还以大刀长矛，一片喊杀之声对干起来。负伤的后面有人扶下，立即有人顶上来，场面也不十分混乱，很有点古代战场的味道。直到工业学校多人负伤，才在一片哨声中后撤，但并不是一哄而散，撤在前面的边跑边往后面扔石块，押后的边打边退似为掩护撤退的人，双方在气势上都不输于对方，没见过兵败如山倒的乱象。没想到重庆人竟然有如此剽悍的一面。重庆人爱围观，街上压死个老鼠都能围一大堆人，这种武斗场面也是街两边看的人比打的人多，但武斗双方绝不伤及无辜，一方退走，另一方也不缠斗，打跑就算了。不像武汉的百万雄师，一开打非整死几个不罢休，而且常常伤及无辜。
由于工业学校砸派冲击八一五的游行队伍，9号晚上八一五宣传车放言：踏平工业学校。战斗从7月9日傍晚开始发动，八一五调来几卡车人封锁了通往工业学校的各处路口，进攻的队伍集结在离我家直线距离二百米外的重庆幼儿师范学校的一个小山头上，此处距工业学校直线距离不超过三百米。当时有几个同学在我家玩，几人一边乘凉一边聊天，大约快到晚上11点钟，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夏夜的宁静，我们几个人同时一惊，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第一声枪声。我说八一五开了第一枪，性质变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何国富，现在是八一五重庆空压机厂八一兵团的一个头头，立即反驳我：“变什么变，你就能肯定不是砸派先开的枪？”疾言厉色，好像我就是砸派一样，儿时朋友说翻脸就翻脸，而且是一个十分内向、平时还很尊重我的人，观点的魅力真是不得了。现在回想起来，把平头百姓拖入这种“唯主义、理想、信念至上”中来，真是老百姓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啊。果然不一会儿，八一五的高音喇叭响了：砸派一小撮暴徒公然开枪打死我一名八一五战士，我们被迫自卫还击，一定要血债血还！何国富问我：“怎么样？我说是砸派先开的枪嘛。”我说：“在幼师那边枪响之前并没有听到枪声啊。”他说：“砸派肯定是用的小口径步枪。”像他亲眼看见的一样。有了第一枪就不愁第二枪，但听得出传来的始终是步枪声，断断续续，冷不丁放一枪。
工业学校的高音喇叭一刻也不停息，叫了一晚上。等我们一觉醒来，9点多钟，正见八一五在往幼师运军火，最打眼的是一件被帆布枪套包着的武器，因为是正规包装，远远一看就知道是一挺机枪。我赶忙说：“快来看，机枪都运来了。”没有人感觉到了事态严重，相反都是喜气洋洋的样子，因为这一屋人都是八一五，我父亲五十多岁的人了，不可能不成熟，这时也冒出一句：“这下有砸派几爷子受的了。”没有人感觉到这会给人的生命带来什么，社会对生命的敬畏从这个小小的局部来看已经荡然无存，更可怕的是这绝不是一种个别现象。我和大家一样，压根没想过这场武斗下来某些人的生命将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只是想到八一五可能因为这第一枪而在政治上输个大败仗。我以为这样严重的事态部队可能马上要介入，而部队是有能力平息事态的。结果我想错了，八一五并没有因为开第一枪而在政治上有任何损失，部队也自始至终未露面，直到战斗结束，砸派把工业学校的战场打扫完，将最后一个死者抬走，我才在现场看到部队的人出现并立即将我们这些围观者赶出现场。
八一五并没有视战争为儿戏，他们玩得很规范，10点整，天空居然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八一五的总攻开始了。一时间机枪、步枪齐鸣，枪声密集，除电影外，我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看见战争，这种规模起码叫战斗。在这里，武器成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因为工业学校的气势一点不输于八一五，广播喇叭一直播音，响个不停，而且不时进行反击。正如何国富说的，工业学校的砸派确实有小口径步枪，时不时从窗口伸出来向外瞄准，但小口径步枪毕竟挡不住轻机枪，不到11点，八一五全线攻到工业学校四层教学楼下，教学楼除顶层外，所有的窗户均被砖头封死。八一五攻到楼下，地处开阔地，遇到了砸派的顽强抵抗，砖头、装有汽油的土燃烧瓶像雨点一样向八一五攻楼战士头上飞去。几次强攻没有奏效，八一五开始用广播喇叭劝降，说砸派的人只要投降，撤出大楼，一定确保所有人的人身安全，可以自由离开。砸派的广播喇叭不但不领情，反而反唇相讥，说投降是八一五的拿手好戏，你们不是投降了走资派吗？砸派誓死不投降，还有什么招术尽管使出来云云。劝降不成，八一五再次发起强攻，搬来几张大方桌，上面铺上几床淋湿的棉被，进攻者在机枪掩护下居然攻入大楼，并立即放火，一时间浓烟滚滚，看来楼里的人不被烧死也要被熏死。果然半小时后，砸派的广播喇叭哑了，八一五的广播宣布踏平工业学校的战斗胜利结束。一群青年学生，一个扶着前一个的肩，双眼用自己脱下的衣服蒙住鱼贯而出，其中女生将近一半，被全部押上八一五开来的空卡车，不知拖向何方。
我站在我家屋后的坡上，正对工业学校教学大楼，不必担心被流弹所伤，因为八一五是背对着我们向前攻，子弹不会向后跑，所以我放心地看完了这场战斗。我没见过真正的战斗，但这场战斗我觉得够惨烈了，而双方士气之高，说视死如归一点也不过分。我突发奇想，要是八年抗战中国军队有这些学生的气势，只怕八个月就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了，哪里还要八年。战斗毕，八一五并不扰民，几卡车人迅速撤离战场，现场留给砸派自己去打扫。八一五走了，我们却上去了，主要是看热闹。我亲眼看到三男一女四具尸体，有一个人被人扶着从楼内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人满脸漆黑，头肿得奇大，手臂上有肌肉翻出，但仍能自己走，后被担架抬走。地上布满了砖头、碎玻璃和血迹，烟气未散，满目凄凉。围观的人很多，议论极少，恐怕是怕观点不合惹祸上身。我们正看着，部队来了二十多人，第一步是驱走围观的人，我们也只好离开。这是我在文革中唯一一次看到因武斗而死人。第二天砸派发表紧急声明，说八一五打死工业学校学生十四人，一定要血债血偿。果然不久重庆的武斗迅速升级，常规武器中，除飞机外，全部派上了用场。
最初的武斗升级是从建设机床厂开始的。该厂是生产冲锋枪的军工厂，产量极大，且是最后组装，武器从生产线上拿下来即可使用，这里自然成为双方必争之地。为抢占该厂的制高点，武斗迅即升级，双方投入大量兵力，阵地几易其手，空压厂开出三辆水陆两栖坦克为八一五助战，被砸派炸坏一辆，以砸派保住阵地而战斗结束。其间砸派封锁了嘉陵路，嘉陵江北岸的江陵机器厂砸派用三七炮（一种对空武器）以平射的方式，专打来往于嘉陵路上的各种车辆，无车敢走嘉陵路，行人又怕被炮火误伤，道路自然就被封锁了。八一五想出办法，在汽车对着江北的那一边焊上钢板，车辆又开始在嘉陵路上行驶。这下可苦了我们住南岸的百姓，砸派时不时地打冷炮，我们不但在射程内，而且是正面承受火力，谁知道炮弹会射到哪里。街面上的人还强一点，半山坡上的人就可能成为靶子，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钻进了防空洞。我们这里原来是国民政府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的总行所在地，故而叫交农村，现在除居住着居民，还是弹簧厂的家属宿舍区，几十成百栋房子笼罩在炮火之下，日夜不得安宁。人们白天时而去防空洞躲一下，晚上就基本上住在防空洞。我们家就挖有一个一张床大小的防空洞。有几天嘉陵路解除了封锁，是因为江陵厂两派开始了炮火互射，我们隔江观战，火炮互攻十分壮观，炮弹像一串串火龙射向对方，有时双方的炮弹在半途对撞，火龙一冲上天，像放烟花一样。七打八打，把牛角沱附近的一座副食品仓库打着了，大火浓烟一天一晚不散，十几里外都能闻到腊肉和各种香料的味道，也没谁去救火，直到仓库烧光燃尽。
据说战斗最惨烈、双方死伤人员最多的要数潘家坪保卫战。潘家坪地处谢家湾，离建设机床厂很近，那里有一个重庆人都隐约知道的建筑群，对外叫潘家坪招待所，实则是专门接待北京及外地高官的豪华宾馆，现在成了砸派的大本营之一，此处驻有砸派武斗的王牌——河运学校的航峰兵团和重医的娘子军敢死队。八一五自然先打出头鸟，要拿下潘家坪招待所，以壮军威。于是上十天的反复争夺战开始了。战斗很胶着，前后打了十多天，据说潘家坪招待所仍在砸派手中，故砸派称之为潘家坪保卫战。
在此期间，我去拜望尹老师，一则汇报我回重庆的缘由，二则心中困惑不少想请教先生。见我突然返渝，先生很惊讶，我遂将被抓挨打的过程告之先生。当下重庆这种状况先生不出门也是知道的，我问先生：现在这种混乱局面起因何在？先生说：“武斗原因我不清楚，但事出必有因。从表面看，一群狂热的青年学生加上一些偏执的工人，更糟的是还有一批崇尚武力的军人，把他们像搅拌混凝土一样搅和在一起，让他们去过问这些人从来都没涉足过的政治，这种组合不出乱子那就是怪事。政治斗争一旦失控，必然走向暴力，我说服不了你，那就要用武力征服。暴力的本质就是征服，而政治的本质是妥协，只有双方妥协，和而不同，才能求同存异，政治是需要耐心的。”我说：“先生这是广义的说法。就事论事说，发生武斗主要原因是走资派挑动，二是因为利益，三是信仰观点之争。”先生说：“可能有这些因素的存在，但却不一定是根本的原因。首先说走资派挑动，现在有哪一个哪一级的走资派有这个能量去挑动成千上万的人去以命相搏？就算军队有这个能量，但却没有这个胆量，任谁都没有，何况他就是挑还要你肯动才行嘛。再说利益，现在真看不出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利益大到让人用命去争的地步。至于信仰观点之争，那多半是挑起暴力的借口，现在重庆两派有哪些个具体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是否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即使这些因素都存在，也只是造成暴力风行的外因，对那些舍生忘死的人来说，这些外因确实能激起他们的冲动和热血，可那些人内在的、本身的因素是什么，你思考过吗？”我说：“没想过。”先生很肯定地说：“是人性。人不可能永远彻底地摆脱兽性，人都有暴力倾向，这是人的劣根性，所以社会才要抑恶扬善，这是任何社会和国家都应该做的事，其手段方法无非是文化教育辅之以法律。这些武斗的人的确很疯狂，但都不是一夜变疯的，和长期以来所受的教化不无关系，而这种教化除通过文化、教育这两个渠道外，更多的是生活本身对人们的教化。现在理大于情几乎是社会的共同观点，但一个人如果心中只有理而没有情，那是很可怕的，哪怕杀了人，他也可以在所谓正义的理念下不自知不忏悔。这种暴行，而且是群体性的，对一个民族不但可怕，更是可悲的，它说明我们的教化是失败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我说：“我认为参与文革的人相互并不一定认识又没有任何个人恩怨，而相互以死相拼，只能说是一种阶级斗争。”先生反驳说：“八一五和砸派的广大人群，他们分别都是些什么阶级？不就是学生和平民百姓吗？是什么阶级斗争？你那是概念，是书本上的东西。”我说：“反正老师还是没有完全让我明白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老师说：“其实我也不明白，还是让历史去沉淀比较靠得住，当代人来研究这个事，往往会站在自我的立场上去求证，而放弃真正内在因素的追究。”我抱着困惑而来，带着不解而归，意犹未尽地告别了先生。

