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一星:文革回眸之一——无罪的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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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者的话：郝一星是我育英小学的校友，文章中提到的41中等校一些人也有育英小学或上过八中初中的同学，如粱其望等。这两篇文章写得真好！对我们这些老三届来说格外感到亲切，尤其插过队的。特别推荐给大家，希望你也能有感而发。 黄坚[/pre]
文革远去，恍如隔世。后人看文革恐怕不可能如我辈这样有现场感，他们只能从官样文件刻板的语言表示中了解那场社会大动荡，但这种表述往往不准确，也往往是表述者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有意忽略某些事实或提炼出某种说法，对于后世研究这段时期中国思想史没有实际意义。因此，我在回眸文革时将完全回到历史的现场，展现个体生存的状态，如实述说，包括我在当时情景下的真实想法，而不袭用官方文件的提法和判词。——题记

无罪的悔

——文革回眸之一
郝一星
文革爆发那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正在准备高考。这年春天，报纸揭露北京市委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使社会感到兴奋。社会上弥漫着浓郁的阴谋味道。没有人怀疑阴谋的真假，人们普遍有某种期待，总想看下面还会发现什么人被揭露。随着一团团迷雾的释放，一个个大人物被点名，公众的热情日益高涨，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国家将会陷入长达十年的社会大动荡，公众完全信赖党中央毛主席作出的任何决定。我在中学时代接受的教育基本上和共和国每个阶段所宣传的主张是同步的，到文革时，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营养配方中的成分主要是学习毛著，批判苏修，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主流意识的引导下，普遍坚信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要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年轻人任重道远，因此对文革是从心里拥护的，而且满怀热情投入了这场运动。这是当时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公正地说，文革烈火所以能一点就着，突成燎原之势，没有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在回眸文革时特别强调这个因素，而关于文革的官方文件不提这个因素，甚至不提全党也是这样认为的，完全归结于个人，是无法解释历史的真实性的。文革发动包括三个方面，应该是领袖主导，全党响应，人民席卷而上，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之外，媒体起到了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月三日，我们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顷刻之间便把大字报贴满了校园，没有任何人事先串联组织，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才是真正的动员令，媒体十分强劲，掌握人们的思想，指导他们的行为。中学生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批判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个行为也是顺乎当年的社会意识的。上高二的时候，教育改革提倡生动活泼的教学，我还被请到讲桌前当了一回语文老师，而袁杰生老师坐在我的位子上提问，我来作答，记得那天是上古文课，开的新课是《左传》“秦晋崤之战”，同学们大为兴奋，课堂上十分活跃。这怎么能和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扯上干系呢？何况高中三年，年年下乡劳动，天天思想教育。北大附中宫小吉写了篇作文“五分的秘密”，大体也是讲如何摆脱刻板教学，发挥学生的能动性的，反对分数挂帅，首次质疑了应试教育的弊端，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那个初夏，学生的行为实际很盲目，盲目到喊出“没有毛主席的命令我们不进考场”，我们的大学梦没开始就破灭了。在阴谋论鼓动的“党组织烂掉了的”危言耸听驱动下，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校党支部，大有要挖出小三家村的势头。最初学生们沉浸在一种秩序被打破带来的近乎狂欢的兴奋中，沉浸在无政府主义的放任和放纵的亢奋中，但我和高中的一些干部子弟觉得这个局面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我们连夜骑自行车赶到市委，要求市里向学校派出工作组。当时北京市委已经改组，李雪峰任第一书记，吴德是第二书记，负责文教的是郭影秋。不久，首都各中学都进驻了工作组。这就是说，派工作组首选是学生自己要求的，然后中央作了决定。我校工作组组长是团中央干部刘平，副组长丁文彬，丁也是团中央的，此人文革后曾经任秦皇岛市委书记，前些年病故，他当年来学校时也就不到三十岁，寿命似不长。工作组到了以后，学校生活暂时有序，这便是不久以后备受指责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是工作组依靠的对象。我说的我们，就是张北英、祝江山、闻政协、苏晓临、田新新、何迪、傅欣、孔新民、梁其望等十几个高中学生。但事后有传言，我也是被工作组列入右派学生黑名单的，运动后期要处理的，我当时却毫无觉察。但老人们有经验。
