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王佩英评传(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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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八——幸福安定的生活

　　1949年之后，王佩英家庭的生活也像新中国一样蒸蒸日上。在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苦楚和出生入死的考验之后，她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全家团圆，自己工作也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虽然物质生活还是清贫的，但应该说，这个时期的王佩英对生活有很强的满足感，除了工作上尽心尽力，守着一个家她也觉得很幸福。
　　1955年，王佩英跟随丈夫，带着全家从郑州搬到了北京,由郑州铁路局调到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工作。在郑州局的时候，王佩英因为深受同志们的信任，保管局里的印章和文件，类似机要秘书的工作。到了铁道部，大概是没有类似的工作安排，让王佩英到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这通常是一个单位安排家属的地方，整个幼儿园都是婆婆妈妈、没有文化的妇女，而只有她一个是党员[1]。按道理对王佩英来说这样的工作是有些委屈，但那个时代的文化强调的是“服从组织安排”。她一去接受的就是最困难的工作，担任哺乳班组长。因为那时候按照共产主义理念，单位的职工都是“公家的人”，56天以上的小孩就送托儿所。这个岗位非常辛苦，值夜班是经常的事。
　　不过，这阶段家庭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夫妻两人的工资相对过去宽裕了。张以成的工资有138元,王佩英有约50元左右的工资[2]。还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住房，经济条件可以让家里请一个保姆。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即根据张大中的回忆是在到北京的幼儿园工作以后，母亲买了一件毛皮大衣，价格在一百块钱以上。这在那个年代还是个大件消费，所以张大中会记得这么清楚。或许此时，张以成也想慰劳一下跟着自己吃了很多年苦的妻子。
　　据张家孩子们的回忆，这个阶段家庭气氛非常欢乐，每个星期天全家都会出去游玩、野餐。天坛、地坛、动物园、北海公园这些地方都逛遍了。当王佩英和张以成带着孩子们无忧无虑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也许会想到当年夫妻流落北平落魄光景，也肯定会对生活充满感恩，对新旧社会的对比也会有很多的感慨。
　　1949年之后，生活是安定幸福的。王佩英平均每隔两年就会有一个孩子诞生，虽然大女儿玲玲很小就夭折了，但这时家里已经有了6个孩子。老大运生已是出落得一表人才的大小伙子，其他一顺溜的也在茁壮成长，作为母亲，王佩英非常的自豪。张大中记得，有一次王佩英和老大在里屋聊天，运生以大哥的口吻安排老二、老三、一直排下去，以后都让他们学什么、干什么，好像已经想到了这些孩子长大以后的样子，王佩英笑得非常开心。
　　但王佩英的心头还有一个痛处，就是当她想起早逝的头生女儿。那是她和张以成生活最艰难时爱的结晶，这个乖巧懂事的孩子，从小就跟着父母受苦，却一天好日子没有过到就去了。如今看到眼前这些调皮捣蛋的儿子们，用她的话说“一帮秃小子”，她只盼能再有个女儿。
　　真是天随人愿，到了1956年底，新年即将到来的12月31日，王佩英又生了一个孩子，这次终于是一个女儿。孩子的名字是王佩英自己取的，叫可心。她高兴的把孩子抱到单位给同事看，并且一遇到朋友就说，这可真是可了我的心了！
　　这个幸福的女人，当时除了感恩，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她的人生已经太圆满了。
　　1957年 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王佩英作为党员肯定也接受了指示传达，不过她没有对党提出任何建议[3]。
　　据说“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 5 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毛泽东把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到后来整右派，称作“阳谋”和“引蛇出洞”。
　　那个时期的王佩英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就是照顾好孩子和丈夫，基本上不关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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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据王学联回忆，她56年到幼儿园担任副院长。
　　[2] 王冠云回忆，她当时是设计院的团总支书记。
　　[3] 王学联回忆王佩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对领导提意见，这表明她坚定地站在党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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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九——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大约是1958年以后，张以成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后来知道大概是肝硬化一类的疾病，时常看病吃药，有时还要疗养。
　　与此同时，反右之后国内政治上的狂热性也暴露出来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政治运动显示出非常荒唐的一面，各个单位都大炼钢铁，连铁道部专业设计院也不干正经事，架起了土高炉，王佩英把家里的大铁锅捐出去给单位炼钢铁了。
　　不知张以成的肝病有没有转化成肝癌，但即使是在现在，肝硬化也是很难治的病。丈夫住院王佩英要去照顾，单位又经常值夜班，还整天搞政治学习，压力一定非常之大。以入党时组织对她的评价“斗争性不强”来看，王佩英对这种政治运动是有心理距离的。据一些同事回忆，那时候就象幼儿园这样的一个小单位也开始搞派性，几个党员搞成小团伙。可以想象，本来有些婆婆妈妈的人，脑子没地方用爱搬弄是非，这是很好理解的办公室政治。但当时的大政治气氛给这种猥琐的文化披上了崇高的外衣，一个小幼儿园也要斗争来斗争去。王佩英自然不会参与这些事情，可她又是个党员，所有组织活动都要参加，于是便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有些独来独往。有同事回忆说，那时的王佩英就是埋头干自己的工作，在单位不爱多说话[1]。相信当时有一些人一定看她很不顺眼。
　　大约在1959年初的时候，有一件本来很小的事落到了王佩英头上，让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有一天白天，小孩们被带到户外活动，王佩英和高淑琴打扫室内卫生。王佩英烧了一锅热水，大概是为了擦卧具或者消毒。当她端着一脸盆热水，经过一个光线幽暗的过道到另一个房间去的时候，一个小孩突然冲了进来。王佩英毫无准备，避让不及，结果有一些水泼到了孩子身上。据高淑琴讲，小孩并没有受伤多严重，衣服脱下来，肚皮上烫了一小块红的。
