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庆仁：回忆“文革”大串联

yangharrylg

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
　　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已出现“串联”师生。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经”和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有红卫兵、“红外围”和一般学生，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

大串联中使用的介绍信

　　毛泽东主席分别于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8次接见了红卫兵，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一千三百多万人。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风景。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
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全国红卫兵进行大串联，本人亲身经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长清三中应届初中毕业生。毕业前，全国学校废除了考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升学制度。推选之前，学校让我们回家等消息，结果是杳无音信。这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广泛发动起来。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在北京接见全国红卫兵，之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涌向北京去见毛主席。开始时学校选赴京代表，后来便无法控制了，几个人建个红卫兵组织就去北京。这给铁路运输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火车上别说坐，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厕所里，到处都有人，连吃饭喝水都成了大难题。车到了站，上边的人下不来，下边的人上不去，一片混乱。

　　正当国务院为大串联造成铁路运输困难而大伤脑筋的时候，大连海运学院的15名红卫兵，因挤不上火车而步行一个多月抵达北京。他们的这一举动，为解决交通困难提供了一个范例。《人民日报》于10月22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高度赞扬“大串联是群众的伟大创造”，“徒步行军大串联，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于是，步行大串联很快在全国红卫兵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我和我的同学家在农村，又系毕业生，消息比较闭塞，知道学生要返校闹革命、要大串联已是11月初的事了。回校后，我们立刻联系了同班的十几个同学，发宣言、制袖标、做旗子，刻印章，成立了一个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组织。成立后的第一目标是步行到北京见毛主席，那时见到毛主席。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串联首要的准备工作是去粮所兑换粮票，要拿一半玉米或小麦、一半地瓜干才能换到相应的粮票。说来可叹，我村本来就是一个靠吃救济粮的穷山村，我家又无劳力，粮食分得极少，拿不出小麦和玉米，我母亲只好将家中仅存的十几斤绿豆再加瓜干才换了几十斤粮票。
　　我们原来准备十几人都去串联的，但突然听说再晚走毛主席就可能不接见红卫兵了，于是立即通知人员马上到校。结果11月15日下午只到了7个人。我们决定不等了，连夜步行出发。每人穿一身棉衣，背一床被子、一双鞋。与其他串连红卫兵不同的是，我们每人还背了一包袱煎饼。
　　步行串联，无非就是“衣、食、住、行”4个字，当然“行”是最要紧的。
　　先说衣。1966年下半年，毛主席数次接见红卫兵，穿的都是军装，一时间，全国便兴起了军装热。如果有人拥有一套军装，那是很荣耀很威风的。在步行串联的队伍中，大部分学生（尤其是城市里的学生）都穿着军装，臂戴红袖章，腰束武装带，很显精神。我们农村无此条件，能找到一星半点军用品就很幸运了。我穿着既无外罩，又无内衣的粗布棉衣，走在路上与那些城市红卫兵一比，显得格外土气，多少有些自卑感。但看到城市学生走起路来一拐一瘸的样子，又有点自豪感。有些南方的红卫兵串联到北方，棉衣都是向当地有关部门借的，当然后来能还的就微乎其微了。
　　再说食。我们步行出发时，每人兑换了几十斤粮票，钱带得很少，最多的也就带了三四十元，我只带了17元。路上，主要吃我们自带的十几斤煎饼。快到北京的几天里，我们看到其他红卫兵到了接待站靠打借条吃饭，我们也试着写借条吃了几顿。后来这些借条都寄回了学校，但没人还，就不了了之了。到北京的那一天是晚上，已过开饭时间，接待站给我们每人发了两包饼干当晚餐。离开北京那一天，接待站给每人发了两根香肠、一斤面包或饼干，这对于我们这些山区土包子来说真是受宠若惊。
　　在北京，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居民委员会吃饭。居委会老太太说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对我们非常热情，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吃饭有食谱，每天吃什么都提前告诉我们，什么炸酱面、水饺、油饼、花卷，变着法地为我们改善生活。红卫兵在北京吃饭不交钱，每天只交一斤二两粮票即可，所以我带去的17元钱，1元钱买了军帽，2元钱买了一套简装毛选四卷，3元钱买了一块包背包用的塑料布和一根尼龙绳子。其他就不知怎么花的了，反正在北京坚持了四十多天，在返回的火车上用仅剩的一分钱买了一碗开水。如今事情虽已过去四十多年，可仍然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里，恍如昨日。
　　三说住。刚开始串联时，没有经验，住过火车站、学校、大队部、农村饲养棚，后来才知道，全国各地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各地政府抽调了大批工作人员专门接待过往的红卫兵。由接待站安排食宿，比自己随便找住处方便多了，从此便很少在农村或非接待单位住过。
　　在北京，我们被安排在陶然亭附近的一个街道居委会住宿，住的是一个标准的北京四合院。居委会的人员常到我们的住处问寒问暖，照顾得无微不至。从11月底到12月底，滞留在北京等待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越聚越多，影剧院、街道、学校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住满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据说当时北京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外地红卫兵，给北京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困难。
　　最后说行。我们于11月15日傍晚从张夏出发，沿铁路线北行。原打算一夜走到济南的，但夜里11点多走到党家庄火车站时，车站民警劝说我们休息，于是我们在候车室住了一宿。第二天穿过济南，一天走了120里地赶到了济阳县的孙耿镇，住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学校的几个老师和学生接待了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吃完饭收拾碗时，人家说少了一个碗，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们商量，解放军损坏东西要赔，丢碗是我们的责任也要赔偿，于是凑了五角钱，又留下了一封信，第二天连他们人也没见就赶路了。回校后看到了他们学校给我们寄来的表扬信。那时我们就是这般淳朴。
　　沿途南来北往步行串联的红卫兵络绎不绝，两支红卫兵队伍相遇后，都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祝你们胜利”等口号以相互鼓舞。行进的路线有时是公路，有时是小道，有时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用不着担心走错路，因为每遇改变方向的地方都有前行红卫兵所划的路标（箭头）指示。说累吧，的确很累，但一想到要见毛主席，又有那么多红卫兵相伴而行，倒也精神饱满。有时两支同行的串联队伍，会不约而同地搞起竞赛，一会你超过我，一会我赶上你，谁也不甘落后，更感觉不到累了。

