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风雪兴安岭（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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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山 每人总有几个终生难忘的日子。1970年12月25日，便是我们那一列车杭州知青的“日子”。几个月前，刚在钱塘江边白塔车站送走一位伙伴，他插队于乌苏里江边的饶河农村，当了反修前线的农民兼民兵，拍了挎枪照寄回来。现在，轮到全家来送我。刚满16周岁的我坐在闹哄哄的知青专列上，胸佩“上山下乡”光荣证，硬没有一丝丝光荣感。这车知青之所以“走到一起来了”，除了上山下乡大气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国家编制工人，初薪45块！
后来，偶然得知这列火车大都是“可教育好子女”——家庭出身大多为佳，不是伪军官、伪职员，便是地主、右派、走资派。包括后任杭州市委书记的王国平。其父王平夷乃文革前杭州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一起，打为走资派。1967年初，省人民大会堂开批斗“二王”大会。那会儿，学校停课，闲来无事，家离大会堂又近，批斗大会大概嫌与会“革命群众”不够多，敞门迎客，本人小萝卜头跑进去看热闹。只见这位前杭州“刺史”穿着军棉大衣，与市长王子达一起低头站在台上。没想到，他儿子竟也落难与我为伍。本人小学三年级就半懂不懂开始看“封资修”古典小说，心里瞬转一念：会不会又是一齣落难公子的故事？
“阳光之下无新事”，老话一点不错。这位落难的“红色贵族”公子，文革尚未结束，就已度过难期。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访华，周恩来陪同游览杭州西湖。是晚，周恩来接见浙江省市领导，点名要见王平夷遗孀肖冰。这位《杭州日报》前总编还蹲在牛棚，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匆匆赶到杭州饭店（周恩来下榻处）。周恩来问肖冰有何要求，肖冰说有一子在大兴安岭，身边无子女照顾。周恩来当场写条，着令浙江省内务局（即人事局）解决王国平调杭。尽管落实周恩来手令遭遇浙江文革派的一些阻力，王国平1973年还是办回杭州。此时，他已入党、提干——大兴安岭呼中区筑路一处二连副连长。能从气候恶劣、伙食极差的原始森林调回杭州，“地狱”升入天堂，我辈寒门子弟那个艳羡！用杭州话来说：“人家种草（出身）不一样！”王回杭后，不是组织安排工作，而是问他想干什么？他说要读书。于是，先进厂，后上学——合肥工大。1983年组建“第三梯队”，33岁的王国平首批入选，从桐庐县团委书记一直升至杭州市委书记，真正子承父业。再说“知青专列”，一路得避让所有常班列车，足足走了五天五夜。一车知青在硬木椅上坐得东倒西歪鬼哭狼嚎。此前，一车小嘎子大多没坐过火车，对出远门还充满玫瑰幻想。这回，一个个对火车可是有了深刻的“本质认识”。后来，每年探亲回杭，一再领教“中国特色”火车——超员满满的车厢、扒窗式上下车、憋尿憋屎的必备硬功。从大兴安岭腹地碧水小站至杭州，倒车四～五次，四天三夜。从浪漫向往到见火车就怕，成了赴疆知青的集体病。本人至今仍一见火车就犯怵，一长串“恐怖记忆”。每次经过上海老北站，都会浮起知青扛包拎袋赶车的场景，本人至少二十次在这里北上南下。 过了嫩江，大兴安岭渐渐逼近，车厢里空气逐渐凝重，笑闹打趣声渐弱渐停，一张张青春稚气的脸庞肃穆紧张起来，窗外越来越荒凉了。过了大杨树，过了加格达奇，过了林海，荒凉寂静的大兴安岭终于一览无余肃立窗外，我一下子明白了王维名句“空山不见人”。终点到了，火车再也无法开了。碧水——大兴安岭南麓最尽头的森林小站。天空中飞舞着雪花，才下午三点多，太阳就下山了。女生们再也忍不住了，集体放声痛哭，男生们一片沉默。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就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广阔天地”。这时候，大家才明白会给我们这些小嘎子45块初薪！