　　这件事说来责任并不在王佩英，但对一些人来说却是整人的借口，一件小事按照“狠挖思想根源”的逻辑就可以上纲上线。据说在会上有人反复责问王佩英“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啊？”，同时也有人开始挖王佩英的出身问题，说她是“地主丫头”。对这些欲加之罪，王佩英都没有辩解，只是保持沉默。
　　这些情况，放在1949年后的政治形式大背景下来看是毫不奇怪的。毛泽东在得天下之前为了赢得更多的同盟者，作为纲领和承诺，他提出了“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好感。但当毛泽东的政权逐步稳固的时候，昔日的盟友就又成了要被铲除的对象。而这些昔日的同盟者或已经臣服者并没有行动对于政权的威胁可怕到足以发动社会运动的程度。这时“出身”，就成了动员群众斗群众的最有效意识形态武器。这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可以使一部分人永远成为一个社会的贱民，甚至转移社会矛盾和泄愤的对象。在59年之后，即使在一个幼儿园里这样的气氛也非常的浓重，王佩英一个意外的事故，居然和她的出身联系在了一起，加以发挥。
　　在此事发生之后不久，王佩英被调离托儿所，转而到单身宿舍当清洁工。这显然是在政治上被打击的表现：从一个干部身份，到被安排去当清洁工。此时，以她要强的性格大概也不会去跟别人诉苦。张以成身体很不好，如果跟他说这些委屈，只怕会增加丈夫的压力。她只有一个人默默承担。
　　此时张以成的病情也在恶化，到了1960年就完全住院了。王佩英除了平时上班空闲的时候去陪伴丈夫，每个周末还轮流把几个孩子带去探望父亲。
　　1960年下半年，张以成已经出现肝腹水的症状。王佩英找了能找的关系，求医问药都不见实际的效果，只能暂时缓解张以成的一些痛苦。11月的一天，王佩英在医院陪伴丈夫。深夜孩子们都睡着了，大概凌晨的样子，张大中朦朦胧胧的醒了，感觉母亲坐在他床头哭。第二天全家都知道，父亲去世了。
　　很长一段时间，王佩英都有些回不过神儿来。她和张以成是自由恋爱，一路坎坎坷坷，什么样的危险都经过了，正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时候。结果病魔让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没了，可想而知对她打击之大。有一段事，记在她的档案里。那是1961年的一天，王佩英到商场向售货员要了10朵白色的绢花。应该是想祭奠爱人，结果她把绢花包起来，没付钱转身就走了。售货员追出后把她送进了派出所，单位派人将她领了回来。显然，王佩英无论如何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到百货商店抢东西。可以理解的理由是，王佩英沉浸在对张以成的思念中，已经有些神情恍惚了。
　　张以成去世后家庭经济也非常困难。王佩英每月工资是48.5元，好在大儿子运生已经在政治学校工作，每月有37元可以贴补家用。但家里毕竟是有7个孩子的，生活非常拮据。几个月后，不得已把家里的保姆送回原籍。接下来，为了孩子上学、自己上班方便，调换了一处小一些、两居室的住房。
　　地下党时期张以成的上级、老战友曾洁光当时是北京铁路分局的党委书记。很同情她家里的遭遇，专门找到专业设计院的工会干部，请他们关心王佩英的生活。这样，组织决定每个月给王佩英额外补助30元，直到几个孩子成年。比起一般的家庭，城市的干部家庭还是相对优越的。不过王佩英因为疼爱孩子，在管理家庭支出方面不太算计。有一次领了补助后，她就去黑市全买了鸡蛋给孩子们吃。这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属于铺张浪费或者乱花钱的举动。
　　张以成病重到去世的阶段，也是大跃进灾难性后果开始爆发的时候。国家经济体系完全混乱，一方面农村生产被人民公社的瞎指挥和浮夸风搞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放卫星又带来高指标的“征余粮”。对城市的基本供应还是保障的，但在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却已经相当普遍。当时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互联网，报纸上的宣传还是形势一片大好。
　　党内其实已经有了分歧。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耿直的彭大将军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意见。这本是一封私下的信件，出于耿耿忠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却龙颜震怒，利用党内的派系力量的矛盾，挑动对彭德怀的批斗。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将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彭德怀提出意见，原本是一次纠正党内错误的良好机会，但当时的党内风气已经发展到了唯毛独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那时刘少奇等高级干部并没有站在彭德怀一边，甚至说了落井下石的话。
　　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佩英也同样不了解。张以成去世后不久，她还去买了一尊毛主席的白瓷像放在家里。文革前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氛围还没那么浓厚，买毛主席像的家庭还是比较少的。这也说明了王佩英在那个时候的思想认识。张大中还记得，母亲刚买了这尊像后对孩子们说：“毛主席可是我们的恩人啊。”
　　同时，王佩英对刘少奇也非常的崇敬。王冠云回忆说，在1959年单位办的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的庆祝会上，王佩英不叫刘主席而叫少奇同志，非常有感情的样子。孩子们比如大圃曾回忆，母亲在家里常爱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即后来被称为“黑修养”的。王佩英有时在家里会一边带孩子们洗脚，一边捧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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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高树琴等幼儿园同事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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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讲真话的“疯子”

　　无从考证王佩英最初开始对毛泽东的政策提出意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她第一次1963年3月被单位送去精神病院开始，往前倒推，1961年家里还供着“毛泽东像”来看，这应该是在大约1962年。
　　是什么造成了这期间王佩英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从把毛泽东视为恩人到直接批评毛泽东，成为让人困惑的最关键问题。