tuffy05

《雪地足迹》（3）

千里武汉一日还
   
    七二〇事件爆发传到重庆已经是7月23号了，我是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知道的。24号重庆两派大游行，很平和，但十分壮观，双方都声援武汉的造反派，声讨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第二天54军全副武装游行，全部是新军装、全新武器装备，上百辆军车，口号震天，真个是威武之师。所有游行队伍都要从我家门口前通过，我坐在半坡上一面喝茶，一面看游行，没有任何感想，既不喜也不悲，很淡然的一种感觉。至今想来，当时是不明就里。又两天，何国富来我家说，能不能去他们空压厂作个报告，讲讲武汉造反派的斗争。我一口回绝了，我怕我去讲了引起空压厂两派的冲突，主要是没有讲报告的水平，更没有那个兴趣。
    大约到7月末，公司来电报，因为是公费，所以电报竟有两页纸，大意是希望我尽快组织现在重庆的一冶工安公司员工返回武汉参加运动。现在局势还不太稳定，如果我能尽早回去，公司各方面的工作才好开展。还汇来一千五百元的路费。我一面通过种种途径通知工安公司的同事，约定三天后在沙坪公园集中，一面去邮局取钱。邮局说款项太大，要凭汇款单到沙坪坝人民银行领取，这个可苦了我们全家。第二天一早，父母亲和四位同学陪我一起去沙坪坝，公交车停运了，只能步行，来回三十多里路。我既怕江对面的冷枪冷弹，又怕沿路盘查，且身带巨款，当时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没有一次手里拿过这么多钱，除非是公家的钱。刚走过红岩村，一辆卡车开过来，对面果然一梭子弹打过来，行人急忙往路边的防空洞跑，人还没进洞，枪声早打过了，看来躲是白躲，不过是人的本能反应而已。我们再有了经验，远远见有车来，先往洞口跑，等车开过了再出来。一路虽有盘查，但我亮出工作证，这次还带着袖章，人们一听是武汉造反派立即放行，有一个检查站还派人把我们送到下一个检查站。这样走走停停，早上7点不到出发，取款回来已是中午12点过了。饭也来不及吃，首先想这钱怎么放，怎么才安全，真是叫花子捡到银子愁纸包。大家想了半天，父亲说放在一只烂袜子里丢到床底下比较安全，母亲立刻说那不行，万一耗子咬了怎么办？还是母亲有办法，她搬出一个小泡菜坛子，把里面的泡菜倒出来抹干，用布把钱包了几层放进坛子。泡菜坛子有一圈荷叶边，灌上水是起密封作用的，这样一弄就严实了。整完，母亲又有点不放心，又把坛子搬到卧室的床下。我说：“算了，可以了，一个傻子藏的东西，十个聪明人都找不到。”一家人这才消停下来。
    下午我去火车站问票，火车站说根本就没有去武汉的票了。从重庆去武汉坐火车有南北两条线，一条经贵阳过柳州从湖南到武汉，一条从成都绕郑州到武汉。站上的人很热情，不像现在的人这样冷漠，关心地问我这个时候去武汉干什么，我说回去上班。他说，那你是武汉的造反派？我说是的。他很热情地说：“那你还买个啥子票嘛，直接到市文革接待站去办免票就行了。现在上面有指示，只对武汉的造反派发免票。”还热情地指点我怎么走，接待站在哪栋楼，第几楼，说得十分详细，看来他很熟悉这方面情况。我听后心中大喜，我们又碰到贵人了。走到半路，我突然想起，办票要什么手续呢？人家凭什么相信我？况且又不是办一张两张。我犯愁了，看来只有把大家约到一起去接待站办票了。我往家赶，刚进门，我突然想起来，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野战兵团的公章不是被我带回来了吗？一找果然找到了。找来一张纸，自己写了个证明：“兹证明我兵团徐正全等五十位同志因七二〇前为防止百万雄师的迫害返回重庆，现急需回武汉抓革命促生产，望重庆市有关部门予以协助为荷。”写完盖上公章。第二天，我按那人指点的路径，很快找到接待站，拿出证明、工作证和袖章说明情况。办事人员并没多问，很热情地立即开了一张铁路上专用的那种免票，签上人数五十人，告诉我，凭这张票南北两条线路都可以走，只是到转乘站时还要再转签一下，就在转乘的车站办，很简单的。我告辞出来，工作人员把我送到楼下，给人天下造反派是一家的感觉，虽然这个接待站是由八一五控制的。
    第二天，我们工安公司的人到沙坪公园集中，我带上钱和车票，路上自有住化龙桥的几个战友护送。上午10点钟，估计该到的人全部到齐了，我一清点，一共四十五个人。我问大家是否还有没通知到的人，回答说可能没有了。我想幸好我估算了五十个人，否则车票不够就又麻烦了。当场每人发了二十元钱，说明以后在工资里扣还。我告诉大家，是7月30号下午5点的车，3点钟在菜园坝火车站集中。
    7月30号吃完午饭，几位战友来接我结伴去菜园坝，因为我还带着六百元钱。父母亲这次送我出门挺高兴的，尤其是母亲。前两次她都很伤心，这一次是带着笑脸送我。父母亲比我还单纯，可能他们觉得我们这次站队站对了，胜利了，从此天下太平了，不求儿孙有无边之福，只求儿孙无无妄之灾，这是天下父母共同的愿望。到车站3点多钟，人陆续到齐，我向大家交待了路上相互关照等一些注意事项。讲话时有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一直站在我身后，等我讲完，那男的将我轻轻拉到一边，很小声地对我说：同志，我们是贵阳的，也是要赶回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你有没有多余的票卖两张给我们？说着拿出三十元钱一面递给我，一面说这些钱够买两张去贵阳的票。我不知道去贵阳的票是多少钱，我懂得他说的意思，是三十元钱买两张票还有多的。我笑着对他说，正好我们还多五张票，你们可以和我们一起走，但钱就不用了，因为我们这个票是不要钱的。二人十分感激，拿着行李站进我们的队伍。因为是起点站，车站的工作人员亲自把我们带进一列很空的车厢，说是专门为我们武汉造反派安排的。半夜3点钟的样子，车到贵阳，天正下雨，我们要在这里下车换乘61次快车到武汉，这列车好像是从昆明发过来的，据说要五六点钟才能到。半夜时分，除站台上几盏灯外，四周一片漆黑。我清点完人数，带队找到站上的办公室，告知值班人员，我们是武汉的造反派，现在要返回武汉，并给他看了重庆接待站签的票、工作证和袖章。值班人员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们一行人中有些女同志，天又下雨，想找个房间歇一下。”值班人员很爽快地答应了，带我们去站台上的一个房间，勉强可容纳四十多个人。从中午到现在还没吃过饭，一饿就觉得冷，一冷就更饿，但大家都很精神，恐怕是对回到武汉充满了憧憬。
    5点多钟，有人来通知我们，61次列车进站了。列车进站了，麻烦也来了，全列车挤得满满当当，任何一节车厢都不准上人，有票乘客也不让上，有人要强行从车窗爬上去，一律被乘客推了下来，管你是老人还是小孩，看来暴戾之气已在全国到处蔓延。我们自然也挤不上去，车上车下就这样僵持着，有两位战友大概自恃是武汉造反派，捡起一块石头砸烂一节车厢厕所的玻璃，扯掉一根小铁栏杆，率先爬进去，接着又上去一个。再要上，不行了，因为上去的两人被堵在了厕所门口，根本前进不了一步。于是我顺手把我的小旅行包递给上去的一个人，当时又乱天又黑，我并没看清楚上去的是哪两个人，把旅行包里装有六百元钱的事也搞忘了。上面的人接过包，我转头去找值班人员，同时吩咐十多个人去堵车头：我们的人不全部上车，不准发车。并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车站值班人员。这时值班员又叫来两个工作人员，三人穿上雨衣，一人拿一半导体喇叭，并顺手从墙边拿出一把破伞，让我带上遮雨。三人沿着车厢反复宣讲：“现在车站上有四十多位武汉的造反派有任务要马上返回武汉，每节车厢上五个人，其他乘客一律改乘别的车次，否则此趟列车就开不出贵阳站。”我则带着上十个人堵在车头，防止火车开动。不一会儿宣讲见效，值班员来告诉我，你们的人都上了各节车厢，你们这里的上十个人就从火车头与第一节车厢的联接处上车，想办法往后边挤，慢慢地和你们后边的同志汇合。于是我们挤上了第一节车厢，列车发动，出了贵阳站。
    我们要往后面的车厢移动十分困难，过道站满了人，根本无法行走，只能抓着行李架踩着座椅的靠背向前行。这样整了个把小时，天慢慢亮了，力气也用完了，只好从靠背上爬下来，正好在两节车厢的联接处。我回头一看，十来个人走散了，就剩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我想起了那六百元钱，我是无论如何都要尽快找到那节车厢，找回我的旅行包。两节车厢的联接处也就一米来宽，坐了一个人，他双脚伸开拦住了过道。此人三十来岁，瘦瘦的，脸色不大好，中等个子。我弯下腰很客气地对他说：“同志，对不起，让我过去一下。”他斜了我一眼，很凶地说：“不行。”说着还把脚又往上抬了一下。我一听，哦，上海人。我耐着性子对他说：“同志，我真的有急事，让我过一下。”“哪个没有急事，没有急事谁来坐火车？你挤过来不走了，我到哪里去坐？”旁边有三四个人也齐声说：“不能过，不能过！”都是上海普通话，能听懂。我真是哭笑不得，又耐着性子对他说：“请你相信我，我向你保证绝不停留，一直往前面挤，我要停下来，你可以把我掀出来。”几个人仍然是“不行！不行！”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我只好站在那里，进退不得。大约有十来分钟，我后面的人又不愿意了，说你走还是不走，要不走就上行李架去。正无奈间，后面响起了叫声：“矮司令，你怎么还在这里？”我回头一看是温自强，外号小黑娃，四川奉节人，从运动以来几乎一天到晚都跟在我屁股后面，年青的同志说他是我的保镖，年纪大的说他是我的跟屁虫。此人个子不大，却是个惹祸的根苗。我对他说：“走不动了。”“么样呢？”“这个伙计不让我过去。”小黑娃慢慢挤过来对占着过道的那位上海人问：“让不让？”“不让！”又问：“让不让？”“不让！”那人话音未落，小黑娃“啪”地一脚直踢那人面部，正踢在眉骨处，这个地方皮肤极薄，一下血就流了出来。我还没反应过来，霎时就血流满面了。那人一惊，立马站了起来，其他几个人也站了起来，我心想要出事了，令人惊异的是，四五个上海人一齐站起来，竟没有一个人出声，全部退让到车厢联接处那个宽敞的地方（现在供吸烟的地方），让开一条路。小黑娃谁也不看，回头对我说：“矮司令，走，我给你开路了。”走了几步，他还想回头给我说什么，我用很生气的语调对他说：“还说么事，一搞就动手。”我当时倒不是指责他打人不好，更多的是想到万一人家还手，不又是一场祸事了么。走了几步，他似乎不甘心，回头对我说：“不动手，动嘴，你跟他说了半天，有什么作用？”我一想也是，人怎么这么怪，服恶不服善。但我不想和他多说，只说：“算了，算了，不说了。”后面一路有小黑娃在前面挤，走得快多了，沿途都有我们的人，我一个个问谁拿了我的旅行包，最后问到一位姓冷的同志，说：“你的包还在厕所里。”说完往后一指。我打开厕所门，旅行包果然静静地躺在厕所的角落里，拿起一摸，用衣服包着的钱原封未动，我终于放了心。好容易熬到了武昌南站，一行人乘公交车回到厂前。

