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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东郊:标号“1957”的两根烟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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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24 20:29: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03年6月的一天,成都东郊,两根矗立近半个世纪的烟囱在爆破中倒下,高达60米的烟囱上部,“1957”的白字清晰可见———1953年,在地势高、上风向的成都东北角,宏明厂动工开建,1957年开工生产。

  顺应东郊工业结构调整的大势所趋,双烟囱作为落后的符号,从此在成都大地上被彻底抹去;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东郊竖起的最早两根烟囱,它们曾经是进步的符号,标志着成都现代工业的发端。

  张仁任,原宏明无线电器材厂厂长,今年76岁。56年前从故乡杭州来到成都,就再也没有离开。1953年7月,毕业于杭州浙江工业干部学校的张仁任还在天津实习,被当时的国家二机部第十局紧急召回北京。那一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将原定的141项援建中国的重点工程追加到156项,增加的全是电子项目。其中4个被布局到规划为全国三大电子工业基地的成都。

  任务紧急,甚至动用了飞机。从北京直飞武汉,再转飞重庆,再坐汽车,张仁任第一次来成都,只花了两天时间。

  从1953年参与筹建宏明无线电器材厂的一个小年轻,到1994年从厂长位置退休,张仁任亲手建起了成都现代工业的第一根烟囱,又眼看着它在半个世纪后倒下。

  与宏明厂同步或者稍后,国家在成都东郊布局了一大批电子、机电制造等产业,先后聚集了253家中央、省、市属大中型企业。烟囱林立的天空,一时成了成都东郊现代工业发展的正面标志,直到本世纪初,随着成都东郊工业结构调整,历经半个世纪的烟囱之林完成使命,退出历史。去掉了沉重烟囱的东郊老企业也如凤凰般涅槃飞去。

  一个外国人禁止入内的地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都东一环外全是农田。1953年,在地势高、上风向的成都东北角,也就是现在的成华SM广场、沙河麻石烟云休闲广场、合能耀之城所在地,宏明厂动工开建,至1957年开工生产。

  1958年6月8日,代号国营715厂的西南无线电器材厂(后改名宏明无线电器材厂)与国营新兴仪器厂(国营719厂)共同举行开工典礼。同一年建成投产的还有锦江电机厂(784厂)。

  这些数字代号带着神秘的军工色彩。它们都是156项国家重点工程的电子项目。锦江电机厂生产雷达整机,新兴仪器厂生产飞机罗盘,宏明厂作为中国最早最大规模的电子元件厂,其产品则出现在当时的中国第一代中程地地战略导弹“东风3号”等军备上。

  那时的宏明厂对外没有地址,统称“82信箱”。一号桥外,有用中英文写着“外国人禁止入内”字样的木头牌子,这就是曾经让东郊人骄傲的保密意识。

  1958年对于成都工业,乃至整个成都意义重大,一大批大型企业在成都东郊破土动工(成都无缝钢管厂)或者建成投产(前锋无线电仪器厂和成都量具刃具厂)。同年,中国第一支热敏电阻器在宏明厂研制成功。

  1958年3月的一天,宏明厂和同为156个国家重点工程之一的成都量具刃具厂,分别迎来在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刘少奇和毛泽东的视察,也迎来了政治荣耀的巅峰时刻。

  宏明厂保留至今的一张老照片上,向刘少奇解说着什么的,是宏明厂首任厂长夏明文。这位原川西地区组织部部长,“官”至十级干部,甚至高于当时的成都市长。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为宏明厂调集了大批人才。

  袁义洋,今年71岁,江苏人,1957年自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毕业时才19岁,和他一起奉调来到成都建设宏明厂的校友达28人;

  宁志学,今年85岁,陕西人,是1949年底随贺龙大军进入成都的“南下干部”。此前在西安随贺龙岳父学过俄语,遂成为前苏联援建宏明厂最早的俄语翻译;

  刘治国,今年84岁,陕西人,历经淮海战役、抗美援朝战争,坐着“援建大西南”的专列来到成都,军医出身的他亲手办起了宏明厂医院。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宏明厂在当时成都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三面红旗”和“大跃进”时期,宏明厂和量具刃具厂还是成都仅有的两个“红旗厂”。1959年元旦节那天,当时的成都市政府为保新年工业“开门红”,与两厂商量不停产休息。两厂停产一天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成都工业产值将陡降10%。

  从“三转一响”中的收音机,到后来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手机,到现在的汽车电子,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宏明厂的产品可说无处不在。

  但宏明人最在意的口碑是他们的军品制造。据前宏明厂副厂长袁义洋回忆,宏明厂的军品生产按最严格的“七专”标准进行,即专门材料、专门人员、专门设备、专门工艺、专门生产条件、专门检验,专门筛选。

  白天产民品,夜晚造军品,宏明厂的军品生产在军队名噪一时。军工产品质量第一,军队客户从来只认“715厂”的印章,不知宏明厂。时至今日,改制后的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仍然保留了军品制造。

  宏明人的光荣还在延续,最近的是助飞神舟系列飞船,圆了中国人的飞天梦。

  一个从小到大可足不出厂的大厂

  成都现代工业有过三次浪潮。像宏明厂这样“一五”计划国家重点工程布点成都是第一次浪潮;