两个多月后串联到福州，我和哥哥上街时，姑父身为省高检院副检查长，一路尾随我们，怕我们出言不逊，招灾惹祸。回到家里，我们不以为然，嘲笑他跟不上形势，说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还怕什么？姑父一脸苦容：“你们还小，不懂事。当年就是号召给党提意见，后来提意见的都被打成右派了！”姑父已于2010年以九十高龄在福州去世，他是四九年随父亲南下到福州的。五二年父亲调回北京，他却留下了。他一辈子都想回故乡北方来，却终老他乡。“乡音不改身许国，汾水闽江系一生”。四十年前在福州郎官巷家中他的那席话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不像以前搞政治运动那样，这次工作组很快从领导者变成了被清算者，烧饼烙了一面，再烙另一面，角色转换只在朝夕之间，以后此种现象屡见不鲜。关于工作组撤销前后的事，我已另有文章记述。（详见《寒夜三章》）幸亏工作组走了，这对我是一大幸事，。
说来我的参予文革到了工作组离开时，就已经结束了。“八一八”天安门广场毛主席首次接见大中学生之后，文革狂潮才真正铺天盖地而来，红卫兵组织也是这一天真正被最高领导层认可。多年后，钟解放说他在城楼上近距离见到毛刘林周，有种异样的、不祥的感觉。可是我们在广场上只有狂热亢奋，城楼下“刘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此后在革命正义，砸烂旧世界的理念驱动下，暴行被视为勇敢，人性中的诸多底线被突破。凡此种种，我见怪不怪。女学生们更是以敢骂人为革命性标志，除了政治鼓动，也有青春期躁动的因素，一年以后革命加恋爱便悄然占据了少男少女的感情世界。
所谓“红八月”是暴力肆虐的盛夏。印象中有两件小事足以反射出当时的大环境。我校后勤组有位老师，叫李慎言，不担任授课任务，刻得一手赵孟頫体的蜡版，每个字一般大小，字距行距恰到好处，全校各年级的复习材料和考试卷，全出于他的手笔，平时也很谦恭，不苟言笑，真的是人如其名。八月的一天早晨，我到学校便听说李老师昨晚在办公楼后的平房里自缢而亡。原来当天下午他下班时给自行车打气，有人路过顺便问了一句：“打气呐。”他也平静地回了一句：“啊，后带没气了。”不想此话被一个学生听见，当即上纲上线：“你说革命后代没气了，是什么意思？”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又不知什么人很快散出风来，说他在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当过什么差。旧社会过来的人不都在国民党治下讨生活吗？只是一说，并无真凭实据，学生们也没有继续纠缠，但李老师害怕了，走上了绝路。一辈子谨言慎行，最后仍没有脱出宿命。老实胆小又遭人诬陷而轻生者绝不止慎言老师一人。
也是在八月中旬酷暑时季，我和廉根茂同学骑车路过西安门时，见一群既非大学生也非中学红卫兵的人在追赶一个女子，那女子三十岁上下，留了一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那群人手持王麻子剪刀，嘴里狂呼着什么，一路辇去，我们很是好奇，凑到前面，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是那种让人一见动心，想接近的女性。虽然被人追赶，但并不十分慌乱，而是以平静的口吻反问他们，这是想干什么。这群人更来劲了，一直把她追到刘兰塑胡同。那是个死胡同，接下来的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如今细细想起此事来，突然醒悟了，敢情是漂亮脸蛋招的祸。好色之徒假革命之名以革命手段调戏良家妇女，亦是一奇观也。狂热年代什么人都有。
打人，抄家，破四旧的那一阵子，我绕开了。六月初学校大乱，老师们顿失尊严的时候，我都没对任何一位老师说过半句粗话。我的数学老师吴汝贤平时极重仪表，头发梳得光光洁洁，衣着整洁，一双布鞋一尘不染，即使被劳改时穿的衣服虽是旧衣，也干干净净的，不失尊严。吴老师身处逆境，依旧冰清玉洁，我对她的敬重始终不灭，在劳改队见到她仍然向她问好。文革前她作学生思想工作，常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打开《修养》第37页，好好理会。”这是刘少奇在谈到如何正确对待被误解，受委屈情况下的一段很有名的论述。吴老师是北京市优秀教师，她终于熬过了那个时代，学校八十周年校庆时，我见到了她，一把年纪了依然保持了整洁的仪表。
八月初，我和李石生，傅欣（其父当时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将军），骑车到人大附中，第一次看到那幅臭名昭著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当时我们感到不对劲，如果蔓延开来，学生中间不是要发生严重的对立吗？记得我们是骑车穿过现在是国家图书馆的一片树林草地，沿着一条河回来的。像传染病菌迅速扩散一样，几十个小时之后，全市各中学都为此闹得沸沸扬扬。我们学校召开了全校大会，会前我和张北英，何迪，孔新民几个同学说好，不在大会上引发关于此对联的辩论，按原定的会议的议程进行。不料刚一开会，一名高中二年级的同学跑到前面，主动表示：我认为这个对联是完全正确的，我就是个混蛋。会场顿时失控，出身不好的同学纷纷上来表态，有人还引用了印度电影流浪者之中的台词：“贼的儿子就是贼。”我便离开了会场。第二天晚上，在女三中（今历代帝王庙）的大殿里继续辩论，西城几所学校的人都来了。大殿光线暗淡，人头攒动，谁都可以上台发言，气氛热烈，像《列宁在十月》里的某些场面，革命真是大众的狂欢节。在闹哄哄的会场里，突然听到有人在台上点了我的名，说郝一星他们认为这幅对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云云。在上千人的场合，听到自己的名字响彻起来，那感觉真是有一种灵魂出窍的震悚，接着是恐惧，可以体会那些在台上被批斗的人是什么感受。我悄然走出了大殿，夏天的夜空高远而幽深，空气闷热。
几天后听说陈伯达，江青在天桥剧场接见中学生时公开支持这幅对联。然后有人又在此联的基础上，添油加醋，派生出诸多对联，其中还有封建社会就流传的陈词滥调：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在中学里，很快分出了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对立，当然实行专政的是红五类，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时俨然成了被纳粹蹂躏的犹太人，我的一个乒乓球友被打得面目全非。此后红卫兵组织成立时，我没有参加，文革中我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组织。我很少到学校去了。