旅行还未结束，从车站到筑路二连的驻地还远着呢。拉人的“大板”有限，只得用拉货的“翻斗”拉人。要命的是跑了一半没公路了，翻斗车一起一伏歪歪扭扭开在冻白道上。冻白道乃林中伐去树木的冬季便道，未有任何修筑，车开多了，便成了道。从筑路一处到二连驻地，不到10公里，翻斗起伏折腾了近两个小时。因颠簸过大，我连粮袋带人一起滑落车下。司机急忙停车：“咋掉下来了？妈呀，吓死我了！”我一点没事，跳起身帮着往车上掀回粮袋，再爬上车后找地方坐稳。驶抵二连，已20点多了。密林深处几幢鬼火隐隐的帐篷，老工人都睡了。摸黑中胡乱吃了第一顿高粱米土豆干，未洗未涮，两人并用一条老工人腾出来的被窝（行李还在车站），和衣躺下。刚拉过棉被，一股扑鼻的黑酸臭味，无奈睏乏之至，啥啥都顾不得了，妈妈的立即睡去。第二天起来，天哪，什么被子哟，被头黑得可刮下一层腻子，起码一年没洗了。原来人可以睡在这么脏的被子里，这条被子成为印象最深的“接受再教育第一课”。
我在筑路二连干了四年半，几乎干遍所有工种：跑腿的通信员、修桥涵的小木工、上土方的大力工、上夜班的烧炉工，还做过豆腐倌。“师傅”只教我一遍点卤水，第二遍便“满师”了。几天豆腐做下来，竟琢磨出点卤水的门道，拿捏住最关键的分寸。筑路队整年蹲老林子，没路的地方我们去，筑完路自己可无法享用，立即搬场。因交通不便，全年基本吃不上新鲜蔬菜，夏天就指着豆腐“撑市面”。本人做的那爿豆腐，乃是食堂卖得最快的菜。全连都说我的豆腐不老不嫩，十分可口，南方还吃不上纯黄豆做的豆腐呢！拉磨的小毛驴与我特亲，每天清晨，它会在帐篷外十分准确地轻叩本人铺头，要我起床喂它。因无保温豆腐房，冬天一上冻，豆腐就做不成了。一则冬天要靠刨挖河冰取水，做豆腐用水量太大，供不起；二则没有暖房，磨出的豆浆立即冻在磨上了。冬天，全连人只能啃吃土豆干、脱水菜，吃得北方汉叫，南方娃跳，没有一个不想家的。筑路队冬天活少，俗称“猫冬”，轻闲赚工资，但大家还是盼着开春，活路虽重，毕竟能吃上豆腐，偶而还能吃上山外运进来的新鲜菜！没有任何其他副食，顿顿大馇子、窝窝头，高粱米就算好东西了，一个月才一斤大米。真正叫吃得“鬼哭狼嚎”。
1971年，全国大备战。冬晨六点半，天还墨墨黑呢，连长就钻进帐篷掀被窝催床，招呼出操。偏偏烧炉工小魏技术不行，炉子经常熄火。帐篷易建，便于筑路队搬家，但保暖性极差，炉子一熄火，室温骤降，一个个蜷在被窝里当“团长”，连长还来掀被窝，真当恨不得一脚踢过去！介介早爬起来寻死啊！每天干活都已经吃力煞嘞，定额都完不成，大清老早还不放过我们？！啥格基干民兵训练，又没枪的啰！黑咕咙咚围着巴掌大的空地跑步，一二一！一二三四！有啥用场？苏联佬儿真当打过来，我们又刮不着碰不到，人家坦克难道会傻乎乎开到大兴安岭腹地来？就算真当开过来，一枝枪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老毛子打？
1973年后，劳命伤体的晨操终于停止，大概干部们也觉得呒啥意思，实属白搭精力的瞎起蹦，也可能上面有指示，总算饶了我们。我那会儿想：如果我是老毛子司令官，只消派一支部队拿下加格达奇或大杨树，掐住这条惟一交通线，根本不用进山清剿，山沟里这点中国人就全给收拾了。我打定小九九：战争一爆发，不管三七二十一，丢下铺盖，跳上火车逃到山外再说。就是不通车，步行也要走出加格达奇，揣张地图沿甘河逃出绝地。甘河直通嫩江。只要到了四通八达的嫩江，就什么都好办了。
二、 深山里的政治
阶级斗争是最重要的第一课。第一次全连大会，认识了两位“现反”——上海知青顾逸波、佳木斯知青孙刚。他俩臂膀上佩戴着“人尽可斗”的白箍箍。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他们“反”在何处？2000年12月25日，“筑路一处知青30周年”杭州聚会，顾逸波从上海赶来，我问起案由，他仍不好意思，说是中学里犯了点事，校方便将材料寄给筑路一处，从此罪名缠身。前些年，顾逸波作古，佳木斯孙刚更如断云飞絮，久失联系，已无法真正了解两人冤案成因了。幸好，本人从未对他俩采取任何“革命行动”。一则自己成份不佳，背脊骨本身不硬，出于“阶级本能”有所同情；二则人类本性，人家都那么可怜了，何忍再去加踢一脚？本人一直觉得文革怪怪的，打心里就不认同他俩的“反革命”。
顾逸波与我一起住后勤帐篷，关系不错，与孙刚则称得上朋友。他们是连里的“免费出气筒”，任何一位革命群众都可以向他们发泄“阶级怒火”。革命群众又都是20岁上下的楞头青，经文革薰陶，毫无人权意识，不打白不打，白打谁不打？“九·一三”后，气氛松缓下来，对他俩的歧视趋弱。