　　我们北行的路线依次是临邑、宁津、南皮、文安、霸县、固安、大兴，一般一天走100里路。走到河北时刮起大北风，那风吹得连呼吸都很困难，行进起来更是寒风刺骨，冰冷异常。我们便一同背诵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语录，一步步艰难前行。由于风太大，实在无法走路，我们曾在中途休息了两天，用了12天（实际步行10天）的时间，终于到达我们日夜向往的首都北京。但当到达黄村（大兴）时，广播里传来毛主席连续两天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并宣布这是1966年最后一次接见。丧失了只差一两天就见到毛主席的大好时机，我们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
　　按照常规，进京红卫兵受到毛主席接见后即刻安排返回，在京逗留时间也就几天到十几天。但许多像我们一样没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都决心要见到毛主席再回去，怎么劝说也不听，一直在北京等了近一个月。主要活动是到北京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我们每人都发了一张免费乘车证，坐公共汽车非常方便，虽然很拥挤。据说，当时国家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大批公共汽车进京。北京动物园附近有一条开往各个大学的专线，汽车一辆接一辆往外发，即使如此，有时排队还得等一两个小时才能挤上车。全国各式各样的公共汽车在北京的大街上穿梭运行，成了北京的一道风景线。北京接待部门请解放军为我们进行了几次军训，还组织了一次参观故宫举办的“收租院”展览，一次参观军事博物馆，其余时间均是自由活动。
　　如何让这些红卫兵回家便成了问题，最后只得由周总理、江青等一些领导人于1966年12月下旬在工人体育场接见了我们。记得周总理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中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大多是步行串联来北京的，我希望你们也能步行回去。如果你们不愿步行回去，我把你们送回去。听后备感亲切，终生难忘。就在接见后的当天晚上，接待站的人员早已为我们免费准备好了火车票、食品，急匆匆地送我们回到了济南。


