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强：和习仲勋在一起的7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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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相识


  西大当时有相互对立的两大“造反”组织——“西大文革筹委会”和“西大文革临委会”，筹委会势力大，临委会势单力薄。为改变“颓势”，临委会的红卫兵潜入洛阳，半夜秘密抓住下放洛阳、时任洛阳矿山机械厂副厂长的国务院原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想以此作为他们取得“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见证。


  当时，习仲勋和秘书范民新一起住在洛阳矿山机械厂的招待所。他后来告诉我，他被临委会的红卫兵抓到后，被迫换了衣服，戴上口罩，押上火车，装成病人，并被勒令不能讲话。说来事有凑巧，就在西大临委会红卫兵抓捕习仲勋的过程中，康生在接见西安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西安市大专院校文化革命联合指挥部”是保守组织。此言一出，联指顷刻解体，其旗下的“西大文革临委会”也立时解散。抓到习仲勋的临委会红卫兵半路上突然听到消息，顿时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处理，于是把习仲勋带到离西安不远的红安公司（现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前身）隐藏起来，一边交工人批斗，一边和筹委会联系，愿意把习作为“见面礼”，以便让自己改换门庭，加入筹委会。筹委会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于是，1967年1月10日半夜在三原县阎良镇的红安公司接收了习仲勋。

  车到红安公司，一场批斗会刚刚结束。只见礼堂的舞台下，站着一位50多岁的老人，身材魁梧，体态端正，他就是习仲勋。
  “虎”落“半边楼”

  返回学校，已是11日清晨。我们把习仲勋交给学校筹委会主任。正准备回宿舍休息，我却被筹委会副主任叫住，他告诉我，筹委会决定把“监改”习仲勋的任务交给我。并对我说，习仲勋是中央早已点名的“三反分子”，只要他留在西大，就说明我校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成果”，只要防止他逃跑、自杀或被对立派学校抢走、偷走，就算我完成“任务”。我不好推托，接受了任务。


  筹委会副主任领着我和习仲勋，来到学校3号学生宿舍2楼，在全部上锁的房间中，打开了全层最隐蔽的34号房间。他告诉我，这就是学校为习仲勋安排的住处，并要我搬来被褥，和习同住，随时监督他的一举一动。我们当时住进的3号学生楼，后来被称作“半边楼”。


  我从学校红卫兵接待站找来两条棉被，一铺一盖，给习仲勋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床铺。接着，又从原来的宿舍搬来我的被褥，安置在另一张床上，从此开始两人长达72天同处一室、朝夕相伴的特殊生活。


  安顿停当后，已到了午饭时间，我这才意识到习仲勋的吃饭问题还没着落。他在下放洛阳期间，生活开支一直由秘书代管，他身上从来不带钱，这次半夜被抓走，更是两手空空。我找到筹委会负责后勤工作的副主任，他让我到后勤部去借，但后勤部既无粮票又无现钱。我不忍心让一个人地两生的老人饿着肚子，于是就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此前，我和几名同学准备步行到井冈山，预借了一年的助学金和粮票；但两个月后即结束串联，从武汉回到西安，当时手头还有剩余的几十元钱和粮票。于是，就用其中的一部分代习仲勋买了一个月的饭票。


  下午，原先“捉拿”习仲勋的临委会红卫兵找到我们住处，要习仲勋归还他从洛阳到西安途中的食宿费十多元，我又代他还了这笔钱。习仲勋要我暂时代他垫付生活中的一应开支，并告诉我，他会写信告诉远在洛阳的秘书范民新，让他寄钱过来，寄来后一并还我。我按习仲勋的要求，代他买了洗漱用品和餐具，还买了一顶帽子和几包“大前门”牌香烟。这笔开支，共用去10元左右，我用一个小本，记下了每笔开销的数目。一个月后，范民新从洛阳寄来60元钱，我扣除习仲勋欠我的钱，剩下的作了他日后的生活开销。