　　第一能够想到的原因自然是被称作“三年自然灾难”的大饥荒。虽然当时新闻高度封锁，可毕竟会有一些亲友、关系之间分享信息。当然后来经过反右的“无产阶级专政”后，社会才有了那种噤若寒蝉的肃杀气氛。王学联回忆说，她在天津的亲戚都饿死了，只是私下说了一声，立刻遭到党支书的警告，强调这是党性立场问题。而王佩英的家乡开封和张以成的家乡保定地区都是饥荒的重灾区。农村的亲友为了生存，即使不敢透露饥荒的真相和批评人民公社政策，也一定会想尽办法与城里任何能攀得上关系的亲友寻求联系。因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干部家庭还是可以保障基本供应的。
　　应该也有亲友找到王佩英“借粮食”。后来总结王佩英罪状的材料中有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应该就是她在这个情况下说的。
　　铁路设计院有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暴天成也是开封人，和王佩英是老乡。他们之间用暴天成的话说是“不外气”。
　　暴天成叙述了老家农村的情况“搞大食堂，尽是吃粮食啊。做饭的人都是所谓的积极分子才能到食堂去，一般老实的社员庄稼户，根本沾不上食堂的光，就吃大锅里边的稀汤。真正吃好的是在村里有点儿权的，就是村里的干部，他们每人都红光满面，老百姓都是蜡黄蜡黄的脸，三个月把全年的粮食都糟蹋光了。在家里至亲的朋友在一起都是摇头啊，没办法，谁也不敢说……”暴天成因为出身不好，父亲是个旧职员，所以受了很多整，被下放到河南的五七干校。暴说在农村看到有个书记“成分好就当上书记，让农村的女同志都拿着锄头排成一排退着锄地……，他叫这些女同志把上衣都脱了，露着乳房来锄地”他还介绍那时的河南农村“成分好，就可以强奸地富家里面的妇女，完了以后没事，犯法无所谓。只要成分不好，你就算倒霉了。”[1]
　　按照暴天成的说法，王佩英这个人“胆子大，别人不敢说的她都敢说，一点儿都不避讳什么”。但问到他王佩英到底说了些什么，比如有哪些评价毛泽东的话，暴却说不出来。可以理解和想象的情景是，暴天成是个受了打击、非常谨小慎微的人。平时两人拉家常是可以的，但王佩英直率地议论到领袖的时候，他听都不敢听。按照档案材料中对这个阶段的调查结果显示“王佩英时有反党的话，总是先找群众，荣胜男，灵雪露（此人是1958年在职工人，对党不满），刘辉，现在经常找的徐金琛（国民党骨干干部）。”这些被提到的人都是王佩英被捕期间的调查对象，其中有些人显然为保护自己检举揭发了王佩英。比如在档案材料中就写有荣胜男检举王佩英的言行，表示和她划清界限，并斥责王佩英“你胡说”。
　　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看出，针对中央政策在基层造成的悲剧，王佩英是相当不满的，而且有话就直说。有些人也许出于自保和恐惧，检举了她。
　　但这还不足以解释，王佩英为什么直接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毛泽东。那个时代大多数老百姓就像今天一样，也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策略需要，即使遭受切身苦难，也会说中央政策是好的，就是到了下面走了样。即使是全社会的大灾难，很多受害者也不敢想，中央的政策有什么问题？即使大家想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也不敢追究最高领袖有什么问题，只敢想是他身边的人蒙蔽了领袖。比如王学联就说“王佩英真了不起。我们当时谁都觉得社会不对劲，可我直到文革后期都只是恨江青，觉得她太不是东西了。现在稍微用脑子想想，没有她男人给她撑腰，她能这么嚣张么？王佩英看问题深得很，一开始就没有绕弯子，直接奔毛主席去了。”
　　从另一角度来理解，即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中找答案，对于大跃进的政策其实中央高层一直是有分歧的。在毛泽东的高压下，除了庐山会议上整倒了彭德怀，并没有在社会上公开化。但毛泽东肯定已经感受到了党内一股力量对他的不满，同时也感到了大跃进局面失控带来的执政危机，这时候在政治上他把刘少奇推到了前台。当然这也有政治交易的含义，在毛泽东的棋局里，打倒彭德怀之后必然需要一个人出来收拾局面，安抚人心。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会谈时，蒙哥马利曾问道：“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很多人解读，这是毛泽东再一次向中国、向世界公开宣告，他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也许刘少奇也曾经这么理解。但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话其实也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宣示他并不准备放弃权力，一直到死，他都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对于他主导的中央路线，他是不愿意承认有错误的。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 “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以毛泽东的聪明和他的威望，确实在党内足以压服不同意见。刘少奇、周恩来们出于各种考虑，在庐山会议时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彭德怀成了党内的出头椽子。
　　到了1961年底和1962年，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61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7000人大会”。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本来就显得很不正常。原因就是，在党内高层，倾向于刘少奇所代表的较为务实的路线的干部，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控制。于是他以扩大民主的形式，把一批不了解内情，同时又对毛盲目崇拜的基层代表拉进来支持自己。这种做法，和后来把不懂事的小孩子拉进来当红卫兵，逻辑是完全一样的。
　　在“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突破了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话。公开说“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从历史上看，对向来不能容忍别人一句批评的毛泽东而言，这恐怕已经是公开挑战其权威的表示了。因为当时国民经济还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强压下了怒火。
　　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斥责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通过“7000人大会”，党内最高层的分歧，也就是所谓的“路线斗争”，稍微敏感些的人都能感觉到了。但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这是上面的事情，轮不到老百姓来插嘴。对一些更高层的干部，他们的感受是焦虑。一方面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另一方面毛泽东却掌握更大的政治资源，包括军队的效忠。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在中共党史上，站错队的下场是非常残酷的。