折腾得最凶的时候，我串联去了。我是八月二十五日随哥哥和他的一位同学登上了去武昌的列车。出门什么都没准备，只从父母房间里拿了十五块钱。我们是全国最早大串联的，上得车来，居然能找到硬卧铺位。一分钱也没花，睡了一路，便到了武汉，车停在武昌站，武昌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月台上出售的油条足有二尺长，比北京的大多了，且口味特别，才三分一根。这是我们唯一一次花钱买食品，半个月南方串联都有中学或机关接待。当时串联的学生不多，北京来的又格外受欢迎，因此我们享受到的规格是后来的学生们所没有的。我那次串联先后去了武汉，长沙，广州，福州，上海，历时半个多月，什么革命也没干，观景物，听方言。客观地说就是看城市。各地给我的感觉是新鲜的，主要是声调各异照样动听的方言，再就是所到之处都保持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包括城市格局，旧式街道房屋，如同回到历史之中的某一场景。从行政方面还可以感觉到全国一盘棋的政令统一。日益升温的文革潮也没有改变这些基本特征。
我在从长沙去广州的列车上又目睹了一场文革暴行。在卧铺车厢里有一个男子和一位老妇挤在一张硬铺上，几个同车串联的大学生以作风不正为由强迫那男子认罪，男子操南方普通话先是辩解，人家不听，硬是逼他低头，同时过来两个学生拧住那人的双臂，男子连连说“是我图谋不轨，是我图谋不轨”。这方才避免了皮肉之苦。我第一次在那种场合听图谋不轨这个文绉绉的词，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现在想来，那人定是个文化人，秀才遇上了兵，很尴尬。倒楣的是那位老夫人，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穿一件白色短袖上衣，仪表气度不像寻常人家，面对学生们“你什么出身”的咄咄逼人的叱问，老太太似乎没有听懂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反应木讷，嘴里说着不知是何处的方言，别人也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一个学生追问，你是不是地主婆，老太太怔了怔，奉迎他们点点头说了句什么。于是她就算是承认自己是阶级敌人了，被这几个学生押着在车厢里游斗，我清楚地记得，有人还往她身上泼墨水，白色的上衣墨迹斑斑。几十年后我回想此事，肯定老太太是误解了这些人，以善意相待，没想到反而受到人身侮辱。
这一切发生在眼前时，我并不觉得怎样恶劣，熟视无睹，在那种社会氛围和全民积极参予的环境，这也实在不算什么，更残酷，更血腥的北京八月都见证过。个人的麻木，印证了时代的常态。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发生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而且一直在延续，不过是转换了形式而已。一九六八年复课闹革命，我和傅之华，白廼智被军管会派往女三中去给新入学的初中生当辅导员，其实就是帮助维持课堂秩序。正是冬末，未到初春的料峭天气。在此期间有两件事至今不忘。一是参加了一次露天批斗会，原因是在女厕所里发现了反动标语，迅速破案。新初中的学生们集会在大殿前的阶梯下，校领导都坐在殿前的主席台上，军代表主持大会。教导主任周继道，一个矮个子年轻人，不到四十岁，厉声宣告：“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文敏押上来！”台下一片肃然。我们看到这样一幕，两个佩戴者红小兵臂章的学生扭住一个小女孩的双臂，孩子最多十三岁，在一片打倒反革命分子李文敏的口号声中，我注意到这个小女孩的古怪神情，她被摁下去的头微微抬起，眼睛迅速地朝台下环视了一圈，像是在寻找什么人，嘴角挂着一丝笑意，同时缩了缩脖子，与如此严峻的场合大相径庭，孩子那神情像是在做一场游戏的快意，一点没有害怕的样子，跟我六六，六七年看到的无数次批斗大会上的那些低头弯腰挂着黑牌子挨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反动学术权威，地痞流氓们表情迥然不同，满不在乎，还有点莫名的兴奋。文革中这样的场景是为仅见。像是安徒生式童话的现实版。
再有就是参加了一次入户搜查。班上有个男学生叫傅继善，有人举报，说他家里藏有一本变天账。变天账就是指被打倒的阶级保存的有关证件文书，一旦共产党政权垮台，这些纸片就是反攻倒算报仇雪恨的武器。军代表找到我们三人交代任务，一定要到他家里找到这本东西，向同学们进行一场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我们问您为什么不参加这次行动。军代表指了指他的领章和帽徽：“军人不便出面嘛。”我们跟着一群学生娃，到了傅家，这个地方就是西四十字路口以西，地质部大门旁，是一间临街的铺面房，窗户的玻璃上贴着修理表的字样。原来傅的父亲是一位修表师傅。这间门脸，我太熟悉了，每次到西四都经过这里。室内不足十平米，光线暗淡。学生娃们向家人索要变天账，那家人拿不出来，急得直冒汗。一个学生突然背起了电影《地道战》里的台词：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挖出来。于是挪椅抬桌，真的挥镐举锨挖了足有二尺，除了黑土碎砖末，一无所有，败兴而归，这真是一场捕风捉影的闹剧。我当时不以为这种行为是多么荒唐，还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教育课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后，一次路过傅家，仍然是修理钟表的店面，很想进去找找傅继善同学，我想向他道歉，那次行动是我参予主导的，但都止步未前。四十多年过去了，李文敏，傅继善这两个幼童或早已为人父母，一路走来，几十年风雨，不知童年的遭遇留给他们内心深处的是怎样的回味。