  长安对话夜

西安1月，夜长日短。停电的日子，吃过晚饭，睡觉还早，我们就关起门来，在黑暗中用闲谈来打发时间。开始时，闲谈的内容漫无边际，渐渐地，有了一定范围：高层内幕、领袖趣事、国家旧闻、京都风情……再后来，慢慢转入对中央领导和开国元勋的评价。习仲勋对毛主席的崇敬自不必说，对周总理的敬佩之情更是溢于言表。谈起林彪，他只说林很会打仗，对江青更是从未提及。使我惊奇的是，对“反党集团”的头目彭德怀，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叶剑英、李先念、陈毅等老同志，他仍然充满感情，竟能当着我这样一个“监改”他的红卫兵实话实说。他的言谈使我感到善良老人的真诚与直爽。我也毫无保留地谈我的家庭情况、求学经历、个人喜好以及当时的迷茫与彷徨。漫漫长夜里，空空小屋中，一个是有书难读的热血青年，一个是壮志难酬的落难老人，就这样隔桌对坐，倾心交谈，虽然近在咫尺，气息相闻，但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互不设防的随意交谈，坦诚相见的心灵沟通，使两人都感受到了被人信任和理解的愉悦，因而不再感到孤独寂寞。


  习仲勋在夜谈中多次告诫我，特殊的年代，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能参加武斗，不能去打、砸、抢。“文革”中，我没有写过一份大字报，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打、砸、抢，没有在任何场合发言批判过任何人，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武斗。作为红卫兵，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要做到这些，其实是很难的。我能做到这些，与他的教导有着直接的关系。


  “检阅”西安城

  1月19日下午，筹委会副主任沈农安告诉我，20日上午全市要召开50万人参加的批斗会，习仲勋是批斗对象之一，要我全程陪护，绝不能让别人把他抢走。


  回到宿舍，我把消息告诉了习仲勋，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同时也为第二天的大会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习仲勋有膝关节炎，为防止批斗会上罚跪时膝关节受损，我给他找来一副护膝，又借了同班同学苗鹤田的一件军大衣，准备第二天让他穿上。


  20日早饭后，批斗大会组委会派来一辆小车，拉上我和习仲勋，到了西北工业大学，和另一辆小车会合，那辆车里坐的是关在西北工业大学的另外两名受批斗的对象。然后两车一起来到西北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再和另一位西军电所关的“黑帮分子”会合。


  三辆小车进入陕西省政府，来到黄楼小礼堂前。我带习仲勋进入礼堂，看到里面已集中了五十多名批斗对象。他们每人胸前都已挂上写着“三反分子”等名号和姓名的纸牌子，有的还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这些人中有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等，还有陕西省作协的作家杜鹏程等。习仲勋等人的进场，引起场内个别人的一阵小语。现场的红卫兵给最后到场的习仲勋等人戴上预先制好的纸牌子，可能是事先准备不足，后到的习仲勋等人都没有戴高帽子。


  这时我才发现，其他批斗对象都是“单刀赴会”，只有习仲勋由我陪护。批斗会结束，批斗对象被押下主席台，推上一辆大卡车，每辆卡车上涌上十多名红卫兵。我挤上了习仲勋所乘的卡车，挪到他身旁，保护他。


  习仲勋被两名红卫兵押着，站在第一辆示众车上，头被压得低低的，前额几次都快要碰到车厢的前沿上了。我不顾其他红卫兵的阻挠，挤到车前，用双手紧紧抓住他额前的车厢前沿，以防他的头脸受伤。这一招果然奏效，他的前额和面部多次重重撞到我手背上，其他受批斗对象由于没有这种特殊保护，从卡车上下来后，很多人的头面部都有不同程度的擦伤和碰伤。被斗的对象上了原来的小车，被送回各自原来被关押的地方。


  换车的时候，现场一片混乱，由于人多车杂，批斗对象一时很难找到原来乘坐的小车。此时此刻，我非常紧张，生怕别的单位乘乱抢走习仲勋。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很难向学校筹委会交代。好在费时不多，小车司机就认出我和习仲勋，我们俩钻进小车，逃命似地回到学校。