　　而王佩英在了解了分歧实质之后，鲜明地表达了她的判断。她认为刘少奇是对的，她认为毛泽东应该引咎辞职，让干得好的人上去。这样的语言被记录下来了“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
　　另一条线索是王佩英被关押期间说过“毛泽东就是个托派分子”、“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泽东，赫鲁晓夫说得对。”她的狱友齐克琦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奇怪，齐自己曾经进修过俄语，陪同过苏联专家工作，在她眼里王佩英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托洛斯基和赫鲁晓夫的事情她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查到王佩英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是地下党年代张以成牺牲战友胡俊三的遗孀马志新。胡俊三同时也是张以成朝阳大学的同学，共同的经历让她们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而此人（马志新）曾去苏联留学。张大中回忆说，她们两人经常关着门，在屋里一谈就是半天，她们谈的内容并不让孩子们知道。
　　马志新应该知道国内一般百姓不了解的、推翻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报告的内容。
　　这个报告揭露了一些长期被掩盖的斯大林统治下的罪行“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 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
　　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这份秘密报告被传到西方时，引起整个世界对被铁幕掩盖下的惨剧的关注。而在中国，当斯大林的罪行被揭露的时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包括毛泽东自己也明白，他干的事情和斯大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分别。很自然的也会想到要警惕“党内的赫鲁晓夫”，并在后来把刘少奇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王佩英的罪行档案中，有这样一句言论“赫鲁晓夫说得对。”
　　对于态度如此坚决的王佩英，最尴尬的大概就是她单位的领导。从事实和道理上讲，王佩英都没有说错什么，但她鲜明的立场又让人觉非常恐惧。当时刘少奇毕竟还是国家主席，毛刘对立的形势还不明朗。如果处罚王佩英，万一刘少奇胜利了怎么办？可想而知，对各方来说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宣布：王佩英疯了。
　　最早是1963年3月，王佩英被送去精神病院看病。是用单位的车送去的，但并没有看出什么病来。
　　爱人去世后，家里的经济条件也越发困难。这段时间家里一些值钱的呢子大衣、古玩之类，都被陆续送进了典当行。王佩英很要强，不肯向朋友伸手，但最小的孩子可心和大圃也都在此时曾被送到别的亲友和同事家寄养。曾洁光和爱人曾想抱养可心，他们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王佩英反复思考还是舍不得孩子。这阶段王佩英的工资还是照发，委托一个单位的阿姨帮着管账。好在此时家里老大、老二都已成年，也可以照顾弟妹了。
　　以毛泽东的历史一贯逻辑来看，他在7000人大会的暂时低调之后，总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方面7000人大会后，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处在行政管理第一线。而在另一盘更大的棋局上，毛泽东正在做布局，一场要最后摊牌的风暴也在酝酿之中。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如果说在7000人大会上，毛、刘还只是表述方式不同。那么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已经和刘少奇发展到当面抬扛。之后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在今天，从细节推想当时的场景，当年政治高层的斗争，哪里还像是伟大领袖，简直像是流氓团伙。排座次不合，老大之间斗气要火拼。
　　当时的社会氛围肯定是非常压抑的，一场暴风雨就要到了。一般的老百姓要么小心谨慎，避免殃及池鱼。如果从选择站队的角度讲，这时候在明眼人看来，毛泽东已经占据明显的优势，甚至是胜券在握。刘少奇渐渐处于被动、朝不保夕的境地。而毛泽东也并不理会刘少奇的示弱，甚至检讨，已经摆出了要把斗争进行到底，置刘少奇于死地的架势。
　　而此时，王佩英在单位里依然坚决地表达对刘少奇的支持，这更给让单位领导带来恐惧。在1962年，讲支持刘少奇的话还算不上什么罪行，但到了1965年，还不识时务地支持刘少奇，就危险了。
　　王佩英应该也察觉到了这种国家政治气氛的不正常。这段时期，她的言论更加激烈了。根据档案材料记载：1965年以来“多次疯狂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还写了13条反动口号恶毒的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吹捧世界上最大的叛徒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3]
　　此时在单位已经没有人敢和王佩英讲话，她更加激烈地到天安门、灵镜胡同去散发传单。灵镜胡同是中组部所在地，王佩英大概还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程序，能够纠正这种不正常的政治走向。但是毛泽东此时连刘少奇都要消灭，组织部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到了1965年的4月份，她做出了今天看来都惊世骇俗的举动——要求退党。
　　根据赵文新在文革期间所写的“揭发信”可以知道，王佩英在1965年5月初找到他和王世彦，并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不愿当人民的罪人，我要退党，共产党虽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停滞不前了，已经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了。”
　　“共产党员都有特殊待遇，过去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解放人类，而现在共产党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
　　“我再不退党，我的罪就更大了[4]，我坚决退党，从现在起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了，不交党费，你们也管不了我了。”
　　“共产党官越大，越骑在人民头上，那些坐小汽车的都够劲……，领导共产党变质的就是毛主席，赫鲁晓夫说得对。”[5]
　　这些应该都是王佩英非常坦诚的心里话。但此时单位的领导必须做出坚决的措施，以表明立场。可刘少奇当时毕竟还没有彻底被打倒，也不能说王佩英支持刘少奇就是反革命，同时，也有一部分保护王佩英的含义。王佩英被当做“精神病”送进了北京安定医院。
　　张大中回忆说，1965年大约是五、六月份的样子，应该就是在王佩英要求退党之后，单位书记王世彦通知他去办公室谈话。张大中一去就感觉气氛不对，以往王世彦对于他们家都表现出比较关心的态度，而这次说话口气非常严肃，还关上了房门。王世彦问大中，你母亲有反动言论，你们家属知不知道？大中并不知道，就如实回答。他回忆说：“完了也没有人再提这方面的事情了。”