今年十月客居洛杉矶，寓所临海，静夜涛声阵阵，催发往事涌来。细想起来，十年文革，以一介草民置身其中，无罪有悔。何谓无罪？答曰：从不参加任何组织，没有打过人，抄过家，甚至没有趁火打劫聚敛财物，化公物为私有，逍遥于山水与阅读。怎说有悔？因为即使洁身自好，仍在潮流裹挟下成为拥护并参与文革之亿万群众之一分子，在此意义上说，文革波澜也有我一份。据之于理论，可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我无法超越文革的主导意识，做不到众人皆醉我独醒，在当时境遇下，醒者多罹难。我非智者，只能从众。喻之以戏剧，则可以说文革中所有反面人物都是作为正面人物出场的。所有的罪恶都披有正义的外衣，这才是悲剧的深刻性，而非一句彻底否定便能交代了的。现在我在大洋此岸，回望彼岸上世纪的风云起落，更加深痛于我的封闭和盲从是何等的愚蠢，以刘少奇的冤案为例，当年全国人民怎么都相信中央文件关于刘是叛徒内奸工贼的罪证确凿呢？为什么党内问题一定要向全社会公开，必须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后来证明这份严肃的红头文件是罗织罪名蓄意陷害刘少奇的铁证。这里主流媒体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铺天盖地的批判声讨把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彻底妖魔化，塑造出一个完全与历史真实不相符的人物。流毒之深，至今尚未完全消除。人们甚至不追问，凭什么刘成了党内第二把手，人民共和国主席，也不去思考这种转化的原因和后果，一般百姓随大流也就罢了，而参加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不乏刘的战友部下，都是历史的过来人，见证者，但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古人都不如，他们为什么举手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而只有陈少敏同志一个人沉默否定？推及庐山会议开国元帅的悲剧，也引发同样的疑问。试想，如果中央委员们坚持独立思考，勇于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结果会是如何呢？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后有人诗叹曰：
武穆功高反掉头，
从来宦海是非休。
少奇魂断开封府，
老帅低头热泪流。

古人云：心之官则思。又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历史的类似现象出现时，不管是以革命的名义、改革的名义、全球化的名义、价值观的名义，还是其他什么名义，切不要轻信，更不要盲从，推波助澜，多动动脑筋想想，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多一份清醒，就少一分折腾。这或许就是我辈平头百姓对社会稳定的唯一贡献吧。什么时候都别忘了：脑袋是长在自己脖子上的。

2012年10月8日初稿完成于洛杉矶
2013年1月9日于北京据手稿录入

作者简介：郝一星，1947年出生，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理事。遽逢文革，上山下乡，耕读岁月，田园茂盛青春老；一朝劫后初登岸，编辑生涯，不辍笔耕，小有收获，作品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聊以自慰。淡于名利，无意物喜己悲；静以修身，冷眼世态烟云。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b9ea270101coe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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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者的话：郝一星是我育英小学的校友，文章中提到的41中等校一些人也有育英小学或上过八中初中的同学，如粱其望等。这两篇文章写得真好！对我们这些老三届来说格外感到亲切，尤其插过队的。特别推荐给大家，希望你也能有感而发。
黄坚

吃喝十年
           ——文革回眸之二
郝一星
中国古话：民以食为天人。人到什么时候都要吃饭，哪怕是在乱世。文革那十年，是我从小青年长到大龄青年的成长期，也是不断验证这条古朴的真理的实践期。
1966年狂风暴雨式的校园文革退潮后，我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再没有卷入到政治风浪里去，除了那一两个月的亲历亲为，所见所闻之外，关于文革的回忆便没有多少重大而庄严的内容了。倒是关于吃喝这类人人必不可少的寻常琐事，回想起来，滤掉了苦难，剩下的东西，再反雏再消化，至今不觉乏味。
从小到大，一日三餐，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吃饭的事，重复到不进入记忆了，而我偏偏记住了这十年中的若干次吃喝，也因此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一份非物质文化的遗产。
以前吃饭的经验和认识仅限于吃饱了不饿这个低级层面。文革这十年的吃喝实践，让我获得了多重的体验和感受。

好像是1967年末，一个冬日的黄昏，我和北英，梅山等几个人到薛必群家串门。中学文革边缘化后，年轻人互相来往成为一种常态或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青春需要友谊，而交往便是友谊的内容。薛必群，小名蛮子，初中一年级学生，比我们小四、五岁。小伙子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像个女孩子，成天跟在梅山后面，对老大哥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梅山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草书，据说是临过赵孟頫草书帖的，蛮子天资过人，效仿梅山字体，居然近乎乱真。他极好客，喜交友，那天请来的都是年长于己的朋友。\n薛必群是薛子正（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养子，薛受了冲击，但老宅还未被查没，蛮子就在这里招待客人，薛宅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的一所两进四合院。前院是薛家，后院住的是北京市副市长法学家张友渔。起初，我以为晚饭不过是随便吃吃的，不料竟是如此排场，餐厅在西厢房，一张大圆桌，桌上摆满了碗筷碟盏，坐下一看，餐具是一水的景德镇镂空青花瓷，瓷细而薄，而且成龙配套，汤盆，汤勺，吃碟，调羹，琳琅满目。桌上先有四冷八荤的小菜，接着一位中年的阿姨一道道上菜，完全是正式宴会的套路，我以前从未吃过这么气派和典雅的宴席，开了眼，开了胃，那天到底有什么菜品上席，一概忘了，只记住了那套美轮美奂的青花瓷餐具，后来读书，方知此乃古人所谓美食美器，果然不虚。当晚还有一小插曲：席间，江上南知道我们是四十一中的，便说他小妹正和我校一个叫冀燕平的交朋友，北英当时便怒了，因为这个冀燕平在运动初期曾冒充陈伯达的儿子，被我们狠狠地收拾过，居然又来招摇撞骗。江上南家也在头发胡同，在薛家东边，其父江一真是文革前刚从福建调任农业部部长，我父亲曾经给他写了封信让我去他家面交。于是把冀叫来，厉声警告不许再与小妹来往，靳一见我们很惶恐，连连称是，猥琐狼狈。