  回到学校住处，习仲勋情绪低落，满脸无奈。我安慰他道：“你说过，你已经十多年没回西安了，你就当是检阅了一次西安城！”习仲勋听完，情绪慢慢恢复了正常。


  这次游街示众后，习仲勋的右耳失去了听觉。当天下午，我领他到学校医院检查，大夫用耳镜认真检查后告诉我们：“鼓膜完好无损，内耳无器质性病变，也未见炎症。”初步诊断为神经性耳聋，建议他去陕西省医院作进一步诊治。陕西省医院是西大定点医院，离学校很近，我把情况告诉了筹委会主任高凌云，他同意由我陪护习仲勋去省医院治疗耳疾。


  第二天一早，我准备带他去省医院，没想到，临行前他却突然决定不去了，对我说：“昨天一游街，全西安的人都认出了我，要是在去医院的路上或在医院，被其他红卫兵把我抓走，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折磨。”他说得一点都不错，据我所知，许多被私自关押的人都被锁在地下室里，经常受到严刑拷打，刘澜涛的夫人刘素菲就是不堪折磨，在被关押期间自杀身亡的。


  最终，习仲勋在西大期间都没有去医院治过耳疾，以后情况如何，耳朵好了没有，我至今无从知晓。


  老少忘年交


  习仲勋和我同住一屋后，一开始，每日三餐都是我在学校食堂吃完后，再把他的饭打好送到我们的住处。十多天后，经我争取，他被允许和我一起下楼，买好饭后一起端回住处。


  回到宿舍，我们面对而坐，开始吃饭，习仲勋常常会把他碗里的肉夹给我。吃完饭后，两人争着去洗漱间洗碗。晚上醒来，习仲勋常常会把我掉在地上的棉衣捡起来，盖在我的被子上。早晨洗漱，先结束的人便会从洗漱间打回一盆洗脸水，然后在对方的口杯倒上温水，在牙刷上挤上牙膏。再后来，他被允许在我的陪同下在校园里走动，看大字报。他在学校理发室理发时，我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书。每过五天，我会领着他一起去学校浴室洗澡，洗澡时两人常常共用一个喷头，轮番冲洗，互相搓背……


  一天下午，数学系的几位男生，拿着筹委会的介绍信，声称要把习仲勋带到宿舍“拼刺刀”。人一带走，我心里便开始发毛。在当时，“拼刺刀”意味着无休止的盘问、逼供、“喷气式”、拳打脚踢、罚跪……想到这里，我决定马上去解救他。到了数学系一间男生宿舍，眼前并未出现我想象的场面。习仲勋坐在自习桌旁，周围的床沿上坐着几个男生，气氛和谐，声音平和，原来进行的是一场随意的聊天。然而，事情如何进展，谁也无法估计。我装出一副严厉的表情对他喊道：“习仲勋，马上跟我回去，有北京来人要你写旁证材料！”说完便带着他离开了现场。


  回到住处，我才告诉他，为了使他免于受困，我用了“调虎离山”之计，他听完哈哈大笑：“你这小家伙，还会来这一套！”为了防止意外，我告诉他，在我外出期间，他一定要关紧房门，无论是谁敲门，都不要开。他完全照办了。有一次，令我大为吃惊的是，当我回到宿舍时，只见房门大开，习仲勋不见了踪影，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糟糕，他被人抢走了！正当我不知所措时，他份着鬼脸，从门后钻了出来：“我被红卫兵抢走了，看你怎样跟学校交代！”我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下来，还好，这只是一场善意的玩笑。


  习仲勋在西大期间，我的父母曾来看我，我先后领着他们去见习仲勋，老人们在一起谈得很开心。习仲勋20世纪30年代初，在一次兵运工作失手后，曾有一段时间隐蔽在我的家乡长武。习仲勋一边吃着我父母带来的锅盔，一边和他们谈论着这段往事和长武的风土人情，无拘无束，轻松自如。习仲勋常对我说，他这次来西安，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我这样一个年轻的朋友，我也为认识他而感到高兴。