　　可能是因为得不到答复，大约在7月份，王佩英又提出书面的退党申请。里面讲的退党理由是“申请退党，理由如下，因无意义，又无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为，因此因此，坚决退党，速办手续。”还有“誓死不信不信，一定坚决不信仰共产党，速办退党手续交我本人。”；“一人做事一人当，甘心情愿，愿为六亿人民利益出发，绝不改变自己，绝不顾惜自己的一切。”
　　没多久王佩英就被单位强制性的送去了安定精神病院，几个月后就被转到了回龙观的分院。
　　大多数友人对王佩英还是非常同情的，但很少有人能理解她的思想。曾洁光听说她住院了，买了蛋糕去看望。据说那天王佩英非常清醒，显然是动了感情，回忆起很多当年在开封地下党战斗的情景。很多曾洁光都忘了的细节，王佩英都记得一清二楚。但讲到当下，她开始批评毛泽东，曾洁光就不敢接话了，只有匆匆告辞。回到家里，曾洁光难过得留下了眼泪，对妻子说“王佩英真的是疯了，她连毛主席都敢骂。”
　　多年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成为一种弥漫的社会氛围。对于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毛泽东是不能被质疑的神。王佩英连毛主席都骂，可不是疯了么？
　　当一个社会失去最基本的理性能力的时候，那些坚持清醒思考问题的人，就会被当成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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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暴天成介绍这些的时候，泪流满面。
　　[2] 见薄一波和安子文的回忆。
　　[3] 铁路专业设计院的革委员起草“现行反革命分子王佩英的主要罪行”
　　[4] 这里认为自己要赎罪的态度，有很鲜明的基督教文化风格。
　　[5] 据赵文新的检举，当王佩英说到“坐小汽车的都够劲”，往下不敢说了，停顿了一会儿才讲出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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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二——邦无道，至死不变

　　1966年，毛泽东终于在充分酝酿之后，全面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此时像一只被粘在蜘蛛网上的蜻蜓，完全无还手之力了。他甚至向毛泽东提出，一切责任自己承担。辞去一切职务，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种田。这可以看作是向政治对手认输臣服，甚至求饶的表示。但作为一个从延安时期就一路走来的毛泽东的左膀右臂，他这样的举动又显得何其幼稚？他对这位“亲密战友”难道还没有一点最基本的了解么？如果是蒋介石，对那些曾反对过他甚至发动政变的人，以中庸之道宽待之，也不奇怪。而毛泽东已经运筹了这么久，就是要置他于死地。而且不是简单的弄死，是要杀鸡儆猴、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昭示胆敢不臣者的下场，以此来进一步巩固他的威严。怎么可能让他“解甲归田”呢？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叫陈少敏的女干部被称作“刘少奇冤假错案中惟一的良心”[1]，原因是她是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中，唯一一个拒绝为开除刘少奇党籍举手的人。在所有人齐刷刷举手表态的时候，她伏案不理会。后来遭到打击也坚持认为“刘少奇没有反毛主席”，“刘少奇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其实，长久以来并不被中国人所熟知的王佩英的信念比陈少敏更加透彻，甚至比刘少奇本人更加坚定！她的完整逻辑是：“就是要反对毛主席”，因为他已经成了和斯大林一样独裁的暴君。刘少奇就算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又怎么样呢？在反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并没有错”。
　　被关在精神病院中的王佩英，每天都被喂服或注射大量镇静药物。据张大中回忆，有时候去看望母亲，会发现母亲有反映迟缓甚至流口水的症状，那应该就是药物的作用。但即使这样，王佩英对她最基本的信念始终非常清晰。在病历中可以找出这样的医生诊断，1965年12月20日的记载中写到“治疗已达五个月，病情不见好转，若令其出院对社会影响不好”[2]这里体现的信息是，之所以把王佩英收进精神病院，关键是其言行“对社会影响不好”。
　　随着文革的展开，到了1967年的7月，北京已经组织了公开批斗刘少奇的批判大会。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颁布了“公安六条”，用专政机器为文革保驾护航。“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而地富反坏右“不准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其中第二条又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到了1968年，已经没有理由再把王佩英作为精神病人看管了。于是6月6日，主治医师吴志长写了对王佩英的诊断意见，要求单位接回。病历上是这样写的：“出院诊断证明：经过住院期间观察，除高血压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在住院期间思想反动，对党不满，经过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机关接出处理。——医师：吴志长”。
　　那是初夏的一天，张大中正好在家，书记王世彦在楼下喊：“王佩英的孩子快下来”。那天，王世彦的态度非常严厉，是公事公办的表情，告诉张大中说：“你准备一个洗脸盆、一块肥皂、一个毛巾，拿点儿你母亲的衣服送来。”张大中感觉可能是母亲给送回来了，王世彦的态度让他感到脊背发凉。或许出于潜意识中的恐惧，收拾好了这几样东西，他自己却不敢去，叫了小妹妹可心给送去了。
　　此时的王佩英，已经被从精神病院押送回专业设计院，接受更残酷的“群众专政”。她被关押的地方离家并不远，同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大院里，是宿舍楼第100栋的“牛棚”。由一些表现积极的所谓“革命群众”来看押、管教被“专政”的对象。
　　下午时分，懵懵懂懂的小可心，拎着给母亲准备的换洗物品，按照别人告诉她的门牌号，来到了关押母亲的地方。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凶狠、面无表情的男人。可心说“给母亲送东西”，那个人接了过去，门就“砰”的关上了。就在这大概只有几秒钟的光景里，一幕景象永远地印进了张可心的脑海。
　　房间里，对着门有一张桌子。一个人坐在桌后，一个背影像是母亲的女人，手被绑在身后，双膝跪在桌前，身后还站着人。也许是听见了可心的声音，这个女人挣扎着扭过身来。在她侧脸时，可心看清了，她嘴上戴了一副像是口罩的东西，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王佩英。她应该也听见了可心的声音，也许只要再有电光火石的一刹那时间，她就可以扭过头来，和她朝思暮想的可心见上最后一面。门却无情的关上了。