薛必群文革结束不久去了美国，以薛蛮子的名字行世，在美国发展，成为一名成功的商务人士。1997年回来，想在北京买一处四合院。我们见了一面，还在平安里柳泉居吃了午饭。他还是喜欢老北京风味。我们在柳泉居临窗的座位上，吃焦熘丸子、火爆腰花，望着窗外阴阴冬云下飞舞的雪花细末儿，距离上次在他家的那席晚饭整整过去了三十年。
1967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预告这一年将是阶级斗争全面展开的一年。此时中学的文革已是强弩之末，登上社会舞台的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和厂矿企业工人，全国范围内的派性斗争越来越激烈，动枪动炮，兵戎相见，势不两立，北京相对平静得多。首都中学生被彻底边缘化，我早已是逍遥派，大环境很适合我。那一阵子，香山常去，不时到朋友家里串门，更有朋友来家里聚会，常常是高朋满座，楼前停满了自行车，引起居委会的关注——随时把握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是中学生们边缘化的整体生存状态，也是那年月的时尚。不久又添加了新内容——吃馆子。穷学生哪有钱下馆子，父母被隔离审查后只发几十元的生活费，因此所谓下馆子并不是钟情于美食，而是一种社交活动。
当时北京有两家餐厅最受青睐，一家是老莫儿，就是北京展览馆西侧的俄式建筑，原来叫莫斯科餐厅，卖俄式大菜。少男少女们在柔和的灯光下端一杯红茶，用小匙搅拌砂糖时的满足，真像是在宫廷宴会上的仕女和贵客。老莫儿吸引我们，主要是这里散发着的俄苏文学和苏联电影所传递的那种气息，让人联想起火热的革命激情，还有令人心动的隐秘爱情。现实中他们的革命激情退去了，爱情萌生，那时节小伙子和姑娘们个个面红耳赤，但他们并没有饮酒。那个年月的男孩子不修边幅，一身旧军服，汗味扑鼻，也照样吸引女孩子，而女孩子们也不事打扮，青春的美照样丝毫不掩，一律梳羊角小辫儿，只有制服领口露出花色衬衫，显示出女性的妩媚。当年的女孩子都很矜持，自重，绝少轻浮，而这偏偏赢得了男孩子的尊重和爱慕，老莫儿后来被称为是梦开始的地方，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当年那些北京的中学生们都会在这里拾检起青春的碎片，回味青年时代的千般滋味。
另一家餐厅是位于交道口的康乐餐厅。当年吸引了几乎全城的中学生前往该店，并不是因为此处的名菜锅巴鱿鱼如何美味，而是因为风传这里有一位女服务员姿容绝世。这似乎更是一种青春期的臆想。我也特为此去了一趟，并没有看见什么美女，兴味索然。
值得记忆的一次老莫儿聚餐是1970年夏天，安国作东。他从内蒙插队的地方回京，在牧区早出晚归，挣了很多工分，分值不低，一年下来，凭劳动所得居然不菲，买了一件一百多元的深蓝色呢子大衣后，还有余钱，那天去了好几个人，点了一桌子菜，记得清清楚楚，各式盘子的菜肴把小推车三层都装满了，最后还点了冰激凌，总共花了十九块八，以当时的消费水平，堪称豪门盛宴了。一直到现在，我到老莫儿点菜，还是照那天的菜品来点。
安国的父亲是我父亲的老领导，从太岳区根据地一直到北京中央机关，是几十年的战友了。安国则是我育英小学的校友，低我一级，文革狂风暴雨，冲散了一家人，他到内蒙去插队，埋头苦干，不失革命传统，自强不息，后来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东北大学。几十年来，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着那个艰难岁月里的忠诚和信赖。他从政以后也是兢兢业业，克勤克俭，2010年，他从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休时，坚持全退，不挂任何头衔，不享受官场巧立名目的种种好处。在他身上还能看到前辈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作风和品格。他的司机小王的母亲病故，他把小王叫到办公室交给他二千元，小王坚辞不受，他真诚地对小王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在机关里，大都是干部，你就是百姓，我不为你服务为谁服务呢！”小王感动万分，安国还关照管后勤的干部放小王一个月的假，料理后事，不料这位官吏竟然曲解了他的意见，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您不满意他？要不给您换一个？”安国哭笑不得。他真的是官场的另类！

在城里逍遥自在，但对未来十分迷茫的那些日子很快就没有了。1968年12月底，我和北英，之华，梅海来到山西省临猗县插队，一下子落到了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当中。
我们被分配在城西公社关任大队，下了火车，坐上大卡车，连人带行李拉到关任村，冬天黑得早，进村时已经全黑了。大队部的屋子里挤满了老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还有喂奶的婴幼儿，黑压压的一片，屋里点了一盏底瓦数电灯，光线很暗。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旱烟味儿。村里人很奇怪，这些北京娃为什么离开父母，跑到他们村里来了。当晚有两个印象久久不曾淡忘，一个是大队长王吉田说的一句话很简洁，也很准确，他说：“知青到咱们大队是上级的任务，不能说啥，对这我只想说八个字：是利不图，是害不受。”别看是个农民，这八个字太厉害了。当时只觉得他有股怨气，不明此中深意，过了很多年，我才作出了准确的解读，那就是一句大实话：不欢迎！你们带来的是祸害我不受牵累，上面定的知青全年520斤口粮由当地解决，对生产队是不小的负担，这就是他说的害。每个知青有400元安置费，由社队支配，对地方来说也是一笔收入，有利可图。我也不稀罕沾这个光。毛主席语录最后一句：各地农村的同志也要欢迎他们去。这其实就是一种对农村社队下的硬命令。现在我还佩服王队长敢于在大潮流前毫不隐瞒的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另一个印象是当晚队里给知青们蒸了馍，还有一大锅葱花酱油汤，说是让大伙暖和暖和。这似乎是接风的饭，馍馍一端上来，我们大为纳闷，怎么是黑色的，跟北京吃得完全两样？老乡解释说：这是磨面时麸子收得少的原因。下一个麦收时，我们才知道，面粉的白黑是怎么来的，麸子留的少意味着能多吃点面粉，解决口粮的不足。这黑镆其实就是现在倡导健康饮食者所谓的全麦，而我吃的黑馍比现在的全麦还要黑。