                                  对工安公司百万雄师成员的报复

    众人各自回宿舍去收拾安顿，不一会儿上十个人到我宿舍来了，只记得有张治能、李武超、温自强、柴四海、张道永等。不知是谁提出来，应该把王积增搞来教训一下。王积增是工安公司党委副书记，平时显得很阴沉，与工人关系不好，和我们没打多少交道，但他支持过百万雄师。我没有多想，只听几个人附和说：“对，是应该搞来教训一下。”我就问：“你们到哪里去找王积增？”有人说：“找得到。”我说：“那就去找吧。”几个人就出去了，个把小时后，王积增真的被找来了，就带到我住的宿舍里（那时宿舍都很大，一间住二十来人，前面还有一大块空地）。有人用王积增的衣服蒙上他的眼睛，跟我在汽运六站挨打的情况一样，没有人说一句话，有人一出手，其他人你一拳我一脚，把王积增逼到了墙角。我上去朝他头上扇了一巴掌，说实话并不重，太重我自己的手也受不了。前后打了大约有五分钟，因为我有别的事就朝大家摆了摆手，大家也明白是算了、到此为止的意思，我就走了。后来他们再折腾王积增没有，我没问，也没人告诉我。这是我在整个文革中唯一一次从内心同意打的唯一的一个人，并且自己动了手，哪怕是不重的一巴掌，毕竟是动了手。除此之外，我没叫任何人去打过任何人，这是负责任的说法，不是自欺欺人，这有多年内查外调的记录可以来佐证的。
    事后想起来，如果当时有人问我这事，我与他会有这样的对话:“你和王积增有仇吗？”“没有。”“你恨他吗？”“谈不上。”“那你为什么打他？”“没理由。”“你不是说万事都有原因吗？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的，肯定有因，让我想想，哦，原来是想抖一抖自己的威风，让王积增知道，王积增你也有今天哪。”这就是因，凡人都很难抵御权力的腐蚀。
由于我们返汉，去新华工避难的同志回来了，与新一冶总部的联系也恢复了，广播站恢复播音，厂前又人欢马叫了。这时工安公司又多了两个造反派组织，一个钢工总，一个钢九一三。七二〇前工安公司可能就有这两个组织，只是没见他们有什么活动，所以我对他们还不了解。三个组织会不会发生冲突？我想大概不会，因为他们两家加起来总共也只有几十个人，大家各搞各的，互不相干。八月上旬还算平静，只开了一次全工安公司大会，会场是向一冶一公司借的简易电影院，人到得很齐。会议筹备我没参加，会议内容当然是批斗百万雄师的坏头头，我只需最后作个总结发言就行了。会议开始，第一项是由总公司公安处宣布依法拘留百万雄师坏头头×××，名字我已不记得了。公安处抓人的事，事前连我都不知道。宣布完毕，将那人当众戴上手铐。那气势，的确有点阴森森的，全场立刻鸦雀无声，掉根针在地上都能听见。抓了一个吓倒一片，会后不少百万雄师的一些头头包括一些骨干分子都主动找到我认错，表示要老实交代。他们都搞错了，以为这一出戏是我搞的，他们不知道我也不晓得是哪个搞的，我想都没想过群众运动会去动用专政手段。一冶公安处是有拘留权的，谁都怕有这种权力的人滥用这种专政手段。
    武汉其他单位七二〇事件以后报复打人的情况不清楚，工业安装公司的打人风是从8月上旬末开始的。据我所知，最先打人的是钢九一三一个姓吴的，外号肥砣，此人是武汉青工，伙同一个叫刘二的武汉青工，两人私设一个公堂，边打边问。我们这个组织的人叫我去看过，因为和他们不是一个组织的，我管不了，也不会管，不过觉得他们挺威风的。他们的头头姓杨，我知道不会是他指使的，也知道他管不了，不会管。没过两天此风有所漫延，我们新一冶也有人有样学样地搞起来了，他们常常在厂前搞。
    我们公司党政工团各部门都在工人村机关大院办公，虽然没有宣布正式夺权，但公司管理层已瘫痪，于是我也假模假样地每天到机关大院去上班，虽然什么也没干，也不知道干什么、怎么干。公司生产基本停摆，所以也没有什么事要我处理的，但我每天还要照常早上去，下午下班回厂前。一天上午，我因事回厂前路过俱乐部，见李武超几个人正在审问刘永成（工安公司百万雄师一号头头）。我本不想过问，却见李武超在用汽水瓶敲打刘永成的头部，我怕打出事，就叫李武超放下瓶子，责备他说：“打人家的头搞么事？”随后当着他们的面对刘永成说：“你回工人村去（我估计他家住工人村），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写完了直接交给我。任何人叫你到哪里去你都不要去，就说是我规定的。”他明白我是在解救他，其他人见我这样说都散开了。用同样的方法，我还解救过马振敏（以工代干的政工干部，百万雄师成员）。连刘永成我都可以三言两语进行解救、保护，保护其他人应该更没有问题。
    说实在话，七二〇事件以后，打人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当时造反派头头放任不管、甚至变相放纵有关。以我当时在同志们中的威信，把话说大一点，要刹住这股风，只是开一个会的事，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何以不为，从我当时和保卫科张锦标的一段对话中就看得出来。8月中旬的一天，张锦标很认真地找到我说：“小徐同志，有一件事要和你说一下。”我问什么事，他说现在厂前那边天天有人打人，你应该出面制止一下。百万雄师大多数人还是受蒙蔽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还称陈再道为同志嘛。他见我没吱声，以为我有什么难处或者没有信心，于是又接着说：“目前这种情况，只有你能出面制止，也只有你能制止得下来。”我说：“是的，别的组织我不管，新一冶的人我的确制止得下来。但是这一来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二来我如果过于严厉，又有个阶级立场问题，有个站在谁一边的问题。你说是不是？”他见我这样说，只好说：“那还是要尽量制止。”我说：“只要我亲眼见到的，我一定想办法制止。”这段对话既有敷衍他的成分，但也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现在看来很错。
    打人作为一股风，到8月下旬基本停止了，生活渐渐又恢复了正常。这时有人来告诉我，经过内查外调，一冶结构厂（在厂前肖家湾）已查出6月23日攻打工安公司广播站，百万雄师带头的就是结构厂的人，而且带头打你、打得最凶的也是这个人，我们可以要结构厂把这个人交给我们，好好整这个家伙一下。我当即说那怎么行，打我这件事，我们要不知道，把他弄来打了也就打了。现在知道了，反而不能故意去打他了，如果这样做，那就叫公报私仇，造反派怎么能报私仇嘛。这也是我当时的一个真实想法。