　　那副口罩一样的东西是中国人最有想象力的发明。“革命者们”在林昭身上也用了，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她说话，更不让她喊出口号来。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讲过一个故事“屠者许方，其屠驴，先凿地为堑，置板其上，穴板四角为四孔，陷驴足其中。有买肉者，随所买多少，以壶注沸汤沃驴身，使毛脱肉熟，乃刳而取之。云必如是始脆美。越一两日，肉尽乃死。”他描述那头驴“当未死时，箝其口不能作声，目光怒突，炯炯如两炬，惨不可视。”看到这里，我总是觉得毛骨悚然。人怎么能残酷到如此地步，你要杀人家，你要吃人家的肉也就罢了。还要捂住人家的嘴，剥夺其呼喊的权力，就连豺狼虎豹也不会这么恶毒。当遭受凌虐而又箝口不能作声时，一头驴尚且“目光怒突，炯炯如两炬，”何况是万灵之长的人呢？
　　纪晓岚写这个故事是为了宣传因果报应。他笔下那个屠夫“后患病，遍身溃烂无完肤，形状一如所屠之驴。宛转茵褥，求死不得，哀号四五十日乃绝，”，并且断子绝孙。据说毛泽东也很爱看《阅微草堂笔记》。在他统治下，哪怕是那些曾为他打天下出生入死的骨鲠忠臣，也都被他折磨到生不如死，他有没有想到过一点点报应？对比来说，蒋介石对政治对手要宽容得多。即使这样，他晚年皈依基督，在士林官邸边上修了一个家庭小教堂，每日祈祷忏悔。而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似乎至死对他做的事没有一点点惭愧的表示。今天在一个叫“乌有之乡”的网站上，居然还有人还在歌颂文化大革命搞得好，赤裸裸的说“林昭活该”。也许毛泽东和他的崇拜者们真的是彻底的无神论者。
　　王佩英受到的待遇除了毒打，还包括饿饭、手反绑，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所以有人记得王佩英在被关押期间，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还不如国民党呢。”
　　王佩英和几位一同被监管的“现行反革命”、“走资派”每天除了时不时遭受讯问和虐待，还要被“劳教”。王佩英当时的状态是“脸色蜡黄，被折磨得瘦弱不堪”。可劳动的时候，却一点儿不偷懒，甚至常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
　　难友回忆，一连几天倒腾久存仓库并已开始腐烂的大白菜。偌大的仓库里，许多菜叶烂得黏呼呼的，散发出一股股刺鼻的臭味。“只见她麻利地捧起一棵棵大白菜，掰掉四周腐烂的帮子，迅速地码到另一个干燥的墙角，平平整整的，她又找来长长的木棒，横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层大白菜码在横棒上，好让空气流通。她码得又多又好。”。再比如清理炉渣“她把已烧过的煤渣扒开，挑拣出那些略微透黑还没烧尽的煤块，堆在一旁，送进炉膛再次燃烧。一上午她不喝一口水，不歇一次工，下午也照干。歇工的时候几乎都在拣未烧尽的煤渣。”而且，甚至没任何人要求她，她默默无声闷头干着，别人并没有一直盯着她，王佩英完全可以偷偷懒。[3]
　　这时，王佩英的选择很像基督徒的宽恕精神，你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也给你打。又像佛家的以忍辱为修行，逆来顺受，毫无怨瞋。你让我劳动我就加倍的劳动，但前提是我不能作恶，不能撒谎，不能违背良心。当造反派逼她认罪的时候，她就表现出金刚石一般的坚硬。
　　非但遭到什么样的折磨都不认罪，而且依然试图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用造反派的话来说就是“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变本加厉”。
　　她的难友们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藏了笔和纸，写了很多小纸条，都是类似前面提到的那些口号。当她们被看押一起去食堂的时候，王佩英就偷偷把这些纸条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甚至在1968年的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在食堂“高喊反动口号，疯狂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这几个日子王佩英应该是有所选择的。“更可恶的是，她于9月29日写了大量反动传单预谋在国庆节散发，真是狗胆包天，猖狂之极。”[4]
　　而据难友的回忆，王佩英在食堂的时候态度非常的镇静。当食堂人最多的时候她起身大声说：“同志们，我有几句话要说……”。接下来的遭遇，就是她被造反派七手八脚的堵着嘴拖回去，然后被饿饭、被毒打。有几次打得太狠了，几乎是往死里打，王佩英的难友都哭了。齐克琦鼓起勇气抗议说“你们别打了，她是个病人，打死她也没有用啊！”
　　最后一次大概就在10月4日。此时，她已经没有可能慢条斯理的说话了，王佩英直接在食堂喊出口号“刘少奇万岁，打倒毛泽东”。这个口号今天看来是偏激的，但在那个全国上下一片高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疯狂时刻，王佩英却表达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反潮流勇气。她就是要和这个癫狂的时代唱对台戏，你们越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她越是要说“刘少奇万岁”。
　　齐克琦、刘克英等牛棚难友们都曾劝她，你鸡蛋和石头碰，这是何苦呢？王佩英说“刘少奇是吃人民饭的，毛泽东也是吃人民饭的，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我想不通。”她还说“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要把刘少奇整成这样。这么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吗？”
　　据所有人的回忆，在王佩英被打的时候，都是紧咬牙关一声不吭，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人家让她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她顶回去“谁是叛徒，谁心里清楚”。有人威胁她要坐牢，她就说“我愿意把牢底坐穿”。人家说，你不怕死？她答“到这个时候我还怕死么？我不会屈服，你们想好吧！”。
　　但最后有一次，只有这一次，在审讯人员面前，她哭了。那一次，王佩英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长了。审讯人员威胁她，给她最后一次认罪的机会，否则她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这时，王佩英哭了，哭得很伤心。可她擦干眼泪，还是坚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5]
　　这时候极权体制在王佩英面前已经展现出最邪恶的面目。一个号称是在革命的政权已经没有道义和是非可言，强权可以赤裸裸的以人伦情感来胁迫一个女人放弃她的信念。
　　但王佩英不吃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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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凤凰卫视的“风范大国民”
　　[2] 有很多研究表明包括在如前苏联的极权体制国家，精神病院实际成为惩罚异议者的制度性犯罪，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极权的意志。比如贺子珍在被毛泽东抛弃以后，大概有些想不通的情绪，也是被送进精神病院。