到南方去考察

　　早在1966年11月，中央就发出暂缓串联的通知，等到第二年春天再进行。但实际上红卫兵大串联并未制止住，串联的队伍还有增无减。我们从北京回长清后，原打算等过了春节再去串联的，可又听说大串联有可能被停止，于是决定立即南下串联。这时准备工作很简单了，粮票不用兑换，钱也不用自己拿，都可以向学校借，是经国家允许的。说是借，后来谁也没有还。我们计划先步行南下到韶山、井岗山，再沿红军长征路到延安。出发时每人只带了不到100元钱。这点钱能够吗？当时并未多想。现在看来像是天方夜谭，但那时确是实事。从北京回来不到10天我们便又于1967年元旦后不久重新走上步行串联路。人员从原来的7人增加到8人（6男2女），携带的物品比北上时少了一包袱煎饼。
　　第一天从张夏走到了泰安。在泰安我买了一双40码的胶鞋，走着走着便感到鞋小了，挤得脚生痛，但舍不得换下或丢掉，硬是坚持走到了磁窑。脱鞋一看，10个脚趾全都充了血。再后来10个脚趾甲全脱落了，至今连我自己都很难想像当时是怎样挺下来的。再往南走，赶上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穿一身棉衣走路热得实在难受。到了滕县，我们一合计，反正越往南走越暖和，棉裤用不着了，于是我们都把棉裤寄回了家，每人只穿两条单裤。天公专门与我们作对，第二天就变了脸，北风裹着小雪，一股劲地向我们袭来。当时我们正乘船去微山岛，无法躲避，一个个都冻得浑身青紫，不住地发抖。好不容易到了岛上，住进了一个大队部里。因他们无准备，连吃的菜都没有，好歹给我们蒸了一锅馒头。蘸着酱油吃馒头，我一口气吃了6个，一斤二两。这是我一生的纪录。这次的串联的任务之一是学习考察。在枣庄，我们听取了小说《铁道游击队》副队长王强原型王致胜作的关于如何打日本鬼子的报告，并去微山湖看打鬼子的现场。在曲阜，参观了声讨孔子的展览。当时曲阜成立了由全国大学生红卫兵组成的“全国讨孔委员会”，专事声讨孔子的活动。我们看到“三孔”文物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断碑残碣随处可见。据后来统计，仅曲阜一地，就有一千余件珍贵文物惨遭毁坏，损失不可估量。不过我们是初中红卫兵，上述活动我们没资格参与，还算是值得庆幸的事。
1967年元月中旬，经过十几天的步行，我们到达徐州。这时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停止全国大串联，走在路上的必须返回。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震动，我们8人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遵照上级指示，立即回家；一种是继续串联，但要加快速度，不能再步行了，要坐火车。经过激烈争吵仍不能统一思想，只好分道扬镳。我们4个坚持串联的人，在徐州参观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后，就乘火车去了南京。在南京参观了雨花台后。继续南下串联的决心发生动摇。因天气太冷，我们穿着单薄，身体实在受不了。只待了3天，我只身前往杭州，他们3人便回家了。后来听说坚持返回的4人，因觉得走原路返回没意思，转而乘车到连云港，再乘船绕道青岛回的家。
　　我到杭州是为了看我三大爷。觉得离这么近了应该去看看他。便先到了上海（那时竟不知有直达杭州的列车）。在上海火车站待了一夜。当时上海正值一月风暴，在车站上值勤的竟是一色臂戴袖章的红卫兵。
　　从上海到杭州的当晚，住在红卫兵接待站，第二天就找到了我大爷。他叫王新三（原名鲁昆周），是1949年南下干部，曾是浙江桐庐县第一任县长，1966年调任杭州市委任秘书长。家还未搬便赶上了“文革”，被迫住在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屋内除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橱外什么也放不下，整天写检查、挨批斗，无法安排我的食宿，只能晚上陪我到市委食堂吃了顿饭。他问我冷不冷，我说不冷。他说：“我穿着棉裤都有些冷，你穿单裤能不冷吗？”立即到商店给我买了一条绒裤。穿上顿觉温暖无比。时近春节，他竟无法留我过节，我只得于1967年大年初一去金华看我二叔，在火车上和接待站度过了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春节。
　　大年初二那天我找到我二叔家。他叫王明新，原名鲁田周，和我婶子均系南下干部，“文革”前一个是金华县县委书记，一个是县妇联主任。我去时他们都靠边站了，一家3代6口人被赶到两间不足30平方米的屋子里。我婶子的父亲“文革”前是金华地区医院院长，因地主出身，“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撵出医院，只好寄住婶子家。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写检查，扫街，贴红卫兵给他写的大字报，随时听候红卫兵召集的批斗他们的大会。工资不发，每天只一角钱的菜金。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的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补发了工资，婶子和他父亲办理了离休，我叔叔又被重新任用为义乌县县委书记，这都是后话了。
　　在金华挤住在叔叔家，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白天上街随便逛逛，晚上帮他们抄抄检讨书。他们在家里不敢高声说话，连收音机也不敢开高音，当然也不让我大声说话。红卫兵批斗他们，必须随叫随到，外出要向红卫兵请假，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就更不能陪我出去了。我对他们的遭遇甚感不平，但无能为力。住在那里很受拘束，也很无聊。只待了十几天，便乘免费火车返回了济南，结束了大串联。
　　我的大串联历时两个多月，徒步行程近2000里，乘车3000里，是我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第一课。确实是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影响了我的一生。四十多年过去了，大串联时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无法忘却。《狂飙》一书中有一段话：“大串联，给身临其境的老三届们在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他们人生历程中宝贵的一页。”确实如此。

http://119.163.120.168/html/2013/wangshimanyi_0909/2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