                                       王荣炎被打死

    打人风逐渐平息了。以我当时对打人的想法和我相对柔弱的个性，一冶工安公司应该不会有大事发生。可命运就是这么作弄人，大事偏偏就发生了。
    1967年8月30日，我照例下午下班从工人村公司办公大院回到厂前。吃罢晚饭，我去我在厂前的办公室，准备泡杯茶，然后出去看看大字报，天黑前回来洗澡睡觉。到办公室一看，茶叶没有了，于是我拿上茶杯准备回宿舍去拿茶叶。办公室离宿舍约有百把米远，刚出办公室门就看见王贤圣（王贤圣也是重庆来的青工，算新一冶的人，但和大家关系处理不好，所以参加活动不多）急匆匆地朝我走来，一面走，一面喊：“矮司令，矮司令！”我问：“有么事？”王贤圣小声地对我说：“有人要打王荣炎。”王贤圣是王荣炎的徒弟，我说：“鬼打他，哪个打他唦？”王贤圣说：“真的，有人要打他。”我说：“我不管，我不管，我还要出去看大字报。”王贤圣又进一步央求说：“你还是出面管一下吧。”我问：“是哪个要打他唦？”王贤圣说：“是李武超他们几个，他们都准备好了。”我问王荣炎在哪里，王贤圣说就在你宿舍门口。我一想一则顺路，二则李武超这个人打人手很重，不能让他再打人了，于是我松了口说：“好，那去看一下。”一边说，一边和王贤圣到了我宿舍门口，果然见王荣炎和张治能坐在一条长板凳上说话。
    王荣炎是百万雄师成员，是一队四工段工人。九八纵队的四川青工全是一队的，大部分在一、四工段，这就成了直接面对的冤家对头。王七二〇前曾经扬言：“九八纵队的四川青工没一个好东西，要把他们一个个赶尽杀绝，要他们尸骨都回不了四川。”他参加了六二三打砸工安公司新一冶广播站和对我们六人的绑架殴打，打砸结束百万雄师整队离开时，我看见他站在第一排。七二〇事件以后工安公司百万雄师的头头都没跑，他却跑回大冶县金牛的老家去了，大概是知道自己和九八纵队积怨甚深。可能他认为事态已经平息，今天才回公司。
    七二〇前我也听说过王的狂言，不过并不在意，觉得他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说些过激的话向他的组织表忠心，犯不着与他较真。一报还一报，那还叫什么革命造反，那不成了江湖上的报私仇？有损造反派的形象。我一向主张，越是跳得高的保守派，越是要对他宽容。
    王荣炎见我来了，赶忙站起来，我走过去，拍着他的肩膀说坐下坐下，于是我坐在中间，张治能和王荣炎分别坐在我的两边。我当时的想法是，随便问他几个问题，然后就这几个问题让他回去写检查，只要打不起来，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于是我问王荣炎：“七二〇以后你跑哪里去了？”王荣炎答：“回家了。”“为什么跑？”王荣炎答：“害怕。”“你怕什么？做了坏事只要交待清楚就行了，你不必害怕什么。”又问王荣炎：“你参加过武斗没有？”王荣炎答：“没有。”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的了，所问的事也无非是走过场，我就说：“那好，就这几个问题，你老老实实回宿舍去写检查，写完了直接交给我。”王荣炎还没表态回答，李武超带了五六个人突然从另一幢宿舍冲了过来，人还没站稳，就冲王荣炎吼道：“你个狗日的还敢坐到，起来！”王荣炎吓得连忙站起来，李武超抓住王荣炎的胸口，趁势一推把王荣炎推入我住的宿舍。我站起来说：“算了，算了。”可能是声音不大，他们没听见，亦或是根本就不听，几个人还是一齐涌入我的宿舍，二话不说，开打。
    我站在原地停了一下，有一走了之不管的想法，又怕他们搞得过分，加之王贤圣一再拜托我保护王荣炎，于是我也直接跟着走进了我的宿舍。也没看他们那一群人，而是直接坐在了我的床铺上。我们的宿舍是一间正四方形的房，进门左右两边靠墙各放了四张上下铺的单人床，中间背靠背两排各两张上下铺单人床，我住在最里面中间一排的一张单人床下铺，宿舍一进门留有一大块空地，放有一张大方桌，一间宿舍住二十四个人，几乎每间青工集体宿舍都是这种布局。因为是夏天，所有的床都挂有蚊帐，所以我进屋后坐在我的床上，根本看不到前面空地上发生的事，况且我也没看，只顾喝茶，张治能就坐在我的旁边。大约过了十来分钟，我听到王荣炎叫得越来越厉害。先前王荣炎也一直在叫，打人的人一边打一边骂，我听王荣炎越叫越厉害，况且已有十来分钟，应该出面制止了。于是我和张治能走到宿舍前面的空地边上，这时宿舍门早已打开，我一看，王荣炎仰面躺在地上，李武超正用脚踩踏王荣炎的胸部，这个动作几时开始的我不知道。再往李武超脚上一看，他竟然穿着一只足球鞋（俗称钉鞋），另一只脚却穿着解放鞋，我连忙说：“算了，算了。”李武超仍没停，我有点火了，大声说：“算了，算了唦！”看我发火，李武超停了下来，其他人也闪开了。我本想直接叫李武超脱下足球鞋，又怕影响不好，就叫过罗安华（外号大娃子），悄悄对他说：“你去叫李武超把钉鞋脱了。”罗安华过去把李武超拉到右边一排床与中间一排床之间的走道上，我看不见他二人，只听李武超问：“哪个说的？”罗安华说：“矮司令说的。”李武超气愤地说：“婊子养的，又在讲私人感情。”说完就听“咣”一声，估计是将钉鞋脱了，丢在地上。接着他们二人出来了，一些人又朝王荣炎围过去。我一看这架势，直接收场怕不大好，总得缓和一下，于是我说：“不准瞎打，我有话问他。”李武超说：“这个家伙不老实。”我说：“我问他，不老实再说，我不叫打不许打。”张治能、罗安华几个人齐声说：“好，矮司令问。”说完我就站到了大方桌后面，这时有人送来一条长板凳让我坐下，张治能也拿了一张纸一支笔过来坐在我旁边。我正欲开问，这时王贤圣进来了，对着我耳边说：“矮司令，你快点走，王荣炎不行了。”我想什么不行，不过十来分钟，也没见大家拿什么东西打，我掉头一走恐怕王荣炎被打得更凶，再说我也不能临阵脱逃，那不是拉稀摆带（重庆方言：害怕退缩）吗？这个想法写起来很慢，当时也就一瞬间。我只嗯了一声没理王贤圣，对大家说：“把王荣炎拉起来。”两个人上去拉王荣炎，拉了几下，王荣炎全身像瘫软一样站不起来，我说：“王荣炎，站好，我问你话。”王荣炎像面条一样始终站不起来。李武超大叫道：“狗日的还装孬！”说完又跑过去打了王荣炎一拳。我说：“喂，我还没问，不忙打。”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几个人打一个不能还手的人，我根本没想到王荣炎这时的身体状况，被打得怎么样了，也以为王荣炎是“装孬”，就对几个人说：“把王荣炎拉过来。”几个人把王荣炎拉到我桌子前面，我想问几句再让他走。我问他：“你参加过武斗没有？”答：“没有。”几个人齐声说：“狗日的不老实！”又要动手，我连忙说：“不要打，让我继续问。”我又问：“你参加七二〇游行没有？”答：“没有。”这一下，几个人一拥而上，又打了王荣炎几拳。我立即说：“不要打，我说了等我问，他不老实，我们叫打再打，不叫打不许打。”几个人闪开了，王荣炎站在我桌子前面，像虾子一样，全身弯曲，鼻涕口水直往下流。我正想怎么收场，这时伍贵阳（工安公司一队工人，九八纵队成员）进来了，拿着一根一尺多长的钢管对我说：“这就是王荣炎搞武斗的凶器，从他床上搜到的。”说完顺手用钢管在王荣炎的手臂上打了一下，我连忙把钢管拿过来，趁势说：“好，今天就这样，把王荣炎带到宿舍去写交待。”王贤圣立马跑过来把王荣炎扶走了。前后半个小时左右，张治能的纸上半个字都没记上。王荣炎一走，大家就散了，我也上天台乘凉去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王贤圣跑来对我说：“矮司令，王荣炎打得蛮狠，是不是送到医院去看一下？”我说：“好，送去看一下。”于是就对着下面宿舍喊：“大娃子（罗安华），开个车把王荣炎送到总公司医院看一下。”我刚说完，下面不知是谁在说：“哎呀，又在讲私人感情。”有人应和：“是唦，又讲私人感情。”我一听想都没想就对下面讲：“好，不送算了。”王贤圣只好走了。又过了十来分钟，王贤圣又来了，说：“矮司令，真的打得蛮狠，是要送去看一下。”我就对下面喊：“大娃子，起来，还是开车送王荣炎去医院看一下。”罗安华答应了一声：“好，我去开车。”过了个把小时，罗安华回来爬上天台，悄悄对我说：“王荣炎死了！”我很惊讶，怎么一下子就死了呢？我也没问是什么原因致死的，也没问抢没抢救，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真的只是觉得太突然，既没想到后果，也无任何内疚之感，好像这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一样，什么都没想。人命关天在这里失效了，我和平时一样倒头睡觉，想都没想应该去医院看一下。
    第二天一早，虽说这件事对自己没有带来一点心理上、思想上的影响，但善后工作还是要做的，我到工人村公司行政大院，找来工会的人，叫他们派人去通知王荣炎的家属前来处理后事，同时找来公司经理、党委书记，告诉他们对王荣炎的死按工伤死亡抚恤规定处理。工会的人提出，抚恤费要分月支付。我说不行，要一次性给他家属。工会的人说：“那他拿去几年花完了怎么办？”我说：“你管别个那么多干么事，不一次付，以后你们一变，人家找哪个？还有，如果王荣炎有子女成年了，最好能安排到公司来上班。这两条可不可以办？”二位当权派表态说：“有一定困难，你如果觉得这样办好，我们去具体落实。”我说：“好，那就这样定了。”事后，这两件事都落实了。其实我提出的这两条按说都不大合乎当时的规定，从当权派的感情上说，他们支持这样办，反正是徐正全说的，违了规是徐正全要他们办的。我提出这样处理，既没想过以此减轻自己在打死王荣炎这件事上的责任，因为我始终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责任。更不是出于内疚，我没有自责，哪来的内疚？也不是出于同情，反正就是觉得应该这样处理善后，什么也不为，没想那么多。几天后，王荣炎的老婆和两个孩子来了，工会的同志要我见一见他们，我在厂前见到了他们母子三人。王荣炎老婆说的大冶金牛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她只是哭，看表情，好像没有责怪我们的意思。我只告诉她那两条善后决定，她听了点头同意（我的话她大致能听懂），并告诉她如果公司没落实我说的意见，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这件事就算这样告一段落，再没人提起。
    大约过了上十天，我们新一冶总部的两位老同志华永新（一队工人，新一冶工安公司头头之一，后任工安公司革委会常委）和柳汉昌分别找到我说：“打死王荣炎这件事，趁现在大家记忆还清晰，把有关的人找来，大家一起把这件事的前后真实情况整个材料，送到青山支左办公室备个案比较好。”我知道他们的好心，一是怕我受牵连甚至背黑锅，二是怕对立派拿这件事做文章。因为他们清楚这件事的过程和前因后果，知道现在做这件事，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我不这样想，我对他们说：“没这个必要，全国这种事到处都有，又不是有意要打死他，只是人多失手。事情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任何时候事实总归是事实，现在还没人追究就这样搞，别人还以为谁要推脱责任。反正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该我负的责任，我绝不推脱，绝不拉稀摆带。就算有人往我头上推，只要我能担当的，我绝对担当，就这大个事，这点担当没得，还当个啥子头头。”当时我还真的是认为“就这大个事”。
    事情过了十四个月，“就这大个事”还真就成了个大事。大约是1968年11月上旬，机关杨金甫（工安公司供销科干部，新一冶成员）问我：“昨天晚上，革委会在工人村机关开会，研究什么事？”我说：“昨天晚上没开会呀。”杨金甫说：“怪了，我看见公司革委会的头头都去了，军代表也全部去了，你是公司革委会主任，连这件事都不知道，那开的什么会？”我一听心里一惊，急匆匆赶到工人村，直奔军代表高炳文的办公室，推开门冲他问：“你们昨天晚上开会了？”高炳文愣了一下，慢吞吞地说：“是开会了。”神色极不自在。我气冲冲地说：“开会为什么不通知我？你们还讲不讲一点组织原则？”跟着他们学了几个月，我也学会这种官腔了。高炳文说：“小徐，你不要激动，让我跟你解释。”我说：“怎么解释？”高炳文说：“是这样，昨天晚上的会，因为内容和你有点关系，你不参加比参加好一些。我正准备今天与你沟通会议的内容，征求你的意见。”高炳文说了半天还是没说到开的什么会，为什么要背着我，我正准备向他提这个问题，罗支左（当时我们称呼军代表都是在姓后面加“支左”二字，他叫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进来了。高炳文趁势转过头对罗支左说：“小罗来得正好，你把昨天革委会常委会的内容给小徐同志沟通一下，全面的情况都讲一讲，看小徐同志是什么意见。”又对着我说：“小徐，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说：“可以。”高炳文拿着他的保密手册出去了。
    罗支左起身给我倒了杯开水，两人坐下来（罗支左是成都人，在部队可能是师部文书一类的营级干部）。罗支左抬头想了一下，很缓慢地说：“小徐同志，是这样，我们来公司有半年多了。通过这半年多相处，我们觉得你们还是相当不错的，跟我未来之前听说的和刚来时所想的，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对你的看法还是不错的。昨天的常委会之所以没通知你参加，是因为研究李武超的问题。”我插话：“李武超有什么问题？”罗支左似乎觉得我问得很奇怪，笑了笑然后很严肃地说：“李武超打死王荣炎的问题。”我又想插话，罗支左用手一拦：“你让我把话说完。经过我们到医院调查，当天晚上接诊王荣炎的医生证实，他们检查王荣炎伤情的时候，发现王荣炎第二至第七根肋骨被打断了，这是王荣炎致死的唯一原因，其他都是皮外伤。我们问医生，什么东西能造成这么严重的伤情？医生说用硬质的木棒、铁棒击打，或者硬质的鞋子踩、踢、踏，都可能造成这种伤情。我们还问了，如果用拳头打会不会造成这种结果，医生说不可能，用拳打至多能打断一二根肋骨，而且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说王荣炎是谁打死的？”我问：“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罗支左很确切地说：“肯定有人要承担刑事责任。”我插话说：“即使要承担责任，也不应该由他一个承担，毕竟是人多失手，谁也不想打死人。要说责任，当天在场的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有责任。”罗支左说：“当然各有各的帐，作为群众组织的头头，领导责任你是跑不脱的。你不推脱责任是对的，但也不要大包大揽，有人是巴不得把你卷进去。”我说：“那对立派的一些人肯定巴不得。”罗支左意味深长地一笑：“也包括你们自己组织中的个别人。”我没问他这个别人是谁。罗支左接着说：“所以，你千万不要干扰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哦，对了，我还要问你，有人说王荣炎求饶的时候你踢了王荣炎一脚。”我问谁说的，罗支左说：“我刚才不是回答你了吗？”我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那么多人围着王荣炎打，要制止这事态的发展我还得想办法，还用得着我去踢他么？我要说一声打，十个王荣炎当场都会被打死。况且我一直坐在大桌子后面，王荣炎离我最近的距离也有一张桌子，我这么矮，脚伸直在桌子底下也够不着他，怎么踢？”罗支左说：“那也是。”我说：“既然你们认为事情与我有关，我肯定不会插手你们的处理，更不会干扰。”罗支左说：“你这个态度是对的。总之，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件事是清楚的。至于到了上面，以后怎么发展就不知道了，我们是不希望你被卷进去的。”我说：“卷进去就卷进去嘛，了不起我这个革委会主任不当了。”罗支左拍拍我的肩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自己注意。”这件事又算告一段落，但并没完。
实现大联合，成立工安公司工代会
    回头再说到1967年10月，武汉市各单位筹备成立工代会，当然首先要实行革命大联合。具体怎么搞，新一冶勤务组肯定要先统一思想。工业安装公司现有三个组织，除我们新一冶工安公司野战兵团外，还有钢工总、钢九一三，我认为要实行革命大联合是很容易的，首先三家造反派组织之间无任何利害冲突，也无任何恶感，只要我们姿态稍微高一点，联合不是问题。于是，我在勤务组会上提出公司工代会设九名委员，新一冶五名，他们两个组织共四名；工代会设主任一人，由新一冶担任；副主任两人，由工总和九一三各出一人。但有人不同意了，说他们两个组织才那一点人，给四个委员就可以了，他们的头头还没有我们的一般成员造反早，凭什么当副主任。我说：“你甭管别人组织人多人少，作为一个群众组织，人家跟我们是平等的。要按造反早晚来分名额，那首先我们自己内部都难得扯清，九八纵队一百多人造反都早，谁应该当副主任，哪个说给我听一下？”这一条，大家勉强接受了。又有人提出，那你们三个正、副主任一旦有大事要表决来决定，那不成了二比一，那还不是他们说了算。我说没有那么危险，一个工厂没有几多事要你来表决，真要闹到靠表决都解决不了的时候，那工代会早就该散摊子了。尽管这样还是有人不赞成，我说不这样也得这样，否则整死个人也搞不到一块，最后大家算是同意了我的方案。我同时提出来，候选人各组织提名，但要经过职代会投票选举，不过半数的不能当选，由该组织另提候选人。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不分观点，按一个生产班组选两名代表参加公司职代会。又有人提出参加过百万雄师的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说，如果那样，你选出来的人包括工代会的主任就不能代表他，所以，只要是工安公司的职工，一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我们这里刚商量好，《长江日报》社来了一位自称姓李的副总编辑，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得到的消息，说听说我们马上要实现大联合，要求采访我一下，谈谈经验。我和他在办公室见了面，他首先问我对搞好大联合有什么经验可总结，我说才开始搞，谈不上经验。于是他告诉我什么多看对方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不要有功臣思想，要求大同存小异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倒先给我介绍起经验来了。我说我们单位小，他说县团级单位，近两千人，不小了。我说我们单位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无非是大点的组织姿态高一点，平等对待小一点的组织，说到底就是个名额问题嘛，大家都不要看得太重，不节外生枝，要联合也快得很。他问：你估计多长时间能实现联合？我说快则三五天吧。他说：真的？那我等你的好消息。我还要到你们下面去了解一些情况。
    记者一走，我们找工总和九一三的头头把我们的方案一谈，一下就联合了。不几日，工安公司职代会代表选出来，在俱乐部开了两天会，包括作报告、学文件、选举，工代会候选人都得票半数以上通过，主持投票的人告诉我，除我自己没投自己的票外，所有选票都投了我。我听了并没高兴更没忘形，我知道对我有成见不服气的大有人在，这些代表里就有，无非是你现在有那个“势”在那里，人家暂时奈何不了你，投你一票，代表不了他对你的真实态度。
    工安公司实现大联合了，《长江日报》的经验介绍文章也出来了，记者还真能妙笔生花，文章洋洋洒洒占了第三版的大半版。李副总编特地给我带来几份，粗粗一看，大半是他那天给我讲的那一套。管他的，能上报不是坏事。既然作为群众组织大联合的经验推广，那么估计在实现联合的时间上，我们在武汉市也是排得上名的，否则就不叫经验推广而叫工作总结了。
    工代会班子定了，就要开个成立大会，我们联系到黄梅县的黄梅剧团来演一场《沙家浜》，地点在八大家红旗剧场。下午四点，在食堂为剧团安排了晚餐，六点半开会，一切自有接待班子安排。大会前接待班子说要安排我和剧团主要演员见见面，我说见什么面，莫真把我们当了领导。你们代表工代会感谢他们就行了，人家演出没收钱，宵夜搞好一点。接待班子的人说，放心，一人按八毛标准。我心想，标准还真不低。因为要演戏，大会开得很简短，我就讲了一通开场白，连工代会成员都没介绍。安排了两个祝贺单位讲话，然后看戏。不到十点戏散场，接待班子当然要陪剧团演员宵夜，我也去食堂看一下安排得如何。每桌八个菜，主食有肉丝面、包子，可以了。接待班子成员还有几位工代会成员陪着剧团人员一同用餐，我当时就感到不妥，有人会拿这个做文章。本来想叫这几个同志不要陪吃，实在要吃，自己掏饭票买也行。直说，一是怕同志们脸上搁不住，二是内心深处还有一想法，你们都吃，我一个人不吃，不是显得我比大家都更讲原则，更洁身自好么？其实这是一种很阴暗的心理，也算一种小小的权谋。于是有人叫我一起吃，我没答应，自己掏了一角钱菜票、二两饭票买了一碗肉丝面（平时宵夜也是这个面），独自吃起来。
    果不出我所料，第二天一早，饭堂内外贴满了大字报，内容都是说，工代会刚成立，他们就占公家便宜，公私不分，和走资派有什么两样？还说什么“看戏坐头排、沙发搬进来”诸如此类的内容，落款一律是“革命群众”。当然也有大字报客观地指出，只有徐正全一个人是自己掏钱买的面。我一面庆幸自己的预感正确，同时也感到这个“官”不好当，何况还不是“官”。由于自己有私心，心理阴暗，不出面去制止那些陪吃的同志，害得这几个同志如今脸上挂不住，还给新成立的工代会带来这种负面影响。由此也使我进一步意识到：对我们不服气，甚至想随时把我们再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的大有人在，看来真是一旦卷入政治，你想脱身只怕由不得你。这只是别人借题发挥，给你一个小小的下马威罢了。