我的第一份差事是通信员，因普通话还可以，看起来还灵俐。每天上筑路一处求信，独自钻林往返三十余里。如有顺风车，自然“工作轻松”。筑路队活路繁重，每天穿得干干净净的通信员，绝对俏活，八大员之一。半年以后，莫名其妙被“撤职”，下了工班。原来嫌我成份不佳，担心泄密。天晓得！深山老林一支小小筑路队，有什么机密？但阶级路线必须贯彻呀。力工班每天定额至少一个立方，土质稍松的地段，3～4立方，实在吃勿消。
为挣表现，一位沪青大冬天出工前上河边学《毛选》。零下近50多度呵，太阳都还躲在被窝里，戴着皮手套都冷煞，居然还有这样的“学毛选积极分子”。真当学进去，算佩服他！如求清静，哪儿不能去？四周都是只有白雪没有声音的森林，干嘛专来河边采冰点？还不是全连早上洗脸都要到河边取冰，能被人看见！瞧他那双骨碌碌的眼睛──直朝连部帐篷看呢！
1971年国庆节后，佳木斯知青孙塌鼻子探家归来，捎来惊人消息：林彪叛国了！孙塌鼻子还未走到连队，路上遇到我们木工班，他实在憋熬不住，或为显摆，他向我们“广播”了这则惊天新闻。木工班几个人都被震晕了，思维足足停顿十秒！不知谁喊了一声：“抓住这个反革命！”我跳将上去摁脖子扭胳膊，押着孙塌鼻子回连部。他指天划地：“真的！这是真的！佳木斯到处都是林彪叛国的大字报！山沟沟里就是啥啥不知道！”饶是他一再辩解，连首长仍认定他不是犯了精神病，就是故意散布“反革命谣言”，先关禁闭，以防“反谣”扩散。指导员警告我们几位：“不许瞎放‘小喇叭’！”几天后，来了官方消息，孙塌鼻子走出禁闭室，一脸冤枉：“还不信呢！林彪就是叛国了嘛！”可他不想想，“最最亲密战友“林副统帅，陡然说他叛国，山里人谁能转过这个弯子？后来传达文件，知道“571工程”，大家都觉得毛主席那么英明，怎么会看错人？打倒一个刘少奇，又出一个林秃子，这文化大革命咋整的？咋越整越稀泞呢？
1972年5月，力工八班放炮炸树墩，不慎引燃山火，整面山坡都烧起来了。全连急赴十多里外的火场。快到时，一位苏北籍女工排长学英雄状，奔上坡抱住一棵树，回身呼喊：“同志们！战友们！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像电影里一样。不久，她真拿到了党票。
奔向火场的路上，我竖起耳朵听老工人传授经验：注意风向，不要被火包围；不能轻易撒尿，关键时刻“自来水”能派大用场。八班长“老久”乃第一肇事者，是他带领全班点的炮。“老久”乃小兴安岭老林工，深知森林火灾的利害，这把火真烧大了，要判刑的。快到火场时，“老久”跪地求雨，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真巧，天黑之前还真来了一场雨夹雪，火势旋得控制，只烧了一面山坡。我们全身浇得稀透，工作服、毛衣线裤、内衣内裤，从外到里彻底浇透。下午心急火燎赶上山，用力打火，全身汗湿，一场降雪又淋得浑身冰冷，还不能立即回驻地取暖，得听指挥部命令。晚上八时，才来撤退令。全连又冷又饿，但一路庆幸这场及时雪“赦免”了我们，否则山下增援队伍上来之前，至少还得坚持十多个小时。回程漆黑一片，走的是根本没路的“道影”（林中伐树后的道路初影），尖尖树茬不时戳穿胶鞋底，一脚高一脚低走了二个多小时，才回到驻地。第二天，全连90%发烧，停工一周。这把火烧得我对森林火灾有了感性认识，亲尝扑灭山火的艰苦。
大兴安岭降雨量特少，每年不足400毫米，春秋季节极干燥，易燃点甚低，一旦起燃，扑灭难度甚大。1987年“五·六”大火，连烧27天，烧得那位前碧水林场场长高保兴（时任漠河县长）扬名全国，因为全城被烧，就高县长家那幢红砖房像珍贵文物一般矗立（县消防队重点保护），深深刺痛漠河全县人民。当年在碧水，和这位东北汉子喝过酒，至今还记得他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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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员：计统调、施工员、卫生员、炊事员、材料员（仓库保管员）、通信员、理发员、饲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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