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玉超：我是如何成为工农兵学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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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何成为工农兵学员的？

作为一名工农兵学员，我于1975年8月离开了北京，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三年多的学生生活，踏上了新的生活旅程。那么，我是如何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一名学生的呢？
1972年初，我正在江苏省扬州市北柳巷小学当教师。当时每月工资是34.5元。这对一个出身农家的青年人来说，当时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了。一天，忽然，听说全国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了，当时也没有引起我太大的注意。但是学校里一些新分进学校的年青教师（他们是师范学校毕业生）心动了，大家也开始议论起这件事。但当时对报名有一个标准，必须参加工作两年（或三年？）以上，因此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工作不到一年的这些年青教师很是失落，感叹自己不符合条件。这期间，似乎有一个教师对我和江学茂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是符合条件的，还不去报名？”
这话倒也勾起了我不甘心当一辈子“孩子王”的念头。1971年3月，我从部队复员后回到家乡务农。当时对能否分配工作很是没有把握，以为一辈子要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在下田干活时，一些同龄人就对我说，你在农村是干不长的，肯定是会有工作可做的。我说：“谁知道呢？”谁知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接到分配通知，让到扬州市教育局报到。报到以后，与来自泰州的复员军人江学茂一道被分配到了北柳巷小学。当时分配到扬州教育局的复员军人不少，其中有一些人被分配到了中学，还有一些人被分配到区里的教育部门。而我作为一名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却与初中毕业的江学茂一道分到小学当教师，心中确有一份不快。但后来想想复员后能分配工作就是很不错了，而且自己也不过是68届的高中生，学到的东西毕竟不如66、67届的多，因此也就安下心来了。
现在机会来了，是报名还是不报名？我终于选择了试一试的态度。当时真实的想法是，工作也是三年，学习也是三年，工作三年还不如再进学校学上三年。而且大学毕业出来就是出来再当教师，也会比现在强。于是我就向学校的女校长李健提出了报名的要求。当时李校长说：“你的条件很好，报名了肯定要走掉的，真不想让你走，可为了你的前途，我也不好拦你。”
说条件，在政治条件上，我出身贫农，是复员军人，共青团员，又没有参加过文革中的“打砸抢”，应该说政治条件还是比较过硬的。在文化条件上，作为老三届中高中生，而且在初中高中时，成绩虽然说不上出类拔萃，但中上水平还是有的。也应该去试一试。
不过我在回答李健时还是说：“那可不一定，不过如果能上大学，出来以后，我还会回来做老师的。”因为对上大学这事当初真的没有抱什么太大的希望，所以报名后，一些人开始找书复习，准备应付考试。而我因不知道会考什么，再加上也找不到书，结果是一本书也没有看，一点准备也没有做，完全是顺其自然，听天由命。
一天，来了通知，让报名的人去参加统一考试。那天，天气还比较冷，我穿着一身旧军装与几名同为复员军人的同事一起到考场去应试。考试的具体地点我记不清是什么地方了，但记得当时院子里黄色的腊梅开得很好，我与一位同事还一人折了一枝拿在手里，边说边走进了考场。在考场的入口处两边各坐了几名老师模样的人，对进去的人逐个问一些问题。我走进去的时候，有的老师问化学方面的问题，有的问外语的，还有问数学的，也有问物理的。是一个老师还是几个老师分别向我提问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记得我当时回答是十分随意，说学的是俄语，不过已经都还给老师了，但俄语“你好”还是会说的；关于化学么，水是H2O还是知道的；物理方面，你要问什么问题，我还真答不出来。有个老师好象还想出个数学题让我做一下，我说不必了。提问的老师见我如此这般模样，好象是苦笑了一下，又摇了摇头，就让我进了考场。
   考场不大，大约有四五十名考生。也许是当时报考条件的限制，在不多的参考人员中，好象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和我一样是穿着黄军装的。考试开始了，让每人写一篇批判林彪的文章，题目自己定。听主考老师讲完，我思考了一下，想起了郭沫若一首诗词中的两句话：“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于是写下了文章的题目“桀犬吠尧，无损于红太阳的光辉”。文章写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当时中央文件精神，批判林彪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政策，说什么“国富民穷”的观点。文章大概写了两页纸，大约也就是一千多字吧，花了个把小时的时间。见有人交卷了，我也就将“试卷”交了上去。
考试完了，当时觉得事情也就过去了，于是又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了。过了一些日子，学校通知我，说来扬州招生的一位工作人员要找我谈一谈。那天好象就在我住的宿舍的走廊里，我与来人聊了很短的一点时间，大约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现在记得的是，他问我在中学学习时喜欢些什么，我说喜欢文学，历史。不过我也跟他说了，从学校毕业，好几年过去了，很多学校学的书本知识都已经还给老师了。我喜欢文学和历史是真的，但因为条件的限制，自己当时看的书还真是不多，如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当时看过的大概只有《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也许还是只看了连环画。至于《红楼梦》，是到扬州后从一个学生处借到的，当时还不敢公开阅读。当然，后面这些话没有跟那位工作人员说。
不知是在这次谈话之前，还是在之后，在扬州市教育局帮助工作的市聋哑学校的刘桂春（他也是复员军人，因他与江学茂同是泰州人，且又经常在一起集中学习而认识）曾对我说，评卷的老师对我写的文章评价很是不错，可能很有希望。当时我只是笑笑，口头上说了一些谦虚的话。但内心还是比较高兴的。因为自己当时觉得题目还是不错的，文章内容也说不上什么，但自己觉得在学校时作文成绩还属中上水平，在部队时又是“连队的笔杆子”，估计语句还是通顺的，主题还是抓得住的，应该说还是有点自信的。
转眼到了三四月间，一些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纷纷送了下来。而我却没有接到通知书，心中的确也有点不自信了。不过想到自己参加工作时间不到五年，又不能带工资到大学学习，家中生活又很困难，不上大学也罢。所以心中虽有不甘，但还是没有把上不上大学当作一回事，也没有影响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日子照常一天一天在过。不知又过了多少天，大约是四月中旬的一天，学校领导突然对我说，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你被北京大学录取了。这真是意外的喜讯，李健校长当时对我说：“我说小卜老师一定会被录取的，没有错吧！”
说实在的，遇到这样的事，谁都会高兴的。但被北京大学录取，却确实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2007年8月 写于杭州西子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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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农兵大学同学们