  1964年,文革前夕,出于“准备大打、早打”的备战方针,中国开始大规模“三线”建设。大量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国防建设项目近一半被安排在西部,地处“三线”建设中心的成都迎来工业发展的第二次浪潮;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山、散、洞”的三线企业迁出山区进入大城市,成都顺势接纳,被称为“第三次浪潮”。

  成都工业迎来了鼎盛时代———在东郊不足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169家,从业人员达15.3万人。1990年,东郊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2.4%,占全市国企工业总产值的75%以上。无缝钢管产量居全国第一,电缆产量居全国第一,光学玻璃产量占全国的60%……双燕冰箱、峨眉牌自行车、效力多牙膏……一度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名牌。

  然而潮涨潮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东郊老企业为代表的成都工业已经危机初现。三线企业大批迁入成都,也未能缓解颓势。

  自1983年接过由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签名的厂长任命书后,张仁任面对的危机一天都没有终止过。

  军品带来荣誉,但不负责填饱肚子。五六千人的大厂,主业还是要靠民用产品。张仁任要担心市场,担心生产安全,甚至在半夜接到职工电话,问夜班的馒头怎么还没蒸熟。

  由于建国初期成都城市社会功能的短缺,形成了东郊大型国企“企业办社会”的独特历史景观:从食堂到医院,从幼儿园到子弟校,再到技工学校、电大,宏明厂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刘少奇亲批的首个半工半读学校西南无线电器材学院。夸张点说,一个宏明厂子弟,几乎可以在宏明厂区内完成从小长大、生老病死的全过程。

  作为社会主义福利的体现,老工业区“企业办社会”曾长久地被引以为荣。但由于割裂了企业与东郊城市社会及功能的有机联系,阻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随着企业生存环境恶化,企业效益下滑,“企业办社会”成为企业不堪负担之重。

  靳世军,1999年时任成都市经委综合处处长。据他回忆,1990年东郊工业总产值还占成都大半壁江山,到2000年竟降至20%以下,企业平均负债率达70%,大批企业资不抵债、濒临破产。

  随着城市东扩,东郊老企业越来越多地被指为城市的重要污染源。除开烟囱林立不说,光是沙河沿岸的工业污水排污口就有250个,年流入污水3780万吨。

  东郊老国企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次关涉十多万人的搬迁

  2001年4月,时任成都市市长的李春城调研东郊工业。有着东郊老企业工作背景的朱志宏兼任市长助理和经委主任。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率靳世军等人奔赴大连学习。薄熙来领导下的大连有着10年搬迁115家企业的经验。

  8月,成都市政府批转市经委《关于成都市东郊工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和建议》,并成立以市长为组长的高规格领导小组。

  8月3日,李春城到前锋调研。前锋和冶金实验厂入选首批9户搬迁试点企业。

  此前老东郊企业不是没想过搬迁,只是苦于没钱。与大连市由政府出钱帮助企业搬迁、收回土地出卖的方式不同,成都决定用“政府推动、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方式———成都市土地储备中心对搬迁企业的原厂土地进行“预收购”,提供搬迁所需的启动资金。腾出的土地交付市场拍卖,所得资金再与企业结算,并要求企业全部用于搬迁改造。

  2003年1月16日,前锋厂原址57亩土地,以176万元/亩的单价被拍卖,如今那里是万科金色家园。

  随着12批160户企业的陆续搬离,大批商业和住宅业的替入,东郊老工业区的土地连年升值,从2002年的平均每亩90万元,飙升至2007年的813万元。成都发动机集团拍卖土地创下“地王”称号,资金所得更超过20亿元。

  东郊企业搬迁后腾出土地15000亩,企业获得数百亿元收入,不仅为企业改制和技术改造提供了资金,还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沙河改造工程同步进行。沿岸28家企业在沙河两岸50米范围内的厂区被腾出,为沙河改造工程提供了5700亩土地,建成了沿岸345万平方米的绿地。

  按照成都工业布局发展规划,东郊企业的搬迁方向锁定为龙泉、新都、青白江三地的工业集中发展区。企业搬迁须同时进行体制改革和技术革新,并与招商引资和环境保护相结合,被称为东郊工业结构调整的“成都方式”,供全国借鉴。

  宏明厂是第二批搬迁企业。按产业和产品门类分别迁往龙泉驿的国家级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成都青羊区蛟龙工业港。

  2002年,攀钢集团成都无缝钢管有限责任公司(原成都无缝钢管厂),与青白江成都钢铁厂联合重组,成立攀钢集团成都钢铁公司,至2008年已成为成都市第一家营业收入上百亿元的企业。

  2006年12月29日,攀成钢成都厂区最后一根烟囱成功爆破,标志着历时5年的东郊工业结构调整基本完成。

  到2007年,尚在恢复期的众搬迁企业销售收入达500亿元,利润30亿元。而在搬迁前的2000年,东郊规模以上企业销售收入为140亿元,利润为负5700万元。

  2005年,作为沙河改造和东调的纪念,原宏明厂机修车间老厂房被改建为成都东郊工业文明博物馆。那里有原无缝钢管厂的蒸汽火车头,还有原汁原味的“火红年代”。

  时间之手一拂而过,成都东郊老工业区已平地消失,代之以楼盘林立的住宅区。时代的背影远去,但老东郊的故事仍将流传。本报记者徐琼

   (本文来源:成都商报 )
原文地址:http://news.163.com/09/0903/06/5I927QLK000120G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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