                                   管理企业我是外行

    不知天高地厚是许多年轻人的通病，我自然算一个。工安公司工代会成立后，虽未成立革委会，没宣布夺权，但公司当权派一直靠边站，企业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我们自然当仁不让，搬进了党委书记兼经理的办公室，沙发搬出去了，靠椅换成了长板凳。我和周贵年同志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现在算是坐在同一条长板凳上了。周贵年是工安公司钢工总的一号头头、工代会副主任，运动前他是我们一队的技术员，比我长十来岁，在我们眼里和曹承义一样是知识分子，比我们有本事。因为在一个队，比较熟悉，彼此看法也不错。他人很低调，个性比较强，也有担当，很正派的一个人，所以公司有什么事就由他处理了。我成天无所事事，到一些办公室转一转，看看报纸，反正企业一旦不干活，就没有多少正经事，加之它本身有一套完善的运行机制，各部门各负其责，只要不出大问题，就会自动运转，这也是必然产生官僚主义的温床。我感觉自己完全插不上手，成天不知该做什么，更不要说怎么做了，心中很迷惘。但不懂管理不影响我自视甚高，认为管这样一个单位不在话下。
    事实给了我迎头一棒。一天军代表对我说，要把抓革命促生产的事好好抓一抓，晚上开个会，建议原来管生产的公司副经理梁德永参加。我认为可以，于是当晚六点多在办公室开会，人到齐后军代表对我说，小徐你主持一下吧。我客气地说你主持吧，于是军代表首先读了一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有关文件，然后对我说，小徐你先讲一讲。说实话，这是个业务会，我知道说些空话虚话无意义，心里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讲，于是我对军代表说，你先讲你先讲。军代表也不客气，首先讲了总公司目前下达的生产任务，然后着重说，现在主要问题是需要采取些什么具体措施。我一听没全明白，措施？什么是措施？小聪明还是有的，既然是“具体措施”，那措施可能就是方法。只有方法才可能是具体的，但我确实一点抓生产的方法也没有，头脑一片空白。军代表又点将了：“小徐你先说说。”我不苕，肚子里空空，说什么说？但我没有方法有办法，我说这是个务实的会，具体的还是让老梁说一说，把球踢给了梁经理。他沉吟了一下开讲：“好，既然要我先说，我就先说点初步想法，不对的大家纠正。”他这一“初步”，就从任务如何分解、施工机械如何调度讲起，一直讲到生产任务的时限要求、宣传鼓动、施工衔接，甚至中午往现场送饭用什么车，哪个食堂具体承担（我们公司有四个食堂）都考虑到了，有条有理，让人一听就明白，不但很具体，而且很实用。老梁不紧不慢讲了半个多小时，听完心悦诚服。看不出这个老头，平时语录都念不伸展，肚子里还真的有货。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和这些当权派的差距。
    还有一次，大约是1968年下半年，我和罗支左去洪山宾馆听曾思玉作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报告。大门有解放军战士把守，过道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罗支左走前面我走后面，他进去了，我被拦下，不让进。罗支左回头一看，连忙对战士说：“嘿，这是我们单位的革委会主任。”战士这才放行。报告会发有打印材料，曾思玉大体也是按打印材料讲的。会议结束，罗支左对我说：“回去怎么贯彻？”我说：“那当然是先传达。”罗说：“那你传达吧。”我想，这种照本宣科的勾当，杀鸡焉用牛刀，于是对罗说：“还是你传达一下吧。”罗说：“那好，我晚上准备一下，明天上午在常委会上传达。”回单位已经晚上七点多钟了。第二天一上班开常委会，我拿出我的一份会议材料听罗支左传达。我以为他无非是照文件念，殊不知，人家对材料的传达是有取有舍，取舍十分恰当，发挥起来又不离材料的宗旨，结合单位实际，与材料上曾思玉报告的要点十分贴切，真是紧扣主题、发挥精彩而又十分生动的一次再创作。曾思玉三个小时的报告，他传达了不到一个小时，我觉得比曾思玉的报告还听得明白些。一个营级的文职干部，了不得。伶牙俐齿是我们造反派头头的强项，和人家一比，立判高下。
    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共产党内真是卧虎藏龙，我们跟人家斗，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何况人家还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很无知，就是讲知识，也十分浅薄。或许有人会说，你是造反派头头中最差劲的那种。我接触过工总、九一三以及新一冶的绝大多数头头，别的造反组织就不好说了，因为鲜有接触。恕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我接触的这些头头中，比我差劲的人只多不少。真应了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说的：“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不能让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对玩政治的人来说，我们真就像一群娃娃，这又何尝不是文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呢？

                                     再回重庆探亲

    1968年1月末，我们工安公司上下正紧锣密鼓地筹备成立革委会。一冶已经实现了大联合，工安公司新一冶的领导层在商量革委会的人员组成问题。他们都觉得，建立新的权力机构是大事，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但我内心已有厌倦情绪，只想回重庆探亲。工安公司新一冶勤务组知道后是一致反对，说这种关键时刻你怎么能轻易回去，就是要回去也要等革委会成立了再回去。我说：“不用担心，新一冶目前在工安的‘势’摆在那里，只要形势不出现大的反复，这种状况一时还不会改变，我走不走结果都不会改变。群众不拥护你，我不走再画个老虎也没有用。革委会成员比例还是按工代会的老办法，由群众选举产生，这个办法不能变。我如果落选了，只求在运动后期能入个党，我就心满意足了，这应该不算私心。”我去意已决，大家不好再多说。
    2月初，我和四十多位九八纵队的战友一起返回重庆探亲。下旬回汉，被告知我当选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革委会主任，并已报武汉警备区备案。工安公司下属各工程队和加工厂也成立了革委会，除一队和二队革委会结合有工总、九一三的人外，其他两个队、加工厂和公司机关，群众代表基本都是新一冶的人。新一冶工安公司的头头都进入了两级革委会，张治能是一队革委会的成员。不经意间，我们又被历史潮流推上了风口浪尖。
    回重庆的船上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船过沙市，温自强（小黑娃）去买饭，与四位武汉的年青学生为排队起了冲突。他只一个人，但他不会示弱，和对方拉扯起来，四个对一个，他当然吃了点小亏。这一下子不得了，除了几个女同志外，他带着三十多个男同事全船找那四个人，最后冲进广播室抓住了其中一个，并在广播室向全船广播：“我们是武汉新一冶的造反派，现在发现船上有几个流氓寻衅滋事，希望全体乘客协助我们把这几个流氓揪出来。”同行的人在二等舱给我占了一个床位，我和小黑娃住在一起，他们几十个人全都住在前甲板的图书室里。我听到广播后，正准备下床去问是怎么回事，这时我们一位女同事带着一位船员来找我了。船员很客气地问我：“您家是这些新一冶的负责人吧？”我说：“算是吧。”船员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说三个学生现在躲在船员休息舱，想和我见个面，道个歉，并说这四个学生都是船员的亲戚，而且发生拉扯是小黑娃先动的手。事后一了解，也确实是这样，我吩咐女同事去通知小黑娃他们全部退出广播室，到图书室集中，等我处理了此事回来再说。一会儿广播没声了，我随船员去见了三位同学，他们很害怕的样子，连声道歉，还拿出了三条香烟，两条“战斗”牌的，一条居然是武汉“长江”牌的高档烟。我连忙拒绝，说：“千万别这样，事情说清楚就行了，何况你们还是武汉钢二司的。我们是战友，不打不相识，这件事就这样算了，你们那位同学我去叫他们把人放了。”三条烟推来推去，最后我只好收下一条“战斗”牌的，去了前甲板的图书室。我一进门，还好，那位同学坐在地上，没有挨打。我对他说：“你走吧。”等那位同学走了，我把烟递给小黑娃说：“你今天有功，这条烟奖给你。”他接过烟，很得意地笑起来。我脸一变：“笑什么笑，你们真是越来越猖狂了。船上的广播室是禁止外人进入的，你明明是自己先动手，还诬蔑别个是流氓。文化大革命好的没学到，倒打一耙倒学得蛮快。”我见大家都不吱声，再说也无趣，掉头走了。船到奉节，我正站在下船的梯子旁，见四位同学拿着行李下船。我问：“你们不是要到重庆吗？怎么下船了？”回答说他们到奉节去办点事。我知道他们还是怕船到重庆我们再找他们的麻烦。为一点小事就这样张狂，年轻人普遍头脑发热了。
    回到家天天有人来，战友，同学，一天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个。好在我带了平时节约下来的七十多斤全国粮票，吃饭能应付，吃菜就困难了。上十天时间，把我弟弟养了几个月的七八只兔子、十多只鸭子全部宰杀一光，还贴上全家当月的全部肉票。后来几天干脆一早出门去别人家混饭吃。
这中间，我抽了一下午时间，带了一瓶泸州大曲去拜望尹老师。见老师精神不太好，谈兴不佳，就简单地谈了自己的近况和单位正筹备夺权的事。先生说：“你们也要夺权了？”我说：“全国现在不都在闹？等全国都成立了革委会，文革估计也该收场了。”老师说：“未必，夺权要是一步真棋、不是虚晃一招的话，那麻烦就才刚刚开始，大麻烦还在后头。”我问：“那麻烦会不会找到我们头上？”老师说：“不知道。反正恩格斯的否定之否定是自然界普遍的规律，在政治舞台上否定之否定更是屡见不鲜，就像《红楼梦》里说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总之得意不要忘形，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吧。”说完半天不开口了。我见先生沉默寡言，也没问什么原因，借口怕家里有客人，告辞了先生。哪知这次竟成了和先生见的最后一面。事后才知道先生当时被当权派整到一个街办翻砂厂去干最重最累的清砂活了。至今每每忆及，只有一声叹息。
    重庆的武斗没有停息，嘉陵路上时不时有坦克和装甲战车通过。坦克是出来示威，战车是为各据点运送补给，路上其他车辆极少，嘉陵路仍然处于封锁状态。何国富带我去看了几个武斗现场。河运学校出了个砸派的武斗之花——航峰兵团，因而学校遭到八一五的毁灭性攻击，学校前房屋全被炸得只剩下几堵残垣断壁，孤零零地立在那里，随时有倒的可能，到处是被烧过的痕迹。这种真实的战后场面，不比电影里的震撼效果差。尤其令人惊奇的是，杨家坪闹市区的建设电影院，后面的放映大厅和其他建筑全被炸光了，唯有正面的一大堵墙站立着，更奇的是墙上有一幅毛主席的全身画像，上面竟然没有一个弹孔，而画像四周则密密麻麻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孔。我站在这面墙下想：攻击此处的人一是个个枪法好，没有一枪误击到毛主席像；二是政治敏感性强，组织纪律好，一旦枪弹误击到画像，势必成为对方攻击的口实，这是显而易见的。实施攻击的人几十上百，个个都能十分小心地做到这一点，不简单，纪律性之强不输于正规军，而超强纪律性是要信仰支撑的。墙上尽管只是一幅画像，但画像上的这个人在那些射击者心目中却是无比圣洁的，就像伊斯兰教徒对真主、佛教徒对佛祖怀有无比崇敬的心情一样。这种纯真的心情是值得尊重的，把这指斥为迷信，那是指斥者浅薄无知。
    我和几位同事先行一步返汉，并与后一批的四十多人约定，三天后他们启程，我派车去接他们。我返汉三天后，要了一辆卡车去码头接人。船到了，直到人下完，只见到二女一男三位同事，男的叫谢威一，头上缠着绷带，受了伤。见面一问，出事了。原来四十多人一上船，他们照例去抢前甲板的图书室，一是可以集中住在一起，二是在船舱里一张床要挤两个人，没有打地铺舒服。结果一进图书室，已有两个人捷足先登，一老一少，都是男性，老的五十来岁，少的三十岁不到，穿一般的中山服。又是小黑娃出面，要两人另找地方，二人当然不依，于是发生拉扯，进而对打。年青的男子当然打不过，就往外跑，小黑娃几个人还不肯放手，把年青男子逼得满船跑，挨打是少不了的，结果是一老一少搬走了事。好在老人很冷静，一言未发，也就没被打。
    船到涪陵正常停靠半小时，但快一个小时了还没有起航的意思。大家正议论，从码头的简易路上浩浩荡荡开来五车全副武装的青年学生，机枪、冲锋枪、步枪、战旗，杀气腾腾直扑客船。近两百名学生下车上船，立即封锁了各舱之间的通道，同时广播响了：“旅客同志们，现在船上有一批武汉来的暴徒，我们涪陵地区红代会的战士，奉地区革筹会的命令，来抓捕这批暴徒，请乘客们不要惊慌，不要随意走动，协助我们抓捕这批暴徒。”广播完毕抓捕开始，首先一拨人直扑图书室，一下抓了三十多人，一清点人数不对，继续在各船舱搜，直到四十三个人全部落网。抓人者一上船就知道这批人一共是四十三个，他们的情报工作你不服都不行。人抓齐，排成一列，依次下船，在下船处有一人手持三八刺刀，见人就用刀背朝头上砍一刀，轻的起包，重的流血，砍到第五个已有三人流血了。第五位是位女同志，一砍自然大叫，船上的气氛更加恐怖，这时有人上来制止，并当场放了谢威一和另二位女同志。因为谢是一白面书生形象，且被砍出了血，后面的人得以免除一刀之苦。四十人全部押上一辆车，直奔涪陵城区而去，到一学校分别关进几间屋子。后来一审问，原来是一群武汉的造反派工人，不是什么暴徒，况且这批人多数支持反到底的观点。年轻人在一起混熟了，越谈越投机，当晚就请大家加餐喝酒。这是个武斗据点，物资供应丰富，且全部免费，当即男的一人发一包烟，女的发花生蚕豆。之所以一下变了，用红代会一位头头的话说，是因为他们受骗了。红代会接到地区革筹会的命令，说武汉的一批流氓打了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的一位领导，而且是军代表，随他一起的青年人是他的保卫人员。结果一问才知道根本没打军代表，况且他们对军代表也并不支持，还以为被打的是造反派的副主任。这位头头还说，屁大点事，还叫出动五车人，把我们造反派当他们的打手来用。他们的态度一下转变了，互相交流起涪陵、武汉、重庆三地的文革情况来了。武汉的同志提出第二天走，涪陵的同志非要留他们在涪陵耍几天。
    他们谈好了，在那边快活，我这边急得要死。涪陵离重庆很近，受重庆影响，武斗也十分剧烈，搞死个把人不是什么稀奇事，又不知他们在船上打的是哪路神仙，只是觉得来头不小，惹到地区革委会头上去了。几经商量，决定以公司革委会的名义，写一报告说明情况上报武汉警司，希望能以警司的名义要求涪陵地区革筹会放人。报告连夜送上去，警司答应通过组织渠道立即联系放人。两天后消息传来，所有人毫发无损，明天上船，三天后到汉，一块石头才落地。
    三天后去码头接人，下船来一个个显得兴高采烈，没有一点接受教训的样子。原来他们这几天在涪陵，天天大鱼大肉，一人一天发一包烟。事发第二天，革筹会来人要将打人的几个人带回革筹会，被红代会的头头以“我们抓的人我们会处理”给顶回去了。过两天军分区的军人又来通知他们马上放人，红代会的头头不耐烦了：“格老子，把我们当成听用了。”于是偏要这帮武汉造反派再耍一天。上船当天，一车全副武装人员送他们上船，还给他们清空前甲板的图书室，让他们住在一起。并给船上交代清楚了来龙去脉，所以这些人用过期的船票，畅通无阻地下了船。一切安排得巴巴实实（四川方言：非常妥帖），难怪这些狗日的这么兴高采烈，哪会想什么教训。不要说年轻人不可理喻，那个时代好多事让人不可理喻。