到了小队，起初一段日子，队里派了一位老汉专门给我们做饭。老人六十多了，叫陈子实，家里就他和孙子全宝两人，全宝刚上小学，他们属于被照顾的五保户，给我们做饭队里给他记工分。子实老人告诉我们说：他早年曾在傅作义府上的灶间干过，傅是河津人，离临猗不远；还说，他们姓陈的祖上是从福建来的。他做饭常常感叹缺这少那的，看不出手艺来，不然一定会让我们吃美喝美的。他说的是实话。虽然没什么东西能让他展示出厨艺，但从他操持的日常饭食来看，他年轻时在傅府也是做家常饭的。开春菠菜下来，他用白面、棉籽油、花椒粉、焯过的菠菜，做了一屉懒龙，以简为朴，却也滋味独特，哥儿几个吃得很满足，像吃了什么好饭似的。可是他说陈姓来自福建，我当时不太信，全村多一半人都姓陈。后来我看书，知道晋代社会大动荡，山西人到了福建，来到一条大江边，指江命名为晋，以志不忘故乡。北人南徙，说福建的陈姓来自于北方或有源可溯。2005年冬，重返临猗，子实老人去世多年，全宝也成了家，神情持重老成，但说笑间脸上的童稚气还依稀可辨。
在村里住久了，天天下地干活，劳动量日增，肚子里的油水很快就消耗光了。偶尔也到附近的集镇上改善伙食。离我们最近的大镇是八里地之外的卿头镇，方言称呼的发音听起来像是“切头盖”，属于永济县内。冬日的阳光下，我们踏着积雪去镇上。我注意到阳光照耀下的那雪是淡紫色的。这条路到了春夏，间杂黄土和绿色，向远方伸延，很像列维坦的那幅名画弗拉基米卡尔，一条流放之路。“切头盖”的饭馆主营两样菜：羊肉泡馍和杂烩菜，主食是酥脆喷香的火烧。后来发现晋南一带的饭馆卖的都是这两样菜。泡馍两毛一碗，杂烩三毛一碗，都是海碗。饭馆里客人进进出出，棉布门帘根本挡不住寒风冷意，倒是灶上那口永远翻滚沸腾的大锅，让人有一股暖意。锅里煮的是羊肉、杂碎、骨头，撕碎的馍放在海碗里，一字排开在锅台上，大师傅一勺勺汤肉浇上去，客人随时端走，撒上一大勺子油泼辣子，汪汪一层红油。老乡多爱蹲着吃，放着好好的长条凳不坐，偏偏双腿蹲在上面，捧着个大海碗，吃得大汗淋漓，说“搁就”着吃痛快，“搁就”便是方言蹲着的意思。这泡馍果然好，量大，油厚，吃一顿能管几天，当时，只要解馋，就行，谈不上美食品味。2005年到解州，正经鉴赏了一回这里的泡馍，与西安的泡馍相比，虽然大同小异，但确实略胜一筹，除了名气输于陕西，其余只强不弱，我不懂此中烹饪奥妙，判断两地高下，只是凭食客的感觉，兼有四十多年前在乡镇上吃喝的记忆。
烩菜贵一毛钱，我吃了几回发现成本高在食物中用了猪肉罐头，另外不过就是海带、粉条，比泡馍多了几味，有层次，如此而已。烩菜前面加上一个大字，便是山西菜里上得酒席的一道名吃了，当然配料也更丰富，此是后话。
我们在村里的饮食随季节而有不同的内容，队里的菜地种什么就吃什么，韭菜、菠菜下来就总是吃菠菜、韭菜，吃到腻味了还得吃。后来子实不再给我们做饭，我们自己打理，每人当一天的厨师，轮流主事，做什么就吃什么，谁也不挑眼。北英揉面揉得好，馒头蒸的美，有白案之称，之华弄菜博得红案美誉。之华聪明，肯动脑筋，他做过两个菜，应该是列入经典菜谱的，一个是胡萝卜切成薄薄的圆片，油热后入锅干煸，撒白糖，点上酱油，出锅时撒上蒜末，吃起来有烧茄子的味儿。还有一个是熏鸡，此法甚土，制作程序有点像《天工开物》的意味：整只鸡去膛收拾干净，置于笼上蒸熟，然后倒去锅里的水，锅底放入两斤棉籽油，一斤红糖，油上铺几张纸，拉起风箱，大火相催，少顷，油热沸腾，纸焦冒烟，不停火，焖上十几分钟，揭锅，一只上了糖色油光皮亮散发烟味的熏鸡便做成了，有模有样。
有一次我们忘了磨面，正值停电，无米之炊，如何是好，便来了个急就章：煮了一大锅麦子，然后放上从北京带来的白糖，实指望别出心裁，结果根本无法下咽，十分窘迫，而老乡们则心疼那一袋白糖，说是太糟践了，可惜了的。
说到在村里的吃喝记忆，最深刻的要算是麦收食堂了。五月底，麦子熟了，进入夏收龙口夺粮的日子，全村人都投入了三夏，男女老幼一天到晚都在田里，家家户户上午都不做饭，队里成立了临时夏收食堂，管全村人一顿午饭，安排了专人采购，专人司厨，专人司务厨房事宜。麦收期间，队里总是不吝惜花钱，买猪肉，豆腐，粉条，凡是能买到的东西尽量买来，让大伙儿吃好。掌灶做菜的是陈天术，此人是村里的大能人，会的活计很多，如磨豆腐什么的，麦收食堂，他做的大烩菜村里人没有不夸奖。大烩菜食材搭配得当，滋味相互呼应，汤重色浓，端起一碗来，还没吃，便大开胃口勾引食欲了。刚下来的麦子，现磨，收取头茬面粉，蒸馍，老乡称为头茬面馍，新麦馍馍比城里的富强粉还要白，而且有浓浓的麦香。顺便说说，晋南的馍（馒头）是发酵后揣进面粉，不使碱，面粉揣到没了酵酸后，成型上屉蒸，蒸出来的馍保持了麦子的香味，圆圆的，直径有六公分或更大些，少说有四两，不像北京的那么规整二两一个。如果麸子留得多，面黑，个儿大，颇似俄罗斯的大列巴。麦收食堂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红火热闹。开饭时能看到老乡们以家户为单位，一家人占一块空地，围坐一圈，有说有笑，每家的隐私，孰亲孰远，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各家户间也有言语往来，作为麦收食堂的小学校里，沸沸扬扬，好不热闹，这是传统个体农耕时代没有的景象，也是村里除过大年外的一道文化景观。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否则或许会留下一张人民公社夏收图吧。
麦收时，劳动量比平时要大多了，饭量也见长，一次食堂炸油饦，就是发面油饼，一个四两，我一气吃了四个，还喝了两碗馓子油茶，那都不觉得撑得慌。
那年夏收到了打场入库的几天，队里派我跟陈天甲老汉到王上庄三队去作入库登记。这是个美差，住在庄上吃派饭，顿顿新馍小菜，油泼辣子，好吃好待着。吃派饭就是上级或外来人员被指定到家户吃饭的意思，队里指定某一家负责做饭，客人到饭时便在此就餐。承接派饭的人家自己决定吃什么饭，队里给记工分，到年底分红时一并算工分，按当年分值领取分红钱，或者有其它补助，不详。用现在的话说，派饭也是集体经济中的公款招待，转移支付。白天没事，到了晚上，麦子起场装袋入库时，天甲和我在现场按过磅秤的数字核准后，批准新麦入库，天甲总是说，这里就这点事，你早些回去休息吧。我心里明白，我们来是监督三队是不是如实上报产量，防止瞒产私分的，而天甲老汉显然要放人一马，碍着我在场不方便，把我支开，我心知肚明，乐得躲开。其实这就是所谓要防止小农意识侵害集体经济的措施。农民忙活了一年，一年的汗水不就是这些麦子吗？不就是想要大人孩子能吃饱肚皮吗？