  兄弟难相见


  1967年3月10日左右，周总理在接见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时，批评了红卫兵把习仲勋抓到西安的做法。周总理说：“他们不通过中央，私自把习仲勋抓到西安，这是十分错误的。现在习仲勋成了你们手里的刺猬，看你们怎么办！”周总理意思是，我们关押习仲勋本来毫无意义，而且属于违法，放他回洛阳又等于自己认错，实在难以下台。听到消息，筹委会领导告诉我，学校决定放了他，由我陪护，返回洛阳，具体时间另等通知。他得知后，大喜过望，一边静等通知，一边作返回的准备。他告诉我，离开西安先回北京，他要让他的家人见见我，留我在北京待几天，然后由我送他回洛阳。我表示同意，也觉得很高兴。习仲勋的弟弟习仲凯，是解放前与他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党员，1962年以前，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1962年以后，因受习仲勋株连，被贬为陕西省商业厅副厅长。习仲勋说，他们兄弟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想在离开西安前见见弟弟。


  习仲勋给弟弟写了一封短信，托我带给他，信里写道：


  仲凯弟：


  我于元月11日被红卫兵带到了西安，住在西北大学，不久将离开西安，返回洛阳。我们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接信后，如果方便，希望你来西大，我们见上一面，如果有困难，可以让孩子们来，我想见见他们。


  习仲勋


  1967年3月17日


  我带上这封信，拿着学校筹委会开给商业厅造反组织的介绍信，来到省商业厅。商业厅造反组织的办公室设在一间平房里，我呈上介绍信，说明来意。那位负责人倒也非常客气，他指着门外不远处的一个人对我说：“那就是习仲凯，你可以直接把信交给他，他也可以跟你去。”走出办公室，眼前出现了一个正在打扫道路的瘦弱老人。我说明来意，呈上习仲勋写给他的信。他接过信，仔细看了一遍，把信装进口袋，没有说去，也没说不去，甚至没有对我说一句话，然后离开我，又开始了他清扫道路的工作。


  回到学校，我把经过告诉了习仲勋，他说，弟弟可能来不了，但是侄子们也许会来看他的。此后的几天，他都在热切的等待中，希望见上亲人一面，但是一连几天，还是毫无动静，慢慢地，习仲勋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习仲凯被打成“牛鬼蛇神”，要和顶着“三反分子”帽子的亲哥哥见面，不知要冒多大风险，更不知要给对方带来多大灾难。他没有来见哥哥，也没有让孩子们冒这个风险，后来一想，实在是明智之举。


  夜半敲门声


  3月23日晚饭后，我们谈论着回北京的计划，9点一过，便已酣然入睡。半夜12点左右，一阵敲门声把我们惊醒，我叫习仲勋不要出声，我隔着门和来人答话。对方说，他们是省军区派来的解放军。我拉灯开门，果然是三位解放军。他们拿出介绍信，出于对解放军的信任，我让习仲勋收拾好随身物品，护送他到楼下。


  黑夜里，宿舍楼前停着军用吉普车，一位小战士非常客气地打开车门，将习仲勋让上后座，小车出了学校北门。


  习仲勋来西安时，随身带有一张在洛阳开户的定期存单，这张存单曾被临委会红卫兵没收，后来我替他要了回来。批斗会前，为防意外，他把存单和一块手表托我代管，这两件东西锁在我原来宿舍箱子里。23日夜走得仓促，他没来得及带走。


  习仲勋走的第三天，两名解放军战士拿着他给我的一张便条，让我把东西交由解放军同志带回。想起习仲勋刚来西大时，身无分文，吃饭都困难，我就在他装存单的小皮夹里放进了20元钱、20斤粮票，并给他开列了一张物品清单，写了一封信，交由解放军战士一并带走。这些独特的经历，也成了我一段终身难忘的记忆。


             （据《纵横》 孟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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