                                  夺权容易掌权难

    当了十个月的县团级公司的革委会主任，没有什么感受。事后隐约感到夺权容易（有毛主席指示撑腰，又是大势所趋），掌权很难，用权不易。十个月没做什么事，基本是老一套，按部就班，对旧的管理体制那一套，方向都还没摸清楚，能适应就不错了，不可能搞出多少新花样。革委会成立后，对生产、生活秩序的整顿起了一点作用，生产大体上保持正常，仅此而已。说有什么建树，那是吹牛；说干了什么坏事，那是诬蔑；蠢事还是干了几件的，试举几例。
    一次保卫科请示，公司职工陈增汉被拘留在青山看守所，公检法军管会要来人征求对陈增汉的处理意见，晚上是否开个革委会常委会。我决定开会，来参加会议的没有军人，是原青山区法院的两位老同志。首先介绍案情，主要是两条，一是伙同几个人去一学校偷木料，被发现后打了看守木料的一个老人；二是轮奸，但对象是一女流氓。现在法院有两种处理方案，一是依法判刑，二是放回来交群众专政，戴不戴“坏分子”帽子不是公检法的事，由单位自己决定。好像应该是我先发言，我看大家都望着我，于是我说：“先不谈怎么处理。一是案情我还没听清楚，二是处理意见一会儿大家先发表看法，不然我先一讲，就容易定调子。我想先问的是，什么情况算轮奸？对方也是流氓，是算通奸还是轮奸？第二，犯罪事实包不包括他这次从屋顶翻入别人宿舍偷七十元钱这一条？这是他被拘留的起因。你们介绍的两条罪，都是你们审出来的，不是侦查后得出的结果。”我的话还没完，法院的同志打断我：“小徐同志，这后两条罪，主要是他自己交待我们落实了的，这可不是以审代侦。”我听得云里雾里，第一次听到“以审代侦”这个词，但听明白了以审代侦可能是他们不应该用的手段。但据我当时所见所闻，好多案子都是审出来的，甚至是打出来的，侦个狗屁。我这边在想，他那边以为我讲完了，于是接着讲：“所谓轮奸，是指一位女性在二十四小时以内被两名以上男人奸污就可以定为轮奸，不管女方是不是流氓。”我插了一句：“那这次轮奸是两个人同时进行的吗？”法院的人说：“中间间隔了六个小时。”“你们怎么知道中间隔了六个小时？”“他自己交待的。”我心想，还是以审代侦哪，但没说出来，怕说出来的是外行话。法官问：“大家对案情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大家沉默，可能是都没有我这么多的好奇心。于是我说：“那大家就处理意见发表看法吧。”这个态好表，依次进行，都一致同意放回来监督劳动、群众专政。有的表态简单，有的还讲了些政策和看法之类，总之意见是一致的。
    最后轮到我了，大家发言时我一直想陈增汉这个人，他好像是三队哪个工段的团支部书记，住武昌积玉桥，平时大错不犯，但总是惹是生非。一次筑炉公司二十多个年轻人带着大棒追杀他，明显是流氓斗殴，说明他和社会上的流氓关系很深。那一阵流氓势力在武汉市大有抬头，如青山地区所谓九一三的块块，三公司的腊狗、冬狗等等，有的打着造反派敢死队的旗号胡作非为，甚至某些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被其势力所挟持。陈增汉外号“祸害”，可见此人是块油抹布，打不湿，扭不干。这些流氓无产者一旦形成势力，造反派控制不了，搞不好就会成为别人攻击造反派的一种口实。所以我对这种人历来很反感、很排斥。于是我这样表态：“监督劳动，群众专政，当然是党的政策，也是现在提倡的，但对具体的人和事要具体分析，要从实际出发。监督劳动、群众专政，对陈增汉这个人具体怎么落实？是我来监督，还是你们在座的谁来监督？我们不可能为他成立个什么班子来监督他。谁提个具体的监督办法？”我一问，大家都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不吭声。我回过头来又问法院的同志：“按照法律规定，陈增汉够不够判刑？”法官说：“够判刑。”“那既然够判刑，你们依法判决不就完了？大家觉得我这个看法对不对？当然，最后还是按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这件事。”这一折腾，风向变了，大家又一次依次表态，一致同意我的意见。最后法院的同志表态：“我们尊重单位的意见，那就按单位的意见来处理。”事情说完散会，过后我就把这件事忘了。
    几个月后陈增汉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事后好久，我都没意识到，这件事上虽然我一无私心二无恶意，更不是个人道德品质有问题，但确实是我看似有理实则不负责任乱说给他造成的，几句话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我历来痛恨某些当权派把人不当人，不经意间一个人可以决定另一个的命运，那么，这件事是什么性质？和我痛恨的东西有什么区别？权力的滥用一旦没有制约和监督，就会成为常态，而滥用者未必自知。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官民关系。
    又一次，一位河南籍师傅来找我，说自己是二队的，是“五八二”（1958年参加工作的二级工。文革期间停止了正常的工资调级，这部分人自称“五八二”），也就是公司生活环境最差的那一群人中的一员。他反映说，他这次回河南探亲回来，有部分费用队革委会负责审批的不给他报销。我没有具体问哪些费用不让报销，那样嫌太麻烦，再者有的东西我也搞不懂，于是只问他，队里面为什么不给你报？他说审批的人说不报的部分是因为不符合有关规定。于是我想当然地回答他：“那既然不符合规定，就肯定不能报销，你找我还是不能报销。”他说：“队里审批的人说得不对。”我说：“你怎么就知道他说得不对？莫非你比他对有关的规定还熟悉？”这是一种典型的打官腔，果然这句话激怒了他，他拍着桌子说：“怎么你们上上下下都是一个腔调？”我说：“不是一个腔调，而是这件事就是这个理。”他一面拍桌子一面吼：“你这叫讲理？才当了几天官，就知道做老爷了，知不知道群众的疾苦？”这时进来二个小年青，见他对我拍桌子，走过去把他一推：“喊什么喊，搞邪了，找死是吧？”我赶忙拦下二位青年，对河南师傅说：“你坐下说，坐下说，不要激动。”他瞪了我一眼：“跟你们没什么说的了。走了一群走资派，又上来一群走资派。再说，再说你还要打人。”说完掉头走了。我当时哭笑不得，心想从头到尾，我并没什么错呀，不能报销是按规定办的，规定不合理也不是我的错。再说不合理的规定多得很，但它合法呀。想不通，我怎么就成走资派了？
又有一件事性质差不多的事。一位刚复员来公司的工人找到我，说新发给他们的蚊帐长度太短，挂起来大个子要爬着才能进去，不够高，找发放蚊帐的人要求换一床，对方态度很不好，说都是一样的，要就要不要算了。他质问我：“你们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是什么态度！”按道理（按为人民服务这个道理）我应该了解一下，是不是蚊帐质量有问题，或者给他解释一下，我了解以后再答复他。相反，我心想屁大点事，还指责革委会，这种人要刺他一下，于是我不紧不慢地说：“你是领蚊帐，又不是领态度，蚊帐质量有问题也不是我做的，别人能用你为什么不能用？再说了，要就要不要就算了，这也是个大实话，你真不要他也不能强迫你要，不算了还能怎么样？”他说一句，我说了五句，气得他一愣一愣地扭头走了。
     这些事看似不是什么大事，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把别人的命运不当回事，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对群众不满意的事情漠然视之，这些不正是我们批判走资派的口实和促使我们造反的动因之一吗？为什么我们上台几个月就不知不觉地变了呢？我自问并不是一个品行低下没有良知的人，为什么不自觉间沾上了自己曾经批判过的、甚至深恶痛绝的东西？原因固然很多，根本的原因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个大染缸，权力对人的腐蚀作用是十分惊人的。文革前十七年很多老干部变了，他们算变得慢的，不能光从个人身上找原因。打倒一批人，换上一批人或许会变得更快。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如果不把权力死死地制约在为人民服务上，谁上台都会变，除非是毛主席，但全中国只有一个毛主席。而这种制约必须要有制度来保证，否则政权、权力必然会变成镇压之权、欺压之权、对老百姓的剥夺愚弄之权。制度设计出了问题，谁上台都一样，反正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127部队抢枪事件