　　[3] 以上主要是监友齐克琦的回忆
　　[4] 均摘自铁道部专业设计院革委会整理的王佩英罪行材料。
　　[5] 这一段为王冠云回忆，她文革期间是专业设计院留守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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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王佩英评传之十三——最后的审判

　　1969年的11月份,刘少奇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他被囚禁的地方就是王佩英的家乡开封。一个国家主席，此时已没有任何尊严可言。据说他被运到开封时，直到他死都一直躺在一张小床上。“没有穿衣服，甚至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只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的棉被裹着，外边还罩上了一条白床单”。[1]在高墙电网下，对一个垂死的老人重兵看押，而刘少奇所住的小屋窗户上连玻璃都没有。
　　这时的毛泽东，正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住在东湖梅岭—号。这里据说是毛泽东除了中南海待得时间最长的地方。这座专为毛泽东修建的行宫式别墅，建于大饥荒的1960年，是为了无产阶级领袖能够更好的休息和思考。毛泽东常常在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每次来，除了张玉凤们，他会随身带来两位厨师，—位负责中餐，—位是西餐师傅。另外东湖宾馆还专门为毛主席配备了—名厨师，负责烹饪本地菜肴。[2]这样他可以“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全国的政治此时都在围绕着毛泽东一个人转。毛并不愿意总待在枯燥的北京中南海里，他到哪里，哪里就成为中南海。如果他需要，可以叫全国各地的大员们来觐见他。毛很多时候会做出一些出乎人们预料的安排，或许他需要以此来保持他神秘的、让人捉摸不透的形象。
　　此时毛泽东关心的重点已经不是刘少奇了，他在盘算的是如何控制住另一个“亲密战友”林彪。中国是他玩弄于股掌之下的一盘棋，而刘少奇甚至林彪都只是他的棋子。他曾经借助刘少奇等人的力量，打倒了彭德怀；又借助了林彪等人的力量打倒了刘少奇，现在他又在寻找下一个对手了。中苏交恶之后，1969年10月10日，在苏州的林副统帅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了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这是个被视作“接班人”冒犯领袖的事件，因此下一个要被修理的就轮到林彪了。[3]
　　这时的毛泽东确实在权力上已远远超过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毛泽东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物。不知道他有没有受到德国纳粹党群众集会的启发，至少在中国，毛是原创性的发明了一套仪式化的全民动员手段。
　　在一些纪录片中还能看到当年这样的景象：人们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唱着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一边反复转圈。同时做出与歌词相仿的舞步、手势、表情等简单动作。例如，唱“敬爱的毛主席啊”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右腿半蹲、左腿半跪，抬头眼望语录上的毛泽东像；唱“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要把语录本收回到自己的胸口处紧贴，象征着“在我心中”，然后两手分开，有节奏地来回高举摆动，抬头仰望天上的太阳，表情幸福，作接受阳光照射状…… [4]
　　今天看这些影像，会觉得全国人民像都吃了摇头丸，那种癫狂而又虔诚的表情绝对会让人感受到邪教的力量。但确实人性就具有天然的弱点，会在这种狂热的群体中找到一种幸福感。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是不需要思考的，因为毛泽东一个人的大脑就代替了全中国的大脑。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非常怀念那种令人陶醉的纯美情绪。对他们来说，还有比不需要动脑子更幸福的事情么？
　　更具有裹挟性的全民仪式，就是批斗大会，创造性的把杀鸡儆猴的把戏变得富有剧场效应。
　　这种手段是古代帝王们所想不出来的，当年司马氏夺权后，要铲除曹氏势力中的不服从者，大有清望的嵇康首当其冲。《晋书·嵇康传》记载“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刽子手能让一个囚徒在刑场上手挥五弦，赴死是可以如此高贵和优雅的。在“万恶的旧社会”，政治斗争虽然也血腥，可有不胜枚举的例子说明，对于超越政治的人格尊严，不论哪一方的政治阵营都是有基本的尊重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讲，对嵇康、文天祥，对史可法、谭嗣同，“刑于市”除了惩罚也是对其节操、求仁得仁的一种成全。
　　而对于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领袖”和他的爪牙们，对想铲除的对象是不会有这种仁慈的。让一个人死，太容易了。这远没有达到领袖的目的，必须把一个反对者作为道具，从肉体到精神进行全面的羞辱，要胁迫他的“人民”都参与这一仪式，成为他的共谋。对待彭德怀是这样，对待刘少奇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对待像王佩英这样的民间反抗者。
　　但王佩英并不配合。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在文革中，许多曾在过去革命中出生入死的高级党员干部，被毛泽东亲自打倒时，大都是非常的顺服。至多只是辩解，自己是冤枉的、自己并不反对毛主席。甚至毫无尊严地被折磨致死，也少有象王佩英一样坚持“我就是反对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不对”。他们难道是胆小鬼么？他们当年在国共战场上的勇气到哪里去了？
　　我后来想明白了。这些地位都很高的干部，和王佩英的差距不在知识和阅历，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勇气，而是独立人格。彭德怀难道贪生怕死么？周恩来难道贪生怕死么？他们怕的不是死，而是体制，是被“组织”所抛弃。当“组织”被一个人所操纵时，他们就完全丧失了反抗的能力，甚至没有勇气去质疑“组织”也会是错误的。在组织中，他们是勇敢的，他们可以为“组织”而牺牲。离开了“组织”，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而王佩英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都不同的地方，只是她坚持了一个基于常识和逻辑的基本是非判断。即便“组织”胁迫，也不能让她哪怕是装作认可，她以为是错误的事情。
　　集中在1969年的下半年，王佩英参加了无从统计次数的批斗会，被拉到北京的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去游街批斗。这样的会上，除了有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还要有一些地、富、反、坏家庭的代表“陪斗”。被批斗的人要被革命群众以“喷气式”的方式做低头认罪状，而“人民群众”也有角色要扮演，要在带领下歇斯底里地高喊口号，以示立场坚定。