1970年，我们结伴上了一次华山之后，便各奔前程了。北英和金志民两个到部队当兵去了，梅海作为老大学生回炉到北航上学了，只剩我和之华。日子突然凄凉起来，回望来路，恍如一梦，心慌气浮，不知去路何在。
之华交了女友后，村里常常是我一人独处，空前的寂寞，空虚。除了看书，只能琢磨吃喝小事了。还记得，有一段日子我买了一听上海梅林食品公司出的清蒸猪肉，肥瘦适中，味道极佳，现在已成绝版，买不到了。吃饭时，先弄两勺放在碗底，铺上几片青菜，从北京带回的挂面煮好，连热汤带面浇到碗里，便成了美餐，味道与晋南风味迥然不同，有一种在城里的感觉。那年隆冬季节，买了十只鸡，五毛一只，家里每月寄十元多用于买食品了。把鸡一次都处理干净，挂在屋檐下，隔些日子便炖一只来吃肉喝汤。报上连篇刊载知青广阔天地炼红心的事迹，相比之下，我整个一副很没出息的样子。
今年在洛杉矶，与之华互发短信，旧日情景不由浮上心头。人真是奇怪，有时候，苦难也会被久久地回味。我给之华、北英、梅海发去首小诗，算是我们一起告别那段岁月吧！
茅舍破窗风雪侵，
年时沽酒醉黄昏。
东庄旧客星云散，
村里知交剩几人？
不久，之华应招去榆次进了国营企业，我仍茕茕孑立，影形相吊，正是秋末冬初，一片萧杀，心情也空荡荡的，没有了依托。知青点至此已彻底瓦解了，难以再独撑下去。

长夜难捱，胡思乱想。想起我有一个堂叔，是父亲的堂弟，郝氏一辈男性中，父亲行二，他行三，比父亲小十岁，我称他三爸。三爸抗战初期参加了八路军115师，后随杨勇将军在山东多年，婶婶便是当时认识的。三爸身材高大魁梧，声音洪亮，有燕赵人与生俱来的古道热肠，侠义精神，生性豪爽，不拘小节，为人真诚热情，好打抱不平，说话很直，快人快语，或许由于这么多中华民族优秀品格都跑到了他的身上，他的官竟越当越小了。他转业很早，回到太原，文革前只当了个制造暖水瓶的中等厂子的总书记，而行政级别十三级，是照顾到他的资格。当年在山东与他同级的杨俊生文革中当上了北京市革委副主任，卫戍区政委。文革初期当权派一律打倒靠边站，三爸成天跟工人们在一起聊天，下棋，喝酒，自成一片天地，但好景不长。派性之争愈演愈烈，工人也分成两派，势不两立，三爸也成了派仗的焦点，一派放出话来，要揪斗他，三爸闻风而动，立刻行动，连夜出走，回到老家赵城。什么党籍，公职，一概不想，无牵无挂，这才真是军人气派。他说回到乡亲们中间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在故乡的那阵子，他常常背上心爱的双筒猎枪，进山打野味，回来便与父老乡亲们分享，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后来，待形势发生变化，居然被单位隆重请回去，成了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老干部的代表，有人因此说他是说福将。他报以哈哈大笑，并不说什么。
找三爸去，是我当时偶然冒出的念头。不料，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我真的和三爸在一起了。大概是1974年春，我离开临猗，来到老家赵城。回到故乡，一下子掉进了梦幻童年，乡音包围着，我觉得周围都是亲人，像是父亲、母亲、姨妈、叔伯在说话。乡音带着无限的温馨拥抱着我，多年的离索孤独后，故乡真的是一处宁静的港湾，收留漂泊的心。乡音是一方水土民众的共同血型，具有天生的认同感，亲热感，任你走到哪里都会听从她的召唤，乡音不消失，你童年的根就有迹可寻，你的亲人就永远在你身边。
三爸当时是代表省轻工业厅在此筹建维尼纶厂，他负责水源办公室的工作。办公就在赵城，他安排我在工地上打打零工，用他的话说，就是先干着，凑机会再想其他办法。我们爷儿俩朝夕相处，他的话很实在，于我却是亲情和理解，希望虽渺茫，也让我相信一切总会改变。三爸是个喜欢美食的人，他的美食不是专业的，不讲究，所食美味不求川、鲁、粤、浙名门大菜，而是坚守了自幼的饮食习惯，都是土吃，南征北战始终未变。他带我吃了两味家乡名吃，果然简约，但绝不简单。一个是豆腐菜，这道极普通的菜，几乎家家饭桌上都可以见到。豆腐切成方块，锅中炖煮，其中也放白菜相配伍，看上去跟吃过的炖豆腐没有什么不同，但吃一块豆腐，吸溜一口滚烫的汤汁，方觉味道不凡，让人感到一股浓浓的乡情和淳朴的关切。三爸告诉我，诀窍就是在豆腐炖透快出锅时，往蒜末碗里浇上一勺滚烫的热油，趁着那嘶啦啦的声音，倒入豆腐锅里，这才有了那种无可比拟的美味。另一个是拨糕，普通话就是馅饼。这道名吃有两个绝妙之处，一是馅儿好，肉末儿、粉丝、油豆腐碎丁、新鲜的韭芽，没有韭芽时，便以白菜心代替，几味杂陈，合成出赵城独特的风味；再有就是面皮，极薄，煎后，用筷子轻轻夹起边缘，可以照见里面的馅儿，面皮柔韧，富于弹性。三爸说师傅和面时，加入了驴油，点点渗开，揉出的面油亮亮的，包馅不易破裂。除了这两样小吃，老家还有一种油茶，独具一格，值得记下一笔。用少量的油炒过后的面，不是用开水沏来食用，而是放在一个大锅里煮，稀稠如北京的豆汁，除炒面外，锅里还要放黄豆芽、细粉条儿、切成碎丁的白豆腐，出锅盛碗时再撒上些许油炸馓子，有汤有料，又香又脆。离开老家后，再也没尝到过这么可口舒心的油茶了。家乡的这些小吃滋味极美，让我记了很久，至今想起犹有回味，我怕是再回去恐也吃不到正宗的了。放眼华夏，包括饮食在内的所有传统，如今都进入了变味期。
有时我会无端想起在赵城的那些日子，我和三爸还有他的女儿小华妹妹，正午时分，淋着淅淅的春雨，拿着碗筷，走在老城的石板路上去食堂打饭的情景，就像一段无声电影，每次想起，依然能感到那个春天的轻寒。画面里有亲情，有理解，有渺茫的希望。
那年初夏，我和三爸吃了好几桶甲鱼，老家人不吃鱼，更不敢吃他们称之为鳖的甲鱼。小孩子们在汾河里一脚踩下去便能从河泥里捉到一只鳖，捉了就给我们送来，我们不会吃这东西，更不知道有朝一日它的身价百增，价格吓人。三爸说，煮了吃就是了，没那么麻烦。于是我先把十几只鳖泡在清水里，吐去了泥腥，便放在大锅里，加上葱姜煮，一直煮到汤色发白，吃肉喝汤，并不觉得如何好吃。现在想来也是糟蹋了好东西。
如今三爸已于2010年去世，想起他高大的身影，朗朗的笑声，想起我们三个人在赵城的那段日子，想起父辈一代光荣而坎坷的一生，悲伤之中又有些悲壮，拟了一幅挽联送别他老人家:带走光荣岁月永不忘朗声笑语，长存慈爱遗容再难觅亲切乡音。
在赵城天天吃面食，就馋米饭了。现在我都纳闷，当年为吃碗米饭，我怎么竟然想出这样的办法?有一趟慢车大约11点左右到赵城，花三毛钱买一张到洪洞的车票，上车正赶上列车员推车卖盒饭，长方体的铝制饭盒，米饭打底，浇上红烧肉，三毛一份，捧着饭盒很快便吃完了，盖浇米饭，有一种久违了的城市味道，勾起不少回忆。不到半小时，车到洪洞，下车在县城闲逛一会，或在新华书店随便翻看些书籍，几个小时之后，北上的列车到了，再花三毛钱，坐回赵城，如此算来，一餐盖浇饭的成本是九毛，还不算闲逛的时间。照此路数，吃了不下三次。