    大约是1968年四五月间，冶金部召开全国增产节约工作会议。我作为一冶代表参会，到大会会务组报到，在冶金部的西单招待所安顿下来。因为有不少老干部参加，住宿的规格还是要讲的。西单招待所是招待处级以上干部的，卧室两人一间，有卫生间、衣柜、电视、电话，处级以下的住一个叫什么胡同的招待所。李树人是一冶设计处处长，老干部，因公也住在这里。他听说我住在这里，过来看我，告诉我他明天就要回武汉。我们正谈话，会务工作人员来告诉我，有我的从武汉打过来的长途电话，等一下接到我房间来。一会儿电话铃响，我拿起话筒一听，又出事了。前一天工安公司组织了四五十人去汉口黄浦路127部队的军械库抢枪，127部队的人开枪，工安公司四人受伤，其中三人重伤，有两人生命垂危，一人小腿打断。活见鬼，刚离开公司两天，出这大的事，搞不好要闹出人命。放下电话告诉李树人，我必须立即返汉。办票是来不及了，正好李树人第二天要返汉，手上有一张北京到武汉的卧铺票，他把票给我让我先回去，他办好票再回汉。我向会务组请了假，第二天李树人送我到车站，托我给他带一个皮箱和一个装满了东西的网篮回武汉，说他妹妹和侄女会来武昌火车站接，我把东西给他们就行了。上车后我掀开下铺铺板把李树人的箱子放进去，坐下来等开车。这时一位老者过来对我说：“同学，我们有个病人，我想用坐席票换你的卧铺票，另外再给你三十元补给你差价。”我连忙给他解释：“对不起，我是出差，票是可以回单位报销的，所以我不能拿你的钱。”老人连忙说：“那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以为你是去上学的。”说完转头走了。一路无话，车到武昌，果然一中年妇女和一姑娘来八号车厢找李树人，问明情况，我把李树人的两件东西交给二位（没想后来因此还惹上一场外调）。
    1968年5月武汉造反派抢枪，1976年10月后的清查运动诬之为“抢枪乱军”，这又是一大冤案。当时中央号召“武装左派”，武汉驻军实际上是送抢。真的是抢，赤手空拳你抢得到吗？再说了，武汉的保守派早就烟消云散，武装左派干什么？只可能拿枪去打钢、新内战。当权派的心机真是鬼神莫测。
    出站直接搭车去了一冶医院。首先见到白友贵，右腿从靠近膝盖以下处被打断，天热不便包扎，用一个纱布罩罩着。白友贵神志还清醒，我安慰他一番，又去看张祖纯。他肚子上中了一枪，打断了三节肠子，肝裂了一点。我当时估计他问题最严重，人时睡时醒，也没打扰他，只向医生了解了一下情况。医生说还要观察，还没脱离危险期。最后去看了费永昌，他是颈子后面颈椎骨上中了一枪，把第三节、第四节脊椎骨打断了。那天他跑的时候快半秒或是慢半秒、头仰一点或低一点都不会是这个结果。他半躺在床上，喉部开了一个孔，插了根管子用于吸痰，孔用纱布盖着，说话要人用手盖住纱布才能发音。头发已剃光，头顶两边各打了一个小洞，用带钩子的钢丝扣住两个小洞，再用一截弹簧吊两个铁砣，通过滑轮拉伸，让第三第四节脊椎分离，避免粘在一起以暂时减轻痛苦。我看他中枪的部位是贯穿伤，颈子两边一边一个小洞，结了血痂。我以为是愈合的现象，还以为他看着很恐怖，但可能会最先好起来。我安慰他，替他擦干两边眼角的泪水。他轻声告诉我：“请专家会诊。”我说：“是的，马上去请。”刘建国脚板中了一枪，无大碍已出院。
    我找到医生想了解一下情况，一冶总医院虽然医疗条件要好于当时的武汉市四医院之类，但到底是第一次面对枪伤，所以分析起病状来，我感觉不得要领。医生也建议请专家会诊，并推荐当时武汉的创伤骨科权威、协和医院一位姓朱的教授。四位受伤的全部是九八纵队的重庆籍青工，费永昌是我们这一百多人中身体最棒的一位，二百斤重的东西不需要人帮忙可以自己托上肩扛走，和李武超差不多壮实。李武超能一只手玩转三个各重十斤的钢球，费永昌估计也没问题。费永昌有不错的文言文底子，有一次他给我们组长（我和费永昌是一个小组的）写了一张想回老家探亲的请假条，我无意中看到了，文白夹杂，写得十分流畅得体，意思表达得很充分，但又简洁。我问他，这是你写的？他笑了笑点点头。他平时话就不多，我说：“看你不出，还会舞文弄墨哈，哪里学的？”他说：“老师那里学的。”我说：“废话，等于没说。可惜你这个写法，除了我能看懂，当官的没一个看得懂，人家本来要批都不得批。”
    过了两天，通过新华工请来了朱教授。朱教授一到就开始工作，首先替白友贵清理了创口，重新做了防菌罩，告诉我只要不感染，腿有保住的可能，但一旦感染要尽快送大医院最好是上海治疗。这种天气，这种创面感染的可能性极大，一旦感染治得及时还可以从膝盖以下截肢，否则就有可能从膝盖以上截肢，如果那样做假肢都困难。接着又替张祖纯检查，完毕他告诉我问题不大，肠子上的几个孔看似吓人，好起来也快，肝上的伤很轻，慢慢可以自愈。我原以为张祖纯的问题最大，现在稍微放心了一点。
    接着替费永昌检查。朱教授看过病历又看过伤处，脸色很凝重，把我叫到病房外说：“费永昌的情况很严重，三至四节脊椎神经打坏，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说：“无论如何都要请朱教授想想办法，只要能救他一命，需要什么条件我们会尽全力配合。”朱教授说：“我肯定会尽力去做，问题是现在全世界都只有这样一个医疗水平。唯一的办法是将三四节脊椎用外力的方式让它靠拢，再让它慢慢长合，慢慢恢复神经，问题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病人将十分痛苦，而且成功率很低。即使治好了，病人胸部以下也将永久失去知觉，除头脑清醒外，全身瘫痪。”我说：“只要留得一条命，全力救治吧。”朱教授说：“那这样吧，今天不算，三天以后如果病人病情稳定，你们再通知我来，进一步商量办法。但你们还是要尽快通知病人的家属到武汉来。”教授到底是教授，话不会说死，更不会拒绝我们的要求，怕我们跟他动粗，但他心中有数。
    果然如朱教授所料，第三天早上，费永昌抢救无效去世了。我赶到医院，组织人为他换衣，办手续。考虑到白天送殡仪馆路上不安全，沿途都有拦截车辆的武斗队，于是决定晚上六点钟出发。九八纵队近三十人全副武装，由我带队乘一辆解放牌卡车送费永昌去殡仪馆。我们从127部队抢来的轻机枪和冲锋枪全是崭新的，短枪都是二十响驳壳枪和五四式手枪，而且子弹很充足，全副武装是怕路上有人伏击。去时很顺畅，在殡仪馆办完手续往回走一路无事，车走到武汉钢铁学院门口，路两边都是树林，天很黑，突然从钢院方向射来一阵密集的枪声，还扔出来几颗手榴弹，一颗手榴弹正在车前方爆炸。我和大家站在车厢内，立即喊“还击！”我们的机枪、冲锋枪一齐朝枪响处射击。我对下面驾驶室的司机刘汉生大叫：“冲过去。”刘汉生是复员军人，驾驶技术很好，手榴弹在车前爆炸时他刹了一脚，爆炸声一过，不知他听到我的喊声没有，反正他加大了马力，车往前一冲，一溜烟冲出了火力范围。双方对射，我们没人受伤，不知对方伤着人没有。
    过了两天，费永昌的弟弟到武汉来了。这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没像处理王荣炎后事那样理直气壮地提出要按工伤处理，只是跟有关人员讲，让费永昌的弟弟留在公司上班。（我下台后，公司把他弟弟也赶回去了。）至于抚恤费，有关人员提出按一般病亡处理，我默认了。为什么没有争？恐怕还是私心作怪，因为费永昌是九八纵队的，怕对立派说我偏袒。当时那种情况，要为费永昌争待遇，比为王荣炎争更有理由，也更得造反派一边的支持，但我却没争。其实运动中我一直十分注重保守派一边的感受和反映，深怕被他们抓了辫子。我也懂得，大局上站不住，小处再怎么谨慎、面面俱到也无济于事。但我偏偏就是一个大事糊涂小事精明的人，注定办不成大事。
    费永昌走了，他的痛苦没有了，真正痛苦的是他的父母和亲人。而白友贵却被迫承受了一生的痛苦。由于防菌罩防菌不如全密封的包扎，所以几天以后白友贵的伤口感染了，按朱教授嘱咐必须即时送往上海去治疗。由于大多数人都不上班了，也不能开会研究，只能我一个人做决定。我与设备处新一冶的头头×××商量，在他们单位先借四百元钱，并指派吴开群和另一人送白友贵去上海。由于伤口感染已不可逆转，为了保命只能截肢，结果白友贵被迫承受了自右膝盖以下全小腿截肢的终生痛苦。自此以后，失去了劳动能力，只能在单位传达室看大门，工资待遇之低可想而知。
    我出狱后去看他时，他已病退，在厂前开残疾人“摩的”载人补贴家用，生活十分清苦。因为刚出狱，也无力帮助他。本想安慰他几句，他反倒很关心我当下的处境，对往事无一句埋怨的话。我很心酸，也很自责，我是带他（包括另几位遭遇不幸的同志）走上如此辛酸人生路的直接责任者。
    他们从上海回来，我才知道一共去了四个人，同去的还有廖志容，也是四川女青工，九八纵队成员。当时小廖正和吴开群恋爱，她临时加入，确实是因为两个人招呼白友贵人手不够，医院看护得三班倒，还要有人跑腿做饭什么的，所以回来后我也默认了，没把这当回事。过后军代表有一天问我，去上海是不是我决定的，又问为什么开始决定去三个人后来又变成四个人。我说开始决定去两个人招呼是我决定的，后来他们反映人手不够要加一个人，也是我同意了的。
    这件事本来应该完结了，可是我入狱后，我放在单位宿舍的衣物、信件、照片所有东西全被单位扣下了，其中还有我刚花一百四十元买的一块带日历的上海牌手表，那可是我将近五个月的工资啊。几年后我向监狱干部反映，干部很重视，专门派蔡队长从汉阳琴断口去青山厂前联系，答复是徐正全的东西被他们四川青工拿去了。蔡队长回来告诉我，我说那不可能，衣物照片之类四川青工拿走有可能，手表我才买三个月，这在当时是一件贵重物品，任何私人不可能拿走。蔡队长一想也对，过些时第二次去单位，直接找了军代表。这一次军代表答复说手表单位没收了，理由是白友贵去上海治疗，徐正全开始决定去两个人护理，后来去了三个人，他又同意了，所以另一个人的差旅费不能报销，就用他的手表来抵帐。我说，这就怪了，去两个人、去三个人都是我同意的，为什么去两个人的决定作数，去三个人就作不得数了？况且一个人去上海的差旅费也用不了一百四十元嘛，还讲不讲理？蔡队长说：“连我都觉得这样做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件事还是算了。”

                                 易新路被流弹打死

    到处枪声成天不断，人人都处于一种担心灾难随时可能降临的恐惧之中，像我这种基层单位的头头首当其冲，所以心中非常厌倦，生怕出事。越怕就越出鬼，没过两天，又死人了。
    我们四川青工中有位叫易新路的，他是四川青工中少数几个逍遥派之一，家中环境不错，父亲是重庆公交车司机，母亲是售票员，独子，父母对他十分溺爱。他成天和几个姑娘伢打成一片。一日下班，几个人到厂前街边大字报栏看大字报，没想到有武斗队埋伏在公路两边拦截过往车辆，一辆卡车通过时引来一阵枪声，几颗手榴弹当街爆炸，车没拦住，却伤及了无辜。易新路和另外一人受了伤，巧在两人伤情一致，都是臀部有一小伤口，流血很少。二人被送到厂前一冶医院门诊部，接诊医生经验不足，以为是弹片擦伤，给二人消了毒，简单包扎一下了事。那一位走了没什么事，易新路被同行的几位女同事扶回公司，不一会儿说肚子很疼，要求去医院。有人来告诉我事情的前后经过，要求派辆车送易新路去医院。我说：“派车没问题，可车怎么走？莫弄不好他没到医院，又被人家伏击再打伤几个，还搞出了多的。再说他这个人太娇气，过一会儿就好了。”过一会儿，易新路不但没好，几个人来说易新路叫得更狠了，我说：“那怎么办？干脆你们找几个人，最好是女同志，去食堂借一辆三轮车，送他去医院，那样路上安全，不会有人伏击。”几个女同志热心快肠去借了三轮车，送易新路去一冶总医院了。两三个小时后，去的人回来了，告诉我易新路死了。我很震惊，问怎么死的。同去的人说他们刚走到武钢总医院附近，易新路说不行了，那里离一冶医院还有两三站路，于是把他送到了武钢总医院。一检查，是一颗子弹从臀部打进去，打断了大腿股动脉，而子弹又留在了体内，外面看不出来，误以为是臀部被弹片擦伤，结果内出血而导致死亡。
    事已至此，只好安排后事，首先通知他父母亲来武汉。不几天易新路的父母到了，我安排几个当天在事发现场和送他去医院的几个女同志出面接待，并向他们实事求是、详细地介绍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先不出面，是因为不在场，怕说不准确，也怕他父母不相信。易新路的父母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我再出面去见他们，看他们有什么要求。一见面，易新路的父亲脸色铁青，话不多，只要求追查凶手。我说：“目前恐怕很难，伏击开枪的人是别的单位的，至今还不知道是哪个单位。开枪扔手榴弹的有几十个人，究竟是谁的那一枪击中小易，一时更不容易查清。我们只有把情况汇报到总公司公安处，请他们来调查，恐怕也只有等形势平静了才可能进行。”我说的是个本来话，但易新路的母亲不依了，大哭大闹，上来揪我，要我还他儿子，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边上的人不耐烦了：“你儿子自己去看大字报，中了流弹，凭什么怪我们？”我说：“话不要这样说，我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同志，还是有责任。”看我这样说，二位老人情绪有所缓和，几个女同志一阵好说歹说，总算把二老劝走了。他们也没提什么具体要求，过几天就回重庆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至今还不明不白，没任何人过问。一条人命，因为与政治利益无关，就这样说没就没了。所以，人命关天也不能一概而论，要看死的是谁，为什么死，还要看造成死亡的人是谁，这才是政治利益相关方所关心的。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