　　王佩英每一次都反抗。当大家喊口号的时候，王佩英会挣扎着扬起头来，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她喊“打倒毛泽东”。
　　一开始一些造反派没有准备，只有拳打脚踢，情急之下会用抹布甚至泥巴来堵她的嘴。王佩英骂他们“你们真不如国民党”。到后来，干脆批斗的时候就拿类似“嚼子”的东西勒住王佩英的嘴。一个有力的年轻人在后面牵着，使她不能发声。即使这样，王佩英依然反抗。“叫她跪，她不跪，就用脚踢她”，扭着她手的时候“她头发一甩一甩”，很激烈的挣扎，要好几个人才能按得住。[5]曾有一次，在57中操场上举行的，包括周边中小学生和居民参加的批斗会上，当王佩英被从囚车上押下来的时候，要三个人才能摁住她。因为剧烈的挣扎，脚上的一只鞋袜都掉了[6]。
　　批斗大会要达到的效果，是反革命分子低头认罪、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给更多的百姓带来杀鸡儆猴的震慑。而王佩英的不配合自然是“反革命气焰嚣张”的表现，在“广大革命群众”中“影响极为恶劣”。
　　张家大嫂扬永茹的一个舅舅和舅妈在海淀的四季青大队，因为出生不好，经常在批斗中被拉去“陪斗”。有一次就是“陪斗”王佩英的批斗会。杨永茹文革后期嫁入张家时，与娘家人一提婆婆王佩英的名字，他们立刻就想起来“这个女人可真厉害啊，跟造反派对着干。别人喊口号，她就对着喊，搞得批斗会进行不下去。”
　　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横扫全国，却不能让一个女子顺服。王佩英当然不可能比那些按着她的年轻人力气大。在很多人看来，她简直小胳膊拧大腿，自讨苦吃。但王佩英的挣扎却是在万人面前一种鲜明的姿态，完全是在蔑视这种红色恐怖。你们可以靠几个人的力气让我低下头，但我不服！你们还有什么本事？我不怕你们！
　　当局显然不可能让这样的“反革命分子”继续嚣张下去。1970年1月18日，由谢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请示[7]，1970年1月22日得到批复，由文革司法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了“判决书”。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公审”，判处王佩英“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1月27日，离这一年的除夕夜只有九天了。这本该是筹备年货、全家团圆的时刻。全北京市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号称十万“人民群众”被召集到工人体育场。[8]北京工人体育场是1959年全国总工会建造的，是当时国内最好的体育场，能够容纳的观众也是最多的。当年第一届全运会就在这里举行，那时，刘少奇还坐在主席台上。到了文革中，它承担的主要职责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示众场，彭德怀、彭真都是在这里被批斗后，再被囚禁的。
　　在那个年代没有大屏幕投影。大多数后排的人民群众，看不清那些“反革命分子”的面目是不是真的很邪恶。他们只是被教育：这些人是异教徒、是魔鬼，伟大领袖是他们的救星，是他们的神。而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些魔鬼搞破坏造成的。
　　鲁迅在日本学医的时候，看到一张幻灯片：日俄战争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这个场面改变了鲁迅一生的轨迹，他发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在鲁迅死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民党被打跑了，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而鲁迅不会想的是，日俄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在同胞要被杀害的时候，非但必须旁观，而且十万人都要整齐划一地挥舞拳头、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为惨剧喝彩，以表示自己的忠诚。
　　王佩英对这一天是有准备的。她曾说过，自己是有罪的。王佩英也许会想起张以成第一次向她介绍共产主义时，她的激动和紧张；会想起象胡俊三这样出生入死的地下党战友，他们当年的信念和理想；还有她1949年之后和张以成来到北京，看到焕然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五星红旗的喜悦和憧憬。难道她所热爱和献身的革命，就是要把国家和人民变成现在这样么？！
　　在会场中央，王佩英还在挣扎。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她用全身的力气，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
　　大概是既怕她喊出口号，又怕带着嚼子或拿抹布堵住嘴太明显，显出“无产阶级专政”原来如此孱弱，连一个女人讲几句心里话都承受不了。所以，在最后的公审大会上，他们挖空心思用了一根比较细的绳子勒住王佩英的咽喉。后面让人拽着，这样既能使她发不出声来，绳子陷进肉里，远处的“人民群众”也看不到。
　　后来有专案组的人说，王佩英在公审后，被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被发现已经给勒死了。[9]
　　在这么多年无休止的凌虐折磨中，王佩英没有放弃，没有被击垮，仿佛立于磐石之上。
　　终于，为她所看见和相信的，王佩英做到了，完成了，见证了。
　　这一天，到了傍晚时分，张家的孩子们全都知道，母亲走了。从今往后，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但他们又得小心地、不能让别人看出自己的悲伤。他们是王佩英在尘世的念想，生活还要继续。
　　今天，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是王佩英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并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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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吴志菲 刘少奇囚禁开封的最后日子 2008年4月《党史纵横》
　　[2] 长江日报 记者蒋太旭通讯员杨文 “1969年，毛泽东在武汉过76岁生日”
　　[3] 汪东兴 1969-10-17 “毛主席烧了林彪的第一号令”
　　[4] 中国青年 八亿人民共跳“忠字舞”
　　[5] 王冠云曹桂芬等目击者回忆
　　[6] 据张大圃的班主任杨老师讲述
　　[7] 现在即使王佩英已被正式平反，并被称作优秀的共产党员，但关于她被迫害的关键档案，依然是机密，即使家属也无法看到。
　　[8] 工人体育场在足球赛的时候，有观众席八万多，办批斗会时，球场外围也坐上观众，大概10万人是其极限容量。
　　[9] 这个说法，张大中和专业设计院的很多人当时都听说过，都印象深刻，张可心在母亲平反的时候，作为家属代表的发言也提到了这一细节，应该有很高的可信度，可惜的是，今天大中和可心包括当年平反王佩英专案组的成员都不记得准确的信息来源，在没有找到行刑人员的情况下，当时的具体情形，今天已无法对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