1975年，招工，我已28岁，属大龄知青，被招入临汾地区水泥厂，月薪31元。这次转折的意义不在于工资多少，而是实现了农转非的飞跃。厂子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胜寺下，在此建厂实在是罪过，过度采水，粉尘污染，破坏了自古以来水清山幽的自然环境。广胜寺以元代琉璃飞虹塔，更以抗战期间太岳区军民抢救国宝赵城金藏闻名于世。广胜寺下的几个村庄，如道觉，梁里，是我父母曾经留下革命足迹的地方。老乡们一直记得他们，这让我在当地颇有些名气，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老区人民对父母的深情厚谊。1939年，父亲任洪赵中心县委书记，领导洪洞、赵城、霍县、汾西、灵石几个县的党的工作，因此在群众中享有威望。我每次见到父母的战友，都感到一种不似亲人又胜似亲人的关怀和温暖，心存感激，难以言说。但一直到今天，我对其中一位老伯都心怀一份愧意。他的年纪似乎比父亲大些，我到工厂后，他来看过我几次，当时便知道他文革前是县公安局局长，看来已经退休。老伯看我还是单身，便要为我在家乡提亲，初不以为然，虚与委蛇，不料老伯认真，七月盛夏的一个正午，他顶着烈日来了，进得门来，开门见山，说已经为我看好一个对象，是个好人家，不由分说，已经订好了见面的日子，还说相亲不是定亲，看看回去再和你父母商量嘛。老伯眼神分明是请求二字，只好从命。
到了那天，随老伯来到村里，村子离工厂不远。我立刻感到了什么是待以上宾的礼遇，进得屋来，主人——一对中年夫妇，连忙上前招呼上炕，我被请到背窗面门的正座炕桌旁，老伯坐在我右侧，男主人在左侧，宾主坐定，女儿才出来奉茶，彼此均不言说，这不像是在相亲，倒像是请客吃饭。那年月，老家待客的饭几乎成了一种定式：烙饼，摊鸡蛋，大米稀饭，再炒一两个家常菜。山西产大米的地方唯有老家，洪洞城外有几方水田种稻米炒，荷叶田田，颇似江南景物。姑娘相貌平平，态度娴静，默默来去，端茶递碗，盛饭上菜，她轻轻走来，无言而去，动作麻利，操持之中洋溢出一种美，那是女性之美，天然的流露是当今都市搔首弄姿脂粉钗裙们花重金也买不到的。这才是天然去雕琢。女人有女人样，男人有男人样，这似是古风流韵，如果这叫男尊女卑，我并没有觉得这是应该被批判的，总比男不男女不女好得多，铁姑娘还是女性吗？这是我在当时情景中的一团模糊的感受，并非现在如此清楚的表示。
这顿饭，自始至终都是这样的感觉，涌来退去。饭菜的滋味倒忘记了。这是我平生吃得最有愧的一顿饭，真对不住老伯，也对不住那个勤劳纯朴的农村姑娘，然而此生竟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在水泥厂时，印证过一句老话：富在深山有远亲。附近村里有一个堂叔，是三爸的小弟弟，从来没有见过面，我称之为五爸。他常来我这里，话也不多，只是默默地坐着，起初我没弄明白，后来突然悟到原委，便将多余的饭票倾数给他，看着他到食堂换成粮食，欣然而去，隐约能想见他的光景过的怎样。食堂少油寡味，与史翔不时改善改善，换换口味。广胜寺下寺桥头有一个小饭馆，拿手菜即是过油肉，味道极美，我曾到后厨看大厨怎样掌勺，粗粗记得程序好像是这样的：蛋清拌肉片待用，满满一锅油，油沸，将肉片投入，此谓之过油，而不是炒，过油后捞出沥油，捞出的火候全凭感觉和经验，不及则生，过之则老，小锅里放入木耳蔬菜等配料，翻炒片刻，将沥过油的肉片放入回锅，肉片金黄发亮，即时喷淋老陈醋，出锅，香气四溢，滑嫩松软，妙不可言。我看诀窍在于使醋，有人说是煨料时上醋，我倒觉得出锅前那一喷方是秘笈所在。相比之下，前两年我在北京虎坊桥晋阳饭庄吃的过油肉就差得太远了。

文革十年，吃过两次北京老字号，那时老字号饭庄都改了名称，1969年春节前，从临猗回北京，回京前哥儿几个说一定要吃全聚德的烤鸭，接连几天一通遐想，说烤鸭油大，咱几个连一只都吃不了，云云，精神大会餐。果然车一到北京站便直奔前门，全聚德已改名北京烤鸭店，饿虎扑食，风卷残云，一只哪够吃啊？却只吃了一只，太贵，十五元一只
另一次是1975年与梦波、小妹逛了北海公园，在南门仿膳食堂吃了一顿午饭。北海关闭多时，说是修理内部，后来传说是专门伺候江青同志的，小妹的一个朋友南勇走了关系请我们去游玩，满园阒无人迹，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出世，仿佛不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之中，其次是时光倒转，往世重生。江青同志确实懂得享受。仿膳食堂就在今天南门售票处的那排平房，那天吃了什么忘了，独记住了一道香菇油菜，不是因为多么名贵，而是价格惊人，一个七寸盘，售价两块二，当时馆子里一道鱼香肉丝不过才六毛钱啊。不过那香菇的味道确实比现在的要浓郁，一定是纯野生的。仿膳后面赘以食堂二字，十分幽默滑稽，前者是宫廷御膳，后者是大众就餐，连在一起半遮半掩的，挂狗肉卖羊头，很能表明时代特色，其实，这种羞羞答答本身就表明社会生活已经在发生了变化。经营者们明白：甭管到什么时候，生意还得做。白塔寺副食店，西单菜市场等副食店不知什么何时一下子都出售一种半成品的盘菜，像什么青椒肉片啊，芹菜肉丝啊，等等。这大概是1974年前后的事。在票证时代，买这些半成品是不收肉票的，回家直接下锅，方便且实惠。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我骑车去白塔寺副食店买了几样菜，一瓶啤酒，居然也很像样的摆了一桌。举箸之间，远淡了政治而更亲近了生活。平平淡淡之中接近了一条真理，吃穿住行是一切精神活动的出发点，不管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提倡什么理念，鼓吹什么价值，都别忘了这个道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曹靖华先生写过一篇散文“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说的是旧时以衣帽取人的社会现象，娓娓叙来，历史在他的笔下变得鲜活，触手可及，而非定义化的冰冷的叙述。文革十年，不管政坛风云如何变幻，媒体如何喧嚣鼓噪，老百姓的日子还得一天天过下去。从过日子的角度回顾那十年，回眸处，“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2012年11月3日初稿完成于洛杉矶
2013年1月12日据手稿整理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b9ea270101coek.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