    1968年11月，就在罗支左和我谈到王荣炎被打死这件事之后没几天，李武超在一次全公司大会上被宣布拘留了。事前没有人告诉我，很突然。我按照对罗支左的承诺，对李武超的被拘留保持沉默。我带头沉默，其他人自然也只能沉默。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表明整治造反派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人家选的这个突破口是造反派不得不接受的。这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有什么问题处理什么问题，我们太幼稚太天真。
    虽然大政方针已定，但具体到一冶包括我们工安公司，具体部署尚未完成，因而军代表对我还是一如既往，让我正常工作。一天，军代表通知我参加一个清队工作的汇报会，由保卫科汇报第一批被清查人员的情况。会议在保卫科召开，由军代表主持，革委会里的造反派代表好像就我一个人参加，其他参会的都是原公司搞政工的那些人。首先一人发一本崭新的保密手册，并宣布了几条保密规定，然后由保卫科的张锦标和范崇成分别汇报情况。我听了一会儿，才明白这第一批清查对象，实际是他们原来说的所谓内控对象。汇报了一上午，大约涉及二十多人。我择要介绍几位：一个是原保卫科长范××，据说问题是“假党员”。范××的老家是老解放区，那时党组织还没公开，发展党员是秘密的。后来范和同村一位同志一起到一冶参加工作，乡里的介绍信上政治面貌一栏另一位同志填的是中共党员，范在下一栏，政治面貌一栏上对着上一栏打了两点，意即同上。后来审干，组织上提出这是个疑点，范申述说，他确实是在村里入的党，而且有介绍人，入党宣誓在什么地方都说得很清楚。当时公司上层有两派，范的对立一派就派人去村里调查，结论是村支部根本就不知道范是党员，而且那时入党根本没有宣誓这一说。这一来“假党员”的结论是铁板钉钉了。殊不知复查的时候，范所在的这一派又另派人去调查，据说还在村里同吃同住了个把月，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范是真党员，原来提供材料的人白纸黑字又重新出了证明，而且对宣誓一事也有证词：那时入党仪式虽不十分正规，但确实是在村外坟头上开了会，宣了誓。这一下怎么办？按照当权者一贯的“疑罪从有”（借用一下这个法律用词）原则，无论真假，无风不起浪，结论是“内部控制使用”。范某人就算一生都不犯错误，当个科长就算到顶了。这还不算，他的问题还不算完，这不，清理阶级队伍，自然就把他列入了第一批。
    还有一位叫隋××，据说他的问题是当过日本特务，理由是他的表哥当时是那个城市日本宪兵队的翻译，隋××被他表哥介绍到一个伪机关的下属粮管站工作。当时粮食是战略物资，控制极严，老百姓又是定量供给，这种要害部门一般人进不去，在里面任职的多半是特务。依此类推，隋某人应该是日本特务。还说此人有个怪习惯，写字时随时都是把左手垫在右手下面，据说这是受过某种特殊训练的人的一种习惯。我问，查过政治档案没有，一查不就清楚了？答：查过，粮管站的花名册上确有隋某人的名字。我说，他在那里上班当然会有他的名字，问题是特务名册里有没有他的名字。答：当时没查到，但是粮管站确实是日本人的一个特务机关，这是有定论的。又一个“疑罪从有”。
    再有一位女同志叫王×，说她解放前读大学时参加了三青团。我问：查过档案吗？答：三青团的档案由于不是重要的敌特档案，所以很多失散、销毁了，没查到。我说：那你凭什么认定她参加了三青团？答：他们那个学校，尤其是她所在的那个班，是集体参加三青团。我问：和她本人核实过吗？答：核实过，但她不承认，说当时班上连她一起有三个人没参加。我们找她说的另外两个人，至今没找到。但找到了她们班三青团的负责人，出具的书面材料说王某不可能不参加。我感觉奇怪：怎么讲？答：这个说法是可信的。当时参加三青团，不像我们现在认为的是坏事，是反动，相反是好事，是有利的事。好比现在要培养你入党，你会不会拒绝？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不一定恰当。我觉得这种说法虽然有点牵强，但也不失为一种道理。还是“疑罪从有”。
    一位姓赵的老工人，是公司电焊工中公认的技术权威，但始终只能拿七级工资，不能评八级，原因是参加过军统特务组织。此人抗战中随厂迁入重庆，仍然是工人。重庆是个码头文化、袍哥气息极重的城市，人们都喜欢抱团，尤其是外省人，没有背景，不抱团就容易受排斥，所以老赵无意中参加了军统。说无意还真不是替他开脱，据他交待：一湖北同乡告诉他，外省人入袍哥不容易，作用也不大，参加国民党的组织照样可以当靠山。什么组织没告诉他，只拿给他一张表，说填了表就算入了组织。这位赵师傅大字不识一个，连名字都不会写，于是只能按同乡的指点在表上按了个指印，表让同乡帮忙填。整个过程都是在街边一个茶馆里完成的，之后一切就过去了，没开过一次会，更没参加过一次活动，但敌特档案明明白白就有他赵某人打了手印的参加军统的自愿书。事情经过内查外调，赵某所说属实，虽然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但加入了军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军统特务的帽子自然要伴其终生。
    于是这几位包括其他类似的人（其他人的情况大同小异，怕过多涉及他人隐私，暂举这几例），除老范好歹是个科长、小当权派而被手下留情外，一律确定为第一批清查对象而打入牛棚。听完汇报，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到这一套真的太可怕、太恐怖了，事情都快过去二十年了，一块石头捏在手上恐怕都被摸光了，何况是一个人。多大个事，至今不依不饶，更可怕的是还不知何日才是个尽头。
    这部分人当时统称牛鬼蛇神、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明摆着的死老虎，把他们列入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一批，无非是一味药引子或者叫开戏前的打闹台。清理阶级队伍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斗、批、改”的内容之一，究竟清什么人，怎么清，谁来清，老人家没有说，更没有明确的政策界定，这就给了重新上台的走资派和军内痛恨造反派的那些人留下了充分发挥的空间。一开始他们就接过这把尚方宝剑，十分清醒地剑指造反派，被清理的对象是明确的，由谁来清理也是明确的，那就是走资派加百万雄师中的骨干。这些人有经验，有能力，还有对造反派的仇恨，再加上有军队撑腰，又打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战略部署的旗号，焉有不完胜之理？从清队，进而到一打三反，对造反派大开杀戒就可以理解了，这是后话。
    可能是开场的闹台锣鼓还没打完，战前布置还没完成，军代表将全一冶各单位的主要造反派头头集中到总公司办学习班，设计了一出名曰造反派头头整风的闹剧。调虎离山，把这些人与造反派群众隔离开来；同时通过所谓整风，看哪些人可以分化，哪些人是铁板一块，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可谓一箭双雕。我算是工安公司难剃的头，理所当然参加一冶总公司的学习班。
    开始不知道学习什么，务了一天虚，才大约知道是整风之类。第二天转入务实，全部参加学习的人集中在一间大屋里，军代表简单动员之后，大家开始发言。头三位发言的我一个都不认识，那就肯定不是新一冶的，但看得出三个人都是原来总公司的小干部或者知识分子一类，名字叫不上，但还是面熟。奇怪的是三个人发言的口径大体一致，都是针对曹承义的，大体是说曹承义是投机分子，是一冶打砸抢的幕后指挥，背后有黑手，总之是造反派中的坏头头等等。虽然没有定性，但三个人夹枪带棒说了一个多小时，我越听越不对劲。眼见时下形势有变，这样干出于自保其情可恕，出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就有点卑鄙，如果是军代表暗中指使那就是阴谋。三个人的发言帽子多，事实少，有的事实也似是而非，我懒得和他们争辩具体的事，一是扯不清，二是不能随他们摆布，那样就不能从气势上压倒对方，最有效的办法是你讲事实我给你讲路线，你讲是非我给你讲政治，这就叫高屋建瓴。于是我站起来说：“我来说两句。我首先要说，曹承义对一冶的文化大革命是有突出贡献的。在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你们这几个人在哪里？七二○前抗暴你们又在哪里？在生死考验的抗暴一线六渡桥、民众乐园怎么没有看见过你们？现在你们倒在这里指手画脚，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你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曹承义？谁是投机分子？造工作队的反没见你们，抗暴没见你们，现在倒成了你们一贯正确，究竟谁才是投机分子？曹承义有缺点错误也轮不到你们几个来说。”劈头盖脑一阵铺天罩，一副底气十足、义正辞严的样子，用重庆话说是连用几个“呀呀呸”（表示愤怒等语气的叹词），打得几个人晕头转向。不知他们是出于心虚，还是本身就是迫于军代表的压力而作出的违心之举，一下子被搞蒙了。全场一时鸦雀无声，半天也没有人表示要发言。军代表看气氛不对，会再开下去不定会出现什么场面，我还没讲完，军代表匆匆宣布：今天的会暂时开到这里，散会。也没说什么时候复会，我好像记得从那天以后再没通知我参加总公司的学习班了。
    说实话，当时也算得是拍案而起，但一点派性的想法都没有，也不是因为曹承义是我们新一冶的一号头头而不顾事实地维护他。这样做一是出于气不过，更主要的是我一直觉得曹承义是我在文革中接触的造反派头头中少数能让我信服的人。

                                        曹承义印象

    我和许多造反派头头一样，自己本来不咋的，却自视甚高，不轻易服人。但文革中的几件小事，让我对曹承义的认识逐渐好了起来。
    我们脱离工总，就成立了一冶最早的造反组织——工安公司野战兵团。此后曹承义他们在总公司也成立了一个组织，正巧也叫一冶野战兵团。1967年初，我们加入总公司的野战兵团，那是我和曹承义的第一次接触，时间很短，更无深谈，但印象不错，觉得老曹既是知识分子，又比我们年长，在政治上肯定比我们成熟。直到七二○之前，我们之间个别接触并不多，单独谈话总共不超过半小时，谈不上有什么了解。我像过去在工总一样，总部的活动极少参加，开会什么的随便派个人去就算了，但我还是很关注总部那些头头们的人品和水平的。
    曹承义第一次引起我关注是在1967年9月，新一冶在红旗剧场开悼念六一七烈士的追思会。有几个人发言，基本内容是自己如何参加抗暴，战斗如何惨烈，同志们多么勇敢之类，发言并不离题，但毫无新意，更无深度。最后轮到曹承义作总结发言，他发言很短，大意是悼念死难烈士，除了要学习他们革命的坚定性外，更重要的是面对烈士，我们所做的一切就称不上什么功劳；面对烈士，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云云。这个发言中心意思《毛主席语录》里就有，本不足奇，但在这个会上讲这番话，比其他人的发言有新意，思想境界高一层。七二○后造反派内充斥着一种唯我独革、功比天高、人莫予毒的骄悍之气，坐牢的有坐牢的功劳，抗暴的有抗暴的功劳，在自我膨胀盛行的大环境下能有这种比较清醒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可谓恰到好处，切中要害。生活中前人总结了许多老道理，新道理不会很多，而这些老道理在什么情况下讲，什么时候讲，能做到恰逢其时、恰到好处，这也是学问，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对一同参会的李斌说：“曹承义比我们老到，比我们成熟，我以为他要讲他如何指挥六一七抗暴，没想到他还能这样清醒。”（当时传言六一七抗暴曹承义在现场指挥。）
    又一次，武汉要成立工代会，新一冶有两个名额，曹承义自然是当仁不让有一席之地，另一席通知各工程公司的头头去总部商量。头头们坐了一屋，曹承义主持会议，说还有一个席位，大家看选谁合适。一大屋人，虽说是一个组织的，但平常除了总部活动外，大家接触并不多，一时不可能选出谁来。于是曹承义提出：“大家既然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那我提一个人：徐彪。”大家都认识此人，是原红卫军一冶的头头，新一冶是好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的，但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原一冶野战兵团的，这一提大家不愿意了，七嘴八舌议论开了。我当时真是出于跟他闹着玩的心态，故意和他唱唱反调，其实提徐彪或其他任何人我都无所谓。于是我发言：“曹承义提徐彪是早就定好了的，明知道我们几十个人突然聚在一起，一时肯定提不出人来，你这不是要我们来商量，而是让我们来听你的通知。另一个名额必须是原野战兵团的人，其他任何人都不行。”我知道大家会赞成我的意见。各单位纷纷发言，意思大体差不多，开始还是心平气和，曹承义只听不说，说到后来，言辞逐渐激烈起来。这时曹承义发言了，他说：“请大家来商量提名，大家一时提不出来，我提一个你们又不同意，那大家说怎么办？”他显然心里清楚我们之间一时也提不出具体人来，而且一旦提出具体人，各工程公司的意见也未必能统一，所以他并不急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只听不说。接着又是一轮发言，转眼晚上十点多了，他估计大家也搞疲了，于是说：“要不徐彪上，我下，野战兵团另外选一个怎么样？”反过来将了大家一军，大家都不好说什么了。哪知张治能很冲，站起来说：“你下就你下，没有你曹承义地球照样转。”我没有拦张治能，想看看曹承义怎么应对。殊不知曹承义不但不发恼，反而笑眯眯地说：“是的，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在座的确有不少人都比我和徐彪更有资格进工代会。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说我下也不是赌气的话，而是从大局出发。因为新一冶只有两个名额，更重要的是我们新一冶是好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的，如果两个名额都是野战兵团的人，那其他几个组织会怎么想？那新一冶就有分裂的危险。徐彪这个人怎么样，是不是够格，这不是主要的，我提他是因为他在那几个组织中更具代表性，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这样一说，连我都认为是这个道理，于是表态工安公司同意曹承义同志的方案，机装公司再一表态，其他公司也没有什么意见了。其实我心里明白曹承义这种工作方法，他知道会议一开始就把这个意见提出来，肯定通不过，会有一番争论，非要等这种争论进入疲态，而争论者又拿不出能服众的建设性意见时，再摆出这个意见，才能水到渠成。再好的意见，时机不到讲也白搭，这又算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会后我对张治能说：“老曹这个人是搞政治的料，沉得住气，会把握节奏，抓住时机，你急他不急，比我们成熟多了。”
    美国黑人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害，《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或是评论员文章）。我们几个人在总部议论，七嘴八舌各抒己见，高谈阔论了半天。曹承义一直没开口，见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曹承义说：“我给大家念一句文章中的话，‘马丁·路德金是一位非暴力主义者，但是被暴力主义者杀害了。’大家琢磨琢磨这句话的现实意义。”我记得当时好像正是钢新两派抢枪搞武斗时期，他什么意思，这意思正不正确姑且不谈，起码我当时觉得他比我们看问题都深一些，远一些，起码不像我们这样泛泛而谈，不讲结合实际。当时新一冶内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新华社驻湖北记者站的一位记者说：“武汉的造反派头头中顾建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造反组织长办联司一号头头）和曹承义比较成熟。”好像是于湛东（一冶房产处工程队工人，新一冶总部头头）告诉我的。我当时觉得这种话不宜传播，一是有自吹之嫌，二是不利于造反组织之间的团结，但对这种说法我是认可的。
    除了上述那几件小事外，我对曹承义最认可的是他在七二○前抗暴中的表现。对于人常说的“慷慨赴死易”和汪精卫说的“引刀成一快”，我都认同，这不是豪言壮语，因为人被押上刑场，明知此一去必死无疑，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心一横，老子今天就死在刑场上了。而民众乐园和南洋大楼抗暴是在腥风血雨之中、生死两可之间，人本能的求生欲和恐惧感会不自觉地放大，成天处于不知死神何时将至的恐惧之中，是非常需要胆量和献身精神的。曹承义一介书生，始终置身于抗暴一线，并自觉担负起一部分现场领导责任，就凭这一点，不说可以傲视群雄，起码比我强十倍。我那时顶多选择去华工（结果还没去成），不会去六渡桥。和我一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尽管武汉市独树一帜的造反派组织有几十个，而在六渡桥参加抗暴的各组织一号头头却少之又少，能在现场第一线坚持的就更少了。说这些人是造反派中的精英我服气，因为他们是去抗暴，是去挨打，甚至是赴死，不是去作势均力敌的武斗。哪怕他没有什么水平，只是一个普通的战斗队员，也值得我崇敬。生死关并不是人人都能从容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