1972年5月初的一天，我从南京乘火车到北京大学报到。上车后因为人多没有找到坐位，就在火车连接处找了个地方坐下来。这时又来了一个人，也与我挤到了一起。两人聊了起来，不曾想他也是到北京上学的，而且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真是巧得很！此人即黄国文，毕业后他与一起分配到新华社浙江分社工作。
我们是北京大学的第二批工农兵学员。1970年北京大学曾招过一批。有资料说，那一批学员共有2665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不包括短训班）。但在中文系，我们也看到，那批学员中，有不少很有特点的人，如“开国上将”许世友的女儿田小兵，有名的“诗人”徐刚等等。
而我们72级这一批学员（仅就文学专业而言），与70级的似有很大不同。我们文学专业共有学生42名。其中15名来自江苏省的扬州地区和盐城地区，其余27人都来自北京市。江苏的15名同学，从扬州来的有6名，我是扬州市的，黄国文是兴化县的，孙燕是六合县的……每个市县只有一个。而从盐城来的9名同学中，也基本上是每个县市一个。从身份上看，有大队支书，大队支委，也有教师或机关干部。但这15名同学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老三届”高中生。北京的27名同学，从文化程度上看，有初中的，也有高中的；他们有的是到延安地区插队的知青，也有内蒙兵团的知青，还有一些是乡村的青年。
我们中文系的学生都住在32楼。42名同学分成了2个班，即一班和二班。在大学学习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是在一起上课。学习讨论和下乡实习时，分班进行。后来分成了创作班和评论班。到哪个班是由学员根据自己的爱好与特长决定的，我进了评论班，黄国文进了创作班。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比较多，不乏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教授，如王瑶、吴组湘、王力，还听过朱光潜的课。当然上课的主力老师还是50年代毕业的老师。主要有严加炎、谢冕、沈祖佑、吕乃岩、周强、赵齐平，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老师是六十年代毕业的董学文。
三年学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1975年7月，学校宣布我们这批学员学习即将结束。就在临离开学校的前几天，新华社干部处一名叫王希孟的同志来到学校，约我们15位江苏来的同学谈话，他说：“这些年来因为怕影响你们的学习，也没有来看望你们。你们是我们新华社送到北大来代培的。今天特地来看看大家。因为你们都准备离开北京了，也就不请大家去总社了，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王希孟的话，印证了入学不久后盐城同学刘德玉的传言，他说我们是新华社的代培生。新华社的王希孟当时跟他们说过。而刘的话，我最初没有相信，以后也没有放在心上。
这样，我们江苏的15位同学，除程郁缀和商金林留校，其余13人都到了新华社。到新华社的同学，有的到了分社，也有的留在了总社。我与黄国文分到了浙江分社。其他人是：孙燕、陈乃近留总社，王辉到内蒙古，刘德玉到青海，卢殿落到云南，夏儒阁到新疆，周凤桥到辽宁；，陈必将到山东，，陈国湘到广西，夷锦文到湖南。张才龙到福建。而北京的27名同学，有的进留在北京，有的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地方。留在北京的，有的进了政府部门、有的进了出版社、有的进了剧团，还有的进了党校，等等。
在15名江苏同学中，留校的两位，取得了教授职务，成为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进入新华社的13位同学，除了两位因故离开新华社，一位因病英年早逝，一名因健康原因外，其他9人都先后获得了正高职称，成为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或高级编辑。
在北京的27位同学中，最出类拔萃的有三位，一位是现在“小有名气”的作家陶正。他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写了长篇文章批驳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并与高红十、张祥茂和于卓合作写了《理想之歌》。毕业不久，他又与王新纪、田增祥合写了小说《魂兮归来》。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月光织成的网》、《重叠的印象》、《第三种死亡》，中短篇小说集《女子们》、《天女》，报告文学《愿有英俊出于中华》，散文《我本随和》，歌词《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组歌》，歌舞剧剧本《盛世行》，电影文学剧本《京城缉捕队》等。短篇小说《逍遥之乐》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宗清乐舞《盛世行》获1990年文华新剧目创作奖，歌词《日月同光彩》获1995年全国歌词创作一等奖。”
另一位则是女同学中最有才气的高红十。有资料这样介绍她：高红十是一位颇具才气的作家。祖籍湖北宜昌。1975年毕业后再次申请回到陕北，到南泥湾三台庄继续“接受再教育”；1979年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任编辑，编辑诗集及大型文学期刊《绿原》。1982年进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现鲁迅文学院）第七期编辑班学习，1985年调至北京《中国法制报》（即今《法制日报》）至今，担任周末部主任，高级编辑，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

                               2007年8月写于杭州西子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